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译皇帝又担心大理寺、刑部的吏胥玩弄文法，于是在禁中开始设置审刑院，任命枢密直学士李昌龄掌管院事，并设置详议官六人。凡案件上奏，先送达审刑院，加印后交给大理寺、刑部详覆上奏，再发回审刑院裁决，裁决完毕后交给中书省，由中书省立即下达；其中未获批准的，由宰相复核后上奏。开始命令论罪判决时，各州判决死刑，如果有犯人呼号不服，或者亲属称冤，就立即报告长吏，移交有关部门推问审理。后来各路提点刑狱司从未有过平反案件，便下诏全部撤销，将其事务归于转运司。端拱年间，起初下诏命翰林学士宋白等详细审定端拱以来的诏敕，到淳化二年上奏，名为《淳化编敕》。皇帝认为其中烦琐零碎，命翰林承旨苏易简等共同重新审定，淳化五年上奏，名为《重删定淳化编敕》。至道二年，下敕命大理寺审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天，中事二十天，小事十天。三年，下诏御史台审理徒刑以上的案件，案件审结后，命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官员中的一人亲自前往审察讯问。不久又下诏：案件无论大小，自中丞以下的官员都要亲临审问，不得只把责任交给有关部门。【按：《玉海》《通考》记载，各路提点刑狱司是在淳化四年撤销，大理寺期限诏令在至道二年；《宋志》的记载次序颠倒，显然不对；又，大理寺期限诏令确实是至道二年的事，而《宋志》把它列在至道二年以前，本次一并改正。】真宗即位后，听说各州所判决的死刑案件中有些情节可疑，因害怕被各部门驳回，不敢上报，于是下诏：死刑案件中有可疑之处的，要把案情完整申报转运司，由所属地区选择熟悉法令的人审决；应当奏报的才奏报。【按：这道诏令，《玉海》认为是真宗时的事，《宋史》认为是太宗至道二年的事；本次采用《玉海》的说法。】下诏命户部尚书张齐贤删定淳化以后至道年间尚未续降的宣敕。咸平元年，张齐贤等上奏新编敕；又下诏命给事中柴成务重新详定，命名为《咸平新定编敕》。咸平四年，采纳黄州知州王禹偁的请求，各路设置病囚院，收容持杖劫盗及徒流以上罪犯中患病的人；其余患病罪犯责令在外取保。【按：病囚院的设置，《通考》记在咸平四年，《宋史》记在咸平元年；本次采用《通考》的说法。】六年，下诏规定：盗窃主人财物，赃值五贯以上的，杖脊、刺面，配隶牢城；十贯以上的奏请裁决，不得擅自刺面涅字。景德初年，下诏各道、州、军判案中，凡宣敕没有确定刑名，只说应当执行极刑的，所在地就径直判处死刑，这很不符合公平允当；从今以后，凡诏令中说“处断”“极断”“决配”“朝典”等类的，不得立即论决，要把案情完整上报。【按：判案诏令，《通考》记在景德元年，《宋史》记作三年；本次采用《通考》的说法。】景德四年，又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官，仍以使臣辅佐。知审刑院朱选说，官吏因公事收受财物，在判决遣送时依法科刑，以此规避枉法罪的，希望按枉法论处；判至死刑的，加役流刑。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按：此条《宋志》作“官吏因公事受财，证据明确的，希望按枉法论处”。考察官吏因公受财，律文早已有明确条文；朱选这份奏疏特意针对借枉法罪名规避处罚的情况而言，本次采用《通考》的说法。】规定枷的重量，以十五斤为标准。大中祥符年间，下诏御史台、开封府以及京城内凡有刑案的地方，专门设置司负责纠察。判决杖刑时，命众人观看，旧期限为十天，减为三天；超过半个月的，不得超过五天；暑月免除。景德年间，三司起初上奏《新编敕》和《农田编敕》。大中祥符六年，下诏命判大理寺王曾、陈彭年等删定三司编敕，以及咸平以后至大中祥符七年的诏敕；九年上奏，名为《大中祥符新编敕》。天禧四年，下诏：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制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以及禁军、诸军逃亡后成为盗贼等罪至死刑者，每逢十一月暂时停止区分审决，过天庆节后才判决；其余犯罪至死刑的，十二月内以及春夏不得区分遣送，须禁锢后奏请裁决。【按：过天庆节才开始判决死刑这一条，咸平年间殿中侍御史赵湘曾经提出过，因此有这道诏令。】仁宗天圣四年，因违法者的情节有轻有重，而有关部门一概判处重刑，于是命令天下死罪中情理可怜悯以及刑名有疑虑的，都具列案情上报，有关部门不得举驳。后来即使依法不应上奏、官吏本应获罪的，也由审刑院附奏，通常作为施恩释放，形成惯例，名叫“贴放”。天圣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求停止复核笞杖刑案件，而徒刑以上案件即使没有拘禁，也都附奏，皇帝听从了。又下诏，杖刑轻重不得超过十五两。起初，皇帝命学士夏竦等重新删定编敕，将《农田敕》合并为一书；又详细审定大中祥符七年的诏敕，至天圣五年，连唐令中与宋代情况不同的条文也一并修订，下诏命内外官员陈述敕令的得失。天圣七年书成，共有数种，分别称为《天圣编敕》《敕书德音》《新修令》《附令敕》。《天圣编敕》比《祥符敕》减少一百多条，其中列入刑法的，死刑一类十七条，流刑一类三十四条，徒刑一类一百零六条，杖刑一类二百五十八条，笞刑一类七十六条，配隶一类六十三条；死刑以下奏请听候裁决的七十一条。颁行以后，判令不得删改。明道二年，命天下凡上报完整案件，都送大理寺详断；大事期限三十天，小事依次减少十天；审刑院负责详议。

译其他各类期限也各减去一半；不等期限届满便判决的，称为“急按”。官吏议定刑罚有过失的，要治罪。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运请求从四月至六月将期限减半；两川、广南、福建、湖南按急按案件奏报。后来仍认为案件积压，又下诏每月上报已判案件的数量，并列出大、中、小案件的期限，以便相互参照。翰林学士章得象上奏《一司一务及在京编敕》。这一年修改强盗法：不持杖且未得财，判徒刑二年；得财达到一万钱，或伤人，处死；持杖而未得财，流三千里；得财达到五千钱，处死；伤人的，处死。不持杖而得财六千钱，或者持杖但罪不至死的，仍刺面，配隶三千里以外的牢城。后来有关部门说，窃盗不使用暴力而得财五千钱就刺面充军，反而比强盗处罚更重，请求减轻。于是下诏，达到一万钱才刺面充军。又下诏，京城内持杖窃盗得财四千钱，也刺面充军。庆历年间，下诏天下犯死刑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八十岁或患重病，又没有期亲，应列明所犯罪行上报。命陈大素等删定景祐二年至庆历三年的宣敕，编成《庆历编敕》，另编总例。后来又编修一司敕二千三百一十七条、一路敕一千八百二十七条、一州一县敕一千四百五十一条。其中列入刑法的，死刑一类共三十一条，流刑一类共二十一条，徒刑一类共一百零五条，杖刑一类共一百六十八条，笞刑一类共十二条，配隶一类共八十一条；死刑以下奏请听候裁决的共六十四条。至和初年，设置京畿提点刑狱，二年不久便下诏撤销。嘉祐年间，枢密使韩琦说，从庆历四年至嘉祐二年，敕令增加到四千多条，前后互相抵牾，请求删定为《嘉祐编敕》。下诏命内外官员陈述敕令的得失，依照天圣年间的旧例。嘉祐七年书成，共一千八百三十四条。与《庆历编敕》相比，死刑增加六十条，流刑增加五十条，徒刑增加六十一条，杖刑增加七十三条，笞刑增加三十八条，配隶增加三十条；死刑以下奏请听候裁决的增加四十六条。又另编《续附令敕》三卷。神宗即位，命各州、军巡检司、理院所拘禁的罪犯，如果一年中在狱中病死达到两人，推吏和狱卒都杖六十；每增加一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熙宁元年，任用京朝官分别治理左右厢；凡斗殴、诉讼中杖六十以下的案件，情节较轻的，可以专门审决。四年，制定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刑的，籍没其家产赏给告发者，妻子发配安置到千里之外；劫盗财物的家庭，斩首并籍没其家产的一半作为赏赐，其余按等级递减。如果又杀害官吏，或者累计杀人三人，焚烧房屋一百间，或者成群在州县境内行动，在江海船筏中抢劫，即使不在重地，也按重法论处。在此以前，各路经略、钤辖不得便宜处置百姓。赵抃知成都时，上言应当只允许成都这样做。四路中书、枢密院共同议论后，准许了。后来谢景初上奏，说成都擅自以便宜之权诛杀、释放，多有不当。于是中书删定旧文，只允许军士犯罪以及边防事务紧急时特加裁断。武臣犯有贪赃罪，依敕令叙复之后，又另行制定年考升迁制度。皇帝说：“这样做，凭什么来警戒贪赃的官吏？”命令修改法律，定为六年考核，仿照文臣的叙法，略有增减。熙宁七年，设置律学。元丰初年，重新设置大理狱。元丰二年，成都府、利州路钤辖说：“过去川陕地区绢每匹值钱二千六百，以此估算赃物；两枚铁钱只能折合一枚铜钱。近来绢每匹不过一千三百钱，估算赃物时两匹才达到一匹的罪额，往往会因此适用重法。”命法寺规定一钱半折合一枚铜钱，皇帝听从了。起初，皇帝设置狱务并修订敕令，下诏命内外官员陈述法律中不便施行的地方。到这时，左谏议大夫安焘等上奏各部门的敕式。皇帝认为律文不足以周全处理各种情形，凡律文没有记载的，一概依据敕令裁断，于是改称其名为“敕令格式”，而律文始终存在于敕令之外。皇帝解释说：“在事情尚未发生前加以禁止，叫作敕；在事情已经发生后加以禁止，叫作令；为此事设置条文以等待彼事适用，叫作格；使人仿效执行，叫作式。”修书的人应当懂得这一点。于是凡涉及笞、杖、徒、流、死刑的条文，从《名例》以下直到断狱，共十二门，凡涉及刑名轻重的，都归入敕；从品官以下直到断狱，共三十五门，凡属约束禁令的，都归入令；命官的等级十七项，吏庶人的赏格七十七项，另有倍、全、分、厘等等级，共五等，凡有等级高下的，都归入格；表奏、账籍、关牒、符檄等有固定体制和格式的，都归入式。元丰七年，书编成，上奏朝廷。八年，下诏各州审讯强盗，若情理上没有可怜悯之处、刑名上没有疑虑，却擅自奏报，就命刑部举奏驳斥并从重按朝典处理，不得援用成例破坏条文。哲宗元祐初年，御史中丞刘挚说：“元丰年间命有关部门编修敕令，凡旧制度载在敕中的，大多移到令中。大概违反敕的法律较重，违反令的罪较轻，这足以看出神宗仁厚的德行。但有关部门不能推广这一原则，反而增添许多条目，割裂旧制度，文意苛刻、文字晦涩，不足以概括各种事物的实际情况。”右谏议大夫孙觉也说：“条文细碎而繁多，难以查考使用。”于是下诏命刘挚等刊修《元丰敕令格式》以及后来续行的条贯。元祐二年，上奏朝廷。刑部、大理寺制定制度：凡判决审理后奏报案件，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十缗以下为小事。大事期限十二天，中事九天，小事四天。若属京城和八路，大事十天，中事五天，小事三天。御史台、审刑院以及刑部举劾所依据的法状，期限都为十天。三省、枢密院再次发还的，各减半；有事由的酌情延长，但不得超过五天。凡公案的期限，大事以三十五天为限，中事二十五天，小事十天。京城和八路，大事以三十天为限，中事减半，小事为三分之一。御史台、审刑院以及刑部的案件都以三十天为限；每十天中，判决使用七天，议论使用三天。

译三年，停止大理寺右治狱这一职掌。五年，下诏规定，命官犯罪而涉及边防、军政事务的，文臣报尚书省，武臣报枢密院。中丞苏辙请求一并归三省办理；凡涉及边防、军政事务的，令枢密院共同进呈并取防。于是下诏：文武官犯罪，凡同案审理且涉及边防、军政事务的，由刑部定罪判决，仍由三省、枢密院共同取防。刑部说：佃客犯罪侵犯主人，比照一般人加一等治罪；主人犯杖刑以下的罪不论，徒刑以上减一般人一等。谋杀、盗窃、欺诈等犯罪，如果是为了谋求或逃避某种利益而犯，不减罪；因殴打导致人死亡的，不刺面并发配邻州，情节严重的奏请裁决。凡命士死在官府或离任后，其押送徒犯途中逃亡，主管押解的将校、节级以及率众逃亡的首领判徒一年；情节较轻的杖一百，即使自首也不免罪。哲宗亲自执政后，逐渐恢复熈宁、元丰年间的旧制度。元符三年，下诏：强盗按赃物数额本应判绞刑的，赃数一律增加一倍；赃物达到数额但未伤人，以及虽伤人而情节较轻的，奏请裁决。若使用兵器、汤火之类伤人，残酷虐待主人一家，情状极其酷毒，或污辱良家，或进入州县、镇、寨抢劫的，不在奏请裁决之限。若驱赶、掳掠官吏、巡防人员等，罪不至死的，仍奏请裁决。所谓重法地，嘉祐年间最初只设于开封府所属各县，后来逐渐扩大到各州。开封府的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的滑州，淮南的宿州，河北的澶州，京东的应天府，以及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也都设立重法，明载为法令。到元丰年间，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都施行重法，适用的郡县逐渐增多。元丰敕规定，重法地发生五人以上结伙的凶恶抢劫盗窃，才依法论罪；绍圣以后，只要有人犯案就治罪，不再计算人数。到这时改为依照元丰旧敕。徽宗崇宁元年，下诏恢复元丰的法制，凡元祐年间的条例全部烧毁。当时臣僚说：三省六曹所遵守的是法，法律没有记载的事情才使用条例；如今反而援引条例来破坏法律，这是不合理的。于是命令把前后采用过的条例按类别编修，与法律相冲突的删去。宰臣蔡京请求令各州修筑圜土，用来关押被判死刑而获准减免的强盗。大观年间，下诏规定以赃物计算的法律，以一贯五百钱作为定罪标准；又重新制定笞刑，从今以后一律用小杖执行：笞十折为五杖，笞二十折为七杖，笞三十折为八杖，笞四十折为十五杖，笞五十折为二十杖，不按大杖折算，永远作为定制。政和年间，下诏建立聚问审录制度，规定审录期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刑、笞刑一日。又下诏说，宗室子弟犯罪，开庭训诫并示众羞辱，近来甚至有脱衣受杖、伤害皮肤和身体的情况，朕对此深感怜悯。应令大宗正严格遵守条制，违犯者按违背御笔论罪。中书省说：“法律规定，官员犯罪，离职后不再论罪，这是为命官制定的条文。后来相沿下来，掌典、解役也适用离职免罪的规定。”按旧例，他们一有犯罪就解除役职、遣归务农，侥幸逃避重罪。下诏修改政和敕令：“掌典、解役，听从适用离官之法。”重和年间确定折杖数：徒二年半应杖九十，折为十七杖；徒二年应杖八十，折为十五杖，以下依次递减。宣和年间下诏：“州县官不亲自审讯囚犯，却让属吏审问的，判徒二年。”这时蔡京主持国政，为图一己私利，请求降下御笔，很多内容超出法令之外，前后互相矛盾。靖康初年，群臣请求把建国以来的条法参照使用，删订编成一部书，诏令同意了请求，但这部书最终没有编成。高宗南渡后，制定法令：各狱具应由当职官员依格式检验校核；枷用干木制成，轻重长短刻记在上面；笞杖不得保留竹节，也不得钉饰或加筋、胶等物，仍使用官府颁发的火印。暑月每五天清洗一次枷和杻，刑寺轮派一名官员亲自监督。各狱司每十天申报禁状；品官、命妇在禁所中另备单独文状；凡应奏报的案卷，要详细写明案情、口供和服罪情况后奏闻。法司用朱笔写明所依据的条例，推司在后面记录审问、检法官吏的姓名。各州每年分别登记收管、编配、羁管的奴婢人数，以及已判编配的人数，各自设置簿籍。各路提点刑狱司每年详细列出本路各州军判决的大辟案件，申报刑部；各州申报提刑司。凡应当记入禁历而没有记，应当申报所属而没有申报，奏案没有按格式检验并列明，违令退回后回复不完备，导致妨碍复核，以及提刑司复核大辟案件时拖延、遗漏复核，导致罪名有出入的，都各按罪抵偿。旧法以绢计算赃物，千三百钱为一匹，窃盗赃至二十贯判徒刑。建炎元年改为二千钱为一匹，盗赃至三贯判徒一年。三年又下诏改为三千钱为一匹，窃盗以及一切按钱数定罪的案件，递增五分。四年又下诏，对于按时势防备而判处死刑、但情节与法律不相当的，准许大理寺奏请复审。凡靖康元年以前下达的御笔中有损害正法的，全部加以厘正。赃罪判死刑的，没收其家产。〔按：《通考》把以绢定罪的条文列在建炎元年，把除去徽宗御笔的条文列在四年；《宋志》次序颠倒，今已改正。〕在此以前，高宗流离播迁，断例散失；建炎以前凡施行的，多出自吏省的记录。到建炎三年，才命令取嘉祐条法与政和敕令对照修订，作为施行依据。嘉祐法与现行法不同的，除官制、役法之外，奖赏标准采用较重的，条约采用较轻的。绍兴元年编成，称为《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但吏胥省记也仍被引用。不久监察御史刘一正据此进言，下诏命左右司敕令所刊定并删省记录。二年，秘书少监傅崧卿说：“军政与国家政务的情况不同，刑罚制度也应有区别，不能一概按军法办理。”于是下诏：兼任统兵的知州，除非出师临阵，不得轻易使用重刑。〔按：知州不得使用重刑的诏令，《通考》列在绍兴二年，《宋史》列在建炎元年；以绢计算赃物的条文前后也有错误，今已改正。〕三年，下诏捕获强盗，即使没有被害人的姓名，只要赃物达到数额且已经定罪判决，也准许推定奖赏。五年，尚书省认为狱吏惨酷，对将要死亡的囚犯都假托患病而杀掉，从不依条救治，请求实行年终比较、计算分数、分别定罪的办法。这一年比较的结果是：宣州、衢州、福州没有病死囚犯，当职官各升一官；舒州有病死囚一人并得一分，▯州得二分六厘，当职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调查核实公事；邵州、广州、高州审讯命官，长期拘押而很久不报，下诏知州降一官，当职官延长二年磨勘期限，承办此事的吏员永远不得收叙。

译德庆府审查封川县令的案件，七个月仍未上报，下诏知州、勘官各按罪抵偿。十年，下诏各狱每一更三次下锁，五更五次开锁；确定牢狱违反规定的杖八十。狱官、令佐不亲自到场，以及县令擅自把事务分给其他官员轮流办理的，都判徒一年。知州、通判、监司负责察觉并按劾，明定为法令。此前京城通用敕令中有“已经冲改的不应引用”的文字，大理正张柄提出此事，于是下诏删削。到这时，右仆射秦桧把它上奏；但自秦桧专权后，往往使用都堂批状指挥办事，并混入吏部续降的条册中，修书的人不敢删去，以致与成法并立。后来因吏部尚书周麟之进言，才下诏删掉。旧法规定，刑部郎官四人分为左右两防，有的负责详覆，有的负责叙审；同僚分治不同事务，是为了相互防范、复核考察。南渡以来，一味追求简省，大理少卿只设一人，刑部郎中起初也没有分工，遇到狱情未能查明、法律不合于理的，便没有人负责平反或追改。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应辰提出此事，下诏刑部郎官依照元丰法分为左右两防办理事务。二十七年，下诏四川以钱引科罪的，准照铜钱计算。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进呈《乾道新编特防断例》。后来臣僚说，绍兴以来陆续降下的指挥不下数千条，彼此矛盾，难以考核。下诏大理寺官详定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分类申报刑部，再按所属事务分送六部，由长官、副长官共同审查。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进呈此书，称为《乾道重修敕令格式》。又下诏：以绢计算赃物的标准再增加一贯，四千钱为一匹。议论者又说：犯盗罪时，敕令按钱数定罪，法律按绢数定罪；如今法律以绢定罪的递增一千，敕令中以钱定罪的也应按例增加一千。诏令同意。临安府左右司理院、府院三狱的杖直狱子，因为没有供给，竟至于无所凭借。七年，下诏每人每月给钱十贯、米六斗，每院只准设置一十二人。淳熈初年，浙西提刑郑兴裔进呈《检验格目》，下诏颁行给各路提刑司。当时法令虽然完备，但官吏一概按条例办事；法律规定应当如此而没有条例，事情便拘泥不办，甚至隐瞒条例来破坏法律。到这时下诏，除刑部准许使用乾道修订的刑名断例，司勋准许使用编类的捕获盗贼推赏条例外，其余一概不得援引条例。又删订《乾道新书》，称为《淳熈敕令格式》。皇帝读到征收骡、马、舟、船契书税时，说：“恐怕后世会有征税涉及舟车的讥讽。”户令规定，绝户之家可以给其家属三千贯；超过二万贯的，要取防。皇帝说：“这家人不幸绝户，财产到了二万贯才来取防，这就是存心谋利其财。”《捕亡律》又规定，公人抓不到盗贼要罚金。皇帝说：“只罚金而不加罪，是让他们收取钱财、放纵盗贼。”又规定监司、知州没有定额上供的可以奖赏。皇帝说：“上供既然没有定额，就是白白取自百姓，难道可以用奖赏来诱导吗？”于是都命令删去。又令敕令所分门编类，命名为《淳熈条法事类》。〔按：《玉海》说：淳熈三年，因为《乾道新书》编删未尽，下诏刊修；四年进呈《重修敕令格式》，皇帝用御笔圈去《户令》一条、《捕亡令》一条以及无额上供奖赏，并命令删去；六年下诏，令敕局把敕令格式按事务分门编成一书；七年书成，赐名《条法事类》。这里皇帝读的一条应是《敕令格式》，《宋志》认为是《条法事类》，大错，今已改正。〕这时有关部门因复核审察结果不同，前任官员会被判有失入之罪，所以往往附和前次审勘结果。皇帝知道其中弊端，十四年下诏，特许免除一案的推究结案手续。实行一次后，大小案件大多查得了实情。二，广州军的狱吏害怕宪司检点，认为送往别处审勘有害，凡是重囚多死在狱中。臣僚因此请求，于是下诏二广提刑司详覆公事；若只是小节不完备，不必追捕逮问，由狱吏委托本州查实并出具保证证明；遇有死亡，必须追究导致死亡的原因。三衙以及江上各军都设有推狱，称为后司；案件审结后由主帅裁决，不经过属官，因此军吏多受贿舞弊。光宗时，下诏令通晓条制的属官兼管此事。广东路多瘴疠，英德府最为严重，被称为人间活地狱。各司想要迅速办结公事时，多把案件送到那里；只要不是死罪，囚犯一到往往就被逼供认罪，立即施加刑责以便结案。绍熈五年，臣僚提出此事，下诏本路各司的公事如应送往别州，不得送英德府。宁宗庆元年间，敕令所进呈重修《敕令格式》。嘉泰二年，进呈《庆元条法事类》。这一年天下上报的死案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实际判处死刑的只有一百八十一人，其余都获得宽免。于是下诏，各宪台每年年终检查举发各州军中狱案已经清空、禁押人数较少的，申报尚书省取防。嘉定四年，下诏规定以绢计算赃物定罪时，江北铁钱依照四川的办法，两枚折合一枚铜钱。江西提刑徐似道说，检验官把轻伤指作重伤，把有说成无，差错交杂，因此奸吏得以出入人罪；请求把湖南、广西现行刊印的正面、背面人形，按《检验格目》发给各处，命令在受伤部位依样用朱红色标出并唱报伤痕，众人没有异议后再署名画押。下诏同意，颁行天下。五年，下诏三衙、江上各军以及四川诸军，由武举人主管后司事务。理宗宝庆初年，敕令所说，自《庆元新书》施行以来，至今二十九年前的指挥几乎没有一件不需处理：有的是旧法包罗不全、文字含义不明，必须参酌后来续降的指挥；有的是旧法原本没有，后来因事制定为成法；有的是已有旧法，后来的续降并不必引用；有的是一时权宜，不可作为常法。条目日益繁多，无所遵守，请求考核审定。淳祐二年四月，敕令所进呈此书，名为《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庆元法》与《淳祐新书》删润，其中修改一百四十条，新创收入四百条，增加五十条，删去十七条。

译从这部书刊行以后直到度宗以后，全部遵照施行，没有再改定。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敕令，前后不时增删，无法一一记载。诏狱本来是为了查办大奸大恶，所以并不常见。熈宁、元丰年间，权臣想借诏狱威胁士大夫，发泄私人愤怒，因此诏狱特别兴盛。祖无择的案件，是王安石因私怨诬陷的；郑侠、苏轼的案件，是为了堵塞忠言；赵世居的案件，是吕惠卿想罗织李士宁的罪名，以扳倒王安石；陈世儒的案件，是贾稚民想罗织世儒妻母吕氏的罪名，以扳倒吕公著。王安石想报复吕惠卿，于是特意审查张若济的案件；蔡确想动摇吴充，于是特意审查潘开的案件。绍圣年间，章惇、蔡卞掌权，元祐旧臣全都遭到贬黜。到南渡以后，娄寅亮、岳飞等人的案件，全都出于秦桧的私意，名义上称为诏狱，实际上并非诏狱。后来设置的诏狱大多类似这种情况，所以不再一一记录。臣等谨慎考察：宋朝自建隆初年厘定刑统以来，律令格式屡经更改，设置减省刑罚的官员，制定折杖之法，也曾有意于慎重用刑、体恤刑狱。然而崇宁以后，大规模案件屡次兴起，臣僚、士人和百姓受到冤屈压抑的事，严刑曲法，史书中记载不绝。大概是因为当时皇帝没有洞察奸邪、听取直言的才智，而臣下相互结党援引，轮番倾轧；执掌刑法的官吏舞文弄法，全都奉行权臣的意旨，只想把删定律文托称为宽厚，难道不是喜爱宽厚的名声而不求其实际吗？南渡后苟安于一隅，条规没有建立，而诏狱的弊害反而比崇宁以前更加严重。各路提刑多荒废职守，竟以专横任意、崇尚武力强悍为能事。喜好刑罚会使国家削弱，滥用刑罚会使国家危亡，确实如此。只有孝宗删除苛政，还知道把慎重用刑看作要务。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六 刑法略 历代刑制〔辽、金〕 辽朝的刑制共有四种：死刑、流刑、徒刑、杖刑。死刑有绞、斩、凌迟等，还有籍没之法。流刑按照罪行轻重，把人安置在边境城镇或部族地区；路远的流放到境外，更远的则罚令前往极远之地。徒刑一是终身，二是五年，三是一年半。终身徒刑杖五百，以下依次每等减一百。杖刑从五十到三百，凡杖五十以上的，用沙袋执行。沙袋用熟皮缝合制成，长六寸，宽约二寸，柄长约一尺。又有黥刺之法，以及木剑、大棒、铁骨朵等刑具。木剑正面平、背面隆起，大臣犯重罪而想宽宥的，就用木剑击打，次数同大棒一样，均为三下；刑数从十五到三十不等。铁骨朵击打五下或七下。有重罪的人将要受刑时，先用沙袋在尾骨上及四周击打。审讯拷问的刑具，有粗杖、细杖及鞭烙法。粗杖打二十下，细杖打三下；刑数从三十到六十不等。鞭烙的刑数是：烙三十下，鞭打三百下；烙五十下，鞭打五百下。被告对各种事情本应认罪却不服的，就用这些刑法审讯。品官因公事误犯，以及百姓年满七十岁、未满十五岁犯罪的，准许赎罪论处。赎铜的数额是：杖一百，缴钱一千。又有八议、八纵的法律。籍没之法规定，内外戚属以及世代为官之家犯谋反、大逆等罪的，家产没入斡里；其他人则没为着帐户。没入宫分以及分赐给臣下的，也有这种情况。太祖初年，百事草创，犯罪的人按罪行轻重施以刑罚。后来治理诸弟及逆党时，权宜制定法律。亲王参与叛逆而不肯屈服的，有的在各甸处死，有的投下高崖杀死。淫乱不轨的，处以五车轘杀。违逆父母的，依此办理。讥讪、辱骂而冒犯上级的，用熟铁锥钉入其口中杀死。被牵连定罪的人，按罪轻重杖打。杖有大小两种：大杖重钱五百，小杖重三百。又有枭首、磔裂、生埋、射鬼箭、炮掷、支解等刑，归入重法。神册六年五月，下诏令大臣制定审理契丹及各夷人的法律。汉人则按律令断罪，并设置钟院来使百姓申达冤屈。到太宗时，审治渤海人一律依汉法，其他方面没有改变。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的奴仆哈里强奸伊喇都里的未成年女儿，因法律没有相应条文，依法对他施以宫刑，仍把他交给都里作为奴仆，因此载入法令。十六年，告谕有关部门：凡皇帝出行停驻之处，必须高高设置标志，以禁止行人越界，并命百姓不得侵犯；违犯的按死罪论处。景宗保宁三年，因为穆宗废除了钟院，穷苦百姓有冤屈无处申诉，所以诏令恢复钟院，并命令铸钟，把诏书刻在上面，说明废置钟院的原因。圣宗统和元年二月，禁止各地官吏、军人和百姓无故聚众私语以及违反禁令夜行，违犯者治罪。四月，枢密院请求下诏令北府司徒佛德翻译南京进呈的律文，诏令同意。十一月，下诏民间父母健在却另立户籍、分居的，准许邻里察觉举报，违犯者治罪。在此以前，契丹人与汉人相互殴打致死，法律轻重不一；到这时按同一等级科罪。九年闰月，派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给事中刘京、政事舍人张干、南京副留守吴浩分别审决各道积压案件。十二年，下诏契丹人犯十恶，也按汉律判决。旧法规定死囚尸体在市场陈列三日，到这时停留一夜便准许收殓埋葬。下诏：叛逆之家中不知情的兄弟，即使同居也免于连坐，明定为法。二十四年，下诏主人除犯谋反、大逆以及流罪、死罪外，奴婢不得告发首捕主人。若奴婢犯罪至死，准许送交有关部门，主人不得擅自杀死。二十九年，因旧法规定宰相、节度使等世选之家子孙犯罪，徒刑、杖刑与平民相同，只免除黥面。下诏规定，从今以后犯罪应当黥面的，一律依法同样科罪。开泰八年，下诏：窃盗赃物满二十五贯的，首犯处死，从犯判处流刑。开始设置大理寺少卿以及正，负责覆奏；仍担心审理不周，于是亲自审录囚犯，多次派使者到各道审录囚犯。五院部民有人自行毁坏铠甲，其长官杖杀他。皇帝认为他们用法太严峻，下诏削夺其官职，因此他们不敢残酷鞭打。五院部民偶然失火，延烧到木叶山兆域，依法应处死，改为杖打后释放，并因此制定为法律。又下诏：从今以后，三次犯窃盗，额上黥字并判徒三年；第四次黥面并判徒五年；到第五次处死。太平六年，下诏贵戚因事被告，官司不审理便上报，或接受请托而代为奏报的，言者以其本人所犯罪论罪。七年，下诏告谕中外大臣：“法制条文中有遗漏，或者轻重不适当的，把条文上报，讨论增删修改。”兴宗重熙元年，下诏：职事官犯公罪，准许赎罪；犯私罪，各依本法处理；其子弟及家人受贿而不知情的，只追究受贿犯本人。此前，南京三司熔化铜钱铸造器皿，达到三觔；携带钱币出南京十贯，以及盗窃失火人家财物五贯的，处死。到这时，铜超过三觔、特铸钱以及所盗财物超过二十贯的，处死。二年，下诏今后犯终身徒刑的，只刺颈。奴婢逃亡，或者盗窃主人财物，主人不得擅自在其面部、手臂或颈部黥刺；犯窃盗罪的，第一次刺右臂，第二次刺左臂，第三次刺颈右侧，第四次刺颈左侧，到第五次处死。五年，重新制定条制，写成诏书交给有关部门，凡朝会之日执行，并颁行各道。这是汇集修订太祖以来的法令，参照古制，刑罚有死刑、流刑、杖刑和三等徒刑，共五百四十七条。十年七月，下诏各职官私自取用官物的，按正式盗窃论罪；敢以先朝已经判决的事情互相告发的，治罪。各帐郎君等在禁地射鹿，杖三百，不追缴赔偿；小将军杖二百以下；百姓犯此罪，杖三百。十一年七月，下诏盗换官马的，减死论处。〔按：盗换官马一事，据本纪在私取官物、禁地射鹿之后；《刑法志》误列在五年前后，次序错乱，今已改正。〕道宗清宁元年，下诏各官、都部署如有投递诽谤讥刺的书信，接受和阅读的人都弃市。二年，命令各郡长吏依各部旧例，与僚属共同审决罪囚，不得使囚犯冤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