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六十

译列传 宋【六十四】陈次升　　陈师锡　　彭汝砺 吕陶　　张庭坚　　龚夬 孙谔　　陈轩　　江公望 陈枯　　常安民 陈次升，字当时，兴化仙游人。入太学时，学官刚得到王安石的《字说》，召集诸生为他们讲解。陈次升起身说：“丞相难道是在学习秦国吗？赞美商鞅能够实行仁政，又替李斯解释政事，这不是秦国之学又是什么？”因此获罪被屏退斥逐。不久考中进士，任安丘县知县。御史中丞黄履推荐他任监察御史。哲宗即位后，派他巡视江湖地区。在此以前，蹇周辅父子谋划经营江右盐法，成为百姓的祸害，陈次升举奏弹劾他们。回来后又说：“额外上供的数额还没有废除，将来必定会有非法征敛。希望把熙宁以来创行的封桩名钱全部赐予免除。”当时役法还没有确定，人心受到迷惑，请求迅速确定差役、雇役以及均数等级，先为此制定节制，然后审慎实行。提举淮南、河东刑狱。绍圣年间，重新任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论说章惇、蔡卞结党为奸，请求收回威福之权。宫中失火，彗星出现在西方，陈次升请求修养德行、征求意见，以消除天变。掖庭审理厌魅案件，陈次升说：“此事关系到中宫，应交给外廷参照审理；如今却交在宦官手中，万一造成冤枉滥刑，将给后世留下讥议。”济阳郡王宗景请求把妾立为妻，陈次升论说他作为宗室藩王废弃礼制，会成为圣朝的累害。起初，章惇、蔡卞认为陈次升在元祐年间被外调，心中不可能没有怨望。蔡卞又与他是同乡，所以延请他进入御史台，想让他出力相助，排挤众多贤人而使自己没有依附对象。当时正编纂元祐年间的章奏，毒害流布到士大夫之间。陈次升说：“陛下刚即位时，首先下诏引导人们进谏；亲自处理政事以来，又张贴敕榜，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如今如果追究他们一言的过失，使他们受到谴责牵连，那么此前的诏令就正好成为欺误天下的东西，后来的敕榜也正好成为欺骗天下的东西，这不是显示大信用的做法。”他又论说蔡卞的门客周穜贪婪鄙陋，郑居中奸邪谄佞，因此章惇、蔡卞都与他交恶。章惇派亲近的太府少卿林颜传达自己的意思，曾以优厚官职相许，陈次升说：“我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官职而已。您身为天子的卿士，却替宰相传递风声吗？”章惇、蔡卞更加不高兴，趁机奏请让他任河北转运使。皇帝说：“漕运官很容易找到。”陈次升直言不应让他离开，于是又升任左司谏。宣仁太后有被追废的议论，陈次升秘密进言：“先太后始终保佑圣上的身体，没有间断，希望不要听信小人销骨毁灭般的诽谤。”皇帝说：“你从哪里听到的？”他回答：“臣的职分允许根据传闻进言，陛下不要追问传闻的来源。” 吕升卿巡视广南，陈次升说：“陛下没有杀害流放人员的意图，但吕升卿天性惨酷刻薄，喜欢寻找别人的过错。如今让他任意施展、发泄怨恨，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于是停止派遣吕升卿。陈次升多次上章弹劾章惇，章惇全都留在宫中不下发，最终不能使他离职。蔡卞诬陷他毁谤先朝功业，拟定贬为全州监酒税，皇帝替他改为南安军。徽宗即位，召任侍御史，极力论说章惇、蔡卞、曾布、蔡京的罪恶，将章惇流放雷州，把蔡卞安置在池州，调蔡京出任江宁知府。升任右谏议大夫，进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俭、节用六件事，言辞多有规诫切责。崇宁初年，以宝文阁待制任颍昌府知府，降为集贤殿修撰。后来因党籍之事被削职、除名，迁到建昌，编管循州，都是因为议论蔡京、蔡卞的缘故。致和年间，因赦免而恢复旧职，去世，享年七十六岁。陈师锡，字伯修，建州建阳人。熙宁年间游学太学，声名俊秀。廷试时列入奏报名单，擢为第三名，调任昭庆军掌书记。郡守苏轼器重他，倚赖他处理政事。苏轼获罪，被捕押往御史台狱，亲朋大多畏惧躲避，不与他相见，只有陈师锡出来为他饯行，并安顿他的家属。任临安县知县时，任监察御史，上言说：宋朝建立以来国祚长久，号称太平的时期没有超过仁宗朝的；我私下考察实现太平的根本，不过是延揽直言、驾驭群臣、任用善人、斥退邪人罢了，所以才能成就庆历、嘉祐之治。希望考察皇祖接纳谏言、驾驭臣下的用意，以兴起治国功业。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当时诏令进士学习律令，陈师锡说：陛下正大力兴办学校，用经术教导士人，不应以刑名之学扰乱他们。出任宿迁县知县。元祐初年，因苏轼推荐入朝任秘书省校书郎，升任工部员外郎，加秘阁校理，提举开封县镇。建言说：如今铨选之法中请托的人太多，而寒门士人又有不足的忧患，请为此加以限制。京畿内将领苛刻残酷，失去士卒之心；当时正大规模阅兵，士卒喧哗，將吏不知如何处理。陈师锡骑马赶到军中，推究出首恶，将他们依法处置，阅兵如初，并弹劾斥退将领，县中百姓都叹服。枢密院却仍以他没有事先申报为罪，罢免他，改任解州知州。历任考功员外郎、宣州知州、苏州知州。徽宗即位，召任殿中侍御史。他上疏说：元丰末年，朝廷内外人心汹汹，宣仁圣后重新安定天下，委托国家政务而治理国事的，是司马光、吕公著。章惇诬陷他们包藏祸心，以至于追贬、追夺赠谥，墓碑尚未恢复，希望早日施展圣明谋略，以慰藉朝廷内外的希望。蔡京任翰林学士【按：《宋史·蔡京传》作“翰林学士承旨”】时，陈师锡说：蔡京与弟弟蔡卞共同作恶，迷惑国家、贻误朝廷；蔡京好大喜功，急于变更制度，日夜结交宦官和外戚，希望得到重用。如果果真任用他，天下的治乱从此就会分判，祖宗的基业也将从此毁坏。蔡京援引死党，达到数百人；邓洵武行为内奸，士大夫都不与他交往，怎么能让他玷污史笔？向宗回、宗良也暗中帮助蔡京，这些都是国家的深重祸患，应当把他们调出朝廷。皇帝说：这件事对东朝有妨碍，你替我处理。陈师锡回答：如果确实如此，臣应当详细禀告太后。于是上密封奏章说，蔡京暗中勾结向宗回、向宗良，妄言宫禁，干预政事，以此诬蔑圣德，不可不察。皇帝下诏索取秘阁图画，陈师锡拿唐代山水图来代替无逸图。不久改任考功郎中，陈师锡又抗章论说蔡京，于是出任颍州、庐州、滑州知州。因党争之论获罪，被罚监衡州酒税。后来又削夺官职，安置郴州，去世，享年六十九岁。绍圣年间，追赠直龙图阁。

译彭汝砺，字器资，饶州鄱阳人。治平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保信军推官、武安军掌书记、彰州军事推官，补任国子直讲，改任大理寺丞，升为太子中允。御史中丞邓绾将推荐他任御史，召他前来，他没有去。邓绾上章后，又因举荐失误自行陈述。神宗发怒，驱逐邓绾，任用彭汝砺为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首先陈述十件事：一是端正自己，二是任用人才，三是守令，四是治理财政，五是养育百姓，六是振济救助，七是兴办事务，八是变更法令，九是青苗法，十是盐政。所指出的利害，很多都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他又论说吕嘉问在市易法中聚敛财物、违法行事，应当罢免。俞充谄媚宦官王中正，不应检正中书五房事务。神宗因此罢免俞充和王中正，以及李宪主持西部军务。彭汝砺说不应把军队交给宦官，并援引汉、唐祸乱的事例。神宗不高兴，用话语折服他。彭汝砺拱手站立不动，等到间隙又进言，神宗因此改变了脸色。宗室把女儿卖给民间成婚，彭汝砺说：这些人虽然是疏远宗亲，仍都是天家的子孙，希望另外制定婚姻法。元丰初年，以馆阁校勘任江西转运判官，代任期满回朝，提举京西刑狱。元祐二年，越级升任起居舍人。当时宰相询问新旧政事，他回答：“如今所更改的取士法和差役法，施行后士人、百姓都怨恨，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可取之处。”过了一年，升任中书舍人，兼权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到蔡确在安州所作的诗，献了上去，附会解释为怨恨诽谤；谏官交相上章请求治罪，又编造危言来激怒宣仁太后，想把蔡确置于法。彭汝砺认为这是罗织罪名的开始，多次把情况告诉执政，却不能挽救，于是上疏论列，也没有被听取。蔡确的贬谪诏令下来后，彭汝砺封还除授名册，辨析论说更加激切，于是被削职，任徐州知州，加集贤殿修撰，入朝兼任兵部、刑部侍郎。有一宗案件按理应当宽免，执政却以特别命令杀掉涉案者，彭汝砺坚持不肯执行，执政发怒，处罚他的属官。彭汝砺说：“制书如果有不便之处，允许上奏论列；我的属官又有什么罪？”于是自行弹劾请求离职，四次上章。诏令免除对其属官的处罚，调彭汝砺任礼部，正式任吏部侍郎，升任权吏部尚书。言官说他曾经依附刘挚，于是以宝文阁直学士任成都府知府；尚未出发，言官又多次上章，于是降为待制，任江州知州。到任几个月便患病，遗表大略说：“土地已经有余裕，希望用仁爱安抚；财用并非不充足，希望用礼制节约。奸佞之人起初似乎令人喜爱，但祸患在后面；忠直的话起初似乎令人厌恶，但它的利益非常广大。至于抚恤河北流离的百姓、察看江南水旱灾情等，共有数百句话。”朝廷正要任命他为枢密都承旨，他已经去世，于是才发布任命消息。赐给他的家属年五十四岁。弟弟有汝霖、汝方【按：《宋史》此处以下有彭汝砺弟弟汝霖的附传，汝霖依附曾布，没有足以记载的事迹，现删去】汝方，字宜老，因父亲的荫庇任荥阳尉、临城主簿。宣和初年，任衢州通判，使者上疏称道他的政绩，升任知州。方腊在睦州青溪起兵，那里与衢州接壤，没有军队可以抵御，众人望风奔溃，只有汝方与他的属官段约介守卫孤城【按：《东都事略》作“段处约”】，坚持三天后城陷，汝方辱骂贼人而死，享年六十六岁。越级追赠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号忠毅，授予他的家属七人官职。吕陶，字元钧，成都人。考中进士，调任铜梁县令，有正直的政绩。任太原府寿阳县知县时，太原府帅唐介征召他任签书判官，每次都告诫他立身于朝廷、侍奉君主的大节，说：“你是廊庙之臣。”因唐介推荐参加熙宁制科。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吕陶在对策中逐条列举其过失，大略说：“陛下刚即位，希望不要被理财的说法迷惑，不要疏远老成之臣的谋议，不要兴办疆▯之事。”等到奏报名次时，神宗回头让王安石取来他的试卷阅读，读到一半，神色沮丧。神宗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司马光、范镇见到吕陶，都说：“自从王安石掌权以来，我们这些人的话再也不起作用，没想到您能说到这个地步；平生的声望和见闻，都在这一举了。”王安石大怒，吕陶虽然列入等第，却只任蜀州通判。张商英任御史时，请求废除永康军，改隶邻近州郡，议论吕陶认为不可。等到任彭州知州时，威州、茂州的夷人入侵，吕陶▯备守御，城门照常开闭，于是把过去关于永康军的议论上奏朝廷，永康军终于没有被废除。王中正任将领时，所施行的事情全都错误混乱，吕陶上奏请求召回他。李▯、蒲宗闵前来经营茶政，西部州郡骚动。吕陶说：“川蜀出产茶叶，自来以敷卖茶叶来供应衣食，这同解州盐、晋州矾不同。如今立法过于严苛，取息过重，于是使良民无辜陷入刑罚。”蒲宗闵大怒，弹劾他阻挠、败坏新法，责罚他监怀安商税。起任广安军知军，召任司门郎中。元祐初年，升任殿中侍御史，首先弹劾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安焘、李清臣等人，他们相继被罢免。正议论施行差役法，吕陶说：“各郡县的风俗和制度不同，百姓贫富不均，应当在新旧两种法令之间斟酌，取其中道。”吕陶因请假回乡，诏令他在本路议定此事；吕陶考察研究得精密，百姓认为便利。回朝后，便纠正两路转运使李琮、蒲宗闵的罪责【按：李琮任梓州路转运使，因括取田地、强迫百姓缴税而被弹劾，见李琮传。又按《宋史·食货志》和《文献通考》都说蒲宗闵是都大提举茶事，其职权相当于转运使，并非就是转运使；这本来是两件事，吕陶大概是回朝后同时弹劾他们】。又上奏十件事，都切中利害。

译对蜀地来说，苏轼为馆职人员提出的策略，被朱光庭弹劾。吕陶说：“台谏官应当遵循至公之道，不可借助职权来报私人怨隙。”议论者都说，苏轼曾经戏弄轻视程颐，朱光庭是程颐的门人，所以替老师报怨，恐怕朋党的弊害会从这里开始。于是两人都被搁置不用。吕陶升任左谏议大夫，出任梓州、淮西、成都路转运副使，入朝任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奏事时，有人请求屏退左右侍从和史官，吕陶说：“屏退左右侍从已经不可，何况史官呢？”大臣奏事而史官不能听见，这说明所说的是私事。诏令将此定为法令。升任中书舍人，出使契丹，回来后请求修整边防。升任给事中。哲宗开始亲自处理政事时，吕陶说：“太皇太后保佑圣上，这是陛下深知的；尊奉她并报答她，只怕还不能做到周全。然而臣仍然把没有可疑之处当作可疑：本来不必说的却有人要说，万一有奸邪不正的谋划，上面迷惑圣听，这正是治乱安危的关键，不可不察。”不久以集贤院学士任陈州知州，迁河阳、潞州。因元祐党争获罪，被夺官，再贬为库部员外郎，分司在衡州居住。徽宗即位，恢复集贤殿修撰，任梓州知州后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人，进士高第，调任成都观察推官，任太学《春秋》博士、汉州通判，入朝任枢密院编修文字。因给邹浩写信获罪而免官。徽宗召见答对，授任著作佐郎，升为右正言。当时张庭坚与邹浩、龚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都在谏官行列，一时众口称赞得到合适的人才。张庭坚任职一个多月，多次上密封奏章，大意说：“世人谈论孝道，必定说要恢复神考的旧法。可是前后时期情况不同，法令也应随之变化；如果想事事都完全恢复，那么就会困于偏执，久而久之必有不便于百姓、招致怨恨的事情。”司马光因时势变化而改革，以便利百姓，这是人心所归；陈瓘坚持大义进行论诤，是士人舆论所推重的。请求全部恢复司马光的赠典，召回陈瓘任谏职。又说，士大夫多以继承先志、叙述先事来劝说陛下，其中必有谋求私利的人想主张这种说法来推销自己，将借继述之名而任意妄为。如今远方谋略耗费内地财力，却被抛弃而不作为守御之策，那么军队可以停止；特别重于法令的条文删去而不作为成例，那么刑罚可以减少。近来青唐反叛，放弃鄯州而守湟州；既然认为鄯州可以放弃，那么小小的湟州又哪里值得守呢。臣认为湟州也应一并放弃，这才是合宜的。 当时议论者往往指斥元祐旧臣。张庭坚对皇帝说：“司马光、吕公著都是贤人。还应当说，陛下即位以来，符合人心的事情很多，唯独邪正还没有分别清楚。像司马光、吕公著得到甄别叙用，只是借赦恩办理，起初并没有特别说明他们无罪。”他又推荐苏轼、苏辙可以任用，很是触犯曾布，因此曾布说他的议论不当，将他调出任京东转运使判官，改任汝州知州，又送交吏部。任伯雨为他争辩，请求把张庭坚的奏章交给外廷，考察其中所说，不要让言官受到三省胁迫。李清臣又跟着排挤他，改任陈州通判。起初蔡京任蜀地长官时，张庭坚在他的幕府中；等蔡京回到朝廷，想引荐张庭坚为自己所用，先派同乡转达意思，张庭坚不肯前往，蔡京大为怨恨，后来便把他列入党籍。又因曾经谈论瑶华无罪之事获罪，编管虢州，又迁鼎州、象州。过了很久，恢复原官，去世，享年五十七岁。绍兴初年，下诏追赠直徽猷阁。龚夬，字彦和，瀛州人，清廉耿介、守持自节，有很高的声望。进士第三名，任河阳判官签书。绍圣初年，升任监察御史，因父母年老请求任相州通判，后任洺州知州。徽宗即位，召任殿中侍御史，抗疏说：“好恶没有明确，人民就不知道趋向何处。如今奸党已经被攻破，他们一定会日夜反复谋划，广泛为自身打算，突然改变面目来为自己文饰，重申邪说来拒绝正论，谈论祸福来动摇朝廷，假托祖宗来胁迫君主，巧妙侍奉贵戚，暗中结交左右，颠倒是非。应当彻底察明忠臣和奸邪，果断地施行。如果在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损害大政。”又说：“朝廷屡次下达赦令，洗除元祐年间的罪过，被牵连的人中，官职、资荫大多还没有发还。希望重申诏令，让有关部门赶快施行，以伸张先帝宽仁的本意。”当时章惇、蔡卞掌权，龚夬首先论说他们的恶行，大意认为：“从前丁谓掌国政，号称恣睢，但不过陷害了寇准一人。到了章惇，天下所谓贤人，一天之间遍布岭海。他建立没有根据的言论，文饰成悖逆的罪名，所以人人恐惧，不能自保；还等什么而不依法正典刑呢？” 章惇所做的一切，都是蔡卞揭发出来的。希望采取最公正的办法，明白显示对他们的谴责和贬黜。又论说蔡京审理文及甫案件，本来是为了报复私仇，开始时诬陷宣仁太后，最后又把罪过归给先帝，必将灭族无辜之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臣料想当时一定有案卷、奏疏可以看出他如何锻造罪名、附会证据，希望考察事实，以端正奸臣之罪【按：曾布《日录》记载龚夬弹劾蔡京的奏疏上呈后，皇帝说龚夬所说都是曾布的话。曾布与蔡京平时互相倾轧，本来就是小人的情态。龚夬在史书中被称为正人，他所说的本来就是公论，怎么肯接受曾布授意去攻击蔡京？李焘说曾布所记录的都是假托编造的话，不足为据】。于是这三人都被罢去。龚夬又上疏请求端正元祐太后的册位称号，并说元符太后之后不应与她并立。奏书上报后，皇帝表示知道；不久，元祐太后的册位又被废除。言官论说龚夬自始至终都在进言，诏令削除他的名籍，编管房州，后来迁象州，又迁化州；他徒步前往贬所，遇到赦令才得以归来。政和元年去世，享年五十五岁。绍兴年间追赠直龙图阁，再赠右谏议大夫，并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弟弟大壮，年轻时就有很高声望，龚夬把他视为敬畏而友爱的朋友。

译孙谔，字元忠，雎阳人。考中进士，调任哲信主簿，选任国子直讲。因陷入虞蕃案件而被免官。元祐初年，起任太常博士，升任太常丞。哲宗选立皇后时，太史被阴阳拘忌之说迷惑，孙谔上疏对太皇太后说：“家人小巷中的传言，不足以决定国家大计，希望太皇太后亲自斟酌。”出任利州路、梓州路转运判官，召任礼部员外郎、左正言。绍圣年间治理元祐党人，孙谔说：“汉、唐朋党之祸，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蹇序辰编排元祐年间的章奏，孙谔又说：“朝廷应当显示信用，使天下安静安定，请按照以前的诏书，一概不要追问。”曾经侍奉皇帝答对，谈论星象变化带来的灾祸，希望皇帝修身反省，以消除灾变、恢复祥和。于是停止皇帝到西池游幸以及从宫内直接下达除授命令。皇帝常常担忧台谏官缺乏人才，孙谔立刻上疏推荐二十二名可用之人。章惇厌恶他违逆自己，调他出任广德军知军，迁唐州，并提举湖南刑狱。徽宗即位，恢复任右司谏，首先论说大臣的邪正以及政事哪些可以废止、设置、沿革，皇帝称赞他鲠直。议论者想把群臣的密封奏章交给外廷详细评定，孙谔说：“君主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这样会加速忠臣遭祸，不应泄露。”于是停止此议。升任左司谏，不久因病去世。孙谔和彭汝砺以气节相互推重，等到再次进入谏省，尚未满一个月就去世，当时舆论为他惋惜。陈轩，字元舆，建州建阳人。进士第二名，授任平江军节度推官。元祐年间任礼部郎中、徐王翊善。两次升任后为中书舍人，上疏说：“按照祖宗旧制，各道帅臣、守臣、使者辞见的日子，都召他们到便殿答对；这不但可以全面了解利害，也可以考察人才。如今皇帝临朝几刻便退，只有执政大臣能在皇帝身边，有时过了十天、一个月，台谏官才得以觐见，其余人都没有机会进前，这恐怕不是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的道理。希望诏令有关部门依照旧例办理。”又说：“各地巡检招募懒惰凶恶的年轻人隶属工军，使他们习惯暴横，成为乡野的祸患。请让他们用厢军士卒代替。”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高丽入贡，陈轩接待其使者，朝鲜使者请求购买历代史书、《册府元龟》以及抄录《郑卫》曲谱，陈轩都上报朝廷。礼部尚书苏轼弹劾他有失体统，陈轩以龙图阁待制任庐州知州，迁杭州、江宁、颍昌府。徽宗即位，任兵部侍郎兼侍读，论说监司、守臣任期屡次更换的弊害，希望适当延长他们的任期。又说：“近来重新制定役法，本想用来宽减百姓的力量，但有关部门滋生事端、操之过急，只求经营赢余；散发青苗钱以抑制兼并、救济困苦，不应因为散发得多就给予奖赏。” 入宫侍讲经书时，他每每劝皇帝治理国家贵在清静，希望效法汉文帝、汉景帝的恭谨节俭。加龙图阁直学士，任成都府知府，改任杭州知州，死于福州，享年八十四岁。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考中进士，建中靖国元年由太常博士授任左司谏。当时御史中丞赵挺之与户部尚书王古依据赦恩办理拖欠的赋税，王古免除了很多，赵挺之弹劾王古把天下的财物拿来作为个人恩惠。江公望认为皇帝即位时发布大赦，是要同天下重新开始，所以一概把利益给百姓，怎么能容许王古在其中施行私人恩惠？于是上疏说：赵挺之与王古议论政事，每每意见不合，怀着不平之心，等待机会发作。俗话说：“私事公仇，这是小人都不做的事。”赵挺之怎么反而做了呢？难道是忠臣吗？又说：自从先帝有绍述之意，辅政者却不是合适的人，把讨好自己当作同党，把忠于君主当作异己，借助威权来发泄私怨，天下骚乱不安。元祐年间的人才，都是熙宁、元丰年间培养的余绪；经过绍圣年间的流放驱逐后，存留的已经很少。陛下改年号的诏令，也说要思考建立皇极，端正好恶来向人表明，以中和之道建立政事，怎么能改变它呢？宫苑中逐渐蓄养珍禽奇兽，江公望极力进言说这不是初政所宜。皇帝让人把江公望的姓名刻在手杖头上，以记住他的谏言。蔡王似府中的属官因言语似是而非而造成案件，江公望极力进言救护【按：《宋史·宗室传》说，蔡王似是徽宗的弟弟，府中属官的言语有所指斥，江公望担心牵连蔡王，所以奏疏中有“不要把没有根由的话加在至亲身上”等语。本传记载对事情说得不太清楚，附记于此】。出任淮阳军知军，召任左司员外郎，以直龙图阁任寿州知州。蔡京执政时，江公望因党籍之事被编管南安军，遇到赦令后返回，去世。建炎年间，与陈瓘一同追赠右谏议大夫。陈祐，字纯益，仙井人。考中进士。元符末年，以吏部员外郎授任右正言。上疏对徽宗说：“近来有诏令让我与任伯雨议论韩忠彦援引元祐年间臣僚的事情。考察贾易、岑象求、丰稷、张耒、黄庭坚、龚原、晁补之、刘唐老、李昭玘，这些人才都可以任用。如今如果分别党类，天下人一定会妄自猜想陛下驱逐元祐旧臣，又重新兴起绍圣政事。如今绍圣年间的人才并肩在朝廷任职，一概不追问；元祐年间的几十个人，却总是不断攻击，这就是在朝廷之上公然建立党派。”升任右司谏。论说林希在绍圣初年掌管诏令文书，起草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的制书，全都务求符合章惇的意图。近来林希被剥夺官职，从大名府迁到扬州，愤怒急躁、心怀不平，谢恩奏章傲慢而不敬。又论说章惇、蔡京、蔡卞、郝随、邓洵武违逆皇帝意旨。任滁州通判时，蔡卞请求贬黜任伯雨等人，陈祐也在其中，被编管澧州，迁归州，后来恢复承议郎，去世。

译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十四岁进入太学。熙宁年间以经术取士，学者都一致尊奉王氏学说，只有常安民不改变。王安石想见他，他不肯前往。熙宁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应天府军巡判官，选任成都府教授。与安惇为同僚，安惇深刻奸诈，曾经一同拜见府帅，往往诋毁自己一向厚待友好的人。常安民规劝他，安惇说：“我心里确实厌恶他们，只是暂且表面上同他们交往罢了。”常安民说：“您这是隐藏怨恨却同那个人交朋友。”安惇笑着说：“正直的道路会给你带来富贵，而把我输在后面。”安惇显贵后，便陷害常安民。任期届满后寄居京师。常安民与蔡确是姻亲，蔡确当时任宰相，却厌恶他的为人，完全不与他往来。调任长洲县知县，以诚信作为治理原则，百姓不忍心欺骗他，盗贼也因此减少。追征科税时不把百姓交给属吏，而让他们自行缴纳，比其他县先完成。县中百姓歌颂他的政绩。元祐初年，朝廷大臣交相上章推荐，升任大理寺丞、鸿胪寺丞。当时元丰年间掌权的大臣虽然离开朝廷，但他们的党羽仍分布在朝廷内外，制造私说来动摇时政。常安民写信给吕公著说：“善于观察天下形势，就像良医观察疾病。如今虽然起用进用忠良，却不能搜罗天下英才，使他们都聚集在朝廷来胜过小人，我恐怕正直端方之士还不能安稳地睡觉。” 他历举陈蕃、窦武、张柬之以及五王等前代已经发生的祸患，说怨恨愤怒已经积累，一旦爆发，危害就会很大。等到章惇任宰相，他的话果然应验。历任太常博士，转任太常丞；与朱光庭意见不合，出任江西转运通判，改任宗正丞，授任开封府推官。绍圣初年，召见答对，他对哲宗说：“希望奖赏进用廉洁而有操守的人，以整肃风俗。”元祐年间进言的人认为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错误，如今进言的人却反过来认为元祐年间的政事错误，都是偏执的议论，希望陛下公正听取、全面观察，选择其中正确的，归于适当。授任监察御史，论说章惇专擅国政、培植党羽，请求收回君主的权柄，压制宰相。章惇派亲信对他说：“稍微安静些，当让你在左右近臣中任职。”常安民严肃地斥责他，章惇更加愤怒。宦官裴彦臣修建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深深结交他，强行毁坏百姓住宅，百姓向朝廷诉告。诏令御史弹劾查办，常安民说：“宦官豪横，同侍从官相互结交，一同欺骗蒙蔽皇帝，希望加重降黜责罚，以整肃百官。”案件审理完毕，章惇极力为他主持，只罚金。常安民于是论说蔡京的奸邪足以迷惑众人，辩说足以粉饰错误，机巧足以改变、夺取君主的视听，力量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他内结宦官，外连朝士，凡不依附自己的人，就诬陷为元祐党人；这不合先帝的法度，却一定要排挤掉才肯罢休。如今在朝廷的臣僚中，蔡京的党羽已经超过一半，不可不把他们驱逐出去。等到将来羽翼丰满，再后悔就来不及了。他又说，张商英在元祐年间曾献诗给吕公著求取进用，谄媚奸佞而不知羞耻。近来又请求毁掉司马光和吕公著的神道碑；周秩任博士时，亲自把司马光的谥号定为文正，最近却又请求劈开棺材、鞭打尸体。陛下考察这些人的言论，果真是出于公论吗？前后奏章达到几十上百道，估计最终也不能回转，于是请求出任外官。举行明堂大享时，刘贤妃随从侍奉斋宫，常安民认为这会影响万方观瞻、损害圣德，言语颇为切直，皇帝微微发怒。曾布起初因为常安民多次让章惇不满，以为他依附自己，屡次在朝廷上称许他。后来常安民又同时论说曾布，曾布也怨恨他，于是与章惇联合排挤他。便拿出常安民赠给吕公著的书信文字，定他的罪。董敦逸再次任御史，想弹劾苏轼兄弟，常安民认为苏轼、苏辙负有很高声望，恐怕不应这样做。到了这时，董敦逸连同常安民一起论奏，常安民被贬为滁州监酒税。任满三年后，任温州通判【按：《东都事略》作常安民通判郓州，又记载在提举永兴军路刑狱之后，与《宋史》本传不同】。徽宗即位，朝廷舆论想起用他任谏官，曾布阻止此事，让他任提举永兴军路刑狱。蔡京掌权时，（他）被列入党籍，流落在外二十年。政和末年去世，享年七十岁。建炎四年，追赠右谏议大夫。他的儿子蔡同任御史中丞，另有传记。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六十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六十一 列传 宋【六十五】孙鼛　吴时　李昭玘 黄廉　朱服　张舜民 盛陶　章衡　颜复 孙升　韩川　龚鼎臣 郑穆　席旦　乔执中 傅楫　沈畸【萧服】　徐勣 张汝明，黄葆光，石公弼【张克公】毛注　洪彦升　钟傅 陶节夫　毛渐　王祖道 张庄　赵遹 孙鼛，字叔静，钱塘人。因父亲的任官资格补授武平尉，捕获有名的盗贼几十人。再次调任越州司法参军，知州赵林推荐他的才能，任偃师县知县。蒲中有个优伶假穿僧服，隐藏在民间，因为不说话迷惑众人，民间相传他有奇异法术，众人纷纷奔到他门下。孙鼛收捕审问，查明奸诈情况，使他伏罪。韩缜镇守长安时，征召他入府，任职五年，任签书西川判官。召见应对后，提升为提举广东常平。徽宗初年，调任两浙，由福建转运判官召为屯田员外郎。孙鼛尚未显达时与蔡京友善，常说：“蔡京是个贵人，但才能不能胜过德行，恐怕会给天下带来忧患。”后来蔡京回朝，孙鼛在路上遇见他。见面后，蔡京迎上来说：“我如果得到天子任用，希望你来帮助我。”孙鼛说：“您如果真能谨慎遵守祖宗的法度，用正直的言论辅佐君主，以节俭率先示范百官，并且闭口不谈用兵之事，就是天下的大幸。”蔡京默然。蔡京任宰相后，把孙鼛调出任提举江东刑狱。不久，入朝任少府少监、户部郎中。县官使用财物没有节制，孙鼛与尚书曾孝广、侍郎许几谋议说：“一天比一天增加，一年比一年增加，天下的财物哪里能够供给呢？”共同上疏论说此事。当权者不高兴，曾孝广、许几因此被罢职调任。孙鼛任开封府官，升为太仆卿、殿中少监，以显谟阁待制出知曹州，转任大中大夫，调任郓州。郓州百姓的孩子编作祭祀歌谣，指斥蔡京，孙鼛把这件事报告上去。蔡京大怒，让言官诬陷他另有诽谤之罪，孙鼛被提举鸿庆宫。起用为知单州，随后退休。靖康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通靖。吴时，字伸道，邛州人。起初考中进士，取得学究出身。再次考试中甲科，任华州郑县知县。转运使下檄文命州里运送五万斛粮食到长安，郑县独自承担三万斛。吴时写信给使者说：“防备运送三万斛粮食的费用，用车要一千五百辆，用民夫要五万人。县中可以役使的百姓只有二百五十八户，如果确实能够把军队调到华州，就可以免去原来的费用。”使者采纳了他的意见。徽宗征求意见时，远方臣僚上奏章，封识多不合格式，有司全部退回。吴时提出的建议都能送达，因此任睦亲宅教授，提举永兴军路学事。召入任工部员外郎，随即改任礼部员外郎，兼任辟雍司业。大观年间兴办算学，有人议论以黄帝为先师。吴时说：“如今祭祀圣祖时，祝版上书写臣下的姓名；祭祀孔子时却只按中祀的常例，数学不过是六艺之一罢了，那么应当用什么礼来侍奉黄帝？” 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升任太仆少卿，出任知耀州，又降为鼎州通判，尚未赴任，改任提举河东常平。年成饥荒时，发放官府粮食赈济百姓。童贯经略北方，每次询问边境事务，吴时总是不回答。回朝后，任大晟府兴乐官，提升为中书舍人、给事中。内侍何诉被贬为监衡州酒务，却仍兼领节度使，吴时上奏请求夺去他的节度使。又因入宫应对谈到收取燕地，说：“祖宗订立盟约时的血还没有干，背弃它必然会迅速招致祸乱。”蔡攸听到后，把这话告诉王黼。王黼恼怒，斥责他是腐儒。吴时请求离职，以徽猷阁待制兼任侍读。不久提举上清太平宫，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吴时文思敏捷，从来不曾事先写稿，两学中的人都称他为“立地书厨”。李昭玘，字成季，济南人。年轻时与晁补之齐名，受到苏轼赏识。考中进士后，任徐州教授；因李清臣推荐，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随即加任秘阁校理；通判潞州时，潞州百姓死后大多无人安葬，李昭玘划出官地作为墓地，准备棺材和衣衾，并撰文劝告百姓，风俗因此完全改变。入朝任秘书丞、开封推官，不久提举永兴、京西、京东路刑狱。因元符党案被夺官。徽宗即位，召为右司员外郎，升太常少卿。韩忠彦想任用他为起居舍人，曾布阻止了这件事。曾布任山陵使，任命诏令刚下，便被陈次升弹劾，李昭玘出知沧州。崇宁初年，下诏说李昭玘曾经倾覆动摇先烈，每逢改元便修改元丰敕条，倡导遵从宽缓的邪说，罢去主管鸿庆宫一职，于是被列入党籍。【按：《宋史·徽宗本纪》记载，崇宁元年九月己亥日，登记元祐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其他官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武臣王献可等，共一百二十人；庚子日，又把元符末年上书的人范柔中以下五百多人列为邪等。考察一百二十人的碑文，其中没有李昭玘的姓名，李昭玘应当在范柔中以下的人数之内。】当初李昭玘主持高密县考试时，侯蒙任执政，念及旧日恩情，派人传达自己的意思，李昭玘只请求得到秘阁法帖而已。任陕西使者时，延安有个小将车吉被诬陷为盗贼，李昭玘查明他没有其他罪过。车吉后来立下战功，官至皇城使，在京师遇到李昭玘，便在他面前下拜说：“感谢您使我得以生存的恩德，愿献上一匹名马。”李昭玘笑着拒绝了。晚年任知歙州，辞谢没有赴任。靖康初年，又以起居舍人召用，但已经去世。绍兴初年，追复直徽猷阁。【按：《宋史》此处以下有吴师礼、王汉之、涣之三传，没有足以记录的事迹，一并删去。】黄廉，字夷仲，洪州分宁人。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熙宁初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他。王安石与他交谈，询问免役法的事情。黄廉依据旧法回答。王安石说：“此人一定能够办理新法。”于是向神宗说明，请求召见他询问时务。黄廉回答说：“陛下的意图在于便利百姓，法令本身并非不好，只是官吏不是合适的人，所以法令施行而百姓受苦。陛下没有完全察知。河北遭受水灾，河南、齐、晋遭受旱灾，淮浙发生蝗灾，江南发生疫病，陛下也没有完全知道。”皇帝立即命黄廉核实赈济情况。到东道任职，除授司农丞，回来报告。适逢权知利州路转运判官。又任司农丞，充任监察御史里行。上书建议：“希望让两制近臣和转运使各自都能荐举士人。”诏令各荐举一人。接着又说：“寒微偏远的下级官吏，既然已经使名声传到朝廷，希望让中书审察他们的才能，再加以表荐任用；这样，求贤用才的诏令才不会在天下徒然施行。”又说：“近几年水旱灾害，百姓勉强支撑借贷；如今幸逢丰年，有司全都应当催促偿还。长期饥荒后刚有收成，却把历年所借的一并偿还，这就是使百姓遇到丰年反而想到歉年。”请求命令各道逐渐督促收取。又论奏俞充结交王中正、导致属官获罪的事情，并说王中正所受任使命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