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三十五【至】卷六百四十止

译卷六三十五至卷六百四十止 臣等谨慎考察。钦定《续通志》共六百四十卷，是乾隆三十二年奉诏编纂的。书中的纪传从唐代开始，各略从五代开始。因循郑樵原有的体例，考察异同，斟酌增删。有郑志所没有而增补的，有郑志已有而删并的，都在各门的小序中详细说明原委。我们私下认为，作史的要旨，贵在体例严密精确，褒贬恰当，为天下后世树立纲常名教的准则。我 皇上在御批《通鉴辑览》中说：“出于独断，以至公之心衡量，前代”。史论中所没有的 御制《全韵诗》列举历代帝王的得失，作为鲜明的鉴戒，依据事实直书，确实都是千古不易的定评，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和戒鉴，谨在各卷中全部载录。御批中还兼有 《全韵诗》的注文，依次分节叙述。至于尊师重道，这是教化的根源，皇上在《明史》中下令建立《衍圣公传》，用来表彰圣人的后裔。现在又在《通志》中建立《孔氏后裔传》；侍奉君主、献身国家，是伦理纲纪中的大事。皇上在 国史另行编纂，设置《贰臣传》，是为了树立臣道的大防，也是古今共同的道义。现在《通志》也依照这一体例设置《贰臣传》。至于《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名称本于《唐书》，其意义如同昭示斧钺刑罚，一并增辑，用来端正伦理纲常。这些都是郑志所没有而增补的。郑志有《年谱》《异姓世家》，又有《防侠》《刺客》《滑稽》《货殖》等传，有的合并，有的删去，也不妨从缺。至于氏族以下二十略，郑樵虽然见闻广博，搜罗仍未完备，大概是综合考核名物、广泛采集本来就很困难。我 本朝考究古事、崇尚文治，图书极为完备，近来又广泛搜集海内藏书，编入《四库》，取用的资料既然丰富，考订依据也更精确。这次续纂的内容，例如《艺文略》，便把著录和存目分别编列在各书之下；《图谱略》则把记载有无的图谱总列为八门，都是依据《四库全书》来帮助查考。至于周秦钟鼎、汉唐铭刻，散布在天下各地，受地域限制，郑志的缺略也是受时代和地域所造成的。我 本朝疆域宏大，车轨书文趋于一统。即使在距中原万里、流沙以外的地方，如汉代裴岑、唐代姜行本记功的碑，都在巴里坤；这些碑是自古以来好古之人未曾见到的，如今官吏往来都能亲手摩挲碑文，更何况各省采集的人呢？这次续修的《金石略》，补录唐以前的占十分之三，今存的占十分之五，记载已佚的占十分之二，确实是郑樵无法想见的。昆虫、草木、鸟兽的注疏，不可以朝代为限；现在考察这些内容，把全书都加以采集编缀。即使《食货略》《刑法略》《灾祥略》等，对唐代事情记载不完备的，也从新旧《唐书》中采补，用以补足郑志的缺漏。这些同类内容，全都依据 圣明的裁定，和郑樵的书相比，确实更加精密详核。除本纪、后妃传之外，共有二十略、二十二传，总计六百四十卷。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恭敬校订后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职名 三通馆总裁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臣嵇璜；经筵讲官、吏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臣刘墉；兵部尚书：臣王杰。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管理顺天府府尹事务：臣曹文埴。纂修兼总校官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曹仁虎。翰林院侍讲：臣蔡廷衡；翰林院编修：臣祝德麟。武英殿纂修、翰林院编修：臣陈嗣龙。翰林院编修：臣黄瀛元；翰林院编修：臣陈昌齐；翰林院编修、纂修兼校对官：臣翟槐。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陆伯焜。署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吴璥；翰林院侍讲：臣陈万青；翰林院编修：臣励守谦、臣秦泉、臣李潢、臣余集；翰林院编修、革职留任：臣汪镛。翰林院编修：臣王春煦、臣徐如防、臣戴均元、臣周琼、臣吴锡麒、臣程昌期、臣甘立猷、臣刘汝谟、臣秦承业、臣俞廷抡、臣王受、臣卢荫溥、臣万承风；翰林院修撰：臣茹棻；翰林院编修：臣邵瑛。文渊阁检阅、内阁中书：臣顾宗泰；翰林院庶吉士：臣陈万全、臣王锡奎。翰林院庶吉士：臣贺贤智。翰林院庶吉士：臣温汝适。翰林院庶吉士：臣崔景仪。翰林院庶吉士：臣李骥元。翰林院庶吉士：臣朱依炅。翰林院庶吉士：臣程嘉谟。原任翰林院侍讲、候补主事：臣庄承籛。原任翰林院庶吉士：臣郑应元【满纂修官】。理藩院主事：臣巴达尔呼；工部笔帖式、候补小京官：臣龄椿；候补笔帖式：臣嵩年；内阁贴写中书：臣明达，任提调官。内阁侍读：臣西精额。文渊阁校理、武英殿提调、翰林院检讨：臣彭元珫，任收掌官。翰林院笔帖式：臣库防额；翰林院笔帖式：臣鹤麟。钦定《续通志凡例》二十条。一、《通志》本来仿照《史记》的体例成书，所以有本纪、列传，有谱代替表，有略代替志。其中二十略叙事都止于唐代，纪、传和谱则止于隋代。郑樵自序说：“《唐书》《五代史》都是本朝大臣所修，微臣不敢加以评论。”现在续纂时，纪传应当从唐代开始，略则从五代开始，至于《明史》的纪传，已经成于 本朝。我 皇上以至公至正之心，表彰善行，憎恶恶行，删削取舍极其严谨，已经全部具备。

译这部书 足以垂训万世，不必再行节录。一、本纪、列传，《通志》多完整抄录旧史文字；唐宋以后，卷帙浩繁，这次续纂务求不冗长、不遗漏。凡事情对法戒没有关系、人物也无足轻重的，一概删去。至于正史以外，如《资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以及传记、文集、碑刻中，偶有能够补正史缺漏、纠正正史错误的，仍广泛搜集，按类别增辑。又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体例，把考订异同的内容分注在本条下面，以便查考。一、《金史》本纪之前有《世纪》，用来追溯祖宗积累功业，说明一代君王受命的开始。然而开国创业的大略没有不在本纪中记载得更详细的，现在采集后附入帝纪。《世纪》中补列的追尊三宗，依照《元史》改入《宗室传》，以符合郑志的体例。至于《辽史》所载西辽余泽尚未完全泯灭，还保存着一线，不可立即使其湮没，谨附录在本纪之后。一、列传的名目，各史并不相同。班固、司马迁以后，把后妃列入外戚；范蔚宗则立为《皇后纪》。《通志》都不采用这些做法，而采用《三国志》《晋书》的体例，另立《后妃传》。其他如《外戚传》，《金史》称《世戚》；《孝友传》，《宋史》称《孝义》；《独行传》，唐、宋、辽史都称《卓行》；《循吏传》，《辽史》称《能吏》，《旧唐书》《元史》都称《良吏》；《艺术传》，各史都称《方技》；《儒林传》，《唐书》《元史》都称《儒学》；《文苑传》，《唐书》《金史》都称《文艺》，《辽史》称《文学》。此外，《元史》的《儒学传》把儒林、文苑合为一传，这些都是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现在全部依照《通志》的名称，以求划一。一、列传的次序，各史互不相同。《唐书》把外戚列在列女之后，把隐逸列在循吏之前。《宋史》把方技列在列女之后，又把外戚列在方技之后。现在依照郑氏原书的次序：首先是宗室，其次是列传，再次是外戚；然后是忠义、孝友、独行，循吏、酷吏；其次是孔氏后裔；再其次是儒林、文苑、隐逸；然后是宦者、艺术、佞幸；其次是列女、载记；再其次是贰臣、奸臣、叛臣、逆臣；最后是四夷。一、列传在各史中分合不同。例如《五代史》的《家人传》，现在析入《后妃传》《宗室传》；《死节》《死事》，现在合入《忠义传》；《伶官》并入《佞幸》；《独行传》析入《隐逸》《孝友》。《宋史》的《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的《儒学传》析入《儒林》《文苑》；《元史》的《释老传》并入《艺术》。《唐书》《宋史》的《公主传》附入《后妃》，都依照郑志的门类，以遵循其原意。一、皇太子、皇子、诸王，按例收入《宗室传》。凡追尊帝号的人，旧史都不加区别。魏收把景穆列入帝纪，后人讥讽他。郑志把他们一概列入宗室，体例比较严谨。但其中有的史书分列而郑志合列，有的史书缺载而郑志补载，有的史书把他们系入列传而郑志收入宗室。唐代以后，各书互有异同。现在全部依照体例汇辑在以传记系述事迹的部分中，同时仍不失以表谱系、系世的意义。一、《通志》所载的名目，凡各史没有设置这种传的，都从列传中采集，按类别归并。例如《史记》没有设置《隐逸传》，就采录伯夷、四皓等人补入；《三国志》没有设置《忠义传》，就取典韦等人收入其中。《史记》没有“方技”这个名称，便把司马季主、扁鹊、仓公等人的传记移入《艺术传》；《后汉书》没有“孝友”这一名称，便把毛义、江革等人的事迹移入《孝友传》，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续通志》也遵循这一做法，例如把《元史》的伯勒格台等六人收入《宗室传》，把托音、色辰等三人补入《外戚传》；把《宋史》的周三臣收入《忠义传》；把《五代史》的马重绩、赵延义收入《艺术传》；把唐代的张昌宗、张易之收入《佞幸传》，都依照类别改编。如果原来没有专传，又没有可以补入的，就仍然从缺。一、《郑志》有《孔子列传》。现在考察唐代以后，孔氏历代都有袭封。我 朝廷在《明史》中特意设置《衍圣公传》，表彰圣人的后裔，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章。这次采集唐代以来的史传，以及《阙里文献考》等书，分列嫡嗣、支庶，按次序汇辑为《孔氏后裔传》。一、《郑志》有《年谱》《异姓》《世家》三门，都是仿照《史记》设置的。考察《史记》的年表，其内容本来就是本纪中详细记载的文字，所以班固以后不再沿用这种体例，缺少这一门也没有妨碍。五代和《宋史》虽然各有世家，但其中记载的南唐、吴越、前后蜀、南北汉诸国，都是偏处一隅、各自割据的政权，并不是封建诸侯一类。《郑志》依据《晋书》的体例，把前凉、西凉以及后梁萧氏另行称作载记，体例最为精确；现在一概归入《载记》，不再另列《世家》这一名目。又《郑志》有《防侠》《刺客》《滑稽》《货殖》四门，也是取法《史记》的；唐代以后没有可记载的，也应当从缺。一、列传中尚未完备的名目，应当增修。国史创立《贰臣传》，出自 圣明的裁定，寓有在表彰善、贬斥恶之中扶植纲常的意义，确实彰明了褒贬。这种至公至正，实在是古今共同的道义。现在也谨慎遵循。圣训，对于前代另立这一门，比起原书的体例，确实更加详尽而核实。至于《唐书》的《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都是唐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但这些名目实际上不可更改。现在全部考核事迹，增立《奸臣》《叛臣》《逆臣》三门，列在《贰臣传》之后。一、有一人而两部史书都为他立传的，如裴矩、李密、王世充，已经见于《隋书》，《唐书》又有记载；王伦、宇文虚中、张邦昌、刘豫，宋、金两史都有传；张特立，金、元两史都有传。也有同一部史书中一人重复立传的，还有父子、兄弟分别立传而彼此重复的，名目多得数不清。现在一概删并，斟酌取舍，使之归于一是。一、续纂各略从五代开始，礼乐、器服、职官、选举等类，都与史志相互表里。现在采集正史各志，按朝代续编；郑志的《食货略》《刑法略》《灾祥略》对于唐代事情也有很多不完备之处，于是又采集新、旧《唐书》的各志来补足其缺漏。一、辽、金、元三朝的氏族，没有专门的著作，现在详细搜集编纂。例如辽代的三耶律氏、二审密氏，金代的白号、黑号等姓，元代的蒙古七十二族、色目三十一种，都详细载入篇中。

译一、辽、金、元三朝的文字，史家所记录的内容没有专门讲文字制度的志书，所以关于六书很少有可考的依据。《契丹国志》说辽太祖用隶书的一半增损造字；金代有女真大字、女真小字，如今都没有流传下来。元代蒙古文字的制度，见于著述的有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载的蒙古字母、朱伯颜所载的《蒙古字韵》，其中讹误沿袭，数不胜数。我 皇上钦定《同文韵统》，总括使用国书，对蒙古文字的字音、字体无不 详尽完备，具体见于 《皇朝通志》的《六书略》。现在就三朝史册中所见的内容，摘取其大略来 依次叙述。一、郑志《天文略》只记载丹元子的《步天歌》，却没有详细说明推步的方法；《七音略》只记载字母、内转、外转等图式，却没有详细说明合声切音的方法。现在续纂时，分别详细载录。一、郑志《艺文略》只记载群书目录，没有具列作者的姓名、爵位和里籍。著书的人中，有姓名相同、所著书也相同的，例如颜师古所说的两个京房，都是研究《易》的，常常容易混淆。现在续纂时谨遵 钦定《四库全书》的体例，把著录、存目分别编列在各书之下，完备载明作者姓名。凡宋代已经收入郑志的书，不再列入。总类仍依照郑志分为十二门，每门的细目则以《四库全书》为准。一、《图谱略》中，郑志首先列《索象》《原学》《明用》三篇，用来辨析图谱的源流；其次从周秦到北宋，分作《记有》《记无》两篇，以考察图谱的存亡。但郑樵受到见闻的限制，周秦图谱到宋代很少有保存下来的，所以《记有篇》只总列为一门，而《记无篇》多至二十六门。我 皇上考究古事、崇尚文治，图书极为完备，又搜罗天下藏书，亲自加以厘定。从南宋以来，哪些图谱存在、哪些不存在，清楚得如同指掌。现在在《记有》《记无》之中，分别划分为经学、史乘、天文、地理、政典、学术、艺事、物类八门；各门之下再细分名目。从淳熙起，直到明末，广泛采集史志，旁及画谱、书目，按类别增辑。至于文人偶尔涉笔成图的作品，以及私家谱牒中偶然保存的材料，对实学没有帮助，一概不再编录。一、《金石略》中，郑志所记载的原书，欧阳修、赵明诚等各家所著录的内容大致完备，但对于碑碣所在之处大多没有详细说明，大概是受到地域限制、搜罗不广，也是时代和地域造成的。我 朝廷疆域辽阔，车轨、文字趋于一统。周秦钟鼎、汉唐铭刻，往往有在古代隐晦不显、到今天才显现的。这次续纂，便依照郑志《图谱略》的体例，分别记载今存和今佚的内容。把唐以前郑志没有著录的编为一卷，五代以后编为二卷，分别附列撰书人的姓氏、建立年代和现存地点，详细准确地加以考核。那些散佚而难以考查的，另编为一卷。至于前人著录中的错误，也一并辨析订正。一、《昆虫草木略》，郑志分为八门，已经称得上详尽丰富；但郭璞的注、陆机的疏也有许多没有穷尽之处。所谓通晓鸟兽的情状、察知草木的精神，历代都有著述，搜罗再多也不嫌烦。现在续纂时，对于郑志没有记载的，就补充其遗缺；已经记载的，也同时订正其中的错误。这样大概对于各部经典的注疏，足以提供考证的帮助。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唐纪》第一。臣等谨慎考察：自班固以后，史书按朝代分别编写，而贯通古今的意义没有得到彰显。宋朝大臣郑樵撰写《通志》，才开始探究、编缀和辑录，上下数千年，综合各代事迹，清楚地形成一家之言，他的功劳很大。只是因为《唐书》《五代史》是本朝大臣修撰的，不敢轻率评论，所以纪传的断限到隋代为止。现在臣等奉 命续纂此书，于是从唐代开始直到元代；君臣事例的体例、纪传的分类，大体都取法郑氏。然而郑氏编次本纪，三皇以后间或采集各家说法；两汉以后则全部抄录旧史。实在是因为体例规模大致确定，急于成书，没有时间考察异同；也因为马、班、陈、范是史家巨匠，文字简洁严谨，没有可以更改之处，所以如此。至于刘昫《唐书》、薛居正《五代史》，大多文字冗长蔓延而没有法度，本纪尤其如此。欧阳修重新修撰二史，裁断取舍，仰法《春秋》，但其中有时又失之过简，而且多与列传不相符合。到了宋、辽、金、元，卷帙浩繁，芜杂累赘更加严重，临文整理史事，很难取得折中。况且史书有文采质朴之别，文辞有详略之分，各自成书时本来就互不沿袭。现在既然汇集编成一部书，就不得不裁定体例、辨析类别，以体现全书统一的体制。因此，凡是一代君王受命，其祖宗积累的功业，都采集附入帝纪。至于《金史》在本纪前后所列的《世纪》，补录的内容没有可取之处。一时的诏令，凡对当时政治的治乱有关的，间或收录一两条；那些沿袭惯例、重复旧事，多用华丽对偶句或直录口语的，不予收录。日食一定记载，而星变、地震之类，另详载于《灾祥略》。君主举行重要活动一定记载，而视察疾病、亲临丧事之类，自有相关大臣的传记记载。元老的任免一定记载，而一般官员的升迁品秩不求完备。雄藩重镇的迁徙一定记载，而节度使遥领他职，有时从略。朝贡、聘问中，不是向来难以达到的，不记；但南北朝之间使者往来，必须记载。恩泽、赦宥，不是出自特别重大的典制，不记；但因灾荒而对州县实行给复、赈济抚恤的，必须著录。其他凡是采录的内容，都综合其大略、提取其要点，依据事实直书，文辞不作褒贬；遗漏的补上，讹误的订正。其中有时纪传各自记载，而且与其他史书不同的，仍从旁广泛搜集考订，使之归于一致。如果说法相差太远，无法强行合并，也详细作夹注，以表示存疑传信。只是各书记载的月日往往不相符合，事迹既然并非完全不同，考辨起来又容易过于琐碎，这里便有时加以标识，其余有的从缺。定稿的本纪共七十卷，务求文辞简约而意义完备，体例明白而事实齐全，彻底洗去原本纪的瑕疵，使其归于简要精核，以求与史实相称，这就是增加文义、减少繁文的意思。高祖。高祖皇帝姓李，名渊，字叔德，是陇西成纪人。七世祖暠，晋朝末年占据敦煌自立为王，就是凉武昭王。暠生歆，被沮渠蒙逊消灭。歆生重耳，在魏任弘农太守。重耳生熙，任金门镇将，戍守武川，于是留居此地安家。熙生天赐【《旧唐书》作“天锡”】，任幢主。天赐生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周文帝、太保李弼等都任柱国，当时号称八柱国。北周闵帝接受魏的禅让时，李虎已经去世，于是追录他辅佐受命的功劳，封为唐国公，谥号襄；襄公生昞，袭封唐国公，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去世后谥号仁。高祖是仁公的儿子，七岁时袭封唐公。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高祖的姨母，因此文帝与高祖相亲相爱。文帝辅佐北周时，恢复高祖的李姓，任命他为千牛备身。高祖在隋朝任谯州、陇州二州刺史，大业年间历任岐州刺史、荥阳郡和楼烦郡太守，又被征召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炀帝征讨辽东，派高祖到怀远镇督运粮草。杨玄感反叛时，他的兄弟中随军征讨辽东的都逃回来了；高祖预先察觉，便把情况报告上去。炀帝急忙下令班师，任高祖为弘化留守，抵御杨玄感，并下诏关右各郡的军队都接受他的节制。高祖身上有三颗乳头，性情豁达宽仁，能容纳众人，无论贵贱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当时隋朝政治荒乱，天下大乱。高祖既然历任内外官职，便结交招纳豪杰之士，士人中多有诚心归附他的。炀帝多因猜忌而杀戮大臣，曾经下诏征召高祖，高祖因遇病没有及时入朝拜见。高祖有个外甥女王氏在后宫，炀帝问起此事，王氏回答说高祖有病。炀帝说：“能病死吗？”高祖听说后更加恐惧，于是放纵饮酒、接受贿赂来掩饰自己。大业十一年，授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进攻龙门贼寇母端儿，又进攻绛州贼寇敬槃陀、柴保昌，所到之处都获胜【《旧书》没有记载进攻绛州贼寇，《新书》只说进攻柴保昌而没有敬槃陀，今据《隋书·樊子盖传》增辑】。突厥侵犯边塞，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迎击。隋军人数少，不能抵敌；高祖挑选精锐骑兵二千人作为游军，居处饮食都像突厥人一样随水草而行，并通过射猎驰骋向敌人显示出从容不迫；另选善射者埋伏作为奇兵。突厥人见到高祖，心存疑虑，不敢交战，高祖乘机进攻，突厥败逃。大业十三年，授任太原留守，在西河进攻高阳历山飞贼甄翟儿，将其击破。当时炀帝 南下巡游江都，天下盗贼纷纷起兵。高祖的儿子世民知道隋朝必亡，暗中结交豪杰，招纳逃亡之人，与晋阳县令刘文静等谋划举大事。计划已经决定，但高祖还不知道；他想把实情告诉父亲，又怕得不到允许。高祖到裴寂那里饮酒，酒兴正浓时，裴寂从容地把世民的谋划全部告诉了高祖。高祖大惊。裴寂说：“正因为宫人奉公之事败露，按罪应当被诛杀，所以情势紧急，才提出这个办法。”此前，高祖留守太原，兼任晋阳宫监；裴寂任副监，是高祖友善相交的宾客。世民暗中与裴寂谋划，裴寂便挑选晋阳宫的宫人私下侍奉高祖，到这时，裴寂就以此事作理由说明。世民也于是进来禀告这件事。高祖起初想不答应，后来答应了，但还没有找到起兵的时机。适逢突厥多次侵犯边境，高祖出兵没有功绩，炀帝派使者捉拿高祖押往江都，高祖非常恐惧。世民说：“事情紧急了，可以起兵。”不久炀帝又急驰派来使者，下令赦免并阻止捉拿高祖，这件事才作罢。当时，刘武周在马邑起兵，林士弘在豫章起兵，刘元进在晋安起兵，都称皇帝；朱粲在南阳起兵，号称楚帝；李子通在海陵起兵，号称楚王；邵江海占据岐州，号称新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