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二

译《儒林传》宋【三】周敦颐　　程颢　　程颐 张载【戬】　　邵雍【伯温】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原名敦实，因避英宗旧讳而改名。凭借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的任用，任分宁主簿。有一案件长期不能判决，敦颐到任后审问一次便立即辨明。县里人惊叹说：“老吏也比不上他。”部使者推荐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有个囚犯依法不应判死刑，转运使王逵是个残酷强悍的官吏，却想把他严加治罪，众人没有谁敢争辩，只有敦颐独自同他辩论。王逵不听，敦颐便交还手版，准备弃官离去，说：“这样还可以做官吗？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这种事。”王逵醒悟，囚犯得以免死。调任桂阳令，治绩尤其显著。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说：“这就是能辨明分宁案件的人，我们这些人有地方申诉了。”富家大姓、狡猾的吏员和恶少都惴惴不安，以玷污清明政事为耻。历任合州判官时，事情不经他亲手处理，吏员不敢决断；即使把事情交给他们，百姓也不肯听从。部使者赵抃受到谗言迷惑，对待他非常威严，敦颐却处之泰然。任防州通判时，赵抃任防州知州，仔细观察他的作为，才大为醒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了您！从今以后才知道周茂叔啊。”熙宁初年，任郴州知州。因赵抃和吕公著推荐，任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把洗雪冤屈、施恩于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巡行辖区不怕劳苦，即使遇到瘴疠、险远之地，也从容巡视，缓慢审察。因病请求任南康军知军【按《名臣言行录》说：听说洪水侵蚀了他母亲的坟墓，便请求任南康军以便回去，交上官印，分司南京】，于是家居庐山莲花峰下。屋前有溪水汇入湓江，便取营道居所的濂溪为溪名。赵抃再次镇守蜀地，准备奏请起用他，却未及奏上敦颐便去世了。黄庭坚称赞他的人品非常高尚，胸襟洒脱，如同雨后初晴的清风明月；不以求取名声为重，却锐意追求志向；不热衷求福，却厚待百姓；不讲究自身奉养，却使恩泽惠及鳏寡；不屑迎合世俗，却以古代贤人为友。他博学而努力实践，所著《太极图说》和《通书序》，人们认为其言简约而道理宏大，文辞质朴而义理精深，得到了孔子、孟子的根本源流，对学者大有功劳。任南安僚属时，程珦任通判军事，见他的气质相貌不同常人，同他交谈后知道他学有所成、通晓道理，便同他结为朋友，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往拜他为师。敦颐常常让他们探寻孔子、颜回的快乐所在，问他们：“他们所乐的是什么事？”二程的学问，源头就在这里。所以程颢说：“自从第二次见到周茂叔以后，我吟风弄月而归，便有‘吾与点也’的意味。”侯师圣曾向程颐求学而没有领悟，便去拜访敦颐。敦颐说：“我老了，这些学说不能不详细留下来。”两人相对而坐，彻夜交谈，过了三天程颐才回来。程颐惊异地说：“难道不是从周茂叔那里来的吗？”他善于启发别人，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嘉定十三年，赐谥号“元”。淳祐元年，封为汝南伯，配享孔子庙庭。两个儿子是寿、焘，焘官至宝文阁待制。程颢，字伯淳，世代居住在中山，后来随家迁居河南。高祖程羽，宋太宗朝任三司使。父亲程珦，仁宗录用旧臣，后来任黄陂尉。过了很久，任龚州知州。当时宜獠地区的区希范已经被诛杀，乡人忽然传说他的神灵降临，说应当替我在南海建祠，于是迎着他的神灵前往。到了龚州，程珦派人责问说：“先前经过浔州时，浔州知州认为这是妖异之物，把文书投入江中，文书却逆流而上。知州害怕了，于是改用礼仪送它。程珦又让人把它投入江中，这次顺流而去，荒诞之说才平息。”调任磁州知州，又调任汉州知州。曾在开元僧舍宴请宾客，酒刚开始斟饮，人们喧哗说佛光出现了，观看的人互相踩踏，无法禁止。程珦安坐不动，过了一会儿事情便平定了。熙宁年间新法施行，郡守县令奉命唯恐落后，只有程珦提出反对，指出其中的不便。使者李元瑜大怒，他便以病请求归去，不久退休。屡次升迁至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去世。程珦仁慈宽恕而又刚毅果断，平时同卑贱者相处，总担心伤害他们的心意；但涉及违背义理之事，就绝不宽贷。前后五次获得任子恩，以此均分给叔伯兄弟的子孙。嫁出、遣送孤女，一定竭尽自己的力量。所得俸禄分给亲戚和贫困者。伯母守寡居住，他奉养得十分周到。堂兄的女儿守寡，程珦把她接回来，教养她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子侄。文彦博、苏颂等九人上表称颂他的清正节操，诏令赐给绢帛，并由官府供应葬资。程颢考中进士，调任鄠县、上元县主簿。鄠县有百姓借住兄长的住宅，挖地时发现埋藏的钱。兄长的儿子控诉说：“这是父亲收藏的。”程颢问：“埋了多少年？”回答说：“四十年。”“那个人借住了多久？”回答说：“已经二十年了。”程颢派吏员取来一万钱查看，对控诉者说：“如今官府铸造的钱，五六年便遍布天下；这些钱都是埋藏以前数十年所铸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人无法回答【按《名臣言行录》说：鄠县有个税官因受贿而声名狼藉，却仗恃势力、刺青身体，自称能杀人，众人都害怕他。程颢到任后，那人坐立不安，常说：“外人说是我盗窃官钱，新主簿将要揭发此事，我势穷之时一定会杀人。”话还没说完，程颢笑着说：“您吃君王的俸禄，难道肯做盗贼吗？万一真有此事，您将连救活自己都来不及，哪里还能杀人？”那人默然不敢说话，后来也私下赔偿了所盗的钱，最终善终离去。《宋史》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茅山有池塘出产龙，形状像蜥蜴而有五种颜色，百姓习俗上郑重奉祀。程颢把它捕来制成肉干【按《名臣言行录》说：程颢任上元县主簿时，为县令筹划按法均分田税。盛夏时县境池塘堤坝决口，按规定应向府衙报告，府衙再向转运司请示，然后计算工程量、调发劳役，过一个多月才能动工。程颢说：“这样禾苗就要枯死了，百姓将吃什么？救百姓即使获罪，我也不推辞。”于是立即发动百姓堵塞决口，年成便大为丰收。又说：江宁处在水陆交通要冲，生病的船工被留下，集中安置在营中，称为“小营子”，每年不少于数百人。到达的人往往就死去。先生查明原因，是因为他们被留下后还要向府衙申请，领取凭券才能得到食物，等有关部门的文书办齐，他们已经饿了好几天。程颢向转运司说明，请求把粮食储存在营中，来人便给他们食物，从此大半得以保全性命。他常说：“一个最低级的官员，如果能存有爱护万物、爱护人的心，一定会有所救济。”这两件事《宋史》都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任晋城县令。富人张氏的父亲去世，早晨有个老人登门说：“我是你父亲。”张氏惊疑不定，同他一起到县衙。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张契约献上，上面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抱着孩子送到张三翁家。”程颢问张氏，当时他才四十岁，怎么会被称为“翁”？老人惊骇道歉。百姓缴纳的粮食多数要运往边境，运送路远，就近购买则价格很高。

译程颢选择富裕而可以信任的人，预先让他们储存粮食以待使用，费用大为节省。百姓因事情到县衙来，他一定告诫他们孝、悌、忠、信，告诉他们在家应当怎样侍奉父兄，出外应当怎样侍奉长上。根据乡村远近编成伍保，使他们在劳役上互相帮助，在患难中互相防护，使奸邪虚伪无处容身。凡是孤独、鳏寡、残疾、废疾的人，都责成其亲戚乡党照料，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行旅在道路上遇到疾病，都有地方供养。每个乡都设有学校，闲暇时亲自前往，召集父老交谈；儿童所读的书，他亲自为他们订正句读。教师教得不好，就替换安排。选择子弟中优秀的，聚集起来教导。乡民成立社，为他们制定条规，区别表彰善恶，使人有所劝勉，也有所羞耻。在县任职三年，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按《名臣言行录》说：晋城县有将近一万户，三年之间没有强盗，也没有斗殴致死的人。任期届满，接替者将要到来，吏员夜里敲门说有杀人者。程颢说：“我的县邑怎么会有这种事？如果真有，必定是某村某人。”询问后果然如此。家人惊异，问他原因，他说：“我曾怀疑这个人是恶少中没有改过的。”又说：先前百姓害怕征发劳役，轮到服役时便互相控诉、结为仇敌。程颢完全了解百姓财产的厚薄，排列服役先后，按户籍下令，没有人推辞。河东义勇，农闲时教习武事，但只是为了应付文书、充足人数而已。程颢到晋城后，当地百姓于是成为精锐士兵。《宋史》都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熙宁初年，因吕公著推荐，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多次召见他，每次退朝后都说：“常来。”意思是希望经常见到他。有一天从容地向他询问政事，他回答到正午才快步出宫。宫中人说：“御史难道不知道皇上还没有进食吗？”他前后进言很多，大意都是端正内心、抑制欲望、寻求贤才、培养人才，务必以诚意感化醒悟君主。人主曾劝神宗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滋长，并且不要轻视天下士人。神宗说：“我应当以此告诫自己。”王安石执政，议论改革法令，朝廷内外都认为不便，进言者猛烈攻击他。程颢奉诏赴中书省议事，王安石正因言官攻击自己而愤怒，便面色严厉地对待他。程颢慢慢说：“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私下的议论，请您平心静气地听取。”王安石因此惭愧而屈服。自从王安石掌权，程颢从未说过一句涉及功利的话。在职八九个月，多次议论时政。最后一次进言说：“有智慧的人就像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势去做本来没有困难的事情。舍弃平坦道路而走向险阻，就不能称为有智慧。自古以来兴起治道、建立事业，从来没有朝廷内外的人情都共同认为不可行，却还能成功的，何况排斥忠良、阻止废弃公议、以卑贱压制尊贵、以邪道干犯正道的做法呢？即使侥幸取得一点小成效，而鼓吹兴利的大臣日益受到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渐渐衰败，也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于是请求离开言职。王安石原本同他交好，到这时虽然意见不合，仍敬重他的忠诚诚信，没有深加恼怒，只让他出任提点京西刑狱。程颢坚决推辞，改任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请求退职，称赞程颢公正正直，认为自己比不上他。程昉治理黄河，征调澶州士卒八百人，残酷役使他们，众人逃回。群僚害怕程昉，想不接纳他们。程颢说：“他们逃离死亡而自行归来，不接纳一定会造成混乱。如果程昉发怒，我自己承担。”立即亲自前往打开城门，抚慰他们，约定休息三天后再服役，众人欢跃着入城。他把事情全部上报，士卒得以不再被遣回。程昉后来经过州城，扬言说：“澶州士卒的败逃，大概是程中允诱使的，我将要向皇上控告他。”程颢听说后说：“他正害怕我，能把我怎么样？”程昉果然不敢上奏。曹村堤坝决口，程颢任郡守。刘涣说：“曹村决口，京师值得忧虑。臣子的职责是，即使亲身去堵塞决口，也是应当做的事。何不把厢军全部交给我？”刘涣把镇印交给程颢，立即奔赴决口处，激励告诫士卒，命令善于游泳的人测量决口，牵引巨索帮助众人渡过，两岸同时施工，数日便堵合了。因郊祀恩典，得以监领洛河竹木务。推荐者说他从未按年资劳绩叙迁，特意升任太常丞。皇帝又想让他修撰三经义，执政不同意，便命他任扶沟县知县。广济河、蔡河流经县境，河边的恶少没有生计，专门威胁抢夺过往船只的财货，每年一定焚烧十几艘船来树立威势。程颢捕获一人，让他招引同党，赦免其长期作恶的罪过，分给土地安置他们，命令他们以挽船纤绳为业，同时侦察那些从事奸恶的人。从此县境没有焚船抢掠的祸患。内侍郄中正巡视考核保甲，权势声焰震动各县，各地争相奢侈准备供张，讨好他的主吏来请示。程颢说：“我们县贫穷，怎么能仿效其他县从百姓那里搜取？这是法律所禁止的。只有过去下令制作的青色帐幕还可以使用罢了。”除授判武学李定弹劾他，说他在新法开始施行时首先发表异议，罢官回到原职。又因囚犯逃脱一案获罪，被责令监汝州盐税。哲宗即位，召他任宗正丞，尚未赴任便去世。程颢天资超过常人，涵养有道，温和纯粹的气质充满面容和举止之间。门人、朋友跟随他几十年，从未见过他愤怒严厉的神色。遇到事情处理得很宽裕，即使仓促之间也不动声色。从十五六岁时起，他同弟弟程颐听汝南周敦颐谈论学问，于是厌弃科举，慨然立下求道的志向。他在诸家学说中广泛涉猎，出入于老学和佛学之间几十年，后来返回六经中寻求，才得到正确的学问。他教人从致知达到知止，从诚意达到平治天下，从洒扫应对达到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循循有序。他痛惜学者厌弃浅近而驰骛高远，最终一事无成。所以他说：“道理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因为异端学说损害了它。过去的危害接近而容易辨识，如今的危害深沉而难以分辨。过去迷惑人，是利用人的昏昧；如今迷惑人，是利用人的高明。自称能够穷尽神妙、知晓变化，却不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业；言论似乎无所不包，实际上却离开了伦理；穷究深奥、探极幽微，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不是浅陋固执，就是必然流入这种境地。自从道理不能彰明，邪僻荒诞、妖异虚妄的学说竞相兴起。即使是才高智明的人，也会拘泥于见闻而不自觉。这些都是使正路荒芜、使圣门闭塞的荆棘，必须排除它们之后，才可以进入道。”【按：东都事略说：“神宗曾问程颢：‘王安石是什么样的人？’程颢说：‘王安石博学多闻，这一点有；但能守约，就还没有。’又问：‘这是圣人吗？’程颢说：‘《诗经》称赞周公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圣人大概就是这样。王安石刚愎偏执、自以为是，圣人难道会这样吗？”这件事《宋史》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程颢去世时，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没有不悲伤的。文彦博采集众人的意见，在他的墓上题写“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号“纯”。淳祐元年，封为河南伯，配享孔子庙庭。

译程颐，字正叔，十八岁时上书宫阙，希望天子贬斥世俗的议论，以王道为心。游学太学时，见到胡瑗，胡瑗询问诸生颜子所喜好的是哪种学问。程颐论说完毕，胡瑗大为惊异，立即请他相见，安排他担任学职。吕希哲首先以弟子礼节侍奉程颐。治平、元丰年间，大臣多次推荐，他都不肯出仕。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共同推荐他，说他努力学习、喜好古道，安于贫困、坚守节操，言语一定忠诚信实，举止遵守礼法，希望破格提拔他，使士人有所敬仰效法。诏令任他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他极力推辞。不久召任秘书省校书郎，入朝觐见后，升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上疏说：“习惯同智慧一起增长，教化同心性一起形成。凡是善于教育子弟的百姓，也一定邀请有明德的人，让他们同子弟相处，以薰陶培养其性情。何况陛下年纪尚轻，即使睿智圣明得自天资，辅助培养之道也不可不周全。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发生变化。希望选拔有名望的儒者入宫侍讲，讲完后留下来分班值守，以便皇帝询问。有小的过失，随时进献规劝。年月长久之后，一定能培养成圣德。” 程颐每次进宫讲学，神色十分庄重，接着便用讽谏的方式劝说。他听说皇帝在宫中洗手时避开蚂蚁，便问是否有这件事。皇帝说：“有，实在是怕伤害它们罢了。”程颐说：“把这种仁心推广到四海，是帝王的重要治道。”神宗服丧尚未期满，冬至时百官上表庆贺，程颐说：“节令更替，正是思念亲人的时候，请把庆贺改为慰问。”服丧期满后，有司请求奏乐设宴，程颐又说：“服丧期满而采用吉礼，尚且应当因事奏乐；如今特意设宴，就是表示喜庆。”这些意见都被采纳。皇帝曾因出疹子，连续多日不到迩英殿，程颐到宰相那里问候皇帝是否安好，并且说：“皇上不临殿，太后不应独自坐视；况且君主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才上奏请求问候皇帝的病情。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贾易、朱光庭不能平心，联合起来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诋毁程颐，说他不适合任用。孔文仲极力论辩此事，于是程颐出任管勾西京国子监。过了很久，加授直秘阁，他又上表辞职。董敦逸再次搜集他含有怨望的话，程颐被罢官。绍圣年间，被削除名籍，流放涪州。李清臣任洛阳知府，当天就催促遣送他；他想入内告别叔母，也不允许。徽宗即位，迁往峡州。不久恢复官职，又在崇宁年间被夺去官职；后来再次授任宣教郎并退休。大观初年去世。程颐没有不读的书。他的学问以诚为根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纲领，进而贯通六经。举止、行动、言语、沉默，全都以圣人为老师。张载说，他的兄弟十四五岁时就已经如此。当时便豁然想要学习成为圣人，所以最终获得孔子、孟子没有传下来的学问，成为各位儒者的倡导者。他的言论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平常而不可缺少，懂得德性的人尤其尊崇他【按《名臣言行录》说：陕西以西用铁钱已经很久了，有人议论改用铜钱，后来发现所铸的钱子还没有超过母钱，认为没有利润，于是停止。程颐听说后说：“这正是国家的大大利益。利润多而费用少，私铸的人就多；费用多而利润少，盗铸的人就会停止。百姓不敢盗铸，钱币权力就归于公上，这难道不是国家的大大利益吗？”又有人议论提高解盐的价格，程颐说：“价格平稳，盐容易流通，人人都能吃到，没有积压而卖不出去的，年收入一定加倍；价格提高则相反。”后来果然如此。司马光任宰相后，大幅改变熙宁、元丰旧政，恢复祖宗旧制。程颐说：“役法应当讨论，不可轻易改动。”司马光不以为然，后来几年间，纷纷扰扰，始终不能确定。这几件事《宋史》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他曾说：“如今农夫冒着严寒暑雨，深耕勤锄，播种五谷，我才能得到粮食吃；百工凭借技艺制作器物，我才能得到器物使用；披铠戴盔的士卒，穿着坚固铠甲、手持锐利兵器，守卫土地疆域，我才能得到安宁。如果没有功劳恩泽施及他人，却白白度过岁月，安然成为天地间的蛀虫，只有编纂整理圣人的遗书，或许还可以有所补益。”于是撰写《易传》《春秋传》，流传于世。他一生教诲别人从不厌倦，所以从他门下出来的学者最多，受其学术渊源浸润的，都成为名士。涪州人把他供奉在北岩，世人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号“正”。淳祐元年，封为伊阳伯，配享孔子庙庭。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甚至想结交宾客夺取洮西地区。二十一岁时，拿着书信拜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便知道他是有远大器识的人，于是告诫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中的快乐，为什么要从事军事呢？”便劝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部书，仍认为不够，又去访求佛、老之学，多年探究其学说的极致，知道其中没有所得，便返回六经寻求。曾坐在虎皮上在京师讲《易》，听从的人很多。一天晚上，二程到来，同他谈论《易》。第二天他对别人说：“近来见到二程，他们深刻明白《易》的道理，这是我所不及的，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撤去讲席，停止讲学，同二程谈论道学要旨，豁然自信地说：“我的道已经足够了，何必再向旁处寻求？”从此完全舍弃异端学说，学问变得纯正。考中进士，任祁州司法参军，升任云岩县令，政事以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先。每月初一，准备酒食，在县庭召集高龄老人，亲自为他们劝酒酬答，使人们懂得养老之事和尊长之义；并借机询问百姓疾苦，告诉他们训诫子弟的用意。熙宁初年，吕公著说他有古代的学问。神宗正要全面更新制度，想找到才智杰出的人谋划政事，召见张载，询问治国之道。张载回答说：“治理政事而不取法三代，最终不过是苟且之道。”

译皇帝很高兴，任他为崇文院校书。后来见到王安石，王安石向他询问新政，张载说：“您如果帮助别人行善，别人就会把善归于您；这就像教玉工琢玉，玉工也可能有不接受命令的时候。”明州苗振案件发生，张载前往审理，最后减轻了他的罪责。回朝后便以疾病为由，请求退居，在南山下闭门居住。整日端坐一室，身旁放着书籍，低头阅读，抬头思考，有所得便记下来，有时半夜起坐，取烛火把自己的心得写下。他精心思考道理，从未片刻停止；穿破衣，吃粗食，同诸生讲学，常常告诫他们要懂得以礼成就性命、改变气质的道理，学习必须以圣人为目标而后停止。他认为，认识人而认识天，只求成为贤人而不求成为圣人，是秦汉以来学者最大的弊病。因此他的学问尊崇礼、重视德，乐于顺应天命、安于命运，以《易》为宗旨，以《中庸》为体，以孔子、孟子为准则，排斥怪诞妄说，辨析鬼神。他家中的婚礼、丧礼、葬礼、祭礼，大体采用先王的本意，同时参照今世礼制。他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放和收取、学校等制度，都想整理成书，使之能够施行于实际事业。吕大防推荐他，于是诏令任太常礼院知事；他同有关部门议论礼制不合，又因疾病归去。途中病重，沐浴更衣后就寝，第二天早晨去世，家贫无力办理殓葬，门人共同买棺材办理他的丧事。翰林学士许将等人上言，说他淡泊于仕进，请求加以赠官，诏令赐给馆职半份赙赠。张载学习古道并努力实践，成为关中士人的宗师，世人称他为横渠先生。他著书名为《正蒙》，又作《西铭》《东铭》。程颐曾说：“《西铭》说明理本为一而分工各有不同，阐发了前代圣人未曾说出的道理，同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述功劳相同。”嘉定十三年，赐谥号“明”。淳祐元年，封为郿伯，配享孔子庙庭。弟弟张戬。张戬，字天祺，由进士起家，调任闵乡主簿，任金堂县知县。他诚心爱护百姓，养老恤贫，间或召集父老，让他们教导督促子弟；百姓有小的善行，都登记下来，用公家的钱置办酒食，每月初一召集老人饮酒慰劳，让他们的子孙侍奉左右，并以孝悌劝导他们。百姓受到他的德行感化，所到之处诉讼日益减少。熙宁初年，任监察御史里行，多次上章弹劾王安石扰乱法度，请求罢除条例司，召回常平使者；弹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态度模棱、不能纠正，韩绛在旁助长、徇私放纵，同王安石结为死党；李定以邪曲谄媚窃居台谏之职；并且王安石专擅国政，韩绛又以诡诈随从辅助他，台臣还任用李定一类的人，祸根渐渐滋长。吕惠卿刻薄而善于辩说，借经术来文饰奸邪之言，怎么适合在君主身边劝讲呢？

译他上书几十次，又到中书省争辩此事。王安石举起扇子遮住脸笑，张戬说：“张戬的狂直当然应该成为您的笑柄，但天下讥笑您的人也不少了。” 赵抃在旁边替王安石解围，张戬说：“您也不能说自己没有罪过。”赵抃面露惭愧之色，于是称病待罪，出任公安县知县，调任监司竹监。即使全家也不吃笋，他平常只接受一个士卒的供奉；将要交接职务时，亲自发现这个士卒盗取笋壳，便依法惩治，毫不宽贷。罪责既已判定，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丝毫不放在心上。他的德行器量就是这样，最终死于任上。邵雍，字尧夫，祖先是范阳人，父亲邵古迁居衡漳，又迁居共城。邵雍三十岁时游学河南，把父母葬在伊水边，于是成为河南人。邵雍年轻时自负才华，慷慨有建立功名的志向，书无不读。开始求学时便坚苦刻厉，寒天不生炉火，暑天不用扇子，夜里不登床席，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叹息说：“古人尚且以古人为友，而我却还没有走遍四方。”于是渡过黄河、汾水，跋涉淮水、汉水，周游齐、鲁、宋、郑的旧地。很久以后，他忽然醒悟而归，说：“道理就在这里了。”从此不再出游。北海人李之才代理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曾到他的居所拜访，把关于事物之理、人的本性和天命的学问告诉他，邵雍便跟从李之才学习。李之才传授给他《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图和六十四卦图；邵雍探究幽深、寻求隐微，获得奇妙领悟，神会贯通，洞彻深奥，学问广博浩大，其中有许多是他自己得到的。等到他的学问更加老成，德行更加高尚，便寄托心志于高明之处，以观察天地的运行变化、阴阳的消长，远则考察古今世变，细则考察鸟兽草木的性情。他深入研究而曲折畅达，于是推衍伏羲先天之学，著书十多万字，流行于世。起初来到洛阳时，住处简陋，四面只有一丈见方的墙，不能遮蔽风雨；亲自砍柴捕鱼来奉养父母。即使平日常常贫困，也怡然自得，内心有极大的快乐，别人无法窥知。到父母去世时，他哀痛毁瘠，完全遵守礼制。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贤人退居洛阳，非常敬重邵雍，常同他交游，并替他买下园宅。邵雍按时耕种，仅仅够供给衣食，给自己的居所取名“安乐窝”，于是自号“安乐先生”。兴致来了就吟诗自咏。春秋两季常出游城中，乘坐小车，由一人牵引，任意游览。士大夫家听到他的车声，便争相迎候；儿童、仆役都欢喜地相互说：“我们先生来了！”不再称呼他的姓和字，有时留他住一夜两夜才离去。好事的人另造房屋，仿照邵雍的住处等待他到来，称为“行窝”。司马光以兄长礼节对待邵雍；两人德行纯厚，尤其受到乡里的仰慕，彼此常常告诫说：“不要做坏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 读书人经过洛阳的，有不去官府的，必定去拜访邵雍。邵雍德行气质纯粹，从外表便知道他贤能；但他不事张扬，也不设置隔阂。与人交谈时乐于称道别人的长处，而隐瞒别人的短处。有人前来询问学问，他便回答，从不强行把话说给别人。无论贵贱、老少，只要一接触便以诚相待，所以贤者喜爱他的德行，不贤者也受到他的感化。当时洛阳人才特别兴盛，忠厚的风气传遍天下。熙宁年间推行新法，官吏受到牵制逼迫，无法施行，有人便投劾辞职离去。邵雍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旧友，都写信来询问他，说：“现在正是贤者应当竭尽力量的时候，新法固然严苛，但能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惠。投劾辞职有什么益处呢？”在此以前，嘉祐年间诏令寻求隐逸之士，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授任将作监主簿；又举荐隐逸之士，任命他为颍州团练推官。他都坚决推辞，后来接受任命，最终仍称病不去赴任。熙宁十年去世，赠秘书著作郎。元祐年间赐谥号“康节”。邵雍高明英俊而又浑厚，看不出棱角，因此清正而不偏激，和顺而不随流俗。同他交往越久，越尊敬信服他。河南人程颢起初侍奉父亲时，听到邵雍的议论，回去后整天高兴地说：“这是尧夫内圣外王的学问。” 邵雍的见识思虑超过常人，遇到事情能够预先知道。程颐曾说：“他的心虚静明澈，自然能够知道这些。”当时学者因为邵雍能够预知未来，便说邵雍凡是受到万物声气感触，就根据事物的动静推求其变化；于是把世上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拿邵雍事先说过的话来附会。邵雍大概未必真是这样。邵雍病重时，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早晚来探望他。将要去世时，众人共同商议丧葬之事，外庭的谈话邵雍都能听见。他召来儿子邵伯温说：“各位想把我葬在城附近，应当遵从先祖坟茔的位置。”安葬以后，程颢为他作墓志铭，称说邵雍的道纯一而不杂，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安定而有成了。他所著的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渔樵问对》《诗》名为《伊川击壤》。文集由邵伯温编集。邵伯温，字子文。司马光等人屈尊降低名位和辈分，同邵伯温结为两代交谊，因此他听闻的事情日益广博，尤其熟悉当世政务。司马光入朝任宰相，曾想推荐邵伯温，尚未办成便去世了。后来河南尹和部使者共同推荐，特授大名府助教，调任潞州长子县尉。起初，蔡确任宰相时，哲宗刚刚即位，邢恕从襄州调任河阳，前往蔡确那里谋划制作定策之事。后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到宫阙，邢恕召司马康到河阳。邵伯温对司马康说：“公休服丧期还未见到皇帝，不应绕道先去见朋友。”司马康说：“我已经答应他了。”邵伯温说：“邢恕奸诈巧佞，或许会用事情要挟公休；如果听从他，将来一定会后悔。”司马康最终还是去了，邢恕果然劝司马康写信称赞蔡确，认为这样可以为将来保全自身、保全家族作打算。司马康和邢恕同年考中，司马康于是按照邢恕所说写了信。邢恕大概是因为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认为他的话说蔡确有定策之功，世人一定会相信。不久梁焘以谏议身份被召，邢恕也邀请梁焘到河阳，连续多日昼夜不停地谈论蔡确的功劳，并且拿司马康的信作为证据。梁焘很不高兴。恰逢吴处厚上奏蔡确的诗讥谤朝政，梁焘同刘安世共同请求诛杀蔡确，并且论奏邢恕的罪过，也命令司马康作出说明。司马康这才开始后悔。

译司马康去世后，儿子司马植受到宣仁太后的怜悯。吕大防说司马康平素认为邵伯温可以托付，于是请求任邵伯温为西京教授来教育司马植。邵伯温到任后，便教导司马植说：“你是温公的孙子、大谏的儿子，贤能还是愚昧，天下人都会看着，这是可怕的。”司马植听后努力学习不懈怠，最终有所成就。绍圣初年，章惇任宰相。章惇曾经侍奉邵雍，想起用邵伯温，邵伯温没有前往。恰逢按法律应赴吏部铨选，程颐对邵伯温说：“我担心你此行危险。”邵伯温说：“难道不想在地下见到先父吗？”到达后先到吏部参加拟官，然后才去见宰相。章惇谈到邵雍的学问，说：“唉，先生不能完成他的事业了。”邵伯温说：“先父的先天之学，论说天地万物，没有不穷尽的；如果相信它，那么人的仇怨反复也可以忘掉了。”当时章惇正兴起党狱，因此想用这话触动他。章惇悚然，仍向朝廷推荐邵伯温，而邵伯温希望补任郡县属吏，章惇不高兴，于是他得以任监永兴军铸钱监。当时元祐诸贤正被迁往南方，士人很少有人去拜访他们。邵伯温在咸平拜见范祖禹，在颍昌拜见范纯仁，有人因此替他担忧，他却不顾这些。适逢西部用兵，收复夏人的旧地，参军的人可以连续升迁数级，邵伯温应当前往，却总是把机会推让给同列。任期届满时，章惇仍在宰相职位上，邵伯温因义理不肯到京师，便从外台应召进入环庆路帅府幕僚，实际上是为了躲避章惇。徽宗即位，因日食求言，邵伯温上书几千字，大意是希望恢复祖宗制度，辨明宣仁太后所受的诬谤，解除元祐党禁，分别君子小人，并警戒劳民用兵，言辞极其恳切。关于宣仁太后的诽谤，邵伯温既加以辨明，又著书名为《辨诬》。后来崇宁、大观年间，朝廷根据元符年间上书者区分邪正，邵伯温列入邪等，就是因为这部书。他出任监华州西岳庙，过了很久，任灵宝县知县，调任芮城县知县，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事务。童贯任宣抚使，士大夫争相出入其门；邵伯温听说他到来，便出走到别州躲避。除授果州知州，请求免除每年输送给泸南诸州的绫、绢、丝、缗数十万，以减轻百姓负担。又任兴元府、遂宁府、邠州知州，都没有赴任。升任提点成都路刑狱。贼人史斌进入汉州、和州，窥伺剑门，邵伯温同成都帅臣卢法原共同谋划守卫剑门，贼人最终不能进入，蜀人感念他的恩德。除授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去世。当初，邵雍曾说：“世道将要动乱，蜀地可以作为避居之处。” 到了宣和末年，邵伯温携带家人前往蜀地，因此得以躲过灾难。邵伯温曾评论元祐、绍圣年间的政事说：“公卿大夫应当懂得国家大体。蔡确奸邪，把他投入死地有什么可惜的？然而他曾经做过宰相，就应当按照宰相的身份对待他。范忠宣有范文正公遗留下来的风范，是懂得国家大体的人，所以想减轻蔡确的罪。意见没有被采纳，他退下后仍替蔡确撰写诏令文辞，然后请求离去，这是君子用心之处。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而嫉恶太过，不懂得国家大体，以致造成后来士大夫的灾祸，也不能说没有过错。”赵鼎年轻时曾跟随邵伯温交游，后来任宰相，请求追录邵伯温，才开始赠官秘书阁修撰。赵鼎曾在邵伯温墓上题表说：“凭借学问和品行在元祐年间起用，凭借名节在绍圣年间居处，因言论在崇宁年间被罢废，世人用这三句话便可以概括邵伯温的出仕和退处。”著作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三子溥博传》。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