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十五

译列传 唐【十五】傅奕、吕才、陈子昂【王无竞、赵元】傅奕是相州邺县人。隋朝开皇年间，以仪曹的身份侍奉汉王杨谅。杨谅谋反时，问傅奕：‘今年荧惑星进入井宿，究竟会怎样？’傅奕回答：‘东井是黄道经过的地方，是荧惑星的宿舍，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它进入地上的井中，才会成为灾祸。’杨谅大怒，不久便败亡。傅奕因这番回答获罪免职，迁居扶风。高祖任扶风太守时，以礼相待。高祖即位后，授任太史丞。当时防令庾俭因父亲庾质用占候之术触犯炀帝而死，为惩戒此事，认为以术数做官可耻，便推荐傅奕代替自己。傅奕升任防令，与庾俭同列，多次排斥诋毁他。庾俭并不因此怨恨。于是人们多称赞庾俭仁厚，同时称道傅奕直率坦诚。当时国家制度刚开始创建，多沿用隋朝旧制。傅奕认为承接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请求改正朔、换服色、改变律令、革除官名。太仆卿张道源建议说：‘官署文书簿册繁多杂乱，容易被欺骗，应当减少它们来约束吏员的奸诈。’公卿都认为不可行，只有傅奕赞同，因此被众人阻挠讥讽，未能实行。武德七年，他上疏极力抨击佛教说：‘西域的教法没有君臣父子关系，用三涂六道恐吓愚民、欺骗庸人；追究过去的罪业，窥伺将来的福报。甚至有人身陷恶逆之罪，却在狱中礼佛，口诵梵语，企图侥幸逃脱。’ ‘况且人的生死寿夭本来取决于自然，刑罚、恩德、威势和福禄则取决于君主。如今佛教徒假托神意，都说这些事情由佛决定，侵夺天理，窃取君主的权力。《尚书》说：“只有君主能施福，只有君主能施威，只有君主能享用美食。臣下若擅自施福、施威、享用美食，就会危害自己的家族，使国家遭殃。”五帝三王时还没有佛法，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国运长久。到汉明帝时才开始建立佛寺，但只是西域僧人自行传播他们的教法。西晋以前，不允许中原人剃发奉佛。到石勒、苻坚扰乱中原时，才放宽了这一禁令。君主昏庸、臣下谄媚，政令残暴、国运短促，都是奉佛造成的。梁武帝、齐襄王尤其足以作为警戒。从前褒姒一个女子迷惑幽王，就能使国家灭亡，何况如今僧尼十万人，雕刻绘制泥像来迷惑天下，难道不会亡国吗？陛下如果把十万僧尼配成夫妻，让他们十年生育繁衍，十年教训训练，就会兵农两足，所获利益难道还说得尽吗？从前北齐章仇子他曾说：“僧尼和佛塔寺庙，外面被宰臣毁坏，里面被妃嫔嫉恨，明里暗里受到诽谤，最终死在都市。”周武帝灭齐后，封赠并宠荣他的墓，臣私下认为这是贤明之举。’他又上奏十二篇论说，言辞更加痛切。皇帝把这些意见交给有关官员讨论，只有张道源支持他的请求。中书令萧瑀说：‘佛是圣人。不承认圣人的人就是无法无天，应当杀掉。’傅奕说：‘礼制开始于侍奉父母，结束于侍奉君主；可是佛逃离父亲出家，以平民身份抗拒天子，以继承父母血脉的身份违背亲人。萧瑀并非出自空桑，却尊崇佛的言论，大概就是所谓“不孝之人没有亲人”。’萧瑀不回答，只合掌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立的。皇帝认为傅奕说得好，但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便因其传位而停止。起初，武德九年，太白星运行到秦分，傅奕上奏说秦王将拥有天下。皇帝把奏书交给秦王。太宗即位后，召见傅奕并赐他饮食，对他说：‘你先前的奏书差点害了我。不过从今以后，不要有所忌讳，要把话全部说出来。’太宗又曾问他：‘抵制佛法应当怎么办？’傅奕说：‘佛不过是西方的狡猾之人，欺骗诱导愚民而把自己神化。佛法传入中国后，又有轻薄小人和幻术之徒模仿象形，借老子、庄子的学说加以文饰，对国家有害，对百姓没有补益。’皇帝对他感到惊异。贞观十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傅奕临终遗言告诫儿子学习六经和名教，嘱咐不要学习妖妄之法，死后应当裸体埋葬。傅奕虽然擅长数术，却曾自己说他的学问不能传授给别人。他还注释《老子》，并把晋、魏以来与佛教辩驳的文章汇编成《高识篇》。武德年间，改定漏刻法和十二军号，都说是傅奕制定的。吕才是博州清平县人。贞观年间，祖孝孙增删乐律，与精通音律的王长通、白明达反复质疑辩难，始终不能解决。太宗诏令侍臣推举精通音律的人，中书令温彦博禀告说吕才天资非凡，听到或看到一种事物，立即就能探究其中奥妙。侍中王珪、魏征也极力称赞吕才。吕才制作尺八共十二管，长短不同，与音律相合。于是召吕才入弘文馆值班，参与讨论音乐事务。皇帝曾读周武帝的三局象经，不能通晓。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能够解释，便召来询问。蔡允恭年轻时只通晓大略，年老后已经忘记。皇帝试着询问吕才，吕才退下后经过一夜便理解了其中内容，绘制完整图形上奏。蔡允恭回忆旧日所知，竟与吕才完全相同，吕才因此知名。屡次升迁后任太常博士。皇帝认为阴阳家流传的书籍多有谬误、伪造和浅陋之处，厌恶世人越来越拘泥畏惧，便命吕才与年高博学的老师删去繁杂错误的部分，选取可用内容编成五十三篇，与旧书四十七篇合计一百篇，下诏颁行天下。吕才议论问题时，以儒家学说为本而不鄙俗，推求经典义理来挽救世俗弊病，文辞旨意明白切实，对时事很有益处，因此删定其中三篇。‘卜宅篇’说：‘《诗经》称观察山冈的阴阳，《尚书》说占卜洛地以决定宅地吉凶，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到了近世，却出现五姓之说，说宫、商、角、徵、羽五音，天下万物都分别与它们相配，用来判断吉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枚〕 ‘然而这些说法都不相类，如把张、王归入商，把武、庾归入羽，只是因为字音相近而牵强附会。至于把柳归入宫、赵归入角，又并不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姓分属两类，复姓中的几个字又无从归类，这不过是乡野之人和巫师的说法罢了。考察《堪舆经》，黄帝对天老时才开始谈五姓；况且黄帝时代只有姬、姜等几个姓。后世因赐族而姓氏越来越多，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都出自姬姓；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都出自子姓。后来有的因官职命氏，有的因封邑赐族，本源相同而支末不同，怎么能配属于宫、商、角、徵、羽呢？《春秋》把陈、卫、秦说成水姓，把齐、郑、宋说成火姓，或许是根据祖先所出、分得的星宿、居住的地方来表明来历，并不是宫、商、角、徵、羽彼此统摄。’‘禄命篇’说：‘汉代宋忠、贾谊讥讽司马季主说：“卜筮之人抬高人的禄命，用来取悦人心，虚妄地说祸福，借此图谋钱财。”王充说：“看见人的骨相就知道禄命，看见禄命就知道骨相。”这说明禄命之书流传已经很久了；推求其根源，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难道要建立禄位以后才会吉祥吗？积恶之家必有余殃，难道要犯劫杀以后才会遭灾吗？’

译‘学习本身就是福禄所在，不必出生时正逢建禄。周文王忧劳勤勉而减损寿命，并不是因为出生月份正值空亡。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并不是他们都犯了三刑；南阳有很多近亲，也不是他们都正逢六合。历阳、成湖并不共同处在河魁。蜀郡炎热如火，也并非全都灾祸不断。世上有人同样逢建、禄，贵贱却处在不同境地；同样的命和胎，寿夭也各不相同。鲁桓公六年七月，庄公出生。按历法，这一年是乙亥年，月建为申，于是属于禄空亡。按照禄命法应当贫穷卑贱，又触犯句绞六害，背离驿马，命身克制驿马，按三刑之法不应有官职；火命之人在七月出生，应当处在病乡。禄命法说这样的人身体瘦弱、矮小丑陋，可《诗经》称庄公说：“多么英俊昌盛啊，身材高大修长啊，美丽的眼睛明亮啊，步履轻快矫健啊。”只有按向命这一项，禄命法认为他应当长寿，但庄公只活到四十五岁，以上一项也没有应验。秦庄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出生在正月，所以取名为政。这一年是壬寅年，正月命背禄，按禄命法不应有官职；即使得到禄位，奴婢也应当很少，又犯驿马三刑，命身克制驿马。禄命法认为他不可能得到官职，金命之人生于正月应当夭折；这样的人一生先无所成而后有所成，老年才吉利。又因建命而出生，按法应当长寿。但始皇帝去世时还不到五十二岁，也没有应验。’ ‘汉武帝生于乙酉年七月七日清晨，命逢禄空亡，按禄命法不应有官职。虽然命向驿马，却相隔四辰，按法年轻时少有官职，老年才吉利。然而汉武帝十六岁即位，晚年户口减少、国力损耗，三项都没有应验。北魏高祖孝文皇帝出生于皇兴元年八月，这一年是丁未年，属于背禄命，又与驿马三刑相犯，命身克制驿马，按法不应有官职；又出生在父亲死亡之中，按法看不见父亲，但孝文帝却接受父亲显祖的禅让。按照礼制，君主即位未满一年不能正式居位，因此天子没有父亲可事奉，只有事奉三老。孝文帝接受禅让不同于通常礼制，却亲自率领天下人侍奉自己的亲人，而禄命法又不合于认识父亲，这四项都没有应验。宋高祖生于癸亥年三月，禄与命都为空亡，按法不应有官职；又出生在子墓之中，按法应当有嫡子，虽有次子也应早死，但高祖的长子先被杀，次子刘义隆却继承了国统。又出生在祖禄之下，按法应得到嫡孙的财禄，若说是禄及其孙刘劭、刘濬，那么二人都篡逆，几乎断绝宗庙，这第五项也没有应验。’‘葬篇’说：‘经典说，葬就是收藏，想让死者不再被人看见；又说要占卜墓地的兆域，把死者安葬。朝廷和集市迁移变动不可预知，地下泉石崩坏侵蚀也不能长久不变，所以要谋求于卜筮，希望避免后来的艰难。’ 这就是完备地遵循慎终之礼了。后世关于葬礼的说法出自巫师和史官，有的选择年月是否便利，有的衡量墓地远近；只要有一项不合，便说灾祸会殃及死者和生者，大多设置妨碍和禁忌来售卖自己的术法，依附荒诞之说、凭借妖异之事，竟多达一百二十家。春秋时期，天子死后七日入殡，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日入殡，五月下葬；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士和庶人超过一个月下葬。贵贱所行的礼不同，期限也不同，所以提前下葬称为“不怀”，超过期限不下葬称为“殆礼”。这说明下葬有确定的期限，并不选择哪一年哪一月，这是第一点。又说：“丁巳日下葬定公，因下雨不能下葬，到戊午日才完成葬事。”君子称许这件事。按照礼制，占卜下葬日期要先选择较远的日子，再从后往前推定，以避开“不怀”。如今葬书认为己亥日最凶，但谨慎考察《春秋》，在这一天举行下葬的共有二十多例；这说明下葬不选择日子，是第二点。礼制规定，周代崇尚赤色，大事在早晨举行；殷代崇尚白色，大事在日中举行；夏代崇尚黑色，大事在黄昏举行。所谓大事，是什么？就是丧葬。这只是取用当代所崇尚的时辰，并不选择时间早晚。子产和子太叔为郑简公下葬，当时司墓大夫的房屋挡在灵柩经过的道路上；如果毁掉他的房屋，就在天刚亮时下土；如果不毁掉他的房屋，就在日中时下土。子产不想毁掉房屋，想等到日中。子太叔说：“如果到日中才下土，恐怕会使前来助葬的诸侯和大夫们长久劳苦。”这里所讨论的只是人事上可行还是不可行，并不问时辰是否得当。曾子说：“下葬时遇到日食，就停在道路左边，等天明后再走，这是为了防备异常情况。”旧葬书多取干、艮两个时辰，时间大约接近半夜。如今推考查验礼书和传注，下葬并不选择时辰，这是第三点。葬书认为官爵、富贵、寿命长短、子孙繁衍，都由下葬造成。《易经》说：“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权位，靠什么守住权位？靠仁。”《尚书》说：“建立功业、办成事业，可以使人长寿。”从未听说舍弃人的作为而去责求地形。臧孙在鲁国有后代，并没有听说是因为葬得吉利；若敖在荆地绝嗣，也没有听说是因为葬得凶险。这说明下葬有所谓吉凶，是不可信的，这是第四点。如今葬法都依据五姓来选择便利之处，而古代的葬地都在国都北面。赵氏的葬地在九原，汉家的山陵有的分散在各个地域；又何必说什么上利、下利、大墓、小墓呢？然而刘氏的子孙本支并未断绝，赵氏的后代也和六国一样都曾称王；这说明依据五姓选择葬地是不可信的，这是第五点。况且有人起初卑贱而后来显贵，开始时安泰而最终困厄。子文担任令尹，三次出仕、三次被罢免；展禽三次被士师罢黜。他们的坟墓已经确定而没有改变，可是名位却不恒常，这是为什么？所以知道荣辱升降并不由下葬决定，这是第六点。世上的人被主持葬事的巫师欺骗，忘记了丧礼中擗踊、哀痛等礼节，转而祈求侥幸，于是相看坟地山陇，希望获得官爵，选择日期时辰，谋取财利。有人说某个辰日不能哭，于是高兴地接受吊唁；有人说同属某一生肖的人不得到墓穴旁参加葬礼，于是穿着吉服不送自己的亲人。这些行为诡诈败坏礼俗，不能作为法则，这是第七点。皇帝又下诏制作方域图和教练飞骑作战阵图，多次称赞防擢为太常丞。麟德年间，防擢以太子司更大夫之职去世，他一生参与修撰书籍，著述很多。他的儿子防毅，七岁就能诵读经书。太宗听说他聪敏，召见后认为奇异，赐给他束帛。长大后任右卫铠曹参军。母亲去世，他因哀毁过度而死，用布车跟随母亲下葬。通晓经学的郎官余令，用白粥、玄酒和新割的草在路边祭奠他。世人都为此哀痛。

译陈子昂，字伯玉，是梓州射洪人。他家世代富豪，十八岁时还不识字。一天进入乡校，感愤之下痛自修养整饬。文明初年，他考中进士。当时高宗去世，将要把梓宫迁往长安。于是关中连年歉收，子昂极力陈说东都地势高而平坦，可以在那里营建山陵。他上书说：“臣听说秦国据有咸阳，汉朝定都长安，凭借山河作为险固，能够使天下归服，是因为北面借助胡地和宛地的利益，南面凭借巴蜀的富饶，转运关东的粮食，并收取山西的储备，所以能够长久控制利益和防务，横向制驭天下。如今却不是这样，燕、代地区逼近匈奴，巴、陇地区受到吐蕃侵扰，秦地的首尾不能完整保全，所剩下的只有三辅之间。近来遭遇荒歉饥馑，百姓屡次挨饿，薄河以西只有赤地；沿着陇山向北，连青草也见不到。父兄辗转迁徙，妻子儿女流离失所，幸赖上天悔改而停止降祸，去年略有收成，才在衰弱耗损之余保全性命。然而流亡的人还没有回来，田间道路没有主人；至于蓄积，更令人悲伤。陛下因为遵循先帝遗志，正想长驱出发，带领大驾按节进入西京，千乘万骑将从哪里得到供给？开挖和修筑山陵，必定要依靠劳役，驱使瘦弱疲惫的民众，征发数万人的军队，调动近畿百姓，督促鞭打老人和孩子，铲山运石，驱赶他们去完成工程。春季耕作将没有时间，秋季收成也绝无希望，凋残的百姓只剩残喘，又要遭受艰苦；如果有人不能忍受困苦，就会逃亡成为盗贼，举起木棒呼喊作乱，难道不应深思吗？况且天子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难道是喜爱夷狄而鄙视中原吗？这是为了显示天下没有内外之分。周平王、汉光武帝都定都洛阳，而山陵和寝庙却都在西土，实在是因为当时有不得已之处，所以舍弃小处而保全大局，离开祸患而求取福祉。如今景山高峻秀美，北面正对嵩山和邙山，向右可望汝海，祝融、太昊的旧墟就在这里；园陵的美好，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超过它？况且太原有储存巨万的仓库，洛口储藏天下的粮食，现在却想舍弃而不顾；倘若鼠窃狗盗之徒向西进入陕郊，向东侵犯虎牢，夺取敖仓一捧粮食，陛下拿什么来阻止他们呢？”武后认为他的才华奇异，召见于金华殿，提拔为麟台正字。垂拱初年，他分条上奏三件利害之事。其中一件说，应当派九道巡按大使巡视天下，申明黜陟之法，访求百姓疾苦。臣认为这个谋划还不完备。陛下派遣使者，是想让百姓知道天子日夜忧劳，让群臣知道将依据考核政绩任用他们，让奸邪暴虐而不得志的人知道将要被铲除；那么不如选择仁厚而能救济孤弱、明察而能振兴困滞、刚正而能折服强横者，然后任命他们。所以使者的轻车还没有出发，天下人就已经翘首等待了。如今使者尚未出发，道路上的人却都已经指点嘲笑；想要进用贤能、贬退不肖，难道能够做到吗？宰相奉诏办理此事，诏书上有派遣使者的名义，却没有任用使者的实际；使者越多地派出，天下就越困敝，只是让百姓修治道路、迎送来往之人，却看不到它有什么益处。第二件事，是说刺史、县令是施行政教的首要官员。陛下布施恩德，下达诏书，必定要等刺史、县令谨慎宣布并奉行；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人，诏令就会被有司弃置，只挂在墙屋上罢了。所以宰相是陛下的腹心，刺史、县令是陛下的手足。国家的兴衰，就在这些职位上。如今吏部调补县令，如同补任一个尉，只计算资历和考绩，并不求取贤良之人。如果不按常规破格任用人才，天下就会喧嚣相互诋毁。所以庸人担任官职，教化日益衰败；想要兴起太平，就应当革除这种弊病。第三件事，是说天下存在危机，祸福都由它产生。危机安静就有福，发动就有祸。如今军旅造成的弊病，使夫妻不能安居，父子不能相养，已经五六年了。自剑南直到河陇，山东从青、徐、曹、汴一带，河北遍及沧、瀛、赵、鄚等地，有的困于水旱灾害，有的困顿于军队和疫病，死亡流离几乎遍尽。还依赖陛下怜悯他们失去职业，凡是兵戍和调发，一概停止，使人们能够与妻子儿女相见，使父兄能够彼此保全，这可以说是使危机安静下来了。然而臣担心将相中有人贪图边疆的利益，想扩大土地、增强国势；以武力游说陛下的人，想要发动这场危机。危机一旦发动，祸患就会形成，因此应当修明文德，减少刑罚，劝勉农桑，使疲惫的百姓得到休息。当时吐蕃的九姓叛乱，诏令田扬名征发金山道十姓的军队讨伐他们。十姓君长率三万骑兵作战有功，于是请求入朝。后来朝廷责备他们曾经不奉命、擅自攻破回纥，他们便不再听从。子昂上疏说：“国家能够控制十姓，是由于九姓强盛，大臣们在中原服从朝廷，因此十姓势力微弱，把命令交给下级官吏执行。如今九姓叛乱灭亡，北方蕃部丧乱，君长没有主上；回纥残破了碛北各姓，那里已经不再属于国家所有。想要使亡叛之众彼此牵制，只有金山诸蕃共同形成这样的形势。有司却因为扬名擅自攻破回纥，把罪过归于十姓，拒绝他们并遣送回去，不让他们入朝，恐怕不是羁縻戎狄的长久策略。十姓在内没有国家亲信的恩德，在外又有回纥报仇的忧患，心中自然不能安定；他们如果像受惊的鸟一样惊惶、像狼一样回头张望，那么河西诸蕃从此就会抗拒命令了。况且他们彼此攻伐，本来就是中原的福分。如今回纥已经被攻破，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十姓并没有罪，不应当断然治罪，只要惩处扬名，就足以安慰十姓的酋领了。近来诏令在同城暂时设置安北府。那里位于碛南的入口，是控制匈奴要冲的地方，通常是重要的镇守之地。臣近来听说，归附的碛北突厥已经有一千多帐，前来归附的还没有停止；甘州的降户也有四千帐，同样安置在同城。如今碛北经过丧乱和荒馑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存余，仰赖陛下开设府署招纳他们，实在是保全他们的根本。”这是对戎狄的仁爱。然而同城本来没有储备粮草，归降依附的蕃落免不了受寒挨饿，彼此又相互劫掠。如今安北有官府的牛羊六千头、粟麦万斛，城池孤立而士兵很少，归降的人一天天增多；如果不加以救济抚恤，盗劫就会一天天增多。人的本性以求得生存为急务，如今有粟麦牛羊作为诱饵，却不救他们免于死亡，怎么能不成为盗贼呢？盗贼兴起，安北就不能保全，甘州、凉州以西将会束手等待陷落，后来还会成为边境祸患，灾祸无法估量。况且境外历来都有雄杰之人同中国抗衡，如果有人勃然兴起，招集残余离散的人众，将领们就会接连兴起；这是国家的大机会，不可以错过。又有人说，河西各州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公私储蓄尤其令人痛惜。凉州每年消耗六万斛，屯田的收获还不能抵偿开垦的费用。陛下想控制河西、平定作乱的戎人，但这个州已经空虚，不能发动。甘州积储四十万斛，观察它的山川形势，实在是河西的咽喉；北面当着九姓，南面逼近吐蕃，奸邪之徒的动向不可测，正窥伺我们的边防漏洞。

译所以甘州土地广阔、粮食很多，却在左右两面受敌；但户数只有三千，能够作战的士兵很少。屯田地广而平坦，仓库充足。瓜州、肃州以西都依赖它运输粮饷，只要十天不运送，士兵就已经饿得空腹了。这说明河西的命脉系于甘州。况且它四十多个屯田点，水泉充足、土地肥沃，不必等待天时，每年可以取得二十万斛；只是人力缺少，尚未全部开垦利用。从前吐蕃不敢向东侵犯，是因为甘州、凉州的士马强盛，足以抵抗它的入侵。如今甘州积存的粮食以万计，士兵却少得不足以控制敌人，致使吐蕃敢于大举入侵，焚烧粮食储备，践踏各屯田地；那么河西诸州，我们凭什么守卫？应当增加屯田士兵，对外可以防御盗贼，对内可以经营农田，取得几年的收成，就能使百万士兵吃饱；这样天兵所到之处，还有什么不能求取呢！后来吐蕃果然入侵，最终成为后世最严重的边患。后来朝廷正谋划开通蜀地山道，从雅州道路进攻生羌，并乘机袭击吐蕃。子昂上书，以七条理由劝止说：“臣听说祸乱的产生必定由于怨恨。雅州边境的羌人自开国以来，从未有一天成为盗贼，如今无罪而遭到杀戮，怨恨一定很深。怨恨深重，就会像蜂群一样聚集、像蚂蚁一样结集，互相煽动而发生变乱；这样边境各城接连用兵，防守不能松弛，蜀地的祸患就形成了。东汉的衰败覆亡，祸乱就是从诸羌开始的，这是第一条验证。吐蕃狡黠诡诈，抗拒天诛已经二十多年了。当年薛仁贵、郭待封率十万大军在大非川战败，没有一名甲士返回；李敬玄、刘审礼率十八万大军困在青海，本人被擒入贼廷，关陇地区因此空虚。这时却想让李处一担任上将，驱使疲惫的士兵袭击难以侥幸取胜的吐蕃，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笑柄，这是第二条验证。事情有求取利益反而得到祸害的，过去蜀国与中原不相通，秦国用金牛和美女引诱蜀侯，蜀侯派五丁力士修筑褒斜栈道，凿通山谷迎接秦国送来的财物，秦国随即带兵进入，土地也被纳入中原，这是第三条验证。吐蕃喜爱蜀地的富饶，早已想要盗取，只是因为道路险隘断绝，饿着嘴无法吞食。如今撤去山地羌人的屏障，开通险峻的山坂，使敌人能够收聚逃亡之众来进攻边境，这就是修好道路等待敌人，等于把整个蜀地送给他们，这是第四条验证。蜀地是西南的一大都会，是防卫国家的宝库；那里人口富足、粮食很多，顺江而下可以接济中原。如今却图谋侥幸取得利益，以此对付西羌；即使得到羌人的土地，也不值得耕种；得到羌人的财物，也不足以使国家富裕。这是过度杀害无辜民众，损伤陛下的仁德，这是第五条验证。蜀地所依仗的是险要，蜀地所安定的是没有劳役。如今开通蜀地险道，使蜀人服劳役；险道一开，就便利敌人，服役又会损伤财力。臣恐怕还没有等见到羌人，奸盗就已经出现在其中了。从前益州长史李崇真假称吐蕃侵犯松州，天子因此大规模调集军队，催促转运粮饷来防备。不到三年，巴蜀就极其困苦，却没有看见一个敌人，而崇真的奸赃已经达到巨万，这是第六条验证。如今莫非又有奸臣图谋利益，再次把生羌作为取利的凭借吗？蜀地的士人羸弱，不懂得用兵；一个羌人拿着长矛，一百人也不敢抵挡。如果西戎不能立即被消灭，臣看见蜀地的边境将要守不住，并且会遭到羌人的侵扰，这是第七条验证。国家近来废弃安北，拔出单于，放弃龟兹，撤离疏勒，天下人一致认为应当致力于仁爱而不致力于扩张，致力于养民而不致力于杀伐。如今听从贪夫的建议，诛杀无罪的羌人，给整个蜀地留下祸患，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现在山东饥荒，关陇困弊，百姓流亡，实在是陛下安宁静息、思考和解的时机，怎么可以动用甲兵、兴起大规模劳役，来自己制造祸乱呢？况且西军失守，北方屯军不利，边地人心惊惧。如今又要发动大军，投入不可测的小人之手，只知道议论兴役的利益，这不是帝王最高的德行。后来皇帝又召见他，让他论述为政的要领；对于其中不合时宜的地方，子昂于是上奏八条：一是措置刑法，二是任用官员，三是识别贤能，四是消除疑惑，五是招纳谏言，六是劝勉赏赐，七是停止用兵，八是安置宗室子弟。不久，升任右卫胄曹参军。后来武后已经称皇帝，改国号为周，子昂上呈《受命颂》，遇到母亲丧事，辞去官职服丧到期，提升为右拾遗。子昂多病，任职时并不愉快。武攸宜讨伐契丹时，上表请子昂担任参谋，军队进驻渔阳。前军战败，全军震恐；武攸宜轻率行事，没有将帅谋略，子昂进谏说：“陛下发遣天下军队交给大王，国家的安危成败都在这次行动上，怎么可以忽视呢？如今大王的法制没有建立，简直像儿戏一样；希望审察将士的智愚，衡量勇怯，估量兵众多少，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才是洗刷耻辱的办法。如果能够听取我的愚计，请分给我部下万人。”让他们作为前锋，契丹这些小丑，指日可擒。武攸宜认为他是儒生，推辞而不采纳。过了几天，子昂再次进献计策，武攸宜发怒，把他调任军曹。子昂知道彼此不合，便不再进言。圣历初年，因为父亲年老，他上表请求解除官职回去侍奉，诏令准许他以官职供养父亲。父亲去世后，他在坟墓旁搭庐守丧，每逢悲哀痛哭，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县令段简贪婪暴虐，听说他家富有，想加害他。家人送上钱二十万缗，段简嫌贿赂太少，把他逮捕送入狱中；他忧愤而死，年四十三岁。子昂性情偏狭急躁，但轻视钱财、喜欢施舍，真诚厚待朋友，与陆余庆、王无竞、房融、崔泰之、卢藏用、赵元交情最深。唐朝兴起后，文章承袭徐、庾的余风，子昂开始改变这种风气，使文章归于雅正。他最初创作《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说：“此人一定会成为海内的文宗。”于是请求同他交往；子昂的言论和著作，当时人都把它们当作典范。子光和赵元、子少微都以文章著称，子光最终任商州刺史。子易甫、简甫都官至御史。王无竞，字仲列，世代居住在东莱，是宋太尉弘的远裔。他家资财丰足，很有气概，豪迈放纵；考中下笔成章科，调任乐城尉，三次升迁任监察御史，改任殿中。武则天临朝时，宰相宗楚客、杨再思在朝廷上分立而私语，王无竞举起笏板说：“朝廷礼仪崇尚恭敬，你们身为大臣，不应轻慢常典。”宗楚客大怒，把王无竞调任太子舍人。神龙初年，他指斥权贵宠臣，被出任苏州司马。张易之等人被诛杀后，他因平日与他们交往而获罪，贬到广州。仇家假传诏令，将他拷打杀死。赵元，字贞固，河间人。他的祖父赵掞，号称通儒，隋代与同郡的刘焯一起被召到京师，补任黎阳长，后来迁居汲地。赵元年少时就有志向和谋略，喜欢谈论辩析；来到洛阳游学后，士人争相仰慕归向他。他所交往和造访的人，都是士大夫中的优秀人物。任宜禄尉时，到了任所，除公务外不谈其他事情，弹琴、栽种药草，具有隐士的操守。去世时四十九岁。他的朋友魏元忠、孟诜、宋之问、崔璩等人，共同给他谥号为昭夷先生。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十五。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