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译京师执行死刑，由御史、金吾卫临场监刑；在外地则由上佐负责，其余案件都由判官临场监刑。五品以上官员被判死刑，乘车赴刑场，由大理正监刑；有时也赐令在家自尽。凡囚犯已经受刑而没有亲属的，由将作监供给棺材，埋葬在京城七里以外；墓穴用砖刻铭，墓上立榜标明，家人可以取尸改葬。各监狱的长官每五天审察一次囚犯。夏天供应浆水饮料，每月让囚犯沐浴一次；患病的供给医药，病重者解除刑具。允许其家属一人入狱侍奉；如果是职事官或防官三品以上，则准许妇女、子孙二人入狱侍奉。天下疑难案件由大理寺不能裁决的，交尚书省集体议论；其中可以作为法律依据的，送秘书省奏报。不经驿传复核而判决的案件，刑部每年正月派使者巡行复核；所到之处检查囚犯的手械脚械，核查粮饷，纠察治理不依法的情况。杻、校、钳、锁都有长短、宽窄的规定，按囚犯罪行轻重使用。囚犯每二十日审讯一次，审讯三次即停止，次数不得超过二百。各种杖都长三尺五寸，并削去节疤。讯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死罪犯人戴校并加杻；七品官及有第七等勋阶者戴锁监禁。轻罪犯人，以及十岁以下、八十岁以上的人，还有废疾者，免除刑具和拘系。侏儒、孕妇都暂时拘禁等待判决；服徒刑者戴钳。若戴校，京师隶属将作监的女子隶属少府缝作，每十天给假一天；腊月、寒食节给假两天，不得出外服役。监狱中患病的人解除钳具，戴校者给假；疾病痊愈后加倍服役。谋反者的男女、奴婢没入为官奴婢，隶属司农寺；年满七十岁者免除。凡服役的男子编入蔬菜园，女子编入厨房□。流放迁徙的人在路上患病，妇女分娩，祖父母、父母丧亡，男女奴婢死亡，都给假。发给路程和粮食；不是因谋反大逆连坐的，服役六年后释放；特别流放的，三年后释放。有官职的人可以恢复任官。自从张蕴古被杀后，司法官以“失出”作为警戒；错误地把无罪判为有罪的，反而不加罪。从此官吏执法逐渐严密。皇帝询问大理卿刘德威，得知其中缘故，于是命令失出、失入都依律论处；从此官吏也能持平办案。下诏规定，流罪无论远近都迁往边要州；此后犯法的人逐渐减少。又下诏，把死罪犯人迁徙充实西州，流罪犯人戍守边地，按罪行轻重规定更替期限。高宗永徽初年，敕令太尉长孙无忌等共同撰定律令格式；旧制中不便利的，都根据实际情况改易，于是把格分为两部。其中各曹司的日常事务称为留司格，留在本部门施行；天下共同施行的称为散颁格，下发各州县。又因为律学还没有确定的疏义，每年选举明习法律的人没有统一依据，于是下诏长孙无忌等参照撰写律疏。从此审断案件都援引律疏加以分析。龙朔年间改换官号，于是敕令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新确定格式，只改曹局名称，不改变篇次【考按：《艺文志》和《册府元龟》都作“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刑法志》作“太常伯李敬玄”，明显错误，今改正】。仪凤初年官号恢复旧制，又敕令左仆射刘仁轨等删辑格式。当时重大案件由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理，称为三司；司法官把惨酷当作能干，甚至不解除枷锁就鞭打，打死的人也一概不禁止。律中有应杖一百的条文五十九条，犯人有时已经被打死而杖数尚未打完，于是下诏，盗窃以及危害特别严重的罪行保留十二条，其余四十七条全部停止施行。武后垂拱年间，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咸阳尉王守慎等删改格式，增加计帐、勾帐两种式。又把武德以来、垂拱以前便于时用的诏敕编成新格；新格之外另编六卷，适合各部门当前施行的，称为《垂拱留司格》。律只改了二十四条，文字有不便之处的大体仍依旧。徐敬业起兵后，武后怀疑天下人多有图谋反对自己，于是修订后周的告密法，下诏官府接受告发，有人报告秘密事情，就用驿马迅速上报。又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多次制造大狱，天下人侧足而立。周兴、来俊臣等被诛杀后，狄仁杰等共同议论垂拱以来酷刑滥刑造成的冤屈，太后有所感悟。大足元年，下诏法司和推事使，凡敢于大量制作辩状、擅自增加言辞的，以故意把无罪者判为有罪论处。中宗神龙初年，下诏左仆射唐休景等制定《垂拱格》，又续补其后；把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五日以前的制敕编为《散颁格》，又删补旧式。睿宗景云初年，敕令户部尚书岑羲等删定格式、律令，到太极元年完成，名为《太极格》。玄宗开元初年，紫微令姚崇、黄门监卢怀慎等删定格式令，名为《开元格》【考按：《艺文志》和《唐会要》都说是姚崇、卢怀慎等删定《开元前格》，《刑法志》只列卢怀慎而遗漏姚崇，似不合体例，今据《艺文志》改正】。下诏规定，后总管以下官员私自役使士兵的，按雇工价值计算，依收受所监临财物罪论处。又敕令吏部尚书兼侍中宋璟等删定律令格式；律、令、式仍沿用旧名称，格称为《开元后格》【考按：宋璟所撰《开元后格》，《唐会要》和《艺文志》都说在开元七年上奏，《刑法志》认为在开元二十六年，明显错误，今改正】。当时犯盗窃罪的人先杖打一百，很多人因此死亡，于是下诏：今后抵罪、依法应受杖刑、奉敕应杖的，都只杖六十。又下诏说：“争讼的人如果自行损伤耳目，先杖四十，然后依法处理。”御史中丞李林甫上奏说：“天下各地估定赃物所值的绢价彼此不同，例如山南绢价低，河南绢价高；绢价低的地方，计算赃物不到三百就判死刑，绢价高的地方，要达到七百以上才判死刑，轻重不相称，刑典如何施行？请统一天下估定赃物的绢价，每匹以五百五十为标准。”皇帝采纳了。后来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认为，格后制敕施行以后，常常与格文相违，于事不便，于是上奏命有关部门删定编撰，作为《格后长行敕》。不久又诏令户部尚书李林甫等修订汇编旧有的格、令、格式、律令和敕令，共七千九十八条，其中一千三百二十四条于政事无关紧要，删去；

译二千一百八十条根据事务需要增删损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条仍旧不改【考按：总数七千九十八条，《刑法志》误作七千二十六条，与删去和保留的条数不相符合，今据《唐律疏议》改正】。总共编成律及律疏、令、式、《开元新格》，共一百二卷。又撰写《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便于查阅。开元二十五年上奏，敕令尚书都省抄写五十部，颁行天下。天宝初年，李林甫任宰相，多次制造大狱，用诬陷手段残害忠良。皇帝也喜好边功，公私都陷入困顿；盗贼兴起，诉讼案件繁多，于是下诏说：“徒刑不是重刑，但服役的人无论寒暑都不解除刑具，这是古代用来代替肉刑的办法。有的人所犯并非大害，而官吏因个人情绪鞭打他，以至于死亡；这类人都免除死罪，发配到各军。有因自效民年满八十岁以上及身患重疾而犯罪的，都不治罪。侍丁犯法，赦免他，使其终养亲老。”肃宗即位后，下诏规定官吏枉法、犯赃的，终身不得参与仕进。后来广平王李俶收复东京，百官中接受安禄山父子伪命的，按等级定罪：罪重的在市中处刑，次一等赐令自尽，再次重杖一百打死，其次分三等流放、贬谪。只有达奚珣和韦恒被腰斩。起初，史思明、高清岩自行拔营归顺，听说达奚珣等被诛杀，害怕了，于是再次叛离。三司连续多年施刑，流放、贬谪接连不断，河北叛军害怕被诛而不投降，战争连续不断。肃宗后来也后悔，下诏规定今后除各种律令中关于杀人、谋反、奸盗及伪造十恶的条款外，其余烦琐条文一律删除。临死前下诏，天下流人全部释放。代宗常以至德以来滥用刑罚为戒，即位五年，府县监狱中没有重刑囚犯。过去另有敕令规定执行杖刑时鞭打次数不限，有关部门说，应当执行重杖的人，令式原来没有区别。京城有人知道这是危害，执行后多有死亡；外州认为流放岭南的人，执行杖刑不至于死亡。杖刑有两种执行办法，开列两条，请求详细裁定。于是下诏：凡制敕规定一顿杖刑的，数目只限四十；至于“到”“一顿”“重杖一顿”“痛杖一顿”，都只限六十，不得打死人。德宗即位，下诏中书、门下选取通晓事理的官员，共同删定律令格式条目。又取至德以来的制敕和奏谳，摘取其中可以作为法律依据的，编入条格而不另立书名。建中年间，刑部侍郎班宏说：“谋反、大逆、叛、恶逆四项，是十恶中的大罪，犯罪者应当依律处理。其余应判斩刑、绞刑的，请改为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替极刑。”皇帝采纳了。过去死罪都先杖打，杖数有时一百，有时六十。德宗认为既然已经处以极刑，再加重杖使人伤残，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下诏：今后罪至死刑的，不得先行杖打。宪宗元和年间，命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去天宝以后敕令，编为《开元格》；后来刑部上奏，把律卷第八改名为《斗竞》。又下诏规定，因犯赃罪及其他罪行而应当赎罪的，各道委派一名观察判官专门办理，及时申报。又诏令刑部、大理寺审理、复核囚犯时，不得过分拖延，否则就是助长奸幸。今后大理寺检核不得超过二十日，刑部复核下达不得超过十日；如果刑部复核有不同意见，寺司重新检核不得超过十五日，省司重新复核不得超过七日。若案情可疑，需要再三详细审查，不能在期限内办结的，就另写状文分析说明。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常参官所举荐的人，如果到任后刑罚失当造成冤滥，或犯有赃罪，荐举官削减官阶并停止现任；各部门上奏任命属官以及有文状荐举的人，如果有犯赃、罪过，也请具列姓名上奏，酌情施加殿罚。皇帝采纳了。下诏两京以及关内、河南、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道、山南西道的州府，除大逆和杀人外，其余死罪一律发配天德五城。各镇中有妻子儿女的，也允许自行带随。近年发配隶属人员，有的并非重罪却被远地迁徙，有关部门上报陈述后，又增添了服役年限。今后如果是轻罪，不得再发配到五城【考按：此诏《河南志》作“山南、山东西道”，《志》脱“山”字；“大逆杀人”以下，《志》有“铸钱、造印、若强盗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盗赃逾三匹者”二十二字；“妻儿”《志》作“父祖子孙”，考察原诏都不对，今删】。此前天德流人与各州不同，没有规定归还期限。刑部侍郎王播上奏，以七年后放还为期限，写入定令。凤翔节度使郑余庆等上奏《详定格后敕》。下诏刑部左侍郎许孟容、蒋乂等删定，重新编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刘伯刍等加以考订。穆宗时，每当有关部门审理重大案件，就命中书舍人一人参与斟酌轻重，称为参酌院。后来大理少卿崔稹认为，罪犯的生杀予夺取决于个人情面，法官不能恪守职守，应当废除，于是撤销了参酌院。又因御史中丞牛僧孺的建议，制定申报奏闻的期限：大案由大理寺限三十五日审查完毕，申报刑部；刑部限三十日上奏【一案所犯十人以上，或所审罪行二十件以上，称为大事】；中案大理寺限三十日，刑部限二十五日【所犯六人以上，或所审罪行十件以上，称为中事】；小案大理寺限二十五日，刑部限二十日【所犯五人以下，或所审罪行十件以下，称为小事】。如果原先推问的事项不完整，命有关部门还要进一步查问，那么原推官在转任选授时，酌情降三等选授。

译文宗太和年间，命尚书省郎官分别删定本司的敕令，由丞和侍郎复核，中书、门下审议其中是否可行后上奏，形成《太和格》。后来又下敕规定，诏令所涉及的轻罪犯人，除情节严重、危害极大以及法律难以宽赦的以外，其他过失犯罪和寻常公务中的违犯，不得鞭打脊背。开成年间，命刑部侍郎狄兼謩采集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开成时期的制敕，删去繁琐内容，编成《开成详定格》。因此，旧制对盗窃罪不判死刑，是为了体恤百姓因饥寒所迫而犯罪的情况。到武宗时，下诏规定盗窃赃物满一千钱的处死；又因法律规定已离任者，犯公罪至流刑以下不予追究。武宗认为，公罪条文中情节有轻有重，如果涉及欺诈，怎么能一概不追究？于是下诏说，以后公罪中情节难以宽恕的，不在不予追究之列。宣宗大中初年，下诏规定，持杖行劫以及故意杀人的，不得宽免；无论已经伤人还是未伤人，无论受害者已经死亡还是仍然活着，都按杀人罪处理，不在赦免范围之内。若欺骗、冒充老弱者以夺取财物，原本有意杀伤而偶然未遂，也依此办理，并按现行格令编入相应条文。又下诏说，抢夺盗窃的发生源于物资不足，赃物达到一千钱便处极刑，是轻视人的性命而看重财货；这样既容易造成大量杀伤，又违背教化，何况这也不是旧制，必须议定修改。于是依照建中三年敕令，赃物满三匹以上处决杀，不满三匹的根据情节分别科罪处决。又下敕命刑部侍郎刘瑑等修订《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来又取贞观二年至大中五年的杂敕二千一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门，订定轻重，命名为《大中刑法统类》。此后，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又汇集律、令、格、敕中内容相同的条款一千二百五十条，分为一百二十门，称为《刑律统类》，上奏朝廷，诏令刑部颁行。【按：刘瑑所编的《刑法统类》只收杂敕，张戣所编的《刑律统类》则律、令、格、敕都有；两书门类不同，条数也不同，显然是两部书。《新唐书·刑法志》只记载张戣之书而没有刘瑑之书，今增补订正。】又下敕规定，官吏犯贪赃罪以及各种形式的受取财物，只要在事情尚未全部败露以前，能够到官府自首，就依律文减等处罚。如果已经知道事情将要败露，虽然尚未被追捕审问，也属于不许自首的范围。法司规定，脊杖每一下折抵法杖十下，臀杖每两下折抵笞杖五下。以绢计赃时，全国一律依上都的标准，以一千一百文折合一匹；一百文为一陌。按赃绢计算，一匹为一匹绢。僖宗乾符年间，又因法律中“去任勿论”的条文，造成了不少侥幸逃脱的情况。敕令规定：今后州县官吏所犯的各种罪行，五年以后已经离任的，不再追究。五年以内仍在任的官吏，则依所据事实和规定的条例追究。臣等谨按：有唐一代的刑法制度，论者都痛恨武后任用酷吏；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但还不如天宝年间造成的祸害更为惨烈。自从武后开启告密之门，周兴、来俊臣等人纷纷罗织罪名，从宗室、大臣到刺史、郎将，没有谁不遭受他们的毒害，酷刑达到了极点。然而当时上有狄仁杰、魏元忠等人匡正辅弼，下有徐有功、杜景俭等人秉持公平宽恕，周兴、来俊臣的党羽又都没有久留，很快便被诛杀，所以唐朝的国运重新安定。李林甫的奸险超过周兴、来俊臣，吉网罗钳的残酷也超过侯万；他所诬陷的人有几十、上百，如韦坚、李邕等，都是一时名臣，而玄宗却独独把李林甫任为宰辅，终身信任他，使开元时期的治理荡然无存。他后来流离播迁，不也是应当的吗？肃宗亲眼看到了安史之乱，本应保存前代覆亡的鉴戒，却信任严酷刻薄的官吏，与玄宗没有不同；因此藩镇和叛乱者接连作乱，战争长期不能平息，若不是代宗以仁慈宽恕加以救济，天下哪里能够稍稍安定呢？至于文宗时期，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甘露之变时，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等人全都被腰斩并诛灭族人。文宗心里知道他们含冤，却不能救助他们，这件事就更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梁太祖开平三年，下诏命太常卿李燕等删定律令、格式以及律疏。开平四年，宰臣薛贻矩上奏进呈，请将其命名为《大梁新定律令格式》。全书共五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诏令颁行。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御史台上奏说：“本朝的法书，自朱温篡逆以后删改了条文，现在存放在三司的，都没有旧本的篇目。只有定州敕库中完整保存着本朝法书，请下敕命定州节度使迅速抄写副本进献。”朝廷听从了。不久，定州王都进献唐朝的格式、律令，共二百八十六卷。同光二年，刑部尚书卢质奏请纂集《同光刑律统类》共一十三卷，进呈朝廷。又下敕说：“凡御史台、河南府、行台、马步司、左右军巡院现今拘禁的囚徒，应当根据罪行轻重，限十日以内全部审决发遣并上奏。各道州府现今拘禁的囚徒，也应迅速疏理，不得拖延停滞。凡内外有权势的官员因私事寄押囚犯的，务必彻底禁止，使案件不再冤枉拖滞。”同光三年，下敕说：“京城以及各道州府所拘禁的罪人，如果没有重大过错，应迅速疏理审决。又诏令各司所拘囚徒，无论罪行轻重，都应由本司根据罪状详细核实后上奏。罪轻的立即疏理，罪重的等到秋分以后再施行刑法。如果事情涉及军机，已经颁行严厉命令，或者属于谋逆、蓄谋奸邪、实施杀劫，不能长期羁留的，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年间，下敕说：“天下州县拘押的囚犯，除大辟罪以上的，交给所在地长史迅速推问审理、判决，不得牵连追捕证人，也不得让证人经过供给食宿的地方。除应当处死刑的以外，都应释放，不许加以惩治。”大理寺少卿王郁上奏说：“请规定，近年死罪囚犯完全没有复奏，请下敕令，在京城执行死刑前一天，各案都复奏一次。有凶逆、触犯军令的，也允许临刑时复奏一次。各州府请另行下敕指示。”朝廷听从了。又诏令说：“各州官员如果有善于推究疑难案件、曾经洗雪冤屈和滥刑案件，并且有特殊政绩的，应列具姓名上奏，另行加以甄别奖励。”长兴年间，下令说：“凡逮捕盗贼，如果因推问审理而导致其死亡，有故意的按故意杀人论处，没有故意的减一等论罪。如果因拷打决罚而另外增加疾病，等验明情况后，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即使在原定罪责范围内死亡，也减一等论处。又规定赃罪的条款：有的是监临官，有的是因公事，凡收取或给予财物而明显涉及货财的，都应作为赃罪处理；其余既不是监临官，也不是因公事收取，不在此限。”又下敕说：“州县官员能够洗雪冤狱、救活人命的，允许不按时参加铨选，并加官阶、超资注官和转换服色；已经穿绯服的，给予转任兼官。”

译又诏令说：“从今以后，各处官吏凡遇到有关推究审理的案件，都要迅速裁断。如果胆敢故意放纵、因循推诿，最终造成冤枉和滥刑，最初负责推问的官员都应受到责罚。各地观察使、刺史另行按朝廷典章议处。前濮州录事参军崔琮上奏说，各道狱囚恐怕没有依法拷掠，或者不堪苦楚而死亡，却反而以疾病上报，请设置病囚院。下敕命各地长史专门用心办理，凡有病囚，应立即派医生诊视治疗；根据所犯罪行轻重判决发遣，并命每五日派人清洗一次枷锁和匣具。又下敕命抄录《六典》法书，分为二百四十卷，从夏季到冬季，命御史台每天轮流传阅、考核。后来又下敕命御史中丞龙敏等详细订定《大中刑法统类》。末帝清泰初年，下敕命京城百司各从律令、格式和《六典》中抄出本司事务，裁成卷轴，或者写在官署墙壁上，本司官员应经常阅览，以备咨询。各道州县也应把六曹中应办理的公务条款抄录在墙壁上，官吏应经常查看。后来因为法书中关于盗窃罪按情节量刑的文字不明确，于是规定，赃物一匹处脊杖十八，不满一匹处杖十五；没有得到财物的处臀杖十五。又天雄军节度使范廷光上言：“天成三年敕令规定，山林群盗中危害财物、残害人的，处置其全家。” 长兴四年下敕规定，父母、兄弟、妻子、女儿和幼儿一概不治罪。臣所管辖之地盗贼屡次发生，大概是因为用法太宽松；今后捕盗时暂且实行较重的条款。”诏令说：“凡盗贼劫掠乡村，依长兴四年敕令条款处置；攻打劫掠城镇，依天成二年敕令处置。”长兴三年，御史中丞卢损等进呈《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内制敕可长久施行者》，共三百九十四道，编为三十卷；其中没有选入的，各令本司分别封存，不得施行。诏令交付御史台颁行。晋高祖天福二年下敕：《刑律统类》十二卷、编敕三卷、散敕七十六道，命大理寺改正其中的国号和庙讳。如果有明显涉及罪责轻重的地方，必须详细议定，另行具奏。八月下敕：今后如果有拘押的囚犯染病，都命各处军医诊视，在公廨钱中酌量支给药价；如果案件情节较轻，也允许家人前往看望。天福三年，中书门下依据天福元年十月敕令上奏：唐明宗朝的敕令已经接受为法制，应命所在地遵行，不得更改。但明宗朝的敕令，除清泰年间编集的以外，都已经封存不行；请将编集的以及封存前后的敕文一并详细订定。朝廷听从了。天福四年，上奏详细订定的编敕三百六十八道，分为十二卷，诏令百司抄录，与格式一并使用。九月，相州节度使桑维翰上奏：管内捕获的盗贼，一向没收其财产，说这是邺都旧例，但格律中没有明文规定。下敕：今后凡有盗贼，依格律定罪，不得没收其家产。天福五年下诏：自大中以来，凡上诉称冤、请求决杖流配的，虽然有道理，也不准申明。今后应根据其陈述加以审理，依条例另行科罪。又诏令：盗窃赃物满五匹的处死，三匹以上决杖并配流；以盗窃罪论处的，依律文处理。汉高祖时期，四方盗贼很多，于是下敕天下：凡涉及盗贼，捕获后不论赃物多少，只要查验属实，一律处死。又分别派使者捕逐盗贼。于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害平阴十七村的百姓以及三批叛乱并相互联兵的人，民间震动，惊恐和谣言四起。史弘肇掌管禁军，巡逻京城，抓到罪犯不问情节轻重，也不管依法应当如何，一概擅自杀掉而不请示；有时割断犯人的口舌，砍断筋脉、打断胫骨，没有一天停止。虽然奸盗因此暂时平息，但冤死的人很多。周太祖广顺初年，因为后汉隐帝末年的法书散失，下敕命大理寺重新抄写。又把后晋、后汉以及周初涉及刑法的敕条二十六件分为两卷，附在编敕之后，命名为《大周续编敕》，命尚书省和寺监施行。广顺二年，诏令凡强盗都依照一向的格条处置发遣。犯窃盗罪的，按赃绢计算，满三匹以上的一律聚众处决；不满三匹的，按等级处决发遣。凡有妇女被强奸的，男子处决，妇女不治罪；犯和奸罪的，一律依律科罪发遣，罪不至死。又规定，各种罪人除谋反、大逆外，其余都不得诛杀亲属、没收家产。此前，后晋天福年间下敕规定，凡和奸者，男女一并处极刑；到这时才改为依照律文。又下敕规定，过去制定的盐曲条法，每次犯罪至少都处极刑。近年以来，抵罪过重；加上城邑居民按户纳税领取食盐，既不许把盐带入城中，又不允许向外出售。这种立法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从此以后，凡犯盐曲罪，一斤以下至一两，杖臀十七，配役一年；五斤以下、一斤以上，杖脊二十，服役三年。五斤以上，处杖死。煎鹻盐犯罪，一斤以下杖脊二十，服役三年；一斤以上处杖死。凡城郭居民屋后的税盐，都在城内领取。外县镇城郭下的居民，也允许把所领取的盐带回家食用。又下敕规定，百姓有诉讼，必须先经过县、州以及观察使处审理；如果判决不公，才允许到台省申诉。世宗显德四年，中书门下上奏说，现行法书已经施行很久，文字古朴，条目繁琐，使人难以理解；前后敕格又相互更改、重复重叠，也难以详细订定。应命中书门下重新删定，朝廷听从了。显德五年七月，编集成书，另有目录，共二十一卷，名为《大周刑统》，与疏、律、令、式一并施行。又下敕规定，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施行责情杖时，应根据情状轻重，但不得超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的，须把事情缘由全部上奏。又敕令各类盗贼前后犯案三次，曾经经过官司推问并服罪的，不论赦免前后、赃物多少，一律处决。臣等谨按：五代诸君中，最仁慈宽厚的没有超过唐明宗，最残酷的没有超过汉高祖。梁、晋二国则处于二者之间。周世宗英明刚毅、雄杰有为，可以说是一时的贤主。然而考察他的行事，如竹奉璘、孟汉卿之类，往往因为小事便突然遭受大辟之刑，他嗜杀的一面也不能免除。五代之时，正值藩镇擅自杀人，百姓已经遭受涂炭，朝廷正忙于覆护救助还来不及，却把百姓视同草芥，又凭什么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呢？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五。刑法略。历代刑制【宋】。宋朝的法制沿用了唐朝和五代的律令、格式，并根据时势随时增删损益。【按：《玉海》说，宋初除使用唐朝律令、格式外，还参用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后晋《天福编敕》、后周《广顺类敕》和《显德刑统》。】太祖鉴于五代藩镇擅自杀人的弊端，建隆年间下诏：天下判决大辟罪，须记录案牍以及判官、法直官等姓名上报，交刑部复核；各州审理案件，则由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共同判决。【按：《宋史·刑法志》此处还说，担心刑部、大理寺用法有失，另设审刑院审理。考察《太宗本纪》和《通考》，都说审刑院是在淳化二年八月设置的，没有太祖设置审刑院的记载。《宋志》大概沿袭汪应辰奏疏而误，今删去。】诏令规定，窃盗赃物满五贯足陌的处死。旧法规定，强盗即使持杖但没有伤人，也弃市；又下诏，凡没有伤人的，只按赃物数额论罪。命各州捕获盗贼后，除非罪状和证据已经明确，不得拷掠；凡应当讯问的，先详细禀告长吏，得到判定后才可讯问。凡主管官司擅自拷掠囚犯的，依法论罪。建隆四年，开始制定折杖法。【按：《稽古录》说，乾德元年三月癸酉才开始制定折杖法。考察乾德改元在建隆四年十一月，所以折杖法实际是建隆四年三月制定的。《宋史》记在太祖受禅之初，当然不对；《通考》记在建隆三年，也不对。】流刑分为四等：加役流，杖脊二十，服役三年；流三千里，杖脊二十；流二千五百里，杖脊十八；流二千里，杖脊十七，均配役一年。徒刑五等：徒三年，杖脊二十；徒二年半，杖脊十八；徒二年，杖脊十七；徒一年半，杖脊十五；徒一年，杖脊十三。杖刑五等：杖一百，臀杖二十九；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八；七十，臀杖十七；六十，臀杖十五。笞刑五等：笞五十，臀杖十；四十，臀杖十；三十，臀杖八；二十，臀杖七。常行官杖的制度是：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超过二寸，厚度以及小头直径不得超过九分；徒、流、笞罪使用常行杖。徒罪只施杖而不服役。命工部尚书兼判大理寺窦仪等详细订定《显德刑统》，从中删出令、式、宣、敕一百九十条，增入制敕十五条，又抄录律文中规定“其余依此办理”的条文四十四条，附在名例之后，命名为《建隆新定刑统》。又取旧有法书中删去的格令、宣敕以及后来陆续颁降、需要使用的条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千五百里、十八二千里、十八二年、十七一年、十五一年〕 共一百零六条，编成新的敕诏，印刷颁行。开宝二年五月，皇帝认为暑气正盛，下诏命两京及各州的长吏督促狱掾，每五天检查、洒扫一次狱舍，洗涤杻械；贫困的囚犯供给饮食，患病的供给医药；罪轻的囚犯立即审决遣送。从此每年都作为常规。开宝六年，开始任用士人为司防参军，并把各州的马步院改为司寇院；天下重要州镇中，可以设置左右两院的共有十六处。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把司寇参军改为司理参军，把司寇院改为司理院，又设置判官一人。命有关部门把建国以来的敕条汇编为《太平兴国编敕》。六年，下诏各州长吏每五天审察一次囚犯，案情属实的立即审决。又制定审理狱讼的期限：大事四十天，中事二十天，小事十天；不必逮捕、可以迅速判决的案件不得超过三天。后来又规定，判决案件超过期限的，按照官书稽程律论处；超过四十天的，奏请裁决。然而州县仍以追查根究为名拘禁犯人，反复追捕骚扰，往往弄到家破人亡。江西转运副使张齐贤把这件事上奏，于是命外县每五天登记一次在押罪犯和释放人数，申报州狱；另设狱历，由长吏检查，每隔三五天提审、询问、疏理一次，每月汇总上奏。刑部查看各地羁押囚犯较多的情况，就命官员前往审决，清理冤屈和积滞；如果办不到，就降职或罢黜。后来长吏害怕朝廷追问案件积压，便常常隐瞒、减少囚犯人数，妄称狱中空无囚犯。于是下诏规定，虚报狱空以及隐瞒、减少囚犯人数的，加重谴责。雍熙初年，命各州每十天上报一次囚犯名册、所犯罪名和拘禁天数，使刑部专门负责纠察。当时上报的狱情中，有一州拘禁三百人的，皇帝于是命令把寄押在门舍、留置取保在外以及寄居邸店养病的人，都按照禁囚的格式分别列项上报。审理狱讼超过期限，或者可以判决却迟迟不判，案件虽小而长期拘禁犯人的，有关部门要驳奏追究。后来又派御史十四人分别前往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等道审理判决案件，弹劾懈怠的官吏。命各州每十天审察一次囚犯。皇帝又听说御史台审理案件时，御史多不亲自办理，而委托胥吏，便下诏加以告诫制止。又命各州对笞杖罪中不必传唤证人的案件，由长吏直接判决，不要再交给有关部门。群臣奉诏审理案件，案件审结后通过驿传上报；有关部门判决后，又通过驿传发回州里。凡上报的疑难案件复核后认为并无疑情的，官吏一并按违制论处。应当上报的疑案，也要通过驿传申报。太平兴国二年，命盗窃罪赃满十贯的奏请裁决；七贯的判杖刑并刺面，隶属牢城；五贯的配役三年；三贯的配役二年；一贯的配役一年；其余仍按旧制。八月，又分别派遣使臣巡按各道。下诏京朝官、幕职官以及州县官都必须学习诵读律令格式。任期届满到京的，要加以考试询问；完全不明白、不熟习的，酌情加以殿罚。太平兴国三年，开始任用儒士为司理判官。命各州审讯囚犯时，不必众官共同审视；申报长吏，得到判决后才能审讯囚犯。刑部张佖说：“官吏枉法判处死罪，请稍微加严条文，以责成他们明察谨慎。”于是开始规定，凡判案误使无罪者被判死刑的，官吏停职削籍，不得减免赎罪。淳化初年，设置刑部详覆官六人，专门审阅天下上报的案牍，不再派遣他们审理案件。又设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都由京朝官担任。凡各州发生重大案件，就乘驿传前往审理；临行时赐给装钱，回来后还必须召见询问所审案件的情况，并将其确定为常令。从此，大理寺判处杖刑以下的案件，必须经刑部详覆。又对天下案牍中被驳回而尚未完备的，也命令详覆后再奏报。淳化二年，开始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司；凡辖区内州府，每十天报告一次囚犯名册，遇有疑案未决，就派人乘驿传前往察看。州县拖延不判、审理不实，以及官吏徇私枉法的，长吏要弹劾上奏；佐史和小吏可以酌情自行进行按察弹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