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五十三

译信'的根本又在于'诚'。一旦不诚，人心就无法维系；一旦不信，言语就无法推行，所以圣人特别看重这两点。《礼记》说：'诚，是事物的终始，不诚就没有事物可言。'普通百姓若不诚实，就再也办不成事，何况君王要依靠他人的诚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怎么能不以诚待人呢？

以权术驾驭臣下，臣下就会用欺诈来回应；对臣下表示猜疑，臣下就会苟且偷安。接待臣下不以礼相待，臣下就会轻视道义；抚恤臣下不动真情，臣下效忠之心就会淡薄。君上怎样做，臣下就跟着怎样做；君上怎样施予，臣下就怎样回报。自己做得不到位却要求别人做到位，臣下必定懈怠而不服从；先前不以诚相待却指望日后得到臣下的诚心，臣下必定用欺骗来回应而不肯信任。所以'诚'与'信'片刻都不能离身。希望陛下谨慎持守并竭力施行，这恐怕不是应当悔改废弃的做法。

人立身行事，必定会有过失偏差，无论是上智之人还是下愚之人，都难以避免。聪明的人能够改正过失、趋向善道，愚昧的人却以过失为耻反而一错再错。太宗有亲身践行仁义的德行，以及最终成就太平盛世的功业，可以说非常盛大了。然而人们直到今天，仍然把'从谏改过'作为称颂他的首要德行，由此可知帝王的美德，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

陛下认为谏官议论时政，常常把好的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君上，这种做法确实算不上美事，但这对陛下的盛德并没有什么损害。陛下如果能够采纳谏言而不违逆，那么这种传闻只会更加彰显陛下的美德；陛下如果违逆谏言、不予采纳，又怎么能够禁止这种传闻不外传呢？不应当因为这个缘故就堵塞进言的道路。

圣人治理天下，一定注重询访民众的心意。夸大浮夸而没有验证的话，不一定要采用；朴实而合乎道理的话，不一定要违背。顺从自己心意的话，未必就一定正确；违逆自己心意的话，未必就一定要否定。与众人意见不同的，未必就一定正确；与众人意见相同的，未必就一定错误。言辞笨拙而收效迂缓的，未必就是愚蠢；言辞动听而利益丰厚的，未必就是明智。用实际情况来加以考核，只要善处所在就采纳，这样就可以尽收天下人心了。

陛下又说，那些雷同的道听途说的言论，一经追问就理屈词穷。臣以为陛下虽然使他们言辞穷尽，却并未穷尽其中的道理，只能使他们口服，却未能使他们心服。况且臣下的心意没有不希望上达于君上的，君上的心意也没有不希望了解臣下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自己的心意难以上达，君上也常常苦于臣下的实情难以知晓。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九弊'没有去除的缘故。

所谓九弊，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批评为耻、逞口舌之利、卖弄聪明才智、逞威风严厉、放纵刚愎自用，这是君上的六种弊病。谄媚阿谀、观望迎合、畏惧懦弱，这是臣下的三种弊病。

喜欢胜过别人又以过失为耻，必定爱听阿谀奉承之辞，忌讳听直言，那么谄媚逢迎的人就会得到进用，而忠实的话就再也听不到了。逞口舌之利又卖弄聪明，必定用言辞来折服别人，用诡诈来算计别人，那么观望迎合的人就会顺水推舟保全自己，而切磋琢磨的益处就无法充分发挥了。逞威严又放纵刚愎，必定不能放下架子、诚心接纳协商，把过错归于自己，那么畏惧懦弱的人

译就会趋附而来，而合乎情理的言论就无法充分陈述了。

要知人善任本来就很困难，这连尧舜都为之忧虑，怎么能凭着一问一答就说已经穷尽了解了对方的才能呢？想要治理好天下，却不致力于赢得民心，那天下当然治理不好；致力于赢得民心，却不勤于接见臣下，那民心当然无法得到；致力于接见臣下，却不能分辨君子和小人，那臣下当然无法真正接纳；致力于分辨君子和小人，却厌恶正直而喜好谄媚，那君子和小人当然也无法分辨清楚了。

趋炎附和、曲意逢迎，对于当事人来说有很大的利益存在；犯颜直谏、冒着获罪的风险，对于当事人来说有很大的危害存在。身居上位的人，即便平易近人、以美好的利益来引诱人，尚且担心忠言不能上达，更何况是那些疏远隔阂、彼此猜忌的君臣关系呢？

陆贽转任考功郎中，仍旧兼任翰林学士之职。他曾从容进奏说："此时的诏书，陛下应当深切自责、承认过错，以此感动人心。从前大禹、商汤因为归罪自己而使国家勃然兴起，楚昭王因为善于纳言而使国家得以复兴。陛下如果真能不吝惜改过，用言辞向天下人谢罪，让臣起草诏书时无所忌讳，或许能使众多叛乱者幡然悔悟、改变心意。"皇帝认同了他的看法，因此在皇帝驻跸之地发布的诏书，即便是粗野强悍的武人士卒，读后无不挥泪激愤振奋。

等到与京师重新通联后，李抱真前来朝见，上奏说："陛下在山南时所颁发的诏书言辞，山东的士卒听闻后，无不感动流泪、思图奋起，臣由此知道叛贼不难平定了。"

【谨按《通鉴辑览》御批：兴元年间下诏之所以能使四方人心大为欢悦，这是因为太宗的恩德深入人心已久，而当时人心也都厌倦了战乱，所以感动人心才会如此迅速，这正是所谓的"饥饿的人容易满足于任何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满足于任何饮水"；再加上赦免胁从之人，以此瓦解叛军的羽翼，尤其不失权宜应变之机。见识浅薄的人却说：德宗能够拨乱反正，全靠这些诏书文告感动人心。殊不知拨乱反正之后，若施政措施仍有偏差失当，藩镇依旧骄横悖逆如故，以至于逐渐发展到唐朝灭亡，那么所谓的"感人"之效，又体现在哪里呢？孟子说："仁厚的言辞不如仁厚的名声（更能感人）"，这话确实可信。】

皇帝打算明年就改换年号，而方术之家上言说："气数遭逢百六之厄运，应当有所变革，以昭示天下重新开始。"皇帝于是商议再增加尊号。

陆贽说："上尊号这种做法，本来就不是古代的制度，即使在天下安泰之时施行，尚且有损谦逊之德，如今又值国家丧乱失节之时，更是有伤于国体礼节。"陆贽又上奏说："如果因为术数之说必须有所变革，那么与其增加华美的尊号而失去人心，不如废除旧有的尊号，来敬顺上天的警示。"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只是改换了年号而已。

正逢兴元年的赦免诏令刚刚起草完成，皇帝把稿子交给陆贽，让他商讨斟酌。陆贽知道皇帝持守德行不够坚定，想要激励他坚定意志，便上言认为："用言辞去感动人心，本来感动之效就已经很浅薄了，如果言辞又不能切中人心，怎能让人心悦诚服呢？如今这道恩德诏令，悔过的心意不能不表达得深切，引咎自责的言辞不能不说得透彻，使天下人听闻后，人人都能得偿所愿，那还有什么不服从的呢？

然而臣私下认为，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难；说

译出好的道理并不难，真正践行善道才难。希望陛下先坚定自己改过的决心，然后再据此施展诏书的文辞，衡量哪些可以做到的就宣示天下，哪些做不到的就搁置不提，不要在言辞上敷衍苟且，以免日后再次招致悔恨。"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起初皇帝仓皇出逃避难时，府库财物全都丢弃，护卫的士兵连夹衣都没有。到这时天下的贡奉物品逐渐送到，皇帝便在行宫的廊庑之间设置琼林、大盈二库，另外收藏这些贡物。陆贽进谏认为：如今战事正繁重紧迫，创伤未愈、呻吟之声尚未平息，却急忙把这些珍贵贡物另设私库收藏，恐怕会让群臣心生怨望，请求把这些贡物全部拿出来赏赐给有功之人。皇帝醒悟，立即撤除了这两个库房。

李怀光心怀异志，想要激怒他的部众使其反叛，便上言说："军粮饷银微薄，与神策军待遇不同，难以作战。"李晟暗中禀告皇帝李怀光将要生变，因而请求移营驻扎。皇帝派陆贽去见李怀光商议事务，陆贽返回后上奏说："李怀光对来犯的叛贼不加追击，军队已疲惫而不用，各路将帅想要进兵，他总是从中阻挠沮丧他们的计划，此人必定要反叛，应当有所措施来制约他。"于是劝皇帝答应李晟移营的请求。

当初，陆贽与李怀光谈及李晟时，李怀光妄自夸口说："我用不着依靠李晟。"陆贽当即赞美李晟的强悍威武，使李怀光不好出尔反尔。到这时，陆贽请求下达诏书，顺应李怀光先前所说的话，这样他也就没有理由再归咎朝廷、说三道四了。朝廷又派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李晟一同屯驻东渭桥，托辞说李晟兵力单薄不足以抵挡叛贼，让他们互为犄角之势。李怀光虽然不愿意派兵前往，但已经理屈词穷、无法推脱阻拦，皇帝也犹豫不决。李晟移营不到十天，李怀光果然夺取了李建徽、阳惠元两位节度使的兵马，李建徽只身逃脱幸免于难，阳惠元则因此丧命。皇帝驻跸之地大为震惊，于是又巡幸前往梁州。

有人进献瓜果，皇帝嘉许他的心意，想要授给他试官的官职。陆贽认为名位和官爵应当谨慎珍重，应当只赐给钱财布帛，不应当用官职来酬谢。皇帝说："试官只是虚名，对国事没有损害。"

陆贽上奏说："引导人心的方法，无非是名和利两种。名位虽近于虚，对于教化却意义重大；利益虽近于实在，对于德行来说却分量较轻。员外试官虽然只是个虚名，但对于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患危难的人，用它来酬赏，可以说是很重的奖赏了。如今献瓜果的人也用同样的官职来酬赏，那么那些出生入死的人必定会相互议论说：'我们拿性命换来的酬赏，竟然和瓜果一样，朝廷如此看轻人命如同草木一般，还有谁肯再为朝廷效力呢？'"

【谨按《通鉴辑览》御批：唯独名号与器物，不可以随意假借给人。百姓进献瓜果，不过是遵循乡野之人"献芹曝日"的一片心意，用钱帛赏赐已经足以酬答了。竟要急着授给他试官之职，这种不明轻重的做法，实在过分。陆贽所说："虚名如果滥加施予，将无法用来勉励立功之人。"这不仅深切切中当时的情弊，也是千秋万代做君主的人都应当留意的道理。】

不久，陆贽因功劳升任谏议大夫，仍兼任翰林学士。当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是杀害张镒后夺取节度使之位的，虽然多次进贡朝奉，但议论的人大多说他脚踏两端，有所观望徇私，皇帝也不能容忍他

译，他派来的使者到了都不予召见，皇帝打算用浑瑊来取代他。

陆贽劝谏说："李楚琳的罪过确实早已存在，但如今各路勤王的军队都在京畿之内，紧急宣召、火速传令，时机分秒必争。商州、商岭一带路途遥远，而骆谷又被叛贼扼守阻断，能够传通王命的通道就只剩褒斜道了。如果让李楚琳发泄怨愤，胆敢猖狂行事，堵塞南边这条要冲通道，向东又与叛贼勾结合流，那么我们的咽喉要道就会梗阻，心腹之地也会被分割，这难道不是隐患吗！如今他脚踏两端、观望徘徊，这正是上天启发他内心，使他归顺朝廷，成就我们平定叛乱的大业啊。"皇帝释然，把李楚琳派来的使者全部召见，用优厚的诏令来抚慰他。

【谨按《通鉴辑览》御批：李楚琳杀害节度使、依附叛逆朱泚，本应在平定叛乱之初，明正其罪，以此警示那些心怀反复的人，这才是名正言顺的做法。而德宗却想要借助形势胁迫其归附以取代李怀光，这种做法近乎诡诈权谋；即便是陆贽主张笼络羁縻、授予他官职，也失之于姑息养奸。难道是当时的形势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缘故吗？】

皇帝打算给内外随从的官员普遍授予"定难元从功臣"的称号，陆贽说："宫廷官员和随行僚属，恪尽职守奔走效劳，说他们有辛劳则确实是有，但称之为'功'又从何谈起呢？他们确实经历过患难，但称之为'定难'又从何谈起呢？如今把他们与那些奋不顾身、拼死效命的将士相提并论，恐怕会挫伤将士们的斗志，也会招致真正立功大臣的愤懑。"皇帝于是作罢。

京师已经平定，皇帝打算召见浑瑊，并寻访逃散的宫人，给她们置办装束派人送到行宫。陆贽进谏认为：大盗刚刚被平定，疲惫困顿的百姓、伤痕累累的士卒，都还未曾得到抚慰安顿，皇帝却首先寻访妇人，这不是用来符合天下人对新政新气象的期望的做法。皇帝于是不再颁下诏书，但仍派使者晓谕浑瑊，资助遣送宫人。

起初，刘从一、姜公辅等人的才能都不如陆贽，但他们凭借片言只语的临时谋划，就被授予宰相之位；而陆贽却孤立无援，一心一意议政，因而被身边的权贵幸臣排挤诋毁，又因为议论政事毫无避讳保留，暗中失去了皇帝的欢心，很长时间都没能担任宰相，回到京城后也只担任中书舍人。不久他因遭遇丧事而解除官职，客居东都，各方送来的赙赠财物他一概不受，只有韦皋因为是他布衣之交时结识的旧友，事先向他说明来意，所以韦皋所赠送的财物他才每每接受，还专门上奏皇帝，得到诏许后才收受。

服丧期满后，陆贽以权知兵部侍郎的身份，再次被召为翰林学士。他入朝谢恩时，伏地哽咽哭泣，皇帝为他站起身来，动容抚慰，此后对他的眷顾礼遇更加深厚。天下人都期望他能出任宰相，但窦参一向对他心怀不平，忌恨他；陆贽也多次向皇帝陈说窦参的罪过。

贞元七年，陆贽被罢去翰林学士之职，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主持科举考试。第二年，窦参被贬黜，于是任命陆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前皇帝当初任用杨炎、卢杞时，他们援引安插私党，排挤忠良之人，天下人都对此深感怨恨憎恶。贞元年间以后，皇帝鉴于这些过失，虽然设置了宰相，但即便是任命一般的官员，也要反复商议查问，才肯批下任命。

等到陆贽执掌朝政后，才开始请求让台省各官署的长官可以自行举荐自己的

译属官，如果所荐之人不称职，举荐者要一并承担连坐责任，皇帝起初答应了这个建议。后来有人说各官署所引荐的人，都是亲党靠贿赂钻营得来的，并无真才实学。皇帝于是又下诏改由宰相自行选任。陆贽上奏说："台省的长官，都是长期经过朝廷精心选拔的人才，陛下选拔辅政大臣，大多也出自其中。如今却说他们连一两个属官都不能举荐得当，难道等到他们身居宰相之位，反倒就能选拔天下的人才了吗？"皇帝最终没有推行这项改动。

按旧有的制度，吏部铨选官员是每年集中办理一次，自从乾元年间以后战事兴起，铨选大致改为三年一次，因此吏员选调的事务积压壅塞，甚至有长达十年都未能得到调补的人；官职空缺有时接连几年都得不到补足，文书案卷因此纷乱混杂，官吏也趁机营私舞弊。陆贽于是请求将内外官员分成三批，每年核计空缺的名额，分批集中人员进行铨选，以此杜绝吏员的奸弊，天下人都因此感到便利。

当时，贾耽、卢迈、赵憬与陆贽一同辅佐朝政，凡是有关部门呈报给这三人商议的事务，他们总是互相观望推诿，不肯下判决。陆贽于是又请求依照旧例，每十天由一人执笔当值，凡有咨询的事务立即予以批示裁决。

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州、许州等四十余州遭遇大水灾，陆贽请求派遣使者前去赈济安抚。皇帝说："听说受灾损失很少。"如果立即商议优厚的抚恤，恐怕会滋生欺瞒作弊之事。陆贽又上疏，极力陈说灾情，皇帝这才应允。

【谨按《通鉴辑览》御批：这次水灾殃及四十余州，淹死者数以二万计，赈济抚恤唯恐还来不及，尚且担心有所遗漏。况且灶台边的青蛙、湖泽中的鸿雁这类细微之事都可以查验核实，欺诈舞弊之事又从何滋生呢？如果这样尚且还要吝惜恩泽、坐视百姓困苦，那还能去体恤谁呢？况且德宗以往对朔方跟随叛逆的将士，尚且还议定一并供给冬衣，而对于这次唯独遭遇水灾的黎民百姓，却偏偏吝于赈恤，前后升斗之间的差异自相矛盾，实在是太过分了。】

另外，因为西北边境每年都要从河南、江淮调兵，称之为"防秋"，但这些士兵平时并未经过训练，屡战屡败，加上将帅统辖指挥不一致，无法有效应对敌人，陆贽于是上疏陈述其中的弊病说："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肃宗才开始撤除边防兵备，用以平定中原，借助外部胡兵的威势来平息内乱。于是吐蕃趁机作乱，回纥居功自傲，中原国力从此不振，四十多年间，向西输送财物贿赂吐蕃，向北偿付马匹资费给回纥，尚且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于是又征调聚敛四方的兵力屯驻边疆，却依然无法制服他们，所以吐蕃小规模入侵，就驱掠百姓；大规模深入，就震惊国都京畿。

当时有人议论安定边境的策略，都致力于困难的事，却忽略容易的事，勉力去做自己的短处，反而忽略自己的长处，因此虽然施行了却抓不住要领，虽然谋划了却难以成功。要知道，形势有难有易，做事有先有后。当自身实力强大而敌人力量脆弱时，就应当先攻其难，这就是所谓夺取敌人的士气人心；而当自身力量弱小……

译而敌人防守坚固，就先攻打容易攻取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观察时机而后行动。近来国家多事，财力匮乏，民力疲惫，却想要大规模征发军队。

深入敌境，收复被侵占的土地，攻打敌人坚固的城池。向前进军有胜负难料的忧虑，向后运送粮饷有接济不上的祸患。万一战事受挫失败，正好用来激起戎人的野心，挫伤国家的威望。用这种方式来安定边疆，可以说是不衡量形势而硬要去做难以成功的事。

天所赋予的各有本分，地所出产的各有所宜。勉强用自己的短处去对抗敌人的长处，就会危险；运用自己的长处去乘敌人的短处，就能强盛。况且戎狄以逐水草而居、射猎为生，便于奔驰冲杀，不以战败逃亡为耻，这是戎狄的长处，也是中原之人的短处。

译短处，却想着增加兵力，驱车争先，角力交锋，在原野之上，在生死攸关的顷刻之间决胜负，用这种办法来抵御外敌，可以说是勉强用自己的短处去较量对方的长处了。致力于难做的事，勉强做自己不擅长的事，耗费百倍的劳力财力，终究不能成功；即使侥幸成功了，也不能持久，一定会最终失败。这实在是因为违背了天时，违反了地利，损害了时势，违反了事物本来适宜的道理啊。至于选择将吏，整顿纪律，用德行来彰显声威，能安抚近处以怀柔远方，禁止侵扰暴掠来显明我方的信义，抑制攻取扩张来昭示我方的仁德，敌人求和，就善待他们但不与他们结盟；敌人来犯，就严加防备但不去求他们的回报，这是当今容易做到的事。轻视武力，看重智谋；爱惜生命，厌恶杀戮；轻视财利，看重人命；忍耐小的方面，成全大的方面。安顿好居处然后再行动，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再出兵。修整边境防线，把守要害之地，布设小路壕沟隧道，驻军谨慎设防，明察巡逻哨探，致力农耕，使粮食充足。没有万全的把握不谋划，没有百分之百取胜的把握不交战。敌寇小规模来犯，就阻遏他们进入；敌寇大规模来犯，就截击他们归路。占据险要以乘其虚，多方设计以迷惑他们,使他们的勇力无处施展，众多的人马无处使用。他们抢掠则一无所获，攻打则无法前进。前进有腹背受敌之虞，后退有首尾难以相救之患。这就叫做趁着敌人疲敝的时机，不用交战就使敌军屈服。这是中原之邦的长处，是我方的长处；是戎狄的短处，是我方容易做到的；是戎狄难以做到的。用自己的长处去制服对方的短处，那么用力少而见功多；用容易的事去对付困难的事，那么财力不至于匮乏而事情很快就能成功。放弃这个不去努力，反而被敌人所乘，这就叫倒拿着戈矛，把矛柄授给敌人啊。现在这些事都在致力去做了。可是边防还没有稳固，敌寇还没有受到惩戒，大概又有六项失误。做君王的想要防备边疆，抵御戎狄，就要挑选镇守的军队来部署。古代善于挑选部署的人，一定要衡量士兵的性情习惯，辨明当地的风土适宜，考察他们的技能，了解他们的好恶，使用他们的力量而不违背他们的本性，使他们的风俗一致而不改变各自的适宜之处，引导他们的善良而不苛求他们做不能做的事，禁止他们的不轨而不让他们处于不愿处的境地，又把他们按部伍分类，安顿好他们的家室。这样以后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安定心志，振奋气势,凝聚恩情。用恩惠对待他们，他们就感恩而不骄纵；用威严对待他们，他们就肃然而不怨恨。不用督促考核他们也能自觉效力，放松禁令防范他们也不会离心。所以防守就牢固，作战就强劲。这里面的方法没有别的，不过是顺应人情罢了。如今却远调屯兵，分守边陲，要求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强迫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扩大征调的数量，不考核他们的实际作用；只责求他们出力，不体察他们的实情。这只能算是仪仗的排场，对实际的防御没有益处啊。为什么呢？边远荒凉之地，千里萧条，寒风刺骨，惊沙惨月。白天扛着武器耕作，夜晚倚着烽火台侦察。有被劫掠杀害的忧虑，没有闲暇娱乐。不是生长在那个地方，习惯了那里的风土,从小就看惯，长大就安于此的人，就不能安居而与敌人从容周旋。关东各种物产丰饶，士兵习惯了温饱，比起边远之地，简直有天壤之别。听说绝塞荒僻之地的困苦，就辛酸得脸色改变；听到强悍蕃虏的名号，就吓得胆战心惊。却要让他们离开亲族，舍弃家园，甘心忍受那辛酸，抵抗那令人畏惧的敌人，还希望能派上用场，不是太疏忽了吗？况且又有轮换更代的期限，没有统一节制的良好办法，供养他们像对待骄纵的孩子，姑息他们如同雇来的人，出征时不用建功来激励他们，回来时又不用严明的法度来约束他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口等待供养，那些侥幸能活着回去的人尚且抱怨归期迟缓，常常想着敌寇势力猖獗，会趁着战乱离散，四散溃逃向东。平时耗尽资财储备来供养这些无用的冗员，遇到危难就抛弃城镇来动摇边疆。这种弊端，难道只是没有益处吗？必定还会造成阻挠破坏。被贬谪

译流放的人，本来是用来增加户口、充实边境、立功自赎的；既然是不良之人，就想着作乱、幸灾乐祸，比戍卒还厉害。恰好只增添了防卫的烦扰，却没有立功的益处。即使前代曾经这样做过，也实在不值得效法。统帅本人不亲临边境，而用偏师戍守，大抵是把精锐的士兵，都挑选出来供自己使唤,把疲弱的士卒，配给各镇。敌寇来犯而抵挡不住，就遭到劫掠践踏，任凭敌人为所欲为。等到消息传到都府，已经听说敌人早已撤退了，这样治理军队，可以说是措置失当，这是第一项失误。奖赏用来劝勉，惩罚用来示警，用来褒奖有功之人，用来威慑不敬业之人。所以赏罚对于驾驭众人，就好比车辕横木用来行车、马嚼子马络用来驾驭马匹一样。如果将帅的号令不能推行，军国的法典刑罚不能施行，将帅们上下相互容忍来苟且度日，想要褒奖一个有功之人，又顾虑无功之人反而不满；想要责罚一个有罪之人，又害怕同样有过错的人震惊不安。罪过因为隐忍而不加彰显,功劳因为嫌疑而不加奖赏,所以使得忘身效忠、守节的人反而遭到同僚的讥讽,败坏军纪、贻误救援的人却不心怀愧疚畏惧。何况公正忠诚的人正直自守而不去求人，反而陷入困厄；败坏挠乱的人徇私谋利而苟且讨好众人，照例得到优厚的待遇，这就是义士、勇士痛心丧气的原因啊。又比如遇到敌人而防守不牢固，谋划战事而不能成功，就责备将帅；将帅说："粮饷不足"，就责备主管官员；主管官员说："应当供给,但供应不上",相互推诿开脱，而朝廷含糊了事，从不曾追究查问，所以正直的人只能吞声忍气而无处申诉，诬陷贤良的人欺瞒上级而毫不惭愧，这样驾驭众人,可以说是考核责求失当，这是第二项失误。考核责求失当，措置失当，导致将帅不能施展才能，士卒不能尽其力量。屯驻聚集的兵力虽多，却没有可用来作战布阵的实力。敌寇常常越境横行,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各军互相推诿依赖，没有谁敢过问。虚张贼势，向朝廷奏报时只说：「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也不加省察，就又调发更多的军队，对防御没有帮助，却使供给耗费加重弊端丛生。乡里日渐凋敝，赋敛日益繁重，倾家荡产，征收盐税酒税，没有一项收入不被虚耗,一半用来供应边防。这样制定用度，可以说是财力因兵众而匮乏了，这是第三项失误。如今四方夷族中最强盛的，莫过于吐蕃。整个吐蕃的人口,还比不上中原十几个大郡，可是他们对内谋虑、对外防备，与中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能够侵扰边境的兵力并不多，而且器械也不锐利,盔甲也不精良齐备，人材也不勇猛敏捷。他们行动起来，中原就惧怕他们人多，不敢抵抗；他们按兵不动，中原就忌惮他们强悍，不敢侵犯。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我方统帅节制的人多，而对方统帅只有一个啊。而且统帅节制的人多，人心就不统一；人心不统一，号令就不能推行；号令不能推行，进退就难以适度；进退难以适度,行动快慢就会失当；行动快慢失当，就抓不住战机；抓不住战机，士气就自然衰落。这就是使勇猛变得疲弱，使人多变得势弱。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二方蕃族，只用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就够了，尚且担心权力分散，有时还下诏让一人兼领。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征讨，就把四镇侨置，隶属于安定，把陇右附属于扶风。所要应对的二方蕃族，就用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罢了，把关东的戍卒隶属于他们。虽然任用得未必是合适的人，但是这种措置的方法还是存在的。自从朱泚之乱以来，为了引诱泾原、怀光反叛，以致污染了朔方军，就把朔方分为三个节度使。边镇的军队将近四十支，都是特别下诏委任的，各自都有宦官监军，彼此都能相互抗衡，没有谁能统辖谁。边境告急的文书传来，才让主帅上报请示以后再用兵，这真可以说是从容不迫地救人溺水，谦恭有礼地扑灭火灾啊。军队是靠士气来发挥作用的，士气汇聚就旺盛，分散就消沉，势力汇合就有威力，分散就削弱。如今边防戍守势力分散、士气消沉，这样建置军队,可以说是力量因将领太多而分散了，这是第四项失误。治理我方军队的要领，最重

译要的在于均等一致，所以军法不应有贵贱的差别，军需物资不应有多少的差异，这样才能使士卒同心，竭尽其力。边远之地,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人，终年辛苦劳作。论他们的才能，是经过训练熟习的；论他们所处的境地，是孤立危险的。考察他们的服役情况是辛劳的，观察他们面对敌人时是勇敢的。给他们的衣服口粮只够本人一份，而他们的家眷,又分散居住,常常挨冻受饿；可是关东的戍卒，按年月轮换替代，畏惧应战，懈怠服劳役。然而他们的衣食供给却优厚，还配给茶叶药物，供给蔬菜酱料，丰厚与匮乏相差悬殊，形势相差极大。又有把边军虚报奏请，远远地隶属于神策军的,俸禄赏赐的丰厚，竟有三倍的好处，这就是士卒们愤恨不平的原因，也是经费之所以匮乏拮据的原因。事情本没有不同，供给却相差悬殊，这不是人情所能甘心承受的。他们不带头作乱,已经算是难得可嘉的了，可是想要让他们同心协力来抵御敌寇，臣知道那是一定做不到的。这样养兵,可以说是怨恨因不公平而产生了，这是第五项失误。凡是任用将帅，一定要先考察他的德行才能，然后把交给他的方略指示他，把委托他的事情告诉他，让他自己揣度可行与否，以判断关键要领，要多少兵籍，用多少参佐、多少步骑，需要多少粮饷，屯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够成功？观察他的言辞，核对他的实际情况。如果认为不值得任用，就应当在开始时就辞退他，不应当到后来才追悔。如果认为可以任用，就应当在事情终了时才去考核他，不应当在事情进行当中就加以牵制。所以有所怀疑的人就不任用，已经任用的人就不再怀疑。把心力耗费在选拔上，把无为端拱用在委任上，然后再核实功过善恶，明确赏罚。受奖赏的人不敢泛滥冒功,应当受罚的人不敢推辞。授予的权柄既然专一，苟且的心理自然就消除了。近来边军的去留取舍决断，大多出自皇帝的心意；选拔任命将领，先要求容易控制的人。使统领的部使增多，力量就分散；使其任用之权变轻，人心就动摇。由此，分疆划界、责求成功的道理就荒废了，为国死难、担当罪责的志向就衰减了。第一种情况,一切听命于朝廷；第二种情况,一切听命于朝廷，即便违背了军情，也一切听命；即便不合事宜，也一切听命。天时如两强相持，两军相持不下，事机紧急，间隙不容喘息。何况千里之遥，九重宫阙之深，情况陈述难以明白清楚，皇帝听闻观览不能专一，想要事事没有遗漏的谋划，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有做不到的。守城的人因为兵力少，不敢抵抗；分镇的将领因为没有诏令，不敢救援。犹豫拖延之间，敌寇已经逼近，放牧的马牛，都被击杀劫掠了；仆役、樵妇,都被俘虏、囚禁了。假使诏令传到，出兵也只是虚张声势前来救援，彼此互相观望。战败的人把百倍缩减成一，缴获的人把百倍夸大成千。主帅守将因为总的节制权在朝廷,不担心自己的罪责；陛下因为大权由自己掌握，不去深究事情实情。这样任用统帅,可以说是战机因遥控指挥而丧失了，这是第六项失误。臣愚见认为应当撤除四方防秋的驻军,把兵力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责成本道节度使，招募自愿屯守边境的壮士，迁徙到边地去。其中一份，就以本道的衣食供给标准，责令关内、河东招募愿意从军的蕃汉子弟，供给他们军需。其中一份，用原本供输的资粮供给应募的人，来安定他们的生业。下诏让度支购买耕牛，召集工匠到各屯田处修缮完备器具。到达的人，每家配给耕牛一头，耕田耨草、取水用火的器具全都备齐，第一年供给两人的口粮，赐给种子，鼓励他们按时播种。等到一年之后就让他们自给自足，有多余粮食的，由官府加倍价钱收购。这样既平息了调发的烦扰，又没有侥幸逃避的弊端。出征时人人各自为战，闲居时家家各自耕作，这和那种临时屯驻、随即撤罢的做法，怎么能相提并论呢？然后再任命一位文武大臣为陇右元帅，从泾州、陇州、凤翔一直到长武城，直到整个山南西道，凡是节度府所辖的军队都归他统属。又下诏任命一人为朔方元帅，从鄜州、坊州、邠

译州、宁州直到灵州、夏州，凡是节度府所辖的军队都归他统属。又下诏任命一人为河东元帅，整个河东直到振武节度所辖的军队都归他统属。各自以靠近边境的重要州郡为治所，所辖的州府,挑选贤良官吏担任刺史，对外供应军需征伐，对内督课农桑，谨慎守住中原的长处，谨慎推行当今容易做到的事，那么八项利益就可以获得，六项失误就可以去除了。皇帝很赞赏重视他的这番话，却不能采用。

【按权德舆《翰苑集》序说：窦参接受了刘士宁的贿赂，被李巽揭发，因而获罪，被贬官。持异议的人因为陆贽与窦参素来不和，就把罢相的责任归到陆贽头上。《旧唐书》本传说，窦参之死，陆贽出了力，这就是持异议之人的说法。陆贽为窦参辩解，前后共上了三道奏状，都措辞委婉周详恳切。《通鉴备览》记载了他的话，可以据此驳斥《旧唐书》的诬陷之说，现在一律以《新唐书》为准。】

班宏掌管度支，死在任上。陆贽推荐李巽,皇帝随口答应了，却自己重用裴延龄。陆贽说裴延龄虚伪躁妄，不可任用，皇帝不听。不久裴延龄靠奸邪谄媚得到皇帝宠信,天下人都仇恨厌恶他，却没人敢说。陆贽上书极力劝谏，皇帝不高兴，最终以太子宾客的名义把他罢免了。陆贽性情谨慎畏惧,自从被罢免朝觐之外的职权后，不与宾客往来。裴延龄揣摩皇帝对陆贽的态度已经淡薄,用各种方式谗毁诋毁他，皇帝于是发怒，想要杀陆贽。幸亏阳城等人联合上章为他辩护，才把他贬为忠州别驾。后来皇帝渐渐又想起他，正好薛延任忠州刺史，向他宣旨慰问；韦皋多次上表请求让陆贽代替自己统领剑南。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一同被召回。诏书还没到,陆贽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为"宣"。当初陆贽进入翰林院时，年纪尚轻，凭才能受宠信，天子常常按同辈的称呼来称呼他而不直呼其名，在奉天朝夕相见，他小心谨慎精明敏捷，从未有过过失，因此皇帝对他的倚重是同类人无人能比的。虽然表面上有宰相主持国家大政，而陆贽经常在宫中参与裁决可否，当时人称他为"内相"。等到兴元平定叛乱时，功劳虽然是武将们出力最多，也有陆贽的帮助在里面。皇帝驻跸山南时，道路险阻，陆贽与随从官员走散了。夜里召陆贽而找不到人，皇帝惊恐哭泣说："找到陆贽的人，赏千金。"第二天，陆贽前来觐见，皇帝十分高兴，见到他脸上露出喜色，太子以下的人都来祝贺。等到他辅佐朝政时，不敢自我爱惜,凡是事情有可行与否的，一定极力陈说而不隐瞒。有人劝他不要太过分，他回答说："我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自己所学的道理，哪里还顾得上别的呢！"他精通官吏事务，斟酌决断毫厘不爽。被罢免后，在偏远之地闭门谢客，人们不认识他的面容。他又为了避免招致诽谤而不著书立说，那地方多瘴气疾病，他只写了《今古集验方》五十篇，传示给当地乡人。

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五十四

●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五十五。列传五十五。

列传

唐【五十五】

○唐五十五

韦皋【林蕴】张建封【愔】严震，韩弘【公武充】

△韦皋

韦皋，字城武，京兆万年人。担任建陵挽郎，多次被各府征辟，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张镒镇守凤翔时，任命他为营田判官，掌管陇州行营田事务。德宗到奉天避难时，李楚琳杀了张镒，反叛归附朱泚。陇州刺史郝通逃奔李楚琳。当初，朱泚担任凤翔节度使时，有五百名范阳军跟随他镇守，等到他回朝后，留下这支军队戍守陇州，由部将牛云光监督统领。到这时，牛云光想要劫持韦皋来使他臣服于朱泚，计谋泄露,率领部众逃出。路上遇到朱泚的奴仆前来邀约同行，说朱泚已经授予韦皋御史中丞的官职，如果不接受就用兵诛杀他。韦皋收下了那名奴仆，假装接受任命，于是对牛云光说："大使如果没有别的图谋，请放下武装以安定众人的心。"牛云光看韦皋是个书生，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什么，就命令士兵全都放下铠甲兵器入城。第二天设宴犒劳，韦皋在两侧廊庑埋伏甲兵，把他们全部杀死。用牛云光和那名奴仆的首级向朱泚示众。朱泚又派另一名奴仆来拜见韦皋、任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