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三

译元太祖十六年，舒穆噜拜达勒任霸州等路元帅，镇守固安水寨，命军士屯田，边耕种边作战；披荆斩棘，建立房舍，几年之间，城镇全部修建完毕，成为燕京外围的屏障。元宪宗二年，因为不时有宋军，便在汴地设置经略司，设屯田万户，在唐州、邓州等地屯田。元世祖中统三年，从枢密院调发二千人，到东安州南永清县以东的荒地及本卫原来占有的牧地建立屯田开耕，作为左卫屯田；又调本卫军二千人到永清、孟津等地开垦，作为右卫屯田。后来，涿州、霸州等地作为武卫屯田，武清、香河等地作为中卫屯田，保定、涿州等地作为前卫屯田，昌平等地作为后卫屯田，清州等地作为左右钦察卫屯田。又把蒙古侍卫军人、鄂端伯什巴里返回的汉军、大名卫辉两翼新近归附的军队，以及前后二卫向东返回戍守的士卒，安置在大都路屯田，作为左翼屯田；调发真定军人在武清崔黄口屯种，作为右翼屯田。又从各万户府抽调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军，到音札噶齐勤一带以及红城周围开垦，作为忠翊卫屯田，都隶属于枢密院。元世祖至元二年，诏令西川、山东、南京等路的戍边军屯田，又把河南以北的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至元七年，因东征日本，需要积储粮饷作为进取的筹划，于是使用高丽户以及调发中卫等军，在王京东宁府、凤州等十一处设置屯田。后来在四川各路设置屯田，其中潼川府、防路总管府、顺庆路、成都路、广元路、绍庆路、嘉定路的，都是民屯；崇庆州、成都路、顺庆万户府、保宁万户府、广安万户府的，都是军屯。陕西则栎阳等地是民屯，凤翔、盩厔等地是军屯。甘肃则宁夏等地是军屯。塞外则和琳、清噶、玛尼齐、巴达克山都设置了屯田。云南则大理、金齿、鹤庆路、中庆、曲靖、澂江、澂德、临安、威楚、建昌、防川、德昌、乌撒等路，都有军屯和民屯。广西则上浪、忠州、藤州等地，都有军屯和民屯。这些军屯、民屯都属于行中书省管辖。【按：元初用兵征讨，遇到坚城强敌，必定设置屯田来守卫。天下统一以后，内则各卫，外则各行省，都设置屯田来供给军饷。有的沿用古代制度，有的根据当地条件，有的是一时权宜之制。即使远至云南八蕃、海南、海北，虽然并不是适宜屯田的地方，但因为是蛮夷腹心之地，于是又根据形势设置屯兵来控制扼守。因此天下没有不能屯驻的军队，也没有不能耕种的土地。屯田政务的详细程度、屯田数量之多，都是前代无法相比的。】明代制度也把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明太祖洪武六年，太仆丞梁额森特穆尔【梁是明初赐予的汉姓】说：宁夏境内以及四川西南到船城、东北到塔滩，相距八百里，土地肥沃，应该招集流亡百姓屯田。朝廷听从了。当时派邓愈、汤和等将领在陕西、新德、汝宁、北平、永平屯田，又迁徙山西、真定百姓到凤阳屯田。于是天下都从事开垦。其制度是把百姓迁到土地宽广的乡里；有的招募，有的是因犯罪迁徙而成为民屯户，都由有关官司管理。军屯则由卫所管理。边地三分用于守城，七分用于屯种；内地二分用于守城，八分用于屯种。每名军士授田五十亩为一分，并发给耕牛和农具。明成祖永乐年间，规定屯军因公事耽误农务的，免征子粒。此外，禁卫所调拨的军士，当时东起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达滇蜀，最远延伸到交阯。中原以大河为界，南北各处都兴办屯田。宣宗宣德年间，迤北来归并前来就屯的人，发给车、牛和农具。景帝时期，边境事务繁多，命令士兵分为两番，六日操练守卫，六日耕种。英宗正统以后，屯田政务逐渐松弛，屯田多被内监和军官侵占夺取，相关法令完全败坏。然而，明代的屯田制度中，只有商屯做得最好。这一制度是招募盐商到各边开中，称为商屯。孝宗弘治年间，叶淇改变盐法，淮地诸商全部弃业，返回西北的商人也大多把家迁到淮地，边地变成了荒地，商屯制度也于是废止了。【商屯之法详见《盐法》】赋税 唐朝自肃宗至德以后，国家费用不足，大多加重征敛。德宗时，赵赞请求征收间架税和除陌钱。间架税的办法是：房屋每两架为一间，上等间每间纳钱二千，中等间一千，下等间五百。除陌法规定，公私贸易每一千钱，旧法计算二十钱，增加到五十钱；两件物品相互交换的，约定价值作为税率。百姓更加愁苦怨恨，后来便废除了这些办法。宪宗时，把天下赋税分为三类：一叫上供，二叫送使，三叫留州。宰相裴垍命各道节度使、观察使，费用从所治理的州征取；不足的，再从属州征取。属州送使后的余款，连同应上供的，都输送给度支。五代时后梁接受唐朝禅让，两税法完全沿用唐制。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下敕说：“历代除桑田正赋以外，只有茶、盐、铜、铁等出自山泽的利益，以及名为商税的税收。其余各司都没有税额。伪朝以来，统称为杂税，凡有形之物，没有不加税的，弊端很深。如今军需仍然繁重，国力还不充足，暂且只能权宜办理，不能全部废除。现在先简省天下桑田的正税，除三司上供之外，只要能够做到不遗漏，各地杂税最终一定可以全部废除。应命有关部门迅速查核天下州府户口的正额和实际垦田数，等待据此制定条理，以消除烦苛。”

译当时吏部尚书李琪上疏，请求两税不要以折纳为名，不要以纽配为名，只按正税加以征纳。下敕说：本朝征收的科目，只有两税；至于折纽，以后不要施行。应依照李琪所说，各项税收应缴纳的钱物、斛斗以及盐钱防，应命令租庸司统一指挥，并且按照原定数额、原定本色输纳，不得再行更改。晋高祖天福元年，下敕说：“各道州府征收百姓的正税斛斗、钱帛、防，除涉及省司文书账籍的事项外，各州府不得私自增加或摊派租物。”天福七年，礼部郎中李为光上密封奏章，称各州府仓场每年征收百姓秋夏租税时加收的耗费很多，请求制定条理。下敕有关部门明确施行条理，使侵吞剥削永远断绝，使税额不受亏损，使户口得到救济，这是当务之急；关键在于颁行，立即下发各州，严令主管者全部遵守，不得因循。后周广顺三年，下敕说：“青州城内以及各县、镇、乡村人户的防，自朕即位以来，安抚百姓是最要紧的事，务必除去疾苦，使他们得到休养舒缓。根据知州閤门使张凝近来奏陈的八件事，其中有些对百姓不便，长期相沿至今，应当下达指挥，全部改正。” 第一，属州营田后槽两务所管的课利、斛斗、钱物，以及人户、牛具、屯官等，都应一并划归属州。县官原有的税课定额、营务和职员全部废除；税额中的红花、紫草、菜淀、麻，按当时市价折纳钱；属于官府的桑、土地、牛具和杂物，都赐给现今承佃的人，作为永久产业。第二，省司原来缴纳的夏秋税匹段，每匹纳钱十文，每贯纳钱七文；丝、绵、防、线，每十两加纳耗半两；粮食每石加纳耗一斗，除此之外不再另行摊派。第三，刘铢任职时，在苗亩上征收车脚钱，每顷摊派柴炭钱，今后一并停止。第四，州司每年摊派和买秆草以及苫营草，今后一并停止。第五，征收食盐钱时，每贯另纳脚钱，今后一并停止。第六，另外征收进奏院粮课钱和递铺钱，今后一并停止，立即从州司公用钱中支给。第七，州司摊派马匹药物和泛泛摊派的药物，以及县、镇科派的石炭、红花、紫草，今后一并停止，不得再行摊派。州司在夏季苗税上摊派缴纳麦面，今后根据州中实际需要的数量，酌量由邻近县缴纳，不得遍及州、县摊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钱〕 第八，按照旧例，州县缴纳夏秋租税全部完毕后，还要屡次追令人吏到州里查验防，以后停止这种做法；只要税款没有拖欠或短少，就不得召集县吏。属郡中的淄州、登州、莱州等州，也应照青州的例子施行。后周世宗显德三年，宣示三司指挥各道州府：今后夏税从六月一日开始征收，秋税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作为固定制度。宋代制度中，每年的赋税有五类：一是公田之赋，凡土地属于官府的，由百姓耕种并收取其租；二是民田之赋，百姓各自占有并经营的田地所纳之赋；三是城郭之赋，如宅税、地税之类；四是丁口之赋，百姓每年缴纳的人丁钱米；五是杂变之赋，如牛、皮革、蚕、盐之类，按照各地出产改折缴纳。每年赋税所征的物品有四类：谷、帛、金铁、物产。谷类有粟、稻、麦、黍、穄、菽和杂子；帛类有罗、绫、绢、纱、絁、防、各种折纳的丝线、绵、布、葛；金铁类有金、银、铁、镴以及铜铁钱；物产类有六畜、齿革、翎毛、茶、盐、竹、木、麻、草、刍、菜、果、药、防、纸、薪、炭、漆、蜡及各种杂物。宋太宗自攻克平定各国以来，总是把抚恤百姓作为首要事务，历朝相承，凡是没有名目的苛细征敛，全部革除。一遇到水灾、旱灾和徭役，就予以免除；对于兼并土地、冒名伪报等情形，也从未详细考核查问，所以与前代相比，宋代赋税算是轻的。宋仁宗天圣年间，根据州县所说，对苛细而没有名目的税收免除、削减了很多。自唐代以来，除按田地计算赋税外，又增加征取其他物品，后来再把它们折算成赋税，称为杂变，也称沿纳；名目品类烦琐细碎，各地并不相同。官府每年把它们附在账籍中，往往借此侵扰百姓。明道年间，皇帝诏令三司按类别合并，于是全部废除各种名目，百姓感到便利。庆历年间，因为州县赋役繁多，诏令各路上报数额，让两府大臣共同商议免除、削减。诏令说：“税籍中有虚假登记、逃亡迁徙的情形，或者因推割、走移而造成的，或者请求占有公田却不缴税的。县令、县丞、县尉能够查清这些弊端，使赋税增加到一定数量的，议定给予奖赏。”谏官王素说：“天下田赋轻重不一，请求统一确定。”欧阳修说：“秘书丞孙琳曾到洺州肥乡县，和大理寺丞郭谘用千步方田法清查确定民田，希望诏令任用这两人办理。”于是派郭谘到蔡州，清查一个县，得到田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多顷，并把赋税均分给百姓。后来因郭谘进言，州县有许多逃户田地，无法全部清查，于是停止了此事。皇祐年间，诏令广西的赋布每匹折纳钱二百，又把开封各县的田赋按旧额削减十分之三。起初，湖广、闽、浙沿用旧制，每年征收丁身钱米；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诏令免除丁钱，但米粮仍照旧缴纳。天圣年间，又一并免除婺州、秀州的山钱。后来庞籍请求停止漳州、泉州、兴化军的丁米，有关部门坚持认为不可。皇祐三年，皇帝命三司削减郴州、永州、桂阳监的丁米，以其中最低的一年数额为标准，每年减免十万多石。不久，漳州、泉州、兴化军的丁米也分别予以削减。嘉祐四年，又命转运司裁定郴州、永州、桂阳、衡州、道州所缴纳的丁米、钱、绢和杂物；无业户放宽免征，有业户减半征收。南渡以后，赋税繁多，右承议郎、前知宜兴县鲁冲上书论述郡县弊端，以宜兴一县来说：漕运计划应收的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钱、租纻钱，每年收入不过一万五千多缗；但发纳的数额中，有大军钱、上供钱、籴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每年支出不止三万四千多缗。又有现任官和寄居官请求俸禄，以及过往官员、军队凭批券催索拖欠，几乎没有一天停止。

译于是屡次下诏免除这些负担。孝宗隆兴二年，知赣州赵公称用宽剩钱替百姓代缴夏税，此后地方长官有时也代为缴纳。淳熙三年，臣僚上言：“湖北百姓广泛占有官田，只按一定数量缴纳常赋，似乎过于优厚。近来议论者想按实际占田数征税，同时开辟自首申报的渠道，却完全没有想到朝廷已暂停实行经界法，只有两淮、京西、湖北仍照旧，这是因为四路都临近边境，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即使诱导他们耕种，还担心他们不来；如果按每亩征税，谁肯远道迁徙、努力耕作来供给国家赋税呢？如今湖北只有鼎州、澧州土地与湖南相接，开垦的田地稍多；从荆南、安复、岳鄂、汉沔一带看去，荒地遍野，户口稀少，而且江南狭乡的百姓远来请求租佃土地，也是因为这里田亩宽广而税赋较轻。如果采纳议论者的意见，恐怕对国家没有丝毫益处，反而会给良民带来无穷骚扰。应当诱导他们开垦耕种，不必增加税额，使田地全部开辟，年收入日益增加；一旦遇到丰收，就以平价买入粮食来充实边储，这样连漕运所节省下来的费用也会很多。希望依照绍兴十六年诏令的规定，以十分为标准，每年增加输纳一分；不愿开垦的人，就准许退还田地，另租给别人，期限稍微放宽，逐渐征取，使远方百姓安居乐业，整个湖北一路都将受益。” 诏令户部讨论此事。光宗绍熙元年，臣僚上言：“古代的赋税租税取自百姓所拥有的财物，不强迫他们缴纳没有的东西。如今征绢，先加一倍折算为钱，再加两倍折算为银；银价越来越贵，钱越来越难得，粮食又越来越难以卖出，于是使百姓低价卖粮，却按高价折纳，反而在大丰收之年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诏令州郡，凡是多征取、多折算的，严加处罚；百姓有粮食卖不出去的，就命常平仓买入，往后遇到歉收，再按平价卖出，这样或许对百姓没有损害，对国家也有所补益。”诏令准行。至于杂税的兴起，南渡以后以四川最多。高宗建炎四年，把元丰以来各路常平司的坊场钱全部征起，接着征收激赏绢，又征收奇零绢估价钱，又征收布估价钱，又征收常平司多年积存的本色，又征收对籴米，这些都在正常赋税之外逐年增加，军储稍微充足了，而百姓开始困苦。建炎六年，都官员外郎冯康国上言：“四川土地狭窄、百姓贫困，祖宗时期，正税较重的，折科稍轻；正税较轻的，折科稍重，使二者相互平衡，百姓非常安定。近来漕司、总领所两司擅自更改旧法，反复折算，务求多取，导致百姓弃业逃亡迁徙。希望一并废罢，完全遵循旧制。” 诏令按照他的请求办理。辽太祖任用韩延徽，开始制定国家财政制度。太宗登记五京的户口和丁数，以此确定赋税；市井居民的赋税各自归属头下军州。金朝制度是：官田缴纳租，私田缴纳税；田地分为九等，按等级分别征收。夏税每亩征三合，秋税每亩征五升，另缴纳秸秆一束，每束十五斤。屯田户租种官地，由有关官署移文明安、穆昆督促办理。凡粟、麦输送到三百里以外的，每石减五升以上，每超过三百里再递减五升。粟折纳秸秆，按百称计算，百里以内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到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以上以及缴纳本色稾草的各减十称。称量计算民间田园、宅舍、车乘、牧畜、种植的资财和储藏钱帛的数量，分等征钱，称为物力钱。遇到差科，必须按照户籍册办理；有横加征派的，也有均摊征收的。桑树遭灾、不能养成蚕时，就免除丝、绵、绢税。各路雨雪及禾稼收获的数目，每月通过防步申报户部。叙使品官之家，一律免除杂役。检验物品应当输纳的，只出雇钱缴纳。凡有出身、身份不同于普通百姓的人，均免除一身之役。世宗大定三年下诏说：“朕近来因为元帅府可以便宜行事，如今听说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以东以及北边州郡调发很多，尚书省、六部又同其他州一样征取赋役，这是重复骚扰。” “可以按照元帅府已经征取的先例，在此之后予以蠲免。”尚书省上奏说：“两路田地中有许多陡坡和贫瘠土地，往往隔一年更换一次；如果不按土地等级予以蠲免，就会不公平。”于是下令特免一分，外中田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旧制规定夏税、秋税缴纳麦、粟、草三种物品；由于各地输纳的物品不相同，户部又命令按照各地所需物品折算缴纳。于是命太府监规定：应折纳的物品中，作为供奉宫禁使用的，治理黄河所需的薪草、饲料增加价值二钱；折纳黄河岸边所需的木材、石料而当地不产的，命所属官署计算购置；其他应折纳的项目停止办理。元朝制度，在内郡征取的，仿照唐朝租庸调法，称为丁税、地税；在江南征取的，仿照唐朝两税法，称为秋税、夏税，从太宗开始实行。太宗初定制度时，每户征粟二石，后来因军粮不足，增加到四石。到丙申年，才确定科征的法令。各路核验百姓成丁人数，每丁每年征粟一石，驱丁五升。有时对耕种者，或核验其牛具数量，或核验其土地等级来征收。丁税少而地税多的，缴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的，缴纳丁税。每年把数目登记在册，由课税所申报尚书省上奏。世祖至元十七年，命户部统一确定各项规定：全科户的丁税，每丁缴粟三石，驱丁缴粟一石；地税每亩缴粟三升。减半科户的丁税，每丁缴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缴五斗，之后随年递增；地税也每亩缴粟三升。输纳仓粟的，每粟一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后来因姚元的请求，命江南税粮依照宋朝旧例折纳绵、绢及杂物。接着又采纳耿左丞的意见，令缴纳米的三分之一，其余全部折纳钞。成宗元贞二年，开始确定征收江南夏税的制度，于是停止征收秋税。命令输纳租税；夏税则缴纳木绵、布、绢、丝、緜等物，只有湖广停止缴纳。宋朝的夏税，改为按科门摊派。泰定初年，设置助役粮；其法规定，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以上的，在所缴税额之外，每顷酌量拨出助役田，详细登记在册，由里正依次掌管。每年收取其收入，用来补助服役的费用。科差的办法有两种，称为丝料、包银，分别核验各户的上等、中等、下等来确定数额。丝料法从太宗丙申年开始实行，每两户缴丝一斤，并按各路丝线的颜色输给官府；每五户缴丝一斤，并按各路丝线的颜色输给本位。

译包银法在宪宗乙卯年初步确定：汉民征纳包银六两，后来只征四两，其中二两缴纳银，二两折收丝、绢及各种相应物品。世祖中统以后，又制定户籍科差条例，户籍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各户之中又有丝银户、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此外还有摊丝户。除丝料、包银以外，又有俸钞科征；其法也按户等高下分等，全科户缴一两，减半户缴五钱。大德六年，又命输丝户每户征俸钞中统钞一两，包银户每户征二钱五分，摊丝户每户征摊丝五斤八两。明太祖即位初年，制定赋役法，一概以黄册为准：有丁就有役，有田就有租；租称夏税、秋粮；役有里甲、均徭、杂泛。按户计算的称甲役，按丁计算的称徭役，皇帝临时命令征发的称杂役；这些役都有力役和雇役。明朝两税，洪武年间，夏税有米、麦、钱钞、绢，秋粮有米、钱钞、绢。孝宗弘治年间，按照规定核计的数目中，夏税有大小米、麦、麦荍、丝绵并荒丝、税丝、丝绢折绢、税丝折绢、本色丝、农桑丝折绢、农桑零丝、人丁丝折绢、改科绢、绵花折布、苎布、土苎、红花、麻布、钞、租钞、税钞、原额小绢、币帛绢、本色绢、绢、折色丝。秋粮则有米、租钞、赁钞、山租钞、租丝、租绢、租粗麻布、课程绵布、租苎布、牛租半谷、地亩绵花绒、枣子易米、枣株课米、课程苎麻折米、绵布、鱼课米、改科丝折米。神宗万历年间，项目略有增减，大体以米、麦为主，丝绢和钞次之。最初制定赋税法时，天下官田、民田的田赋，官田每亩征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万历年间，开始实行加派役法。最初的制度是按田地出丁，后来都摊派给有财力的人家，称为大户，原来的法令也逐渐松弛了。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四 《食货略》历代户口、丁中 臣等谨慎考察：郑氏《通志》沿用《通典》的体例，把户口、丁中列为两个门类，但丁中一门仍杂有户口内容，没有能够分条析理。今谨依照马氏《通考》的体例，把户口、丁中合为一门。凡正史所记载的，以及其他书中可以援引作为依据的，都尽力搜集，详细列在下面。又考察丁中一词的含义，唐朝制度规定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后来各朝中有可考的，宋朝以二十岁为丁，已经与唐朝稍有不同；金朝则以十六岁为中，十七岁为丁。明代百姓刚出生便登记户籍，称为不成丁，年满十六岁称为成丁，比前代制度又有所不同。唐宪宗元和年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元和六年，自从制定两税法以来，刺史以户口增减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所以有人析分户籍以夸大虚数，或者分割产业以附系户籍，还兼且招引流民作为增加户口的办法；至于税额却一点也没有增加，只是使人心容易动摇，土著居民减少。观察使严加访察，必须令其按照实际情况申报。穆宗长庆年间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敬宗宝历年间有户三百九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文宗开成四年有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武宗会昌年间有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会昌元年正月下制说：安于故土、重视迁徙，是百姓的本性；如果不是生活艰窘，怎么会流亡？想要招抚安置，关键必在资产。各道屡遭灾害，州县却不为之申报，百姓无力缴纳赋税，许多人逃亡迁徙。长官害怕在任时户口损失，或者担心免除正税、扣减料钱，只在现有户口中额外摊派；也有人没收逃户的桑田来充作税钱。逃户的产业已经没有归还，现存户每年又增加摊派，流亡者便越来越多。从今以后，凡州县在开成五年以前形成的逃户情况，观察使、刺史应差遣精强明干的官员，到乡村核实检查桑田、房屋等；仍敕令经常检查租佃给人的土地，不要让它荒废。根据所得产业，在应纳税户的正税之外有余的，就由官府替他们收贮，等逃户归还时发给；如果不足，就一并登记销除，等归还之日不再追征。从今以后，逃户两年不回来复业的，就命县司召人承佃并发给公凭，任其作为永久产业。逃户应缴的钱、草、斛斗等物，计算留使钱物，合计十成中有三成以上的，都应从本州、本使杂给用钱中酌情扣除，不得克扣正式官吏的料钱、馆驿使的料钱、递送车马和役夫课钱等；仍允许大户在逃户归还时，逐渐恢复原来的额数。周太祖广顺三年下敕：天下县邑本来就有等级差别，年代久远以后，增减不一；其中有的户口虽多，地位却低，有的地位虽高，户口却很少，每逢调集便不方便，铨选衡量应当制定成规，以求符合公议。天下州府及县，除赤县、畿县、次赤、次畿外，其余户数三千以上的为望县，二千以上的为紧县，一千以上的为上县，五百以上的为中县，不满五百的为中下县。应命有关官署根据今年天下各县户口数，确定望、紧、上、中、下及次等，奏报知闻。户部根据今年各州府所辖县的户数，定为望县六十四、紧县七十、上县一百二十四、中县六十五、下县九十七。宋太祖建隆元年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干德【原文至此衔接疑有缺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户、二千户、一千户、五百户〕 元年，命各州每年申报男子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女子不列入统计。开宝四年，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忧虑体恤百姓，所通抄登记的人数，平常并没有其他差役，只是因为初春修治河道，大概是为百姓预先防患。然而听说豪强要户多有欺瞒，反而把差役都派给贫困缺乏之家，怎么能公平？特意开辟自首申报的渠道，明确显示奖赏和惩罚的法典。河南、大名府、宋州、亳州、宿州、颍州、青州、徐州、兖州、郓州、曹州、濮州、单州、蔡州、陈州、许州、汝州、邓州、济州、卫州、淄州、潍州、滨州、棣州、沧州、德州、贝州、冀州、澶州、滑州、怀州、孟州、磁州、相州、邢州、洺州、镇州、博州、瀛州、莫州、深州、扬州、泰州、楚州、泗州、高邮、郓州所通抄的丁口，应命各州判官、县令佐仔细彻底核查，不许把主户中的客户、小客户全部抄录。差遣役力时，希望共同分担力役；胆敢隐匿漏报的，令、佐除名，典吏决杖发配；告发者以犯人家产奖赏，并免除三年差役。”太宗雍熙元年，命江浙、荆湖、广南百姓缴纳丁钱，以二十岁为成丁，六十岁入老；身体有疾病、残废的也免除。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下诏免除两浙、福建、荆湖、广南旧日缴纳的身丁钱，共四十五万四百贯。天禧五年，天下主户、客户共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户，一千九百九十二万三百二十口。诏令各州县从今以后招徕户口以及新建居所入籍、开垦荒田的，准许按格式申报登记户口，不得把客户增加的数目列入。仁宗天圣七年，天下主户、客户共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户，二千六百五万四千二百三十八口。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户、客户共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户，二千九百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口。神宗熙宁八年，天下主户、客户共一千五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九户，二千三百八十万七千一百六十五口。元丰六年，天下主户、客户共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户，二千四百九十六万九千三百口。高宗绍兴三十年，天下主户、客户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三十三户，一千九百二十二万九千八【原文数字疑有缺漏】。按：仁宗时期是宋朝全盛之时，主户、客户只有一千一十六万余；高宗南渡以后，河北州府都归入金朝，户数却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七万，比天圣年间反而多，而人口却少七百余万，实在难以解释。然而史志和《文献通考》所载完全相同，或许是记载上的讹误；今仍按原文编入，并附记于此。孝宗乾道二年，各路主户、客户共一千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二户，二千五百三十七万八千六百八十四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一千五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