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二十八

译王洙，字原叔，应天府宋城人。年轻时聪慧颖悟，学识渊博，记忆和应答能力超过常人。起初参加进士考试，与郭稹共同作保。有人告发郭稹在祖母服丧期间冒犯丧礼，主考官想免除王洙连坐的处罚，召见他并说：“不再为他作保，可以改换。”王洙说：“既然作保，我不愿改换。”于是他与郭稹一同被罢黜。天圣二年考中进士，第二次参加考试中甲科，补任舒城县尉。因审理县民钟元杀妻一案失实获罪，免去官职。后来调任富川县主簿。晏殊留守南京时，厚待他，推荐他担任府学教授。召入任国子监说书，改任直讲，校勘《史记》《汉书》，升任史馆检讨，任天章阁侍讲，屡次升迁为太常博士，与人共同主管国子监。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完成后，升任尚书工部员外郎，修撰《国朝防要》，加任直龙图阁，代理同判太常寺。因赴进奏院赛神时与女妓混杂同坐，被御史弹劾，降为濠州知州，调任襄州。贝州士兵叛乱，州郡都人心惶惶。襄州的佐史请求停止教阅士兵，王洙不听；又请求不要供给真正的兵器。王洙说：“这正是使人不安的做法。”于是命令照常发给府库兵器进行教阅，说：“这样人们就没有谁敢妄动了。” 调任徐州。当时京东发生饥荒，朝廷商议堵塞商胡的赋税渠道，征收柴薪输纳一半后便停止堵塞。王洙命令把剩余部分改为粮食，诱导愿意输纳的人用粮食供给流民，又趁机招募其中强壮者为兵，得到一千多人，盗贼因此减少平息。有关部门上报他的政绩，列为京东第一。调任亳州，又任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仁宗将要祭祀明堂，宋祁说明堂的制度久已无人讲究，王洙精通礼学，希望让他一同制定仪式。诏令召王洙回太常寺，又升任兵部员外郎，命他撰写《大飨明堂记》。授任史馆修撰，升任知制诰。诏令儒者制定雅乐，长久不能决定，王洙与胡瑗重新制作钟磬，却没有区分乐器的形制和容受规格。皇祐五年，举行南郊祭祀，王洙劝皇帝使用新乐。后来议论者大多非难新乐，最终不再使用。夏竦去世，赐谥“文献”。王洙应当起草制书，封还谥号名目，说：“臣下不应当与僖祖使用相同的谥号。”于是又说，先前有关部门给王溥谥“文献”，给章得象谥“文宪”，字虽不同而读音相同，都应改换。于是太常寺改给夏竦谥“文庄”，王溥、章得象也都改了谥号。他曾说天下田税不均，请把郭谘、孙琳的千步开方之法颁行州县，以使田税均平。贵妃张氏去世，在皇仪殿办理丧事，追册为温成皇后。王洙搜求其中不合礼制之处，暗中与内侍石全彬附会、迎合当时的事情。陈执中、刘沆在中书省，喜欢他帮助自己，于是提拔王洙为翰林学士。后来在温成皇后的园陵建立庙宇，并且想使用乐舞，诏令礼院议论。礼官的意见没有统一，王洙命礼直官填写印纸，提出使用乐舞的议案，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礼官吴充审讯直卿，并移文开封府，追究礼直官擅自发放印纸的罪责；知府蔡襄将其释放，没有追问。谏官范镇上疏说礼院对园陵前后议论不一致，请求追问其中缘故，御史又接连不断地加以论奏。宰相认为吴充等人在幕后指使言官，于是把他们全都罢免斥退。后来王洙的兄长之子王尧臣任参知政事，王洙改任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罢去一个学士职，改授两个学士职，并兼任讲读，这在此前从未有过。这一年京东、河北秋收大丰收，王洙说近年边境籴粮增加虚报价格数倍，虽然能够稍稍延缓时日，最终仍要用实钱和山泽出产的物品偿付，导致三司财用困窘，请借用内藏库储存的禁钱，趁时在京东、河北和籴粮食，以供应边军粮食，这样可以从容缓解便籴的急迫。又说近来选任谏官、御史，凡是执政大臣曾经推荐过的人，都不让参加选任；而士人中修养自身、勉励操行、稍稍为大臣所知的人，反而被置之不用，实在可惜。王洙广泛阅览传记、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诰训、篆隶等学问，没有不通晓的。去世时六十一岁，历任官职至尚书吏部郎中【《宋史》本传没有记载他的寿数以及最后所任官职，据欧阳修撰写的王洙墓志增补】。赐谥“文”，御史吴中复说王洙的官职不应得到谥号，于是停止赐谥。儿子王钦臣【按：《隆平集》记载王洙的儿子有力臣、钦臣、陟臣、曾臣；墓志记载儿子五人，长子叟臣早卒，次子力臣任太常寺太祝，次子钦臣任秘书省正字，次子陟臣任将作监主簿，次子曾臣任某官】。王钦臣，字仲至，清正明达而有志向操守，以文章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任用他，使他由荐举入仕。文彦博推荐他参加学士院考试，赐进士及第，历任陕西转运副使。元祐初年，任工部员外郎，奉命出使高丽，回来后升为太仆少卿，调任秘书少监、开封尹。钱勰入宫回答哲宗的询问，说近来阅览诏书，觉得很不合人意，有谁可以担任学士？钱勰以王钦臣回答。哲宗说：“章惇不喜欢他，于是任用钱勰为学士。”王钦臣兼领开封府，改任集贤殿修撰，任和州知州，调任饶州，降为提举太平观。徽宗即位，恢复待制，任成德军知军，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王钦臣性情喜爱古物，收藏书籍数万卷，亲手校订，世人称为善本。胥偃，字安道，潭州长沙人，年轻时努力求学。河东的柳开见到他所作的文章，说：“将来一定会闻名天下。”大中祥符五年，考中进士甲科，授大理评事，任湖州、舒州通判，直集贤院，逐渐升任太常丞，任开封县知县。他与御史高升主持府学进士考试，试卷封弥卷首后，却总是拆开查看，挑选有名声的人列在前面，因此被降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监理光化军酒务；起用为邓州通判，又任太常丞，修撰起居注，屡次升任尚书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升任工部郎中，入翰林任学士，代理开封府知府。

译忻州发生地震，胥偃认为这是阴气过盛的表现；如今朝廷政令不能专一，政事先从宫中发出，之后后宫和外戚的恩泽一天天增多，这是阳气不能胜过阴气的效验。又应当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以防备边塞。有卫兵贿赂仓库官吏，要求挑选冬衣，因此获罪被拘押的有三十多人。当时八月突然降霜雪，胥偃援引《洪范》所说的“急恒寒”的灾异罪咎，请求从轻减免，奏报获准。西部边塞用兵时，士卒的妻子儿女留在京师，按法应当处死，皇帝不忍用刑，有人想把毒药放进饮食中，让他们得以善终。胥偃极力陈说不可，皇帝也后悔而停止了此事。宦官程智诚与二班使臣冯文显等八人获罪，皇帝命令赦免程智诚等三人，而冯文显等五人仍依法治罪。胥偃说：“只抚恤亲近者而遗弃疏远者，不是政事的正道，何况同样的罪却给予不同的处罚呢？”诏令将他们一并释放。不久去世。胥偃未做官时，家中有良田数十顷；显贵以后，全部送给族人。起初，天下职田没有规定期限，而赴任官员大多以前任和后任的时间作为界限，胥偃请求把水田、陆田分别限定月份，于是写入法令。他曾与谢降奉诏考试中书吏员，而有大臣把写有简短嘱托的信交给胥偃，胥偃不敢拆看，立即烧掉。欧阳修初次见到胥偃时，胥偃喜爱他的文章，召他置于门下，并把女儿嫁给他。元衡有学问和品行，能够自立。任尚书都官员外郎，与他的儿子茂谌都早早去世。胥偃的妻子任直史馆，尽力约束她的妹妹以及元衡的妻子韩氏、茂谌的妻子谢氏，她们都守寡居住。丹阳的闺门很有法度，江淮人至今还称道她们【按：《宋史》此处以下有柳植传。柳植虽廉洁耿介，但没有足以记录的事迹，今删去】。聂冠卿，字长孺，歙州新安人。考中进士，授任连州军事推官。杨亿喜爱他的文章，大臣们交相推荐他。召入学士院考试，校勘馆阁书籍，升任大理寺丞，任集贤校理。任蕲州通判，因曾校勘《十代兴亡论》出现错误获罪，降去两级官阶。任太常博士，又任集贤校理。他说天下每十日上报一次的狱案，虽然笞刑、杖刑案件都复核了，但徒刑、流刑案件即使不在狱中拘押，也不上报，这是不符合慎重刑罚、怜悯罪囚的本意的。请求从今以后停止复核笞杖罪；徒刑以上的案件，即使没有拘押在狱中，也要上报复核。朝廷采纳了。他任判登闻鼓院，屡次升任尚书工部郎中、翰林侍讲学士。冯元修订大乐，命聂冠卿检阅有关事迹，他又参与撰写《景祐广乐记》，特意升任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以兵部郎中任知制诰，判太常礼院，纠察刑狱。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主对他说：“你家先世奉行道术，子孙本来就有昌盛的。曾经看过你所著的《蕲春集》，文辞极其清丽，因此我亲自击球纵饮，命令你作诗。”契丹对他的礼遇非常优厚。回来后，任同知通进银台司审刑院。入翰林任学士，因母亲丧服期满起复，任判昭文馆，兼侍读学士。聂冠卿每次进讲《左氏春秋》，一定引用尊崇周王、贬斥诸侯霸主的道理来讽谏皇帝。有一天，他在皇帝面前失手掉落笏板，皇帝怜悯他遭受毁伤而身体瘦弱。不久，他以安葬亲人为由请假归乡，走到扬州时去世。诏令让他的弟弟太常博士聂世卿任宣州通判。起初，聂世卿监理延丰仓，挖地得到一块古砖，上面有隶书文字，大半已经漫漶，能够辨认的字说：“你们先世在饵霞楼云，高尚而不做官，在江边累石。”又说“昭王大丞相聂”，又说“水龙夜里号叫，傍晚鸡惊骇飞起”。这一年九月十二日聂世卿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聂冠卿起初看到这些话就厌恶它，到了这时核对聂世卿去世的年月和享年，竟没有一点差异。聂冠卿喜爱学习、爱好古物，手里从未放下书卷，尤其擅长作诗。冯元，字道宗。高祖冯禧，唐朝末年任广州官员，凭借术数在刘氏政权中做官，传了三代【按：《东都事略》说：三代在岭南任日官】到父亲冯邴时，广南平定后入朝，任保章正。冯元小时候跟随崔颐、正孙奭学习五经大义，与乐安孙质、吴陆参、谯夏侯圭友善，聚居讲学，有时直到天亮也不睡觉，号称“四友”。考中进士，授任江阴县尉。当时诏令流内铨选取明经科人补任学官，冯元自荐通晓五经。谢泌主持铨选，责问他说：“古人研治一经，有的直到白头也不能穷尽；你还年轻，难道能够全部通晓吗？”冯元回答：“通达的人能够用一个道理贯通一切。”谢泌又问疑难义理，他辨析祈释，没有停滞，于是补任国子监讲书，升任大理评事，提拔为崇文院检讨兼国子监直讲。王旦听说他的名声，曾让他讲解《论语》《老子》，群臣子弟在旁听讲，于是推荐了他。真宗在殿中考试进士，召冯元讲解《易经·泰卦》，冯元进言说：“地在下、天在上而成为泰卦，是因为天地之气相互交接。君主之道最尊贵，臣下之道最卑下，只有上下相互亲善，才能辅佐天地，裁成万物的变化。”皇帝听后很高兴。不久，升任太子中允、直龙图阁，诏令他参与内朝。直龙图阁而参与内朝，从此开始【按：《东都事略》《隆平集》都说“直阁”这一官名大概始于此，并没有说参与内朝。宋祁撰写的冯元行状也只说直阁，大概是由冯元开始】。皇子被封为寿春郡王，王旦又推荐冯元适合在资善堂讲经。皇帝认为冯元年轻，改用崔遵度。崔遵度去世后，提拔冯元为左正言兼太子右谕德。仁宗即位，升任户部员外郎，任直学士兼侍讲，与孙奭凭借经学一同进讲论说。从此仁宗更加向学。任同判国子监。按照旧例，国子监多由宿儒主持，后来很是任用公卿子弟担任均管、库官；等到孙奭、冯元一同受命任职后，士人议论都心悦诚服。任同知贡举，升任龙图阁学士，参与修撰三朝正史，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四次升迁至给事中。明道元年，冯元应当监护宸妃下葬之事。仁宗亲政后，追册宸妃为庄懿皇后，改葬永定陵。墓穴挖开后泉水流出，泥泞湿地遍布，言官认为冯元监护失职，于是罢免翰林学士，任河阳知州【《东都事略》作罢知扬州】。王曾替他说话，认为冯元是仁宗东宫旧臣，不应因小事将他弃置外地，于是召回任翰林侍讲学士，升任礼部侍郎，任知审官院，又判礼院、国子监。

译冯元上呈《金华五箴》，皇帝赐书褒奖答复。修撰《景祐广乐记》完成后，升任户部侍郎。他脚有疾病，气息短促，嘱托李淑、宋祁为他撰写墓志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宋史》本传没有记载冯元的寿数，据宋祁撰写的冯元行状增补】。追赠本部尚书，谥号章靖。冯元性情简朴厚重，不经营声名，除非庆贺或吊丧，从不前往拜访两府。为父母服丧时，从开始束发到祥祭、练祭，都按照礼制改变服色。他熟知古今台阁品式等事，尤其精通《易经》。起初七岁刚读《易经》时，母亲夜里梦见异人把深青色莲花给冯元吞下，并且说：“好好读它，将来一定显贵【按：行状记载，当晚梦见冯元吞下深青色莲花，夫人早晨抚摸冯元说：‘孩子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显贵。’据此，“且”字是“旦”字的错误】。”冯元年老以后，仍然大约每三天诵读一次《易经》。没有儿子，以兄长的儿子冯譓作为后嗣【按：宋祁撰写的冯元行状记载儿子四人：孝谌，任瀛州录事参军；献诚，任唐城县事；某，早卒；彦诒，任太康主簿。这与《宋史》本传不同】。赵师民，字周翰，青州临淄人。九岁就能作文，考中进士后，又回到乡里不做官。孙奭征召他任兖州说书【《东都事略》作推荐为兖州教授】，兼领诸城主簿。赵师民学问精深广博，孙奭自认为比不上他。夏竦尤其器重他，称他为有盛德的君子，评论他的文章和品行，希望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恩荫转给他，使他授任京官。授齐州推官、青州教授，改任天平军节度推官。五十岁时来到京师，近臣张观、宋郊、王尧臣、庞籍、韩琦、明镐联名推荐他任国子监直讲，兼任润王、冀王府教授。改任著作佐郎，升任宗正丞。赵元昊反叛后，停止为皇帝进讲的职务。赵师民上书陈述十五件事，说：“咨询辅相，任命将帅；任用东宫侍从，选择郡守县令；整治军队，修缮边防；寻求谏诤，延请讲诵；改革贡举；使官员长期任职；谨慎使用财物；不要因年老而容忍诽谤；革除忌讳；慎重发布命令。”又进献《劝讲箴》。第二年重新命令他讲读经史。赵师民见朝廷厌恶战争、委曲求全来招抚赵元昊，内心不能平静，于是上言请求任命方面大员，以图报效。他曾讲解《诗经》“如彼泉流”说：“水刚开始流出，是比喻王政的发端。” 水顺势流动就能畅通，畅通所以清洁；逆势混乱就会阻塞，阻塞所以浑浊败坏。贤人得到任用，王政就畅通，世道就清明太平；邪人得到进用，王恩就阻塞，世道就浑浊败坏。皇帝说：“水为什么可以比喻政事？”赵师民回答：“水顺势流动而滋润下方，有利于万物，所以用它来比喻政事；这在比兴的意义中是最恰当的。”讲解《论语》“问修文德”时说：“文，是经天纬地的总称。为人君之道，用仁来抚育百姓，用义来制约，用礼来交接，用信来教导，这些都属于文德。”皇帝说：“是这样，其中最先要做的没有比信用更重要的了。”赵师民说：“信用是天下的大根本，仁义礼乐都必须由它而来，这确实是至道的要领。”皇帝又问“钻燧改火”，赵师民说：“古代圣王举动一定顺应天时，近世逐渐只求苟且简便，认为这不是治理所必需的措施，于是废弃了它，以至于各种事情都比不上古代。”皇帝又问：“子夏、子张所说的交友之道，谁的更好？”赵师民说：“圣贤的道理包容广大，与天地相参；善人因此能够增进道德，恶人因此能够改正行为，子张的话更为高明。”有一天读《汉书》，皇帝问长安城的情况，众人没有谁能够知道，赵师民陈述自古以来都城雍地的年代和旧址所在，如同在手掌上描画一样清楚。赵师民在经筵任职十多年，很受皇帝器重和特别待遇。多次请求补任外郡，授任龙图阁直学士，知耀州。皇帝亲自写诗为他饯行。皇帝把他看作儒林中的老成德望之士，他将要出发时上疏说：“近来看见太阳在正朔之日发生日食，这虽然是阴阳变化之事，但也担心是上天想借此感动圣心。臣不是掌管天文史事的人，不知道天道，只是依照愚见说一说：凡是上天显示灾异，是由于人君有过失；否则就是下面的人蒙蔽了上面的人。古代人君的过失，不过是暴虐、怠慢、奢侈、放纵、不学习古制。只要不舍弃这些原则，哪里会有失道之处呢？如今圣心慈仁、恭敬勤勉、节俭约束自己，行动都遵循典礼。这样看来，如果不是下属蒙蔽君上、扰乱正道，使君主的恩泽不能下达，那么追究起来究竟是谁的罪过呢？希望陛下早晚向丞弼、心腹大臣，以及身边近侍、耳目之官咨询；对于那些忠诚纯正的人，让他们谨慎考察朝廷内外百官以及州县牧守，使君主的恩泽贯彻到下层，不被群邪蒙蔽阻塞，这就是亿万百姓的幸运。”三次升迁至刑部郎中，又兼领宗正，去世。赵师民性情淳朴安静而刚强敏锐，举止凝重【《东都事略》说：赵师民经术品行淳厚美善，但举止疏放粗野，与此说不同】。服父亲丧时悲痛感伤，不蓄养婢妾。四十四岁才结婚，志趣崇尚清正高远，专心以读书为事。他性情极为慈爱宽恕，勤于治理政务，施政有惠民爱民之意。曾上奏请求免除陕西旱灾地区的租税，又想论述专卖酒等方面的弊端，因仁宗身体不适而停止。他曾忧虑近世官员失去职守，撰写《正官右议》。儿子彦若考中中书舍人。张锡，字贶之，祖先是京兆人。曾祖张山甫曾跟随唐僖宗入蜀，蜀地平定后，迁家到汉阳。张锡考中进士甲科，任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南昌县，升任著作郎，知新州。起初在州中建立学校，从此当地人才开始知道学习。两次升迁为太常博士。诏令选拔善于治理的官吏管理京城附近的县，于是任命张锡知东明县。他刚到任时，向属下宣布：“我所治理的有三类人：凭借力量逞强的人，凭借财产自恃的人，以及倚仗赎金逃避刑罚的人，这三类是我首先要治理的。”一年之内，他的政绩便传闻于朝廷。枢密直学士李及推荐他任监察御史。丁谓被贬到崖州，朝廷议论要把他召回内地，张锡上疏说：“奸邪之人玩弄国政，本来应当与天下人一同弃绝；如今又召回内地，违背天下人的意愿。”因此此事停止，张锡调任雷州。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牵连拘捕了很多人，张锡说：“把天灾反过来归罪于人，恐怕会加重上天的愤怒，希望修养德行来回应天意。”因论议此事的人很多，案件于是得以解除。升任殿中侍御史，改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又回任判度支勾院，任京东转运使。淄州、青州、齐州、濮州、郓州等州的百姓，冒占耕种黄河岸边的土地，多次发生争讼。张锡命令登记这些土地，每年收取租绢二十多万，诉讼也因此平息。屡次升任右谏议大夫，知审官院，升任翰林侍读学士，判太常寺、国子监。

译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宋史》本传没有记载张锡的寿数，据欧阳修撰写的张锡墓志增补】。追赠尚书工部侍郎。张锡淳厚稳重、清廉节俭，虽然显贵，生活供养仍如年轻卑微时一样；读书到老年更加专心。起初参加广文馆进士考试，考官任随把他列为第一。任随去世后没有儿子，张锡多次周济他的家人。儿子子骏、子云都任大理评事，子谅任大理寺丞【《宋史》本传没有记载张锡有儿子，据欧阳修撰写的张锡墓志增补】。张揆，字贯之，祖先是范阳人，后来迁居齐州。考中进士，任北海县尉，改任大理寺丞。因疾病解除官职，十年不出门户，读《易经》，因而通晓扬雄的《太玄经》。陈执中安抚京东，推荐张揆经学明达、品行淳厚，召任国子监直讲，调任诸王府侍讲。以尚书度支员外郎身份直史馆，代理三司户部判官。上呈自己所著数万字的《太玄集解》，诏令他在迩英阁回答询问，让他揲蓍占得《断首》，并说《断首》取法于《易经》的《夬》卦，大概是以阳刚决断阴柔，象征君子进用、小人退避。仁宗很高兴，提拔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屡次升任右谏议大夫，升为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判太常寺。有一天进读《汉书·马后传》，读到马后穿大练之衣、抑制外戚，于是说如今后妃的亲族过于兴盛，不可不裁减抑制，使他们保全自己的家族。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令改定王溥的谥号，有人建议改为“文忠”，张揆说：“王溥是后周的宰相，国家灭亡时不能以死殉国，怎么能称为忠呢？”于是改谥为“文康”。加任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刑院，出任齐州知州，去世，追赠尚书礼部侍郎。张揆性情刚直急躁，不能容忍他人，疏于世俗事务；但喜爱读书，至老不倦。他与弟弟张掞友爱相亲，张掞任龙图阁直学士【按：《宋史》这里以下有杨安国传。杨安国在仁宗朝做官，侍奉经筵的时间最长，但没有值得记录的事迹，今删去】。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年轻时与兄长尹源都因儒学而知名。考中进士，历任河南府户曹参军、安国军节度推官【按：《东都事略》以及欧阳修撰写的尹洙墓志、韩琦撰写的尹洙墓表都作邵武军判官】、光泽县知县，考选书判成绩优异，改任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杨县，有能干的名声。因大臣推荐【按：《东都事略》说王晦叔推荐他的才能】，召入考试，任馆阁校勘，升太子中允。范仲淹被贬时，朝廷在堂上张贴告示，告诫百官不要结成朋党。尹洙上奏说：“仲淹一向忠诚正直，臣与他兼有道义、师生和朋友的关系，那么臣就是仲淹的党羽。如今仲淹因朋党获罪，臣不能苟且免罪。”宰相发怒，免去校勘职，重新任掌书记，监理唐州酒税【按：尹洙墓志、墓表都作监理郢州酒税，后来调任唐州】。西北长期安定后，尹洙撰写《叙燕》《息戍》二篇，认为武备不可松弛。《叙燕》篇大略说：“战国时期，燕国最弱，虽然各国胜败所用的策略不同，大体论其强弱，燕国不能超过赵国。赵国、魏国联合起来，燕国本来就不能抵敌。唐朝三镇盗贼结成连横一百多年，敌虏却从未越过燕地侵犯赵、魏，这说明只有燕国能够独自支撑敌虏。” 自从燕地归入契丹以后，契丹的势力一天天强盛。大显德年间，即使收复了三关，也还没有完全收复燕南地区。宋朝初年才开始与契丹合并对抗，形势更加扩张，但只命偏师防备抵御。王师讨伐蜀地、吴地时，泰然自若，不把两河放在心上，这显然说明赵、魏足以制约契丹。北汉并吞、边防平定以后，调集天下精锐，专力对付契丹，却不能夺取一寸土地。近来曾以百万军队驻扎赵、魏，直到敌人退去，也没有人敢抵抗，世人大多责怪宋军不出战。然而我军背靠城池，心中有所顾虑，交战未必能胜；一旦失败，事情就紧急了，所以不出战并没有什么可责怪的。推究其中的弊病，在于军队没有分设部署。军队如果在争夺之地分成三路，形成掎角之势以迷惑敌军，在敌军前进时设伏等待；边地营垒平时坚固，又驱使百姓守卫，使敌军困顿在坚城之下，再乘机从两面夹击，就没有不胜的。制服敌人靠的是谋略，不在于兵多。把赵、魏、燕南地区，再加上山西，百姓足以守卫，军队足以作战，分别统率，就能使将领专断其职。即使一路偏师受挫，其他军队仍能奋战，哪里会关系到国家安危呢？”《息戍》篇大略说：“如今西北的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路，戍卒十多万人。太平时代屯戍尚且如此，后来即使另有警报，也不能有一天撤去。” 这十万军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期限也没有确定。国家用优厚利益招募人输纳粮食，耗尽四方财货；然而没有水运漕运，所能运输到的也不过是边境附近几个郡而已，而且每年并不固定。粮仓登记录额有固定供给，近几年也曾稍有匮乏。倘若敌人乘我方接连饥荒而来，我方必定要调兵救援，军粮运输应当从关中出发，那么尚未交战，西部边地已经困乏，能不考虑吗？按照唐代府兵制度，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现在的办法，不如登记成年百姓为兵，仿照唐代设置府，人数稍微减少一些。如今边境虽然有乡兵制度，但只推行到最边远的几个郡，民籍人数少，不足以防备敌人。估计京兆西北几个郡，上等人户可以有十多万，中等人家有其一半，应当能够得到六七万军队。百姓幸而得到宗族庇护，乐意列入兵籍；农闲时训练军事，把有才干武艺的人任为什长、队正。秋季最盛时每十天阅兵一次，常常像敌人到来一样训练，再用关内、河东的精兵辅助他们。全部撤除京师禁军，慎重选择守边将帅，分别统领军队，使将领专任其事。分别统领，军权就不会集中过重；将领专任，便会更加奋勉。加强守卫，熟悉地形，积聚粮食，训练精锐士兵。《左传》所说的“不要依靠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准备”，大概就是战前谋划取胜的防备吧？”

译他又撰写《迷亨》《审断》《原刑》《敦学》《矫察》《考绩》《广课》等篇，共九篇杂论，上奏朝廷。赵元昊反叛时，大将葛怀敏征召他任经略判官。尹洙虽然是应葛怀敏征召而来，但又尤其受到经略使韩琦的深知。过了一段时间，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任命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为副使，又任尹洙为判官。尹洙多次上疏论说军事，请求在便殿召见二府大臣商议边事，并考察开宝以前用兵的旧例，特意由皇帝裁断，以便重视边防谋略。又请求减少合并栅垒，招募土兵，减少骑兵，增加步兵。又上奏出售爵位的法令。当时诏令询问攻守策略，夏竦拟定两套方案，命韩琦与尹洙到朝廷进奏。皇帝采纳进攻方案，任尹洙为集贤校理。尹洙于是赶往延州，谋划出兵，但范仲淹坚持认为不可。尹洙返回走到庆州时，任福在好水川战败，于是从庆州派遣部将刘政率领数千精兵赶往镇戎军救援，尚未到达，敌军已经撤走。夏竦上奏说尹洙擅自发兵，降为濠州通判。当时言官说任福的失败是参军耿传督战过于急迫造成的，后来得到耿传的书信，才知道他是告诫任福要持重，不要轻率进兵。尹洙认为耿传只是文官，却无军职之责而死在战场，又受到当时人的诬陷，于是撰写《悯忠》《辨诬》二篇。不久，韩琦任秦州知州，征召尹洙任州事通判，加任直集贤院。尹洙上疏说：“国家西面有不肯臣服的敌虏，北面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闾巷间盗贼那样的势力。自从西夏叛命以来已有四年，沿边屡遭侵扰，内地疲于向远方运输，军队长期在外而没有休息的期限，最终必然有人乘着弊病兴起。兵法所说的，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把后续的事情安排妥善。处在这个时候，陛下应当早晚忧惧，思虑事变，堵塞祸乱的根源。然而没有听说陛下把宗庙安危当作忧虑，把国家危亡当作恐惧，这就是微臣内心感愤、忧闷不止的原因。为什么呢？如今命令屡次更改，恩宠过分滥施，赏赐没有节制，这三件事因循不改，弊病日益严重。命令，是君主用来取得下属信任的。过去民间听到朝廷发布一项命令，都会肃然看待。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家私下议论，认为不久就会更改，后来果然如此，于是命令便一天比一天被下属轻视。命令被轻视，朝廷就不受尊重了。又听说群臣中有人进献忠诚谋略，陛下起初十分听取，后来只要有一个人加以阻挠，您的心意就改变了。进献忠言的人因为不能坚持到底，往往自行屈抑自己的谋略，认为没有用处，这就是命令屡次更改的弊病。” 爵位和赏赐，是陛下所掌握的权柄。近来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有的凭借关系求取恩泽，从宫中直接下达，称为“内降”。臣听说唐朝政事衰败时，有时太后专制，有时妃嫔、公主专擅朝政，树立私人的恩惠和党羽，名为“斜封”。如今陛下的权柄都出自自身，外戚、内臣中贤能有才的人，应当与大臣公开商议后提拔，何必沿袭斜封的弊病呢？如果让大臣顺从，就会败坏纲纪；如果不顺从，就会阻碍皇帝的恩德。败坏纲纪，是忠臣不忍做的；阻碍恩德，就会使皇帝的权柄被轻视，而且还会使大臣尽管公正而不阿附。朝廷本来用来责备大臣的原则，如今却亲自用私下亲昵来扰乱它，却想责备大臣不徇私，难了。这就是恩宠过度滥施的弊病。赏赐，是国家用来奖励功劳的。近年以来，嫔妃、乐工、太医等人得到的赏赐过于优厚。民间传言，内府的钱帛，陛下使用起来并不十分爱惜。臣等疏远之人确实无法知道内府财富多少，只是看见向百姓征取的东西一天比一天繁多，便知道储藏在公帑中的财物并不丰厚。臣也知道国家自从在西部长期驻兵以来，用度逐渐扩大，府库积蓄未必全都耗费在赏赐上。然而下层百姓不可能家家户户都得到详细说明。往年听说边将王珪因为奋力作战而获得赏金，就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有时看见优伶所得赏赐非常丰厚，却往往愤怒叹息。人情不可不察，这是赏赐没有节制的弊病。臣所论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同知道的。近臣只会顺从奉承而不肯进言，以至于到了今天。如今不只是四方夷狄成为祸患，朝政一天比一天败坏，而陛下却没有醒悟；人心一天比一天危险，而陛下却不知道。因此臣希望先在内部端正政事，再用它来端正外部；这样忠诚的谋略就会逐渐进用，纲纪就会逐渐振举，国家财用就会逐渐充足，士人的心气就会逐渐奋发，边境的祸患或许就可以平息了。”仁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改任太常丞，知泾州；以右司谏身份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时，派刘沪、董士廉修筑水洛城，以便沟通秦州、渭州的援兵。尹洙认为此前屡次被敌人困扰，正是由于城寨太多而兵势分散；如今又增加城寨，不可行，于是上奏请求停止。此时郑戬已经解除四路都总管之职，但仍奏请刘沪等照旧督促工程，尹洙对此不平，派人再次召刘沪，刘沪不来；又命张忠前去代替他，张忠也不接受。于是尹洙命令狄青给刘沪、董士廉戴上刑具，交给司法官吏。郑戬不断上奏论列，最终尹洙被调任庆州，而水洛城仍然修筑；又调任晋州，升为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董士廉到朝廷上书为尹洙申诉，诏令派御史刘湜前往审讯，没有查出其他罪行【按：《宋名臣言行录》引用《南丰杂识》说：范仲淹等被罢去朝政后，尹洙也有人迎合当时宰相的意旨，以他任渭州知州时的事情进行攻击，于是设置案件，派刘湜审查。刘湜对尹洙说：“龙图阁用银制成偏提，发放银两有登记，而收回偏提没有簿籍，龙图应当获死罪了。”尹洙说：“这不足以构成我的罪名。用银制作偏提，是由某工匠负责校验的，附在某本簿籍中，可以取来查阅。”刘湜查阅簿籍，果然如此，知道不能陷害他，只能叹息而已】。尹洙又因为部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职，从京师借取有利息的钱到任，却没有钱偿还。尹洙爱惜他的才能可以任用，担心他因犯法被罢职，曾经借用公使钱替他偿还。又因为尹洙自己曾经借贷，获罪降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人无不认为刘湜是在罗织罪名陷害他。调任均州监酒税，因感病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嘉祐年间，宰相韩琦为尹洙申诉，于是追复原官，并授予他的儿子构官职。尹洙内心刚强而外表和顺，学识渊博、见识有器度，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历经五代，文风格调卑弱，到宋初柳开开始创作古文，尹洙与穆修又使古文振兴起来。他的文章简洁而有法度。自从赵元昊不肯臣服以来，尹洙没有不参与军事事务的时候，因此对西部边事尤其熟悉。他关于军制的主张，陈述战守胜败，完全切中当时的利害。他又想训练土兵来代替戍卒，以减少边费，作为抵御敌人的长久办法，但都未及施行，赵元昊便归顺，尹洙也离开军职而获罪。

译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年轻时喜爱学习，每天诵读数千字，仰慕孙何写作古文。起初参加进士考试，取得同学究出身，任蔡州汝阳县主簿。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中进士及第，任华州推官。转运使李纮推荐他的才能，升任大理寺丞，知绛州翼城县。杜衍征召他任永兴司录，凡是属吏职掌的琐碎事务，都依靠孙甫办理。孙甫说：“这样对待我，我就可以离开了。”杜衍听到后，不再把小事交给孙甫。杜衍与他闲谈时，孙甫一定引用经书来回答；谈到天下贤能俊杰，他就逐一评论各人的才能和性情所长。杜衍说：“我征召属官，得到了一位益友。”各位学生也有很多跟随孙甫学习。调任永昌县知县兼监理益州交子务。又两次升迁为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铁钱，百姓苦于转运贸易时分量太重，所以设法印造交子纸券代替钱币，以便利市场交易。转运使认为制造交子多有违法，想废除不用。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也可以私铸。私铸有罪，难道就可以废掉钱吗？只应当严加治理，不应当因为小的仁惠而废弃大的利益。”后来终究没能废除交子。杜衍任枢密副使后，向朝廷推荐孙甫，授任秘阁校理。这一年，诏令三馆臣僚陈述政事，孙甫进献十二件事，依据祖宗旧例，比较当代政治有哪些不及之处，论述出来作为讽谏，名为《三圣政范》。改任右正言，主管谏院。当时河北降下赤雪，河东发生地震，五六年都没有停止。孙甫刚刚推究《洪范五行传》以及前代灾变应验之事，便上疏说：“赤雪，是赤色灾异，是君主宽缓懈怠的应验。晋太康年间，河阴降赤雪，当时武帝懈怠政事，沉湎后宫宴乐，每次见到臣下，多谈寻常事务，不涉及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所以招来赤色灾异，最终导致晋朝祸乱。地震，是阴气盛大的表现。阴的象征，是臣下、后宫和四方夷族。这三者都不可过于强盛，过于强盛，阴气就会发生变化而震动。唐高宗原来封于晋地，及至即位，晋州连续多年发生地震，宰相张行威说：‘恐怕是女宠干预政事、大臣暗中谋变，应当在事变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后来武昭仪专横放纵，几乎使唐朝国统发生变易。天地的灾变，本来就不是无缘无故的应验。陛下要挽救宽缓懈怠的过失，没有比亲自主持政务、时时作出英明决断更好的办法了，这样可以震慑奸邪、整肃天下。要挽救阴气过盛造成的变异，没有比对外谨慎整备军备、对内约束后宫更好的办法了，这才是应合天意的实际措施。”当时契丹、西夏渐渐强盛，后宫张修媛受到宠幸，大臣专权，孙甫因此进谏。又说：“张修媛受宠而放纵，靠施恩收买人心，祸患已经逐渐萌发。皇后，是嫡妻；其余妃嫔，不过是婢妾罢了，贵贱有等级，所用之物不应超过礼制。”皇帝说：“器物由有关官署掌管，朕只恨自己不知道这些事。”孙甫说：“世人说谏臣是君主的耳目。官职设置本来就是为了使事情上达，不能不知道您所说的情况。前代女祸，都记载在书史中，陛下可以亲自查阅了解。夏国请求结盟，孙甫上奏说明一项利益和四项祸害：自从屯驻军队以来，国家财用空虚损耗；如今如果同夏国约定和好，就可以减少边境军队，省去科派征敛，这是第一项利益。起初契丹声称，曾派使者去劝说西夏，使西夏臣服于中国；如今和议已经达成，契丹一定会倚仗这件功劳。去年西夏曾请求割地，朝廷已经增加每年的财物馈赠；如果它再提出要求，将怎样拒绝？这就是第一项祸害。太平四十年以来，军务没有整治；等到边境有警，又任用不熟悉军事的将领、没有训练的士兵，所以长久不能成功。然而近来边臣中有才干谋略、勇敢健壮的人，往往又出现了，正处在讲习训练、不懈努力的阶段，用以增强中国的威势。一旦因为议和而放松戒备，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遇到紧急情况必定无法使用，这是第二项祸害。自从元昊拒绝朝命以来，始终不敢深入关中，是因为嘉勒斯赉等部族不归附，担心成为后患。如今中国同夏国和好，给予它丰厚的岁赐，它必定集中力量制服二蕃，强大的势力将从此开始，这是第三项祸害。况且朝廷倚仗长久安定的形势，法令纲纪松弛而不修整；等到西戎屡次击败王师，才开始谋求变革，以挽救过去的弊病。如今看见戎人请求和好，如果只贪图无事，那么将来的祸患就无法挽救了，这是第四项祸害。凡是利害得失的关键，希望陛下仔细谋划。又说，张子奭出使夏州回来后，元昊重新称臣，但请求每年购买青盐十万石，还想在京师进行各种物品的互市，并且要求增加每年的供给数量。臣认为，西盐数万石，其价值不少于钱十余万缗，何况朝廷已经答应每年赏赐二十五万；如果又答应让它出售盐，那么给予它的财物就将和给契丹的物品数量相当。契丹听说后，贪得之心就会产生。又听张子奭说，元昊自从拒绝朝命以来，收拢结纳人心，抢掠所得随即分给部众；兵力虽然强盛，费用却随之困窘。在这种时候，尤其应当设法困扰它，怎么能急急忙忙同它议和，委曲迁就它的请求呢？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和判官尹洙回朝，孙甫建议下诏命韩琦等评定四路将官的才干，分为上、中、下三等，罢黜其中最下等者。保州兵变以前有人告发，大臣没有及时发出处理，孙甫于是说枢密副使应当获罪，使者就是杜衍。边将刘沪在渭州修筑水洛城，总管尹洙认为刘沪违背节度，准备杀掉他，大臣们渐渐支持尹洙的意见。孙甫认为水洛城使秦州、渭州相通，对国家有利，刘沪不应获罪，因此罢免尹洙而释放刘沪。杜衍多次推荐孙甫，尹洙与孙甫曾多次交好，但孙甫并不因此偏袒他。孙甫刚直明辨、不徇私情，一向如此。他曾说：“参知政事陈执中没有学问，也没有才术，不能任用。”皇帝对此感到为难，孙甫因此请求补任外职，皇帝没有答应。后来丁度因回答皇帝询问而请求进用，皇帝说：“丁度从未请求过。”丁度请求同孙甫辩论，并且指称孙甫是宰相杜衍的门人，于是孙甫以右司谏出任邓州知州，调任安州，历任江南东路、两浙转运使。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多按权宜办法办事，孙甫说：“范公是大臣，我在这里屈从他，那么到了别处便不能伸张原则了。”于是事事用法令约束他，但退朝以后从来没有不称赞他的贤能。孙甫再次升任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下任侍读，后来去世，特赠右谏议大夫。孙甫性情刚强果断，善于坚持自己的论点，著有《唐史记》。每当谈到唐代君臣的行事，总是借此推见当时政治的治乱，仿佛亲身处在其中，使听的人明白得像亲眼看见一样。当时人说：“整天读史书，也不如听孙甫谈论一天。”

译谢绛字希深，他的祖先是阳夏人。祖父谢懿文，任杭州盐官县令，葬在富阳，于是成为富阳人。父亲谢涛以文章和品行著称，凭进士出身起家，任梓州榷盐院判官。李顺在成都反叛时，谢涛曾谋划守御的办法。叛乱平定后，他因功升任观察推官，代理华阳县知县。战乱之后，田地房舍荒废，诏令规定，凡能占有田地并加倍缴纳租税的人就把田地给他，于是肥沃的田地全被豪强占据，流民甚至无处归依。谢涛收回诏书，把田地全部归还原主，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兴国军。回朝后，因治理有成绩被召到长春殿应对，命他参加学士院试。为防止契丹入侵内地，真宗打算亲征。当时曹州、濮州盗贼很多，而契丹声称将进趋齐州、郓州，于是任命谢涛知曹州。所属县的赋税大多运到睢阳以帮助军粮供应，那年久雨成灾，百姓苦于转运，谢涛把赋税全部截留不发，奏说：“江淮漕运每天经过睢阳，可以取来供给军队；希望留下曹州的赋税，沿广济河运送以供给京师。”转运使上奏认为不可，诏令采纳了谢涛的奏请。他曾出使蜀地回来，举荐所属官员三十多人，宰相怀疑举荐得太多，谢涛说：“如果其中有人获罪，愿意连坐。”奉使举荐官员而承担连坐责任，从谢涛开始。过了很久，因冯拯推荐，他再次被召入试，以尚书兵部员外郎兼直史馆，随即兼任侍御史知杂事。真宗修建山陵时，灵驾经过的道路，有关官署请求把城门、庐舍全部拆毁，以便车舆和仪仗通过。谢涛说：“先帝封禅时车驾和仪物都极其完备，尚且没有听说毁坏拆除什么；况且遗诏要求俭省薄葬。如今有关官署制作明器过于奢大，使州县劳苦，这不是先帝的意愿。”皇帝命少府裁减损省，谢涛升任直昭文馆，历任官职至太子宾客。谢绛因父亲任职而参加考试，任秘书省校书郎，考中进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汝阴县。杨亿推荐谢绛的文章，召入试用，提升为秘阁校理、同判太常礼院。仁宗即位，升任太常博士，建议以真宗配享感生帝。翰林学士承旨李维认为不可，不久谢绛出任常州通判。天圣年间，天下发生水灾、旱灾和蝗灾，黄河在滑州决口，谢绛上疏请求下诏自责，减少大宫的膳食，免除在路寝举行朝会，允许士大夫直言批评忌讳之事。皇帝听到其中讥刺并切中时弊，便停止不急迫的劳役，省去没有名目的征敛，不要过分施行私恩，更加推行正直之道，宣扬德化，使天下得到休养。仁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朝廷修撰国史，任命谢绛为编修官，史书完成后，升任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当时谢涛任职于两京，而且已经年老，于是请求就近供养父亲，任河南府通判。谢绛又论述唐代丽正殿史馆的设置，以及大明宫、华清宫内的史馆。太宗皇帝开始修建三馆，又在升龙门左边建立秘阁，亲自书写飞白体匾额，并作赞文刻在阁下。景德年间，图书逐渐增多，真宗皇帝又把内府四库的藏书补充进去。两位圣帝曾多次亲临，亲自慰劳询问；在宫中轮流值宿的人还不时受到召见。人人努力探究道术、考究艺文，知道天子尊重礼遇士人非常勤勉，而名臣高位也由此选拔出来。过去遭遇火灾，来不及修复中央馆舍，有人援引两省旧例，另在外面建立馆舍；值舍低矮嘈杂，民间屋舍杂乱相连，太官、卫尉供给的物资也逐渐减少。陛下从未屈驾前来，也没有降临玉步，空寂的册府中，听不到车马声音，已经很久了。议论者认为，陛下仰慕道术不如古代深厚，礼待士人比以前减少；士人没有受到延请访问的勤勉，而因循守旧相互仿效，不自我激励警戒，文雅之风渐渐衰败，我私下为圣朝感到惋惜。希望重建内馆，以恢复景德年间的制度，诏令准许。谢绛虽在外地，仍多次论述政事，上奏说近年来不守法度的人，假托术数之说，以先生、处士自称，戴破巾、穿短褐，内则结交权贵宠臣，外则奔走各州县，严重的甚至假造诏书、傲慢轻视官吏，请求严厉禁止；过去曾用墨敕赐予封号的，也应追还。回朝后代理开封府判官，调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部员外郎。他上言说，近来器物使用越来越奢侈，赏赐超过制度；禁止官府层层索取，去年计算为钱四十五万缗，从今年春天到四月已经达到二十多万缗。最近诏令裁减节省费用，但有关官署发文只要求查找咸平、景德年间的簿书；簿书不存在便无从办理。臣认为，不如从近及远，逐年考核用度并加以裁减，不必以咸平、景德年间为标准。又说，号令屡次改变就会损害国家体制，利害得失偏听一方就会惑乱明察；请求的人只求各自施行，守法的人却担心政令不一，请求停止内降，凡是诏令都由中书、枢密院共同议定后再施行。于是进献《圣治箴》五篇。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提升为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拟定官职时，旧制只看职田有无，不问多少，因此分配不均。谢绛核查实际情况，以职田多少确定等级；凡有名目却没有实物的都不采用，众人认为很便利。起初改判礼院为知礼仪事。谢绛奉使契丹回来后，请求知邓州。距州城一百二十里有美阳堰，引湍水灌溉公田，但水源距离远而获利少；民众又在堰边修筑新土堤防，俗称墩，大大小小十多年便屡屡毁坏，总是征调百姓增修。奸人储存柴草，等候堤防危急之时，往往盗掘决开堰坝，所以百姓深受其苦。

译谢绛考察召信臣六门堰的旧址，距城三里，拦水灌注钳庐陂，灌溉田地达三万顷，请求恢复修建，可以停止州民每年的劳役，把水利交给百姓使用。工程尚未完成便去世，享年四十六岁。谢绛凭文学在当时知名，为人修养洁净而宽厚有涵养，所到之处都大力兴建学校。他曾请求各郡建立学校，在河南修建国子学，教导从远方前来的学生，人数达数百人。他喜欢施惠宗族，喜爱宾客，因此去世时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儿子有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温考中进士，历任河阳知州。景平好学，最终任秘书丞。【按：《宋史》此处有谢绛之子景温附传，但没有足以记录的事迹，现在删去。】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人。幼年聪敏异常，喜爱学习，善于写文章。天圣二年考中进士，主考官刘均对他的策问回答十分惊异，提升为第二名。宋代进士因策问而取得高名次，从叶清臣开始。授太常寺奉礼郎，签书苏州观察判官事【《东都事略》作“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回朝后任光禄寺丞、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朝判三司户部勾院，改任盐铁判官。上奏九件事，请求派遣使者巡视天下，询问百姓疾苦，考察官吏才干，兴建太学，选置博士，允许公卿大臣的子弟补为学生，重视县令和诸科举人，选取有名望大义的人，责令他们回答策问，裁省流外官，不得进入仕途，允许武臣任职满三年后参加策问考核，裁减僧人，废除只读经书这一项，训练士兵、操练将领，谨慎发布命令，简化条文约束。出任宣州知州，历次升任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盐铁勾院，升任直史馆。这年冬天京师发生地震，他上疏说：“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发生地震，过了一会儿才停止。定襄在同一天发生地震，直到第五天仍不停，房舍寺庙毁坏，人畜死亡，凡十处有六处如此。大河以东，绵延一千五百里，并波及都城，实在是巨大的异常。近来荧惑星侵犯南斗，掌管历法的人相互看着惊骇。陛下忧劳于各项政务，正当夏季太平安宁之时，一年之中灾变却接连出现，必定是下有失去民望的事情，上有违背天意的事情，所以天降警戒来启发陛下清明的心志。然而陛下只是让内侍奔走四方，办理佛事，修习道教科仪，这不是所谓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的实际办法。近来范仲淹、余靖因议论政事获罪被贬，天下人咬住舌头，不敢议论朝政，将近两年了。希望陛下深深自责，延请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人士，这样或许可以使天威下降鉴察，善良的应验也会汇聚而来。”奏疏上达数日后，范仲淹等人都得到较近的调任。朝廷下诏征求直言，他又上疏说大臣专权，仁宗嘉许并采纳。没有多久，他请求出任外职，任两浙转运副使。太湖一带有民田被豪强占据上游，水不能排出，百姓又不敢申诉。他曾建议疏通盘龙汇、沪渎港，使水流入海，百姓依赖这一水利而获益。以右正言、知制诰、知审官院、判国子监的身份任职。当时陕西用兵，他上言说：“如今将领平时没有储备，士兵平时没有训练，财物没有长期积蓄。边境稍有警报，外面没有骁勇的将领，内部没有重兵。观察西北两道边防，就像一个空大的葫芦，外表显示雄壮，里面却空空荡荡，完全没有东西。假如不幸戎马猖獗突进，腹地各城不是可以用计谋守住的。”自从元昊僭越叛乱以来，因循拖延到延州发生寇乱，中间已经一年了，但屯驻防守没有办法，物资粮饷也不充足。整年蓄养军队，完全不足以使用。接连管理牧马，不久已经空虚。使愚昧的百姓没有可以依靠而安居的地方，这就是臣孜孜不倦地担忧这个空葫芦被刺破的原因。如今羌戎稍稍退却，变化诡诈没有穷尽，难道可以趁着眼前暂时的小安定，忘记前日的大耻辱吗？如果又安然自处，那么后人看今天，就如同今天的人看从前一样。元昊解除对延州的包围后，离开钤辖的职位。内侍卢守懃与通判计用章在朝廷互相争讼。当时掌权的内侍多数替卢守懃游说，朝廷商议减轻卢守懃的罪责，却把计用章流放到岭南。清臣上疏说：“臣听说众人的议论，延州被围时，卢守懃首先对范雍号哭，谋划派李康伯去见元昊，作为偷生求主的计策。计用章认为事势危急，不如退守鄜州。李康伯于是下令说，宁可死于危难，也不能出城去见贼人。”元昊退兵后，卢守懃害怕金明失守、两位将领覆没，朝廷把罪责归于边将，又想到自己仓促间说过的话，一旦被人揭发，祸患就不可预测。于是他反复改变先前的议论，把过错推给别人，先行上奏陈述，希望取得信任。正如黄德和诬奏刘平，想要逃脱退守定州的罪责。不久听说计用章也上疏揭露卢守懃的事情，诏令文彦博审理弹劾。尚未分清谁是谁非，就突然治计用章的罪，特别赦免李康伯；卢守懃这样做，一定是有结交内臣、蒙蔽圣听的人。假使计用章确实说过退守鄜州的话，也只是因畏惧怯懦而获罪；而卢守懃谋划去见贼人，实际上是归附投降。二人的罪责，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希望下诏命文彦博审理并判正此案。后来案件审理完毕，卢守懃才降为湖北兵马都监。当时西部战事尚未平息，朝廷急于筹措经费，中书省拟任三司使，起初没有把清臣列入候选。仁宗皇帝说：“叶清臣的才干可以任用。”于是提升他为起居舍人、龙图阁学士，代理三司使事务。他开始上奏编录前后诏敕，使官吏不能欺瞒；簿册账目中繁杂冗余的部分，一律删去。内东门、御厨都由内侍掌管，凡有所索取，有关官署不敢过问，于是制作合同来核查其出入。清臣与宋庠、郑戬一向友善，被吕夷简厌恶，出任江宁府知府。

译过了一年，入翰林院任学士，主管通进银台司，兼管三班院事务。父亲去世服丧，言官认为清臣懂得军事，请求起复他守卫边境。服丧期满后，宰相陈执中一向不喜欢他【按：《涑水记闻》说：陈执中任宰相时，叶清臣任翰林学士，起草制诰，稍有褒美之语。又说：陈执中从谏官降职，乘船向东而下；清臣从两浙罢职回朝，途中相遇，因争泊船的位置而互相辱骂，于是结下嫌隙】，立即授任翰林侍读学士，知邠州【按：《涑水记闻》作“从扬州调任邠州知州”】。他取道京师，因而请求入朝应对，改任澶州知州，升任尚书户部郎中，知青州，调任永兴军知军，疏浚三白渠，灌溉田地超过六千顷。仁宗驾临天章阁，召见公卿，拿出亲笔诏书询问当世的紧急事务。清臣听说后，分条回答，极力论述时政的缺失，其中许多话切中权贵，并且说：“陛下想要平息奔走钻营的风气，关键在于中书省。如果宰相裁抑奔走钻营的人，风俗就会淳厚，人们知道满足止足；宰相任用奸邪谄媚之士，人们就会贪图荣华、冒进求官，从而激成混浊的风气。从前有人职掌仓库，每天奔走于当时宰相的门下，进去就搜集街谈巷议来充当耳目，出来就窃取朝廷谋议和政论去惊动同辈，一旦都被提升为职司，以酬答宰相的任用。近来士人争相沿袭这种风气，出入权贵要人的家门，当时有‘三尸五鬼’的称号，却被列入馆职，有的还置于尚书省、六部等官署。况且台谏官本来是天子的耳目，如今却不是这样，完全成了宰相的肘腋。宰相所憎恶的人，就搜集细小过失，公开攻击；宰相所亲善的人，就跟着唱和，替他事先铺路。中书省的政令不公平，赏罚不恰当，他们便闭口不言，从来不敢进谏。君主细微的过失，或宫廷内部的小事，他们却极力进言，言辞超过实际，以揭发为正直。任职还不到一年，升迁就超过通常等级。宋禧任御史时，劝陛下在宫中养狗、设置荆棘作为守卫，削弱朝廷体面，取笑四夷，却没有受到斥责，反而升为谏官。王达两次任湖南、江西转运使，所到之处苛刻虐待、诛求剥削百姓，使无罪之人被徒配，只因是宰相的旧交，便破格提升，终于又有了出任河北的机会。像这样，正是在助长奔走钻营。”其他列举的利害还有很多。黄河在商湖决口、北道粮食困难时，清臣又任翰林学士，代理三司使。旧制有三司使、权三司使事务两种职务，而清臣所授官职只写‘权使’，从此分为三等。因户部副使向传式不称职，上奏请求把他调出。皇祐元年，皇帝在便殿召见，询问近臣关于防备边境的策略。清臣上奏大略说：“诏书询问北方使者到朝廷，以讨伐西戎为名，如果他们提出要求，应当怎样答复？臣听说盟誓文书中载明，彼此互不求取。何况元昊叛乱边境多年，契丹出兵讨伐时，只是坐看金鼓出动，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如今他们出兵，却动辄要求我方相助，破坏盟约、违背约定，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让善于辩论的人判明曲直，总之打一仗来破坏他们的谋划，我方有理、他们理亏，难道不会畏惧服从吗？假如他们不知悔过，或者放肆侵犯，正赶上河朔遭受灾害、田野没有房舍之时，我方坚守营垒，他们即使深入，又怎能长久停留？既然没有后续粮食供应，就必定很快逃走。然后选择骁勇之士，截断归军道路，设下埋伏出奇兵，首尾夹击；即使不能擒获他们，也必定使他们大败。”诏书又问辅佐之才、方面之才，以及统率主将和偏将副将，当今谁可以承担这些职任？臣认为，不怕没有人，只怕有了人却不能任用。如今辅佐之臣中，忠义深厚的，没有谁比得上富弼；能为社稷稳固着想的，没有谁比得上范仲淹；熟悉古今旧事的，没有谁比得上夏竦；议论敏捷的，没有谁比得上郑戬；在方面任职的人中，庄重严肃而有纪律的，没有谁比得上韩琦；面对大事能够决断的，没有谁比得上田况；刚强果断、没有顾忌回避的，没有谁比得上刘涣；胸襟通达、具有谋略的，没有谁比得上孙沔。至于统率主将和偏将副将，贵在能够坐镇运筹，不必亲自冒着箭石冲锋。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谙军政，庞籍长期任职边境，他们都在可选之列。狄青、范全很能驾驭众人，蒋偕、沈毅有谋略，张亢倜傥而有胆勇，刘贻孙有才干武略、刚强果断，王德基纯厚诚实而强劲勇敢，这些人可以补任偏将副将。诏书说朔方遭受灾害、军储缺乏，这是三司谋划失当，设置转运使却没有尽职。比如施昌言承接长期积弊的政务，正想竭尽心力办理事务，却因一次与贾昌朝意见不合，便被调动，军储怎么会不缺乏？从去年秋天八月开始筹划购买粮食，但贾昌朝坚持不同意见，到仲春还没有决定，财赋怎么能丰足？先朝设置内府钱库，本来是为了防备非常情况；如今却因为掌管者吝惜钱财，硬要分出彼此，遇到紧急情况也不拿来备用，那么臣就不知道这是要做什么了。至于粮食的重要性，转运迁移很困难，豪强百姓因违法被牵连，如果允许他们交纳粮食来免除杖刑，必定能够迅速办成。能够节俭节约以减少费用，逐渐达到从容宽裕的境地，恩德推及这里，是天下的福气。近来常有人以宫室卑下为由，越级请求增加优厚俸禄，幸进之门日益开放，赏赐没有限度；如果让有关官署一概遵循旧有规章，或许物力也能得到宽缓。诏书询问战马缺乏，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们足够使用？如今想要不耗费财物而立即获得马匹，不如把养马任务分派给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上户一户养一匹马，中户两户养一匹马，养马的人免除一名丁役。这样可以坐等获得战马二十万匹，并不困难。当时清臣因为河北的军粮问题，说明从汴河漕运米粮，经河阴输送到北道的有七十多万，又请求发放大名府库钱以帮助边境购买粮食，但安抚使贾昌朝阻止诏令，不肯执行。清臣坚持争辩，并且上疏揭露他跋扈不臣。宰相正想让双方各自受到一点处罚，于是把贾昌朝调任郑州，罢免清臣的三司使职，改任侍读学士、知河阳，后来去世，赠左谏议大夫。清臣天资英明豪迈，遇到事情敢于施行，奏对时没有屈服。郭承祐的妻子是舒王元偁的女儿，封为郡主，享有俸禄。郭承祐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后，他的妻子因没有增加封号，请求增加每月供给。清臣坚持上奏认为不可。仁宗说：“承祐掌管军队，妻子又是诸王的女儿，应当优待她。” 清臣说：“这最终会成为侥幸求利的先例。”于是把自己的奏章卷起放在怀中，没有执行。多次上书论述天下大事，陈述九项议论、十条要务、五项利益，都是当时可以施行的办法。儿子叶均任集贤校理。

译杨察字隐甫，他的祖先是晋人，随唐僖宗入蜀，定居成都；到祖父杨钧时，才随孟昶归附朝廷。杨钧生杨居简，真宗时任官，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曾任职庐州，于是成为合肥人。杨居简生杨察，景祐元年考中进士甲科，授将作监丞，通判宿州，升任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出任颍州、寿州知州，入朝为开封府推官，判三司盐铁度支勾院，修起居注，历任江南东路转运使。属吏因为杨察年少而轻视他，等到他巡视所属地区时，多次鞭打奸邪隐匿之人，众人才开始畏服。杨察任职期间，把举荐官员作为首要事务，有人对此议论。杨察说：“这本来就是按察官的职责。如果只会搜罗多余财物，那是庸俗官吏的本领，何必需要我呢？”召入任右正言、知制诰，代理判礼部贡院。当时上封事的人请求取消有关官署糊名考取士人的制度，改变文章格式，使文章放任纵逸，以承袭唐代文体。杨察说：“防禁一旦崩溃，奔走钻营就会重新兴起；况且文章不分今古，只应以体裁要旨为根本。如果任其放纵漫无边际，也不是唐代科举选士的办法。”议论于是搁置。晏殊坚持攻击他，因为妻父关系而有所嫌疑，杨察改任龙图阁待制，不久又恢复知制诰，授任翰林学士，代理开封府知府，升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论奏政事无所回避。朝廷下诏举荐御史，杨察建言：“御史台属官在殿中供职，巡察纠正违法之事，必须得到通晓古今治乱的贤良正直之臣。如今举荐标准过于严密，公开因细小过失获罪的人一概不取，恐怕英伟之士反而有所遗漏。”御史何郯因论事不切合实际，中书省询问情况，杨察又说：“按照御史旧例，允许听到传闻便进言；如今却因似是而非的询问，便立即受到诘问，臣担心台谏官害怕获罪而闭口不言，这不是扩大言路的办法。”又多次因进言论事触犯宰相陈执中。不久因从前任开封府时误判笞刑罪案获罪，虽然被罢官，仍被罢免信州知州，调任扬州，又任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永兴军，加任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再升礼部侍郎，重新代理开封府知府，兼任翰林学士，代理三司使。内侍杨永德向皇帝诋毁杨察，三司有一件案件的供词牵连到卫士，皇城司没有立即派人押送，于是诏令将案件移交开封府审理。杨察因此请求罢免三司职务，于是升任户部侍郎兼三学士，提举集禧观，升任承旨。过了一年，又以本官充任三司使，去世后赠礼部尚书，谥号宣懿。杨察幼年丧父，七岁才会说话；母亲很有学问，曾亲自教他。他写文章敏捷丰富，掌管内外制诰，都能掌握体要；遇事明察果断，勤于官务，事务越多越高兴，从不厌烦。没有儿子。以兄长的儿子杨庶为继嗣【按：《隆平集》作“以兄之子杨登为嗣”】。弟弟杨寘考中进士第一名，任润州通判，因母亲去世服丧没有赴任，后来因哀毁过度而死，当时人都为他悲伤。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二十九 列传 宋【三十三】韩丕　师颃　张茂直 梁颢【固】杨徽之【杨澈】吕文仲。王著　潘慎修　杜镐 查道 韩丕字太简，华州郑县人。幼年丧父而贫困，却有志向操守，在骊山、嵩阳读书，通晓《周易》《礼记》。年长后才开始学习文章。太平兴国三年考中进士，声名大盛，许多公卿都推荐他。曾著《孟母碑》《返鲁颂》，人们多加以诵读。初入仕任大理评事，通判衡州。石熙载推荐他的文章和品行，任期届满回朝后，以文学接受中书省考试，提升为著作佐郎、直史馆，改任左拾遗。太平兴国八年，升任职方员外郎、知制诰。雍熙初年，加任虞部郎中。雍熙二年，与贾黄中、徐铉一同主持贡举。韩丕构思文章艰涩，等到掌管诏书制命时，常常苦于迟缓。宰相宋琪性情急躁，经常督促责备他，有时还用诙谐戏谑的话讥刺他，韩丕不能平心接受。舍人王祐又因为自己是前辈而意气用事，经常当面欺凌折辱他。韩丕于是上表请求出任外郡，出任虢州知州，随即改任职方员外郎。端拱初年，授右谏议大夫，知河南、濠州。韩丕出身寒微，以淡泊自守，不在名位上奔走竞争。太宗非常嘉许看重他。淳化二年，召入任翰林学士。最终因为迟钝、不善于应时任用，不久被罢去职务，充任集贤殿修撰，知均州。随后升任给事中、工部侍郎，调任金州。召回朝廷，充任史馆修撰。又出任滁州知州，随即加任礼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去世。韩丕历任州郡长官，虽然不擅长处理行政事务，却能以清廉耿介自守，当时人称他为长者。师颃【按：师顽，《宋史》目录作“师颃”，本传通篇作“师顽”。从字“霄远”推断，“颃”字的意义是“协”。考察宋人寄赠梦英大师的诗碑，内有一首“师颃”诗，前面的署衔写着“翰林学士朝奉大夫尚书刑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与本传记载相同，那么“师顽”无疑是“师颃”的错误。现在依照目录改正，下篇《张茂直传》也一并改正】字霄远，大名府内黄人。父亲师均，后唐长兴二年考中进士，最终任永兴节度判官，因此定居关右。师颃年少时专心求学，与兄长师颂齐名。太祖建隆二年考中进士，窦仪主持贡举，把他提升为上等。初入仕任耀州军事推官。开宝年间，又任解州推官。太平兴国初年召回，升任大理寺丞，历次升任监察御史、通判永兴军府。因秦王廷美借用公库钱财获罪，降任干州团练副使，不久恢复原职。太平兴国六年改任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调任简州知州。转任起居舍人，因公事获罪罢官，又任殿中侍御史，知资、眉二州。师颃所到之处都以简约安静治理，蜀人至今仍怀念他。任期届满回朝，升任侍御史，知安州，调任朗州。破格授任工部郎中，命知陕州。当时西部边境用兵，军粮运输道路上有许多军士逃亡，聚集山林成为盗贼，师颃严厉巡捕，他们便逃到其他境内。改任刑部郎中。不久召回朝廷。真宗认为他是旧臣，表面上有才干声望，却长期屈居外任，于是多次召见应对，询问他的文章。师颃谦逊自抑，故意不显露才能，皇帝更加嘉许他。第二天命他以本官任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咸平二年，与温仲舒、张咏共同主持贡举。第二年召入翰林任学士。咸平五年又与陈恕共同主持贡部，又知审官院、通进银台、封驳司。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师颃性情旷达而有操守。儿子师仲回，端拱元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常博士；师仲宰，任国子博士；师仲说，任殿中丞。张茂直字林宗，兖州瑕丘人。刚到弱冠之年，慕容彦超占据州城，驱使他去守城墙。等到后周军队击破敌人，拥护守城的人都被列坐，准备斩杀；因有防备而获释。此后发奋求学，开宝二年考中进士，初入仕任海州推官，升任司农寺丞，通判泾州。被转运使韦务升诬陷上奏，调任梓州富国监监官。任期届满回朝后自己陈述情况，冤情得到昭雪，恢复任静安军通判。静安军不辖县城，城门之外就是深州下博县，张茂直上奏请求把下博割属静安军。升任著作佐郎，扈蒙推荐他的才能，改任秘书丞。参知政事李至称赞他端正诚实，命他进入益王元杰府任记室参军。益王喜爱学习，喜欢写诗，待张茂直非常优厚，即使得到时令果品的赏赐，也分给他。益王曾派人征求诗作，张茂直提笔立即写成，益王十分称赏。端拱元年，召见应对，改任度支员外郎，三次升迁至本曹郎中。真宗在藩邸时，张茂直与朱昂都在诸王府中，经常参加宴饮聚会，又多次因酬唱诗文而被真宗记住姓名。真宗即位后，选用旧臣，张茂直、朱昂以及梁周翰、师颃等人相继任知制诰。张茂直进入西阁后，适逢元杰生子，真宗又派人带着礼物前往赏赐，张茂直再次到旧王府，当时人都认为这是荣耀。张茂直性情淳厚至诚而少言，晚年多病，才思艰涩，不能胜任职务，改任秘书少监，出任颍州知州。咸平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儿子张成列，端拱二年考中进士；张成务任比部员外郎。梁颢字太素，郓州须城人。父亲梁文度早逝，梁颢由叔父王禹偁抚养。起初参加乡贡，梁颢依靠王禹偁求学，曾拿疑难义理请教，王禹偁拒绝回答；梁颢于是发愤读书，不到一个月又提出问题，王禹偁大为器重赞赏。起初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留在京城。雍熙二年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廷试时正逢禹中，献赋。太宗诏令他上殿，询问他的门第，赐进士甲科出身，初入仕任大名府观察推官。雍熙四年，与梁湛一同召任右拾遗、直史馆。梁颢在大名辅佐赵昌言，赵昌言入朝掌管枢密院【按：《东都事略》和《长编》都作“昌言为枢密副使”】时，遇到翟马周一事，梁颢因牵连而被贬为虢州司户参军。起任鱼台县知县，随即加任大理评事。召回朝廷，升任殿中丞。不久又任直史馆，历任开封府推官，多次升任右司谏。真宗初年，诏令群臣进言，梁颢当时出使陕西，在途中写成《听政箴》献上。回朝后任度支判官。咸平元年，与杨励、李若拙、朱台符共同主持贡举。当时诏令钱若水重新修撰《太祖实录》，表明梁颢参与其中；又一同修撰起居注。随从皇帝车驾到大名时，诏令询问群臣边防事务，梁颢上疏大略说：“臣听说自古用兵的原则，只在于明确赏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