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译那些被推荐却尚未授官的人，也酌量才能任用；同时下诏命近臣推荐良将。然而科举虽然施行，所推荐的人最终很少真正有用。金代科举取士，以进士科最为兴盛。至于各宫的防卫人员，以及省台的译史、令史、通事等人的入仕升进，都列入正式班次。宣宗南渡以后，吏员习气日益盛行，入仕途径更加广泛，侥幸求进的风气更加炽烈；军队中的劳绩也杂然列入，因令、录等门荫而担任优先职务的人日益增多，科举取士也随之泛滥。铨选制度方面，文武官员的选任都由吏部掌管；从从九品到从七品的职事官，由吏部拟定，正七品以上呈报尚书省，听候诏旨授职。进士授文散官，称为文资官；其余都授武散官，称为右职，也称右选。文资官以进士为优，右职以军功为优。除进士、举人、劳绩应授、袭恩等途径之外，入仕途径还有很多。皇统年间规定牌印防卫、令史出职的制度；海陵王时设置检法、知法和国史院书写等职。大定年间又规定宗室将军、宫中各局承应人、宰相书表、太子防卫、妃防卫、王府祗候郎君、内侍及宰相之子，以及译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亲军骁骑等各种资格制度。章宗时又设置太常检讨、内侍、寄禄官，都是入仕升进的门户。词赋进士和状元，授任应奉；其余授令、簿等官。经义进士、女真进士不得授应奉，律科、经童只授司候等职而已。省令史、译史出职，授六品以下官；省通事、枢密院令史、译史出职，授从七品以下官。海陵天德四年起，河南、河北选人一同到中京吏部，分别设置机构办理铨选。又命吏部尚书萧颐制定河南、河北官员通注的格式：各司横班、大解以及大将军合并注拟，按年例一次铨选；其余求仕人员分四季拟授，于是成为定制。大定初年，诏令考察在朝官员的能与不能，大体可以看出。至于外路转运司幕官直到县令，只检验资历和考绩，其中即使有忠勤廉洁的人，也没有升进的途径；这样一来，此人终身都不敢希望升到三品。今后凡满三考，就根据才能确定升降，作为制度。现在任用人的办法很有弊病：有些人不求声名显达，入仕虽久，却受困于冗职，三四十年不能脱离七品；而新进之人只要结交朝廷贵臣便能显达，这难道是激励劝勉的办法吗？” 于是清州防御使常德辉上奏说：“吏部的法则只叙论年资劳绩，所以即使有才能，也被法令拘束而不能升迁，以致人才大多滞留在低位。刺史、县令是亲自治理百姓的职位，却常常任非其人，请求加以体察。”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章宗明昌三年，下诏规定：按照旧制，每季到吏部求仕的人，识字者试以书判，不识字者询问疑难问题二件；考察其言语行为相称者，再依条例考试验证，酌量给予升迁任用。宣宗贞祐二年，因为播迁流离、官职多有空缺，权宜命河朔各道宣抚司可以补授七品以下官。南迁以后设置吏部，秋冬在南京、春夏在中都办理选官；赴调人员害怕北行，大多都来到南方，于是就在南京设置选官机构。大体说来，金代制度简约，铨选法自建国初年确定以后，后来没有大的变更。选人等待补缺，不像唐宋那样冗杂；保举制度也只是偶尔下诏实行。大定二年开始，诏令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员各举荐一名才干官员。后来因选举十件事，命奉御赫噜向尚书省传谕，制定拟议方案。第一，旧制以进士、军功资格最高，初授丞、簿，任职八九次才升到刺史；应命提刑司访察可用人才，减少资格限制而任用。第二，旧制任期满四年有四次降级的规定；今后如果此人确实有才能可以任用，免除降级。第三，各路提刑司所访察的才能官员，就令其确定适合担任的职务，酌情迁调任用。第四，历来宰相不得同求仕官相见，因而无法了解天下人才的优劣；今后允许相见，以访察才能。第五，从前臣下即使知道亲友中有可用之人，也都因避嫌而不推荐；今后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第六，前代官员到任以后，便推荐可以代替自己的人；今后五品以上官员推荐自己的替代者，以备交接。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到任，必须举荐一名所知的才德官员作为自己的替代者。第七，在朝及外路长官任职期间，足以了解属官的才能，每任都可以命令其推荐人才。第八，人才各类都有；监管钱粮物料的人以及民间隐逸之士，也不乏人才，应当推荐任用。命外路五品、在朝六品以上官员推荐有才干、能直言的长官，将文书转报尚书省；派官员查访属实后，按才能任用。对于民间隐逸之士，应普遍下达各司县，由提刑司查访后呈报尚书省；各种人才，命内外五品以上职官推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第九，亲军出职人员中有武艺特别高强、勇敢超过常人的，命内外官员推荐，由提刑司考察后拟定升品任用。第十，内外所推荐的人才，立即依照所举荐的事项进行考试；委托提刑司查访虚实，确实能称职的，再加以升迁；如果才能平庸，就送交常调。凡各类有才能的人员，每举荐一人，便计入每年应举的数额；尚书省复核查察相同后，就登记入册，如有职位空缺，便根据才能奏请拟用。又下令，平民中有德行才能的人，由司县举荐，特赐同四举、五举人的待遇。兴定以后，下诏征辟县令；但被举荐的官员，有的偏爱亲属，有的顺从请托，有的鉴别裁量错误，因此因滥举而罢免的人很多。哀宗正大元年，命监察御史、司农官先访察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员中清廉谨慎、明白廉洁、可以担任举主的人，然后移文命他们举荐所知人才；仍以六件事考核其优劣，据此升降举主。这样，举主既尽心尽力，县令也就得到合适的人选了。元代入仕途径很多，铨选也没有固定制度。出身有来自学校的，包括国子监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学、医学、阴阳学。因荐举而得名的，有遗逸、求言、进书、童子等。

译出身于宿卫勋臣之家的人，待遇可以不按常规。任用于宣徽、中政等机构的，属于地位重要的内官。恩荫叙用有按常规办理的等级，越级擢用也有选拔任用的科目。由直省、侍仪出任官职的人，也称为清望官。掌管仓库钱粮赋税事务的人，按例视为冗职；甚至工匠也列入班资，舆夫、奴隶也跻身流品，吏途混杂，入仕的阶梯最为宽泛。然而宋、五代、辽、金都重视科举，元代却只是偶尔举行。太宗九年，下诏命断事官穆呼尔岱与山东西路课税所长官刘中立等，在各路主持考试，把论、经义、词赋分为三科，分三天进行，每人专治一科，能够兼通的听其兼试；只要文义不失，便可中选。中选者免除赋役，命其与各地长官共同署理公事，录取了东平杨奂等若干人，都是一时名士；但当时众人都认为不便，于是又中止。世祖中统二年四月，命宣抚官举荐文学、才识可以从政以及才华出众的人，把姓名列上报闻，以便擢用。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等议论科举应当举行，仍未能实行。至元四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求实行选举法，认为贡举不举行，士人便没有入仕的阶梯，有的学习刀笔成为吏胥，有的做仆役侍奉官僚，有的凭技艺和贩卖成为工匠商贾。就今天而言，只有科举取士最为急切。奏章上呈后，皇帝说：“这是良法。”于是命中书省与翰林学士商议制定考试程式；又请求依照前代设置国学，选蒙古人各职官的子孙一百人，专门命师儒教习经义，等到学业有成后再考试任用，希望勋旧之家能够人才辈出，以备越级擢用。议案上呈后最终没有实行。后来丞相和尔果斯、留梦炎、翰林学士王恽多次上言请求，也没有采用。仁宗皇庆二年，中书省又奏请开设科举，并说：取士的方法中，经学是实际修习治理人的道理；词赋只是铺陈文辞、雕饰句子的学问。自隋唐以来，取士专门崇尚词赋，所以士人习气浮华。现在臣等拟定的制度，将律赋、省题诗、小义一概不用，专门设置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这样或许可以得到人才。皇帝认为有理，于是下诏，定于皇庆三年八月，由天下郡县推举贤能之士充任贡生；有关部门于次年二月在京师举行会试，中选者由皇帝亲自策问。科场制度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举人考试，由本籍官府从各类户籍中推举年满二十五岁以上、乡党称赞其孝悌、朋友信服其信义、经学明通而品行修洁的人，以礼相待，敦促遣送入京。各路、府如果徇私滥举，以及应该举荐却不举荐的，由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考察究治。考试程序是：蒙古、色目人第一场考经问五条，题目出自《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采用朱熹章句集注，以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考策论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二问，题目出自《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也采用朱熹章句集注，并用自己的意思作结，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自专治一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考古赋、诏诰、章表中的一科；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兼用四六体和古体。第三场考策论一道，题目出自经史、时务，不夸饰浮藻，只求直截叙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意应试汉人、南人科目并中选的，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授从六品；第二名以下以及第二甲，均为正七品；第三甲以下均为正八品，两榜相同。又制定乡试制度：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考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考明经、经疑二问和经义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考策论一道，汉人、南人考古赋、诏诰、章表中的一科。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考策论一道；会试由省、部按照乡试的例子规定日期。次年二月分三场考试，三月在殿廷考试。汉人、南人考策论一道，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考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按：元代乡试共有十一个行省，共选取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其中录取一百人】。延祐二年，采用赵孟頫、元明善议定的贡试办法。蒙古人由科举出身的，授从六品；色目人、汉人依次降一级。每年贡士八人，前四人充任部令史，后四人充任各路教授。泰定初年，中书省臣奏请：对落第举人，仁宗延祐年间命中书省分别授予教官职务，以安慰他们还乡。现在适逢改元之初，恩泽应当广泛施行。蒙古、色目人年满三十岁以上并两次应举不第的，授教授以下、学正、山长等职。汉人、南人年满五十岁以上并两次应举不第的，授教授以下、学正、山长等职。原先已有资品出身的，再给予优先加授。不愿做官的，命其充任国子生员。此后落第士人中，间或有人通过考试补任书吏而进入仕籍。顺帝至元元年下诏停止科举，至元六年才恢复举行。此外，像医学官员，也可转任常调官，担任治理百姓的职务。其他如荐举制度，也屡次下诏实行。世祖至元十八年，下诏访求山林隐逸之士；随后派侍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遗才，又命访求隐藏不仕的士人，让有关部门将姓名具报朝廷。但当时刘因、萧▯都推辞征召而不赴任。武宗至大四年，旺扎勒、李孟等说：“现在正起用儒者，但老成之士日益凋零。四方儒士中有成材的，请擢用担任国学、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使求学者有所激励。”皇帝说：“今后不要限制资历等级，只要确有才能而贤良，即使是白身也任用。”仁宗延祐元年，命各省大臣专心访求遗逸之士，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先把姓名上报，然后征召来任用。七年下诏说：“近年设置科举来选取人才，仍担心高尚之士隐居丘园，没有办法招致。

译如果有隐居而品行高洁、才能德行高超、深明治国之道却不求闻达的人，所在官府都要具列姓名，牒报本道肃政廉访司，复核奏报并加以察问，以备录用。”又多次下诏向下层求取言论，使他们能够向上进言；即使指斥时政，也不加谴责，往往采纳其意见，任用其人，列入各类官位，以谋求治理功效。其他著书立说、有益教化、启迪后人的，也斟酌录用，作为固定制度。英宗至治三年，召前集贤侍讲学士赵居信任翰林学士承旨，任前直学士吴澄为学士，并因此命令搜访山林隐逸。顺帝至正年间，前后征召处士张枢、彭炳、郑玉等，任张枢为翰林修撰、彭炳为端本堂说书、郑玉为翰林待制，但他们都没有到任。铨选制度则多与前代不同。大体说来，元代入仕者多从胥吏起家，所以部令史、译史、通事出职后可注授六品；台院、大司农司的译史、令史出职，多授正八品；各院、各寺监的令史考满后，分别为正七品、正八品或正九品。至于诸王分地以及所受汤沐邑，可以自行举荐人员，把姓名报闻朝廷，然后授予职位。世祖至元二年，下诏规定：各投下总管府长官不迁调到外地；其所属州县长官，在本投下分到的城邑内迁转；投下官必须任用蒙古人。像大禧、宣徽等院，也都由本司擢用。直省舍人选择勋臣子弟担任；至于拟授任职期满六十个月的人，也可以担任从政、礼仪等职；国子生员则由举荐充任。这些都不经过铨选，只有最尊贵者才有集赛出身。大概因为元初把左右宿卫作为心腹和爪牙，所以四集赛的子孙世代担任宿卫之长，使他们能够自行举荐属员。各集赛任职年久而受到恩遇，常常加以显著擢升，也没有固定制度。明初的制度是，进士、举贡、杂流三条途径并用，虽然有所偏重，却从未偏废。太祖洪武三年下诏开设科举，内外文臣都通过科举选用。京师及各行省乡试，第一场都在八月举行，考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考策一道。中式者十天后，再考骑射、书法、算术、律令五项。又下诏各行省连续考试三年，希望官员都足以任职；此后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著为定例。科举考试凡文辞义理平顺的，都列入预选。只有吏胥因心术已经败坏，不允许应试。洪武十七年又制定科举程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直隶府州县在应天府考试，外地州府县在各布政司考试。举人不限制名额，按实际情况充作贡生。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不能完成的，允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中的一科一道。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不能完成的允许减二道，均三百字以上。应试者都由有关部门保举，须资质性情敦厚、文才品行可称。仁宗洪熙元年规定录取名额：南京国子监与南直隶共八十名，北京国子监与北直隶共五十名，江西五十名，浙江、福建各四十五名，湖广、广东各四十名，河南、四川各三十五名，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名，广西二十名，云南、交趾各十名，贵州愿意应试者就近应试。湖广【按：宣德二年命贵州赴湖广应试；云南后来又增加乡试五名。正统五年规定：顺天府八十名，应天府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广东各五十名，湖广五十五名，山东、四川各四十五名，陕西、山西各四十名，广西三十名，云南二十名；以后屡有增减，崇祯年间两直隶增加到一百三十多名，其他各省逐渐增加，但没有超过一百名】。会试名额，太祖洪武三年定为一百名；英宗正统五年奏准增加到一百五十人；宪宗成化以后，进士通常录取三百名；因恩典请求而增加的名额，不作为定制。天子亲自在朝廷策问，称为廷试，也称殿试。选翰林和朝臣中文学优长者担任读卷官，共同阅看对策，拟定名次，等候皇帝临轩考试；有时依照所拟名次，有时有所改定。传制唱名第一甲，授修撰、编修；第二甲、第三甲考选为庶吉士。其他人有的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有的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至于举人、贡生落第后留在国子监而被选用的，有的授小京官，有的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有的授教职。旧制会试主考都由皇帝特别简选，同考官则兼用翰林和教职。后来增置房考官，全部由翰林、科部官担任。两京乡试主考都用翰林；各省考官则从儒官、儒士中聘请经学明通、公正的人，所以有不在朝廷任职却多次主持考试的人。景帝景泰三年，命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会同巡按御史，推举现任教官中年龄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文学谨严的人，聘为考官；于是由教官主持考试遂成为定例。后来监临官往往侵夺考官职权，由于职分卑下，只能听从监临官指使，以致外帘官预先决定取舍，科举法制大为败坏。

译神宗万历十一年，才制定制度：浙江、江西、福建、湖广都用编修、检讨，其他省用科部官。同考官也多用甲科出身者和教职官，只取一两人而已。武科方面，太祖洪武十二年设立武学，命武举和武臣子弟在各直省应试。英宗天顺年间，命天下文武官员举荐通晓兵谋、勇敢出众的人；各省由抚按三司、直隶由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由兵部会同总兵官在帅府考策略，又在教场考弓马和答策二道。宪宗成化十四年，武科乡试、会试全部按照文科的例子办理。此后时而停止、时而恢复，没有固定制度。到庄烈帝崇祯四年，才实行武殿试及传胪制度。荐举制度，明初与科举并用。太祖洪武元年，征召天下贤才到京师，授予职守。三年谕告朝廷大臣：山林之士中德行、文艺可称的人，由有关部门采择举荐，备礼遣送；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荐举名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都以礼送到京师，不按常规越级擢用。各省贡生也通过太学进身；由平民而做到大官的，途径很多。年九十多岁的老儒鲍洵等人到京后，立即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等任四辅官，兼任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人才郑沂等任尚书。明经张文通等任佥都御史。孝廉李德任府尹。贤良栾世英等、孝弟李好诚等任参政。聪明张大亨等任参议。像这样显著擢用的人很多，逐渐升到显贵职位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成祖永乐年间，通过荐举起家的人，仍有内授翰林、外授藩司的。此后科举日益受到重视，荐举日益被轻视，有文才的士人通常都从科场进身，并以此为荣。有关部门虽然多次奉诏求贤，也只是照旧办理而已。至于铨选政务，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凡文职铨选事务，专属于吏部文选司，按三条途径分别任用：京官中的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中的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用，作为一途。推官、知县和学官，也兼用举人、贡生选授；京官中的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光禄、詹事府属官，由官荫生选授；州县佐贰官、都布按三司首领官，由监生选授，属于举贡一途；外府盐运司首领官、内外杂职以及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授，属于吏员一途。这是大体情况。初次授官称为听选，升任称为升选。选人的办法是，吏部每年进行六考六选；拣选则每三年举行一次。举人乞恩、岁贡生就任教职，没有固定日期。凡升迁必须考满；如果有员缺应当补授而不等待考满，称为推升。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有员缺时，三品以上官员推荐监司，依次升迁。防边、兵备等职，大多通过选择、保举，授给敕书。边府及佐贰官，也授给敕书。凡通常选授官员，都由吏部办理。后来党争议论日益纷乱，选官法日益紊乱。万历年间，尚书孙丕扬于是改用掣签法，以整顿铨政【按：掣签之议由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提出，尚书李戴拟议实行但未成功，到孙丕扬时才确定制度】。起初，太祖在奉天门亲自选官，并论说不要拘泥资格。选人中有立即授为侍郎的，监司一类尤其多；进士、监生交错任用。给事、御史也有一半初授、一半升迁的。明代中期以后拘泥于资格，举人、贡生虽然与进士同称正途，实际地位却相差很远。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说进士偏重的弊病日益严重，请求今后授官以后只考察政绩，不再追问出身，以恢复建国初年三途并用的制度。然而积累的势力已经很重，不能恢复原状。崇祯年间，偶尔推举一两个举人置于重要职位，又推广推官、知县行取考选的制度，但时局日益恶化，对治理没有帮助。武官选授方面，自从增设团营、任用亲信大臣为提督以后，其坐营官都不经兵部铨选，所以武选职责不能像文选司那样充分实行。起初规定南北官员互相调任：南方人到北方任官，北方人到南方任官；后来官制确定，除学官之外不得在本省任官，也不再以南北为限制。臣等谨按：科举的设置，自唐代专门崇尚进士科开始，五代沿袭唐制，只采用词赋；宋代中期才开始重视经义；金代设置经义、诗赋两科；元代采用经疑；明代确定三场制度。虽然条例和名额多有变更，但设置科举取士以储备任用人才的做法，始终没有改变。至于荐举、征辟的制度，还沿袭汉制，间或也举行。汉初多次实行荐举征辟，审察人才而授官，号称得到人才；但当时秀才、孝廉的荐举已经有名实不符的弊病。后来举主把提拔人才当作私事，而争相求进的士人又树立名誉、划分名目彼此夸耀，逐渐发展到邀结党援、互相倾轧，那么乡举里选的办法，本来就不可能实行于后世了。事情被举荐、言论得到传播，古代议论选拔人才的人，没有不依据言论来考察政绩的。唐代以后以科举取士，虽不能没有流弊，但科场既然公开设置章程，士人也有一套教化可以遵循，以符合有关部门的规范；人才未必都出自其中，但文章优劣比较有确定标准。倘若政治清明、选拔公平，那么科举相对于其他途径，难道不是这条途径更好吗？至于铨选政务由吏部掌管，历代沿袭，以官员进退升降作为冢宰的职责；清廉谨慎的人还能够自我约束，稍有任用不当，便滋生弊端、擅权行事，往往扰乱朝政。明初三途并用，虽然驳杂而不纯，但先由吏部尚书总掌六部权力，后来选官司侵夺尚书的职权，再后来科道官与吏部互相攻击，党争议论日益纷乱，法纪纲常逐渐毁坏，权威和权柄旁落，也由制度本身不完善造成。前代制定法令来挽救弊病，例如汉代左雄限制任职年龄，晋代刘毅以九品评论人物，都是先确定资格，然后才能端正一代的铨衡。资格不确定，就无法断绝侥幸、禁止舞弊；即使有人勤于职守，若偏好有所偏向、见闻有所错误，也足以扰乱铨选。与其越过资格来对待奇才，不如按照资历考核实际政绩吗？万历年间孙丕扬制定掣签法，一举打破历来吏部专擅私人的积习，分别选授官员，全部依据最公正的原则，确实是掌管铨选不可改变的良好制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选举略 考绩 唐肃宗宝应元年，吏部奏报：州县官三考一换【按：唐代以三十个月为三考，直到周世宗显德五年才定制一年为一考、三年为三考】。如果接替者没有到任，请在考满四考后停留二年。考功司奏请设立京外按察制度：京察由御史台分派监察使，外察由各道观察使分别访察官吏的善恶；功劳过失中稍大的、按理应当奏报的，等案情办成便上奏；功过虽小但按理应当惩戒或奖励的，案情办成便报告考功司。到考核时，参照事迹作为优劣等级。德宗贞元六年，因司勋员外郎赵宗儒主管考功，实行贬考命令，于是奏请各司下属兼任宪官及检校郎官的，每年功课都应具列考核等级，申报尚书省。七年，考功司奏请：依照规定，各司都应根据功过评定考第；自至德以后到现在三十年，一律申报中上考。现在请求复核其能否，以确定升降，皇帝采纳。又说：依照考课令，三品以上官员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考课，都应奏请皇帝裁决；亲王及大都督也同样。既然职位尊崇，考绩褒贬就不属于有关部门，都应上奏裁决。现在各州刺史、大都督府长史，以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如果兼有节度使、观察使名号，爵位既尊，名分礼制应当有所不同，每年考绩也请奏请裁决；没有兼任节度、观察使的州府长官，如果兼有台省官职，请不列入此限。宪宗元和二年，中书门下奏请：京常参官五品以上、前资官、现任官，从宪宗元和二年起酌量确定考核次数，在中书省设置官员名册。各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县令、诸陵令、王府司马以及东宫官，除左右庶子外；王府四品以下官，都请定为五考。台官先确定月份，再依次迁转；三省官三考迁转；其余官四考迁转；外任文武官都定为五考。今后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其余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因为品秩已高，不可限制在此例之内，都请临时奏请听候处理。权知官必须满两考才授予实职；尚未正式授职的，不得按照权知官资历改转；或因官员占据要缺、因事必须调动的，不受通常按资历升迁的限制。各道及各使的副使、行军司马、判官、参谋、掌书记、支使、推官、巡官，有敕令充任职掌且兼带检校五品以上官及台省官的，三考迁官，四考改转。三卫的考核分为三个等级。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此黜免或升迁。凡十六卫以及监门校尉、直长，也分为三等，办法与三卫相同。宣宗大中五年，吏部奏说：“近年来，刺史都自行记录考核成绩申报尚书省；喜欢夸耀的人便夸大其事，谦退的人则闭口不言。今后巡内刺史，请一律委托本道观察使评定考第，然后记录申报本州，不得自行记录考核成绩申报尚书省。”又说，各州府申报的考解，都不明确指陈善行和劣迹，有的笼统称为考秩，有的广泛陈说门资，既违背法令，又确实造成繁弊。今后如有这类情况，都请依照法令降低其考第。然而唐代考课的职责属于吏部，专门由考功郎中主持。五代周世宗显德五年，考功司奏说：“奉新敕令，今后授官一律以三周年为限，闰月不计算在内。内外六品以下赴选官员，总以一年考核完成一考；考满以后如果接替者尚未到任，在任再满一年，成为四考。”宋初特别重视此事，不仅责成吏部办理，还特意命清望官共同负责。太宗端拱四年，设置考核京朝官的机构审官院，考核幕职官、县官的机构考课院【按：历代制度都专属于吏部考功，只有宋代另设审官院考核京官、考课院考核幕职官，这是历代未有的制度】。下诏命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刘昌言共同主管审官院事务。凡京朝官考校功过、据此决定任用，都属于他们的职责。又任命判流内铨、翰林学士苏易简、虞部员外郎兼知制诰王旦等共同主管考课院。凡通常调选的选人，由流内铨主持；因奏举以及历任中有私过牵累的，由考课院主持。真宗景德元年，命各路转运使把所属官吏的能与不能分为三等加以辨察：公正勤勉、廉洁能干、恩惠及于百姓的列为上等；能办事但没有廉声和政绩、清白但没有治理声誉的列为次等；畏缩懦弱、贪婪卑鄙的列为下等。当时又制定考核京朝官的制度，设置审官院，由枢密院直学士等官员充任。到了英宗治平年间，考绩制度没有审定优劣的具体法则；从发运使以下直到知州，都归考课院考核，专门以监司评定的等级为依据。考核监司时，总合其甄别结果；吏部访察才能品行，把两项合并作为考课，全部记为中等，不分高下。神宗即位后，各种职务都有考课，各项考课都责求实际政绩。监司酌情评定郡守，必须是治理成绩优异者，才增加品秩、赐给金帛，并以玺书加以奖励。监司以上官员，则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核。又下诏制定考核县令的法则，以政治成绩为最优，同时参考德行义理。神宗元丰三年，下诏御史台六察案官，以所纠劾官司拖延违失、失职事迹的多少评定优劣；中书省设置簿册，按时记录，任期届满时据此决定升降。哲宗元祐年间，文彦博上奏说：“《唐六典》记载，按照德行、才干和功劳三类考察待选士人，参照辨别其才能与否。如今的选官标准，往往只把举荐者有军功作为首要条件；然而举荐者可以寻求，军功也可能虚妄，怎么能全部据此决定？请委派官吏依照这三类，分别评定他们的才德、功效和功劳，送交中书、门下复核查验，选取符合任用条件的人引见皇帝，再决定任用或罢黜。”诏令近臣议论此事，议论者请求采用元丰考课令，按等级高下实行升迁和黜退。后来又改立县令考课为“四善五最”。高宗绍兴二年，诏令监司、守臣实行考课法；守令的考核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三甲，并登记造册。守倅考核县令，监司考核知州，考功司防止考核已经完成，比较他们的优劣而予以赏罚。绍兴十四年，司封郎中李涧说：“如今知县要任满两任、经过六次考核才升为通判，而县丞和各司属官起初并没有吏治责任，反而四次考核就可以迁升，所以人们都有所选择，不愿任职。又有因民事获罪的人，即使罪行已经防止，最终也会终身被废弃不用，因此人们都有所畏惧，不敢任职。请从今以后，凡按法理应任亲民职务的人，都一律经过六次考核后迁升；因民事获罪的人，自徒刑以上的罪才予以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