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五十五

译列传 宋【五十九】苏轼【过】　　　　苏辙【元老】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人。他十岁时，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的事情，他总能说出其中的要点。到成年时，他博通经史，每天写文章数千字，喜爱贾谊、陆贽的文章。后来读《庄子》，感叹说：“我过去心里有些见解，嘴上却说不出来；如今读到这部书，才得到我的心意了。”嘉祐二年参加礼部试，主考官欧阳修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想把他列为众士之首，却怀疑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所作，只把他置于第二名；后来又以《春秋》经义答策，列为第一。殿试考中乙科，开始授任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优推荐他，制科考试列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沉重；岐山一带每年输送南山木筏，从渭水进入黄河，要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役接连因此破产。苏轼考察其中的利弊，替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行选择水工，按时进退，从此祸害减少了一半。治平二年入朝，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邸时就听说他的名声，想召他入翰林，掌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华远大，是可造之材，关键在于应当在朝廷培养他；如今突然重用他，恰好足以连累他。英宗说：“暂且让他任修注官怎么样？”韩琦说：“记注与制诰相邻，不能立即授予，不如在馆阁中授给他较高的贴职，同时请他参加召试。”英宗说：“不知道他的才能究竟如何，所以才试一试；像苏轼这样的才子，难道还会有不能胜任的吗？”韩琦仍不同意。苏轼参加两篇论的考试后，又列入第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任。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您可以说是用德行爱护人才了。”苏洵去世，苏轼服丧期满，熙宁二年二月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政，向来厌恶他的议论与自己不同，任命他为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诏令两制、三馆官员议论此事。苏轼上议说：“取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假如君主和宰相有了解人才的明察，朝廷有考核实绩的政令，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我认为也已经足够。君主和宰相不了解人才，朝廷不考核实绩，即使恢复古代制度，我认为也仍然不够。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兴办学校，到今天只剩下空名。如今将要改变现行的礼制，改易现行的风俗，又要发动民力修治宫室，征敛民财供养士人，在百里之内设置官员、建立学校，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困苦吗？如果不进行大的变革，却希望对时势有所裨益，那么与庆历年间又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臣认为，今天的学校制度，只要沿袭旧制，使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实行了百年，国家的治乱盛衰，起初并不是由它造成的。陛下看看祖宗时代，贡举制度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优秀？所得到的人才与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士人与今天相比哪一个辨别得更清楚？如今想要改变的不过几项：有人说乡里推举德行而略去文辞，有人说专门选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兼采声誉名望而废除封弥，有人想让经学之士不再帖墨而考查大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希望陛下把注意力放在长远和重大的事情上，这些琐细的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伏读《通鉴辑览》】【御批：学者专心于经术，固然有助于打下根基；但如果心术不正，如两汉的五鹿充宗、张禹、孔光等人，并不是不博通古代义理，世人也称他们为经学大师，最终却依附权奸，甚至成为国家的蛀虫。由此可知，任用人才不应崇尚空言，关键要看他实际实行得怎样。何况科举制度，只是借它作为入仕晋升的先行资格；至于得到的人能否适用，还需要在实际任事中反复考察。苏轼所说“设法取士不过如此”，是最为通行的论断。如果只是遵循名声而不考察实绩，那么经义与词赋又有什么不同呢】奏议上呈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一点，得到苏轼的议论，心意顿时释然了。”当天召见苏轼，问当前政令的得失在哪里。苏轼回答说：“陛下天资纵横，文武兼备，只是忧虑求得治理太急切，听取言论太广泛，进用人才太锐进。希望以安静镇定来控制局势，等事物自行到来，然后再作回应【伏读《通鉴辑览》御批：‘求治太急，进人太锐’，深刻切中了神宗的弊病。至于‘听言太广’的议论】” 【尚有未切中肯綮的地方，大概神宗的过失不在于听取意见太广，而在于听取得广却没有掌握要领。熙宁年间的政事，只是因为相信浮夸之言，不能以舆论加以裁断，真正的问题在于听取言论没有尽到正确的方法。广泛咨询、博采访问，哪里足以成为负担呢】神宗恍然说：“你说的三点，朕应当仔细思考。” 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替朕深思国家治乱，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后把这些话告诉同僚，王安石很不高兴，命他暂代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使他困顿。苏轼判决精明敏捷，声名更加远播。适逢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灯，并且命令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为了灯而感到快乐吗？这不过是为了奉承两宫、使她们欢娱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都明白其中缘故，只会认为这是拿并不急需的耳目玩物，夺取他们维持口腹身体所必需的资财。这件事虽然很小，影响却非常大。希望收回原来的命令，立即下诏停止。”当时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苏轼上书论说新法不便，说：“臣想说的只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团结人心，厚植风俗，保存纲纪。人生所依靠的只是人心。自古以来，没有宽和随众而不能安定的，也没有刚强自用而不发生危险的。祖宗以来，掌管财用的不过是三司。如今陛下不把财用交给三司，却无故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内研究，让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取利益的名义；六七个年轻人与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取利益的工具。

译以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而谈论财利，以天子的宰相而治理财用，君臣日夜辛劳，已经将近一年了；但富国的功效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祠部度僧五千多人罢了。用这种方法，谁不能做到？可是所实行的事情，道路上的人都知道它的困难。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从有百姓以来就没有用来种稻；如今想筑堤蓄水使它变清，万顷稻田必须使用千顷堤塘，每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填满。陛下如果相信这种说法，便派宰相等人察看地形、寻找水利，上面浪费国库财物，下面耽误农时；一旦堤防开裂，河水失去旧道，即使吃了提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自古以来征发民夫，必定使用乡户；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用民役，却想推行到天下。单丁户、女户，大概是天下百姓中最贫穷的，陛下却首先想役使他们；富有四海，难道忍心不加以体恤吗？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和庸役已经合并在一起了，为什么还想再次征取庸役？青苗放贷钱粮，从古以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制定固定法令，每年经常施行；即使说不许强迫摊派，几代以后，陛下还能保证它不变质吗？而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如今却想改成青苗法，毁掉原有制度来成就新制度，丧失的东西将更多；损害官府、伤害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过去汉武帝因财力匮乏，采用商人的主张，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贾不能正常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到了天下大乱的地步。”没想到今天这种议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费用已经很大，即使所得略有收益，而征收商税的数额所造成的损失必定更多。议论者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一起谋划开端，所以陛下坚持执行、不顾一切，期望一定推行成功；这正是战国时期贪图功劳的人所采用的冒险侥幸之说。还没有等到享受成功，怨恨已经产生了。臣希望陛下团结人心，说的就是这个。国家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力量的强弱；时代气运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财富的多寡。臣希望陛下努力崇尚道德、厚重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求成功、贪图富强。爱护风俗要像防护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深刻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迅速成事；忠厚之人近于迂阔，老成之人起初好像迟钝，但最终不肯用前者替换后者，是知道那样所得很小而所丧失的很大。仁宗执法极为宽厚，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饰、遮盖过失，不曾轻易改变旧章，恩德流布在人们心中，风俗懂得义理。议论者看到仁宗晚年官吏多有因循，政事不能振作办理，便想用苛细监察来矫正，用才智来整齐他们，招引新进而勇锐的人，图求一切事情迅速成功，打开许多骤然升进的门路，使按常规调任的人产生非分的希望。这样想要风俗厚重，怎么可能做到呢？近年以来，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巧于求进的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心志，那么民间的德性就会归于厚重。臣希望陛下厚重风俗，说的就是这个。祖宗委任台谏官，从来没有因为一句话而治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就越级升迁；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而不设置长官约束。言论涉及皇帝车驾时，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大臣时，宰相就等待治罪。台谏官固然不一定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全对，但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是要用来折挫奸臣的萌芽。臣听年长者谈论，都说台谏所说的话，往往随着天下的公议所赞成的而赞成，台谏也随之赞成；公议所攻击的，台谏也随之攻击。如今舆论沸腾，怨恨纷纷而来，公议所在之处，陛下也已经知道了。臣恐怕从今以后，习惯成为风气，台谏全都变成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弃，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臣希望陛下保存纲纪，说的就是这个。苏轼看到王安石称赞神宗独断专任，便在策试进士时出题，以晋武帝独断而平定吴国、苻坚独断而代晋失败、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王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为例，说明事情相同而功效不同。王安石听说后更加恼怒，指使御史谢景温诬陷他。谢景温奏称苏轼在父亲服丧回蜀时乘船经商，诏令下达，派人到六路追捕，连篙工、水手都严加审问，却没有得到结果。苏轼于是请求出任外官，任杭州通判。高丽入贡，使者把礼物送给官吏，文书中写作甲子，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在本朝称臣，却不奉行本朝正朔，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改换文书，写作熙宁年号，他才接受。当时新政不断下达，苏轼常常利用其中的法令使百姓得到便利，百姓因此得以安定。调任出知密州时，司农寺推行手实法，规定不按时施行者以违制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制治罪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如今却出自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律。”提举官惊讶地说：“您暂且慢慢来。”不久，朝廷知道此法危害百姓，便停止了它。有盗贼发生，安抚司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士卒前来捕盗。士卒凶暴任意行事，争斗杀人，害怕获罪而惊慌溃散，准备作乱，百姓纷纷奔走来向苏轼诉说。苏轼把他们的文书扔在一边不看，说：“事情一定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溃散的士卒听到这话稍稍安定下来，苏轼慢慢派人招抚他们出来，将首恶杀掉。调任出知徐州时，黄河在曹村决口，城墙将要被冲毁，富民争相出城躲避水灾。苏轼说：“富民一出城，百姓都会动摇，我们和谁一起守城？有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池。”他驱使富民重新入城。又到武卫营，召呼卒长说：“黄河将要危害城池，事情十分紧急，即使是禁军，也请为我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水，我们这些小人应当效死。”于是率领部下修筑东南长堤，起点是戏马台，终点连接城墙。大雨昼夜不停，城没有被淹没的部分只剩三版高，苏轼住在堤上，路过自家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守各段，最终保全了城池。又请求调发来年民夫，增筑旧城作为木岸，以防备洪水再次到来，朝廷同意了。调任出知湖州时，他上表谢恩，又因为有些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不敢直说，便借诗歌寄托讽谏。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摘取他谢表中的话，又罗织他所作的诗，认为这是诽谤，把他逮捕送到御史台狱，想置他于死地，长久审讯逼供也不能定案。神宗独自怜惜他，以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苏轼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神宗多次有意重新起用他，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命苏轼来完成。”

译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行，那就暂且任用曾巩。”曾巩进献《太祖总论》，神宗心中不满意，于是亲手写札，改授苏轼为汝州。苏轼尚未到汝州，便上书自称饥寒交迫，说自己在常州有田，希望能够居住在那里，奏章呈入后得到批准。途中经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规模用兵和大规模兴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是要革除这些事情。如今西方用兵多年不能停止，东南多次兴起大狱，您难道独独不说一句话来救济它们吗？”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启发的。”王安石已经在外地，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进言，身在外地就不进言，这是侍奉君主的通常礼法。皇帝对待您的方式不是通常礼法，您对待皇帝，难道也可以只按通常礼法吗？”王安石厉声说：“我自然要说。”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够因此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才可以。”苏轼开玩笑说：“如今的君子争着减少半年磨勘期限，即使要杀人也会去做。”王安石笑着没有说话。哲宗即位，苏轼复任朝奉郎，出知登州。召任礼部郎中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惇掌知枢密院，二人关系不合。章惇常常用戏弄侮辱的方式使司马光困窘。苏轼对章惇说：“司马君实当前声望很高，不可轻慢。”章惇认为他说得对，司马光因此稍稍得到安宁。苏轼升任起居舍人。苏轼从忧患中起步，不愿骤然踏入显要职位，便向宰相蔡确辞谢。蔡确说：“您长期盘旋于馆阁，朝廷中没有人能超过您。”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阁，年纪还比我大。”蔡确说：“林希本来就应当排在您前面吗？”最终没有准许他辞职。元祐元年，苏轼穿七品官服入侍延和殿，随即赐给银绯服色，升任中书舍人。当初，差役法实行已久，弊病不断产生，王安石辅佐神宗时改为免役法。司马光任宰相后，想恢复差役法，设置差役官局，苏轼也被选入其中。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弊端，是搜刮百姓财物，十家有九家空虚，财物集中到上面，而下面又有钱币荒乏的忧患。差役法的弊端，是百姓常常被官府役使，不能专心务农，贪婪的官吏和狡猾的胥吏又能借机作奸。这两种弊害的轻重，大致相等。”司马光说：“在您看来怎么办？”苏轼说：“法令彼此沿袭，事情就容易办成；事情有渐次，百姓就不会惊扰。三代的制度把兵与农合为一体，到秦代才开始分成两种。到了唐朝中期，又完全把府兵改为长期戍边的士卒。从那以后，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供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人都认为这样便利。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很像这种情况。您想突然废除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废除长期戍边的士兵而恢复民兵一样，大概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此事，司马光愤怒地说。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在陕西编置义勇军，您任谏官时极力争辩，韩公很不高兴，您也不顾忌。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尽吗？”司马光笑了笑，便停止争论。不久，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兼任侍读；每次进读讲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时，他都反复开导，希望有所启发。哲宗总是点头称是。曾经读《祖宗宝训》，借机谈及时事，苏轼说：“如今赏罚不明，善恶都没有得到鼓励或抑制。黄河的水势正向北流，却强行使它向东流。西夏人进入镇戎，杀戮掳掠数万人，帅臣却不把此事上报。每件事都这样，恐怕会逐渐形成衰乱的开端。”苏轼曾经锁宿禁中，被召入便殿应对。宣仁太后问：“你前年任什么官？”回答：“臣任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任什么官？”回答：“臣如今待罪翰林学士。”又问：“为什么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回答：“是因为遇到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宣仁太后说：“不是这样。”苏轼问：“难道是大臣论荐吗？”太后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才干，也不敢通过其他途径进用。”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必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进用你罢了。”苏轼不觉失声痛哭。宣仁太后和哲宗也流泪，左右侍从都感动得流泪。随后命他入座，赐茶，又撤去御前的金莲蜡烛，送他回翰林院。元祐三年，暂代知礼部贡举。适逢大雪严寒，士人坐在庭院中冻得口不能言。苏轼放宽禁约，使他们能够尽力发挥才艺。巡铺的内侍常常侮辱举子，并拿着含义暧昧的片语，诬陷他们有罪。苏轼把这些内侍全部奏请驱逐。元祐四年，他因多次议论政事而被当权者憎恨，担心不能被容纳，请求出任外官。授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尚未出发，谏官说：前宰相蔡确出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的故事讥刺太皇太后。大臣议论要把他迁往岭南。苏轼认为应由皇帝下诏设置狱案，逮捕治罪。太皇太后亲自下手诏赦免蔡确。宣仁太后心里认为苏轼的话是对的，却不能采用。苏轼出城时，依照前任执政大臣的恩例，派内侍赐给龙茶、银盒慰劳，待遇十分优厚。到达杭州后，正逢大旱，饥荒和疫病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免除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赐予度僧牒，拿去换米救济饥民。第二年春天，又降低价格出粜常平仓米，多煮粥，制作药剂，派使者带着医生分赴各坊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汇合之处，疫病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筹集余下的钱缗二千，又拿出府库中的黄金五十两，建立病坊，逐渐储存钱粮以备救治。杭州本来靠近海边，地下水又咸又苦，居民稀少。唐朝刺史李泌开始引西湖水，设置六口水井。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流入漕河，再从漕河引入田地，灌溉面积达到千顷。湖水中水草很多，从唐代到钱氏时期，每年都疏浚治理。宋朝兴起后，停止了这项工程，水草淤积成田，湖水所剩无几。漕河失去水利，只能取用江潮；船只在市中通行，江潮又多淤积，三年疏浚一次，成为百姓的大患。六井也几乎废弃。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门承受江潮，盐桥一条河专门承受湖水，于是疏浚两河以疏通漕运，又建造偃闸，作为蓄泄湖水的界限，使江潮不再进入市中。利用余力修复六井，又取出湖中的水草堆积物，湖泊南北长三十里。修筑堤岸以便通行，并招募人种植菱角，使湖中的水草不再滋生；把所得利益用来准备修治西湖，又取出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缗、粮一万石，以及请求获得一百张度僧牒，用来招募民夫服役。

译堤坝建成后，杭州人称它为苏公堤。杭州僧人净源过去住在海边，常同外国商船上的商人往来；商船到高丽后，商人便交口称赞他。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朝，便前往拜访净源。到这时，净源去世了，他的弟子偷偷搭船去告诉义天，义天也派弟子来祭奠，还带来本国太后所造的两座金塔，说是为两宫祝寿。苏轼没有接受，把这件事上奏说：“高丽已经很久没有入贡了，失去了朝廷赏赐的厚利；他们想来朝见，却摸不清我们将怎样厚待或薄待他们，所以借祭奠亡僧之名行祝寿之礼。如果接受而不回礼，他们会产生怨恨；如果接受并厚加赏赐，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现在应当不要接受。”他又让所属州郡按照情理拒绝此事，并说那个平庸狡猾的僧人和商人替国家惹事，应当严加惩处，朝廷全都听从了。不久，进贡使者果然到来。按照旧例，使者所到的吴越七州，要耗费二万四千多缗。苏轼于是让各州酌量事情而裁减费用，使百姓得到贸易的利益，不再受到侵扰之害。浙江潮水从海门向东涌来，势如雷霆；浮山屹立在江中，与渔浦一带的山岭犬牙交错，水流回旋冲激，每年因而毁坏的公私船只多得数不清。苏轼提议从石门沿山向东开凿运河，引浙江水和各山溪的水，延伸二十多里，通达到江中；又沿山筑堤作岸，不到十里便可通到龙山大慈浦。从大慈浦向北转弯到小岭，开凿山岭六十五丈，通到岭东的古河；疏浚古河数里，通达到龙山。运河因此避开了浮山的险要，百姓都认为便利。上奏后，有厌恶苏轼的人竭力阻挠，工程因此没有完成。苏轼又说：“三吴地区的水汇聚成大湖，湖水溢出成为松江，流入大海。海水每天有两次潮汐，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潮水常想淤塞江道，但清澈湍急的江水随即把淤泥冲刷掉，海口经常畅通，所以吴中水患较少。从前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用篙撑行，没有靠陆路拖运的。庆历以来，松江大规模修筑纤道，建成长桥来阻塞江道，所以现在三吴水患很多。想把纤道挖开，建十座桥以使江水流势加快，但最终也没有被采用。”苏轼二十年间两次到杭州任职，对百姓有恩，家家都挂着他的画像，饮食前必定祝祷；百姓还在他生前建祠来报答他。元祐六年，朝廷召他任吏部尚书，还未到任，因为他的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便改任翰林承旨。苏轼在翰林院任职数月，又因谗言请求外任，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知州。此前，开封各县多有水患，官吏不追究根本原因，只把陂泽的水决开放入惠民河；惠民河不能承受，导致陈水泛滥，也多发水灾。又准备开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开凿黄堆，想把水引入淮河。苏轼刚到任，便派官吏用水平测量。淮河涨水时，水面比新沟高出几乎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反而会流入颍地造成灾害。苏轼把这一点告诉朝廷，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郡中有尹遇等惯盗，杀害捕盗的官吏和士兵。朝廷以姓名发布悬赏捉拿他们，却一直没有捕获。苏轼召来汝阴县尉李直方说：“你如果能擒获此人，我一定竭力替你向朝廷申说，请求给予优厚赏赐。”李直方于是查知盗贼的藏身处，分头捕捉其同党，亲手刺伤并擒获尹遇。朝廷认为他的功劳有小处不合格，推行赏赐时没有及到他。苏轼请求把自己按年资应当改授朝散郎的阶官，转给李直方作为赏赐，朝廷没有同意。后来吏部为苏轼拟定升迁，便把李直方的考核一并附上。苏轼说自己已经答应过李直方，朝廷仍没有答复。元祐七年，苏轼调任扬州。过去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制度，允许运船的人私自装载货物，征收商税时不得留难，因此操船者往往富裕，所运货物大都迅速安全到达。近年却一概禁止，船只因而破败，船夫困苦，许多人盗取所运货物来救济饥寒，公私双方都受到损害。苏轼请求恢复旧制，朝廷同意。不满一年，朝廷以兵部尚书召他入朝，兼任侍读。这一年，哲宗亲自祭祀南郊，苏轼任卤簿使，导引皇帝车驾进入太庙时，有赭色伞盖的犊车和青色伞盖的犊车十多辆争道而行，不避让仪仗。苏轼让御营巡检使去询问，原来是皇后和大长公主的车驾。当时御史中丞李纯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在于整肃政事，不能不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李纯不敢进言，苏轼便在车中上奏。哲宗派使者带着奏疏，快马去禀告太皇太后。第二天，诏令整顿肃清仪卫，从皇后以下都不得前来迎接拜谒。不久，苏轼升任礼部，兼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并任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者请求赐书，朝廷按照旧例全部答应。苏轼说：“汉代东平王请求诸子和《太史公书》，尚且不肯给他；如今高丽所请求的比这还多，难道可以给他们吗？”朝廷没有听从。元祐八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自执政。苏轼请求补任外职，以两学士身份出任定州知州。当时国事即将发生变化，苏轼没能入朝辞行。出发后，他上书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情是否能够上达。政治最清明时，普通百姓都能自行通达；到了大乱之时，即使亲近大臣也不能自行上达。陛下临朝九年，除了执政和台谏官以外，从未同群臣接见。如今刚开始亲自听政，应当把使下情通达、去除阻塞蒙蔽作为急务。臣每日侍奉帷幄，正要去戍守边疆，却连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就要离开，何况疏远的小臣想求得上达，就更困难了。然而臣不敢因为不能面见陛下，就不尽愚忠。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必定先处在幽暗中观察光明，处于静止中观察行动，于是万物的情状全都呈现在眼前。陛下圣明智慧超过常人，正值盛年，臣希望陛下虚心遵循事理，暂时一切不急于有所作为，默默观察各项政事的利弊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等掌握真实情况以后，再因应事物而行动，使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自己也没有后悔。臣担心急于进取、贪求功利的大臣动辄劝陛下轻率地改变旧制，所以进献这番话，冒昧希望陛下为社稷宗庙的福祉留意，天下将非常幸运。定州军政败坏松弛，各卫士卒骄横懒惰，缺乏训练；军校侵吞他们的俸禄赏赐。苏轼把贪污者发配到偏远险恶之地服役，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使军中的衣食稍微充足，然后部署训练战法，众人都畏服。有个押司史因贪赃告发他的上司，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治理就可以了；听任你告发，军中就要乱了。’立即判决将他发配，众人才安定下来。适逢春季大阅兵，将领和属吏长期废弃上下尊卑的礼分，苏轼命令恢复旧典：帅臣穿常服出帐，将吏穿戎服任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以这样做为耻，称病不到。苏轼召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疏，王光祖害怕，便出来参加，直到事情结束，没有一人敢怠慢。

译定州人说：“自从韩琦离任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礼仪了。”契丹长期与宋朝和好，边兵不能使用；只有沿边的弓箭社同寇敌为邻，以习战射来保卫自己，仍号称精锐。故相庞籍镇守边疆时，依据当地风俗制定法规，年久以后法规松弛，又受到保甲制度的牵制。苏轼上奏请求免除保甲以及两税折变科配，没有得到答复。绍圣初年，御史弹劾苏轼掌管内外制诰时所作的词命，认为其中讥讽斥责先朝，于是以本官出任英州知州。不久降一级官职，还未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住了三年，又贬为琼州别驾，居住在昌化，即旧日儋耳之地，那里不是常人能够居住的地方。起初他租官屋居住，有司仍说不可以，苏轼于是买地筑室，儋州人运砖担土来帮助他；他仍同幼子苏过一起居住，著书自娱。徽宗即位后，移居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迁往永州；经过三次大赦，任提举玉局观，恢复朝奉郎官阶。苏轼自元祐以来，从未凭借每年的考课请求升迁，所以官位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在常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苏轼和弟弟苏辙以父亲苏洵为师学习写文章，后来又得到上天所赋的才华；他们的文章气势浑厚深广、光彩夺目，雄视百代。苏洵晚年研读《易经》，撰写《易传》，但没有完成遗命；苏轼继述他的志向，完成了《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后来居住在海南，撰写《书传》。从他做举子到出入侍从之列，始终把爱戴君主作为根本，所提出的忠诚规谏和正直议论，以及坚定高尚的气节，群臣没有能超过他的，只是被小人忌恨排挤，不能安处于朝廷之上。高宗即位后，追赠他为资政殿学士，以他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放在身边，读上一整天也不感到疲倦，称他为文章宗师，亲自为文集撰写赞语，赐给他的曾孙苏峤；后来又尊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迈、迨、过，都擅长写文章。苏迈任驾部员外郎，苏迨任承务郎。苏过字叔党。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苏过十九岁，凭诗赋通过两浙路礼部试，名次在下等。苏轼任兵部尚书时，苏过任右承务郎；苏轼镇守定武时，苏过被贬为英州知州，又贬到惠州，迁往儋耳，后来逐渐迁往廉州、永州，只有苏过一直侍奉他。凡是生活中白天黑夜、寒暑之间所需要的东西，苏过一个人百般操持，从不把其中的艰难挂在嘴上。刚到海边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志隐》。苏轼看后说：‘我可以安心住在岛夷之地了。’于是命他撰写《孔子弟子别传》。苏轼在常州去世后，苏过把他安葬在汝州郏城小峨眉山，便在颍昌安家，营建了数亩湖阴水竹之地，命名为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他五十二岁去世。起初任太原府税务监当，后来任颍昌府郾城县知县，都因法令被罢免。晚年代理中山府通判，当时人称他为小坡，因为苏轼被称为大坡。他的叔父苏辙常称赞苏过孝顺，用来教训宗族，并且说：‘我哥哥远居海上，只有成就这个儿子，使他能写文章。’苏过有七个儿子：籥、籍、节、笈、筚、篴、箭。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时，和哥哥苏轼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制举策试。苏辙极力陈述时政得失，尤其对宫禁中的事情说得切直深刻，他说：“陛下即位已经三十多年了，平日安闲时静心思考，也曾经对此感到忧虑吗？还是没有忧虑呢？臣恭敬地读过制策，陛下既然已经说过忧惧的话，然而臣私下愚昧地认为，陛下只是有这些话罢了，并没有实际行动。从前西夏作乱，陛下白天坐不安稳，晚上睡不安席，天下人都说陛下忧虑谨慎，像周文王一样。自从西方停战以来，陛下把忧惧之心搁置了二十年。古代圣王，国家无事时就深深忧虑，有事时反而不畏惧。无事时深忧，是为了有事时能够不惧。如今陛下无事时不忧，有事时却大为恐惧，臣认为忧乐的节度颠倒了。臣听说近年以来，宫中受宠的妃嫔多到数以千计，歌舞饮酒，嬉笑没有节制；陛下临朝时听不到谋议，在便殿也没有什么顾问。三代衰微时、汉唐末世时，女宠造成的祸害，陛下也是知道的。长久不停止，各种弊害将由此产生。对内会受到蛊惑蒙蔽的污染，损伤和气、戕害性命；对外会因私下请谒而扰乱政事，败坏政务、贻误事情。陛下不要以为在宫内好色，不会妨害外朝政事。如今海内贫困，百姓怨恨困苦，而宫中随意赏赐没有限度，凡有所欲求就给予，不问有没有财物；司会官不敢争辩，大臣不敢进谏，拿着符契、持着敕书，行动迅速如兵火。国家内部有供养士人和军队的费用，外部有奉给契丹、西夏的费用，陛下又亲手挖下一个陷阱，来耗尽剩余的财力。臣恐怕陛下因此得到谤议，而民心也不会归附。”策文呈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会被黜退，考官司马光只评为三等，范镇对此感到为难。考官胡宿以言辞不恭为由请求黜退他，仁宗说：“以直言招来人才，却又因直言抛弃人才，天下将怎样看我？”宰相不得已，把他列为下等，授任商州军事推官。当时他的父亲苏洵奉命修撰礼书，哥哥苏轼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请求留在京师奉养父母，住了三年。苏轼回京后，苏辙任大名府推官。神宗熙宁二年，苏辙上书议论政事，受到召见，在延和殿回答皇帝的询问。当时王安石以执政身份同陈升之主管三司条例，任命苏辙为属官。吕惠卿附和王安石，苏辙同他议论时多有抵牾。王安石拿出青苗法的文书，让苏辙仔细讨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要顾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让他们交纳二分利息，本来是为了救济百姓，不是为了获利。然而在钱财发放和收回时，官吏会借机作奸，即使有法令也不能禁止。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难免胡乱使用；到了交还钱款时，即使是富民也未必能够按期偿还。超过期限到了这种地步，恐怕鞭打杖责势必要施用，州县的事务将繁多得无法承受。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未实行借贷，有人责怪他，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并不是国家的福分；让官吏依仗法令督促责罚，也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从未实行借贷，但能知道各地丰歉、物价贵贱，从来没有错过时机；价格低时一定买进，价格高时一定卖出，因此各地没有价格过高或过低的弊病，哪里还需要借贷呢？’刘晏所说的，其实就是常平法。如今这种办法现成存在，忧患只在于没有修明实行；您如果真有意于百姓，把它举用施行，刘晏的功效就可以很快实现了。王安石说：‘你说得确实有道理，应当慢慢考虑。’从此过了一个多月，他没有再提这件事。青苗法的河北转运判官王广道兼任上奏，请求用数千道度僧牒作为本钱，在陕西漕司私下实行青苗法，春季发放，秋季收回，正合王安石的意图，于是青苗法终于推行。王安石又因此派八名使者到各地，访求遗漏的财利，朝廷内外都没有人敢说话。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使者宽恤各路，名义上说是务求生事，回来却上奏说大多不可施行，天下人都讥笑；如今同那时有什么不同呢？’

译苏辙又写信给王安石，极力陈述青苗法不可行。王安石大怒，将要加罪于他，陈升之制止了王安石，于是苏辙被任命为河南推官。适逢张方平任陈州知州，征召他为教授，不久授任齐州掌书记，改任著作佐郎，跟随任签书南京判官。后来因哥哥苏轼以诗获罪，苏辙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迁任绩溪县知县。哲宗即位后，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回。元祐元年，任右司谏。宣仁太后临朝，任用司马光、吕公著，想革除弊政；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都在任，窥伺朝廷得失，苏辙一一论奏，使他们离职。吕惠卿知道自己不能幸免，请求任宫观官以躲避贬谪，苏辙上疏详细揭露他的奸邪，使他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建州。司马光因为王安石雇役法的弊害，想恢复差役法，苏辙说：‘废除差役才仅仅二十年，官吏和百姓都还没有习惯；如果不彻底考察始末，仓促实行，恐怕实行以后还会产生别的弊端。如今州县按惯例积存多年的宽剩役钱，大约足以支用数年，暂且依旧雇役，做到今年为止；督促有关官员审慎议定差役法，趁今年冬天制定成法，明年役使乡户。只要实行以后不再有人议论反对，那么进退都方便。’ 司马光又因为王安石私自设置《诗》《书》新义、用来考试天下士人，想要改革科举，另立新格式，苏辙说：‘进士明年秋试，距离日期已经没有多少天了。诗赋虽然是小技，但排列次序、讲究声律，所下功夫并不少；至于研治经书、诵读讲解，更不是轻易能够完成的。请允许明年科场一切照旧，只是经义兼取注疏和诸家论议，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专门采用王氏之学；同时停止律义，使举人知道已有定论，专心治学，等待选试，然后再慢慢讨论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还不算晚。’司马光都不能听从。起初，神宗因夏国内乱，出兵攻讨，于熙河增置兰州，于延安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座砦。元祐二年夏，夏国派使者来祝贺即位，使者返回还没有出境，夏国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想请求归还兰州、五砦的土地，估计大臣们正在商议放弃还是固守，尚未决定。苏辙说：‘前些时候西夏人虽然来到边境，但对于疆场之事起初并不自己开口，大概是想让这个议议从朝廷发起，以便把它看得更重要。朝廷深深察觉了他们的意图，忍住不答应。如果他们调集兵马，屯聚在边境上，我们答应，就会因畏惧他们的兵力而割让，不再算作恩惠；不答应，边境一旦发生冲突，祸患就没有止境。何况如今皇上年少，太后临朝听政，将帅、官吏和士卒还没有形成恩情联系；到了交战之日，谁会替朝廷效命？只求圣心反复思量此事，早早作出裁决，不要让西夏人另有机会猖狂。’于是朝廷答应归还五砦，夏人便服从了。苏辙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朝廷商议把黄河改回旧河道，苏辙替吕公著说：‘黄河决口向北流去，自先帝时就不能使它改道回来。如今不顺着旧河道修治它尚未到达的地方，却想强行把河水引回来，这样做用力艰难，承担的责任又重，等于说自己的智谋、勇力和势力超过了先帝。’吕公著深以为然。苏辙升任户部侍郎，因转对进言说：‘赋税财物的来源在四方，汇集在中都，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物收藏在民间；次一等的，也把它收藏在州郡。州郡有余，转运司就经常充足；转运司充足，户部就不困乏。唐代制度规定天下赋税，一份上供朝廷，一份送给节度使，一份留在州中。每当有缓急，王命一经发出，船车相接，大事便可以办成。自祖宗以来，各道储藏财物的制度仍然十分丰厚，因此收取和发放都能及时，纵使统一合并也可以由朝廷掌握；财利权柄所在，所办之事必能成功。自熙宁以来，谈论财利的大臣不懂得治国的根本和枝末，想求国家富强，却先使转运司困乏；转运司困乏后，上供便不能接续，户部也疲惫了。所以即使内府的另库存财物堆积如山，最终腐朽成泥，对财政计算也没有益处。’不久他又说：‘臣考察祖宗旧例，发现如今户部所实行的体制同旧制不同，利弊相差很远，应当根据事情分别处置，以堵塞弊端的根源。谨列举三项弊端上奏：第一，把河渠案分出去设置都水监；第二，把胄案分出去设置军器监；第三，把修造案分出去设置将作监。三个监都隶属工部，那么工部本部所专管的事务就所剩无几了。钱财的收支增减，反而掌握在其他司。过去司马光执政时，知道这样有害，曾让户部收回各司的财利权。当时收回时没有抓住要领，以至于直到今天，三案仍被其他司擅自掌管。几十年来，群臣每逢一件事没有办成，便往往建议分走其他司的一部分财利权。用钱没有节制，其他司把办成事情作为功效，便不顾钱财有没有；户部把供给钱财作为功劳，便不问事情是否应当。彼此各自经营一项职务，势成之后就再也互不相知。即使户部得到有才智的大臣，最终也没有益处。这样下去，各部门一同陷入弊病，府库终究会空虚。如今不早加挽救，后患一定更严重。从前嘉祐年间，京师连续多年发生大水，大臣才把河渠案分出设置都水监；但最为不便的是，河北设置的外监丞侵夺了转运司的职事。转运司主管河道事务时，各郡的河埽以及每个河埽的官吏、士兵和储备物资，平时分别管理，有事时就合并使用。水流冲向哪里，各埽便赶到哪里，官吏士兵能够合力施工，储备物资也能够合并使用。按照旧制，工程开始时没有横征暴敛、损伤财物的忧患；事情平定后，再慢慢补足缺额，双方都不受妨碍。自从外监丞依据法令责成办事，遇到缓急时各埽不能互相援助，转运司便承受不住这些弊害了。这是工部都水监给户部造成的第一项危害。先帝同时设置六曹，把事务分别交给各曹，所以三司旧例中的许多事务都隶属工曹。名义上似乎接近正当，实际上并不利。过去胄案所掌管的事务，如今在内设置军器监，上隶工部；在外设置都作院，上隶提刑司。想要兴修营造时，户部不能参与商议。据听说，河北道近年制造羊皮浑脱，动辄以千计。浑脱只有在军队出行渡河而没有船时才需要；这种器物稍经年月，必然腐坏。朝廷并没有出兵计划，有司却营造收集，竟使公私双方都要供应，损财害物。如果专门交给转运司管理，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是工部都作院给户部造成的第二项危害。从前修造案掌管各种工匠事务，事情有缓急，物资有利弊，都可以专门负责。

译如今工部只把完成本职作为事务，那么事情的缓急利害由谁来商议？朝廷近来因为箔场的竹箔积存日久，损坏腐烂，创立命令将其出售，上下都认为适当。命令下达不久，又因为各处营造工程每年都有征调制度，于是命令用船运来堆积，破坏了出售积存物资的计划。臣不知道将作监现有多少工料，一年使用多少；把这里的物资取来堆到那里，在尚未使用期间有没有损坏，于是却贸然制定了这个计划。户部虽然知道不便，却因为这是工部的事务，不敢再说。这是工部将作监给户部造成的第三项危害。希望明白下诏有关部门，停止外水监丞主持北河事务，将各路都作院全部归还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都兼隶户部，由户部决定事情是否应办、裁定费用多少；工部负责工程质量，计算施工快慢。这样权力出于一处，天下贫富才可以责成户部负责。哲宗听从了，只是都水监仍照旧。朝廷认为吏部按元丰制度所定的吏额，比旧额多出数倍，命苏辙根据事务裁减。苏辙向宰执说明，请求依据实际需要确定员额，等现有官吏任期届满调出，或因事故、死亡而出缺时不再补充，达到额数便停止；不过十年，多余的员额就应当全部消尽。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和省吏数人主持这件事，结果违背了苏辙的建议，裁减吏员，又凭个人好恶改换各局的次序。任永寿很快因贪赃被刺面发配。吕大防大致依照苏辙的建议施行。苏辙代替苏轼任翰林学士，不久升为吏部尚书；出使契丹回来后，任御史中丞。自元祐初年全面更新政务，到这时已有五年；元丰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多次制造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刘挚担心这件事，想稍微引进他们来平息过去的怨恨，称为调停。宣仁太后疑虑不决，苏辙当面斥责这种做法不对，又上疏说：‘臣近来当面论说君子和小人不能并处，圣意似乎并不认为臣说得不对。然而天威近在咫尺，当时言辞仓促，有些话没有说尽；臣如果不说，还有谁来挽救这种过失？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君主就尊贵、国家就安定；疏远君子、任用小人，君主就忧虑、国家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听说因为担心小人在外面不高兴，便把他引进内廷，从而给自己留下祸患。所以臣认为，小人虽然不可任作心腹，但至于让他们治理四方、奔走处理一般事务，只要不使任何事情偏废，也还可以。如果竟把他们引入内廷，就好比担心盗贼想得到财物，却把盗贼引到寝室里；知道虎豹想吃肉，却把它们放进围场牧苑，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争斗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受羞耻，攻击他们，他们也难以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道义，受挫便会引退。古语说：‘一枝香草和一棵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以后还会有臭味。’说的就是这个。先帝聪明圣智，痛恨颓靡的风气，想要整饬四方纲纪，使国家比隆于三代；但臣下不能顺应辅佐，制定了许多法令，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失去人心。二圣顺应百姓愿望，取而更改这些法令，上下都感到欣喜安慰。这样，先前掌权的大臣，如今朝廷即使不加斥逐，他们按势也不能再留任，只是仰赖二圣慈仁，把他们宽宥安置在外，这已经是很厚待了。’而议论此事的人却想招回并接纳他们，同他们共同办事，称为调停。这些人一旦回来，必定会伤害正直之士，逐渐恢复旧事，以满足私下的怨恨。臣下遭受祸害，本来已经不足一提；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只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不要使小人一旦进来，后来产生后悔莫及的忧悔，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奏疏送入后，宣仁太后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要兼用邪正之人，他的话极为合乎道理。’ 调停的主张于是停止了。【伏读《通鉴辑览》】【御批：任用人才是实现治理的根本大纲，怎么可以稍微掺杂私意？朝臣结党援引的习气，在上位的人正应当竭力整顿，以挽救衰败的风气。如果想要平息臣下过去的怨恨，委曲求全地进行调停，那还成什么政体？吕大防的见解迂腐荒谬，不如苏辙的主张正当。】苏辙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祖宗的纲纪仍然具备，州郡和百姓大体安定。若大臣端正自身、平静心意，不存制造事端、急于求功的念头，因循弊端修治法令，把安定百姓、安定国家作为办法，那么人心自然会安定。即使有异党，谁不会归心？只是担心朝廷办事往往不够审慎周详。从前黄河向北流，本来正合水性，水官却凿开河道，想引导它向东流。等到陛下派使者前去察看，知道不能这样做，却仍有人固执不听，至今已经多年。改河虽然停止，减水河仍然存在，于是使黄河以北的百姓和财力都困顿。如今西夏除青唐外都已臣服，朝廷招抚他们以后，唯恐失去他们；但熙河的将领和官吏却新筑两座堡寨，侵占他们肥沃的土地；又议论接纳醇忠，夺取他的节钺。功劳还没有希望取得，争端却已经先显露出来。朝廷虽然知道这种做法不对，最终仍没有明确处置；如果任其养成边境冲突，关陕哪里还能安居？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端正自身、平静心意，不要制造事端、贪求功劳。过去嘉祐以前，乡户承担衙前差役，民间常有破产的祸患；熙宁以后，出售坊场来雇用衙前，百姓不再知道衙前差役的痛苦。到了元祐初年，一律恢复差役，官府收取坊场的钱，百姓承担衙前的费用，四方惊疑顾虑，众议沸腾。不久知道这样不可行，很快又恢复雇役。去年秋天，又恢复差役法。熙宁雇役法规定，三等人户都出役钱：上等户因家产高强，出钱没有限度；下等户过去不能承担差役，也要出钱，所以这两等人户都免不了抱怨。至于中等户，过去既然已经自行承担差役，如今又只需出不多的钱，雇役法施行对他们最为便利。比如京畿各县的中等人家，按例出役钱三贯，经过十年也不过三十贯。如今差役法实行，农民在官府服役时每天花费一百钱，表面上费用很轻，但一年下来已经是三十六贯；两年役期结束，费用七十多贯，罢役回乡后，宽乡可以闲三年，狭乡还不到一年。这样比较起来，差役五年的费用反而是雇役十年的两倍。赋税和差役的负担大多落在中等户身上。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应当因弊修法、作为安定百姓和国家的办法。四件事不除，那些心怀异志的人就有了借口，可以大量制造诽谤议论，等待时机发作，来动摇众人的听闻。伏望陛下宣告宰执：事情有不适当的，改正它不要迟疑；法令有不完备的，修订它不要厌倦。只要民心已经取得，异议自然消散，陛下端坐安享太平，岂不是很好吗？大臣以改正过错为耻，始终不肯改。元祐六年，苏辙任尚书右丞，升任门下侍郎。起初，夏人来祝贺皇帝即位，接连请求和好并商议地界，朝廷答应了，但长久议论不能决定。第二年，夏人出兵袭击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不加追问，却派使者前去赐予策命；夏人接受礼物时态度傲慢，不再入朝谢恩，又侵犯泾原。元祐四年，夏人来祝贺坤成节并且商议地界，朝廷以每年赐予和地界仍未决定为由，夏人便在边境事务上多方侵占索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于是背弃约定，侵占修筑买孤、胜如二堡，夏人立即把它们夷平。范育等又想出兵接纳赵醇忠，并擅自招纳他的部众一千多人，朝廷拒绝而不接受。西部边境骚动不安，苏辙请求罢免范育、种谊，另选老将镇守熙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百钱、三年、五年〕

译宣仁太后认为有道理，但大臣们最终仍支持范育、种谊，没有听从。苏辙又当面奏说：‘君主和臣子的体制不同。臣子即使明白看出是非，但力量达不到，也只能暂且停止；君主对于事情不知道还罢了，知道了却不能施行，便是权力已经丧失。臣今天说这些，只是想请陛下收回威权，以端正君臣的名分罢了。如果任由他们这样做，不逐渐加以控制，等到事情太过分了才加罪，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朝廷的美事吗？所以臣是想保全大臣，不是想加害他们。’元祐六年，熙河上奏说：‘夏人十万骑兵压迫通远军边境，三天后退去。请趁他们退兵，赶快把靠近内地的堡寨迁到边界上，乘胜前进，不必再遵守诚信。’奏章交给大臣们会议，苏辙说：‘应当先确定主张：究竟想用兵，还是不想用兵？’吕大防说：‘如果应当用兵，也不得不用。’苏辙说：‘凡是用兵，首先要论理上谁曲谁直。如果我们理亏，兵就绝对不应当使用。朝廷近来同夏人商议地界，想采用庆历旧例，以双方目前居住之处的中点作为边界，这个道理最简单正直。夏人不接受，朝廷于是也没有坚持。朝廷处理事情常常担心先易后难，这就是所谓先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四年〕 后来朝廷答应把不属于所赐城寨的地方，依照绥州旧例划界，以二十里为界，其中十里作为堡铺，十里作为草地。约定刚刚确定，朝廷又要求两座城寨在界首处侵入夏境，截取一段拉直边界，夏人也答应了；又要求夏境一侧再留下十里草地，夏人也答应了。这些就是所谓的后难。如今想在定西城和陇诺堡之间截取一段拉直边界，所侵占的夏地总共有一百几十里；陇诺本是祖宗旧疆，难道是所谓不属于所赐城寨的地方吗？这件事理亏，是招致敌寇的大祸。刘挚说：‘不使用武力固然好，但事情有必须用兵的，也不能不用。’苏辙上奏说：‘夏兵十万压迫熙河边境，却不在别处，专门在争议之处杀人、挖掘崖壁险隘，这个意图已经很明显了。这不是西夏人的过错，都是因为朝廷理亏。熙河帅臣竟敢制造事端，不守诚信，请责问惩处他们。’后来边兵屡次深入夏境，宣仁太后终于采纳了苏辙的意见。当时三省任命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左正言姚勔也提出异议。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苏辙上奏说：‘前次任命李清臣，给事中、谏官纷纷争论；如今又任用蒲宗孟，恐怕不合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十万骑、三日〕 宣仁太后说：‘官职空缺怎么办？’苏辙说：‘尚书一职空缺已经好几年了，什么时候真的缺过呢？如今如果任用这两个人，正同去年任用邓温伯没有区别。这三个人过去同王珪、蔡确等人一起升进，思想同今天圣上的政事不合。现在尚书一职总共空缺四人，如果把像这四个人一样的人一并任用，使他们的党羽相互进用，恐怕从此朝廷就不得安宁了。’议论于是停止。绍圣初年，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两人逐渐重新谈论熙宁、元丰时期的事情，以激怒哲宗的意旨。适逢廷试进士，李清臣撰写策题，便形成了邪说。【伏读《通鉴辑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里、十里〕 宣仁后说：“官职空缺该怎么办呢？”苏辙说：“尚书省官职空缺已经好几年了，什么时候真正因此耽误过政事？如今处理这件事，任用这两个人，正同去年任用邓温伯没有区别。这三个人过去曾与王珪、蔡确等人一同得到进用，他们的意趣与今天的圣政不相合。现在尚书省一共空缺四名官员，假如把像这四个人一样的人一并任用，使他们的党类相互进用，恐怕朝廷从此就不得安宁了。”议论于是停止。绍圣初年，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两人渐渐又谈论熙宁、元丰年间的事情，以激怒哲宗的意旨。适逢廷试进士，李清臣撰写策问题目，便写成了宣扬邪说的内容。【谨读《通鉴辑览》】【御批：邓润甫首先倡导绍述之说，章惇、吕惠卿一党的人接踵而来，重新进用，专门以攻击司马光等人为事，甚至在策题中借此互相诋毁，以此考校士人的甲乙高下，左右划分门户，门户界限分明；想要纲纪整肃清明，就不可能了。】苏辙进谏说：‘臣伏见御试策题历数并诋毁近年以来施行的政事，有意恢复熙宁、元丰旧政。臣认为，先帝具有上天赋予的才华，怀有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施行的措施超过前代，其中有些是百世也不可改变的。在位将近二十年，却终身不接受尊号；对宗室的恩典只到赐予免罪，减少朝廷无穷的费用；役法采用雇募衙前，免除了民间破产的祸患；废黜诸科诵读算数的学业，训练那些懒惰的将士；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旧制，严格俸禄制度，禁止私下交结请谒；实行浅攻策略来制服西夏，收取六色钱来宽免杂役。凡此种种，都是先帝的睿智谋划，有利而无害。元祐以来，上下奉行这些政事，从来没有失坠。至于其他事情有不适当的，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挽救，前后互相补益，这才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推行盐铁、榷酤、均输等政策，百姓不能承受；汉昭帝委任霍光，废除烦苛政令，汉室才安定下来。’ 光武帝、显宗把事事明察当作明智，以防止决策失误；章帝即位后，深深鉴察其中的过失，改用宽厚和乐、仁慈友爱的政治，后世称赞这种做法。本朝真宗崇尚文治、停止武事，号称太平；群臣却因国家极盛而制造天书之说。章献太后临朝听政，采纳大臣的意见，把有关书籍藏入梓宫，以抹去这些事的痕迹。仁宗听政后，对此绝口不提。英宗从藩邸入继大统，大臣们创议濮庙之事；等先帝即位后，又有人请求重新提出此事，先帝把它搁置而不答复。

译汉昭帝、章帝那样贤明，以及我朝仁宗、神宗那样圣明，难道会薄于孝敬、轻率地改变政事吗？臣希望陛下谨慎，千万不要轻率地改变旧事。如果轻率改变已经实行九年的政事，提拔任用多年不用的人，人人都怀着私怨，又拿先帝作为借口，败坏事情的事就会很多。哲宗读到奏疏，认为苏辙拿汉武帝来比附先朝，因而不高兴，降职任汝州知州。住了几个月，又贬为袁州知州；还未到任，降为朝议大夫，试任少府监，分司南京，居住在筠州。元祐三年，又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雷州，迁往循州。徽宗即位后，迁往永州、岳州。不久恢复大中大夫，任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年间，蔡京掌权，又降为朝请大夫，罢免祠禄，居住许州。再次恢复大中大夫后退休，在许州筑室居住，自号颍滨遗老，亲自撰写一万多字的自传，不再同人相见。政和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年间，谥号文定。苏辙性情沉静简朴，文章广阔淡泊，像他的为人；他不愿让人了解自己，但俊秀杰出的气质终究无法掩盖。他最高的成就大概与兄长苏轼相近。有三个儿子：迟、适、逊。族孙元老，字子廷，善于写文章。苏轼谪居海上时，多次与他书信往来。苏轼喜欢他治学有成，苏辙也爱护并奖掖他。他考中进士，调任广都县主簿，历任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彭州通判。政和年间，宰相喜欢开拓边疆，西南各路帅臣多用利诱手段诱使邻近边界的各族献纳土地，分置郡县，把这当作功劳，终于导致茂州蛮人叛乱。帅司立即下令招降。元老叹息说：“威势不足以使他们服从，那么恩德也不足以使他们归附。”于是写信给成都帅周焘说：“这些蛮人纵横于山谷之间，那是他们的长处，也是我们的短处，只有施州、黔州两州的兵力可以同他们抗衡。如果发檄文调集几千人，让他们兼程赶去，比十万官军还强。其次，可以估计防陕兵大举集结，先用防兵诱敌于前，陕兵从后面跟进，不出十天贼兵必定被击破；他们投降而由我们接受，这样威服和怀柔的办法就都得到了。如今不讨伐贼兵却招抚他们回来，他们一定还会叛乱，免不了再次大规模用兵。”周焘收到信后，立即召他来商议军务。元老又谋划说，茂州有两条道路：正道从湿山通向长平，越过山岭上去，道路险要；间道从青崖关通向刁溪，沿江而行，道路平坦。应当让正兵在湿山列阵，同时暗中派出奇兵袭击刁溪，与石泉合力进攻，使贼兵腹背受敌，这样一定可以擒获他们。周焘都没有采用，最终因此获罪。后来帅臣到任，〔如元〕谋划蛮人势力已经窘迫，于是投降；元老被降职为国子博士，历任秘书省正字、将作少监、比部考功员外郎，不久任成都路转运副使，又任军器监、司农少卿、卫尉少卿、太常少卿。梁师成正掌权，自称是苏轼的外甥，想见元老，元老拒绝答复。言官于是弹劾元老，说他是苏轼的从孙，又信奉元祐邪说，他的学术和议论很像苏轼、苏辙，不宜留在朝廷中，于是罢职，改任提举明道宫。元老叹息说：“从前颜子依附骥尾而声名显著，我如今却因家世受到牵累，也算荣耀了！”不久去世，享年四十七岁。有诗文流传当时。钦定《续通志》第三百五十五卷。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第三百五十六卷。列传。宋【六十】。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刘挚、苏颂。吕大防字微仲，他的先祖是汲郡人。祖父吕通，任太常博士；父亲吕蕡，任比部郎中。葬在京兆蓝田，于是迁居在那里。吕大防考中进士，调任冯翊主簿、永寿县令。县里没有水井，远道到山涧取水。吕大防巡视近郊时找到两处泉水，按照《考工记》所载测定水地、设置泉水的办法加以校准，不到十天就疏通成渠，百姓都得到便利，称为吕公泉。他升任著作佐郎，主管青城县。过去圭田的粟米收入用大斗计量，支出却用公斗计量，因此获利三倍，百姓虽然困苦却不敢申诉。吕大防开始使收入和支出采用同一标准，以平定其中的价格。青城外面控制着汶川，与敌境相接，吕大防据守要地设置巡逻哨所，秘密做好防备，禁止在山中砍柴放牧，以加强屏障。韩绛镇守蜀地，称赞他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入朝代理盐铁判官。英宗即位，改任太常博士，与范纯仁一同任监察御史里行。他首先说，朝廷纪纲、赏罚还不能满足四方期望的有五件事：任用大臣而权力不能归于皇帝，大臣年老疲惫却不能及时退职，外国骄横傲慢却不选择将帅，负责议论的大臣有助于弥补过失却受到大臣阻挠，边疆左右的臣僚有败事却受到奖赏，而尽职的人反而获罪。这一年京师发大水，吕大防说：“这是阴阳失常造成的灾异。” 他立即陈述八件事，说：“君主的威势没有树立，臣下的权力太盛，邪僻的议论干扰正道，私人的恩惠损害公义，辽、夏连谋，盗贼肆意横行，众人的情绪失去治理，刑罚失去公平。”吕大防参与执政大臣讨论濮王应当称皇考一事，上言说：“先帝把陛下从宗室中起用为皇子，安置在宫中，先帝临终时扶几而发的遗命还在耳边，怎么可以生前认作儿子，死后却背弃他呢？如今大臣首先想给濮王加上不合正统的称号，使陛下顾念私恩而违背公义，这不是用来凝聚天下人心的办法。”奏章连续上了十多次，出任休宁县知县。神宗即位，任淄州通判。熙宁元年，任泗州知州，改任河北转运副使，召入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任命他为判官，又兼任河东宣抚判官，授任知制诰。熙宁四年，任延州知州。吕大防想在河外荒堆砦筑城，众人认为那里不能守，他留下戍兵修筑堡垒，有不服从的就斩首示众。适逢环庆发生兵乱，韩绛因事获罪被罢黜，吕大防也被削去知制诰，以太常博士出任临江军知军。几个月后，调任华州知州。华山崩塌，从山体一直延伸到渭河，受害者很多。吕大防上疏援引经书、考核史实，来验证当时的事变，大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及时保守天命，这是先王兴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