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时帝召李贤，屏左右，问时政得失，贤因极
论官校提人之害，帝然其言，阴察皆实，又缉弋阳王事，虚乃深戒之。然是时指挥门达、镇抚逯杲怙宠，贤亦数为罗织，达遣旗校四出，杲又立程。
督并以获多为主，千户黄麟之广西，执御史吴祯至，索狱具二百余副，天下朝觐官陷罪者甚众，杲死达，兼治镇抚司，构指挥使袁彬系讯之五。
毒更下，仅免朝官杨琎、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谏万锺辈，皆银铛就逮，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宪宗即位，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羣臣，除赃罪外，
所犯罪名，纪录在官者，悉与湔涤，其后岁以为常。成化二年，令妇人犯法赎罪。四年二月，命分别赌博轻重等差，时获赌博者四十余人，命枷项。
示众，仍榜禁之。巳而犯者复三十余人，有不胜苦至死者。刑科给事中毛宏等奏，其中情犯亦有轻重，怙终之徒固不足惜，愚民不知榜例，一时。
误犯致死，可悯，乞敕法司分为三等。从之。五年，南大理评事张钰言：「南京法司多用严刑迫囚诬服，其被纠者亦止改正而无罪，甚非律意。」乃诏。
申大理寺参问刑部之制，六年，刑科给事中白昂言：「凡盗处决，例于行劫所在枭首示众。其在京城关厢行劫，则免。然辇毂之下，情犯尤为深重。」
亦须枭首于京城百里外冲要处示众，庶令严知，警部院议从之。七年，敕今后官司于军民词讼，悉依律问拟，毋许罚物。十年，都御史李宾言：锦
衣卫镇抚司累获妖书图本，皆诞妄不经之言，小民无知，辄被幻惑，乞备录其书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报可。又当决囚，冬至节近。
特命过节行刑。既而给事中言：「冬至后行刑，非时。」遂诏俟来年冬月。山西巡抚何乔新劾奏迟延狱词。佥事尚敬、刘源因言：「凡二司不决断词讼。」
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请执问。帝曰：「刑狱重事，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决断。无罪拘幽，往往瘐。」
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着淹禁罪囚之条。其即以乔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制，凡盗贼赃仗未真，人命死伤未经勘验，辄加重刑，致死狱中者，
审勘有无故失，明白不分，军民职官俱视酷刑，事例为民十三年正月置西厂，令官校刺事。
译仗恃恩宠，李贤也曾多次被罗织罪名，门达派遣旗校四处，逯杲又设立考
核指标，都以抓获人数多为标准。千户黄麟前往广西，逮捕御史吴祯到案，索取案卷二百余份，天下朝觐官员被陷害获罪的很多。逯杲死后门达接替，兼理镇抚司，构陷指挥使袁彬入狱审讯，各种
酷刑轮番施加，仅免于死罪的朝官杨琎、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御史万锺等人，都被戴上刑具押解入狱，沿路冤号哭诉者不可胜数。宪宗即位，敕令三法司，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除犯赃罪外，
所犯罪名被记录在官府档案中的，一律予以撤销清除，此后每年成为常例。成化二年，规定妇女犯法可以赎罪。成化四年二月，命令区分赌博罪的轻重等级。当时抓获赌博者四十余人，命令枷号
示众，并张榜禁止赌博。不久又有三十余人再犯，其中有承受不住苦楚而致死的。刑科给事中毛宏等人上奏说：其中情节确实有轻重之分，屡教不改的固然不值得怜惜，但愚昧的百姓不知晓榜文条例，一时
误犯而致死，令人怜悯，请求敕令法司分为三个等级处理。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成化五年，南京大理寺评事张钰进言说："南京法司多用严刑逼迫囚犯屈打成招，被纠察出的官员也仅是予以改正而不予治罪，很不合律法的本意。"于是下诏
申明由大理寺参与审查刑部判决的制度。成化六年，刑科给事中白昂进言说："凡盗贼案件判处死刑的，按例在其行劫地点枭首示众。但如果是在京城城郊行劫的，则免于示众。然而天子脚下，情节犯罪尤为严重，"
也应当在京城百里之外的要冲地点枭首示众，以便使人明确知晓、有所警戒。刑部及都察院商议后同意此议。成化七年，敕令今后官府对于军民之间的诉讼，一律依律审理判决，不许罚没财物。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进言说：锦
衣卫镇抚司屡次查获妖书图本，都是荒诞不经的言论，普通百姓无知，往往被迷惑蛊惑，请求将这些书籍的名目详细记录，张榜公示天下，使人知道畏惧回避，以免陷入刑罚。皇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当时正逢应当处决囚犯，因冬至节临近，
特命等过了节再行刑。不久给事中进言说："冬至之后行刑，不合时令。"于是下诏等到来年冬月再行刑。山西巡抚何乔新弹劾狱讼案件拖延不决之事，佥事尚敬、刘源因此进言说："凡是二司（布政司、按察司）不判决的诉讼案件，"
拖延超过半年以上的，都应当奏请皇帝，追究审问相关官员。皇帝说："刑狱是重大事务。《周书》说：'审理囚犯需要念虑五六日，甚至到十日，正是为了担心还没能查明实情而说的。'如果确实已经查明实情，就应当及时判决。无罪之人被拘禁幽闭，往往因此病死，"
这是刑官在间接杀人啊，所以律法特别设立了拖延羁押囚犯的罪条。就将何乔新所奏之事，通行天下施行。又制定条例，凡是盗贼赃物证据尚未查实，人命死伤尚未经勘验的，就擅自加重用刑，致使囚犯死于狱中的，
须经审查勘验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明确区分不加分辨、一律施以酷刑的情况，这样的事例定为地方官员治罪的标准。成化十三年正月设立西厂，命令宦官侦缉刺探案情。
初，成祖起北平，剌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左右为耳目。
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至是，时尚铭领东厂，又别设西厂刺事，以汪直督之。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
府不免【伏读《御批通鉴辑览》曰：「自永乐设立东厂，寄宦官以访缉之任，固巳作法于凉。至宪宗信任汪直，复为特置西厂，其势益横甚。」
译当初，明成祖朱棣从北平起兵时，暗中侦探宫中之事，大多以建文帝身边的人作为耳目。
所以即位以后，成祖专门倚重宦官，在东安门北设立东厂，命宠信亲近之人提督此事。到这时，尚铭掌管东厂，又另外设立西厂来侦察事务，命汪直提督西厂。从京城到全国各地，四处侦察，即便是藩王府邸也不能幸免【恭读《御批通鉴辑览》说："自永乐年间设立东厂，将侦查缉捕之事托付给宦官，本已开了不好的先例。到宪宗信任汪直，又特意设置西厂，其权势更加嚣张了。"
且擅行逮问，易置近臣。其初不过因汪直举发，覃力明杀人事，嘉其摘奸。孰知此正若辈先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宪宗竟。
堕其术中，深相倚毗，自此厂卫乘时窃柄，日渐恣肆，以底危亡，宪宗岂得辞作俑之咎？圣训煌煌，可为万世人君信任宦官者戒矣】十四
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即卫所行下，亦径自上请可否，卫使毋得与闻。故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又定讳盗罪例，凡盗贼窃发，
所司隐匿一二次不报者，停俸；三次者，戴罪，俱捕盗如故；若四次以上者，奏请降等叙用。十五年，南京巡抚王恕言：「在京书坊刊行大明律后有」
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命即焚之，有依。
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辄
大审【案内官同法司录囚，始于正统六年，命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审行在疑狱，敕同内官典安、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
往南京，敕亦如之。时虽未定五年大审之制，而南北内官得与三法司刑狱矣。成化八年，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两京会审，而各省亦有。
恤刑之使至，是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嗣后五年一举大审之例乃定。凡大审录，赍敕张黄葢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
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违忤。伏读《御批通鉴辑览》曰：「中涓录囚，滥觞于正统陵。」
夷巳非一，曰但热审，朝审之制，自永乐以来，守而不变，何至宪宗竟尽改旧章，而以会谳大典，专任宦官，廷臣遂无由过问，纪纲倒置，甚矣权势。
既崇法司，惟视其意指，则其所宽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甚流离贫贱，与彼无涉者也。而其所严者，必其有仇隙，或受属托，而欲置之于死。
者，也。国法尚可问乎？至九卿，乃朝廷重职，其于阉寺序次尊卑，有关国体，乃以刑余丑竖，竟令其张葢倨中，抑尚书以下，使列坐，亦竟无一人敢。
与抗争，骇观听，而亵班联，更不可问。圣训昭垂，可见为人君者，始谋不善，祸且不可胜言。若英宪二宗者，寍得辞作俑之咎耶】十九年十
月定窃盗三犯罪法例，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至百贯者，当绞斩罪，虽系杂犯，其情颇重，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
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原情实轻，宜依常例治之。
译且擅自逮捕审问，随意撤换皇帝身边的近臣。此事起初不过是因汪直告发，覃力朋杀人一案，宪宗嘉许他能揭发奸恶。谁知道这正是这些人先施行小忠小信，来成就他们大不忠大不信的手段。明智如宪宗，
竟然堕入他们的圈套，对他们深加倚重信任，从此东厂、锦衣卫乘机窃取大权，一天天更加放纵专横，以致酿成危亡之祸，宪宗难道能推卸开创此弊端的罪责吗？圣训昭昭，可以作为万世人君信任宦官的鉴戒了。】成化十四
年增铸北镇抚司的印信，凡是刑狱案件不必再报告本卫，即便是本卫下发的案件，也可径直自行上奏请示可否，锦衣卫指挥使不得参与知晓。所以镇抚官职位卑微，而其权力却一天天加重。又制定了隐匿盗案罪的条例，凡是盗贼作案，
主管官员隐瞒不报一两次的，停发俸禄；隐瞒三次的，戴罪任职，仍照旧缉捕盗贼；如果隐瞒四次以上的，奏请降级叙用。成化十五年，南京巡抚王恕上言：「京城书坊刊行的《大明律》后面附有」
现今施行的律例一百零八条，不知从何而来。像兵律中"多支廪给"、刑律中"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等条款，轻重失当，流传四方，会耽误官员的职守。请求追缴印板焚毁，皇帝立即下令焚毁，予以批准。
此后此律例造成人罪出入不当的，以故意论罪。成化十七年，命司礼监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在大理寺审录案件，称之为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执行。从此定为常例，每五年举行一次
大审【按：宦官与法司一同审录囚犯，始于正统六年，命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寺卿王文审理在京疑案，敕令会同内官典安、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
前往南京，敕令也是如此。当时虽然还没有确定五年大审的制度，但南北两京的宦官已经能够参与三法司的刑狱事务了。成化八年，命司礼监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在两京会审，而各省也有
恤刑使前往，此时命太监怀恩会同法司录囚。此后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审的惯例才确定下来。凡是举行大审，携带敕令，在大理寺张设黄盖，设三尺高台，三法司坐在中间，御史坐在左右。
郎中以下官员捧着文书站立，唯唯诺诺、小步趋走，十分恭谨。三法司审阅原有案卷，凡有出入更改，轻重都看宦官的意思，不敢违抗。恭读《御批通鉴辑览》说：「宦官录囚，滥觞于正统年间。」
这种弊端已不止一处，说的是仅热审、朝审的制度，自永乐以来，一直遵守不变，为何到了宪宗竟然全部改变旧规，把会审重大案件的大典，专门交给宦官办理，朝廷大臣就无从过问，纲纪颠倒，太过分了！权势
既然都归法司，法司只看宦官的意图行事，那么他们从宽处理的，必定是那些贿赂通融的人；不然，必定是那些极其流离贫贱、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人。而他们从严对待的，必定是那些有仇怨、或受人嘱托，想要置之于死地
的人。国法还能问吗？至于九卿，本是朝廷的重要职位，其与宦官之间尊卑排序，关系到国家体面，却竟让那些受过刑的丑陋阉人张盖高坐居中，压制尚书以下官员，让他们列坐一旁，竟没有一个人敢
出来抗争，令人震惊骇异，亵渎朝班秩序，更是不堪追问。圣训昭示垂训，可见做人君的，最初谋划不当，祸患就将不可胜言。像英宗、宪宗两位皇帝，难道能推卸开创此弊端的罪责吗？】成化十九年十
月制定窃盗三次犯罪的处罚条例，有司认为南京有三次犯窃盗罪、赃物计价达百贯的，应当判绞刑或斩刑，虽然属于杂犯，但其情节颇为严重，三次犯前罪的，就是屡犯不改的恶人，难以援用寻常条例；至于赃物不满百贯、
犯徒刑流刑以下罪的，即便到了三次犯罪，考究其情实属较轻，应当依照常例处理。奏议呈上，得到批准【按：制定窃盗三犯罪例的条款，
议上，报可【案定窃盗三犯罪例条，实录作成化十九年事，刑志隶弘治十三年误今。】
据实录改正】孝宗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言：「旧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发遣。近者中外提人，止凭驾帖，既不」
用符真伪莫辨，奸人矫命，何以拒之？请给批文，如故命复行之。时有吕梁山等四人坐窃盗杀人死，遇赦，都御史马文升请宥死戍边，帝特命依。
律斩之，又知州刘槩坐妖言罪斩，以王恕争，得长系六年。五月，令审录错误者，以失出入人论罪；其受贿及任巳见者，以故出入人论罪。闰五月。
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不过以因公还职。以极轻之刑，致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
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请凡拷讯轻罪，实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诏
从之，十二年正月，巡抚彭礼言：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凡遇查盘，每石准开耗一升，三年准三升，三年之外不准开耗。若亏折不及百石者，从常论。
罪责偿其侵盗等项亏折百石以上者，从重论罪。帝从之。十三年二月，刑部上言：「洪武未定大明律，后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累朝遵用其法外」。
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多引例以便巳私，而律寖格不用。于是命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
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以闻。帝从之。十四年，定赎罪折收银钱之制。例难的决人犯，并妇人有力者，每杖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
贯折银一两，每十以二百贯递减，至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至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
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十七年，吏部尚书马文升言：「会审重囚，坐妖书惑众者甚多，与其诛于巳犯，不若禁于未然。乞敕榜谕，有收藏者许半月内」。
首告官司，有私录，厥罪惟均，从之。又定讦告原问官罪例。先是成化间定议，凡讦告原问官司者，核究得实，然后逮问。至是，南京御史王良臣按。
指挥周恺等怙势黩贿，恺等遂讦良臣，诏下南京法司逮系。会鞫侍郎杨守随言：“此与旧章不合，请今后官吏军民奏诉牵缘别事，摭拾原问官。”
者立按，不行所奏事，仍令问结虚诈者，拟罪；原问官枉断，亦罪。诏如所请。十八年二月，南京刑部奏：「决不待时者三人」，大理寺巳审允下，法司议。
谓在京重囚间，有决不待时者，审允奏请，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监候会审。
译《实录》记为成化十九年之事，《刑志》却误记为弘治十三年。今
据《实录》改正】孝宗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上言：「旧制提审人犯，所在官府必须核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放行押解。近来中外提审人犯，只凭驾帖，既不」
用符验，真伪无从分辨，奸人假冒命令，用什么来抵制？请求发放批文，恢复旧有做法。当时有吕梁山等四人因窃盗杀人被判死罪，恰逢大赦，都御史马文升请求宽宥死罪、戍守边疆，皇帝特别下令依
律斩首。又有知州刘槩因妖言罪被判斩刑，因王恕争辩，得以长期监禁六年。五月，下令审录案件出现错误的，按失出失入罪论处；其中受贿及有意徇私的，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闰五月，
太常寺少卿李东阳上言：「五刑中最轻的是笞刑、杖刑，如今在外地方各司笞杖之刑，往往致人死命。即使事情败露，也不过以因公论处，官复原职。用最轻的刑罚，把人置于不可复生的境地，多的有数」
十人，甚者数百人，堆积的尸骨堆满监狱，流血遍地，令人痛心。请求凡是拷讯轻罪犯人、当场致死的；累计致死二十或三十人以上的，除依本律处置外，仍应议处降职调任。或有人因病死亡而实情不实的，一并追究医治者的责任。皇帝下诏
听从此议。弘治十二年正月，巡抚彭礼上言：各府州县的预备仓粮食，凡遇到清查盘点，每石准许开列损耗一升，三年准许开列三升，超过三年不准再开列损耗。如果亏空不足百石的，按平常处理；
罪责，赔偿其中侵吞盗卖等项亏空达百石以上的，从重论罪。皇帝听从此议。弘治十三年二月，刑部上言：「洪武年间制定《大明律》之后，又申明颁布《大诰》，规定有罪可减等，历代沿用其法，但律外」
遗留的弊端，历代皇帝根据时势加以推广，于是有了条例。条例是用来辅助律法的，不是用来破坏律法的。可是中外那些擅长玩弄法条的官吏，多引用条例来方便自己徇私，而律法逐渐搁置不用。于是命尚书白昂等会同九卿，商议增补历年
问刑条例中经久可行的二百九十七条，奏报上闻。皇帝听从此议。弘治十四年，制定了赎罪折收银钱的制度。凡例中难以判决的犯人，以及有力偿还的妇人，每杖一百，应折抄钱二千二百五十
贯，折合白银一两，每减十杖以二百贯递减，减到杖六十为白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抄钱八百贯，折合白银五钱，每减十笞以一百五十贯递减，减到笞二十为白银二钱，笞十应
折抄钱二百贯，折合白银一钱。弘治十七年，吏部尚书马文升上言：「会审重囚时，因妖书惑众获罪者很多，与其在已经犯罪之后诛杀，不如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禁止。请求下敕张榜晓谕，凡有收藏妖书者允许半月之内」
自首报官，如有私自窝藏不报的，其罪与犯者相同。皇帝听从此议。又制定了讦告原审案官员的罪例。此前成化年间已定议，凡是讦告原审案官员的，须核实查究确有实据，然后才逮捕审问。到这时，南京御史王良臣弹劾
指挥周恺等人倚仗权势、贪污受贿，周恺等人于是反过来讦告王良臣，皇帝下诏交南京法司逮捕拘系。适逢会同审讯，侍郎杨守随上言："此事与旧有规章不合，请求今后官吏军民如有因别的事情牵连诬告原审案官员，
被立即查实核实、所奏之事不成立的，仍令按虚假诬告拟定罪名；原审官员判案不当的，也要治罪。皇帝下诏依所请办理。弘治十八年二月，南京刑部奏报：「三名判处决不待时的犯人」，大理寺已经审核批准下发，法司议
定为在京重囚中有决不待时者，须经审核批准奏请，报送刑科三次覆奏，或蒙皇恩仍监候会审。南京没有覆奏的成例，请求等到秋后审理完毕，一并归类奏请裁定。如有罪大恶极难以援用常例的，
再另行奏请处决，请求
南京无覆奏例，乞俟秋后审竟，类奏定夺。如有巨憝难依常例者，
更具奏处决，请着为令，从之。武宗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言：“每岁热审事，例行于北京，而不行于南京。五年一审事，例行于在京。”
而畧于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审囚，三法司皆会审；其在外审录，亦依此例。诏可。又命邱聚领东厂，复设西厂，以命谷大用【按成化十三年】
设立西厂，行之数年，大学士万安奏请革去，帝从之。至是复设焉】皆刘瑾党也。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
重足立三年，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命刘瑾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创例罪。
无轻重，皆决杖，永远戍边，或枷项发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数日辄死。尚宝卿顾浚，副使姚祥等，俱不免，濒死而后谪戍。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
罪致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五年，瑾以谋反伏诛，西厂、内行厂俱革，独东厂如故。时冤狱众多，大学士李东阳等因风霾上言，请王府逃
校窝主邻右连累者，乞释放。倾使假银，伪造印信，举放私债，乞照本律问罪。余皆放免充军。正犯巳故，无子妇人，一应家属，乞免遣。死罪重诉三。
次者，乞免加罪。妇人无夫者，乞免配边军。凡犯罪家产，除重罪外，乞免入官。两京见监罪囚，乞照热审事例奏夺。文武官罚米，家贫者乞展限，仍
免倍纳，各处获盗数多，不无冤抑，乞令研审，毋得妄希升职免罪，从之。十年六月，诏凡侵盗部解官物，照侵盗仓库科断。十六年十二月，禁武臣。
滥刑，御史姚谟言：“各将于所辖官军，除临阵退缩，许用军法外，其余有犯，只用常刑。如酷用非刑，致损人命，听抚按纠举论罪。”世宗即位，因日精。
门灾疏理冤抑，又革锦衣卫传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复谕缉事官校：“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他词讼及外州县事，毋得与。”嘉靖元年锦
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两人相争，并列上命检成弘事例以闻。济复言，自天顺时例即如。
此帝入寿言，责济以状对。二年十月，令决囚务于未刻前毕事。凡决囚，前期一日，该科覆奏毕，即给驾帖，取囚赴市行刑，限未刻前毕事。如有鸣。
鼓诉冤，许三覆奏。前封进奏，后无得辄受，违者坐罪。五年九月申明诉冤之例，凡民人冤抑，止许赴通政司或登闻鼓下投递，有擅入禁门叫诉。
及摭拾辱骂原问官及挟制官吏者，并主使之人，俱重治其罪。六年，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三法司，以纠官邪，平狱讼；设东厂、锦衣卫，以缉盗贼。
译以此定为法令。皇帝听从此议。武宗正德元年，掌管大理寺事务的工部尚书杨守随上言："每年热审之事，惯例只在北京施行，而不在南京施行。五年一次的大审，惯例只在京城施行，"
而对外地则较为疏略，如今应当推行到南京。凡是审理囚犯，三法司都应会审；地方外的审录，也依照此例。皇帝下诏批准。又任命邱聚统领东厂，重新设立西厂，交由谷大用统领【按：成化十三年
设立西厂，施行数年后，大学士万安奏请裁撤，皇帝听从了。到这时又重新设立】皆是刘瑾的党羽。东西两厂争相行事，派遣侦缉的差役到各地刺探事情，于是无赖之徒趁机为奸作恶，天下人都
战战兢兢、动辄得咎。正德三年，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的地方为内办事厂，命刘瑾统领，京师称之为内行厂，即便东厂西厂都受其监视侦察，其手段更加酷烈。而且创设条例，无论罪
行轻重，一律判处杖刑，永远发配戍边，或戴枷押解发遣。所戴之枷重达一百五十斤，往往不出几天人就死了。尚宝寺卿顾浚、副使姚祥等人，都未能幸免，濒死之后才被贬谪戍边。御史柴文显、汪澄因轻微
罪过被处以凌迟之刑，官吏军民非法致死的达数千人。正德五年，刘瑾因谋反被处死，西厂、内行厂都被裁撤，唯独东厂照旧保留。当时冤狱众多，大学士李东阳等借风霾灾异上言，请求对王府逃犯的
窝藏窝主及连累牵连的邻里，予以释放。对于使用假银、伪造印信、放高利贷的，请求依照本律定罪。其余的一概释放充军。原正犯已经死亡、没有子嗣的妇人，一应家属，请求免除发配。判处死罪、已经三次
诉冤的，请求免加重罪。妇人没有丈夫的，请求免除发配到边军。凡是犯罪人家的产业，除重罪之外，请求免于没收入官。两京在押的罪囚，请求依照热审惯例奏请裁夺。文武官员罚交米粮的，家中贫困的请求展延限期，一律
免除加倍缴纳。各地捕获盗贼数目众多，其中不无冤枉屈抑的，请求下令仔细审理，不得妄图借此升职免罪。皇帝听从此议。正德十年六月，下诏凡是侵吞盗卖部里押解官府物资的，照侵吞盗卖仓库物资的罪例科断。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禁止武官
滥用刑罚。御史姚谟上言："各将领对所辖官军，除临阵退缩者，允许使用军法之外，其余有犯错者，只能使用常刑。如果酷用非常刑罚，导致伤害人命的，听任巡抚、按察官纠举论罪。"世宗即位后，因日精
门火灾，清理冤狱，又裁革锦衣卫传奉官十六名，裁汰旗校十五名，重新告谕负责缉事的官员校尉："只应查察谋反不轨、妖言、人命、强盗等重大案件，其他诉讼案件及外地州县事务，不得干预。"嘉靖元年，锦
衣卫千户白寿等携带驾帖到给事中处，给事中刘济认为应当把御批原本送到科里，让他们知道其中详情，两人为此相争，一并把成化、弘治年间的成例列出上奏。刘济又上言，说自天顺年间的成例就是如
此。皇帝召见白寿询问，责令刘济陈述实情对答。嘉靖二年十月，下令处决囚犯务必在未时之前完毕。凡处决囚犯，提前一日，该科覆奏完毕，随即发给驾帖，提取囚犯送到市曹行刑，限定未时之前完成。如有击
鼓申诉冤情的，允许三次覆奏。之前送呈的奏章，之后不得再随意接受，违者治罪。嘉靖五年九月，重申申诉冤情的条例，凡是百姓有冤屈的，只允许到通政司或登闻鼓下投递状纸，有擅自闯入宫门叫喊申诉的，
以及揭发辱骂原审案官员和挟制官吏的，连同主使的人，一律从重治罪。嘉靖六年，侍郎张璁等上言：「祖宗设立三法司，用来纠正官员的邪恶行为，公平审理狱讼；设立东厂、锦衣卫，用来缉捕盗贼、」
查究奸邪之徒。从今以后，贪官污吏和冤狱案件，仍旧交由法司负责。其中有徇情枉法的，才听任厂卫查察。盗贼奸邪之案，仍旧交由厂卫负责，
」
诘奸宄，自今贪官冤狱，仍责法司。其有狥情曲法，乃听厂卫觉察。盗贼奸宄，仍责厂卫，亦必送法司拟罪。诏如议行。又敕有司，凡狱囚逮系日月，
并巳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多寡，而黜陟之。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
可观不得推荐。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栏、马棍、燕儿飞或
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七年，罢官校提人之例。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
用可矜例，又刑部尚书胡世寍请编断狱新例，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八年，诏今后官吏犯枉法赃者，追赃入官，仍问军发遣酷。
刑致死，人命虽因公，亦照例为民。其故禁故勘者，论如律十年。令每年热审，并五年审录之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减一年。十五年时，有以
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议鬬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
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请仍如条例，诏依部议。自今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拟议，奏请定夺。二十二年定制文书。
以印信为重，押字次之。今后盗用印信，即无押字，俱坐杖流。若止犯押字，不必概用前律。如有诈为衙门关防，俱比各衙门印信拟罪。凡盗用弃
毁伪造悉与同科。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言：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流应减等者，亦宜如成化时钦恤枷号例，暂与蠲免，至六月终止。南法司。
亦如之报可【按热审始于永乐二年，止决遣轻罪，命出狱听候，寻并宽及流徒以下。成化时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其例
每年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下之日始，至六月终止。南京自
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正德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
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会茂坚去官，诏尚
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诏有任情妄引者重治。二十九年定制，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
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项赎罪。
译也必须送交法司拟定罪名。皇帝下诏依议施行。又敕令有关部门，凡狱囚被逮捕关押的日期，
以及已经审结、未审结、患病死亡的情况，都要记载在案册上，申报给上级长官，考核其结案的迟速、病故的多少，据此加以升降黜陟。并且命令朝廷内外，凡有滥用严刑、致人丧命的官员，即刻革职为民，即便才干操守
可观，也不得再予推荐。凡是内外负责审案的官员，只有死罪、盗窃重犯才准使用拷讯，其余的只能用鞭打常刑。酷吏动辄使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以及一封书、鼠弹、筝栏、马棍、燕儿飞，或
灌鼻、钉指等刑，使用直径一寸不去棱节的竹片责打，或鞭打脊背、脚踝，导致伤情超过规定的，都要奏请定罪，直至充军。嘉靖七年，废止官校提审人犯的成例。下诏：伪造印信及三次犯窃盗罪的，不得
援用可矜宽宥的条例。又刑部尚书胡世宁请求编纂新的断案条例，皇帝命令一律依照律文以及弘治十三年钦定的条例执行。嘉靖八年，下诏今后官吏犯枉法受贿之罪的，追缴赃物入官，仍要判处军罪发遣。酷
刑致死人命的，即便属于因公，也照例革职为民。其中故意关押、故意拷问的，按律论处。嘉靖十年，规定每年热审、以及五年审录的期限，杂犯死罪、准许折抵五年徒刑的，都减一年。嘉靖十五年时，有人以
手足殴打他人，伤情严重，延至保辜期限之外死亡的案件，刑部议定按斗殴杀人论处绞刑，大理寺执守嘉靖四年的成例，认为应当以殴伤罪论笞刑，刑部大臣说凶器伤人，即便伤者痊愈，依例也要充军，岂能因为实际殴打
致人死亡，恰好死在辜限之外，就不再论处凶器伤人之罪呢？请求仍旧依照条例处理，皇帝下诏依刑部意见办理。自今以后凡有犯辜限外人命案的，都遵照律例拟议，奏请裁定。嘉靖二十二年，制定文书
以印信为重、押字为次的规定。今后盗用印信的，即便没有押字，一律判处杖刑流刑。如果只是伪造押字的，不必一概援用之前的律条。如有假冒衙门关防的，一律比照各衙门印信的罪例定罪。凡是盗用、废弃
毁坏、伪造的，一律同等治罪。嘉靖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上言：五六月间，笞罪应当释放、徒流罪应当减等的，也应当依照成化年间钦恤枷号的先例，暂时予以蠲免，到六月底为止。南京法司
也照此办理。得到批准【按：热审始于永乐二年，起初只是决遣轻罪犯人，命令出狱听候处理，后来又并入宽免流徒以下的罪犯。成化年间才开始有重罪存疑从宽、轻罪减等、枷号疏放等各项条例。这些条例
每年从小满后十余日开始，司礼监传旨下达刑部，随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上题请示，通行南京法司一并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令下达之日算起，到六月底为止。南京自
刑部行文送达之日算起，也满两个月为止】嘉靖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上言：「自弘治年间制定条例以来，已经历经五十年，请求敕令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以及嘉靖
元年之后钦定的成例，永远遵守。弘治十三年之后、嘉靖元年之前的成例，虽然曾奉诏革除，但其中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取的，也应当详加检核。恰逢喻茂坚离任，皇帝下诏尚
书顾应祥等人重新议定，增补到二百四十九条，下诏对有任意援引、随意曲解的加以重治。嘉靖二十九年制定规定，凡是军民各色人役以及军中舍余，审察确有力量偿还的，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
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一律令其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项赎罪。如果是官吏等人依例应当革去职役以及军民
等人审察确无力偿还的，笞杖罪就地判决，徒、流、杂犯死罪的分别去做工、摆站、哨瞭、发充仪从，情节严重的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按年限最多四十三年（此处疑有讹误），规定坐赃不满
百两、
若官吏人等例应革去职役与军民人，
等审无力者，笞杖罪的决，徒、流、杂犯死罪各做工、摆站、哨瞭、发充仪从，情重者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四十三年，定坐赃不及。
百两产绝者，免监追。穆宗隆庆二年，敕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五年，定赃银止十两以上，监久产绝或身故者，热。
审免追释其家属，又命以《大明律》诸家注解折中定论，纂辑成书，参以续定事例，附列条例之后，刊布中外，以明法守，并敕中外有司及今科进
士各熟读之。神宗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又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绝即。
与开辖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着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它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
三年，命今后三营官军有犯非命盗事情，须关白总协大臣，不许巡城御史竟自勾摄。四年，敕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两犯徒罪应总徒四年。
者，各减一年。其它徒、流等罪，俱减等五年。敕有司：有隐匿盗情、反累失主者，参奏重治。六年，诏京城内外钱法壅滞，重困小民，今再行申饬各地。
方有犯私铸及倡言阻挠者，除为首依律论死，余各问罪不贷。七年，改侵盗钱粮，加侵盗海边钱粮一倍者，罪照边海事例，着为令。十二年，严私
行披剃之禁，凡披剃第四十以下，并无度牒者，放归农，或递还本籍，或收入里户，私会者坐以左道惑众之律。十三年，命刑部尚书舒化等辑《嘉》
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凡三百八十二条，刊布中外。有申明刺字事。
例凡盗贼犯徒罪以下者，不问赃数多寡，并从刺字。监守常人盗二条，据律各载刺字之文，而满贯罪至斩绞者，从无刺字之例。敕今后除各盗
犯该徒罪以下，刺字外，其杂犯斩绞准徒者，俱照旧免刺。十五年，因御史吴时来言，令在外凶恶，至于杀父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
到实时，处决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熹宗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领厂事，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以酷虐钳中外。东厂之属无专
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獧巧者乃拨充之。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
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辑，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
译产业已尽的，免于监禁追缴。穆宗隆庆二年，敕令买休、卖休之事，本属于奸情条款，今后有犯此罪而不属于奸情的，不得援引此条。隆庆五年，规定赃银达十两以上、监禁已久或产业已尽或本人身故的，热
审时免于追缴、释放其家属。又下令将《大明律》各家的注解折中论定，编纂成书，参照续定的成例，附在条例之后，刊印颁布中外，以明确法律的遵守，并敕令中外有关部门以及当年新科进
士都要熟读此书。神宗万历二年，废止每年派遣的清军御史，把清理军籍的事务并入巡按御史职责，百姓略微得以安宁。又命法司规定条例，奉特旨发配的叛逆家属子孙，只在本犯的亲支近属内勾捕补役，直到子孙断绝就
予以豁免。如果尚未发遣就已经病故的，免除勾捕补役。其中犯实死罪、免死充军的，由在充军服役后所生的子孙接替服役，不许勾捕原籍的子孙。其他充军以及发配到关口以外的，都只限终身，
不再累及子孙。万历三年，下令今后三大营官军如有非命案、盗案之类的事情，必须报告总督、协理大臣，不许巡城御史擅自径行拘捕。万历四年，敕令杂犯死罪准许折抵五年徒刑的，以及两次犯徒罪合计应判总徒四年
的，都减去一年。其他徒刑、流刑等罪，都减等五年（原文疑有讹）。敕令有关部门：有隐匿盗情、反而连累失主的，一律参奏严加惩治。万历六年，下诏京城内外钱法阻滞，使小民深受其困，如今再次申饬各地
方，有私自铸钱以及倡言阻挠钱法者，除首犯依律处死外，其余各自问罪，绝不宽贷。万历七年，改定侵吞盗卖钱粮的处罚，凡是侵吞盗卖边海钱粮加重一倍的，罪责比照边海事例处理，定为法令。万历十二年，严格
禁止私自剃度出家，凡是私自剃度、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并且没有度牒的，一律放回务农，或者遣返原籍，或者收编入户籍，私自聚会的以左道惑众律论处。万历十三年，命刑部尚书舒化等人编纂《嘉》
靖三十四年之后的诏令，以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的议单中与刑名相关的内容，把律条作为正文，条例作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刊印颁布中外。其中有申明刺字的成
例，凡是盗窃罪属于徒刑以下的，不论赃物数额多少，一律施以刺字。监守自盗、常人盗窃这两条，依据律文各自都规定了刺字的条文，但赃满达到判斩绞死罪的，向来没有刺字的成例。敕令今后除各种盗窃
犯罪属于徒刑以下的、施以刺字之外，其中杂犯斩绞、准许折抵徒刑的，都照旧免除刺字。万历十五年，因御史吴时来上言，令外地凡是凶恶到杀害父亲的案件，御史查明案情后详细报告到院，院、寺据此单独奏请判决，一经批准
下达，立即处决，其死者，还要下令府州县戮辱其尸体。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掌管东厂事务，任用卫指挥使田尔耕、镇抚使许显纯之流，专门用严酷暴虐的手段钳制朝廷内外。东厂所属没有专门
设官掌管刑罚，设千户一名；掌管审讯的，设百户一名，也称之为贴刑官，都是锦衣卫官员。其中的差役都从锦衣卫中选取，取其中最轻浮狡黠、机巧狡诈的人充任。每月初一，厂中差役数百人在庭中抽签，分头侦察各官府，其中被视为
最重要的，是中央各府衙会审的大案，以及北镇抚司审讯重犯的情况，称为"听记"；其他官府和各城门访察的情况，称为"坐记"。某官办理某事，某城门查获某个奸邪、胥吏上疏禀报的事，负责坐记的人上报给东厂，称为"打
事件"。这些消息送到东华门，即使是深夜也要设法送进宫中，随即避开旁人直接呈给皇帝。因此不论事情大小，天子都能得知。锦衣卫的做法也是如此，须写成疏文才能上报。愍帝（崇祯帝）即位后，诛杀魏忠贤，
但王体干、
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愍帝即位，诛魏忠贤而
王体干、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相继领厂事，告密之风仍未尝息。崇祯十一年冬，以彗见，停刑。其事关封疆及钱粮、剿寇者，诏刑部五日具狱。又
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拘本妻，无妻则巳，不许擅句亲邻如衰。
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
法有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十五年，御史杨仁愿极陈厂卫之害，复切言缇骑不当遣。帝谕东厂：“言所缉止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
宜缉并戒锦衣卫校尉之横索者，然帝倚厂卫益甚，以讫于亡。
（臣）等谨按：明之刑制，太祖惩元季废弛，用重典以矫时之弊。厥后定《大明律例》，亦颇详尽。然胡、蓝之狱，株连四万余人，得毋巳甚乎？成
祖初立，因忠正不附，大肆诛戮。吏尚深刻，盖钦恤之意渺矣。仁宣之世，颇事宽厚。英宪而后，任用中官，如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之徒，相继擅权。
厂卫恣横，专事罗织，戕害善类，延及无辜，刑罚不中，皆委任非人之故也。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刑法略七。
刑法畧 【七】
赦宥 【唐 五代 宋】
○赦宥一
唐
五代
宋
△唐
唐制赦令，凡会赦及降者，盗者准枉法，犹征正赃。除赃非见在及收赎之物，限内未送者，并从赦降原。诸赦前当罪不断者，若处轻为重，宜
改从轻处重，为轻，即依轻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凡流配人在道，赦计程过限者，不得以赦原【谓从上道日总计行程有违者】有故。
者不用此律，若程内逃亡不在免限，即逃者身死，所随家口仍准其上法，听还。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为理者，以故入人。
罪论至死者，各加徒流。若事须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谓婚姻、良贱、赦限外、蔽匿应改正、征收及追见赃之类】高祖武德四年，帝躬录囚。
徒以人因乱冒法者众，盗非劫伤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七月，以王世充、窦建德既平，大赦天下。时赦令巳下，而王、窦余党尚有远。
徙者，治书侍御史孙伏伽谏曰：「今兹大赦，既云常赦不原者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更新。因何既赦而复徙之？且世充尚蒙宽
宥况于余党，所宜纵释。
译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相继掌管东厂事务，告密的风气仍未平息。崇祯十一年冬天，因彗星出现，停止刑罚。凡是事关边疆防务以及钱粮、剿寇之事，下诏刑部五日内完成审理定案。又
谕令兵部：编列军队遣戍事宜，以千里以内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以外为边远。其中最偏远的烟瘴之地，以四千里以外为标准。只拘捕本人妻子，没有妻子的就作罢，不许擅自拘捕亲属邻居，如年老病
弱者，准许发配口外为民。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再次请求重新议定问刑条例。皇帝认为律法应当恪守遵行，条例有高有低，事情相同却有两三种不同条例的，应当删定统一才是。然而当时正忙于
应付危急局势，有关部门自救尚且不暇，此议未能施行。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极力陈述厂卫的危害，又恳切进言不应派遣缇骑。皇帝谕令东厂："只应负责侦缉谋反乱伦之事，其他违法犯科自有主管官府处理。"不
应派人侦缉，并告诫锦衣卫校尉不得横加勒索，然而皇帝更加倚重厂卫，直到明朝灭亡。
（臣）等谨案：明朝的刑罚制度，太祖鉴于元朝末年法纪废弛，用重典来矫正当时的弊病。此后制定《大明律》条例，也颇为详尽。然而胡惟庸、蓝玉的大案，株连四万余人，未免过于严酷了吧？成
祖初即位，因为忠正之臣不肯归附自己，大肆诛杀。官吏崇尚苛刻，钦恤慎刑的用意已很淡薄了。仁宗、宣宗之世，颇能施行宽厚之政。英宗、宪宗以后，任用宦官，如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之流，相继专擅大权。
厂卫肆意横行，专门罗织罪名，戕害善良之人，株连无辜，刑罚不当，都是委任非人的缘故啊。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刑法略七。
刑法略【七】
赦宥【唐 五代 宋】
○赦宥一
唐
五代
宋
△唐
唐朝的赦令制度，凡是遇到赦免和降罪，盗窃罪按枉法罪处理的，仍要追征正赃。除去赃物已不存在及可以收赎的物品，在限期内尚未送交的，都依照赦降从宽处理。凡是赦令颁布之前判决尚未定案的罪行，如果原本处以轻刑而应改为重刑的，就
改从重处理；本应处以重刑而改为轻刑的，就依照轻法处理。凡是普通赦令所不能赦免的罪行，依照常律处理。凡是流放发配的人在途中，赦令颁布时若计算行程已超过期限的，不能援用赦令从宽处理【指从起程之日总计行程有超过限期的情况】。有特殊缘故
的不适用此律，如果是在规定行程期限内逃亡的不在赦免之列，即使逃亡者已经死亡，随行的家属仍旧按照原来的处理办法，准许其返回。凡是拿赦令颁布之前的事情互相告发的，以其所告之罪定罪；官府受理并加以审理的，以故意入人
之罪论处，直至处死的，各加徒刑流刑。如果案情需要追查究明的，不适用此律【追究，是指婚姻、良贱身份、赦令限外事项、隐匿应改正的事项、征收赋税及追缴见存赃物之类】。高祖武德四年，皇帝亲自审录囚犯。
认为百姓因战乱而触犯法律的人很多，除去盗窃罪中劫掠伤害主人以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的情形，其余一律赦免。七月，因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大赦天下。当时赦令已经颁布，而王世充、窦建德的余党中仍有被流
放边远之地的，治书侍御史孙伏伽进谏说：「如今这次大赦，既然说凡是常赦所不能赦免的都要赦除，这不仅是赦免他们的罪过，也是与天下人一起革新。为何已经赦免了却又要流放他们？况且王世充尚且蒙受宽
宥，何况他的余党，应当予以释放。」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太宗贞观初年，殿中监卢宽携带私药进入尚食局厨房，主管部门商议应当判处重刑。皇帝说："这只是一时失误，并非有意冒犯，"于是赦免了他
帝从之。太宗贞观初，殿中监卢宽持私药入尚食厨，所司议当重刑。帝曰：「止是错误，不解，遂赦之。」五年，帝以曹司断狱多。
据律令，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覆奏，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录状奏。自是全活者众。六年十二月，帝亲
录囚徒，悯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帝嘉其诚信，悉赦之【按：唐太宗纵囚之事，当世史官
固称为盛德之感，而欧阳修着论，亦谓可偶一为之。伏读《御制读欧阳修纵囚论》，直揭太宗设诈沽誉之隐微，并以正修之立言，不可以辞。
害义仰见，知人论世，允昭天下万世之成宪，恭识于此】十五年七月，宥周隋名臣及忠烈子孙，贞观以后流配者。武后长寿二年，有敕公。
坐流、私坐、徒以上，会赦应免死罪者，皆限赦后百日内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侍御史徐有功深以为不便，乃奏曰：「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宽殊
死之罪巳发觉者，咸赦除之。是启其改过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于赦前未发觉之罪，赦后必须令其自首？今赦前之罪不自首者，还依律法。
论科，即国家肆眚之恩，徒自颁于天下。臣愚，窃为陛下不取。天册万岁元年九月，加尊号，大赦。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言：「今六合清晏，而赦令」。
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
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当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
今后宜节于赦，使黎民知禁，奸吏肃清。武后颇嘉之【按：唐书·武后纪，是年正月加号，改元证圣，太赦；九月加号，改元天册万岁，大赦。刘知几
此奏《通鉴》系正月，《通考》系九月，今从《通考】玄宗开元十年八月，武强令裴景仙坐赃五千匹，事觉亡命，帝怒，命集众斩之。大理寺李朝隐奏景，
仙赃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义大功，后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独存，今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远荒。帝许之【案此条通考系开元
十八年，通典系开元十年八月，考通鉴所载年月亦与通典同，今从通典】天宝十三年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忧，皆不得离任，孝行之道所
未宏通情理之间，深可哀恤，如有此类，宜并放归，仍申省计，至服满日，准法处分。自今以后，编入例程。肃宗至德二年九月，郭子仪克华阴、弘农。
二郡、关东献俘百余人，敕皆斩之。监察御史李勉言："今元恶未除，为贼所污者半天下，闻陛下龙兴，咸思洗心以承圣化，今悉诛之，是驱之使从。
译。贞观五年，皇帝认为各部门断案多
依据律令，虽然情有可原，却不敢违法而拘泥于成文定罪，恐怕有冤枉的情况。从今以后由门下省覆奏，凡有依法应当判处死罪而情理上可以宽宥的，应当记录情状上奏。从此保全性命的人很多。贞观六年十二月，皇帝亲自
审录囚犯，怜悯死罪囚犯三百九十人，放他们回家，约定明年秋天再来接受刑罚。到了约定日期，囚犯都自行到朝堂报到，没有一个逃亡不归的，皇帝嘉许他们的诚信，全部赦免了他们【按：唐太宗纵囚一事，当时史官
都称赞为盛德的感化，欧阳修撰文议论此事，也认为可以偶尔为之。恭读《御制读欧阳修纵囚论》，直接揭示唐太宗设诈骗取声誉的隐微用心，并纠正欧阳修立论的不当之处。这足以彰
明大义，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知人论世的见识，实在能昭示天下万世应有的定论，谨恭敬地识记于此】贞观十五年七月，赦宥周朝、隋朝的名臣以及忠烈之士的子孙，凡贞观以后被流放发配者。武后长寿二年，有敕令：凡公
罪流放、私罪徒刑以上，遇赦本应免除死罪的，都限定在赦令颁布后一百日内自首，如果不自首，就依法治罪。侍御史徐有功认为很不妥当，于是上奏说：「如今陛下广施非常的恩泽，宽宥死
罪已经被发觉的人，一律赦免。这是开启他们改过的心意，为他们打通自新的道路。怎能容许赦令颁布之前尚未发觉的罪行，赦令颁布之后却必须让他们自首？如今赦令颁布之前的罪行未自首的，仍要依照律法
论罪，那么国家宽赦的恩德，就只是空自颁布于天下罢了。臣愚昧，私下认为陛下不应采取这样的做法。」武后天册万岁元年九月，加尊号，大赦天下。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说：「如今天下清平安定，可赦令」
却不断颁布，近的一年内两次颁布，远的每年也从未间断。以至于那些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在民间就以劫掠为业，当官的就贪求财贿，而每逢元旦朝会就指望着天恩降临，重阳佳节
就盼着皇恩再降，如果他们估摸着时机将到，果然都能得到释放赦免。有的人已经判决定案，罪该处决，却暗中行贿，多方设法拖延时日，最终也都沾了宽宥的光。古语说："小人之幸，正是君子之不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希望
今后应当节制赦令的颁布，使百姓知道法禁，让奸邪的官吏有所收敛。」武后颇为嘉许他的意见【按：《唐书·武后纪》，是年正月加尊号，改元证圣，大赦；九月加尊号，改元天册万岁，大赦。刘知几
此奏《通鉴》系于正月，《通考》系于九月，现依《通考》】。玄宗开元十年八月，武强县令裴景仙因贪赃五千匹被判罪，事情败露后逃亡，皇帝震怒，命令召集众人将他斩首。大理寺卿李朝隐上奏说裴景
仙的赃物都是乞求索取所得，罪不至死。而且他的曾祖裴寂有辅佐建立大唐的大功，后来因非罪而家道败落，只有裴景仙一人幸存，如今作为嫡系承嗣，应当宽宥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边远之地。皇帝准许了这个请求【按：此事《通考》记为开元
十八年，《通典》记为开元十年八月，考查《通鉴》所记年月也与《通典》相同，现依《通典》】。天宝十三年二月的赦文规定，被贬降的官员从前遭遇父母之丧，都不得离任守孝，孝道之理未能
弘扬贯通，情理上实在值得哀怜体恤，如有这类情况，应当一并放归，仍要申报尚书省核计，等到守丧期满之日，依法处置。从今以后，编入常例。肃宗至德二年九月，郭子仪攻克华阴、弘农
二郡，在关东俘获叛军百余人，皇帝下敕令一律斩首。监察御史李勉进言说："如今元凶尚未铲除，被叛贼胁迫玷污的人遍及天下一半，听闻陛下龙兴复国，都想着洗心革面归顺王化，如今把他们全部诛杀，这是驱使他们去跟从
叛贼啊。"皇帝立即下令赦免了他们。十二月，收复两京，大赦天下，只有与安禄山一同谋反的人以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的子孙不在
"
贼也，帝遽使赦之。十二月，克复两京，赦天下，惟与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子孙不在免例。代宗大历五年三月，赦京畿系囚，命尽释。
鱼朝恩党与且曰：「北军将士皆朕爪牙，并宜仍旧，勿有忧惧。」帝性仁恕，常以至德以来用刑为戒。及河洛平，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
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余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谏者常讽帝政宽，故朝廷不肃。帝笑曰：“艰难时无以逮下，顾刑法峻急。”
有威无恩，朕不忍也。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投县请罪。敕：「复雠杀人，固有彝典，以其自诣公门，发于天性，本无求生。」
之心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十二年。七月敕：今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宜从到任后经五考满，方许量移；如未满五考，遇恩赦者，从。
节文处分，如犯十恶、大逆、赃贿、缘坐者，奏取进止。敬宗宝历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三月，羣臣上徽号，大赦天下。时李绅贬官，李逢吉恶绅，不欲绅。
量移，乃于赦书节文内，但言左降官巳经量移者，宜与量移近处，不言未量移者宜与量移。翰林学士上疏论列云：「不可为李绅一人，与逢吉相」。
恶，遂令逐年流贬官皆不得量移，则乖旷荡之道也。帝遽命追赦书，漆改之。穆宗长庆二年四月，云阳县角觗力人张莅负羽林官骑康宪钱米。
宪往征之，莅乘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持木锸击莅首，破三日而卒。刑部奏覆，敕曰：「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为父可。」
哀若从抵命之科，恐失原情之意，可减死罪一等。文宗太和六年五月，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而亡，窜官捕其父，囚之。兴归待罪，有司京兆。
尹杜悰中丞宗文鼎以兴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奖，请免死。诏两省参议，皆言杀人者死，古今共守，兴不可免。帝竟从悰等讥，免死，杖流灵州【
按杀人者死，律有明条。兴因醉杀人，始而亡窜；继因父被囚，复归自首。虽有不忍陷亲之心，究与捐躯救父者不同。若遽以为孝而免死，恐凶暴。
之徒，反得假此以幸生，典刑其谓之何？文宗之从悰议，特妇人之仁也，岂可为训哉】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
敖疏理京畿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
译赦免之列。代宗大历五年三月，赦免京畿地区在押的囚犯，命令全部释放
鱼朝恩的党羽，并且说："北军将士都是朕的心腹爪牙，一律仍旧留用，不必忧虑恐惧。"皇帝生性仁厚宽恕，常常以至德年间以来用刑过重为鉴戒。等到黄河洛水一带平定，下诏："河北、河南地区在叛军治下任伪官的人，一律"
既往不咎。俘获史朝义部下将士的妻子儿女四百余人，都予以赦免。仆固怀恩谋反，也免除了其家属的连坐之罪。有进谏的人常常暗讽皇帝为政过于宽松，因此朝廷法纪不振。皇帝笑着说："艰难时局中没有办法约束下属，只顾着刑法严峻急切，"
有威严而无恩德，朕不忍心这样做啊。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死秦杲，投案到县衙请罪。敕令：「为父报仇杀人，本来有常法规定，但因为他自己投案到官府，出于天性所发，本来没有求生」
的心思，特准从轻处罚免死之法，应判决杖打一百，流放到十二年（此处疑有讹）。（元和）七月敕令：今后被贬降的官员以及被责令降授正员官等，应当从到任之后经过五次考核期满，才准许量移；如果不满五次考核，遇到恩赦的，从
条文另行处理，如果犯了十恶、大逆、贪赃受贿、连坐等罪的，奏请皇帝裁定处理。敬宗宝历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三月，群臣上呈尊号，大赦天下。当时李绅被贬官，李逢吉憎恶李绅，不想让李绅
得到量移，于是在赦书节略文字中，只说被贬降的官员已经量移的，应当再量移到更近之处，却不说尚未量移的应当予以量移。翰林学士上疏论列说：「不能因为李绅一人，而与李逢吉相互
憎恶，就使得历年被贬流放的官员都不能量移，这样就有违宽大赦免之道了。」皇帝立即下令追回赦书，重新修改。穆宗长庆二年四月，云阳县摔跤艺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的钱粮米谷，
康宪前往索要，张莅趁着醉酒殴打康宪，康宪奄奄一息。康宪的儿子康买得，年方十四，用木锸击打张莅的头部，打破头颅三天后张莅死亡。刑部审理后上奏，皇帝敕令说：「康买得尚在童年，却懂得为子之道，虽然杀人应当处死，但作为父亲，实在值得」
哀怜，如果按照抵命的常法处理，恐怕有失体察情理的用意，可以减轻死罪一等处理。」文宗太和六年五月，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酒醉杀人而逃亡，官府缉捕不到他，就囚禁了他的父亲。上官兴回来投案待罪，主管此事的有京兆
尹杜悰、中丞宗文鼎，认为上官兴自首是为了救出被囚禁的父亲，他的孝行值得嘉奖，请求免除死罪。皇帝下诏令两省参议此事，都说杀人者应当处死，是古今共同遵守的法度，上官兴不能免死。皇帝最终听从了杜悰等人的意见，
免除死罪，改判杖刑流放灵州【按：杀人者处死，律法有明文规定。上官兴因酒醉杀人，起初逃亡；后来因为父亲被囚禁，才回来自首。虽然有不忍心让父亲蒙受灾祸的心意，但终究与舍身救父不同。如果就此认为他孝顺而免除死罪，恐怕凶暴
之徒，反而能借此侥幸偷生，那么典章刑法又该怎么解释呢？文宗听从杜悰的建议，只不过是妇人之仁罢了，怎能作为准则呢！】宣宗大中元年，因为天旱的缘故，命令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
敖清理疏通京畿地区在押的囚犯，大理寺卿马植上奏说：「卢商等……」
（原文至此中断）
务求宽宥，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
无所惩畏，死者含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
△五代
梁太祖开平元年十一月，赦军士逃亡为盗者。初，帝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多亡，乃命军士皆文。
译务必宽大处理，凡是应判死刑的一律免死。那些官吏贪赃枉法以及故意杀人的，平日里遇大赦都不能免罪，如今却因为清理案件而被宽恕，这会使贪官污吏无所惩戒畏惧，使死者含冤无处申诉，恐怕这不是消除旱灾、招致和气的办法。
△五代
梁太祖开平元年十一月，赦免逃亡为盗的军士。当初，太祖在藩镇时，用法严厉，将校如有战死的，所部士兵全部斩首，称之为"跋队斩"。士卒因此大多逃亡，于是命令军士都刺字。
其面以记军号，逃辄执之，无不死者。由是亡者皆聚山泽为盗，至是赦其罪，听还乡里，盗减什七八。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祀南郊，大赦【按洪迈容斋随笔云：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
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杀人，合造毒药，持杖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正得其中，当分据之时，乃能如此，亦可取也】时孔谦欲聚敛以求媚，凡赦
文所蠲者谦复征之百姓怨望
晋高祖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骑常侍张允进驳赦论，以为自古帝王遇天灾，多肆赦，谓之修德。假有二人讼，一有罪，一无罪，遇赦则有罪者，
幸免无罪者，衔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弭灾也。小民遇天灾，则皆喜而相劝，以为恶曰：“国家好行赦，必舍我以救灾。”如此，则是教民为恶也。
且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恶人而变灾为福，则是天助恶民也。凡天之降灾，所以警戒人主节嗜欲，务勤俭，恤鳏寡，正刑罚而巳高祖纳之，三月。
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赦令履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荐论，动至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
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诸道主兵将校之外，节度州听奏朱记，大将以上十人，他州止听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余但委本。
道量迁职名而巳【按马端临《文献通考》云：赦之为言宥，有罪之谓也。后来之赦，非独有罪而巳，又从而推恩焉。于是有罪者幸免，无功者超。】
迁刑赏俱失，皆由于赦。其无益而有害也，明矣】九月，制以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仍赐铁券。应广晋城中将吏军民，今日以前罪皆释不问。其
张从宾、符彦饶余党，及自官军逃叛入城者，亦赦之。初，河阳行军马司李彦珣，刑州人，父母在乡里，未尝供馈，后与张从宾败奔广晋，范延光以
为步军都监，使登城拒守。杨光远访获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彦珣引弓射杀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彦珣为坊州剌史。近臣言彦珣杀母，恶逆不可。
赦帝曰：“赦令巳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按司马光《通鉴》论曰：治国家者，固不可无信。彦珣之罪，三灵所不容。高祖赦其叛君之罪，而治其杀。
母之罪何损于信？此论最为得中。乃徒以赦令为言，不欲失信于天下，使枭獍之辈腼然人世，不深可慨也哉】出帝开运三年八月，濮州慕容
彦超坐违法科敛，擅取官麦。李彦韬素与彦超有隙，发其事，趣冯玉使杀之。李崧曰：「如彦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若尽其法，恐人人不安。」乃敕
免死削官爵流房州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六月，改国号，赦罪人，蠲民税。
译其脸上刺字来记录军号，逃跑就抓他，没有不死的。因此逃亡的人都聚集在山林湖泽间做盗贼，到这时赦免了他们的罪，听任他们返回乡里，盗贼因此减少了十分之七八。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二月，在南郊祭祀，实行大赦【按：洪迈《容斋随笔》说：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面说"罪不论轻重，凡是平常赦令所不能宽宥的，全都赦免"，可后面又说"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意杀人、合伙制造毒药、持械抢劫、官员犯赃罪，不在此限"。恰好取得中道，在天下分裂割据之时，还能这样做，也是值得肯定的】。当时孔谦想要横征暴敛来讨好朝廷，凡是赦令所免除的赋税，孔谦又重新征收，百姓因此怨恨。
晋高祖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骑常侍张允上疏驳斥大赦之论，认为自古帝王遇到天灾，大多实行大赦，称之为修德。假设有两人打官司，一个有罪、一个无罪，遇到大赦就使有罪者侥幸免罪，无罪者反而含冤，冤气上达于天，这正是招致灾祸的原因，而不是消除灾祸。小民遇到天灾，就都高兴地相互劝告作恶，说："国家喜欢施行大赦,必定会赦免我来救灾。"这样一来，就是在教百姓作恶。况且天道降福于善人、降祸于淫恶之人，如果因为赦免恶人而使灾祸变为福运，那就是上天在帮助恶民了。凡是上天降下灾祸，是用来警戒君主节制嗜欲、务必勤俭、体恤鳏寡、端正刑罚罢了。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三月，中书舍人李详上疏，认为十年以来，赦令屡次颁布，各道的官员职务都得以推恩加封，而藩镇举荐议论的人，动辄多达数百，乃至仓库管理人员、文书小吏、优伶、奴仆，刚一任命就授予银青阶，穿戴的都是紫袍、象牙笏，名位器物僭越滥授，贵贱不分。请求从今以后，各道统兵将校之外，节度使所在州允许奏请授予朱记，大将以上十人，其他州只允许奏请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其余的只委任本道量才升迁职名罢了【按：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赦的意思是宽宥，指对有罪之人的宽免。后来的赦令，不仅仅是赦免有罪之人而已，又跟着推恩加封。于是有罪的人侥幸免罪，无功的人却得到超擢】迁调、刑罚、赏赐全都失当，都是因为大赦造成的。大赦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这是很明白的】九月，下诏任命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并赐予铁券。凡广晋城中的将吏军民，今日以前所犯的罪都一律赦免不再追究。张从宾、符彦饶的余党，以及从官军逃叛入城的人，也一并赦免。当初，河阳行军马司李彦珣是邢州人，父母住在乡里，他从未供养资助，后来跟随张从宾兵败逃奔广晋，范延光任命他为步军都监，让他登城拒守。杨光远寻访找到他的母亲，把她安置在城下用来招降他。李彦珣张弓射杀了自己的母亲。范延光投降后，皇帝任命李彦珣为坊州刺史。近臣进言说李彦珣杀母，罪大恶极不可赦免。皇帝说："赦令已经颁行，不能更改了。"于是仍派他去赴任【按：司马光《资治通鉴》评论说：治理国家的人，本来就不可以没有信用。李彦珣的罪行，是天地神灵所不能容忍的。高祖赦免他背叛君主的罪，但治他杀母之罪，对信用有什么损害呢？这一论断最为中肯。晋高祖却只是拿赦令说事，不愿意对天下人失信,竟使这种枭獍之类的人厚颜无耻地活在世上，实在令人深深感慨】出帝开运三年八月，濮州慕容彦超犯有违法苛敛之罪，擅自征取官府的麦子。李彦韬向来与慕容彦超有嫌隙，揭发了这件事，怂恿冯玉主张杀掉他。李崧说："像慕容彦超这样的罪行，如今天下的藩镇诸侯都有，如果都依法严惩，恐怕人人不安。"于是下敕令免其死罪，削夺官爵，流放房州。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六月，改国号，赦免罪人，蠲免百姓赋税。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改年号，实行大赦。凡是犯偷盗和奸淫罪的，一律依照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条令制度施行。罪人如果不是谋反叛逆，不得株连诛杀其亲族、
周太祖广顺元年正月，改元，大赦。凡犯窃盗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以前条制施行。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初，唐衰多
盗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赃三匹者死。晋天福中，加至五匹。奸有夫妇者，无论强和，男女并死。汉法，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
诛籍没，故帝即位，首革除之。二年三月，大理卿萧俨恶范延巳为人，数上疏攻之。会俨坐失入人罪，锺谟、李德明辈欲杀之，延巳曰：「俨误杀一妇。」
人诸君以为当死，俨九卿也可误杀乎？独上言：「俨素有直声，今所坐巳会赦，宜从宽宥。」俨由是得免。四月，帝自将讨兖州，县容彦超自杀。帝欲悉
诛其将吏，翰林学士窦仪见冯道、范质，与共白曰：「彼皆胁从耳，乃赦之。」世宗显德三年四月，帝尝怒窦仪，欲杀之，范质入救，帝起避之，质趣前伏。
地叩头曰：「仪罪不至于死，臣为宰相，致陛下枉杀近臣，罪皆在臣。」继之以泣，世宗意解，乃宥之。四年二月，帝耀兵于寿春城北，唐节度使刘仁赡。
病甚不知人，监军周廷构等作表，舁仁赡出城降。仁赡卧不能起，帝慰劳赐赉，复令入城养疾，徙寿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
△宋
宋赦宥之制，遇非常覃庆，则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释杂犯死罪以下，皆谓之大赦。杂犯死，减等而余罪释之；流以下，减等，杖、笞释之。
皆谓之德音，亦有释杂犯罪至死者。其恩霈所及，有止于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之地者，则谓之曲赦。初，太祖干德元年，将祀南郊，诏两
京诸道自后犯窃盗不得预郊祀之赦，所在长吏当告谕下民，毋令冒法。是后将祀郊丘，必申此诏。开宝元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改元。自是三年。
而郊必加恩，肆赦以为常制。凡赦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皆不原。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郊，大赦，诏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即登极赦】
】京朝幕府州县官犯入巳赃除名配诸州者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六年十一月因郊礼议赦，有秦再思者【按秦再思《通考》作秦思，今
据《续通鉴》改正】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相蜀数十年不赦之事，以为证。帝颇疑之。时赵普对曰：「凡郊祀肆眚，圣朝彝典，其仁如天，尧舜之道也。」
若刘备，区区一方臣，所不取。帝善其对，赦宥之议遂定。端拱元年正月大赦，少府监言：「犯赃配役人郭冕等九人，皆尝任京朝官，会赦当叙用。」帝
曰：“冕等赃吏，不可复齿仕版，止令释遣之。”真宗咸平二年，诏：“如闻小民知有恩赦，故为盗劫，自今不在原免之限。”景德二年十一月，大理寺言：“郊”
礼在近诸州奏按多不精详，冀于驳覆，延留以俟恩宥，请自今有侵损赃私，事状明白，公然抗拒，当驳退者，即具情实，定断以绝侥幸，诏可。
译抄没其家产。当初，唐朝衰败时盗贼很多，不用律文，另定严峻的法律，偷盗赃物满三匹的处死。晋天福年间，加重到满五匹处死。通奸而有丈夫或妻子的，不论强奸和奸，男女双方一并处死。汉朝法律，偷盗一钱以上都要处死。又罪行如果不是谋反叛逆，也往往被株连族诛、抄没家产。所以周太祖即位后，首先革除了这些弊端。二年三月，大理卿萧俨厌恶范延巳的为人，屡次上疏攻讦他。恰逢萧俨因错判人罪获罪,锺谟、李德明等人想要杀他，范延巳说："萧俨误杀了一个妇人，诸位认为他应当处死，萧俨身为九卿，难道也可以随便误杀吗？"唯独有人上言说："萧俨向来有正直的名声，如今他所犯之罪已经遇上大赦，应当从宽宽宥。"萧俨因此得以免罪。四月，皇帝亲自率军讨伐兖州，慕容彦超据城自杀。皇帝想要把他的部将官吏全部诛杀,翰林学士窦仪去见冯道、范质，跟他们一起上奏说："他们都是被胁迫跟从的罢了"，于是予以赦免。世宗显德三年四月，皇帝曾经发怒要杀窦仪,范质入宫营救，皇帝起身要避开他，范质快步上前，伏地叩头说："窦仪的罪不至于死，臣身为宰相，致使陛下错杀近臣，罪责全在臣身上。"接着哭泣起来，世宗怒意消解，于是宽宥了窦仪。四年二月，皇帝在寿春城北陈兵示威，唐朝节度使刘仁赡病重不省人事，监军周廷构等人代拟表章,抬着刘仁赡出城投降。刘仁赡卧床不能起身，皇帝慰劳并赏赐他，又命他入城养病，把寿州治所迁到下蔡，赦免寿州境内死罪以下的囚犯。
宋
宋朝赦宥的制度，遇到非常规的大庆事件,凡是平常赦令所不能宽宥的都一并赦除。其次，释放各种杂犯死罪以下的人，都称之为大赦。犯杂罪当死的，减等处置，其余的罪一律赦免；流罪以下的，减等处置，杖刑、笞刑的一律释放，这都称之为德音，也有释放杂犯罪至死罪的情况。恩泽所及的范围，有的仅限于京城，有的及于两京两路，有的一路数州，有的只是一州之地，这种就称之为曲赦。当初，太祖乾德元年，将要在南郊祭祀,下诏两京各道，从此以后犯偷盗罪的不得列入郊祀大赦的范围，各地长官应当告谕百姓，不要让人以为可以借此逃避法律。此后每当将要举行郊祀，必定重申这道诏令。开宝元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改年号，从此每隔三年郊祀时必定加恩施赦，作为常制。凡是十恶、杀人、官吏受赃的罪，都不予赦免。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郊祀大赦时，下诏说，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即登极赦】,凡是京朝官、幕府州县官犯贪赃罪被除名发配到各州的，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在放还之列。六年十一月，因郊礼商议赦令，有个叫秦再思的人【按：秦再思，《文献通考》作秦思，现依《续通鉴》改正】上书，希望不要实行大赦，援引诸葛亮辅佐蜀国数十年不曾大赦的事例作为证据。皇帝颇为疑惑。当时赵普回答说："凡是郊祀之时施恩宽宥，是本朝的常典，其仁德如同上天,是尧舜的治道啊。至于刘备，只是偏安一方的臣子,他的做法不值得效法。"皇帝认为他说得好，是否施行大赦的争议于是就此定论。端拱元年正月大赦，少府监上奏说："犯贪赃罪被发配服役的郭冕等九人，都曾担任过京朝官，遇到大赦应当叙用。"皇帝说："郭冕等人是贪赃的官吏，不可以再列入官员的名籍,只让人释放遣散他们即可。"真宗咸平二年，下诏说："听说有小民知道朝廷有大赦，故意去做盗抢之事，从今以后这种情况不在赦免宽宥之列。"景德二年十一月，大理寺上奏说："郊祀在即，各州所奏报的案件大多不够精详，希望能够驳回复审,借此拖延时间等待大赦。请求从今以后凡是侵占损害他人财产的贪赃私罪,案情事实明白，却公然抗拒不认罪，应当驳回重审的，就查明实情，据实定罪，以杜绝侥幸心理。"皇帝下诏准许。天禧元年正月，进奉玉皇圣祖宝册，实行大赦。当时江南提点刑狱范应辰上言说："臣看到辛亥年的制书,凡是平常赦令所不能宽宥的，都一并赦除。如今臣所辖的州军，因过失而被宽宥的虽然很多，但危害严
天禧
元年正月，上玉皇圣祖宝册，大赦。时江南提点刑狱范应辰上言：「伏覩辛亥制书，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臣今所部州军，过误而被宥者虽多，切害」。
而蒙释者，亦众望。自今应有知赦在近，而故为罪戾，及赦后彰显情理切害者，死罪以下递减一等。赦前杀人剽财，赦后虽不复为，因事捕获决。
配远恶州军，其杀人放火，掳劫财货，已依赦配本城者，如更犯逃亡饮博之罪，依禁军例科断。其重罪该原而情理切害者，所在长吏籍其犯由。
若再黩宪纲，不以罪之大小禁锢奏裁，其州县官吏侮刑受赂，望止原其罪而削其官以申警戒，帝览而嘉之。仁宗天圣五年，马亮士言朝廷虽
有诏：「自十月后，犯强窃盗者，郊赦不原。」而法官断狱，乃言「终是会赦，多所宽贷，惠奸宄，失诏旨。」遂诏「巳下约束，而犯劫盗及官典受赃，勿复奏悉。」
论如律，七年春，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县至于再，京师至于五，葢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
决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遂命赦天下。宝元元年九月，诏：「应祀事巳受誓戒而失虔恭者，毋以赦原。」至和二年八
月赦京辅，先是正月巳降德音，知谏院范镇言：「京辅岁一赦，而去岁再赦，今岁三赦，姑息之政，无甚于此。天岁一赦者，细民谓之热恩，以其必在」。
五六月间，也奸猾为过，指以待免，况再赦、三赦乎？请自今罢所谓岁一赦，以摧奸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时帝尤恶人告讦阴事，一时士大夫亦
习为惇厚，而小人乘间密上书，疏人过失，又数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言：“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及奏劾事，辄请不以赦原，减快一时。”
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类此者，请以故违制书坐之。其后御史吕诲复以为言，诏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外托公言，内缘私忿，诋」
欺暧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举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刑罚，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
前事者，讯之。至于言事之官，宜务大体，非关朝政，自余小过细故，勿须举察。神宗即位，以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讼狱，诏内外言。
事按察官司，勿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纠违制之罪。知谏院司马光上言：「御史之职，本以绳按百辟，纠摘奸邪，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
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
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
译重、而得以蒙受赦免的人也不少。希望从今以后，凡是明知大赦将至而故意犯罪，以及赦后情节明显危害重大的，死罪以下依次递减一等。赦前杀人劫财，赦后虽不再犯,一旦因事被捕获判决,发配到边远恶劣的州军服役；其中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已经依大赦发配到本城的人，如果又再犯逃亡赌博饮酒之罪，依照禁军条例论处。其中罪重而应当赦免却情节危害严重的，由当地长官登记其犯罪原由,如果再次触犯法纪，不论罪行大小都要禁锢起来奏报朝廷裁决。其中州县官吏枉法受贿的，希望只赦免其罪而削夺其官职，以此申明警戒。"皇帝阅览后嘉许他的建议。仁宗天圣五年，马亮上言说：朝廷虽然有诏令："自十月以后，犯强盗、窃盗罪的，郊祀大赦不予赦免。"但法官判案时，却说"最终还是会遇到大赦，因此多加宽贷"，这样助长了奸邪，违背了诏令的本意。于是下诏："已经颁布的禁约，凡是犯抢劫、盗窃以及官吏受贿之罪的,不再一律奏报,按律论处。"七年春天，京城下雨连绵一个月不停。仁宗对辅臣说："难道是政事有不合天意的地方吗？"因而说到从前重大案件要复审奏报，州县要复审两次，京师要复审五次，都是因为重视人命,如此谨慎告诫有关部门,判案定罪不要有冤屈滥判的情况。又说："大赦不宜频繁施行，但如果没有它,就无从召来祥和之气。"于是下令大赦天下。宝元元年九月，下诏说："凡是祭祀之事,已经受过誓戒告诫而不能恭敬虔诚的人，不得以大赦宽免。"至和二年八月，赦免京城及辅郡的罪犯，此前正月已经颁布德音,知谏院范镇进言说："京城及辅郡每年一次大赦，可去年已两次大赦，今年已经三次大赦，姑息养奸的政令，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上天每年一次的大赦，小民称之为'热恩'，因为它必定在五六月之间施行，那些奸猾之徒因而趁机为非作歹，指望依赖大赦来逃避罪责，何况是再赦、三赦呢？请求从今以后废除所谓的每年一次大赦，以此挫败奸猾之人，而使善良百姓能够安身立命。"当时皇帝尤其厌恶人们告发别人的隐私之事,一时间士大夫们也都习于敦厚之风,但有小人趁机暗中上书，揭发别人的过失，又屡次追究别人在大赦前的旧事。翰林学士张方平进言说："朝廷内外的官员大多揭发别人多年积累的罪状,以及奏报弹劾之事，动辄请求不以大赦赦免，以图一时痛快，因这种小小的忿恨,而失去了天下人对朝廷的大信任。从今以后有类似情况的，请求以故意违反制书论罪。"此后御史吕诲又就此事进言，皇帝下诏说："近来朝廷内外多有人上奏章揭发别人的过失，表面上托词为公事，实则出于私人忿恨，诋毁诬蔑，含混暧昧，想借机陷害善良之人；而且颁布赦令，本是用来与天下人共同更新开始的，可有关部门却多举报追究大赦前的旧事，这实在不是谨慎发布命令、重视刑罚、使人能够洒脱自新的用意。从今以后凡是有人上奏章告发别人的罪行以及谈论大赦前事的人，都要审问查究其用意。至于负责进言的官员，应当着眼大局，不涉及朝政的、其余的小过细故，不必举报稽查。"神宗即位后，因朝廷内外的臣僚多有拿大赦前的旧事来搜寻挑剔官吏百姓的过错、挑起诉讼案件，下诏令内外负责查察的官司,不得再依照以前的做法举报弹劾，需要查明情况再奏请皇帝定夺，否则就以违反制书之罪论处。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说："御史的职责，本来就是用来纠察百官,揭发检举奸邪，这本来不是一朝一日就能完成的事。国家向来崇尚宽仁,多次颁布赦令，有时一年之内竟达两三次。如果大赦前的事情都不能提及,那么可以谈论的事就所剩无几了。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并不知情，误加以任用，御史想要进言,就违背了今日的诏令；如果不进言，那么陛下又从何得知呢？臣恐怕因此进言的人会借口偷安不作为，而奸邪之人会因此放心无所畏惧
臣恐因此言者得以借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
两字，光论至再。帝谕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诬人。”光曰：“若言之得，诚所欲闻；若其不实，当罪言者。”帝命光送诏于中书。熙寍七年二月，帝以旱欲降。
赦时巳两赦，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乃止【按洪迈《容斋随笔》云：安石生平持论务
与众异，独此说为二公。近者六年之间，再行覃霈。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杵曰：“内捣碎其躯为。”
肉泥既鞫治，成狱而遇巳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兹事可为冤愤，而州郡失于奏论。绍熙甲寅岁，至四赦。
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奸长恶，何补于治哉？据此，则赦虽宽典，然行之太数，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八年编定废免人叙格，常赦则郡县以
格致用，凡三期一叙。即期未满，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元丰元年，青州民王赟，父为人殴死。赟幼，未能复雠。几冠，刺雠断支首，祭父墓，自首论当。
斩帝以杀雠祭父，又自归罪，其情可矜，诏贷死，刺配邻州。六年郊赦，大理少卿刘衮言：「赦书以赦降日昧爽以前为限，非次恩霈，人难预期，请依」
德音例以赦到日为限，从之。哲宗元佑元年，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旷隳，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于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
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按《宋史·刑志》此句“官”上脱“去”字，今据《文献通考》增入】所留尚多，所删尚。
少请更删改，存留，从之。六年以上，清储祥宫成，将肆赦。枢密直学士王岩叟言：“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尝赦。古人有垂死谏，君无。
赦者，此可见赦无益于圣治也。八年，门下侍郎韩维言，请自今每近郊赦，令刑部、大理寺、开封府并依当时决遣狱讼，不减日限，其情重难释者。
别为一等，奏断，从之。元符三年，中书省言：「元佑编敕，惟习妖教、变幻之术及故盗决河堤堰，不以赦降原减，余犯一再遇非次赦，或两经大礼者，」
听从原免，元符新敕删去，遂使犯法者无由自新。诏依元佑法。徽宗政和五年，知兴仁府夏鳍言：诸路奏狱，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
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则不复奏裁，即作鬬杀，情理减等，流配是不遇赦者为幸，遇赦者为不幸。请自今虽遇赦，亦令
奏裁，从之。
译，这才是臣子最侥幸的事，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请求追改先前的诏令，删去'言事'二字。"司马光反复论说了两次。皇帝告知他，说进言的人喜欢拿大赦前的事情来诬陷别人。司马光说："如果说的是实情，那正是我想听到的；如果不属实，应当治罪进言的人。"皇帝命司马光把这条诏令送交中书省。熙宁七年二月，皇帝因旱灾想要下诏大赦，当时已经两次大赦了，王安石说："商汤遇旱灾以六件事自责，说'难道是政令不够节制吗？'如果一年之内三次大赦，那正是政令不够节制,不是用来消除灾祸的办法。"于是就停止了【按：洪迈《容斋随笔》说：王安石生平的议论，一贯务求与众不同，唯独这个说法与司马光二人的看法一致。近来六年之间，再次施行大规模的恩泽。婺州有个富人卢助教，靠刻薄盘剥起家，因此到田仆家里去(逼迫)，被仆人父子四人抓住，把他投入杵臼中，用杵捣碎他的身躯成肉泥。案件已经审理，正要结案定罪时却遇上己酉年的大赦恩典，因而获免。等到(卢家人)再次登卢家的门时，(仆人)竟嘲笑侮辱他们说："助教怎么不下田庄收谷子了？"这件事足以令人感到冤愤，而州郡官府在奏报议论上有所疏失。绍熙甲寅年，(已经)四次大赦。凶恶的盗贼杀人，一律不处死，这是姑息养奸、助长恶行，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据此看来，大赦虽然是宽宏的恩典,但如果施行得太频繁，其流弊就有说不尽的地方了】。八年，编定废黜罢免官员的叙用等级，遇到平常大赦，郡县就依照品级予以叙用，凡是满三期一次叙用；即使任期未满，遇到非常规的大赦，也照此办理。元丰元年，青州百姓王赟，父亲被人殴打致死。王赟当时年幼,还不能报仇。等到快成年时，刺杀了仇人，砍断他的四肢和头颅，祭奠父亲的坟墓，然后自首伏罪，依律应当处斩。皇帝因为他杀仇祭父，又自首认罪，情有可悯，下诏免其死罪，刺字发配到邻州。六年郊祀大赦，大理少卿刘衮进言说："赦书是以赦令颁布当日拂晓以前为界限，可非常规的恩赦，人们难以预先知晓，请依照德音的先例，以赦书到达之日为界限。"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哲宗元佑元年，门下省进言说："官员因为在职期间政事荒废，即使已经离职也不能免责，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理解。至于遇上大赦这样的大恩,是与万物更新重来,即使是抢劫杀人的罪犯,也蒙受宽宥。又岂能因为一件事情的差错失误，就让人终身背负罪责呢？如今刑部所修订的法令中,不因离职、大赦而减免罪责的条款所保留的还很多，被删除的还很少，请求进一步删改，予以保留。"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六年以上，清储祥宫落成，将要实行大赦。枢密直学士王岩叟进言说："从前天禧年间,祥源观落成；治平年间，醴泉观落成，都未曾实行大赦。古人有临死进谏,劝谏君主不要轻易施行大赦的，由此可见大赦对于圣明的治国之道并无益处。"八年，门下侍郎韩维进言，请求从今以后每逢郊祀大赦，命刑部、大理寺、开封府都依照平时决断案件的办法审理案件，不减少办案的日限,其中情节严重难以赦免的,另列为一等，奏报朝廷裁断。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元符三年，中书省进言说："元佑年间编纂的敕令，只有练习妖邪之教、变幻邪术、以及故意决开河堤堰的罪行，不因大赦而减免；其余罪犯一旦遇上两次以上的非常规大赦，或者经过两次大礼的，都听从其原有的赦免处理。而元符年间新颁的敕令删去了这一条，于是使犯法之人无从自我更新。"皇帝下诏依照元佑年间的旧法执行。徽宗政和五年，知兴仁府夏鞸进言说："各路奏报的案件中,有因祖父母被别人殴打，而子孙将凶手殴打致死的，这类案件按律都应当判处死刑,但情理上值得怜悯，奏请朝廷裁决时大多得以免除流放发配的处罚。可如果遇上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尚书右仆射李纲上疏言：「祖宗登极赦令，皆有例程。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
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诏班其议于朝。又皇长子生，大赦。李纲言：「陛下登极旷荡之恩，独遗河北、河东及勤王之师。夫两河为朝廷坚守，」
而赦令不及人，皆谓巳弃之，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勤王之师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虽未效用，亦巳劳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
后有急难，何以使人？愿因今赦，广示德意。帝从之。绍兴二十五年郊赦，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缘诬告不测之罪，投窜遐裔，无路。」
自明乃因郊祀赦，旷然与之昭雪，或除罪籍，或复原官。冤愤既伸，万物吐气，甚盛德也。至于奸赃狼籍，巳经按治，迹状显著者，亦复巧餙词理，咸
以违忤权臣为词，今陛下方开公正之路，小人乃欲启侥幸之门，此正清议之所不容也。又况此曹嗜利之人，未易悛革，倘再临民社，其害将有
甚于前日矣。请特诏有司，应自今陈雪过名之人，并须检会原犯事因。如系赃罪，巳经勘刻者，乞止依原断条法施行。诏刑部看详，本部言命官。
犯罪若原因论诉按发鞫勘赃证结录别无番异者，并欲具原断因依告示，其余特放罪或因缘连坐之人，后来有司看详，委有冤抑者即行开。
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挥，从之。二十九年，中书舍人洪迈上言，请自今凡天下凶盗及杂犯杀人罪应至死而赦之者，量地里远近，分配大军，不惟
可免逋亡，异日生患，而此徒轻生好杀，既隶军伍，知有洗心自新之路，稍加阅习，必乐为用。孝宗淳熙九年，大理卿王尚之言：“近以民间词讼官”
司按劾多有连及赦前事者，复送有司根勘，如此则与不曾经大赦无异，非所以示信也，请降指挥，应今后送所司推勘者，止合将大赦后罪犯。
依法结断，若所犯在大赦前，苟非恶逆以上，并不许推究，从之。光宗绍熙二年，殿中侍御史张釜言：「国家三岁一郊，霈旷荡之泽，以幸天下，德至。」
渥也然，赦文与令甲抵捂者有失参考，乞预饬省部，令将各按具到赦文内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见行条法，法意宽而条或从窄，则改定赦文令。
舍窄而究竟赦，文本宽而法或从窄，则明载赦书，令舍法而从赦，毋令引法以沮赦，毋令因赦而伤恩，如此则国家旷荡之泽不为虚文，从之五
年五月，肆赦；七月，寍宗登极；九月，宗祀明堂。尚书省契勘：一岁之间，三行赦放，诚恐有凶恶累犯之人，指恩作过。内曾犯徒流罪，巳经登极赦恩。
免罪后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曾断遣，别听朝廷指挥。
译大赦，就不再需要奏报朝廷裁决，径直按斗殴杀人罪论处，因情理可悯而减等，判处流放发配,这样就变成未遇赦者反而幸运，遇赦者反而不幸。请求从今以后即使遇上大赦，也要奏报朝廷裁决。"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尚书右仆射李纲上疏说："祖宗登基时颁布的赦令，都有旧例可循。前几日的赦书,却是以张邦昌的伪赦令为标准制定，比如赦免大逆不道之罪以及被罢黜的官员、并全部恢复其官职，这些都是滥用不当的做法，应当全部改正。"皇帝下诏，将他的意见颁布朝廷讨论。又逢皇长子出生，实行大赦，李纲进言说："陛下登基时的宽大恩泽,却唯独遗漏了河北、河东以及勤王的军队。两河地区为朝廷坚守，可赦令却没有惠及那里的人,都以为已经被朝廷抛弃了,这怎么能够安慰忠臣义士的心呢？勤王的军队在道路上跋涉了半年，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冒着霜露之苦，虽然还未能建立战功，也已经十分辛劳了。加上又有疾病死亡的情况，朝廷的恩恤却没能施及他们。日后再有急难之事,要拿什么来使唤他们呢？希望借此次大赦，广施恩德。"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绍兴二十五年郊祀大赦，右正言凌哲进言说："陛下深切顾念近年来有些臣僚因被诬告而蒙受意想不到的罪名，被流放到边远之地，无处申辩,于是借郊祀大赦，光明磊落地为他们昭雪平反，有的除去罪籍，有的恢复原来的官职。冤屈愤懑得以伸张,万物都为之振奋,这实在是盛大的恩德啊。至于那些贪赃枉法、罪证确凿、案情昭著的人，也巧言粉饰言辞，一概以'触忤权臣'为借口，如今陛下正要开辟公正之路，小人们却想借机开启侥幸之门,这正是清正的舆论所不能容忍的。况且这些贪图私利之人,很难改过自新，倘若再让他们治理百姓，其危害将比从前更加严重。请求特别下诏有关部门，凡是从今以后陈情申雪罪名的人,都必须核查其原来所犯罪行的缘由。如果是贪赃之罪，已经查勘属实的，请求一律依照原来的判决条例执行。"皇帝下诏交刑部详加审察。刑部说：命官所犯的罪行，如果原本是因为受人论告揭发而被审查判定，赃物证据确凿而没有反复的，就应当依照原判定罪的缘由予以公开告示；其余因特赦而免罪的，或者因连坐而牵连的人，日后由有关部门详加审察，确实有冤屈的，就查明原委申报朝廷，请求指示。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二十九年，中书舍人洪迈进言，请求从今以后，凡是天下凶恶的盗贼以及各种杂犯杀人本应处死而被赦免的人,依据路途远近，分别发配充军，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他们逃亡在外、日后成为祸患，而且这类人生性轻贱生命、喜好杀戮,一旦编入军伍,知道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稍加操练熟习，必定乐意为朝廷所用。孝宗淳熙九年，大理卿王尚之进言说："近来因民间诉讼案件，官府查办时多有牵连到大赦以前的旧事的，又要送交有关部门重新审理，这样一来就与不曾遇上大赦没有区别，不是用来彰显朝廷信义的做法。请求下达指示，从今以后凡送交有关部门审理的案件，只应当依照大赦以后的罪行依法判决；如果所犯之罪在大赦以前，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一律不许再加追究。"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光宗绍熙二年，殿中侍御史张釜进言说："国家每三年一次郊祀，施行宽大的恩泽,以此惠及天下，恩德十分深厚。可是赦文与法令之间有互相抵触、未加详细参考核对的地方，请预先告诫各部门，将各地案件中应当依照赦文办理的事项，逐一比照现行的法律条文,如果法意宽大而条文却偏窄，就修改赦文使其依从法令；如果赦文本来宽大而法律条文偏窄，就在赦书中明确记载，让有关部门舍弃法令而依从赦文,不要让人援引法令来阻挠赦令的施行，也不要因为施行赦令而损害朝廷的恩德，这样一来国家的
其指挥与赦文同降，但以白纸连书于黄牒前，葢前所未有云。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一。刑法略八。
刑法略 【八】
赦宥 【辽 金 元 明】
放生附【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赦宥二
辽
金
元
明
△辽
辽太宗天显五年三月，皇弟鲁呼请赦宗室锡里郎君以罪系囚者，诏从之。七年八月，林牙德勒宾逸囚，复获而鞫之，知其事本诬构，释之。
会同三年九月，边将奏破吐谷浑，擒其长。诏止诛首恶，余并赦。世宗时，耶律吼有定策功，加采访使，益以宝货。辞曰：「臣位己高，敢复求富？臣从弟」
达鲁诸子坐事籍没，陛下哀而赦之，臣受赐多矣。帝曰：「吼舍重赏，请赦族人贤远甚。」从之。天禄三年正月，以萧翰及公主阿布哩谋反，翰伏诛，阿
布哩自死狱中。诏肆赦。景宗保寍五年二月，近侍萨喇勒误触神纛，法论死，杖而释之。兴宗重熙八年十一月，以皇太后行再生礼，大赦【按
礼志再生仪，十有二岁一举行。盖辽祖苏尔威汗制此礼，以发嗣君孝思。而兹则皇太后亦行之也。迨后二十年十二月，皇太后又举此制，诏赦。
天下】默尔根达使酒杀人而逃，会永寿节自首，特赦其罪。十二年七月，以枢密使萧孝忠薨，特赦重囚。十五年十二月，赦大辟以下罪。是日为
圣宗在时，生辰十六年十二月，以皇太后疾愈，肆赦杂犯死罪，减一等论徒以下免。十八年十二月，有弟从兄为强盗者，兄弟俱无子，特原其弟。
道宗咸雍三年六月，有司奏新成县民杨从谋反，伪署官吏。帝曰：「小人无知，此儿戏耳。」独流其首恶，余并释之。太康九年六月，诏诸路检括脱户。
罪至死者，原之。十一月，进封梁王延禧为燕国王，大赦天下。大安四年十一月，兴中府民张化法，以父兄犯盗，当死，请代，皆免。
△金
金世宗大定二年二月，诏前户部尚书梁球、户部郎中耶律道安抚山东百姓，招谕盗贼。凡避赋役在他所者，并令归业，无问罪名轻重，悉。
与原免三年五月诏谕契丹余党富色克等，如能自新，并释其罪。五年二月赦河南诸州罪囚，以被兵故也。四月，两京留守寿王京谋反狱成，特。
免死，杖之，除名，岚州安置，十年。尚书奏：「河中府张锦言，自言复父雠，法当死。」帝曰：「彼复父雠，又自言之，烈士也，以减死论。」二十三年，大兴府民赵
某带酒乱言，父千捕告，法当死。帝曰：“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人所甚难，可特减死一等。”章宗承安四年二月，监察御史姬端修以妄言下吏，赦。
其罪令家居俟命。十一月，亳州医者孙士明擅用黄纸，大书「敕赐神针先生」等十二字，纸尾年月摹作宝样，朱篆「青龙」二字，以诳市人。
译宽大恩泽就不会成为一纸空文了。"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五年五月，实行大赦；七月，宁宗登基；九月，在明堂举行宗祀大典。尚书省核查后认为：一年之内，三次施行赦免，实在担心有凶恶惯犯之人，借着大赦为借口继续作恶。凡是曾经犯有徒刑、流放之罪、已经蒙受登基大赦而免罪的人,免罪后如果再犯，徒刑、流放中情节特别严重的，暂不予以判决遣送，另外等候朝廷的指示。这项指示与赦文同时颁布，只是用白纸接连写在黄牒之前，这大概是前所未有的做法。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刑法略八
刑法略【八】
赦宥【辽 金 元 明】
放生附【唐、五代、宋、辽、金、元、明】
赦宥二
辽
金
元
明
辽
辽太宗天显五年三月，皇弟鲁呼请求赦免因罪被囚禁的宗室锡里郎君，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请求。七年八月，林牙德勒宾放走了一名囚犯，后来重新抓获并审讯他,得知这件事本是被诬陷构陷的，于是释放了他。会同三年九月，边将奏报攻破吐谷浑，擒获了其首领。皇帝下诏只诛杀首恶，其余一律赦免。世宗时，耶律吼因有定策拥立之功，加封采访使，并赐予珍宝财货。他推辞说："臣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怎敢再谋求富贵？臣的堂弟达鲁的几个儿子因罪被籍没家产,陛下哀怜而赦免了他们,臣所受的恩赐已经很多了。"皇帝说："耶律吼舍弃重赏，请求赦免族人，实在贤德深远啊。"于是依从了他的请求。天禄三年正月，因萧翰和公主阿布哩谋反，萧翰被处死，阿布哩在狱中自杀。皇帝下诏大赦。景宗保宁五年二月，近侍萨喇勒因误触神纛,依法应当论死,皇帝下令用杖刑代替，将他释放。兴宗重熙八年十一月，因皇太后举行"再生礼"，实行大赦【按：《礼志》记载"再生仪"，每十二年举行一次。大概是辽太祖苏尔威汗制定这一礼仪，用来激发后代君主的孝思。而这一次是皇太后也举行此礼。到后来二十年十二月,皇太后又一次举行这一仪式，皇帝下诏大赦天下】。默尔根达因酗酒杀人而逃亡，恰逢永寿节自首，皇帝特地赦免了他的罪行。十二年七月，因枢密使萧孝忠去世，特地赦免了重罪囚犯。十五年十二月，赦免死罪以下的罪犯，这一天正是圣宗在世时的生辰。十六年十二月，因皇太后病愈，实行大赦，杂犯死罪的减等论处，判徒刑以下的一律赦免。十八年十二月，有个弟弟跟随兄长做强盗的，兄弟二人都没有子嗣，特地赦免了他的弟弟。道宗咸雍三年六月，有关部门奏报新成县百姓杨从图谋造反，私自设置官吏。皇帝说："小人无知,这不过是儿戏罢了。"只流放了首恶，其余的人一律释放。太康九年六月，下诏各路检查登记脱籍的人户，罪至死刑的一律赦免。十一月，加封梁王耶律延禧为燕国王，大赦天下。大安四年十一月，兴中府百姓张化法，因父兄犯盗窃罪、应当处死，请求代父兄受罚，最终父兄和他都得到赦免。
金
金世宗大定二年二月，下诏命前户部尚书梁球、户部郎中耶律道安抚山东百姓，招降劝谕盗贼。凡是因逃避赋役而躲避到别处的人，一律命令他们回归本业，不论罪名轻重，全部予以赦免。三年五月，下诏晓谕契丹余党富色克等人，如果能够自新，一并赦免他们的罪行。五年二月，赦免河南各州的囚犯，因为那里曾经遭受战乱的缘故。四月，两京留守寿王完颜京谋反一案审结,特地免除死罪，改用杖刑，除去官籍，安置于岚州。十年，尚书上奏说："河中府张锦自称报了父仇，依法应当处死。"皇帝说："他为父报仇，又自己坦白说出来，是个刚烈之士啊，可以减死论罪。"二十三年，大兴府百姓赵某因酒后胡言乱语，被父亲千捕告发，依法应当处死。皇帝说："作为父亲不体恤自己的儿子,反而去告发他,这是人所很难做到的，可以特别减免死罪一等。"章宗承安四年二月，监察御史姬端修因妄言获罪下狱,皇帝赦免了他的罪过,命他居家等候旨意。十一月，亳州有个医生孙士明擅自使用黄纸,大书"敕赐神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