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三

译经》与《春秋》，都为之作传，大多能得到圣人的旨意精髓，此外还著有《经旨》三卷、《史论》十二卷、《兵书》十二卷。

　　△胡安国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进入太学后，拜程颐的朋友朱长文以及颍川的革裁之为师，革裁之与他讨论经史大义，非常器重赏识他。绍圣四年考中进士，起初在殿试评定名次时，考官原定他的策论为第一，但因宰相属意的官员中没有诋毁元佑之语，于是把何昌言定为第一，方天若排在第二。又想把宰相章惇的儿子排在方天若之后，当时策论的大意是要推崇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制度，胡安国则以推明大学之道、循序渐进地恢复三代之治作为对策。哲宗称赞他答得好，亲自把他擢升为第三名，任命为太学博士。他从不涉足权贵之门，被任命提举湖南学事。

朝廷曾下诏访求举荐被遗漏的隐逸之士，胡安国以永州布衣正绘、邓璋应诏推荐，这两人年老不能赴任，胡安国请求授予他们官职荣衔来勉励求学之人。零陵县主簿曾诋毁这两人，说他们是元佑党人范纯仁的门客，是被流放之人邹浩所请托推荐的。蔡京向来厌恶胡安国和自己意见不合，得到这份诋毁的呈文后大喜，命令湖南提刑设立案狱审讯，又移交湖北，再次审讯，最终没有查出证据，胡安国竟因此被除名。不久，那名主簿因为别的罪行获罪伏法，台臣才向朝廷陈述此前的真相，胡安国的官职得以恢复。

致和元年，张商英担任宰相，任命胡安国提举成都学事，后又调任江东。他的父亲去世，守丧期满后，对子弟们说："我从前是为了奉养双亲才出仕的，如今即使有万钟的俸禄，又能用来做什么呢？"于是称病不再出仕。宣和末年，李弥大、吴敏、谭世绩联合推荐他，朝廷任命他为屯田郎，他推辞了。靖康元年，任命他为太常博士，他推辞；任命他为起居郎，他又推辞。朝廷旨意催促他赴任，他到了京城，却以疾病为由请假。一天，钦宗召见他，胡安国上奏说："贤明的君主以致力于学问为要务，圣人之学以端正心思为关键。心是万事的根本，端正心思，是权衡处理事务、主宰万物的关键所在。希望陛下擢用明达治国平天下根本道理的名儒，虚心咨询访问，以启发彰显圣智。"

他又说：治理天下国家，必须有一套确定不可更改的谋略，谋议一旦确定，君臣就应当共同坚守，所以志向一定能够实现，治国的功业才能建立。如今陛下南面临朝已经半年了，然而纲纪仍旧混乱，风俗更加衰败，措置施政不得当，举动繁扰，大臣之间互相争竞，朋党的祸患已经萌发，百官相互窥伺觊觎，暗中中伤的奸邪之事屡屡发生，用人失当，官位名器越来越轻贱，号令屡次变更，士民因此不再信任朝廷。如果不扫除旧有的积弊，趁势加以整顿更新，恐怕大势一旦倾颓，就再也无法扶正了。请求访求大臣，让他们各自畅所欲言，把方略条列奏进，先宣示给台谏官员，让他们随事加以驳正；如果大臣的议论被驳倒，就采纳台谏的意见；如果台谏的驳正不恰当，就专守大臣的方略，并在朝廷上集体商议，由陛下亲自裁断，编定为国家的方略，依次施行，这样国家的新政才有法度可循，中兴才可以期待。

钦宗说："你近来一直留在词掖（中书省）任职，正等待任命，召你来正是要考察你的才能。"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仗恩宠攀附权势，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就指斥为朋党。他见到胡安国的论奏，非常恼怒，就说胡安国的意图是窥伺经筵之职，不适合召来考试。钦宗没有理会，胡安国屡次推辞任命，耿南仲又说："胡安国心怀不臣之心，过去不侍奉太上皇，如今又不侍奉陛下。"钦宗说："他是因为生病才推辞的，起初并没有背离向背之心。"每逢大臣入朝奏对，钦宗就询问："你认识胡安国吗？"御史中丞许翰说："自从蔡京掌权以来，士大夫没有不受他笼络的，能够超然远避、不被他污染的人，像胡安国这样的，实在少见。"钦宗为此叹息，派遣晁说之宣布旨意，命令他勉力接受任命，并且说："日后如果想要离去，

译我绝不强留。"于是任命他试任中书舍人，赐给三品官服。

耿南仲讽示台谏官员，弹劾胡安国迟迟不受命是不恭敬，应当加以黜免。奏疏呈上没有得到批复，胡安国于是就任职务。耿南仲被罢黜之后，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又说许景衡、晁说之在去就问题上心怀奸邪、徇私偏袒，一并加以罢黜。胡安国说："这两人在去留问题上的表现，必定有所陈述议论；说他们心怀奸邪、徇私偏袒，必定要有确实的证据，请求下发到本省，记载在诏令词命之中。"没有得到回复。

叶梦得担任应天府知府，因为曾被蔡京所赏识提拔而获罪，被罢去官职、奉祠闲居。胡安国说：蔡京的罪行已经得到正法，他的子孙被编管安置，家产也被没收充公，如今已经没有蔡氏一党了，那么以前被蔡京引荐提拔的人，如今都已经是朝廷任用的官员，如果还要把他们指为蔡京余党，那么被排斥抛弃的人才就会很多，党争的争论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于是叶梦得被改任到较小的州郡。

中书侍郎何■（原文缺字，疑为"栗"或类似字）建议把天下分为四道，各设置一位都总管，每人分管一方，来护卫王室、抵御强敌。胡安国说，朝廷内外的权力形势，如果保持适当的平衡就安定，如果有所偏重就危险。如今州郡的权力太轻，按理应当加以变通调整。但如果一下子把二十三路的广大疆域分为四道，让每道都能独自决断政事、专用财赋、自行辟置官吏、独自掌握赏罚诛杀的权力，那权力恐怕太重了，万一有人抗衡跋扈，将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请求依照如今二十三路帅府的规模，选择重臣担任，赋予都总管的权力，专门负责统领军旅；如果有紧急警报，就让各路率领所属的守将相互支援策应，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了。

不久朝廷任命赵野总领北道，胡安国说魏都地区责任重大，任用赵野必定会耽误托付的重任。这年冬天，金人大举入侵，赵野在逃亡中被乱贼所杀。西道的王襄拥兵自重，不再北顾支援，事情果然如胡安国所预料的那样。

李纲被罢免后，中书舍人刘珏起草罢免的诏词，说李纲勇于为国效力，却屡次战败。吏部侍郎冯澥说刘珏是替李纲游说开脱，刘珏因此获罪被贬。胡安国把诏词的草稿封还，认为侍从之臣虽然应当进献忠言，但至于弹劾纠察官员的邪恶行径，必须归属于负责风纪的言官职责。如今台谏官员并没有缄默不言的过失，而冯澥却越权行事，这样的先例如果一开，臣担心各人就会凭借自己的好恶来胁迫倾陷他人，这不是安定朝廷秩序的办法。耿南仲十分恐慌，何■（同前缺字）也趁机排挤他，朝廷下诏让胡安国出任地方官。

因为胡安国向来苦于足疾，而海门地区地势低洼潮湿，朝廷便改任他为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国在朝为官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告假养病之中，一旦上朝，必定有所论列进谏。有人说："那些细小的事情，何不姑且搁置不管呢？"胡安国说："大事没有不是起于细微之处的。如今如果认为小事不必进言，等到成为大事时，又不敢进言，那就没有可以进言的时候了。"

胡安国离京超过十天后，金人便兵临京城城下。他的儿子胡寅……

译正当他担任郎官、客居在外之时，有人为他担忧。安国神色忧伤地说：

"主上正身陷重围之中，号令无法传出，卿大夫们都痛恨自己没有办法效忠尽力，我又怎敢顾念自己的孩子呢？"

敌军围困越来越紧急，钦宗急忙征召安国和许景衡，但诏书最终未能送达。高宗即位后，以给事中之职征召他，黄潜善暗中指使给事中

康执权弹劾他假托生病，将他罢免。建炎三年，权枢密张浚举荐安国可堪大用，朝廷再次任命他为给事中。皇帝赐给他儿子安寅一封亲笔信，命他转达皇帝旨意加以催促。安国行至池州时，听闻皇帝驾临吴越，便借口生病返回绍兴。

译兴元年，(胡安国)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任侍讲，朝廷派使者催促他赴任。胡安国把自己写的《时政论》二十一篇先呈献给朝廷，奏论呈上后，又被任命为给事中。二年七月，入朝奏对，请求将所进的二十一篇奏论付诸施行。这些奏论的题目是：

叫做："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论定计的大略说："陛下登基六年，论建都却没有必定坚守不迁的都城，论讨伐敌寇却没有必定坚持不变的策略；用来立政，却没有必定推行、不可违反的政令；用来任用官吏，却没有必定信任不疑的大臣。如果现在不加以图谋，将来后悔怎么来得及？"论建都，认为应当定都建康，把它比作关中、河内那样作为中兴复国的根基。论设险，认为要巩固上流，必须保守汉水、沔水一带；要巩固下流，必须坚守泗水、淮水一带；要巩固中流，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论立志，认为应当立志恢复中原，专心奉守陵寝；必须立志扫平仇敌，迎回二圣。论正心，认为戡定祸乱，虽然军务紧急，但裁决军务必须以本心为根本，希望选拔正直的大臣，多闻博识、有志向谋虑、敢于直言的人，安置在身边，日夜商讨议论，来安定自己的心志。论养气，认为用兵的胜负、军队的强弱、将帅的勇怯，都系于君主所养的气。至于是非曲直如何？希望更加努力为善，日益增进德行，那么达到极致就可以充塞天地之间。一怒之下就可以安定天下了。过了十天，再次朝见。因病恳求离职。高宗说："听说卿对《春秋》有很深的造诣，正想请你讲论，于是把《左氏传》交给胡安国，让他标点句读、校正音读。"胡安国上奏说："《春秋》是经世的大典，体现在具体的行事之中，并非空谈可比。如今正要思虑救济时艰，《左传》繁琐细碎，不如专心研读圣人的经典。"高宗称赞说好，不久任命胡安国兼任侍读，专门讲授《春秋》。恰逢朝廷任命前宰相朱胜非为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胡安国上奏说朱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一同在朝执政时，缄默附和，以致渡江南迁，尊奉重用张邦昌，与金国结好，败坏三纲，天下人都愤懑郁结。等到他正式担任宰相之位时，苗傅、刘正彦发动叛乱，他贪恋官位、苟且容身，使君父蒙受屈辱。如今强敌步步紧逼，叛臣毫无顾忌，用人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深恐朱胜非会耽误重大国策。朱胜非改任侍读，胡安国的任命诏书却搁置不下发。左相吕颐浩特意命令校正官黄龟年将文书发出，胡安国说："担任官职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职责，就应当离去。如今我待罪在朝而毫无补益，既然已经失职，理当离去，道理十分明白。况且朱胜非正是我所论列弹劾的人，如今朝廷却称赞朱胜非在苗刘之变中，能够调护保全圣上。从前公羊氏说，祭仲废黜君主是行使权变，前代儒者极力反驳这种说法，因为权宜行事的废立，不能施用于君父身上。《春秋》大义，对这一点尤其严谨。建炎年间失节的人，如今虽然被特意赦免不加追究，反而又加以选拔提升。这种风气一旦养成，对君父极为不利。我如果以研讨《春秋》的身份入朝侍讲，却与朱胜非同列共事，有违经义教训。"于是不肯出仕。当初，吕颐浩都督江上军务，回朝后想要除掉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却没有找到办法，有人教他，指称这些人结为朋党，并且说："党魁就在经筵讲席之中，应当先除去他。"吕颐浩十分高兴。当即引荐朱胜非作为助力，而将胡安国降职，说："胡安国屡次征召都傲慢不应，直到现在才来朝廷，又多次上疏请求。当初说朱胜非不可以同任都督，等到改命他任经筵官，又认为不可以。难道不是因为时局艰难，他不肯尽心竭力吗？"想要给他罗织一个小罪名而除去他，那么将国家大计置于何地？于是罢免胡安国官职，命他提举仙都观。这天晚上，彗星出现在东南方。右相秦桧三次上奏章请求留用胡安国，都没有得到答复。胡安国随即解下相印离去。【按《名臣言行录

译》记载：秦桧曾任密州教授，翟公巽任密州知州时，推荐他参加宏词科考试。游酢经过密州，与他一同在翟奇之家吃饭。胡安国向游酢询问人才，游酢首先提到秦桧。说他这个人类似荀彧，又说他没有事情不能办成。后来京城被攻破，金人想要立张邦昌，秦桧极力反对认为不可以，胡安国因此更加称许他的作为，在张浚等人面前极力称赞他，后来秦桧从金国归来，参与国政，胡安国被召任词臣讲官，就是秦桧所推荐的。这与史书所记载的略有不同。】侍御史江跻上疏极力陈说朱胜非不可任用，胡安国不应当被贬责。右司谏吴表臣也说，胡安国带病觐见君主，想要施行自己所学的道理，如今无缘无故获罪离去，恐怕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做法，都没有得到答复，吕颐浩随即将他们贬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以及江跻等二十多人说："应验上天示警，正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台省官员被贬斥一空，朱胜非于是任相，胡安国最终归隐。绍兴五年，朝廷任命他为徽猷阁待制、知永州，他辞去诏命，朝廷因他是经筵旧臣，格外体恤慰劳他，特意依从他的请求，改任提举江州太平观，命他继续纂修所著的《春秋传》。书成之后，高宗认为深得圣人本旨，任命他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还没有上任，谏官陈公辅上疏诋毁那些假托程颐学说的人，胡安国上奏说："孔孟之道失传已经很久了，自从程氏兄弟才开始阐发明白，然后才知道它是可以学习的，可是如今却让学习的人以孔孟为师，却禁止他们跟从程颐学习，这是想进入内室却不由正门啊。本朝自嘉祐年间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和他弟弟程颐，关中有张载，都是以道德名世的人。恰逢王安石、蔡京等人曲加排斥压制，所以他们的学说没有能够推行。希望下令礼官，讨论旧有的典故，加以封爵，载入祀典。并诏令馆阁收集他们的遗著，校正后颁行天下，使邪说不能兴起。"奏疏呈上后，陈公辅与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秉承宰相的意旨，交相上疏论说胡安国的学术颇为偏僻，于是任命他为知永州，他推辞后又改任提举太平观，进封宝文阁直学士，去世后，诏令追赠四官，又加赐丧葬费用，赐田十顷，抚恤他的遗孤，谥号为文定，这实在是超乎寻常的规格啊。

胡安国刻苦向学、努力践行，以圣人为标准，立志匡济时艰，虽然屡次因获罪而离职，但他忠君忧国之心却更加深远笃厚。每逢有君命召唤，就立刻放下家事不问，然而他的风度凝重高远，超然于尘俗之外，看待天下万物，没有一样能够牵动他的心。朱震被朝廷召见，向他请教出仕退隐的合宜之道。胡安国说："你研习《易经》二十年了，这件事应当早已心中有定论了。世间只有讲学、论政这两件事，不可以不诚恳深入地探究。至于自身出处进退的大节，语默之间的取舍，就如同人的饮食一样，饥饱寒温，只能靠自己的心去斟酌，不能由别人来决断，也不是别人所能决断的。"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乎道义的，要以胡安国、尹焞为首。胡安国所交往的人，游酢、谢良佐、杨时，都是程门的高足弟子。他出使湖北的时候，杨时正担任府学教授，谢良佐担任应城县令。胡安国向他们请教质疑、探访道学，对他们礼敬十分恭谨。每次他们来拜访，离去时胡安国一定端正笏板站立，目送他们远去。自从王安石废除《春秋》、不将它列入学官所讲授的经书以来，胡安国认为这是先圣亲手笔削而成的经书，竟然使人主不能听闻讲解，学者不能相互传习，败坏伦理、泯灭天理，大概就是由此而起，所以他专心研究这部经书二十多年，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不完备包含于其中的。他常常感叹说："这是传承圣人心法的重要典籍啊。"胡安国年轻时志向不高，以文章著名于世，等到学习道学之后，就不再措意于此了。他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他有三个儿子：胡寅、胡宏、

译胡宁。

胡寅

胡宏

胡宁

胡寅

胡寅字明仲，是胡安国弟弟的儿子。胡寅将要出生的时候，他的婶母因为家中儿子太多想要不抚养他。胡安国的妻子梦见一条大鱼跃入盆中的水里，急忙前去把胡寅抱回收养，当作自己的儿子。胡寅年少时性情桀骜不驯，难以管教，父亲把他关在空荡的阁楼里。阁楼上有一些杂木，胡寅把它们全都刻成了人形。胡安国说："应当想办法转移他的心思。"另外在阁楼上放置了几千卷书籍。过了一年多，胡寅把这些书全都背诵了下来。他到辟雍求学，考中宣和年间进士甲科。靖康初年，因御史中丞何某（原文缺字）的推荐，被召任秘书省校书郎，杨时担任国子祭酒，胡寅跟从他学习，后升任司门员外郎。金人攻陷京师，商议另立异姓为帝，胡寅与张浚、赵鼎逃到太学之中，不肯在议状上签名，张邦昌被伪立为帝时，胡寅弃官回乡。有言官弹劾他擅离职守，被降职一等。建炎二年，高宗巡幸金陵，枢密使张浚推荐他担任驾部郎官，不久提拔为起居郎。金人南侵，朝廷下诏商议迁都的地方，胡寅上书说："先前陛下以亲王介弟的身份率师出征河北，二圣既已被迁走，就应当纠合义师，向北进军迎请，可是陛下却匆忙接受帝位、急切登上尊位，斩杀正直的大臣来堵塞言路，向南巡幸淮海，苟且偷安，虚度岁月，金人攻入关陕，陛下毫不加以抵御，盗贼横行溃乱，无人敢过问。无辜的百姓百万人肝脑涂地。而陛下却在制作礼乐文物，讲习郊祀祭天大礼，自认为是中兴。金人乘虚直捣行在，陛下单骑南渡淮河，一直到流血冲突而后才回到帝位。迁都建康，又不作长久之计，一味畏缩远避，这些都是极大地失去人心的做法。自古以来能够中兴的君主，之所以能够收复旧有疆土，没有不是出于愤耻怨怒之心的，从来没有不向敌人复仇却能够自己安然的；也没有乘着国势衰微、社稷几近断绝之后，反而以固陋自安为荣、以苟且偷生为安，却能够长久没有祸患的。黄潜善与汪伯彦却用哺乳婴儿般的手法来对待陛下，说：'上皇的儿子有三十人，如今存活的只有圣上您了，不可不自我珍重爱惜。'他们竟从不考虑宗庙将被荒草湮没、陵寝将被盗掘惊扰，黄潜善、汪伯彦之所以贻误陛下、削弱国土、残害百姓，罪过难道说得尽吗？陛下当初继承帝位，既没有制定迎回二圣的策略，因循苟安、逃避远方，又没有防守中原的谋划，以致德义不能取信于人，号令不能推行，刑罚没有威严，爵赏不能起到劝勉作用。如果不改弦更张来挽救垂亡的局面，那么陛下将永远背负不孝不悌的过失，常常受到父兄的责难，人心一旦离去，天命就难以依恃了。即使想要栖身山海之间苟且偷生，恐怕也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希望陛下下诏罪己，以震动人心；下决心讲习武备，巡行淮河、襄阳一带，收纳那里的英豪。誓师讨伐天下叛逆，忠义勇武之士，一定会像云一样聚集、像声音一样响应。陛下凡是想要做的事，哪一件不能如愿呢？这与退守江浙一隅相比，岂能相提并论！如今谋求恢复中兴的策略，没有比废止和议更重要的了，把用来出使求和的钱财，用来作为养兵的资金；否则，就只能偏安东南一隅，凡事都无法与人争胜，若说纳贡赂金，谁比得上京城的富有？若说送人质，谁比得上二圣的贵重？反复计算，所谓的乞求和议，绝对没有能够成功的道理。大乱之后，风俗颓靡，想要彻底改变它，关键在于致力实效，去除虚文。整训军队、选择将领，发誓收复旧有疆土的，才是尽孝悌的实事；派遣使者乞求和议，侥幸求得万一的，是虚文。屈己求贤、信任采纳众人的良策，才是求贤的实事；表面上以礼相待，实际却不采纳他的意见，是虚文。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当天就付诸实施，才是纳谏的实事；表面和颜悦色接纳众议，内心却厌恶直言，是虚文。提拔智勇忠直的人，用恩威来对待驾驭他们，用诚信来结交约束他们，才是任用将领

译的实事；亲近厚待庸碌的臣子，等级威仪不能确立，是虚文。淘汰疲弱的兵卒、选拔壮勇的士兵，供给充足的衣食，申明军阶等级，来改变骄悍的习气，才是治军的实事；训练演习变成儿戏，纪律荡然无存，是虚文。选拔任用郡守、刺史，让他们长久任职，痛加铲除奸邪贪赃之辈，广泛施行宽仁体恤，才是爱民的实事；军需装备征收索取，只顾办理完事；蠲免租税、颁布赦令，只是用来欺骗百姓，是虚文。至于保全宗庙、陵寝、土地、人民，若以这六项实事贯彻施行其间，就是中兴的实政；而如果陵庙荒废倾颓、疆土日益缩小、衣冠百姓化为血肉，以这六项虚文贯彻施行其间，那就是今日的虚文。君子和小人势不两立，仁宗皇帝在位时，任用的君子最多，小人有时也被任用，然而一旦罪状显露，就予以斥退；君子有时也被罢黜，但只要忠诚显著，就予以收用。所以仁宗成就当世的功业、留给后人的辅佐之才，都是君子。到了王安石当政时，就不是这样：斥退隔绝君子，一旦离去就不再任用；崇信任用小人，一经任用就不再更改，所以他败坏当世的政事、成为后世祸害的，都是小人。仁宗皇帝所培养的君子，已经日渐消亡殆尽，而王安石所招致的小人，正繁衍滋生而未曾止息，这就是致使国破家亡、祸患极其惨烈，能够仗节死难的人不过一两个的原因。这是浮华轻薄之风的祸害，是英明君主所应当畏惧并深加警戒的。古代所说的中兴，是说'拨乱反正'。如今的乱局，也可以说很严重了，能否拨乱反正而使国家中兴，全在于陛下；如果国势就此陵夷不振，也在于陛下。从前宗泽不过是一个年老的从官罢了，尚且能够以真诚感动各路军队，向北连结怀州、卫州，共同迎回二圣，约定时期秘密响应的，不下几十万人。更何况陛下身为二圣的子弟，想要向北进取有所作为，将会看到普天之下的人都愿为陛下所用，只要十年时间，一定能够远迎父兄，成就大宋中兴的美名。这与如今这般提心吊胆地隐藏躲避、跪地含垢忍辱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吗？"

奏疏呈上后，宰相吕颐浩厌恶他言辞恳切耿直，任命他为直龙图阁，主管江州太平观。绍兴三年，朝廷诏令内外官员各自陈述节省费用、富裕国家、强兵息民的策略。胡寅以十件事应诏，说："整顿政事，防备边疆，整训军队，任用人才，铲除盗贼，明信赏罚，理财核实，摒弃奉承谄媚之人，去除奸邪。"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命他出任知永州。绍兴四年，又召他回朝担任起居郎，升任中书舍人，赐三品官服。当时朝廷正商议派遣使者，胡寅上疏说："先前误国的大臣，派遣使者求和，用来苟延岁月，如今已经九个月了，成效如何？幸而陛下明察邪说，逐渐图谋恢复大计，忠臣义士都想要效力，如今却无缘无故重蹈庸臣的覆辙，忘记复仇的大义，说出自取其辱的言辞，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当采取这种做法。如果说不稍微屈就贬抑就对不起二圣，那么从丁未年到甲寅年，这些年来一直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派遣的使者不知道有多少人了，知道二圣所在何处的，是谁呢？听闻二圣声音消息的，是谁呢？获得金人真实意图而使战事平息的，又是谁呢？我只见通和的使者归来，还没有喘息片刻，黄河、长淮、大江天险却相继失守了。金人知道我国最看重的是二圣，最畏惧的是被劫作人质，最害怕的是用兵。而我国却坐受这种诱饵，时间久了却还不醒悟。天下人都以为从此必定会改变谋略，为什么又重新提出这种错误的计策呢？"高宗嘉许他，降诏褒奖。不久右仆射张浚从江上返朝，上奏说派遣使者是兵家的权宜之计，最终违反了先前的旨意。胡寅又上疏说："如今的大计，只应当任用贤才、修明德政，休兵养民，以图谋向北进取。如果这样做不到，那就应当坚守待时。至于反反复复没有一定的主张，必定不能有所建树。"胡寅既然与张浚

译意见不合，于是请求外放便于就近奉养父母的郡官。姑且不论此事，胡寅曾上言："近年来诏书文告多出自词臣之手，出于个人好恶的私心，使君主用来嘉奖德行、声讨罪过的文辞，难免有玩弄辞藻、有损君德的过失，请命令词臣以粉饰情感相取悦、含怒诋毁相诽谤为戒。"所以胡寅所撰写的诏令，大多以诰诫为主。因此招致嫉恨的人很多。朝廷辨明宣仁太后所遭受的诬蔑之事，处置章惇、蔡卞，都是宰臣当面接受皇上旨意，命令胡寅撰写呈进，因此他被任命为徽猷阁待制、知邵州，他推辞后改任集英殿修撰，又以待制身份改任知严州，再改任知永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的讣告传到，朝廷依照旧例，以日代月服丧，胡寅上疏说："仇敌尚未歼灭，丧服就不应当除去，希望陛下下诏，服丧三年，穿墨衰临阵作战，以此来教化天下。"不久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后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当时秦桧执掌国政，任命他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不久他请求退休，于是返回衡州。秦桧既已忌恨胡寅，虽然他已告老还乡，仍然对他心怀愤恨。右正言章复弹劾胡寅不为本生母服丧，是为不孝；诵读邻好之言，是为不忠。因此被贬为果州团练副使，安置到新州。秦桧死后，朝廷下诏允许他自由居住，不久恢复他的官职。绍兴二十二年去世。

胡寅志节豪迈，起初考中进士时，中书侍郎张邦昌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没有答应。当初胡安国十分看重秦桧的大节，等到秦桧擅权专政，胡寅便与他断绝了往来。贬谪新州的命令下达时，他当天就动身上路。在贬谪之地，他撰写了《读史管见》《论语详说》，流传于世。他的文章根植于义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胡宏

胡宏字仁仲，年幼时师从杨时、侯仲良，最终传承了他父亲的学问，在衡山之下悠游隐居二十多年，张栻以师礼侍奉他。绍兴年间，他上书朝廷，大略说：治理天下有根本，那就是仁。什么叫仁？就是心。心之官茫茫渺渺，不知它所在何方。如果认为自己了解它的本体吗？其实有所不能省察的地方，那就是不了解了。如果有所顾虑、有所畏惧，那么即使有能知、能察的良心，也会渐渐消亡而自己却不知道。这是我最大的忧虑啊。希望陛下在静处的时候好好思量，如今天下的局势，就陛下自身而言，什么事最重大？什么事最紧迫？一定会有一种慨然而心虚气馁、恻然而痛心疾首、坐立不安、彷徨不能自安的感受，那么良心就可以省察出来了。从前舜以平民的身份做了天子，瞽叟以平民父亲的身份获得天子奉养，做父亲的享受天下的供养，难道还不满足于原来的穷困生活吗？可是瞽叟仍然不高兴。从常情来看，舜本可以就此心安了，可是舜却蹙然若有忧虑之举。天下之大，没有什么能够解除他的忧愁。如今二圣远在穷荒之地，辛苦困顿。希望陛下增兵讨伐敌国，让自己心中念念不忘此事，或许有朝一日能够获得生还，父子兄弟相拥而泣，欢乐如同平生一样。翘首东望，已经九年了。以我这样疏远卑贱的人尚且思念此事，痛心想要有所作为，何况陛下身当其任呢？可是朝廷之上的大臣，不能秉承发扬上天之心，充实陛下仁孝的志向，反而以天子之尊，向北面事敌国。陛下自己想想，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亲人，与舜相比又如何呢？况且群臣智谋短浅，自忖不足以担当大事，所以想要苟且偷安于江左一隅，贪图荣宠富贵，都是为了自身打算罢了。陛下竟然相信他们，以为坚持这样做就可以进而收复中原、展扫陵庙，迎回两宫，难道不是被他们耽误了吗？陛下即位以来，正直和奸邪的人交替进退，没有坚定不移的见识。所以陈东因直言进谏而先死在前，马伸因发表正论而后死于后，却没有听说诛杀过一个奸邪之人、罢黜过一个谄媚之徒，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摧折正直之人容易，而去除奸邪之人困难啊。凭天子的威权，掌握亿万百姓的性命，竟然不能保全两三

译个心腹耳目之臣来辅佐自己，反而让奸邪之人得以将他们杀害，这该向谁问责呢？我私下里为陛下的威权不能操之在己而感到悲哀。高闶担任国子司业，请求陛下临幸太学。胡宏看到他的表章，写信责备他说："太学，是彰明人伦的地方。太上皇帝被强敌劫持挟制，活着被劫走、死了才归来，这是臣子痛彻骨髓的事，应当卧薪尝胆，一心想着如何报仇雪耻。可是执政大臣竟敢欺天罔人，把大仇当作大恩来对待吗？太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她被释放归来其实是出于金人的意思，这是臣子所不忍心说出口的事。可是执政大臣竟敢欺天罔人，把大辱当作大恩来对待吗？在这种情形下亲眼目睹，却忘记仇恨、泯灭天理，向北面事敌国，只求苟且偷安，处于人臣之位竟然安然自处为天下儒者的师表。既不能建立宏大的议论，阐明天理人伦的道理，来匡正君心，反而阿谀执政大臣、迎合他们的意旨，谋求太平盛世的典礼，欺天罔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胡宏起初以荫补任右承务郎，没有得到实际差遣。秦桧执掌国政时，写信给胡宏的哥哥胡寅，问两个弟弟为什么不通书信，想要任用他们。胡宏写信只是叙述交情友好而已，言辞十分严厉。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胡宏说："正是担心他召我为官，所以向他表明我是不可能被召用的。"秦桧死后，胡宏被朝廷征召，最终以生病为由推辞了。他去世后留下的著作叫《知言》，张栻评价说这部书言辞简约、义理精深，是道学的枢要，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借鉴。学者称他为五峰先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

胡宁

胡宁字和仲，以荫补获得官职。秦桧执掌国政时，召他参加馆职考试，任命他为敕令所删定官。当时秦熺（秦桧之子）担任知枢密院事，秦桧问胡宁说："秦熺最近的任命外界议论如何？"胡宁说："外界议论认为相公一定不会做出蔡京当年的那种事。"于是升任太常丞、祠部郎官。当初，胡宁因为父亲兄长的缘故被召用；等到胡寅与秦桧不和之后，秦桧便将胡宁外放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任命他知澧州，他没有到任，主管台州崇道观，最终去世。胡安国编纂《春秋传》的修纂检讨工作，全都出自胡宁之手。胡宁又撰写了《春秋通旨》，用来辅助阐发这部书。

范冲

范冲字元长，考中绍圣年间进士。高宗即位后，召他担任虞部员外郎，不久出任两淮转运副使。绍兴年间，正逢隆佑皇后的生日，高宗在宫中设酒宴，从容间谈起前朝旧事，说："我曾侍奉过宣仁圣烈皇后，她的聪明贤德、母仪风范，古今未曾有人能比得上她。从前因为奸臣诬蔑诽谤，建炎初年虽然下诏为她辨明，可是史录尚未经过删定，没有办法把真相传给后世，用来告慰她在天之灵。"高宗听后悚然感悟，立即下诏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召范冲担任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的父亲范祖禹，元祐年间曾经修撰《神宗实录》，将王安石的过失全部记载下来，用来彰明神宗的圣明。后来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对此十分憎恶，范祖禹因此获罪被贬谪，死在岭南。到这时，朝廷又把这项任务交给范冲。范冲于是论述熙宁年间创立新法、元祐年间恢复旧制、绍圣以来时张时弛不一致的情况，本末先后各有原因。又极力陈说王安石变更法度的过失，以及蔡京贻误国家的罪责，高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起居郎。不久开设讲筵，升任兼侍读。高宗一向喜好《左氏春秋》，命范冲与朱震专门讲授。范冲阐发经文旨意，借机进行规劝讽谏，高宗没有不称赞说好的。恰逢皇子建国公出阁就学，朝廷首先任命范冲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建隆观，担任资善堂翊善，朱震兼任赞读。当时张浚在长沙，也推荐范冲、朱震可以担任训导之职，范冲、朱震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年长者，高宗命令建国公，凡是见到翊善、赞读，都要行拜礼。不久范冲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他

译极力推辞，改任翰林侍读学士，这是沿用他父亲的旧例。不久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奉祠，最终去世。范冲修撰《神宗实录》时，另外撰写了一部《考异》，明确标示所删去和采纳的旧文，用墨笔写删去的部分，用黄笔写新修的部分，用朱笔写世人所称的"朱墨史"。等到修撰《哲宗实录》时，另外撰写了一部书，名叫《辨诬录》。范冲生性喜好正义，乐于助人，司马光的家属都依靠他生活，范冲抚养照顾他们。他为司马光编纂《记闻》十卷，呈奏御览，请求让司马光的族曾孙司马宗召主持司马光的祭祀。他还曾经推荐尹焞代替自己。

陈旸【陈祥道】

陈旸字晋之，福州人。考中绍圣年间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年，进献《迓衡集》，以劝勉引导绍述神宗新法，得以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说陈旸所著的《乐书》二十卷，内容贯通完备，请求援引他哥哥陈祥道进献《礼书》的旧例，给予笔札供其誊写。书呈上后，升任太常丞，进为驾部员外郎，担任讲议司参详礼乐官。魏汉津议定音乐制度，使用京房的二变四清之法，陈旸说："五声十二律，是音乐的正统；二变四清，是音乐的弊病。二变以变宫为君音，四清以黄钟清为君音。事情因时而变，固然可以变化，但君主是不可以变的。太簇、大吕、夹钟，或许可以分开，但黄钟是不可以分的，这难道不就是古人所说的'尊无二上'的道理吗？"当时的舆论正倾向魏汉津，因而贬黜了陈旸的议论。进为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曾因事被夺职，后来又恢复，最终去世。

陈祥道字用之，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最终官至秘书省正字，所著的《礼书》一百五十卷，与陈旸的《乐书》一并流传于世。

朱震

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考中政和年间进士，在州县任职，以廉洁著称。胡安国一见到他，就非常器重他，把他推荐给高宗，召任枢密院编修官，他称病没有赴任。恰逢赵鼎担任参知政事，推荐说朱震学术深湛渊博，廉正守道，适合担任讲读之职，一定会对陛下有所裨益，于是召他入朝。到朝廷后，高宗以《易经》《春秋》的旨意询问他，朱震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对答。高宗很高兴，提拔他为祠部员外郎，兼任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朱震因此进言说："荆襄之间，沿着汉水上下，有肥沃良田七百多里。如果选拔良将，率领部曲镇守此地，招集流亡的百姓，致力于耕种粮食。敌人来犯就抵御，敌人退去就耕种，不过三年，军粮就能自给自足。"又说：在军中发放茶盐钞引，招募人来买粮补给，可以顺流而下调运江西的船只，又可以疏通湘中的粮食，观察形势变化而后行动，就可以席卷河南之地，这是以逸待劳、万全的计策。他升任秘书少监，兼侍经筵，转任起居郎，建国公出阁就学，朱震担任赞读，升任中书舍人，兼翊善。当时郭千里被任命为将作监丞，朱震说："郭千里侵占夺取民田，曾经被查办处治过，希望撤销这项新命令。"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转任给事中，兼直学士院，升任翰林学士。当时虔州百姓沦为盗贼，天子选拔贤良的太守前去安抚。太守将要出发时，朱震说："如果任职官员廉洁而不攀附援引，那么百姓自然安定，即使有人引诱他们做盗贼，他们也不会去做的。希望诏令新任太守到任后，将本郡及所属县的官吏中有贪污不法的，一律罢免，听凭百姓自行推举仁慈恩惠的人，有政绩的，从优加以奖励。"高宗听从了他的意见。按照旧例，正在服丧期间没有享祭宗庙的礼制，当时徽宗尚未祔庙，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请举行明堂之祭，朱震因此说："《王制》记载，服丧三年不举行祭祀，只有天地社稷之祭是超越丧礼而照常举行的。《春秋》记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公羊传》说：'这是讥讽鲁国没有满三年就举行吉禘之礼。'真宗景德二年，正值

译明德皇后丧期，已经以日代月除去了丧服。第二年，就前往太庙祭祀，在圜丘合祭天地。当时并没有实行三年之丧，而是专门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所以是可以的。可是在今天施行这样的做法，那就不对了。"朝廷诏令侍从、台谏、礼官共同参议，最终采用了御史赵涣、礼部侍郎陈公辅的意见，举行了明堂大享之礼。绍兴七年，朱震以病辞去官职请求奉祠，不久又任知礼部贡举，恰逢去世。朱震的经学造诣深湛纯正，著有《汉上易解》，以程颐的《易传》为宗旨，融会贯通邵雍、张载的学说，上溯采纳汉、魏、吴、晋各家，下及唐、宋，包罗兼采各家异同。大概他的用意是认为王弼完全废弃旧有的注说，杂糅老庄之说，专门崇尚文辞是不对的，所以他在象数方面特别详加考究。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四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五 儒林传八

儒林传

宋（六）

宋六

刘子翚，洪兴祖，喻樗，高闶，程大昌，林之奇，林光朝，杨万里。

刘子翚

洪兴祖

喻樗

高闶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杨万里

刘子翚

刘子翚字彦冲，是被追赠太师的刘韐的次子，因父亲的荫补而被授予承务郎，被征辟为真定府幕僚。刘韐在靖康之难中殉难，刘子翚悲痛愤慨、不想活下去，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服丧期满后，任兴化军通判。贼寇杨就侵犯闽地边境，刘子翚与郡将张当世谋划防御，贼寇不敢来犯。此事上报朝廷，因功被留任。刘子翚起初因守丧过度哀伤而患上羸弱之病，到这时又因不堪忍受官吏职责的繁重，辞官归隐武夷山，不出仕的时间共有十七年。他闲暇时常常到父亲墓下瞻望徘徊，涕泪交流、呜咽悲泣，有时接连好几天才回来。妻子去世后，他没有再娶。侍奉继母吕氏，以及兄长的儿子刘羽，都尽到了孝顺友爱之心。刘羽的儿子刘珙年幼时喜好学习，刘子翚教导他毫不懈怠。刘珙后来学有所成，与籍溪的胡宪、白水的刘勉之相互交好，每次相见都谈论学问，此外没有其他闲杂话语。他所交游的其他人，都是海内知名的人士，而被他寄予厚望、期许能够任重致远的，只有新安的朱熹。当初，朱熹的父亲朱松把朱熹托付给刘子翚，等到朱熹向他请教学问时，刘子翚告诉他《易经》中"不远复"三个字，让他终身佩服铭记。刘子翚年轻时喜欢佛家学说，后来回归研读《易经》，才豁然有所领悟。他的说法认为学习《易经》应当先从"复"卦入手，所以把这个道理告诉了朱熹。有一天他感到身体略有不适，就前往拜祭家庙，哭泣着与母亲道别，与亲朋好友诀别，把家事托付给刘珙，指明自己安葬的地方。他还为亲戚中孤苦无依、没有产业的人做了安排，用几百字训诫求学者要修身求道。两天以后就去世了。学者称他为屏山先生。【按《名臣言行录》记载，刘子翚论述经制之道说："如今主管财政的官员，没有量入为出的制度，随田地多少征税，不衡量百姓的承受能力。军队本是用来保卫百姓的，却靠百姓来供养；官吏本是用来治理百姓的，也靠百姓来供养。如果出征时不亲临作战，居官时不亲理政事，就不应该享用百姓的供养。郡县既已裁并，随后又重新恢复设置员额，可以撤销的又重新增加。有人顾虑裁减抑制的做法会引起众人的怨恨咨议，殊不知费用开支的广泛，最终都是取自百姓罢了。这正是经制之道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啊。"《宋史》没有记载这段话，现在补录附上。】刘珙另有传记。

洪兴祖

洪兴祖字庆（后文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