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译《论语》记载，子贡问：“孔文子为什么被称为‘文’？” 孔子说：“他聪敏而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所以称为‘文’。” 又记载，公叔文子的臣属大夫僎与文子一同升任公卿，孔子听说后说：“这就可以称为‘文’了。” 《史记》记载，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下制书说：“我听说上古有称号而没有谥号，中古有称号，死后根据行为来定谥号。这样就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实在没有意义，我不采用。从今以后，废除谥法。我称始皇帝，后世按世数计算，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世代相传而无穷。” 《白虎通德论》说：什么叫谥？“谥”这个字的意思是引申、排列，即列举死者行为的事迹。这样做是为了向上进言劝诫，勉励人们致力于德行。所以《礼记·郊特牲》说：“古代活着时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这是说，活着有爵位，死后就应当有谥号。为什么死后才定谥号？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从始至终不能始终如一，所以要考察其最终表现，才能知道他的始终。士冠礼说：“死后给他定谥号。”现在临葬时才定谥号，为什么？是借众人的评议来防止有人想要显扬死者。黄帝为什么先称“黄”后称“帝”？古代质朴，生死使用同一个称号，把各方面行为合起来称说，美好的放在前面。黄帝开始制定法度，所得之道合于中正，万世不可改变地称为“黄”，这是自然形成的。后世即使有圣人，也不能与他相同。后世人的德行即使与天相合，也只能称帝；因为不能建立创制，所以不能称黄。谥号有时一个字，有时两个字，为什么？文治之世用一个字作谥号，质朴之世用两个字作谥号。所以《尚书》说‘高宗’，就是殷代的宗；汤死后，后世称他为‘成汤’，就是用两个字作谥号。称号有质朴、文饰的区别，谥号也有质朴、文饰的区别，为什么？称号表示开始，是根本，所以不可改变。周以后更重文饰，把文饰作为根本；生前号令美善，所以有美善的谥号，于是合称为文王、武王。” 把两个字合起来称说时，就把谥号中的上字置于前面，以表明善恶的区别，用来劝人行善、警戒人作恶。帝是上天所赐的称号，即使尧也仍属于谥号。只是上古质朴直率，死后把他的名字作为称号罢了。为什么谥为“尧”？因为谥法有七十二个等级。《礼记·谥法》说：“辅佐善政、传承圣道，谥为尧；仁慈圣明，谥为舜；慈爱惠民，谥为文；刚强能治事而正直，谥为武。”幼年者不作诔，年长而地位卑贱者不能为尊贵者作诔，诸侯之间互相作诔，也不合礼。臣下应当接受君主赐予的谥号。卿大夫年老退居，死后为什么也有谥号？谥号用来区别尊卑，彰显有德之人。卿大夫退居时没有过失，仍保有俸禄和地位，所以有谥号。为什么称号和谥号有显明与隐微之别？称号取法于天，取法于太阳，太阳尚未升起却已有光明；谥号取法于地，取法于月亮，月亮已经落下仍有余光。臣等谨慎考察：把黄帝、尧、舜视为谥号，是从《白虎通》开始的。《抱朴子》说：‘上古没有谥号，谥法始于周代。’黄帝的谥号大概是后人追尊的，并非当时群臣的称呼。这一说法可以用来证明班固所说有误。《五经通议》说：谥的意思，是排列陈述死者生前的行为；有善行就有善谥，有恶行就有恶谥，用来劝善戒恶。《郑志》中，赵商问：“《曲礼》说：‘已经失去父亲而突然显贵，不能为父亲作谥。’可是武王即位后，追尊太王、王季、文王，改变他们的谥号和爵位，这是为什么？”郑玄回答：“周代王业的兴起，始于太王、王季二王，功德由他们奠定。王者事业由此开始。大凡为人父亲的，难道都能完全贤德吗？像夏禹、商汤那样的情况，就不追改谥号了。” 《说文解字》解释“谥”字说：是行为的痕迹。从“言”，以“兮皿”为声符。《释名》说：“谥”就是拖曳。事物在后面叫作拖曳，说人的名声也是这样。《风俗通义》说：按照礼制，臣子没有爵位而给君主、父亲定谥号的道理。所以群臣汇总死者的功绩美德，在下葬那天派太尉到南郊告知上天，由上天赐予谥号。《荀氏家传》记载，荀爽回答防说：“我听说火生于木，所以木的德性是孝。汉代皇帝的谥号称‘孝’，取的就是这个意义。” 臣等谨慎考察：颜师古注《汉书》说：“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所以汉家的谥号从惠帝以下都称‘孝’。”荀爽受惑于纬讳之类的书，却用“火生于木”来解释，实在浅陋。《后汉书》记载，祭遵去世后，博士范升上疏说：“礼制规定，活着有爵位，死后有谥号。爵位用来区别尊卑，谥号用来表明善恶。臣愚以为，应趁祭遵去世之际，论述汇总他的各项功劳，详细考察谥法，依礼为他定谥，以彰显国家笃守古制的传统，作为后世子孙的法则。《通典》记载：魏国刘辅等上书议论赐谥说：‘古代活着有称号，死后没有谥号。一定要考察行为事迹，评议功业后制定谥号。汉代没有修明古礼，大臣有宠遇才赐谥。如今国家沿用这一制度而未改变。臣认为，现在诸侯在任上去世的可以有谥号，主管官员应制定能够获谥者的品秩限制。’尚书卫觊上奏说：‘旧制度规定，诸王和列侯去世，无论年长年幼，都赐谥号。古代设置谥号，是随着行为的善恶而定，并不是用来优待死者，同时也是为了通过明辨昭穆使尊卑次序不致混乱。臣认为，诸侯王以及王子、诸公、诸侯去世，可以根据行为事迹赐谥；列侯只有在初次建立功劳时，才可以一律赐谥。至于承袭爵位的人，则不赐谥。’尚书赵咨又上奏说：‘那些承袭爵位的子弟后嗣，对国家没有特别的才能和功勋，以及尚未成年者，都不应赐谥。’黄门侍郎荀攸议论认为：‘古代的谥号，是记载功劳、惩戒罪恶的，所以有桓、文、灵、厉这样的谥号。”}], 如今侯爵刚开始受封，凡是因功劳和美德而获得爵位、土地的人，即使没有官职，也应当都赐予谥号，以记载他们的功劳，并且表彰那些奉行法度、能够保全爵禄的人。那些斩将夺旗，因功受爵而仍任原职的人，大都可比照列侯。自关内侯以下，以及因名号赐爵的附庸，都不属于可以有谥号的范围，可以不予赐谥。列侯如果承袭爵位并且有官职，职位相当于大夫以上，但没有亲临官署处理政事，而曾经担任宿卫、忠诚勤勉，或者死于王事，也都应当加赐谥号。其余承袭爵位的人既无功劳，官职低微、善行很少，都不值得记录。八座官员议论认为：太尉荀顗所撰定的体统通叙规定，五等爵及列侯以上，曾任郡国太守、内史、郡尉、牙门将、骑督以上官职而去世的，都赐予谥号。《晋书·景帝纪》：魏正元二年，给景帝定谥号为“武公”。文帝上表辞让说：“臣已故父亲不敢接受丞相、相国九命之礼，已故兄长不敢接受相国之位，实在是因为这些都是太祖曾经任用、经历过的。如今谥号又与二祖相同，实在使臣敬畏恐惧。从前萧何、张良、霍光都有匡扶辅佐之功，萧何谥为文终，张良谥为文成，霍光谥为宣成。如果一定要用文、武作谥号，请依照萧何等人的谥号来加。”诏书同意了，改谥为“忠武”。

译臣等谨慎考察：魏初给晋宣帝的谥号是“文”，到这里给景帝的谥号定为“武”，大概是因为分别与魏武帝、魏文帝使用了相同的谥号，所以文帝上表说谥号与二祖相同。于是改宣帝谥为“宣文”，景帝谥为“忠武”。君臣不使用相同谥号的忌讳，实际上从这里开始。《晋书·礼志》：晋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奏，请给已故太常、平陵男郭奕谥为“景侯”。有关官员上奏说：“晋受命以来，祖宗的称号、谥号，群臣没有与之相同的。因此郭奕谥为‘景’，就同景皇帝相同，不可听从。应当谥为‘穆’。”王济、羊璞等人都说：“无穷的福祚，不应使名号、谥号完全相同。若都依制度避开，难以周全；若全都不避，又不合推崇尊长的礼制。应当依照避讳人名的例子，只避及七庙中的祖宗，不涉及已经迁毁的宗庙。”成粲、武茂、刘讷都说：“谥号相同并不值得嫌疑。称号、谥号是国家的大典，用来激励当时、施行教化，是贯通天人的长远防范。即使是君主、父亲，也应有所不加尊崇；至于臣子，有时因行为显著而获谥，正可使上下共同进德，不至于怠惰荒废。臣希望圣明时代与尧舜相同，实行周代君臣可以同谥的礼制，舍弃汉魏近代避讳相同谥号的做法。”皇帝下诏说：“并不是说君臣不能使用相同谥号，正是因为郭奕谥为‘景’不相称。应当谥为‘简’。” 《晋书·嵇绍传》：太尉、广陵公陈准去世，太常上奏谥号。嵇绍驳议说：“谥号是用来流传不朽的，大的功行应受大的名号，小的功行应受小的名号。文、武二字彰显功德，灵、厉二字表明昏暗隐蔽。近来礼官迎合情势议定谥号，不依照实际标准定谥，这是过失，应谥为‘缪’。”事情交给太常处理，当时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朝廷却对此十分忌惮。臣等谨慎考察：这是后世驳谥的开始。《晋中兴书》说：当时赐谥多根据封爵，而不考察德行。王导上疏说：“臣听说，大的功行受大的名号，小的功行受小的名号，只是使名实相称、不加欺罔罢了。近代以来，只有有爵位的人才能有谥号，武官中的牙门将有爵位就必定有谥号，乡校中的常伯没有爵位却全都不能有谥号，严重失去了制定谥号的根本。如今中兴刚刚建立，功勋和德行兼备，应当深切体察前人的训诫，使行为由谥号彰显，怎么可以用是否有爵位来限制呢？”中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公卿即使没有爵位也能有谥号，从王导开始。《通典》说：“东晋元帝太兴三年下诏：‘古代赐谥，名实相称。近来有爵位才有谥号，并非圣贤的本意。’参与议论的有关官员上表说：‘刘毅应当赐谥，以申明刘毅忠诚正直、舍己为国的品行。’于是追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这实在是圣朝考核功绩、彰显功勋的美事。考察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称号，是功劳的表彰。如今刘毅功德并立，却有称号而没有谥号，在道理上失当。臣私下以《春秋》的事例考察，谥号以行为为主，并不取决于爵位。然而魏代承袭旧制，爵位不是列侯的人，便都埋没了他们的高尚行为而不给谥号，以至于三公中的贤臣反而不如野战将士。臣希望圣明时代采用《春秋》的远古制度，改变近代的旧习。” 臣等谨慎考察：《晋书·刘毅传》说：“太康六年去世，当即追赠仪同三司。”羽林左监王宫上疏说：“中诏认为刘毅忠诚正直、舍己为国，追赠与台司同等的官阶，这实在是圣朝考核功绩、彰显功勋的美事。臣谨慎考察：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称号是功劳的表彰。如今刘毅功德并立，却有称号而没有谥号，在道理上失当。”等等。这份奏疏被搁置，没有得到答复。由此可见，请求给刘毅赐谥是在太康六年刘毅去世的那一年，并不是太兴三年。杜佑把王宫的奏疏误认为有关官员的上表，又把它同太兴年间的诏书牵合为一事，错了。《晋书·礼志》：永和十一年，彭城国为李太妃请求谥号。博士曹耽议论说：“夫妇的行为不一定相同，不能用丈夫的谥号来给妻子定谥。《春秋》中妇人有谥号的很多，经文没有讥刺之辞，可知按礼是可以有谥号的。”胡讷说：“礼制规定，妇人生前依据丈夫的爵位，死后依据丈夫的谥号。《春秋》中妇人有谥号，只是不再完全依照礼制罢了。安平献王李妃、琅琊武王诸葛妃、太傅东海王裴妃，都没有谥号。如今应当遵循旧典。”王彪之说：“妇人有谥号，是礼制败坏的缘故。声子有谥号，服虔和诸儒都认为不合礼。杜预也说：‘礼制规定妇人没有谥号，《春秋》没有讥刺的文辞，是所谓不必等待贬斥，就已经自行明白了。’近世只有皇后才有谥号。” 臣等谨慎考察：《通典》载王彪之的议论说：“妇人没有爵位，既然跟随丈夫的爵位，便没有实际爵位，只能随夫作为称号。既然只是随夫作为称号，就可知没有谥号。《春秋》中妇人有谥号，是周末礼制败坏的缘故。所以《服虔注》说：‘声子的谥号不合礼。’杜氏注释惠公仲子，也说：‘礼制规定妇人没有谥号。’泰始以来，藩国王妃都没有谥号。中兴时敬后登上皇后之位，才追赐谥号。琅琊武王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尚且抑制内心对母亲的极度亲爱，不为她们追谥。如今彭城王妃不应有谥号。’他的议论比《礼志》记载的稍微详细，所以一并记录。” 《通典》：东晋琅琊世子未满周岁便去世，大司农上表说，琅琊世子按降低君主一等的规格，应当谥为“哀愍”。太常贺循说：“谥号，是用来表彰功劳和行为的。所以古代未到成年的年龄，以及名位尚未完备的人，都不制作谥号。因此周灵王太子晋聪明有智慧，年龄超过成童便去世，仍然没有谥号。《春秋》中诸侯即位当年称‘子’，过了一年才称‘君’；以‘子’相称时去世的，都没有谥号，因为名位尚未确立。既未成为君主，既没有君主的谥号；当时又只称为‘子’，也没有子爵的谥号，这说明两者都不具备。只有晋国的申生，因为仁孝而遭遇命运不幸，年龄已经成年，晋人哀悼他，所以特意为他定谥，其他诸国没有这种先例。到了汉代，虽然遵循这一道理，却比古礼更宽；但也没有未满一年即位的君主建立谥号。殇帝、冲帝都已在位超过一年，才建立谥号。考察哀帝、冲帝的太孙，都是因年幼而建立谥号，不必完全依照古礼；但他们都已经即位临政，名分确定，承当重任，同臣下确定君臣关系，尊贵的体制已经具备，事情没有屈抑之处。况且天下的名分极其重要，体察其尊贵地位，也应当给予特殊礼制，所以随时制定制度，便有建立谥号的事情。琅琊世子虽然在嫡统上居于尊位，生来就完全尊贵，这只能说明嫡统的道理，不能作为已经确定谥号的证据。” ” 臣等谨慎考察：卫懿侯的世子早死，谥为“共伯”，此事发生在《春秋》以前。世子能够有谥号，并不是从申生开始的。贺循认为其他诸国没有先例，是考察失误。

译又在孝武帝太元四年，光禄勋王欣之上表说：臣恭敬考察，太康年间郭奕谥为“景”，有关官员以此同孝宗的谥号为由加以坚持。臣听说，姬周盛明之时，父子可以使用相同称号，诸侯也可以同周王使用相同谥号，这是经典所记载的历代圣王不改变的原则。应当遵循古代典章作为训范。后来徐邈议论说：考察郭奕谥为“景”，诏书实际上不是因为触犯皇帝谥号才改动的。又惠帝永平元年的诏书说：‘贵贱不忌讳使用相同称号，周公谥为文，君主和父亲可以同称，名声和行为并不相同，谥号为什么一定要不同？从今以后，各自依照礼制办理。’尚书上奏说：‘文、武所举示的是同一原则，圣人与贤人有时也会使用相同谥号。’所以文王能够经纬天地，孔文子能够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这都是称为“文”的原因。远考周代典章，美好的称号上下都可以通用；近考太康年间改谥，并不是因为忌讳称号相同。近来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违背崇尚名号的本旨，实在不是用来治理长久、为后世永远树立法式的办法。王欣之的上表实际上是在压抑旧典，应当依照他所陈述的办理。诏书批准了。又记载，太常蔡司空的谥号受到讥议。博士曹耽等人议论说：“蔡公可以称为善始善终的人。”按照谥法，“布施德行、坚持义理”叫作“穆”。司空左长史孔严给王彪之写信说：“博士引用礼义来通达崇高人物之事，‘穆’确实是美好的谥号。”但是蔡公的德业既然重大，又是先帝的师傅，担任总录之职，也就是参与辅佐宰相，考察行为、确定名号，意义在于如实记录，不可不详细。王彪之答复说：“按照谥法，‘布施德行、坚持义理叫穆’，可见这个名目很不轻。汉初张皇后、大宁庾太后都谥为‘穆’，魏司空陈矫、王昶、贺循都是名士，也都谥为‘穆’，这同蔡公的名望和身份相称。中朝的复谥也并非全都采用单字，安平献王司马孚、齐献王司马攸都是单谥。近来采用复谥，并不是大晋旧典，一定是重复使用谥号，大概是近来儒官相承的近世意见罢了。他们都是顾命大臣和重大功勋之臣，有的镇守分陕之地，有的担任辅弼宰相。蔡公保持谦逊朴素的胸怀，不应当担任这样的职任。如今歌咏他的德行而不再用复谥，是想使他区别于上述几位，以此表彰他谦冲虚静、著述德美的品格。又中朝及中兴以来曾任师傅、主持台阁事务的人，也都不再使用复谥。” 山涛、李充二位司徒，我的族父安丰侯，近来的贺司空、荀太尉、周光禄，有的曾任师傅，有的曾总录政务，都没有使用复谥。我认为这个谥号十分美好，不应反复改动。按照谥法的条目虽然有限，但应当获得谥号的人无限，怎么能要求名声德行全都相同呢？如果远取周代文王、武王为准，那么后代就不应再通用这两个名称。近来考察晋朝旧例，山涛、荀顗、周顗都谥为“康”，羊祜、荀勖都谥为“成”，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全部记载。近来朱伯高谥为“简”，当时尚书符已经驳回，认为不应与和峤使用相同谥号。蔡公担任太常，按照以上论述也可以作同样处理，理由很充分，于是便施行了。蔡家本来应当有这样的先例，依照此例办理，也没有什么可疑。《唐六典》注说：‘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的人去世后，属官将其行状记录上报考功，考功核查其历任经历，再交太常寺拟定谥号，复核后报考功，在都堂召集尚书省内官员议定，然后上奏皇帝。追赠的官员若同职事官而无爵位，则称为“子”；如果在山林中修养德行，声望和事实都显著，即使没有官职、爵位，也可奏请赐谥为“先生”。’ 《通典》：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拟议给扬州大都督、髙阳郡公许敬宗谥为“缪”，议论说：“许敬宗凭才能升迁，历任清要官职，却把长子遗弃在荒远边地，把小女儿嫁给部落之人。关于诗礼的教养，在趋庭受教之事上全然没有体现；纳采、问名等婚礼，只听说他贪污财货。白圭尚且会有瑕疵，他的行为玷污了清誉。改名定谥的典礼，必须依据实际行为。”许敬宗的孙子、太子舍人彦伯申诉冤屈，户部尚书戴至德向博士王福畤询问。王福畤回答说：“从前晋司空何曾，既忠诚又孝顺，只因为每天耗费一万钱饮食，尚且被贬谥为‘缪丑’，何况许敬宗的忠孝不如何曾，饮食男女方面的过失又超过何曾，定谥为‘缪’，并没有辜负许氏。”诏令尚书省召集五品以上官员重新议论，礼部尚书杨思敬议称：“按照谥法，犯了过错而能够改正叫作‘恭’，请谥为‘恭’。” 臣等谨慎考察：杨思敬，旧《唐书》写作袁思敬。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隋观德王杨士雄的第四子名縯，縯的次子名思敬，官至礼部尚书、驸马都尉，大概就是娶唐高祖女儿安平公主的人。旧《唐书》记载有误。景云元年，太常给追赠荆州大都督、舒国公韦巨源拟谥为“昭”。户部员外郎李邕驳议说：“武三思推荐他做宰相，阿韦把他托为亲近之人。他没有功劳却受封，没有德行却享禄。同族之中，他以韦正安、韦石为耻；对他人则依附韦楚客。谥为‘昭良’，恐怕不恰当。”博士李处直请求仍按原议确定。虽然没有采纳李邕的意见，但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李邕说得对。《旧唐书·太常博士张星》记载，给追赠工部尚书宋庆礼定谥时说：“专门议论认为：宋庆礼过于刚强就会折损，过于苛察而没有同道；在东北办事，损失数以万计，这就是所谓对自己的家族有害、对国家有凶祸。按照谥法，喜欢功劳、自以为是，叫作‘专’。”礼部员外郎张九龄驳议说：“宋庆礼为人苦守节操，是为国辛劳的臣子；一生在边疆三十年，别人把家庭生活视为可享之乐，唯独他安于驿传奔波；知道耕作收获的艰难，又能充实军粮。没有不承担劳苦屈辱之事，却不懈怠其心；守持贞正坚固的准则，竭尽自己的力量。请把原来的议论重新交给太常，使他的平素行为能够得到考察，改易名号的典礼不致废坠。”于是谥为“敬”。臣等谨慎考察：张九龄的驳议全文载于《宋庆礼本传》，《通典》所收录的文字，无论事实还是谥义都没有说清楚。〔缺字〕据《旧唐书》节略辑录。《通典》：开元十八年，太常寺议请给张说谥为“文贞”。左司郎中杨伯成驳议说：“谥号是德行的表彰、行为的痕迹，用来激励风俗、约束名教，本来就不能有虚假的称誉，而应当保存事实记录。根据张说罢相的制书说：‘不能整肃琐细之人，很是违背周密周全的防范。’又根据致仕制书说：‘行为有亏于古人，防范不能周全，未能免除瓜李之嫌，却使众多人的议论喧嚣。’况且玉有瑕疵还可以磨去，人有这种玷污，哪里能够逃避？谥为‘文贞’，怎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请交给太常，重新根据实际行为定谥。”工部侍郎张九龄又提出议论，请求依太常原议确定，事情没有决定。玄宗亲自撰写碑文，赐谥为“文贞”。

译永泰年间，太常博士独孤及给追赠凉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运拟谥为“威”。右司员外郎崔厦驳议说：“郭知运承受恩诏下葬，至今已经五十多年，现在才请求改易名号，我私下认为不合礼。臣谨慎考察礼经说：‘礼制以合乎时宜为大。’又说：‘错过时机或赶不上时机，都不合礼。’从前卫国公叔文子去世，将要下葬时，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谥号说：‘日月有期限，父亲将要下葬了，请赐给他一个可以改变其名字的称号。’大概是因为时机不可错过。节度使已经去世，名声并没有超过实际行为；在数十年前，门生故吏已经共同谋议谥号，如今才申请，私下看恐怕是有所图谋才这样做。继承人英乂近来遭逢多事，多次统辖一方，朝廷因功勋和职位而使他位居端揆，附从他的人私下行不合礼的请求，正是把无理的要求当作合适的要求。何况如今分封土地的人接连不断，专任征伐的人有数百，如果都照这样办理，谁会说没有人来请求？不仅有关官员会疲于处理文书，恐怕名器也会被视同草芥；即使想委曲保全，私下看也恐怕不可行。又礼经说：‘已经失去父亲而突然显贵，不能为父亲作谥。’如果郭知运合于有谥号却不在适当时候办理，就是继承人废弃先君的德行；如果郭知运不合于有谥号而勉强满足继承人的意愿，就是先君因继承人的缘故而获得尊崇。” 若从仆射的身份来说，恐怕会留下逾越礼制的责难；若从国家来说，又很不合彰显善行的体制。请下令太常寺重新议定。”又答道：“礼制随时势而变是最重要的，顺应事理次之。将要下葬时改定谥号，是因时制宜；因为有故而缺失礼仪，后来追念远人请求谥号，是顺应事理。公叔戌请求谥号，正好在下葬以前。我谨考三百篇礼经、三千篇威仪，从未说下葬以后就不能追谥。况且三王的礼制各有途径，彼此并不相沿袭。新礼规定死者必有谥号，并没有说办理的日月有固定期限。如今请求改定谥号的五家，无不是在下葬以后：苖太师已经一年，吕諲已经四年，卢奕已经五年，颜杲卿已经八年，他们都承受了褒奖恩宠，也没有异议。唯独郭知运不幸，竟因超过时限而受到抑制。假如一定要把已经下葬作为限制，那么八年和五十年，迟延本来是一样的，却在给予和剥夺上采取不同制度，难道不可以吗？议论说：‘已经成为孤儿而身居显贵，不能替父亲作谥。’这说的是父亲没有官位而儿子身居显位，不应当把儿子的显贵加在父亲身上以增荣誉。像郭知运这样，身处方面重任，位列九卿，功勋卓著、声名崇高，与卫青、霍去病相当，临终后应加的礼数，理应比其他将领提高一等，难道要等到依靠嗣子的德行以后才作谥吗？如今担任征镇的将领，大多出身于屠户、商贩和皂隶之中，虽遇风云际会，成为王侯，但其中祖父的爵位和郭知运相当、应当请求谥号的，又有几人呢？于是害怕名器同草芥一样被滥用，因此废止礼制，我私下认为这近于诬妄。我私下考察史籍，征引旧有典章，改定谥号的礼制，请求仍按前面的议议办理。”独孤及又给赠吏部尚书的吕諲谥为“肃”，度支员外郎严郢驳议说：“如今所议论的荆南政绩已经很详尽了，却说他在台司任职时拘谨琐屑，没有竭尽自身能力，这实在是挑剔瑕疵、掩盖功德，不是合乎中道的话。国家旧例，宰臣的谥号都有两个字，用来彰明善行、表扬德行。吕公在文事上才能足以无害，在武事上能够禁止暴乱；守正便能办成事务，尽忠便能使人获利，盛大的功业和宏远的规划，不能一一列举。

译《左传》叙述八元的德行，说他们忠肃恭懿；如果用美谥来比拟其人的德行形貌，请给吕公谥为‘忠肃’。” 重新议论时说：“谨考旧有仪制，凡死者的旧属官，都可以把行状送到尚书省请求谥号；至于考察德行、确定谥号，则由有关官员负责，朝廷辨别是否可行，应该保留众人的议论。如今驳议中关于撰定谥号的异同之说，又把这件事专交给旧属官，恐怕会混淆庖人和尸祝各自职分的区别，违背公器不可私用的告诫，而且也不合唐虞时代众人共同议定的道理。谥法在于惩罚恶行、劝勉善行，不在于字数多寡。周文王讨伐崇国，周公诛灭淮夷，武功盛大却都谥为‘文’；冀缺恭敬守德，宁俞临事谨慎，忠于本国，文德优长却都谥为‘武’。由此可知，史书书法一定称述大的方面而略去小的方面，所以称文就不称武，称武就不称文。三代以后，淳朴散失、礼制败坏，才有两个字的谥号，这不是古制。它的源头产生于衰微的周代。汉朝兴起后，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都凭文武大略辅佐汉朝达到太平；他们的事业不能逐一用一个‘文’字记载其善行，于是才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等谥号。虽然已经很严重地亵渎礼制，但还算是褒奖而没有错待人。唐朝兴起，参照采用周、汉制度，以魏征为‘文贞’，萧瑀为‘贞褊’；至于杜如晦、王珪、封德舆、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他们都是当时声名显赫、凭功名位居宰相的人，谥号不过一个字，从未听说他们的子孙或属官因为字数少而认为受了委屈。由此说来，两个字不一定就是褒奖，一个字也不一定就是贬低。假如褒贬果真取决于字数，那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就不如周威王、烈王、慎靓王，齐桓公、晋文公就不如赵武灵王、魏安厘王了。杜如晦、王珪以下那些谥为‘成’‘明’‘懿’‘宪’的人，也不如萧瑀的‘贞褊’了。吕諲从政时威严而有才能，能够防止邪恶，德行足以救济众人，所以用‘肃’来改定谥号，其中已经包含‘忠’了。这也如同随会、宁俞没有称‘文’，难道一定要因而增加字数才算美谥吗？魏晋时期，贾逵有筹算之才，贾逵有忠壮之节，张既有治理才能，程昱有智谋勇略，顾雍有缜密持重，王浑有器量，刘惔有鉴别裁断，庾翼有智慧谋略；这八位君子，比之东平王，应该不会惭愧。德宗死时，他们都谥为‘肃’，当时并不认为是贬低，何曾根据一个字、两个字来分辨高下呢？上考前代典籍，下据现行法令，参照礼经，再考究往事，请依照先前的决定办理。【臣】等谨案：《晋书·王浑传》说王浑原谥为‘元’，独孤及却把它作为谥‘肃’的证据，大概是写到这里时没有详细考察。大历十三年，太常给赠司徒的杨绾定谥为‘文贞’。比部郎中苏端驳议说：“按照谥法，道德广博、见闻丰富叫‘文’，清白守节叫‘贞’。况且元载与司徒交友恭敬，关系非常深厚，推重他为长者，首先举荐他担任清要官职，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等到司徒的宠信声望渐高，元载害怕他成为自己的威胁，杨绾又知道元载毁坏纲纪、内心有二心于君主。杨绾既害怕元载猜疑，便故意疏远简慢他；人人都知道元载的罪恶，唯独杨绾没有说一句话。有人揭发元载的罪恶，因证据告发尚未明确而获罪，杨绾当时位居上列，上奏传达并不困难，却不能因此披露实情、直陈意见，以保全志士的性命、揭露凶险奸诈之人的私心。反而安逸自保，优游度日，使元载罪祸扩大而身败名裂，最终还使圣上费心防察。难道这叫守节而不隐瞒吗？难道这叫心怀道义而没有毒害吗？说他谥为‘文贞’，实在太明显不合适了。”等到元载对下属吝惜恩惠、对上级招致怨恨，使北部边塞的戍守劳苦而超过期限，使西郊防守达到极点却没有慰问灾民的恩惠；磁州、邢州坚守义节的人将死而复生，梁州、宋州受伤残害的人有的受寒、有的挨饿，搜访、表彰、抚恤之事是朝廷内外都急需的，元载却全部断绝，使王者的恩泽不能下达百姓，成为行路之人的叹息。而杨公正当圣上革新政治之时，处在天下人寄望于贤能者的位置，实在应该片刻也不等待，立即迅速进言。他却沉默寂然，启发觉悟之言也不说，闭口不谈谋略，只贪图领取万钱的赏赐，徒然承受皇帝一心的顾念。难道这是慈爱惠民吗？既然由于不慈不惠，凭什么称为‘文’？既有隐瞒又有毒害，凭什么称为‘贞’呢？古代诸侯拥有国，卿大夫拥有家，对上是报答祖宗，对下是安置子孙的道义。杨公历来享受优厚俸禄，世人称他为儒学宗师，却从未建立家庙，也没有私庙，宁可使人老去而缺失尊敬祖先的礼制，官位达到极高却没有祭祀父亲的宗庙。凡是士大夫，谁不叹息遗憾？又【原文疑误：‘▯大义克就，▯仁接礼’】大义能够成就，仁爱能够接续礼制的道理。说他谥为‘文’和‘贞’，怎么可以这样议定？圣人制定谥号，所谓尽公而无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周宣王不敢偏私父亲，给父亲谥为‘厉’；汉宣帝不敢偏私祖父，给祖父谥为‘戾’。这是历代君王的明确制度，也是历代圣人的共同法则。从前公叔文子有为卫国而死的节操，有整顿班次制度的勤劳，使国家不受辱，才配用这个谥号。至于唐太宗初年，魏公魏征有匡正救助、秉公正直的忠心；唐中宗末年，苏公苏瓌有保全安定而不被夺志的节操。因此贤者很多，谥为‘文贞’的不过几位。至于燕国公张说，先朝时贡献才能，名声节操显著，尚书省仍认为不能谥为‘文贞’，直到今天人们还这样称说他。由此说来，怎么可以比较德行呢？” 请下文书给太常寺，再详细考察其他谥号，以遵守不变的典章；这样或许可以使尊贵的史笔不逊于周、汉，使黄泉下的亡魂免得对苏端、魏征感到惭愧。诏令改谥为‘文简’。【臣】等谨案：《杨绾传》称苏端是奸邪之人，特意提出异议，说的就是这件事。赠司空、陈国公窦抗谥为‘博’；赠左卫大将军宇文士及起初谥为‘恭’，黄门侍郎刘洎驳议说：‘士及居家奢侈放纵，不适合谥为恭。’最终谥为‘纵’。工部尚书杨昉谥为‘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济谥为‘果’，广州都督谢方叔谥为‘勤’。【臣】等谨案：杜佑说，以上这些人的谥号都不见于谥法，只是有关官员一时的议论。然而汉代有泗水王刘综谥为‘勤王’，王莽时期更始将军廉丹、后周鲁国公李端，都谥为‘果’而又称‘牧’。邱恬侯石庆，《史表》作‘恪侯’。那么杜佑认为不见于谥法，是没有考察清楚。又考察《唐书·窦抗传》，称窦抗谥为‘密’，与《通典》不同。《唐书》记载，元和年间，赐太子宾客于頔谥为‘忠’。起初，有关官员给他谥为‘厉’，到这时特意改定。右丞张正甫封还诏书，请求恢复原来的谥号。补阙高越上疏说：‘谥号，是用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的，使忠臣义士知道受到劝勉，使乱臣贼子害怕获罪。孔子修订《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样的典范垂示下来，尚且不能挽救，何况又毁坏它的典法呢？’

译《五代史·同光二年史馆事例》记载：凡王公百官确定谥号、考功录、行状以及谥议，每月都要具文说明有无，发文报告。朝廷内外官员去世，已经请求谥号的，允许本家各自抄录行状一份上奏。《宋史·礼志》说，王公以及任职官员中三品以上去世，本家抄录行状，送尚书省考功司；考功司移送太常礼院议定，由博士撰写谥议，考功司审查复核，都省长官判定，集合省内官员共同议论，送交中书门下，由宰臣判定准许，才抄录上奏报告。诏令交给有关部门，考功司随即抄录牒文，在下葬以前赐给其家。省内官员有不同意见的，允许具文上奏。那些在乡里蕴藏德行、声望和实际成就显著的人，即使没有官爵，也可以上奏赐谥，称为‘先生’。太平兴国八年，诏令增加周公谥法五十五字，美谥七十一字，共为一百字；平谥七字，共为二十字；恶谥十七字，共为三十字。沈约、贺琛续补扩大的谥法，全部废除。后来因直史馆胡旦进言：‘旧制度中，文武官员都根据功劳德行的高下，各按谥法赐谥。近朝以来，竟成了缺失的典制。建隆以来，官员三品以上应当赐谥的有一百多人，希望命史馆编录行状，送礼官确定谥号，交付史馆编入国史。’诏令今后都命礼官根据行状确定谥号，送考功司详细复核，转送史馆，永远作为定制。直集贤院王皞说：‘谥号是德行的表彰；有善行就有美谥，有恶行就有恶谥。我听说可以通过谥号了解一个人的德行，用来劝善惩恶。六典规定，太常寺博士掌管拟定王公以下官员的谥号，都要根据他们的功劳德行来作褒贬。近来官员去世，虽然官品符合拟谥资格，但他们的家属自己知道父祖没有什么善政，担心确定谥号时斥责其荒谬暴戾，便都不请求谥号。我私下认为，谥法自周公以来，成为不可废弃的典制，本来就是为了彰明善行、厌恶恶行，激浊扬清，使人死后是非分明，用来劝善惩恶。如今如果任由他们推托逃避，那么作恶的人就会放纵心志而不悔改。请从今以后不必等候他们请求谥号，直接命有关部门举行此事。这样，隐藏无行之人的行为就会受到阻止和劝戒。如果一定要等行状申报请求以后才拟定谥号，考察各地册籍，并没有明确的依据。只有卫国公叔文子死后，他的儿子公叔戌请求谥号。我认为春秋时期礼制败坏、礼乐残缺，公叔文子死时，有关官员不能明确援引旧典，所以直到将要下葬时才向国君请求谥号。况且周制规定，太史掌管给大丧赐谥，小史掌管给卿大夫之家赐谥；由此可知，举行谥号本来就是有关官员的职责。”诏令交给有关部门详细确定，依照王皞的请求办理。礼院又议论赠安远军节度使马怀德已经下葬后请求谥号之事，于是说：‘自古确定谥号都在下葬以前。唐开元年间，三品以上官员将要下葬时，已经启殡，便在灵柩前告知所赠谥号；没有赠谥的，就设置启奠，然后告知谥号。下葬以后加谥，始于唐代，例如颜杲卿、卢奕尽忠于王室，当时却搁置不议。至于郭知运，死后五十多年才开始请求谥号，右司员外郎崔厦认为这不合彰扬善行的礼制，而太常博士独孤及认为新制规定死者不一定有谥号，又说因有故而缺失礼制、后来追念远人请求谥号，是顺理的。独孤及生活在开元时代，亲自听闻启奠时告知谥号，却说新制不一定有谥号，难道不是诬妄吗？又说因有故而缺礼、追念远人请求谥号，这些都违背礼经，哪里谈得上顺理呢？国家给谥制度完全采用唐令，但请求谥号的人家按惯例要供给尚书省官员酒食，撰写谥议的官员又应当有所赠送，所以有时因无力供给而缺少请求。景祐四年，宋绶建议命官府供给酒食，后来又停止赠送。从此下葬以后请求谥号的人很多，年代逐渐久远，官职门第和生平事迹不是士大夫所能知道的；子孙和门生故吏心存虚美隐恶，有关官员却据此加谥，这是废弃圣人的谥法而迎合唐代庸常官员的议论。诏令从今以后，凡应当得到谥号的，要在下葬前奏请；如果其家不请求，则由尚书省、太常寺共同议定谥号，在下葬前把牒文送史馆并交给其家；如果仍徇私而以不实之事定谥，就按选举不依实法论处。下葬以后请求谥号的，不再确定谥号。【臣】等谨案：《唐六典》有在乡里蕴藏德行者也可奏请赐谥的制度，宋代沿用了这一制度，所以元祐年间给邵雍谥为‘康节’，政和年间给徐积谥为‘节孝’，他们的官职不过是学校官员而已。后来宁宗、理宗表彰儒学，嘉定三年给朱熹谥为‘文’，七年给张栻谥为‘宣’，八年给吕祖谦谥为‘成’，九年给周敦颐谥为‘元’，十三年给程伯子谥为‘纯’，给程叔子谥为‘正’，十四年给张载谥为‘明’，宝庆年间给陆九龄谥为‘文达’，给陆九渊谥为‘文安’，淳祐年间给罗从彦谥为‘文质’，给李侗谥为‘文靖’，而朱熹的高等弟子黄干谥为‘文肃’，蔡沉谥为‘文正’；这些人都在官职尚未达到可赐谥的情况下获得谥号。宋代的谥法颇为冒滥，罗泌甚至说这是辱没典制；但追谥这些贤人以崇尚理学，大概还可以说体现了彰善惩恶的意义。武宁军节度使、郑国公、赠太师、中书令夏竦起初谥为‘文正’。知太常礼院司马光上奏说：‘臣等仔细考察谥法的本意，所谓道德广博、见闻丰富称“文”，并不是说见闻博雅；所谓安靖恭敬地处在职位上称“正”，也不是说柔弱懦怯、苟且偷安。因为《诗经》说：“安靖恭敬地处在你的职位上，只赞同正直的人。”如今夏竦奢侈没有限度，聚敛财物没有满足；对内不能在闺门之中按义理约束自己，对外不能在边疆建立功效；言语不能与行为相符，外貌不能与内心相应。说他的道德，就是贪婪淫逸；说他的正直，就是邪曲奸诈。这些都是天下人共同听闻的，并不是臣等敢于诬陷加罪。却给他谥为‘文正’，臣等愚直无知，不能通达大体，不知将来用什么谥号对待天下的正人君子呢？请改赐夏竦谥号，天下幸甚。’于是改谥为‘文庄’。司徒、岐国公、赠太师兼侍中陈执中，仁宗时谥为‘恭’。当时礼官韩维上奏说：‘陈执中凭公卿子弟的身份，遇到太平时代，因凭一句话得到机会，终于显贵，却不能遵循礼制、秉持道义。谥法说：“宠禄光大叫荣，不勤成名叫灵。”陈执中出入将相之位，以一品官退休，宠禄已经很大；得到职位、施行政令，却没有贤士大夫能够称述他的事迹，这就是不勤劳而成名。请给他谥为“荣灵”。’诏令谥为‘恭’。

译【臣】等谨案：唐、宋都有议谥、驳谥的制度。当时太常、考功官员恪守职守而不阿附的，本来也有一些；但其中是非混乱。知道苏端诋毁杨绾，结果只会助长结党营私的趋势。只有宋代司马光议论夏竦的谥号、韩维议论陈执中的谥号，坚持议论、理直气壮，受到史家称赞。然而仁宗时谥法不当的，并不只是给夏竦、陈执中加了美谥。蓝纪宗谥为‘僖靖’，张惟吉谥为‘忠安’，石全彬谥为‘恭僖’，卢守懃谥为‘安恪’，这些人都是宦官。石全彬虽然有攻破侬智高的功劳，增加他的赏赐也就可以了，却还不断宠信他、授予使职，又加给美谥。至于其他像卢守懃之类的人，又有什么功劳呢？唐代宦官极其蛮横放纵，得到谥号的也只有杨复光、李辅国罢了。宋朝从真宗制定成法，给刘承规谥为‘忠肃’，到仁宗时便习以为常，后世也相继沿用。神宗时李舜举谥为‘忠敏’，哲宗时梁从吉谥为‘敏恪’，李宪起初谥为‘敏恪’，后改谥为‘忠敏’，徽宗时宋用臣谥为‘僖敏’，冯世宁谥为‘恭节’，高宗时康履谥为‘荣节’，蓝安石谥为‘良恪’，康谞谥为‘忠定’，总计宦官得到谥号的有十多人。先王用来尊崇名号的典制，竟然施加到受过刑、遭阉割的宦官身上，亵渎礼制、违背常经，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这哪里足以谈论激浊扬清的大法呢！《元史》旧令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在朝廷中有大节操，以及对王室有大功勋的，可以赐功臣号和谥号。元太祖至元二十二年制定的谥法。【臣】等谨案：元代刘致议论萧▯的谥号，引用谥法中‘好古不怠’称为‘敏’；虞集议论陈文靖的谥号，引用‘仕不躁进’称为‘靖’；柳贯议论姚燧的谥号，引用‘敬直慈惠’称为‘文’。考察《周书》和苏洵等人的著作，都没有这些文字，怀疑这就是元代制定的谥法。武宗至大二年，诏令朝廷内外三品以上的百官，可以请求谥号。凡请求谥号的，允许其家属把本官平日的功勋劳绩、政绩、德业和才艺，经过所在地官府查验核实，并与本家所提供的材料相同后，转报吏部考核复查，呈送都省。都省拟定批准后，命太常礼仪院查验事迹，确定谥号。若是勋戚大臣奉诏赐谥，则不在此例。顺帝至元元年，下令严格执行谥法，以杜绝冒滥。【臣】等谨案：元代赠谥制度，史志记载不详细，但参考纪传，可以看到当时实行的特殊制度，其中值得搜集辑录的事例不少。乐平百姓许则祖谋划收复德兴县，遇害后谥为‘忠显’。亳州百姓曹彦可不肯替贼军书写旗帜而死，谥为‘节烈’。两人都是平民而获得谥号，是为了褒扬死守节操。给处士金履祥谥为‘文安’，给许谦谥为‘文懿’，是为了尊重儒学。给揭来成谥为‘贞文先生’，是为了表彰笃实的品行。给安南王陈益稷追谥为‘忠懿’，是为了表彰外藩的恭敬顺服。给比干追谥为‘仁显忠烈公’，给箕子追谥为‘仁显公’，是为了劝勉忠诚。给杜甫追谥为‘文贞’，给刘蕡追谥为‘文节’，是为了崇尚文德。颜子之父颜无繇追谥为‘文裕’，朱子之父朱松追谥为‘献靖’，是为了尊崇先贤的出身。明太祖嘉奖常遇春的功劳，给他的曾祖父四三谥为‘庄简’，祖父重五谥为‘安穆’，父亲六六谥为‘靖懿’。王世贞认为这是沿袭元代制度，那么元代本来就有功劳很高而谥及三代的制度，大概也是改定姓名的一种特殊情况吧？但史志记载缺略，不能再考察清楚，现在姑且摘录那些可以考见的事例，以显示一代的制度。《明会典》记载，凡议定谥号，洪武初年都由礼部奉诏施行。洪武二十五年，命礼部让翰林院拟定上奏，请皇帝下诏。亲王的谥号按例用一个字，郡王用两个字。弘治十五年，上奏批准：亲王由巡抚、巡按等官复查核验；郡王由本府亲王以及承奉、长史等复查善恶，查得真实明确后，结案报告并具奏，确定原拟谥号。邱濬上奏请求通过赠谥来劝勉忠臣。臣认为，活人的祸福出于一时，众议受到蒙蔽而不公，人数众多可以胜过天意，因此固然可能侥幸苟且免祸；但事情久远以后议论就会确定，天意确定以后就会胜过人力。到了盖棺之时，事情就已经定论了。若仍凭偏爱之心，坚持不公的议论，把愚昧的人当作贤者，应当受辱的反而给以荣耀，那就永远没有天道了。因此三代的圣明君王制定谥法，把它作为死后荣辱的典制：善人给美谥，恶人给恶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世上的庸主和受宠臣子，却凭一己私心掩盖天下公论，不仅得罪世间教化，实际上也得罪上天。三代以前，君主的谥号要向上天请求命定，臣子的谥号要向君主请求命定。上天不说话而由人代替它发言；人代替上天发言却反而违背天道，上天一定会诛罚他。君主还没有确定谥号，却让臣子代为决定；臣子承受君命却辜负君主的托付，这是违背天理、违反国家法令，即使一时逃脱人的刑罚，又能把天道怎么办呢？唐、宋议定谥号，掌管此事的是太常博士；凡按谥法应当得到谥号的，考察其行状，撰定谥文，再移文吏部考功郎中复核确定。本朝虽然设置太常博士，却不掌管议定谥号。洪武初年，只有武臣有谥号；到永乐年间，文臣才开始得到谥号，大概从姚广孝、胡广开始。此后文臣、武臣也多有获得谥号的。然而本朝的谥号，都是出于皇帝的恩赐。臣私下认为，深宫之上的皇帝，对于臣下是否贤能，不容易完全了解。请从今以后，凡应当得到谥号的人，在尚未赐谥以前，先下令有关部门，让他们考察确定、议论上报，然后再由皇帝赐下。这样，得到谥号的人会以此为荣，不应得到的人也不会因亲属托请而获得；应当得到的人不会被朋党掩盖。国家激励、劝勉臣子的重大法则，确实就在这里；它对世间教化的帮助，难道是小事吗？隆庆四年议准：凡冒充袭封王爵、奉诏改正的人，不许一概请求谥号。凡文武大臣请求谥号，也用两个字，是否准许由皇帝裁定。若官品不高而侍从有功劳，或者因死于任事而获得特别恩赐的谥号，则不受通常条例限制。弘治四年下令，凡请求恩赐谥号的，礼部斟酌是否可行，务必合乎公论，不许一概援例而滥行请求。弘治十五年，上奏批准：文武大臣中有请求谥号的，礼部照例上奏请示。得到诏令后，交吏部、兵部详细查考实际事迹；礼部定为上、中、下三等：品行和事迹都优秀的列上等，品行事迹相当可取的列中等，品行事迹没有可取之处的列下等。开列送交翰林院拟定谥号，奏请诏令。

译万历元年议准：大臣中应当得到谥号的，礼部仍要广泛征询意见，核查名声与实际；其中有应当得谥而没有经过题请的，以及曾经题请而没有蒙受赐谥的，不论远近，允许各有关巡抚、巡按以及科道官员出于公心举奏，由礼部斟酌议论，题奏复核并补赐。若不是出于公议举奏，而是子孙自行陈述请求补谥，不予办理。万历十二年议准：凡遇到文武大臣应当得到谥号的，要详细查考本官一生的经历；必须是节操气概足以成为朝廷内外共同瞻仰的榜样，功勋谋略关系国家安危，公论一致认可，毫无瑕疵的，才具奏请皇帝裁定。如果品行事迹平常，即使官品尊崇，也不得一概赐给谥号。《明史》记载，万历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郭正域请求严格执行谥号典制，议论应当夺去谥号的四人：许论、黄光升、吕本、范谦；应当夺去并改谥的一人：陈瓒；应当补谥的七人：伍文定、吴悌、鲁穆、杨继宗、邹智、杨源、陈有年。阁臣沈一贯、朱睿极力庇护吕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不久，御史张邦俊请求让吕柟从祀孔庙，并议论应当补谥的人：雍防、魏学曾等十四人。礼部议论很久，共同汇总题奏先后七十四人，但留在宫中没有发下。天启元年才下诏批准，又增加后来请求的十人，而张邦俊原先请求的九人不在其中。郭正域所请求的伍文定等人，也到这时才确定，共八十四人。其中官位低而得到谥号的有：邹智、刘台、魏良弼、周天佐、杨允绳、沈炼、杨源、黄巩、杨慎、周怡、庄防、冯应京，都是因为直言进谏；孟秋、张元忭、曹端、贺钦、陈茂烈、马理、陶望龄，都是因为学问品行；张铨是因为忠义，李梦阳是因为文章，鲁穆、杨继宗、张朝瑞、朱冠、傅新德、张允济，都是因为清正节操。杨慎谥为‘文宪’、庄防谥为‘文节’，又兼而考虑他们的文学才华。万历三年，礼部尚书林尧俞说谥号典制应当五年举行一次；从万历四十五年到现在，受到抚恤却尚未得到谥号的，应由九卿、台省共同议论，再由礼部斟酌议定，皇帝同意了。但当时办理有快有慢，没有固定期限。万历六年，给事中彭汝楠说：耳目所接近的事情才能看得真、记得实，应当不要超过五年的期限。又说三品以上官员应当由其子请求谥号，而建文年间诸臣的忠义、陶安等参与帷幄谋划、叶琛等死于战事，都应该补赐谥号。事情交给礼部办理，礼部认为建文诸臣的谥号不能轻率拟定，最终没有实行。到福王时才听从科臣的意见，举行追谥典礼：其中有开国功臣李善长等十四人，正德年间谏臣蒋钦等十四人，天启年间惨死的诸臣左先斗等九人；建文帝的弟弟允熥、允熞、允熙，以及儿子文奎，也都追补了谥号。”},{ 臣等谨慎考订：明史所说的官职品级低而获得谥号的人，特指天启元年补授谥号的诸臣；而在万历以前，非三品官而获得谥号的人，王世贞《明异典》记载共有三十一人。杨恭惠信民，任佥都御史；刘文恭锭，任少詹事；宋文恪讷、李文忠时勉、陈文定敬宗、邹文庄守益，任国子祭酒；李文通奎、刘文介俨，任太常少卿，都是四品官。朱文肃善、朝文穆广、吕文懿原，任翰林学士；张文僖益，任侍读学士；杨忠▯继盛，任兵部员外郎；朱忠定复、张恭僖景明，任长史，都是五品官。徐文肃喜述，任春坊中允；王文靖汝玉，任赞善；王忠文祎，任翰林待制；刘忠▯球，任侍讲；罗文毅伦、舒文节芬，任修撰；罗文恭洪先，任赞善；蒋恭靖用文，任太医院判，都是六品官。钟恭▯同，任御史，为七品官；陈恭▯选，任布政使；毛忠襄吉、周节▯宪、冯恪▯杰、许忠节逵，任宪副；岳文肃正，任知府；邓恭毅颙，任知县；这些人都是藩、臬、郡、邑等地方的外任臣僚，虽然品级不同，但有的属于皇帝近侍中的德行高尚者，有的是在边疆为义而死者，都无愧于这些荣耀的谥名。只有蒋用文以技艺类的低微臣僚而获得谥号，实在是很幸运。不过，用文仍是医士；方士邵元节谥号文康，荣靖陶仲文谥号荣康，惠肃王世贞也把这些记作异典，那么这就不只是防典了。考察明代追赠谥号的共有五人：汉荥泽侯纪信谥忠烈，唐诏州刺史邓文进谥忠襄，宋邕州推官谭必宋谥忠▯，信国公文天祥谥忠烈，知信州谢枋得谥文节。褒扬前代先人的孤忠，以此激励风俗，才可以称为明代的异典。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二十一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二十二 器服略【一】臣等谨慎考订：郑氏《通志·器服略》的自序说，祭器出自《礼图》，应当先辨明它们的形制，因此把尊、彝、爵、觯等器物的制度列在前面，但只写了寥寥数行，十项中连一项也没有讲完。不知道三代的法物，最重视鼎和钟；其他如罍、舟、壶、爵、斝、觚、簠、簋、甗、盉、匜、敦之类，既是食器，也就是祭器；而且陶器起源于上古，《礼》中称器物使用陶和匏，古人制作并见载于典籍的器物，也都清楚可考。郑氏却全都略去而不记载。现在续修《器服略》，先列彝器，广泛征引《博古图》《考古图》等图录，以及聂崇义、杨复所编的著作，直到经史诸子中所记载的接近古制的典物，撮取其中大要，同时辨析它们的得失、异同，以及历代制度的变更，按类别编次。至于郑氏所记载的服章制度，全都以唐代杜佑《通典·嘉礼典》为本，并加以刚节；现在仍沿用这个体例，广泛采录各史《礼志》以及《舆服志》《仪卫志》等，参照《通要》《通典》《集礼》等书，撮取大要，比郑氏《通志》略为详细，但文字仍归于简约。鼎 鼎始于泰帝伏羲，名叫神鼎。到了商代，鼎的制度才完备；父乙鼎、瞿父鼎、乙毛鼎、召夫鼎，都是用铭文中的字来命名。持刀父已鼎、象形饕餮鼎、立戈父甲鼎，则取其象形来命名；有的为三足，有的为四足。铭文有的记载功绩，有的记载年代，后代的鼎也都如此。周代有蛟螭鼎、蟠防鼎、防龙雷纹鼎、防龙侈口鼎、饕餮鼎、兽足鼎、鳞纹鼎、旋云鼎、穆公鼎、▯鼎、益鼎、鲜鼎、师寏父鼎、伯▯父鼎，它们取名的意义都与商代相同。秦代丞相樗里子制作一鼎，铭文写着“智囊”。汉武帝祭祀汾阴时得到宝鼎，命名为“汾阴宝鼎”。后来又登泰山铸鼎，形状像瓮。汉昭帝元平元年，在蓝田覆车山铸鼎，高三尺，容量五斗。汉宣帝甘露元年，在华山仙掌铸造一鼎，高五尺，容量四斗。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铸造一鼎，铭文写着“定天下万物伏”，三足，高九尺。明帝永平十年在洛水铸一鼎，高六尺，铭文写着“蛟龙伏”；又在谷水铸一鼎，高五尺，铭文写着“谷洛”。章帝元和二年，在北岳铸造一鼎，高四尺，无足，铭文写着“镇地鼎”。安帝延光四年，在少室山铸造一鼎，铭文写着“承露鼎”。顺帝永建六年，在伊水铸造一鼎，名叫“鱼鼎”。灵帝嘉平元年铸造一只大鼎，埋在鸿都门，铭文写着“儒鼎”。汉代臣下铸鼎的，杨震任太尉时制作“太尉鼎”，王朗任司空时制作“司空鼎”。又有小到可以放在手掌中的鼎，仿照鼒制作，称为“小鼎”。四周各围绕一圈乳状纹饰的，称为“百乳鼎”。蜀汉章武二年在汉川铸鼎，名叫“克汉鼎”。诸葛亮制作“八阵鼎”。魏国曹操在白鹿山铸造一鼎，高一丈，记载征伐和战阵的功绩，用古文篆书书写，有四足。曹叡太和六年铸造一鼎，名叫“万寿鼎”。吴国孙权黄武元年在彭蠡水中沉入一鼎，铭文写着“百神助阳侯伏”。孙亮建兴元年在武昌铸造一鼎，名叫“镇山鼎”。晋怀帝永嘉六年铸造一鼎，沉入瓜步江中，没有文字，鼎的形状像龟。王羲之在九江制作“书鼎”，高五尺，四面周围都刻满文字，沉入水中，所刻的全是直隶书。宋高祖永初三年从秦中返回，记载功绩，在九江铸造一鼎，铭文写着“沸秦洛伏大漠”，用古篆书书写。梁武帝大通年间铸造鼎，萧子云书写《老子》五千言，将鼎沉入九江之中。陈武帝即位后铸造鼎，铭文写着“元勋鼎”。宣帝铸造鼎，铭文写着“忠烈鼎”，由常侍丁初用正书书写。唐武后时期，九鼎铸成。后来想用黄金把鼎涂饰起来，姚璹进言说：“鼎是神器，贵在质朴，不可以在外表加饰。”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宋徽宗崇宁四年秋，九鼎铸成，供奉安置在九成宫，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皇帝驾临宫中，举行酌献礼；殿中央的鼎称为“帝鼐”，北面称为“宝鼎”，东北方称为“牡鼎”，东方称为“苍鼎”，东南方称为“冈鼎”，南方称为“彤鼎”，西南方称为“阜鼎”，西方称为“皛鼎”，西北方称为“魁鼎”。臣等谨慎考订：鼎的制度崇尚古代圣人之制，圆形用来象征阳，方形用来象征阴，三足用来象征三公，四足用来象征四辅，黄色的耳用来象征才智居中，金制的▯用来象征才智处于外辅，铸成饕餮形象用来警戒贪欲，铸成蜼的形状用来寄寓智慧，制作云雷纹用来象征滋润万物的功绩，刻饰蟠龙用来象征不可测知的变化。至于牛鼎、羊鼎、豕鼎，又各自取牛、羊、猪的形象加以装饰。大型的鼎称为鼐、圛，口部向内收敛的称为鼒。那些腹部饰有饕餮纹、其间夹有雷纹的，是父已鼎、父癸鼎一类的缘饰；旋花象形鼎、横戈父癸鼎一类则属于另一种纹饰。其他如孟鼎的口部外侈，中鼎的无纹，形状方正如簠，底部分隔如鬲，设置鼎盖如敦，大小不同，范式各异。考察《士虞礼》，其中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彻》记载司马举羊鼎，司士举豕鼎；《明堂位》记载崇鼎、贯鼎，是天子的器物。三代时期，有的鼎作为防常日使用的器物，有的作为子孙世代永久珍藏和使用之物。秦汉以来，制作鼎的人渐渐少了。尊 夏后氏的尊，名叫山罍。商代有持刀父癸尊、祖戊尊、蜼尊、父已尊、辛尊、父乙尊、父丁尊、立戈癸尊、从尊、祖丁尊、兄丁尊、持刀父已尊、谏尊、龙凤方尊。周代有月星尊、召公尊、高克尊、师艅尊。它们取名的意义与鼎相同。只有召公尊的器盖上使用铭文；高克尊、师艅尊记载所受的宠幸和赏赐，铭文多至数十字。臣等谨慎考察群书并加以考索：“尊”这个名称，意思就是尊贵。《周礼》记载，幂人用粗布覆盖八尊。尊有的带盖，间或有提梁，都是用来盛酒的器物。罍 大型的尊称为罍。古代天子使用玉罍，诸侯、大夫使用金罍，士使用梓木罍。小型的罍称为坎，列置在六尊之间，用来盛三酒，规格与六尊相当。周代有羲首罍、素首罍、象首罍、麟凤百乳罍、饕餮罍，有的带纹饰，有的朴素无纹，形制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