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四十七

译御批说：其中的好处，不过是由有关部门普遍登记考核，期限内不得懈怠、旷废而已。如果督责过于严厉，人人都害怕受到束缚和烦扰困苦，那么这就不是用来保护百姓，反而是加害百姓。况且又发给他们弓弩，教他们战阵，驱使从事饮食、耕作、凿井的人整天操练击刺，这样因而停下农具、舍弃本业的必定不少。柔弱怯懦的人既然不适合使用，桀骜不驯的人又可能借机横行，尤其是无益而有害。这又是拘泥于把军队寄寓在农民中的办法，却没有通晓古今情势不同的缘故。免役法，是根据各家财产的高下，分别令其出钱雇人充役；即使下至单丁户、女户这些本来不服役的人，也一概输钱，称为助役钱。市易法，是允许百姓赊借县官的钱财货物，以田宅或金帛作抵押，收取二成利息；逾期不缴，除利息外每月再加收百分之二的罚钱。保马法，是五路中愿意养马的义保，每户养一匹，由监牧把现有的马交给他们；或者由官府给价，让他们自行购买，每年检查马的肥瘦、死亡和疾病，发生这些情况便令其赔偿。方田法，是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合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每年九月令佐分头丈量土地，考察土质肥瘠，确定等级标号，分为五等，按照土地等级均定每年的赋税数额。御批说：张时泰《广义》认为，方田均税在神宗诸项政事中还算是较好的一项，这种看法似是而非。他不知道五方土性不一，所产物品也不同，怎么能强行使它们相同？那么根据土壤确定赋税，正是希望不违背十分之一的原则而已。若一定要丈量土地、均定税额，令佐亲自逐亩巡行，农民已经不堪其扰。况且从方帐以下，设置的科条很多，尤其繁琐而不切实际。民间尚未得到均赋的好处，已经受到变更制度的祸害。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不会这样做。又有免行钱，是估量京城各种货物各行利润的厚薄，都令其纳钱，以此免除免行户的祗应。从此四方争相上言农田水利，古老的陂塘、废弃的堤堰，全都致力于兴修恢复。又令百姓封具文状，增加价格来购买坊场，并增加茶盐的征额。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使司，在临近河流的州县广泛积储粮谷，以备运输军粮。由此赋税征敛更加沉重，使天下骚动不安。御史中丞吕诲论述安石的十项过失，皇帝因此让吕诲出任外官，安石推荐吕公著代替他。韩琦的谏疏送到，皇帝有所感悟，想听从他的意见。安石请求离职，司马光答诏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的话。安石恼怒，上章为自己辩解。皇帝用谦逊委婉的话向他道歉。御批说：安石上抗章，神宗却谦逊地道歉，这成什么政体？即使安石果真是正人君子，尚且不应如此，何况他并不正直？我曾说神宗信任安石，好像得了狂病，这也是宋室治乱安危中有些事情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至于赵抃素来号称耿直，难道不知道新法危害百姓吗？为什么没有听说他说一句话来纠正挽救？等到神宗因韩琦上奏而下诏停止青苗法，形势已有可乘之机，赵抃仍请求等安石离开以后再说，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后来他后悔怨恨而请求离去，正所谓哭泣已经发生，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命吕惠卿向韩琦说明皇帝的意旨，韩绛又劝皇帝防备韩琦。安石入朝谢恩，趁机对皇帝说中外大臣、从官、台谏和朝士结党相互勾结的情形，并说：“奸人想要败坏先王的正道，来阻挠陛下所做的事情，这就是纷纷争论的原因。”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安石于是继续处理政务，韩琦的主张不能实行。安石与司马光一向交情深厚，司马光援引朋友之间以善相责的道理，三次写信反复劝告他，安石很不高兴。皇帝任用司马光为副枢密使，司马光辞谢尚未拜官，而安石已经出任，任命于是搁置。吕公著虽是安石所推荐，也因为请求罢除新法，被调出知颍州。进言的人相继被调离。又突然任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吕惠卿因遭逢丧事离职，安石不知道该把政事托付给谁，得到曾布的信任，认为他仅次于吕惠卿。熙宁三年，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春天，京东、河北出现猛烈大风这一异常天象，百姓非常恐惧。皇帝批示交给中书省：“命令减少事务、保持安静，以应对天变；放遣两路所征募的民夫。责罚有关部门和郡守中不上报此事的人。”安石坚持不肯下达。开封百姓逃避保甲法，有人甚至截断手指、砍断手腕。知府韩维把这件事告诉皇帝。皇帝问安石，安石说：“这件事本来还不能确定；即使确实有这种事，也不值得奇怪。如今士大夫看见新政，尚且有人纷纷惊异，何况二十万户百姓，其中本来就有愚昧而容易被人迷惑煽动的，难道能因此就不敢有所作为吗？”皇帝说：“百姓的意见汇集起来听取，就能形成胜势，也不能不畏惧。”东明县百姓有人拦住宰相的马，控诉助役钱。安石向皇帝说：“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迎合流俗，所以使百姓这样。”又说：“治理百姓应当了解事情的真伪、利弊，不可表现出姑息。”皇帝任用韩维为御史中丞，安石怨恨他过去的言论，指责他善于迎合流俗，借此非难皇帝所建立的制度，韩维因而推辞，任命便停止。欧阳修请求致仕，冯京请求防备他。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把韩琦视为社稷之臣。像这样的人，在一个郡就会破坏一个郡，在朝廷就会破坏朝廷。” 富弼因反对青苗法而解除使相职务，安石认为这不足以阻止奸邪，甚至把他比作共工、鲧。灵台郎尤瑛说天长久阴暗、星辰运行失常，应当罢免安石，立即被刺字发配英州。唐坰本来因安石的引荐而任谏官，趁机请求入对，极力论述安石专擅作威作福，以及曾布等人在内外擅权，共列六十件事，最终被贬谪而死。文彦博说市易法与百姓争利，导致华州狱山崩塌。安石说：“华山发生变故，大概是上天的意旨用来为小人发声。市易法的兴起，本来是因为小民长期困苦，用来抑制兼并罢了，对官府有什么利益呢？”于是阻止了他的奏章。调文彦博出任魏州知州。礼部讨论把太庙太祖神位改为面向东方，安石独自决定把僖祖迁入祧庙，议论者一同争辩，但没有成功。熙宁七年春天，天下长久干旱，饥民流离失所。皇帝的忧虑显露在脸上，面对朝臣叹息，想全部废除不善的法度。安石说：“水旱是常有的定数，尧、汤也不能避免，不值得使圣上忧虑，只应修治人事来应对。”皇帝说：“如今所收的免行钱太重，民情嗟叹怨恨，甚至说出不恭敬的话，从近臣到后族，没有不说它有害的。两宫太后都流下眼泪，担忧京城发生动乱，认为天旱又使人心丧失。”

译安石说：“近臣不知道是谁；如果两宫太后有这样的言论，那只是过去经曹佾所做的事，我没有听说。”监安上门郑侠上疏，把他所见到的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不堪的情状画成图献上，说：“旱灾”是安石造成的，只要罢免安石，天一定会下雨。郑侠又因这件事获罪，被窜逐到岭南。慈圣、宣仁两位太后流着眼泪对皇帝说：“安石扰乱天下。”皇帝也开始怀疑安石，于是罢免其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安石从礼部侍郎越级九转任吏部尚书。吕惠卿服丧期满后，安石早晚提拔引荐他。到这时，吕惠卿被任为参知政事，又请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两人守护安石原定的谋略，一点也没有改变。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但吕惠卿实际上想独自掌握政权，忌恨安石再次回来，于是借郑侠案件陷害安石的弟弟安国，又制造李士宁案件来倾覆安石。韩绛察觉了他的意图，秘密向皇帝说明，请求召回安石。熙宁八年二月，安石再次拜相，接受诏命后立即日夜兼程赶来。三经义编成后，加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任命其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辞谢，吕惠卿劝皇帝答应他的请求，由此两人的嫌隙更加明显。吕惠卿受到蔡承禧弹劾，居家等待命令。王雱指使御史中丞邓绾再次弹劾吕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共同谋取奸利，朝廷设狱审讯他们。吕惠卿出任陈州知州。十月，彗星出现在东方，诏令征求直言，并询问政事中哪些不合民心。安石率同僚上疏说：“晋武帝太康五年彗星出现在轸宿，十年又出现孛星，但他在位十八年，与《乙巳占》所预期的时间并不相合。大概天道深远，先王虽然有官府占候，但所信任的终究只是人事。天文变化无穷，上下传闻附会，难道没有偶然相合的吗？如今星官所传的占书，又是世代禁止的书籍，抄写讹误尤其无法知道。我私下听说两宫太后因此忧虑，希望陛下根据我们所说的努力施行，以开导安慰她们。”皇帝说：“听说民间非常苦于新法。”安石说：“严寒酷暑、下雨，百姓尚且怨恨叹息，这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皇帝说：“难道连严寒酷暑、下雨所引起的怨言也不存在吗？”安石不高兴，退下后称病卧床。皇帝慰问勉励，使他起身。他的党羽谋划说：“如今如果不把皇帝平素不喜欢的人突然提拔任用，权势就会减轻，将会有人窥伺可乘之隙。”安石认为这个意见正确。御批说：安石的过恶，可以用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话概括。至于神宗强行起用他重新出仕，专门任用皇帝所不喜欢的人，突然加以提拔，以显示权势，他的罪恶就更加明目张胆了。即使没有将其诛杀，难道还可以逃脱惩罚吗？皇帝高兴他出面，全部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时宋军出兵安南，间谍得到安南的露布，其中说中国实行青苗、助役之法，使百姓穷困；我们现在出兵，是想相救济。安石大怒，亲自起草诏书和榜文斥骂安南。华亭案件拖了很久没有结案，王雱让门下宾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商议，把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罪状与其他文书混在一起，交付诏狱审理，安石并不知道。省吏把吕惠卿在陈州的情况告知他，吕惠卿把事情上奏，并且控告安石说：“安石完全抛弃了自己所学，尊崇纵横家的末流，多次违抗命令、矫改法令，欺骗皇上、要挟君主。”又揭发安石的私信，其中有“不要让皇帝知道”的话。皇帝把信给安石看，安石否认有此事，回去后拿给王雱询问。王雱说出了实情，安石责怪他。王雱愤怒，背上毒疽发作而死。安石公开揭发邓绾的罪行，说他曾替自己的弟弟求官，又推荐自己的女婿蔡卞，于是邓绾与练亨甫都获罪。邓绾起初因依附安石而任言官；等到安石与吕惠卿互相倾轧时，邓绾竭力帮助攻击吕惠卿。皇帝渐渐厌恶安石的所作所为，邓绾害怕失去权势，多次在皇帝面前替安石辩护，说话毫无顾忌。御批说：吕惠卿投匦请求辩护，大概是揣知神宗的意向，知道安石春风得意的势头尚未衰退，想借此求得安石的援引。而且所实行的新法，也都是他一力赞成的，所以甘愿承受“护法善神”的讥讽。后来他得志执政，凡是能够害安石的手段，没有不用尽其心机的。小人势力耗尽，交情疏远，彼此倾轧攻伐，这种情态实在可憎可鄙。他们不仅蛀蚀国家、祸害百姓，还给千古留下唾骂。练亨甫为人险恶浅薄，谄媚侍奉王雱而得以进身，到这时与邓绾都被斥退。安石多次以病为由请求离职。御批说：安石的奸邪情状败露，才开始被神宗憎恶厌弃，他的罪恶已经积满。邓绾担心安石离去后自己失势，上书替他请求恩泽，小人的丑态完全显露，再也不知道羞耻。安石声称应当贬黜邓绾，大概是自己揣度皇帝的恩遇已经衰减，借此表现公正，仍然是巩固自己的计谋，并非出于真心。邓绾立即因此被贬斥，安石也不久后被罢免；费尽心机而日益窘迫，作伪究竟有什么好处？王雱死后，安石悲伤不堪，极力请求解除机务，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多次请求归还将相印。元丰三年，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换特进，改封荆国公。哲宗即位，加授司空。元祐元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太傅。绍兴年间，谥号为“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位列颜回、孟轲之后，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据此进言，诏令停止。高宗采用赵鼎、吕聪问的意见，停止在宗庙配享，削去他的王爵。起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完成后，颁给学官，天下称为《新义》。晚年居住在金陵，又写作《字说》，多有穿凿附会；贬抑《春秋》一书，不让它列入学官，甚至把它称为“断烂朝报”。他性情刚强狠忮，遇到事情不问可否，只相信自己的见解，执意不肯回头。到了讨论变法时，朝廷上众人交相争执，意见不能相合，安石援引经义发挥自己的意思，每次辩论动辄数百言，众人无法使他屈服。更有甚者，他说：“天变不值得畏惧，祖宗不值得效法，人的议论不值得忧虑。”于是把朝廷内外的老成大臣几乎罢免殆尽。御批说：用六经的文辞来粉饰奸邪言论的人，是王莽；安石继承了他。王莽流毒百姓二十多年，光武帝起兵拯救他们，于是天下安宁。安石则在熙宁年间酿成祸患，到徽宗、钦宗时仍未停止；北狩、南渡，都由一个人预先造成了祸机。即使说他的罪过超过王莽，也可以。王雱。

译王雱字元泽，为人勇悍阴险刻毒，做事毫无顾忌。他天性极其聪敏，未满二十岁已经著书数万言。十三岁时，听到秦地士卒谈论洮河的事情，感叹说：“这个地方可以安抚并据有。如果让西夏得到它，我们的敌人就会更强，边患也会扩大。”后来王韶开拓熙河，安石极力主持这一主张，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王雱考中进士，调任旌德尉。他气概豪迈，傲视一世，不能安于做小官。写了二十多篇策论，极力论述天下大事。当时安石执政，所任用的人大多是年轻人，王雱也想参与选用。安石想让皇帝知道并亲自任用王雱，于是把王雱所作策论以及注释《道德经》的文字刻板印行，在市场出售，于是传到了皇帝那里。邓绾、曾布又极力推荐他，皇帝召见，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神宗多次就策论与他交谈，又接受诏命注释《诗》《书》的经义，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后，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因病辞谢没有就任。安石更改政事，王雱实际上在引导推动。王雱常称商鞅是豪杰之士，说不诛杀异议者，法令就无法实行。安石与程颢谈话时，王雱披头散发、赤脚，带着妇人的鞋子出来，问父亲在谈什么。安石说：“因为新法屡次被人阻挠，所以正在与程先生商议。” 王雱大声说：“如果把韩琦、富弼的头悬挂在市场上，法令就能实行了。”安石急忙说：“孩子说错了。” 御批说：安石、王雱父子共同作恶，当然是君子所抛弃的。然而披头散发、赤脚，带着妇人的鞋子，在父亲接待客人时去见父亲，这件事或许确实出于恶意，但把一切都归于邓绾之口，未免过于严苛。况且安石本来就是假装名声很高的人，难道会容许他的儿子这样做吗？王雱死时才三十三岁，特赠左谏议大夫。王安礼，字和甫，是安石的弟弟。很早就考中科举，跟随河东唐介的征辟。熙宁年间，鄜延路修筑娄鄂特城，河东征发四万民夫运送粮饷。宣抚使韩绛发檄文让他们协助劳役，后来主帅吕公弼准备听从。安礼争辩说：“民兵不熟悉军事，如今驱使他们深入，如果不是被敌人乘隙袭击，就会冻饿而死，应当赶快停止并遣返他们。”公弼采用了他的意见，民夫得以回去；而其他各路遇到敌人的部队却全军覆没。公弼向朝廷推荐安礼，神宗召见应对，想突然任用他，安石执政，借口他只能任著作佐郎，于是任为崇文院校书。后来有一天召见他，命他坐下，有关部门说八品官没有赐座的先例，皇帝特意下令给他座位。升任直集贤院，出任润州知州；湖州又召他为开封府判官。他曾经与开封府尹一同入朝奏事，退朝后独自留下，询问天下大事，皇帝非常向往并采纳他的意见。安礼任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时，苏轼被交御史台审狱，安礼从容地说：“自古以来宽宏大度的君主，不会因言语而治人的罪。苏轼凭才华奋发进取，如今一旦交付司法审理，恐怕后世会说陛下不能容纳人才。”皇帝说：“朕本来就不会深加谴责，既然这样，就替你赦免他。”苏轼因此被从轻论罪，升任知制诰。彗星出现，诏令征求直言，安礼上疏说：“下层人事有失，上天便显现变象。想来左右大臣不能公平正直，把忠臣说成不忠，把不贤的人说成贤能；那些凭借权势谋取利益的人，把力量耗费在沟渠瘠地上，从园夫手中榨取利益，这些足以扰乱阴阳而招来星变。希望陛下察看亲近之人的行为，堵塞邪曲不正之人的门路。至于祈禳的小术数、贬损旧有章程，恐怕不是用来应对天意的办法。”皇帝阅览后多次赞许叹息，任安礼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事。他到任后立即裁断以前积滞的诉讼，以及已经查明案情却尚未定罪的案件，约有几万人。安礼审理不到三个月，三狱院以及京畿赤县十九邑的囚徒全部出清，把结果写在文书上悬挂于府门。辽国使者经过看见后，叹息称异。皇帝听说后很高兴，特意给他升了一阶。皇帝屡次失去皇子，太史说民间坟墓多逼近京城，所以不利于皇嗣，诏令全部改选墓地，预计有几十万座，众人惊惧不安。安礼进谏说：“周文王占卜国运三十世，他施政首先从掩埋暴露的尸骨做起，没听说迁移百姓的坟墓就能有利于皇嗣。”皇帝悲悯不已，于是停止此事。巡逻侦察的人接连得到匿名书信，告发有人谋反，牵涉一百多家，皇帝交给安礼审理。安礼查验所指控的内容都大致相同，最后一封又增加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姓薛。安礼召来询问说：“你难道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那人说：“有个人拿着笔来卖给我，我拒绝了他，他悻悻离去，神情好像怀恨在心。”安礼立即命人逮捕审讯，果然是他所做，于是把他的首级悬挂在市场上，没有牵连一个人。京城人称赞安礼神明。宗室令騑用几十万钱买了一个妾，过了很久又斥责遣返她，她到府衙控告，要求督促元直。安礼察看这个妾，她的脸已经被烧伤毁坏，于是上奏说：“这和炮烙之刑有什么不同？请不要受理令騑的诉求，反而加重谴责，以此作为警戒。”诏令听从了他，并削夺令騑的俸禄。后宫制造油箔，约定三年内损坏便退还价钱；刚过一年就损坏了，中官特意到府衙请求按约赔偿。安礼说：“怎么知道不是放置的位置不当，被风雨、干湿变化损坏的呢？如果这样，百姓将再也得不到赔偿。”最终不予追赔，因此宗室和宦官都害怕他。元丰四年初，分三省设置执政，授任中大夫、尚书右丞，转为左丞。王师出兵讨伐夏国时，经原承受梁同奏称转运使叶康直所运的米腐坏不能食用，皇帝大怒。安礼说：“这只是梁同一人的话，未必属实，应当查验。”于是派判官张大宁与梁同共同查核，并把叶康直械系起来等待处理。后来发现其中可用的有十分之八九，皇帝的怒意消解，赦免了康直。当时讨伐西夏没有取得成功，李宪又想再次出兵，皇帝询问辅臣王珪说：“先前所担心的是物资不够，现在朝廷已经拿出钱钞五百万缗供应军粮，已经有余了。”安礼说：“钞不能直接食用，必须兑换成钱，钱又要换成草料粮食。如今距离西征日期只有两个月，怎么能办成呢？”皇帝说：“李宪认为已经有准备了。他一个宦官尚且能够这样，你们难道反而没有主意吗？唐朝平定淮西、蔡州，只有裴度的谋划与皇帝相同；如今这种事竟然不是出自公卿，而出自宦官，朕深以为耻。”安礼说：“淮西只有三州，有裴度的谋划、李光颜和李愬这样的将领，然而仍然调动天下兵力，经过多年才平定。如今西夏的强盛，不是淮西、蔡州可比；李宪的才能也比不上裴度，诸将又没有李光颜、李愬那样的人臣担心无法符合圣上的意旨。”

译御批说：西夏的罪过超过淮西、蔡州，朝廷大臣竟没有一人仿效裴度提出并赞成谋划。况且说诸将不是李光颜、李愬之流，正说明他们害怕出兵，竭尽全力加以阻挠。神宗应当确实受到“为什么不任用公卿，反而任用宦官”的讥刺。公卿既然没有足以共同谋划的人，转而认为宦官能够尽心而任用他们，国事没有不日益败坏的。明朝崇祯帝亡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当时的公卿，也足以看出没有一个人存有忠心。皇帝醒悟，于是停止出兵。后来想授李宪为节度使，安礼又认为不可。徐禧谋划边境事务，安礼说：“徐禧志向很大而才疏学浅，必定会误国。”等到永乐城战败，奏报传来，皇帝说：“安礼每次劝朕不要出兵、少兴狱讼，大概就是为了这个。”过了很久，御史张汝贤论述安礼的过失，安礼被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元祐年间，加授资政殿学士，历任扬州、青州、蔡州知州；又因御史言其失去学士资格，调任舒州。绍圣初年，恢复职务，知永兴军二年。后来任知太原府，苦于风痹，卧在帐中处理政事，下属不敢欺骗他。去世时六十二岁，追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安礼仪表伟岸，论议明晰善辩，常常把治理国家、筹划政事自任，却疏略细节、缺少谨慎，因此多次招致非议。王安国字平甫，是安礼的弟弟。他幼年聪敏颖悟，从未正式从师学习，文章词藻天然形成。十二岁时，便因文章闻名于世。各种书籍没有不通晓的。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又参加茂材异等科。有司考察他所献的序言，列为第一。因母亲去世没有参加考试，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熙宁初年，韩绛推荐他的才干品行，召来考试，赐进士及第。授西京国子教授。任期届满到京师，皇帝因安石的缘故召见他。皇帝问：“汉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他回答：“三代以后没有超过他的。”皇帝说：“只遗憾他的才能不能建立法度、变更制度。”安国回答：“文帝从代地来进入未央宫，在顷刻呼吸之间就平定变故，恐怕没有才能的人做不到。若采用贾谊的意见，对待群臣有所节制，专心致力于用德教化百姓，使海内兴起礼义，几乎达到刑罚不用，那么文帝就比有才能还高出一等了。”皇帝问：“王猛辅佐苻坚，凭那么小的国家却能使命令必行。如今朕拥有天下这么大的国家，却不能使人听从，是什么原因？”安国说：“王猛教苻坚用严刑峻法杀人，导致前秦国祚不能传世。如今刻薄的小人一定会用这种办法误导陛下。希望陛下专门以尧、舜和三代为法则，天下难道会有不服从的吗？” 皇帝又问：“你的哥哥执掌政权，外面的议论怎么样？”安国说：“只是遗憾他辨识人才不明，聚敛财物太急罢了。”皇帝默然不悦，因此没有另外给予恩命，只授他崇文院校书。后来改任秘阁校理。他多次以新法极力劝谏安石，又质问责备曾布误导自己的哥哥，深深憎恶吕惠卿的奸诈。此前，安国任西京教授时，很沉溺于声色。安石任宰相，写信告诫他说：“应当远离郑声。”安国回信说：“也希望哥哥远离奸佞之人。”吕惠卿因此怀恨。等到安石罢相，吕惠卿便借郑侠案件陷害安国，安国因而被夺官，放归田里。不久恢复他的官职，任命下达时安国却去世了，享年四十七岁。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