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三十九

译入朝任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嗣彭王的儿子志谦因被仇人告发谋反，接受审讯时被迫自诬，牵连株连四十人。行冲察知其中冤屈，分条上奏，使他们得到宽宥。四次升迁任大理卿，他不喜欢法家的职务，坚决辞谢所任官职，改任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充任使者，检校集贤院事务，又升任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在此之前，马怀素撰写《书志》，褚无量校订丽正殿四部书，工作尚未完成，两人相继去世。皇帝下诏命行冲一并接替他们。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下诏命行冲撰写疏义，立于学官。因年老，罢免丽正殿校书之事。当初，魏光乘请求仿照魏征的做法，把《礼》列入经书。皇帝命行冲与诸儒集议撰写疏义，准备予以确立。行冲于是召集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集材料，编排成五十篇，进呈有关官府。于是右丞相张说进言：“戴圣所记录的书，至今已经一千年，和经书并立，不可废除。”魏孙炎起初依据旧书摘取类别、排比编次，像抄录拼缀一样，诸儒都共同非难。到了魏征，又加以整理编次，才成为训注，但恐怕不能采用。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书留在宫中，没有颁出。行冲认为诸儒之间已经因这件事撰写文章自我辩解，于是取名为《释疑》和《客问》。主人说：“小戴的学说和康成的注解，魏氏的书却删定改易了这两部经书，究竟谁更好？”主人回答说：“小戴《礼记》在汉末流行，马融为它作传，卢植合并二十九篇并加以解释，但这些著作世上没有流传。钩党之狱兴起后，康成在逃亡隐伏之中整理纷乱的典籍，虽然保存了探究所得，却没有完整的咨询论辩材料。《郑志》有一百多条，专讲章句的人竟然完全不加省察。王肃沿袭它，有不少攻击诋毁；郑氏学说又有孙炎，虽然扶持郑氏义理，但条目分支繁多，批评之辞不时出现。马佃增补改订，篇数超过一百；叶遵删削修订，只完整保存十二篇。魏氏忧虑众说杂乱琐碎，于是采集各家说法中精要简明的部分，加以刊正、删削和磨治，完成书后上报。太宗嘉奖，抄录后赐给太子。陛下继承大业，本应遵循沿袭，却下诏让诸儒甄别旧义。哪里想到讲章句的人坚持旧说，排斥压制新说而不让它申明，疑忌了解新义，果断地守着旧说呢？客人说：当事人称为迷惑，旁观者一定看得清楚，既然这样，为什么有所疑惑却不申明？列答道：改易章句，有五个困难。汉代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注，他的族兄孔臧给他写信说：‘司马相如常常愤恨世俗儒生用浮华言辞歪曲经义，想拨乱反正却没有做到。浅薄的学者抱残守缺，众人又非难正道，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恐怕这种道理还未被人相信，独自聪明的人反而会受到谴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篇〕 这是第一个困难。从前孔季产专门研究古学，有个叫孔扶的人随波逐流于世俗，每每告诫季产说：‘如今朝廷都以章句之学作为内学，只有你研究古义，这是危及自身的道路。独善其身不被世人容纳，你恐怕要遭殃了。’这是第二个困难。刘歆喜好《左氏传》，想为它设置学官，哀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诸儒却拖延不肯答复。刘歆发文书责备他们，众博士都愤怒怨恨。龚胜当时任光禄大夫，看见刘歆的议论，便请求退休。司空师丹于是大为恼怒，指责刘歆改乱前代遗志，诋毁先帝所设置的制度。刘歆害怕，出任五原太守；凭借君宾的学问、公仲的博学，尚且还受到同门朋党议论的逼迫，最终使他的儿子刘骏背负了诽谤。这是第三个困难。王肃列举数十上百条来纠正郑玄，郑氏学派的马昭诋毁弹劾王肃的短处，皇帝下令派博士张融依据经义审查诘问；张融推断处理是非，而王肃应答，疲于应付多年。这是第四个困难。王粲说：‘世人称说，伊水、洛水以东，淮水、汉水以北，只有康成一人而已。都说先儒多有缺漏，郑氏的道理完备。我私下感到惊异，于是寻求他所学，得到《尚书注》，退下思考其中义理，觉得其中的意思都已经穷尽了，但疑惑之处仍未能明白，共有两篇。’王邵说：‘魏晋以来浮华盛行，古道湮没衰败，历经三百年，士大夫以作章句为耻；只有乡野之人专门研究经书而自我夸耀，却不能广泛考究、择取各家长处，只想把康成当作父亲、把子慎当作兄长，宁可说孔圣人错了，也忌讳谈郑玄、服虔；如果不是郑玄、服虔的学说，其他学说就都被视为仇敌了。’ 这是第五个困难。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等到一百年后，应当会有明智贤哲的君子出现；只遗憾不能与我同时代。道统的兴废必有时机，何必急于顾虑追求近世名声的嫌疑呢？”不久，他请求退休，十七年后去世，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献”。陈贞节，颍川人。开元初年，任右拾遗。当初，隐章怀、懿德、节愍四位太子分别建有陵墓和庙宇，分设八个机构置官，排列吏卒，四时由祠官进献祭品。陈贞节认为这不对，上言说：“君王制定祭祀制度，以有功德者为祭祀对象，即使亲属关系尽了，也还要毁去庙宇。四位太子的庙都另立祖庙，他们对百姓没有功劳，却按时在园寝祭祀，由有关官署守卫，和列代帝王相同。金奏、登歌，是用来颂扬功德的。《诗经》说：‘钟鼓已经设置，一旦前来就享用祭祀。’如果让没有功劳的人接受颂扬，岂不是可以说舞蹈歌咏都不合制度吗？请撤去吏卒。”皇帝下诏，不再让祠官统领这些庙宇，以符合礼典。古代庶子另立为祖，所以有大宗、小宗之分。如果认为祭祀还不能断绝，就应允许承继他们的子孙奉祀。皇帝下诏让有关官署广泛讨论。驾部员外郎裴子余说：“四位太子都是先帝的嫡系后嗣，历代圣主念及亲属关系，所以为他们举行祭祀。《春秋》记载：‘晋世子说，将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将祭祀我。’这是说不祭祀。又说：‘神不享用非同类的祭品，君王祭祀它，难道不是违背礼法吗？’这是说已有庙宇。鲁定公元年建立炀宫，祭祀伯禽；即使季氏的远祖也不作为限制，何况天子深厚地亲爱亲属，关系延及旁支服丧期未满的人，谁会不这样认为呢？” 太常博士段同说：“四座陵庙都是天子亲睦亲属、接续绝嗣的做法。死者获得苹蘩之祭，就如同生者获得封地。古代分封子弟，难道人人都有功劳吗？活着时没有人议论，死后却援引礼制停止祭祀，人们会怎么说呢？”隐太子是皇帝的伯祖，服丧为缌麻；章怀太子是伯父，服丧为期年；懿德太子、节愍太子是堂兄弟，服丧为大功。亲属关系尚未断尽，庙宇不应废除。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也赞同他的意见。于是四座陵庙只减去一半吏卒，其他都照旧。陈贞节升任太常博士。玄宗将昭成皇后附祭于睿宗庙室，又想让肃明皇后也一同升入。陈贞节上奏说：“庙中一定要有配祀，一帝配一后，这是礼制的正道。昭成皇后有太姒那样的德行，应当升入配祀睿宗。肃明皇后既不是因生子而尊贵，应当在别庙祭祀。周人奏夷则之乐，歌小吕之歌，用来享祀先妣；先妣就是姜嫄，因为她生了后稷，所以特意建立庙宇称为閟宫。晋简文帝的郑宣皇后不配享于帝庙，在外面修建宫室，按岁时举行祭祀。请对肃明皇后依照周代姜嫄、晋代郑宣后的先例，将神主安置在别庙，按时举行祭祀。”于是把肃明皇后的神主留在仪坤庙，诏令隶属于太庙，但不设置官属。陈贞节又与博士苏献上言：“睿宗是孝和皇帝的弟弟。

译按贺循的说法，兄弟不能互相作为后嗣，所以殷盘庚不承嗣阳甲，而上承先君；汉光武帝不承嗣孝成帝，而上承元帝；晋怀帝继承世祖，而不继承惠帝。因此阳甲、孝成帝被另立为别庙。贺循又说，兄弟同世而昭穆位置相同，就应毁去其中两庙。拥有天下的人，从祢庙逐级上溯到祖庙，奉祀七庙。尊位者所统摄的范围广，所以能够及于远祖；如果允许兄弟相继，就会向上毁掉祖考的庙，天子便不能完整奉祀七世了。请把中宗作为别庙，大祫时再与太祖合食。奉祀睿宗、继承高宗，这样祼献的次序就可以永远确定。皇帝下诏准许，于是把中宗奉于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开元五年，太庙毁坏，天子把神主安置在太极殿，营建新庙，穿素服，避居正寝三日，不临朝，但仍然前往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说：“近来正月太庙毁坏，这是升祔两位皇帝所造成的征验。鲁文公二年，把僖公的神位升在闵公之上，后来太室毁坏。《春秋》记载了这场灾祸，解释说：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兄长，却曾经做过闵公的臣子，臣位居君位之上，就是失礼，所以太室毁坏。况且兄长做弟弟的臣子尚且不能升在上位，弟弟曾做过兄长的臣子，怎么能把他升在上位呢？陛下还没有祭祀孝和帝，却先祭祀太上皇，这是先臣后君。过去把兄弟的神位升在上面，如今却由弟弟先祭祀君父。过去太室毁坏，如今太庙毁坏，与《春秋》所记完全相同，不能不加以察看。武后篡夺国政，孝和帝中兴有功，如今却把他的神主置于别祠，不能列入世次，已经很轻慢了。功劳不能抛弃，君位不能降低，长辈不能轻视。况且臣继承君位，就像儿子继承父位，所以禹不先于鲧，周人不先于不窋，宋、郑也不以帝乙为先；即使厉王不贤，仍然尊奉他，何况中兴之君呢？晋太康年间，宣帝庙的地面下陷、栋梁折断；三年后太庙毁坏下陷，甚至陷到泉水处，重新营建后，栋梁又折断。上天所降的谴责，不一定只是建筑腐朽而坍塌。晋朝不承顺天意，所以终于陷入祸乱。臣认为应当把孝和帝迁回太庙，何必违背礼制，向下比附鲁、晋呢？”皇帝认为他的话奇异，下诏令有关官员重新议论。贞节献与博士冯宗质疑他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兄弟不在其中。殷代从成汤到帝乙共十二位君主，其中父子相承的世代有六代，《易干凿度》说：‘殷的帝乙是第六世王。’由此可知兄弟不算一世。殷人有六庙，寝庙四座，加上汤庙共六座。殷代的兄弟四位君主，如果把他们算作世次，就会向上毁掉四室，甚至没有祖庙和祢庙，这是一定不可能的。古代从祢庙一直上溯到祖庙，虽然庙室会轮流毁去、迁移，但三昭三穆从未缺少。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就立旁支之子为后；又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成为他的儿子。没有兄弟互相作为后嗣的道理，所以宁可舍弃至亲而选择远支。父子关系称为继承，兄弟关系称为相及。兄弟不进入同一宗庙，已经由来久远。假如有兄弟承统，告祭和享祀时不能称为嗣子、嗣孙，只能称伯考、伯祖，这还谈得上什么统绪呢？殷代十二位君主，只有三祖三宗，这说明兄弟各自另立别庙。汉世祖排列七庙，惠帝不在其中，而汉代子孙昌盛；晋景帝也是文帝的兄长，景帝的世系断绝，因此没有列入庙中。如今说晋武帝越过礼制尊崇他的父亲，结果庙毁国亡，那么汉代不列惠帝入庙，为什么享国世代反而长久呢？七庙、五庙，明确是天子、诸侯的制度；父子相继，是一脉相承；昭穆排列有序，是重视继承。礼制规定，兄弟相继不能称为嗣子。由此可知，睿宗不是孝和帝的父亲，必定应当向上继承高宗；如果偶然同处一庙，成为两个穆位，在礼制上可以吗？礼制既然不允许，却让天子从旁支继承伯考，抛弃自己的亲父正统吗？孝和帝中兴有功，另建园寝，百世不毁，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孙平子粗鄙地引用僖公逆祀作为比拟，却完全不知道孝和帝升入新寝时，圣真正要附祭于庙，他从未有一天处在上位。” 皇帝把这件事告诉宰相，召孙平子与博士详细辩论。博士们认为前面的说法相互抵牾，孙平子援引经书，辩论得很清楚，贞节献等人不能使他屈服。苏颋偏袒博士，因此孙平子获罪，被贬为都城尉。然而诸儒认为孙平子孤高刚直，却被礼官排挤，心中不平；皇帝也知道他正直，长久没有作出决定，但最终还是没有把中宗迁回太庙。第二年，皇帝将要在明堂举行大享礼，贞节认为武后营建的明堂不合古代所谓木材不雕、土墙不文饰的制度，于是与冯宗上言：“明堂必须正对丙巳方位，以取法房宿、心宿的方位来布政，是太微上帝所在之处。武后当初以乾元正寝占据阳午之地，即先帝听政的地方，所以毁掉殿宇建造明堂；拆除之日发出如雷的声音，百姓哗然讥讽，认为神明和人都不高兴。明堂建成后又遭火灾，武后不修德行，不久又重新营造，耗尽财力，极尽奢侈，妄行祈禳以消除灾变，又想让上帝以武后配享，神明怎么肯降临呢？而且它紧邻掖庭，使人神混杂扰乱，这就是不可行的原因。它放纵物欲，也是如此。”二京和上都，是四方效法的地方，天子听政应当居于便坐，不能以此向群臣显示尊严。希望把明堂恢复为乾元殿，使人知道它原来的旧制，这不是更好吗？”皇帝下诏令有关部门详细议论，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人都说：“明堂奇异怪诞，不合礼法，又是天火遗留下来的建筑，不应举行大享礼，请依照旧址和旧制，恢复为乾元正寝。正月初一和冬至，天子在这里临朝会；如果举行大享礼，就另在圜丘举行。”诏令说：“可以。”贞节因年老去世。施敬本是润州丹阳人。开元年间，任四门助教。玄宗将要举行封禅，便下诏命有关部门考求典章礼仪。旧制规定，盥手、洗爵都由侍中主持。皇帝下诏祭祀天神，由太常主持大祀。敬本上言说：“周代制度中，大宗伯属下有郁人下士二人，掌管灌鬯之事。汉代没有郁人，便使用近臣。汉代侍中的地位很低，籍孺、闳孺等幸臣后来担任此职。汉代邵阖由侍中升任步兵校尉，秩禄千石。侍中的职掌是省察起居、执持虎子，大概只是近臣的职务。如今侍中是宰相，不是郁人所能相比。祝官把主人的心意荐告给神明，并不是低贱的职务。古代两位君主相见，尚且由卿担任上傧，何况是人与天神交接呢？周代太祝有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大夫相当于如今的郎中、太常丞，上士相当于员外郎、博士。汉代太祝令秩禄六百石，如今太祝却只是下士，用下士来侍奉上天，用大臣来奉事天子，轻重不相称，不合礼制。旧制规定，谒者引导太尉登坛；谒者的职位虽低，却负责登坛，足见礼制重视。汉代尚书、御史所属有谒者，仆射秩禄六百石，佩铜印青绶。谒者有三十五人，任郎中的年限已满者称给事中，未满者称谒者。

译光禄勋属下也有谒者，掌管宾赞的有七十人，秩禄相当于六百石。由此可见，古代谒者的名称和秩禄等级各有差别。如今谒者班位低微，只沿袭空名而忘了实际职掌，这不是用来侍奉上天的办法。”皇帝下诏让中书令张说召见敬本，详细了解他的议论，因此按照礼制轻重，分别由侍中、祝官、谒者以及其他官员代理主持。敬本以太常博士身份任集贤院修撰，过了一年升任右补阙、秘书郎，去世。卢履冰是幽州范阳人，元魏都官尚书义僖的五世孙。开元五年入仕，历任右补阙。他上书说：“古代父亲在世时，儿子为母亲服丧一年，撤去灵位后仍以心丧守丧。武后才请求与父亲一样服丧三年，这是不对的。请依照礼制施行。”玄宗对此有所疑虑，又认为舅甥、嫂叔的服制也不妥，于是把这些问题一并交给百官议论。刑部郎中田再思说：“如今依照古礼的各家争论不休。沿用古制未必正确，施行今制也未必错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高宗已经实行，写入法令也很久了，何必违背先帝的制度，阻碍人子的亲爱情感？为亲母只服一年，却要与伯叔母、姑、姊妹相同；嫂叔、舅甥的服制也是如此。大宗已经实际制定了这一制度，实行百年没有异议，不可改变。”卢履冰于是说：“上元年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武后虽然请求，却没有施行。直到垂拱年间才开始实行，以至于祖父母还在世而子孙的妻子去世，竟然服丧两年，不能说合乎礼制。女子没有独立的尊位，所以说‘家无二尊’。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是为了统一尊位。如今不纠正这个错误，恐怕后世还会出现妇人压制丈夫的弊乱，不可不察。”奏书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卢履冰于是极力陈述：“父亲在世时，为母亲设置灵座一年，心丧两年。父亲必须满三年后才再娶，以此来表达儿子的心愿。难道圣人会轻视对生母的感情吗？圣人本来是有意于天下大义的。从前武后暗中储备篡夺的谋划，预先抬高自己的尊崇地位，使服丧一年与服丧三年的等级相抗，丧期刚过不久便凌驾于唐家之上，从而开启了祸乱的阶梯。孝和帝仅仅得以恢复正统，韦氏又出，几乎使宗庙社稷灭亡。因此臣将要端正夫妇之纲，不只是为了母子之间的关系。”议论者有人说：“降低母亲的服制，不是《诗经》所说的‘罔极’之情，而且又要与伯叔母、姑、姊妹等同。既然齐衰、斩衰已经有升降，那么服丧的年月就不应有所不同。”这都是迂腐浅陋的儒生，没有学习先王的丧礼，哪里足以议论礼制呢？“所谓‘罔极’，是说春秋祭祀按时追思亲人。君子终身都有忧思，难道能以服丧一年、两年限定吗？圣人制定礼制，一定建立适中的制度，使贤者和不肖者都能共同遵守成文礼法，然后才解除服丧。那些伯叔、姑、姊妹，哪里有设置筵席、扶杖以及三年心丧的制度呢？为母亲服齐衰、为父亲服斩衰，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左散骑常侍元行冲议论说：“古人根据感情制定服制，所以儿子以父亲为天，妻子以丈夫为天；斩衰三年，是感情和礼制都尽到极致，因为顺着内心感情确立最高标准。妻子去世服杖期，是减轻感情和礼制，为了远避嫌疑，尊重乾道。嫡长子去世，服斩衰三年而不解除官职，是为了尊重祖先、重视嫡长子，崇尚其礼而减杀其情。孝道没有比严尊父亲更大的，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免官服齐衰一年，心丧三年，是感情已经表达而礼制有所减杀。自尧、舜、周公、孔子以来，都是这样。如今舍弃尊长厌降的重制，损害严尊父亲的意义，能说这是礼制吗？姨兼有从母之名，因是母亲的姐妹而加服舅服，并非没有礼制。嫂叔不服，是为了远避嫌疑。请依据古制施行嫡长子之礼。”皇帝没有答复。当时议论丧服的人各持所见，争相发言，纷乱不止。开元七年，皇帝才下诏，服纪一律采用古制。从此，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有的服期年并举行禫祭后除服，心丧三年；有的服期年并举行禫祭，直到三年期满；有的服齐衰三年。后来卢履冰在任官期间去世。王仲丘是沂州琅琊人。祖父师顺在高宗时任官，因议论漕运之事而闻名当时，最终任司门郎中。仲丘在开元年间历任左补阙、内供奉、集贤修撰、起居舍人。当时典章制度参差错杂，仲丘想要合并贞观、显庆两种礼制，依据“有举便不能废”的原则，于是上言说：“贞观礼规定，正月上辛日，在南郊祭祀感帝；显庆礼规定，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祈谷。臣认为《诗经》《春秋》所说的向上帝祈谷，以及礼制所说上辛日向上帝祈谷，其中的上帝应当就是昊天。郑玄说：‘天的五帝轮流主宰，君王必定感应其中一帝而兴起，所以在夏历正月到郊外祭祀所生之帝，并以自己的祖先配享，借此祈求谷物丰收。’祭祀感帝的礼仪，贞观礼已经采用了。请依照祈谷的祭坛，遍祭五方帝。五帝是五行之精华，是九谷的宗主。请两种礼制都采用贞观礼，在南郊举行雩祭，祭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显庆礼规定，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臣认为雩祭上帝是为百谷祈求甘雨，所以《月令》说大雩帝时使用盛大的音乐。郑玄解释说：‘帝就是上帝，在圜丘祭祀，是为了尊崇天位。’ 显庆礼祭祀昊天，与《月令》相合；而贞观礼已经祭祀五帝。请两种礼制都采用贞观礼，在季秋于明堂祭祀五方帝、五官。显庆礼规定，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臣认为周代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先儒把天解释为感帝，援引太微的五帝来说明上帝，于是把它归属于昊天。郑玄说《周官》所称旅祭上帝，祭五帝时文字各不相同，礼制不能把二者合并为一。所以《孝经》中说‘天上帝’，申述解释为‘上帝’，也就是天。神明不能有两个主宰，只是祭祀地点不同，以避开后稷。如今显庆礼享祀上帝，合于经义；但贞观礼已经祭祀五方帝。请两种礼制都采用。”皇帝下诏准许，升任礼部员外郎，去世，追赠秘书少监。

译康子元是越州会稽人。入仕后历任献陵令。开元初年，皇帝下诏令中书令张说举荐精通《易》以及老子、庄子的人。集贤直学士侯行果向张说推荐康子元和平阳敬防真。张说上报皇帝，两人都得以任侍读。康子元屡次升任秘书少监，敬防真任四门博士。不久，两人都兼任集贤侍读学士。玄宗将要东行泰山，张说引荐康子元、行果、徐坚、韦縚、商裁共同议定封禅仪式。当初高宗举行封禅时，中书令许敬宗议论说：“周人崇尚气味，所以先祭祀，然后焚柴。”张说、徐坚、康子元上奏说：“《周官》规定，音乐演奏六变，天神就降临。这是用音乐降神，并不是由于焚柴。宋、齐以来，都是先祭祀、享用福酒，然后燎柴；请先祭后燔，依照贞观礼为宜。”行果与赵冬曦议论认为：“先燎柴以降神，来由已久；如果祭祀完才燎柴，神明就没有降临的理由。”康子元坚持原先张说等人的意见，说：“难道只有康子元一个人要从车轮中出来，来充当一队人吗？”议论未能裁定，张说请皇帝决定。皇帝下诏规定祭后燔柴。皇帝乘车从岱山返回，先减少随从官员，让他们先到东都，只有康子元、裴煚、韦述以学士身份随行。过了很久，调任宗正少卿，因病授任秘书监后退休。去世，追赠汴州刺史。行果是上谷人。历任国子司业，侍奉皇太子读书。去世，追赠庆王傅。当初，行果、防真和长乐人冯朝隐一同进讲。冯朝隐能够推究老子、庄子的深奥义理，防真也喜好《老子》。每次开启篇章前，都要先熏香、洗手才诵读。皇帝说：“我想再寻找善于研究《易》的人，但没有人比得上行果。” 赵冬曦是定州彭城人，考中进士，历任左拾遗。神龙初年，上书说：“古代律令条文有一千多条，隋代奸臣轻侮法律，制定律文说：‘律令没有正条可以依据的就判无罪；举出重罪来说明轻罪，判罪时举出轻罪来说明重罪。’一句话便废掉了数百条条文。从此轻重都随着爱憎而定，被罚的人不知道原因；假使贾谊见到这种情形，一定会痛哭。法律容易理解，那么下民就不敢犯法，也能远离陷阱；文义深奥，官吏就会乘机钻空子，结党依附。盛行的律令格式，应当加以刊定；科条应当直接记载事实。至于依准增减、比附量情以及以轻罪说明重罪等不应施用的条例，都不要使用，使愚夫愚妇也能相互告诫而远离罪过。犯罪的人即使尊贵，也一定要依法治罪。律令明确，人民就会信服；法令统一，君主就会尊贵。”当时人称赞他的意见。开元初年，升任监察御史，因事获罪流放岳州，召回后恢复官职，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一同进入集贤院任修撰。不久掌管史官事务，升任考功员外郎。过了一年，授任直学士。不久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以国子祭酒之职去世。冬曦性情旷达，不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他的兄长夏日，弟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彚贞，都考中进士。开元年间任集贤学士的，还有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名声稍有显著。【按《唐书》，这里以下附有尹愔传，但他的事迹没有可记录的，现删去】陆坚是河南洛阳人，起初任汝州防军，因友婿李慈伏法被杀而获罪，贬为涪州参军。两次升迁任通事舍人。皇帝有诏起用他，派宦官敦促劝谕，他却不肯就任。以给事中兼任学士，擅长书法，起初名叫友悌。玄宗嘉奖他的刚强正直，改赐名为从；封禅泰山时，封他为建安男。皇帝待他非常优厚，在宫中为他画像，亲自作赞。任秘书监期间去世，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懿。郑钦说是后魏濮阳太守敬叔的八世孙。开元初年，由新津丞任上请求参加五经考试，考中后，授任巩县尉，任集贤院校理，历任右补阙、内供奉。他通晓历法，博学多闻。当初，梁朝太常任昉在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墓穴中得到一方铭文，上面说：“龟说土，蓍说水；甸服是黄钟，开启灵验的墓址；埋葬在第三个上庚日，坍塌在第七个中己日。六千三百个浃辰相交，二九重三，四百坍塌。”当时没有人能够辨识，于是把它收藏起来，并告诫子孙说：“世世代代拿这方铭文去访求通晓它的人。”任昉的五世孙升之隐居商洛，把铭文抄写下来交给郑钦说。钦说出使时，在长乐驿得到这份抄本，走到距敷水三十里处，忽然醒悟道：“占卜墓地的人推算下葬的年月，同时预先知道墓穴坍塌的日辰。甸服是五百，黄钟是十一。从大同四年往前推到汉建武四年，共五百一十一年。下葬在三月十日庚寅日，这就是第三个上庚日；坍塌在七月十二日己巳日，这就是第七个中己日。浃辰是十二。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共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相交一次，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四百就是坍塌。” 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共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所以说“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惊叹并佩服他的才智。钦说一向被李林甫憎恶；韦坚死时，钦说任殿中侍御史，因为曾任韦坚的判官，被贬为夜郎尉，后来去世。他的儿子克钧，任都官郎中。吐蕃围攻灵州，军粮即将耗尽，德宗任命克钧为灵、夏二州运粮使，把粮食转运到塞下，守军于是得以安定。【按《唐书》，此后附有卢僎传，但无事迹可录，今删去。】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后来迁居关中。他广泛通晓经术。天宝末年，调任临海尉、丹阳主簿。任期届满后，退居家中。他擅长研究《春秋》，考察三家传说的长短，补缀脱漏，著成《集传》，共用了十年才完成。又撮取其中纲要条目，编成《例》，统摄全书的论说。孔子修订《春秋》，认为夏代政治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端在于粗野；商人承袭夏制而改用恭敬，恭敬的弊端在于鬼神化；周人承袭商制而改用文饰，文饰的弊端在于鄙陋。挽救鄙陋，没有比恢复忠厚更好的办法。文饰，是忠厚的末流。如果从根本上设置教化，弊端尚且会流于末端；如果从末端设置教化，弊端将如何收拾呢？武王、周公承接商代的弊端，不得已而采用文饰。周公死后，没有人知道怎样改变，因此弊端比夏、商两代更严重。孔子为此感伤地说：“虞、夏的治道，使百姓少有怨恨；商、周的治道，弊端多得无法承受。”所以说：“后代即使有创作者，也赶不上虞帝了。”这大概是说，唐尧、虞舜的教化难以施行于末世，而夏代的忠厚应当加以变通，使它得以实现。因此，《春秋》用权变辅助施行，以诚意裁断礼制，用忠厚之道推究人情，不拘泥于空洞的名分，不崇尚偏狭自守，顺应时宜来救治混乱，并根据时势决定贬黜或升进。古语说：“商代改变夏代，周代改变商代，《春秋》改变周代。”

译公羊子也说：“乐于称道尧、舜的治道，以此比拟后世的圣人。”由此可知，《春秋》采用二帝三王的法度，以夏代为根本，并不一味拘守周代典制，这是很明显的。公羊子又说：“幽王、厉王虽然衰败，雅乐还没有变成风；等到平王东迁，人们仍习染周代遗留下来的教化，如果有善有恶，就应当用周代的法度加以纠正。”所以《春秋》断定从平王末年开始，以隐公为开端，是为了挽救世风浇薄、勉励行善，挽救周代的弊端，革除礼制的失误。啖助喜爱《公羊传》《谷梁传》两家，认为《左氏传》解释经义多有错误；他认为《左氏传》出自孔子门人，而且《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多是前代的老彭、伯夷之类，并非与孔子同时的人。左丘明对此感到羞耻，孔子也感到羞耻。左丘明大概就像史佚、迟任那样的人。又说《左氏传》所传的《国语》，篇章缀合杂乱，叙事乖谬刺谬，不是一个人所作。大概《左氏传》是汇集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称它为《左氏传》，并不是因为它确实由左丘明所著。啖助的精心构思，大多属于这一类。赵匡、陆质，是他的高足弟子。啖助去世后，陆质和他的儿子异，褒录啖助所作的《春秋集注总例》，请赵匡加以删补增益，陆质编纂成书，名为《纂例》。赵匡，字伯循，河东人，历任洋州刺史。陆质所称的“赵夫子”，是在大历年间，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教授士匄；以《诗》教授仲子陵、袁彝；以《礼》教授韦彤、韦茝；以《易》教授蔡广成；以《论语》教授强防。他们都各自以所学自成一家，其中士匄、子陵最为卓异。士匄是吴人，兼通《左氏》《春秋》，用这两部经书教授学生，由四门助教升为博士。任期届满应当离任时，诸生联名上疏请求留任，共任职十九年后死于任上，弟子们共同安葬了他。士匄撰写的《春秋》传文，流传得并不广。后来文宗喜好经术，宰相李石因此说士匄的《春秋》值得阅读。皇帝说：“朕已经看过了。这种穿凿附会的学说，只是徒然制造不同说法；不过，求学的人就像挖井得到美水罢了，何必辛苦地到旁处寻求，然后才算有所收获呢？”子陵是蜀人，喜好古学，被举为贤良方正，升任太常博士。他通晓后苍、《大戴礼》和《小戴礼》。有关官员请求确定太祖面向东方的位次，并迁出献、懿二主，子陵议论将二主藏于德明、兴圣庙，他的言论典雅正当。后来不同意见纷纷而起，他又作《通难》答复诸儒，诸儒不能驳倒他。过了很久，他主持黔中事务，选任补授乘传，经过家乡时，西部人以此为荣耀。最终任司门员外郎。子陵以文章义理自得其乐，死后，家中留下的只有图书和几斛酒而已。韦彤是京兆人，研究礼学。德宗时任太常博士。在此以前，天宝年间诏令尚食局每月初一、十五进食太庙，天子派宦官侍奉祭祀，有关官员不参与。贞元十二年，皇帝才开始下诏在朔望进食，让宗正、太常共同供奉。于是韦彤与博士裴堪议论说：“按照礼制，宗庙在朔望不举行祭祀，只有园寝才有这种做法。贞观、开元年间的礼制，如果下令，就不敢改变古制。天宝年间才开始有进食之事，大概是王玙借祭祀亡者为名，把宴饮用的器具和膳食混入祭品，亵渎礼制，不可把这种做法留给后世。《传》说：‘祭祀不是从外界到来的，而是产生于内心。’所以圣人等次安排牲牢，陈列笾豆，凡是昆虫草木中可以荐献的，没有不具备的，用来享祭宗庙、交接神明、完备孝敬之心。洁净的膳食、八珍百品以及可口的食物，美味甘甜的饮食，称为膳味，是用来宴请宾客、沟通人情、表示慈惠的。这样看来，荐祭和宴饮，圣人分明视为两种事，不能混淆。如今如果把熟食进献作为享祭，就不是以区别来表示敬意的意思了。而且祭祀不宜过于频繁，也不宜过于疏远，要因时致祭，取其中道。如今园寝每月两次祭祀，并不算疏；宗庙每年五次享祭，也不算频繁。如果又在朔望增加丰盛膳食，就是失去了礼制的中道。君王考察古制，不敢因为孝思到了极点就超越礼制，也不敢因为肴品太多就贪求滋味。希望停止天宝年间增加的供奉园寝之制，对宗庙依礼供奉珍品，这样两方面都合宜。”皇帝说：“这项礼制是先帝裁定的，仓促改动它，别人将怎样看待朕呢？”徐徐议论其可行性后，朔望进食最终没有废止。韦彤又说，昭陵寝宫被原野大火蔓延烧毁，而宾客在瑶台佛寺举行祭祀；旧宫又在山上，缺少水泉，营造者害怕劳苦，想就近在行宫修建寝宫。皇帝诏令宰相和百官议论。韦彤说：“先王建都立邑，地势不利就迁徙，何况如今有旧宫被毁这样的缘故？现在寝宫失火而迁移修建宫室，并非没有原因。神灵安于迁徙，因而依礼建造寝宫，是最为顺理的。况且其他陵墓都在柏城，因地制宜营建，不越过封土兆域，省力而容易实行。”皇帝不愿改动先帝的制度，仍把宫室建在山顶。韦彤死后，武宗会昌五年，诏令京城不许群臣建造私庙。宰相李德裕等引用韦彤所议的古制说：“庙一定要在中门之外，无论吉事凶事都要向朝廷报告，以示亲近而尊重，不得擅自专断。如今允许在京城外立庙，却不能完全符合这层意思。”礼制规定宫城以南九坊，其中三坊称为围外，土地荒芜，在左边立庙没有妨碍；其余六坊可以禁止建庙。诏令不予禁止，听任依照古制在居所建立家庙。陈京，字庆复，是陈宜都王叔明的五世孙。父亲陈兼任右补阙、翰林学士。陈京擅长文章辞令，常衮称赞他，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后来考中进士，屡次升任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时，听说段秀实被叛贼杀害，七天不上朝。宰相认为正值多难之时，不应阻塞天下政务，这怎么可以呢？陈京说：“丞相的话不对。表彰大节，保护贤臣，是天下安定的原因，何况是这样卓越而特别的人呢？”皇帝说：“好。”回到京师后，陈京升任左补阙。皇帝任命卢杞为饶州刺史，陈京与赵需、裴佶、宇文▯、卢景亮、张荐共同弹劾这位辅政大臣。过了一个多月仍不得召见，百官都战战兢兢，常常像兵刃架在脖子上一样。陈京等说：“陛下又任用他，奸贼吐掌摩拳，势必重新兴起。”皇帝不听，陈京等争论得更加坚决。皇帝大怒，左右侍从纷纷退避，进谏的人逐渐引退。陈京正色说：“赵需等不要仓促退下，应当把不能不说的话全部说完，请求立即罢免卢杞。”皇帝即位时，迎接并寻访太后，久久没有找到，因而懈怠。陈京秘密禀告说：“只要派使者访求踪迹去寻找即可。”皇帝恍然大悟，后来终其一代也不敢把太后置之不顾。当初，玄宗、肃宗已经祔入太庙，迁献、懿二祖到西夹室，引太祖的神位面向东方。

译礼仪使于休烈议论说：“献、懿二祖的亲属尊序高于太祖，如果合祭，太祖的位次就不能正当。请把二祖的神主藏起来，让太宗、中宗、睿宗、肃宗依世次随从世祖面向南，让高宗、玄宗随从高祖面向北。这样禘祭、祫祭不涉及二祖，共十八年。”建中初年，正逢大祫祭，陈京以太常博士身份上言：“《春秋》的义理说，已经毁弃的宗庙神主陈列在太祖之下，尚未毁弃的宗庙神主与祖先合食。没有说毁庙迁主不得享祭。唐家的祭祀制度与周代不同，周代以弃为始封之祖，毁庙神主都在弃之下，所以太祖面向东方，始终统摄尊位。司马晋把高皇、太皇、征西等四位府君另立别庙，大禘、祫祭时仍端正太祖的位次，没有受到屈抑。别庙祭祀高皇、太皇以下，是为了排列亲疏。唐家应当另为献、懿二祖建立庙宇，禘祭、祫祭时祭祀太祖，从而恢复太祖面向东方的位次。德明、兴圣二帝从前已有庙宇，则把二祖的神主藏入并祔其中为宜。”皇帝诏令百官普遍议论。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说：“如今议论有三种：一说献、懿二祖亲属关系已经疏远而迁出，不应参加祫祭，应把神主藏在西室；二说二祖应当参加祫食，与太祖共同享祭，这样昭穆可以齐备，却缺少太祖面向东方的位次；三说应当把二祖引入祫祭、禘祭，那么太祖将永远不能完整保持始祖地位，宜把二主祔入德明庙。即使这样，对人神来说也不会感到厌弃。”景帝既已受命为始封之祖，百代都不迁毁，又配享上天尊位，不能在禘祭、祫祭时暂时使他屈居下位。排列昭穆，是为了申明孝道、尊崇先祖，确实体现了神明的意旨，也是用来教导天下孝道的。况且晋代蔡谟等已有成议，并非没有根据。请在大祫享祭时，奉献主面向东方，懿主居昭位，景主居穆位，重视根本、崇尚顺序，作为万代的法则。祫就是合祭；如果另行享祭，德明庙就是分祭，并不是合祭。”当时议论者都认为正确，于是按照颜真卿的意见，把献、懿二主归还宗庙参加祫祭。贞元七年，陈京任考功员外郎，又说：“兴圣皇帝是献帝的曾祖、懿帝的高祖，以曾孙的神主祔入曾祖、高祖的庙宇，从人情上说最为顺当。”皇帝诏令尚书省会同百官、国子监儒官明确议定可否，议论尚未决断。贞元十九年将举行禘祭，陈京再次上奏：“禘祭是大规模合祭祖宗，必须尊崇太祖，使位次和昭穆端正，请诏令百官议论。”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请求奉献、懿二主祔入德明、兴圣二庙。鸿胪卿王权进一步申述说：“周人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所以《诗经·清庙》篇说‘祭祀文王’，不说祭祀太王、王季。” 那么太王、王季以及更早的祖先，都祔入后稷庙，所以《清庙》篇能够祭祀文王。太王、王季的尊崇，是私亲之礼；祔入后稷庙，是不敢以私亲夺公祖之尊。古代先王迁徙宗庙神主，按照昭穆合藏于祖庙。献、懿二主应当附入兴圣庙，这样太祖面向东方就能保持尊位，献、懿二主也各得其所。”当时主张祔入兴圣庙的占十分之七八，皇帝恍然醒悟，于是决定把二祖迁入兴圣庙。以后每逢禘祭、祫祭，景皇帝便面向东方。陈京从任博士时提出建议，经过二十多年才决定，诸儒不再有异议。皇帝赐给陈京绯衣、银鱼袋。昭陵寝宫建在山上，宦官侍从害怕牵引汲水困难，请求改换地点。宰相不能抗拒，陈京说：“这是太宗的志意，其中的俭朴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不可更改。”议论者大多依附宦官，皇帝说：“陈京的意见很好。”最终没有迁徙。皇帝器重陈京，认为他有宰相之才，想任用他；陈京因患病狂易，自刺而没有死成。又有人说中书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文讪毁谤陈京，皇帝派人诘问，查无实据。然而陈京仍从考功员外郎升为给事中，都兼任集贤殿学士。皇帝怀疑陈京是被忌恨他的人中伤，接连派宦官慰问赐予。后来陈京在延英殿应对，皇帝告诉他将派遣他出任外职，陈京惊惧奔出，于是被罢为秘书少监。死时没有儿子，由侄子陈褒继承。畅当是河东人，父亲畅璀，任左散骑常侍，代宗时在集贤院待制，最终任户部尚书。畅当考中进士，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去世，宫内外服丧期满，皇太子和诸王将服丧三年，皇帝诏令太常议定太子的服制。畅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说：“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大概是通行的丧制。太子为皇后服丧，古代没有明文。晋元皇后去世时，也曾疑惑太子应当服丧。杜预议论说：古代天子服丧三年，安葬后除去丧服。魏代也以安葬为除服的界限。皇太子与国家一体，如果不改变服制而除服，那么东宫臣仆也要穿着丧服进出殿省。太子于是应在卒哭后除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去世，十一月安葬，太子服丧的期限，国史没有记载。到第二年正月，任命晋王为并州都督，既然已经任命官职，应当已经除服了。如今皇太子应当依照魏、晋制度，安葬后举行虞祭，虞祭后举行卒哭，卒哭后除去丧服，但内心服丧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来询问畅当等人：“儿子在服丧人家旁边进食，从来没有吃饱过。如今太子穿着丧服侍奉膳食直到安葬，可以吗？”命群臣服齐衰三十日后按公事除服，也应大致以此作为太子的服丧期限。于是请求像宋、齐两代皇后为父母服丧那样，三十日后除服；入宫朝见时穿墨縿，回宫后仍穿衰麻。补阙石穆质上疏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期，是古礼。臣认为服三年太重，只有实行古礼才合乎礼制。”德宗派内常侍马钦叙对穆质说：“太子有抚军、监国、问安、侍膳等事务，有关官员请求三十日除服，安葬后释去丧服，以墨色丧服终丧，这有什么可疑的呢？”穆质又说：“公除并非古礼。进入公门改变服装，如今期丧以下用縿制，就是这种情况。太子早晚侍奉皇帝，不能与公除相比；墨色丧服而不是衰服，是因军务而夺情。如今太子并不监国抚军，为什么要压抑并夺去他的哀情呢？儿子对父母，礼制虽有差异而感情相同；太子奉事君父的日子长，报答母亲的日子少，难道忍心让他失去孝子的美名吗？”于是诏令宰相和有关官员重新议论。畅当等说：“礼制规定进入公门可以脱去齐衰；《开元礼》规定皇后父母服丧十二个月，入朝会时十三日便除服。皇太子的外祖父母服丧五月，入朝会时五日便除服。恐怕穿丧服入宫侍奉会伤害至尊的心意，并不只是因为军务而夺情。太子公除时，穿墨縿上朝，回宫后穿衰麻，酌情变通制定服制，是可以的。” 宰相于是命太常卿郑叔则起草奏章：安葬后举行卒哭，十一月举行小祥，十三个月举行大祥，十五个月举行禫祭，入宫朝见时就穿墨色丧服，按此执行。等到董晋代替郑叔则任太常卿，皇帝说：“皇太子服期，是因谏官起初提出的，并不是朕的本意；畅当等请求遵循魏、晋旧事，这是正确的议论。”畅当以果州刺史任上去世。【按《唐书》，此后有林蕴传，今移附在韦皋传之后。】

译韦公肃是隋代仪同、观城公韦约的七世孙。元和初年，任太常博士兼修撰。宪宗将要举行耕耤礼，诏令韦公肃草拟仪式典章，宪宗认为很好。太子少傅、代理太常卿事务的郑余庆，因为宗庙中有两位祖妣，对祔祭有所疑问，请各有关官署议论。韦公肃议论说：“古代诸侯一妻九妾，所以宗庙中没有两位嫡妻。自秦代以来，有再娶和前妻死后续娶的情况，继室也都是嫡妻，祔祭两位并无妨碍。晋代骠骑大将军温峤有三位继室，怀疑是否都应称为夫人，便拿此事询问太学博士陈舒。陈舒说：‘妻子虽然先死，荣辱都随从丈夫，礼制规定应祔于祖姑。祖姑如果有三位，就分别推究她们所生的舅氏，这些都应是夫人。生前都是正礼所承认的妻子，死后不能贬低。’于是最终采用陈舒的议论。况且古代嫡妻和继室有不同制度，今天已经没有等级差别，祔配的礼典怎么能不同？卿士的寝中可以祭祀两位妻子，宗庙享祭难道反而要区别吗？古代继室由媵妾充任，今天由嫡妻充任，不应援引古代一妻九妾作为比照，使子孙不能同样荣享祭祀。”有人说：“《春秋》记载，鲁惠公的元妃孟子去世，继室声子入继；声子是孟子的侄女兼娣，不进入惠公庙。宋武公生有仲子，仲子嫁到鲁国，生下桓公；惠公死后，鲁国为她建立宫室奉祀，不与惠公合祭而另立宫室，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了追述父亲的意志。然而，这种情况与前面所说的相比怎么样呢？”回答说：“晋代南昌府君庙中有荀、薛两氏，景帝庙中有夏侯、羊两氏；唐代睿宗庙中则有昭成、肃明两位皇后。因此，太师颜真卿的祖庙中有殷、柳两氏，两位夫人一同祔祭，先例本来就是这样。诸儒不能提出异议。当初睿宗的祥月，太常上奏，朔望停止上朝，由尚食进献蔬食，停止奏乐，其余日子在便殿接受供奉。允许中书、门下官员入侍，除此以外若非奏事不得入见。先帝忌日和晦日之前后三天都不听政；忌日、晦日的第二天，百官从侧门叩拜请见，后来遂成为常例。到这时，韦公肃上言：“礼制规定忌日不奏乐，却没有忌月的说法。只有晋穆帝将要纳后时，因康帝忌月是否应避讳而询问有关官员，当时荀纳、王洽等援引忌时、忌岁之说，驳斥了这种意见。如今有关官员仍沿袭此前的禁令，在二十五个月期限内停止上朝、停止奏乐；丧服期满，礼制就应改变。君王不能因个人感情而超越礼节，所以禫礼以后逐月减少音乐，以渐渐消除哀情，也不能追念久远而反而制定更严的礼制。如今太常不仅停止郊庙之乐，连演习也停止，这叫作反而加重礼制、怠慢神明；有关官员又全面禁止宫内宫外奏乐，这叫作无故撤去音乐。希望依照经典义理，裁正其中的违失。”于是诏令中书、门下召集礼官和学官议论，众人都说：“应当按照韦公肃所请求的办理。”制令准许。韦公肃去世。许康佐在贞元年间考中进士，又考中宏辞科。家境十分贫困，母亲年老，他请求担任知院官。有人讥笑他不挑选俸禄职位。等到母亲丧期已满，凡是征召任命都不接受，人们才知道他是为了亲人而屈身求仕，因此获得声名。升任侍御史，以中书舍人身份任侍讲学士，与王起都受到文宗宠信礼遇。皇帝读《春秋》到“阍弑吴子余祭”时，问：“阍是什么人？”许康佐因为宦官势力强盛，不敢回答。皇帝只是笑了笑，便停止询问。后来皇帝在蓬莱殿读书，召李训询问。李训回答说：“古代的阍寺，就是今天的宦官。君主不应亲近掌刑之臣，这是避免轻视死亡之道。孔子把这件事写入经书，是用来告诫后人的。”皇帝说：“朕亲近刑臣已经很多了，难道不应当忧虑吗？”于是开始秘密谋划铲除宦官。许康佐知道皇帝的意图，便借口有病辞职，罢为兵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懿。【按《旧唐书》记载，许康佐撰有《九鼎记》四卷。】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