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五

译食货略 漕运 唐懿宗咸通元年，南蛮侵犯交趾，征调各道军队前往岭南。诏令湖南的水运从湘江到澪渠，并让江西的水运一起供应行营各军。逆流运输十分艰难，驻屯广州的军队缺少粮食。润州人陈磻石到朝廷进言：“海船到福建后往返，大船一艘可以运送一千石。从福建出发不到一个月就能到广州，得到几十艘船，便可以运送三五万石，胜过江西、湖南逆流运粮。”他又引用刘裕从海路进军攻破卢循的旧事，于是任命陈磻石为盐铁巡官，前往扬子县专门督办海运。这样军队就不缺供给了。宪宗元和十一年，开始设置淮颍水运、扬子等各院。其功效与汴河运输相比，较为节省。敬宗宝历二年，盐铁使王播上奏开通扬州古七里港，使它连接旧官河，以便利运输。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吏部尚书李琪上奏请求下敕各道，合计征差百姓转般运输的数额；有能够出力把官物运到京城的人，运到五百石以上的，未入仕者授予一资，任初任州县官；已有官职者按资历次序升授；欠缺选任资格者立即准许参加选任；运到一千石以上至一万石者，不论文官武官，都给予显著的酬赏。这也是转运仓粮、供养军队的一种办法。下敕租庸司通知各州，有应募的人就上奏朝廷，按规定施行。明宗长兴四年，三司使上奏：“洛河水运从洛口到京城，往返牵船、下船卸货，都是水运牙官负责，每人定额管理四十石。现在洛河岸边到仓门稍远，牙官转运困难，想在洛河北岸另外开凿一处水湾，把船直接引到仓门卸货。”朝廷同意了。周世宗显德二年，皇帝对侍臣说：“转运的物资，过去都给予定额的斗耗，自汉代以来却没有支付损耗。仓库收进的新物尚且有破损损耗，何况水路运输，难道会没有损失吗？今后每石应给一斗损耗。”四年，诏令从黄河以下的汴水一支向北通到五丈河，又向东北到达济水，从此齐、鲁的船只都能到达京师。六年，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从京东疏浚汴河，把汴水引到蔡水，以沟通陈州、颍州的漕运；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通五丈河，以沟通青州、郓州的漕运。宋初东京的制度中，接收四方漕运物资的称为转般仓，计有永丰、通济、万盈、广衍、延丰、顺成、济远、富国，都是接收江淮运输来的物资，称为东河，也称里河；永济、永富二仓接收怀州、孟州等州运输来的物资，称为西河；广济仓接收颍州、寿州等州运输来的物资，称为南河，也称外河。广积、广储二仓接收曹州、濮州等州运输来的物资，称为北河。接收京畿租税的称为税仓，名为广济。接收京东各县租税的，有广积第一仓、左右骐骥监、天驷监，共三仓。接收京北各县租税的，有左天厩坊仓。接收京西各县租税的，有大盈仓、右天厩仓二仓。接收京南各县租税的，也有相应仓廪。专门负责漕运转输的，则有转般仓。太宗端拱元年，徐休复上言：京师内外共有大小二十五仓，官吏四百零二人，计算每年发给的粮食不少于四百万石。希望从今以后，米、麦、豆各以一百万石为一界，每界命常参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专知、副知各二人，共七人共同掌管。诏令准许。然而四条河流所运输的粮食还没有规定定额。太平兴国六年，汴河每年运输江淮米三百万石、豆一百万石；黄河运输粟五十万石、豆三十万石；惠民河运输粟四十万石、豆二十万石；广济河运输粟十二万石。除非遇到水灾、旱灾而大幅减免，百姓缴纳的租税从来没有不达到这个数额的。至道初年，汴河运输的米达到五百八十万石。从此京城积存的粮食充盈到溢出。真宗大中祥符初年，达到七百万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二人〕 凡是从淮南、江南、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水运来的粮食，都在扬州、真州、楚州、泗州四处设置仓库，以接收这些输送来的粮食。不久分派调度船只逆流而上，运到京师，由发运使负责。陕西各州的豆、粟，从黄河三门沿水流经汴河运来，也设置发运使管理。陈州、颍州、许州、蔡州、光州、寿州六州的粮食和绢帛，经石塘、惠民河运来。京东十七州的粮食和绢帛，经广济河运来，都有京朝官、廷臣督促管理。以上三条水道都能通行漕运。河北卫州东北方向经御河通达乾宁军。仁宗嘉祐年间，诏令减少漕船三百艘。熙宁七年，诏令委派官员疏浚广济河，增加设置漕船，按照旧制运输京东米粮上供。十年，提举汴河堤岸司说：京东土地肥沃，谷粟丰富，可以进行漕运，只是河水浅而且水流滞涩，船只不能通行。近来修治京东河岸，开设斗门，使水流通广济河，利益很大。现在请求从通津门内的汴河岸边到东城三十步以内开凿一条河道，并设置斗门，上面安装水磨，下面与河道相通。广济河负责承接和配合漕运，朝廷同意了。徽宗政和元年，张根任江西转运副使，每年漕运米一百二十万石，用来供应中都。江南州郡偏远，官吏难以督促催办，张根常在本司存留三十万石，作为转运的本钱，以宽缓各州郡，当时很受称赞。高宗建炎初年，诏令各路纲运的米粮三分之一运到行在，其余运往京师。二年，诏令二广、湖南北、江东西各路的纲运驶往江宁府，福建、两浙驶往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京西、河北、陕西以及四川的纲运都驶往行在。又诏令二广、湖南北的纲运如果经过两浙，也允许到平江府交纳；福建纲运如果经过江东西，也允许到江宁府交纳。绍兴初年，根据各地情况，专门用两浙的粮食供应行在，用江东的粮食供应淮东，用江西的粮食供应淮西，用荆湖的粮食供应鄂州、岳州、荆南；按照运输数量，责成漕臣将粮食运送归入相应地区，其余送往行在。辽圣宗太平年间，燕地发生大饥荒，户部副使王嘉献计，制造船只，让熟悉海事的百姓用船漕运粮食，以赈济燕地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万石〕

译金朝定都燕地，向东距离潞水五十里，所以修建水闸来调节高良河、白莲潭等处的水，使山东、河北的粮食能够运输过来。各路临河的城镇，都设置仓库储存粮食。世宗在位时，有人请求开通卢沟、金口以进行漕运，役使众人多年，最终没有成功。后来只能用车辆牵引运输，制度是：春运在冰雪消融后开始，暑天两个月结束；秋运在八月开始，冰层凝结时结束。当时刘玑任同知漕运使事，上奏说漕户承担的费用太高，白白浪费官物，应当裁减费用，以节省官府钱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章宗明昌三年，尚书省上奏：辽东、北京路米粮一向充足，应当通过海运送到山东。此前经过察看东京附近的海滨地区，大务、清口以及咸平、铜善馆都可以设置仓库储粮，以沟通漕运。如果山东、河北发生荒歉，就可以运粮去互相救济。皇帝下制说：“可以。”六年，因北部边境运输粮食，搜括各牧群的骆驼，并用金银夹杂其中作为赏赐和慰劳的物资。宣宗元光元年，制造船只运粮，从大庆关到达湖城。元世祖中统四年，诏令从北京运米五千石到开平，所需车辆和牛都由官府供给。至元十三年，派泸州屯军转运漕粮到重庆；但后来丞相巴延提出了海运的建议。于是江南的粮食分为春、夏两次运输，运到京师。原来巴延平定江南时，曾命张瑄、朱清等人把宋朝府库中的图籍，从崇明州经海道运到京师；而运输粮食则从浙西渡江到淮河，再由黄河逆流到平滦，经旱站陆路运输到淇门，进入御河运到京城。后来又开通济州泗河，从淮河到新开河，再经大清河、利津河到海上；因海口被沙堵塞，又从东阿经旱站运到临清，进入御河。至元十九年，巴延向朝廷请求，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派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经海道运到京师。但这是首次实行海运，船只沿山寻找航道，又因风候失时，第二年才到达直沽。又设置京畿漕运司、江淮漕运司二司，仍各自设置分司督办纲运；又设置两个万户府，分别统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只，在扬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三省在济州河制造船二千艘运输粮食，当时仍未专门实行海道运输。二十四年，才设置行泉府司，专门掌管海运，又增设两个万户府，总共四府。到二十五年，内外分别设置两个漕运司，外面的漕运司在河西务设置司署，承接海道粮食运输事务。二十八年，又采纳朱清、张瑄的建议，把四个万户府合并为两个都漕运万户府，只命朱清、张瑄二人掌管。二十九年，采纳朱清等人的意见，再次开通海道，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据说就是这样。明朝漕运制度总共三次变化：最初是支运，后来是兑运，支运与兑运参用；最终支运全部变为长运，制度才确定下来。太祖洪武元年，北伐时命浙江、江西以及苏州九府运输粮食三百万石到汴梁。不久，大将军徐达命忻州、崞州、代州、坚州、台州五州运输粮食到大同。后来又通过海运供应北平、辽东；西北边境则疏浚开封漕河，供应陕西，再从陕西转运粮饷到宁夏、河州。西南地区则命四川、贵州以米折纳中盐，以节省长途运输。当时各路都可以就近转运。成祖永乐元年，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用淮船引淮水到黄河，再驶入卫河，运输到北平，与海运相配合。宣宗宣德四年，平江伯陈瑄和尚书黄福建议采用支运法，命江西、湖广、浙江百姓把粮食运到淮安仓；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池州、庐州、安庆、广德百姓把粮食运到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凤阳、太平、滁州、和州、徐州等地百姓把粮食运到临清仓，再命官军接运到京城的通州、京仓二仓。六年，陈瑄说，江南百姓往返各仓运粮，大多耽误农事，应命百姓把粮食运到淮安、瓜洲的水边，与卫所官军交接，由官军装运到北方，这样军民双方都方便，这就是兑运的开始。宪宗成化七年，才有人提出改兑的建议，应天巡抚滕昭命运粮军队到江南水边交接兑运，并加重损耗定额。几年以后，皇帝才命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全部改为在水边交兑，从此全部改为改兑，官军长途运输遂成为定制。明初曾命武臣督办海运，也曾设置漕运使，不久撤销。成祖以后任用御史，后来又任用侍郎、都御史催促督办，郎中、员外郎分别管理，主事督办交兑，制度并不统一。景帝景泰二年，开始在淮安设置漕运总督，与总兵、参将共同办理漕运事务。漕运司统领十二总，共十二万军队，与京城操练的十二营相当。制度是：总漕巡行扬州，办理瓜洲、淮安过闸事务；总兵驻在徐州、邳州，督促过洪入闸；共同处理漕运军政。负责押送到京、防护漕运的有御史、郎中；押运的有参政；监督交兑、审理刑狱；管理洪道、厂、闸、泉；监督仓库的有主事。清江、卫河设有提举。交兑完毕后，经过淮河、洪道，巡抚、漕运司、河道官员都按照各自的职掌上奏报告。又有把总、留守，都是专门督办运输的官员，所以负责管理漕运的官员，明代最多。盐、铁、茶 唐朝自宣宗即位后，盐法更加严密，官盐销售减少，私盐盗卖增多。负责整顿盐法的是观察判官、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宏正；因为两池盐法败坏，派巡院官司空舆重新制定新法，盐课增加了一倍。后来户部侍郎裴休任盐铁使，上奏盐法八事，这些办法都得到施行，两池的榷课大幅增加。到了后来兵乱遍及天下，各镇擅自谋取盐利，两池归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有，每年进贡盐三千车。宦官田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军粮运输不足，倡议让两池重新归盐铁使管辖，但王重荣始终不奉诏。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下敕，魏府每年征收的随丝盐钱，每两酌情减免。明宗天成元年下敕，各州府百姓应缴纳的散蚕盐钱，按照夏税期限缴纳。晋高祖天福元年下敕，洛京管辖范围内的食盐，每斗酌情减价。周太祖广顺二年下敕，青、白二盐池仍按旧例设置官员抽取盐税。世宗显德三年下敕，漳河以北各州府辖区，过去由官场卖盐；今后除城郭、草市之内仍按旧法禁盐外，乡村一概不许盐货通商。各处有咸卤之地，任由百姓煎炼、兴贩，但不得越过漳河，也不得与禁盐地区通商。

译五代时盐法过于严苛，宋太祖建隆二年才制定官盐阑入的禁法。凡实行榷盐的地区，官府设置标识并派人守望，用来向百姓说明禁令。允许颗盐、末盐通商的地区，各自按照便利情况办理。雍熙以后，因为用兵导致军粮缺乏，命商人向塞下运送草料和粮食，并提高盐价，命江淮、荆湖地区用颗盐、末盐支付。太宗端拱二年设置折中仓，允许商人把粮食运到京师，官府以优厚价格给他们江淮茶、盐。收茶的办法是，凡百姓应缴的税，愿意折成茶缴纳的，也折成茶，这叫折税。卖茶的办法是，凡民间卖茶，都必须卖给官府。仁宗康定元年诏令，商人向陕西及边境运送草料、粮食，愿意领取东南盐的，额外多给；河北又实行三税法，也用盐代替京师发给的缗钱。然而东西两地盐利特别丰厚，商旅不愿领取金帛，都希望得到盐。江湖地区漕运来的盐既混杂低劣，官定价格又高，所以百姓以吃私盐为有利。沿海百姓以捕鱼、制盐为业，成本低而获利丰厚，无赖之徒盗卖私盐的很多，官府急于捕捉时，他们便起而成为盗贼。江淮之间，即使是穿戴冠带的士人也习惯于厚利，有的甚至以贩卖私盐为业。江西的虔州与广南接壤，建州的汀州又与虔州相接；虔州盐质不好，汀州本来又不产盐，因此很多人盗运广南盐来牟利，盐法于是大为败坏。神宗熙宁年间，转运使沈希颜改革榷盐法，请求借用常平钱自行购买解盐，在本路销售，但这种制度也不能全部推行。南渡以后，官府发给本钱，各州设置仓库，命商人领取钞算。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上奏：“如今国家财赋的来源，煮海制盐的利益占了一半；但近年来盐课收入没有增加，商旅不来，都是私盐贩卖造成的祸害。”他请求委派官员分路办理，诏令斟酌施行。宁宗庆元初年，根据提举陈损的意见，把盐课剩余钞改为正支，盐课更加沉重，盐法的弊病也更多了。辽太祖时，因为得到的汉民很多，便把八部中的古汉城划分出来，另设一部；该部所辖城池有盐池的利益，八部都从那里取得食盐。征讨幽州、蓟州回来后，军队驻扎在和拉泺，太祖命令取盐供给军队，从此和拉泺的盐越来越多，上下都够用了。太宗会同初年，晋献出十六州土地，其中包括瀛州、莫州，辽朝开始得到河间煮盐的利益，并在香河县设置榷院。于是燕云以北暂时食用沧州盐。当时产盐的地方，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都由五京计司分别按所在地管理。金世宗大定三年，制定军人煮私盐和盗卖官盐的法律，命明安、穆昆负责巡捕。二十五年，设置山东等七个盐司。章宗明昌二年，省臣认为山东盐课不足，是因为盐司官员出巡时不敢擅自捕人，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如有盗卖私盐，听凭盐司官员立即捕捉；百姓私自煮盐或藏匿私盐，则约同所属官府收捕。泰和六年，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说：“国家用度最重视盐课，如今山东亏欠盐课很多，大概是因为私煮、盗卖者结成团伙，盐司不能捕捉，统军司、按察司也不加禁止。”应当制定制度，按各官在任时盐课增加或亏欠的实际情况，命盐司报达省部，作为升降官职的依据。于是诏令，统军司、招讨司所属部队有人犯法的要处罚，并命按察使及有关官司察究。元朝从太宗时开始实行盐法，世祖中统二年又重新申明确定。至元十九年，议论设置盐使司、出售盐引的办法，选择有利于百姓的方式实行，并命按察司查核运司的文卷。元初朝廷的用度，盐利占十分之八；两淮盐利占天下盐利的一半。盐法日益败坏。郝彬奉行户部尚书省的管理办法，郝彬请求估量船只所能通行的水陆道路，使各处路程均等，在盐场建六座仓煮盐并储运，听任各地商人到转运司领取仓筹，确定数量后再购买盐引。文宗天历二年，行省再次请求命商人运粮到中盐。到顺帝元统二年，京师在南城、北城设置盐局，由官府自行售盐。明太祖洪武初年，各产盐地区陆续设置官署：两淮等地设都转运使六处，广东等地设盐课提举司七处，盐课司一处。然而明代盐法中的开中制度，以山西各仓实行得最好：有的缴纳一石米，有的缴纳一石三斗米，便发给一张淮盐小引，商人立即拿原引到所在地官司缴验，因此转运费用减少，边境储粮充足。后来各行省边境大多招募商人中盐，作为军储，盐法和边防筹备相互辅助实行。后来制定中盐条例，向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等仓缴纳米粮，根据道路远近，定额从五石到一石不等；前后增加或减少的条例并不一致，大体取决于当时缓急、米价高低，以及中盐者是否获利；道路遥远、地势险要的地方，缴纳数额就减少，使条件较轻。成祖即位后，因为北京各卫所粮食储备不足，停止天下各地的中盐，专门在京城各卫所实行开中。后来因为安南新近归附，粮饷更加难以接续，于是各地又重新招募商人中盐，其他边地也依次恢复。英宗正统三年，宁夏总兵官史昭因边军缺少马匹，便上奏请求纳马中盐。但以马中盐开始时，是验收马匹后发给盐；后来改为把银子交给官府，用来买马。银子收入布政司后，用于宗禄、屯粮、修边、赈济，这些都由此而来。银子用尽而马匹没有运来，边境储备也将告竭，于是招募商人中淮盐、浙盐、长芦盐来缴纳。旧例中盐时，由户部张榜招募商人，不允许商人直接上奏。富人吕铭等人依托权势显贵，上奏请求中两淮存积盐，户部官员竟然批准了。户部尚书马昂不能坚持公正，从此权势豪强多参与夹带中盐。商人因中盐失去利益，盐法于是败坏。后来给事中管怀理虽然极力陈说弊端，也不能实行改革。虽然负责整治盐法的人必定派遣重臣，但最终还是比不上明初的制度，不能充实边储、清除积弊。

译铁冶的税课方面，后唐明宗长兴元年下敕：“今后不论农具、烧器以及日常使用的各种器物，都允许百姓按照方便自行铸造；向官府缴纳农器钱，随夏、秋二税一并送纳。”晋高祖天福六年下敕：“各道的铁冶归三司管理，今后允许百姓按自己的方便铸造。”宋徽宗政和年间，臣僚说：“各路出产铁很多，百姓依靠它作为日用品，请仿照茶、盐法，实行专卖后出售。”于是户部说：“详细筹划由官府设置炉冶，收取铁后发给盐引式凭证，招募商人通行销售。”辽太祖时，哈准部铁很多，设置铁冶；得到东平县产铁之地后，便设置采炼者，随赋税缴纳。又因铁利州也多产铁而设置铁冶。金海陵王正隆三年，派使者巡检各路铁冶。章宗泰和年间，李复亨上奏：“民间销毁农具来供应军器，我私下认为不妥。”汝州、鲁山、保丰、邓州以南都产铁，可以招募工匠设置铁冶，既能获利，又不使百姓困苦，朝廷同意了。元朝的铁冶在世祖中统三年设置，后来派重臣监督，鼓铸农具，设局出售；之后又设置铁冶总管府及提举司，专门管理此事。明太祖洪武六年，设置江西等地铁冶十三处。后来成祖永乐年间，又在四川各地设置铁冶。到英宗正统十四年，广州设置铁厂，由盐课提举司管理，像盐法一样禁止私自贩卖。茶叶专卖法方面，唐宣宗大中初年，盐铁转运使裴休请求整顿茶商的税收，委派强干的官吏在茶山出口处布置人员把守缉捕，按规定加收一半税额。昭宗天祐末年，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禁止南方茶叶，自己采摘山上的茶叶，把那座山命名为大恩山，以此谋取利益。宋太祖乾德五年，诏令百姓缴纳茶税折算的部分以外，其余茶叶全部由官府收买储藏。宋代茶叶已经盛行，当时有十三处产茶场：蕲州有王祺、石桥、洗马三场；黄州有麻城场；庐州有王同场；舒州有太湖、罗源二场；寿州有霍山、麻步、开顺口三场；光州有商城子安场。除这些茶场外，建茶还另设务所，制作龙凤等各种样式，以品质好的充作贡品。南渡以后，特别设置官员管理的茶场，则有洪州、江州、兴国军、潭州、建州等处。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诏令禁止伪造茶叶。端拱二年，设置折中仓，允许商人把粮食运到京师，领取江淮茶，办法与盐法相同。收茶的办法是，凡百姓应缴的税，愿意折成茶的，也折成茶缴纳，这叫折税。卖茶的办法是，凡百姓出售茶叶，都必须卖给官府。其中，供日常使用的，称为“食茶”；茶运出境，就发给茶券。商人愿意进行贸易的，缴纳钱或金帛，由京师榷货务以货物换取茶引，再凭茶引取茶出售【按：射茶的方法，就是用货物换取茶引，凭引取茶后出售】；茶引按照所射取的数额发给，称为“文引”。但后来有的设置官营茶场，有的设置缉捕私茶的机构，榷茶的赏罚法规也越来越严密。南宋绍兴以后，于是设置榷场，在金境内交易茶叶【建炎二年诏令成都诸州更改茶法，令茶商直接在茶园买茶，不再由官府收购，只是严禁私商而已】。金初，茶叶多在宋境的榷场进行贸易；到章宗承安四年，淄州、密州、宁海、蔡州各设置作坊制造新茶，交给各司、县出售。购买茶引的人缴纳钱或折合物品，听任各人方便。元世祖至元六年，开始设立榷茶场使司；十七年，又在江州设置榷茶都转运司，总管江淮、荆湖、福建的茶税；十九年，在江南由官府设置机构，令商人购买茶引。但这种制度屡次变更。成宗元贞元年，停止征收茶税。元统元年，江浙、湖南、江西、湖广都重新设置榷茶转运使。明代制度有官茶和商茶，都储存在边地用来交换马匹。官茶间或征收课税钞，商茶缴纳课税，大致如同盐法。起初太祖命令商人在产茶地置茶，缴纳钱后申请茶引【按：明代产茶之地有南直隶的常州、庐州、池州、徽州，浙江的严州、衢州、绍兴，江西的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的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州，以及成都、重庆、嘉定、夔州、泸州】；设置茶局、批验所，称量检验茶叶，茶叶与茶引不相符合的，就作为私茶。后来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规定税额。禁止私茶的办法是：从三月到九月，每月派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往来络绎不绝。到宣宗宣德十年，才确定改为每年三月派遣一次。又在秦州、洮州、河州、雅州等州设置茶马司，主管以茶换马的政务。又在成都等处设置茶仓，令商人缴纳米粮来中茶。后来发展到专门派遣御史巡察，终于与盐法相同。世宗嘉靖三年，御史陈讲认为商茶低劣伪杂，全部征收黑茶；但黑茶产地有限，于是把茶分为上、中两品。神宗万历以后，湖南所产茶叶价格很低，商人多越境私贩。御史李楠请求禁止湖茶，说湖茶使茶法、马政两方面都产生弊病【按：明制以茶同各番人交换马匹，特设官员专门主管此政，职权颇重】；应当命巡茶御史召集商人发给茶引，愿意申报汉兴保防者准许中茶，越境向湖南贩运的予以禁止。榷酤 唐文宗太和八年，停止京师榷酤。到武宗会昌六年，下诏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榷麴，并设置官店酿酒出售，代百姓缴纳榷酒钱，同时充作资助军用的费用。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设置榷麴；浙西、浙东、鄂岳三处设置官店酿酒出售。梁太祖开平三年，下诏允许各道州府百姓自行制造酒麴，官府不再禁止。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下诏三京、邺州及各道州府乡村人户，按夏秋田苗，每亩缴纳麴钱，允许百姓自行制造酒麴、酿酒。周世宗显德四年，下诏停止先前设置的卖麴都务，乡村人户都允许自行制造米醋，也可以购买酒糟制醋；酒麴的条法仍照旧施行【按：晋、汉以来，各道州府都临时设置麴额，设置都务卖酒，民间的酒醋因此多淡薄低劣。皇帝知道这一弊病，所以命令更改法令】。宋代制度是三京由官府制造酒麴，允许百姓缴价购买；各州城内都设置酒务酿酒，县、镇、乡里有的允许百姓酿酒并规定每年课额；如果还有余利，当地都请求由官府专卖。真宗景德年间，天下太平日久，掌管财赋的官员法禁越来越严密，诏令说：“榷酤的法令一向有固定规制，应令计司制定为永久实行的条例，内外不得再议增加课额。”

译至道年间，各路都设置酒务、征立课额，只有防州、黔州、达州、开州、施州、涪州、云安、梁山、福州、汀州、泉州、漳州、兴化以及广南东西两路的各州军不设置榷酤。仁宗时，河北酒税务有监临官，转运司又派官员考核比较每年的课额。到高宗建炎三年，张浚任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赵开说蜀地百姓已经困苦，只有榷酤还有盈余，于是大幅更改酒法，从成都开始，依照旧有的扑卖坊场设置官府主管；百姓带米到官府，自行酿酒，按斛缴纳钱。第二年将这项法令推广到四路，于是东南各地的酒课额日益增加。辽自神册以来没有榷酤之法，自从冯延休、韩绍勋建议后才兴办酒税；辽东地区与南京各路一例办理，但各项税都缴纳给头下军州，只有酒税缴纳给上京盐铁司。金世宗大定三年，省臣上奏说中都酒户多有逃亡，因此课额更加亏缺。皇帝说：“这是官府不严格禁止私自酿酒造成的。”命令设置一百名军士，隶属于兵马司，与酒使、副使合计一千人巡察；即使权要之家也允许搜查，奴婢犯禁就杖责其主人一百下，并命大兴少尹招回复业酒户。十八年，命戍守边地的女真人遇到祭祀、婚嫁、节日，可以自行酿酒。二十七年，商议把天下的院务依照中都的例子改收麴课，但允许百姓自行酿酒。元太宗开始设置酒课，规定由酒务、坊场的官府实行榷酤并办理课税，仍以各州府司县长官充任提防官，隶属征收课税。世祖至元十六年，将大都、河间、山东的酒税课一并归入盐运司。二十二年，右丞卢世荣等人说酒课应改为榷酤制度，令酒户自行准备工本，由官府收购。英宗至治元年，因营田提举司征收酒税扰民，命有关部门兼管榷酤。文宗天历二年，中书省大臣说：“京城酒坊五十四所，每年缴纳课税，近来有时把它赐给诸王、公主以及各宫观寺院。诸王、公主自有封邑岁赐，宫观寺院也各有固定产业，它们的酒课全部仍旧缴纳官府为宜。”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明代不设置榷酤法。【臣】等谨慎考察：《通志》原书在榷酤之后另立“算缗”一门，所记载的从汉代到陈朝为止，没有涉及隋、唐。这是因为隋以后没有这种制度。现在考察唐、宋、辽、金、元、明诸史，以及各代的会典、会要和各朝诏令、奏疏、奏议，都没有相关记载，由此可知唐以后各朝都没有算缗制度。杂税 唐德宗时，军费供应不足，于是征收间架税和除陌钱。间架法规定：每两架房屋为一间，上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官吏拿着笔和算筹进入人家，计算房屋间数。除陌法规定：官私之间的给付以及买卖，每缗钱官府留五十钱；给付其他物品以及相互贸易的，也约按钱数折算。五代时有津渡税。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诏废除沧州、德州、棣州、淄州等三十九处的渡钱；如果水涨，听任百姓设置渡口并收取渡钱。二年，下诏从今以后，宰相、枢密使带平章事，兼任侍中、中书令，节度使，都依照旧例缴纳礼钱：宰相、枢密使三百千，藩镇五百千，作为中书门下的公用钱【按：五代时天成元年，门下省、中书省奏请缴纳礼钱以充公用；宋建隆年间又恢复施行】。太宗淳化元年，下诏各处的鱼池旧由省司管理，属于与民争利；从今以后，池塘、河湖中的鱼鸭等物，任凭百姓捕取；如果经过市场出售，就征收税。神宗元丰二年，有关部门说纲船有商人附载，存在滞留阻碍的弊病，请在泗州设置堆垛场；商货到达后先进入官场，由官府用船运到京城，逐渐缴纳船税。皇帝同意了。新法施行后，出售坊场、河渡；到哲宗元祐五年，因户部郎中高镈进言，稍微停止、减少了这些征收。至于牙契税，则始于太祖开宝二年：开始征收百姓印契钱，令百姓典卖田宅缴钱，在契约上加盖印记，缴纳契税的期限为两个月【按：《文献通考》认为税契始于东晋，历代相承，但史文简略，不能全部考察】。神宗元丰年间，又令百姓进行交易时由官府为之作凭据，因而收取其利息。辽太祖神册三年，在炭山以北设置羊城，以沟通市场贸易。圣宗统和元年，南京留守上奏说秋雨损害庄稼，请暂时停止关卡征税，以便山西地区进行粮食买卖。七年，下诏说南北府市场商人太少，应按规定由各部派车一百乘前往集会，开通奇峰路，沟通易州市。后来耶律隆运任大丞相，因南京年成不好，请求免除百姓的农具钱，又请求平定各郡商人的物价，皇帝都同意了。十五年，放宽东京鱼泺的禁令。十九年，减少关市税。圣宗开泰二年，下诏贵德、龙化、仪坤、双辽以及同祖七州，按同一标准征收商税。金代制度规定：在租税之外，还要按田园、房屋、车马、牛羊、树木种植等的数量，以及所藏钱财的多少征钱，称为物力；又有铺马钱、军需钱、输庸司吏钱、河夫钱、桑皮钱、故纸钱等。又有牛具税。诏令内地各路，每一具牛征收粟三斗；后来又规定每二十五口民征算一具牛。世宗大定三年，因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进言，确定城郭出租等各种税；至于醋课，则始于大定初年，因为国用不足，暂时实行榷醋以补助经费，后来随即废止。章宗明昌元年，下敕令尚书省确定院务课和商税额。元成宗元贞二年，下诏江南道士人买卖田地要缴纳商田税；又下诏民间马、牛、羊每一百头取一头。九年，因冀宁年成不好，放宽山泽禁令，听任百姓采捕。然而元代额外征收的课税很多，例如历日课、契本课、河泊课、山场课、窑冶课、房地租课、门摊课、池塘课、蒲苇课、食羊课、荻苇课、煤炭课、撞岸课；各省、各路的数额多少并不一致。明初关市征税还比较简约，后来增设的机构逐渐增多，有都税、宣课，有司、局、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征税课有本色、折色，又令军卫自行设置抽分场。太祖洪武十年，派宦官、国子生和各部委派的官员各一人，核实税课，制定为固定额。

译仁宗洪熙元年，增加市场店铺的门摊课钞。宣宗宣德四年，开始设置钞关；凡是受雇装载货物的船只，按照所载货物的多少以及路程远近缴纳钞钱【按：当时有漷县、济宁、泰州、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钞关，按船只大小、长宽来区别税额，称为船料】。宪宗成化以后，凡抽分竹木只收钞钱的，都改为收银。世宗嘉靖八年，下诏各直省关税过去收钱钞的，以后一律改收银。四十二年，命令各关在规定税额之外的剩余盈余，全部归入公帑。穆宗隆庆二年，开始发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不久又命令，离府近的钞关由知府收解，离府远的由佐贰官收存于府库，每季度解送户部。万历以后，稍微减免税额；到熹宗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求恢复各路冲要之地的钞关，依照万历时的旧例，诏令准许施行。庄烈帝崇祯年间，又在各关屡次增加税额。但明代各种课税开始收钞，间或折收米，后来钱钞各收一半，最后折收白银；折色、本色按年份轮流征收，本色收入归内库，折色收入归太仓。平准【均输】唐德宗时，赵赞请求设置常平官，并在两都、江陵、成都、扬州、汴州、苏州、洪州储存布帛，设置常平轻重本钱，数额上至一百万缗，下至十万缗；积存米粟、布帛、丝麻，价格贵时降低价格出售，价格低时提高价格收购，并向商人征收榷钱来充实常平本钱，皇帝同意了。宋代均输、市易的制度，始于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如今天下财用没有余裕，主管财赋的官员拘泥于弊旧的法令，内外互不了解，盈余和亏缺不能互相调剂；各路每年上供都有固定数额，年成丰收时，沿便道可以多运来，却有时不能获利；年成歉收时，物价昂贵，难以供应，却又不敢少缴。远方要加倍输送，中都却以半价出售，只是使富商大贾乘公私急需之机，擅自掌握物价涨落和聚散的权力。如今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赋税，而他的职责是管理茶、盐、矾、酒税等事务，军储和国用多仰赖他，应该拨给他钱货作为经费，使他全面了解六路财赋的有无并加以调剂。凡是购买、征收、上供的物资，都可以把贵处的物资转到便宜处，用近处的替代远处的；令他预先知道中都府库每年支用和现存的确定数额，以及应当供应的物资，便可以根据方便变易、储买，以等待朝廷命令。逐渐把调节物价、聚散货物的权力收归公家，调剂各地有无，以便利转运，那么国用可以充足，民间财力也不会匮乏。诏令本司制定条例上报，并任命发运使薛向主管均输、平准事务，赐给内帑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当时朝廷议论担心此举扰民，多数人认为不可。薛向既已主管此事，便请求设置官员、配置属吏。皇帝说：“这件事是全新的，如果发生纷乱，朝廷必须坚定地主持它，使他能够自行选择属吏。” 薛向于是征辟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官。权任开封府推官苏轼说：“均输立法之初，所说的道理还很浅薄，只是说把贵处的物资运到便宜处，用近处的替代远处的。然而广泛设置官属，支出大量缗钱，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明说是收购，但既然允许官府变易货物，变易一旦实行，就不可能不与商人争利，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商贾经营有曲折，难以办理：他们买货时要提前付款，卖货时要到期后才收取货款，还要多方互相周济、委曲相通。如今官府购买这些物品，必先设置官员、役吏，簿书、廪禄的支出已经很多；不是优良货物不收，不行贿就不能办理。因此官府收购的价格必然比民间高；到出售时，弊病又会像从前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得到？即使其中略有收益，商税额的损失也一定很多。”谏官李常也批评均输不便。当时皇帝采用王安石的主张，没有采纳他们的话。元丰二年，下诏实行市易旧法，允许人赊借钱，以田宅或金银作抵押；没有抵押物的，由三人互相担保后发给。高宗建炎三年，皇帝车驾初到杭州，朱胜非任宰相，两浙运副王琮说，本路上供的和买绢，每匹都折纳钱，以帮助国用，皇帝答应了。诏令说：“朕多次下达宽免体恤的诏令，但由于经费紧迫，不能完全实现心中所想。如今听说江南预先和买绢，其弊病尤其严重，可以下令江浙减免四分之一，以宽缓百姓负担。”辽太祖神册三年，在炭山以北设置羊城，以沟通市场贸易。圣宗统和年间，耶律隆运任大丞相，因南京年成不好，请求免除百姓的农具钱，又请求平定各郡商人的物价，皇帝都同意了。金宣宗兴定三年，商议施行均输；又下敕令边城和买实行均输，不得摊派给贫民。元世祖中统四年，下诏在燕京设置平准库，以调节物价。至元二年，设置各路平准库；十三年，在各路设置四易库，共十一所，掌管交易钱帛及各种物品。成宗元贞元年，下诏大都路的和顾、和买以及徭役，由各色户与百姓平均承担。明太祖洪武二年，命令内外军民官司都不得借和顾、和买之名扰害百姓；如果官司缺少所需物品，应按照时价，以物价相当的原则收买，或向客商购买货物，并立即付给价钱。如果有压低、驳减价格，或不立即付价的，由监察御史、按察使察访究治。此后也不再设置平准、均输的制度了。平籴【常平义仓】

译唐宪宗元和六年，下诏说：京畿旧有的粮食已经用尽，而粟、麦尚未成熟，应当用常平义仓的粟二十四万石借给百姓。各道州府缺粮的地方，依照旧例借贷。十三年，户部侍郎孟简上奏说：“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处的斗斛，请准照旧例减价出售，只把石数上报有关部门，不再收回管理；州县可以专门用来便利百姓。”皇帝同意了。敬宗宝历元年，因两京、河西大丰收，委托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害。文宗开成元年，户部上奏说：“各州府设置的常平义仓，请从今以后将公田、私田的亩数合计，每亩另缴粟一升，每年增加储存在义仓中的粮食。”征收极轻，事情一定能够办成；年岁稍久，自然会充盈。皇帝同意了。周太祖广顺元年，下敕说：“天灾流行，各地轮番发生；如果竟然闭市不卖，难道是爱护百姓吗？应令沿淮渡口、镇、浦不得闭粜。”宋太祖乾德元年，下诏说：“多事之后，义仓逐渐废弃，年成有时稍有歉收，便因没有预先储备而失误。应令各州在所属各县分别设置义仓。”从今以后，官府征收的二税，每石另征一斗，储存起来。三年，下诏说：“百姓想借义仓粮食用作种粮和口粮的，令州县立即按人口发给，并把数额上报，不要等待批复。义仓不足、应当动用公廪的，要上奏等待批复。”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丰收，物价非常低，分派使臣在京城四门设置粮场，提高价格收购，令有关部门腾出附近仓库储存；等到年成饥荒时就减价卖给贫民，每人不得超过一斛。真宗景德三年，下诏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各设置常平仓，酌量留出上供钱交给司农司登记入账，委托转运使和本州另派一名幕职官专门管理。每年夏秋加价收购，遇到物价上涨就减价出售；或者粮食存放三年以上而没有出售，就改充粮廪，另用新粮补足数额。到天禧四年，下诏荆湖、川陕、广南也一并设置常平仓。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说：“常平、和籴，州县只把它看作具文；所谓以新粮换旧粮的法令，偶有亏损也从未追问；所谓不许借贷的法令，常常把粮食全部充作其他用途，实际上没有储粮。”于是下诏委派官员普遍巡行按察。辽圣宗统和十三年，命令郡县设置义仓，每年秋收成熟、社日时，百姓按照收获情况由每户拿出粟储存在仓中，遇到歉年就发放赈济百姓。后来东京、苏州、复州、辰州、海州、同州、银州、乌州、遂州、春州、泰州等五十多座城，以及沿边各州，都各有和籴仓，依照祖宗的法令以旧粮换新粮，所在之处没有少于二三十万石的；即使屡次兴兵，也从未缺乏军用。后来到道宗太康年间，耶律孟简因中京饥荒，减价出售粟米以赈济百姓。金太宗皇统二年十月，燕京、西京、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地秋收成熟，命有关部门提高价格和籴。世宗大定十二年，下诏在都城和籴以充实仓廪，同时使钱币流通。又下诏，凡秋收成熟的郡，广泛收购粮食，以备水旱灾害。十四年，下诏确定常平仓制度，在内外推行。这一制度不久便废止。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请求恢复设置常平仓，皇帝敕令省臣详细议论上报。省臣说：“大定旧制，丰年提高市价十分之二收购，歉年降低市价十分之一出售。丰年提高价格收购，是担心物价太低伤害农民；歉年降低价格出售，是担心物价太高伤害百姓。提高、降低价格来平衡粮价，所以称为常平，并不是要让天下百姓专门依赖它供给粮食。”制度创立之初，贵在一定要施行。命令各路提刑司、计司兼管此事；郡县阻挠拒绝的予以纠察，能够推行的加以升擢任用。如果中都路有年成不熟的地方，就依照常平仓法，减价三分之一出售。诏令同意了。三年，下敕令州府进行粜籴，可以由各县设置仓库，命州、府、县官兼任提控、管勾。又下敕令，在设置常平仓的地方，由州府官员提举，县官兼管其事；把收购粮食的多少作为标准，酌量调整价格，作为永久制度。又告谕上京路的州县尚未设置常平仓，如果也可以设置，就确定应当储备的粮食数目上报。五年，尚书省上奏说：“明昌三年开始设置常平仓，确定为永久制度。天下常平仓总计五百一十九处，现在积存的粟数可以供官兵食用五年，米可以供四年使用，但现有钱数仅够支用两年。况且近年略有丰收，米价仍然昂贵，如果再预先收购，恐怕米价会在民间上涨，不便施行。”于是下诏暂时停止内外常平仓和籴，等到官钱有余时再实行。元初在乡社设置义仓，又在路、府设置常平仓，使歉年不损害百姓，丰年不伤害农民，粮价不至于过低或过高，百姓也不至于面有菜色。常平仓制度在世祖至元六年开始设置。八年，将和籴粮以及各路仓库拨来的粮食储存在其中。二十三年，确定铁法，又用铁课收购粮食，充作义仓储粮。和籴的办法，各路、府都一律申行。到仁宗延祐四年，下敕令郡县各社重新设置义仓。明英宗正统四年，因大学士杨士奇进言，命户部实行平籴以储备荒年。到五年，令六部、都察院推选属官，领敕分赴两畿及各省府、州、县，设置预备仓，发放当地库银收购、出售粮食并储存。军民中有能够拿出粮食帮助官府的，授予散官，并在其门上加以表彰。宪宗成化十八年，命令南京出售常平仓粮。当时年成歉收、米价昂贵，南京户部议定减价出售以救济百姓，等秋收后再平价收购补还仓库。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五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