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八十九

译王氏则说：“第三是指事，第四是谐声，第五是转注，第六是假借。”各家又各不相同。戴侗《六书故》说：“第一是指事，第二是象形”，与《说文》相同；但他又说：“第三是会意，第四是转注，第五是谐声，第六是假借”，再次互有不同。《郑志》则把象形列为第一，指事列为第二，会意列为第三，转注列为第四，谐声列为第五，假借列为第六。现在谨慎依照《郑志》的原有体例编排。又考察宋、元以后论述六书的人，意见差异越来越多，难以全部采用；只有元代黄公绍《古今韵会》所分注的象形、会意各条，完全依据《说文系传》的原本，没有失去许慎的旧说，所以这里以《韵会》校核《系传》所列内容为主，并参考戴侗《六书故》、周伯琦《六书正譌》、包希鲁《六书补义》；其余各家所引说法头绪纷杂、分歧不一的，一概不敢采用。又《郑志》原图每条下面还分为正生、侧生、兼生、续生各项；虽然文字以滋生为义，原本分类条理无所不包，但如果一定要逐项设立名目、分别归类，也恐怕反而会有牵强拘泥的弊病。因此这里只按六书分类排列，不再重新附列郑氏的细目。八【八是分别的意思，象征事物分开、相背的形状。徐锴说：数字“八”两两相背，所以表示分别。按：《郑志》所列各字，并没有固定的部分类次。现在续编这些字，大多依据《说文系传》的记载，因此全部按照《说文》的部次来叙述。又按：《说文系传》第一条解释文字的内容，都依据许慎的旧说；如今每条引用《说文》的话，不再明说出自《说文》，以省去烦琐。又《郑志》所列各字之下，有的用篆书注明字形，有的用楷书说明字体；现在只有必须用篆书才能看清的字，才谨慎用篆书标出；如果篆书、楷书的笔画都能清楚显示，就用楷书作注，以求简便。】齿【口中的牙齿和牙龈骨，象牙齿和口的形状。】牙【□，雄性的牙齿，象上下交错的形状。徐锴说：与“齿”相比，它是雄性的。】只【语气已经完结的词，从“口”，象征气息向下引出的形状。】鸟【□，长尾禽类的总称。鸟的脚像□，所以从□。今文写作“鸟”。】胃【本来写作□□□，是六腑之一，从□、从□，属于象形。隶书写作“胃”。按：《说文》和《系传》中，古字写作某种象形，与今天的楷书完全不同；这类字现在一概不收录。如果字形还与楷书相近，并且形声、体用也没有改变旧貌，就仍然收录。】刀【徐锴说：象征刀背和刀刃。】刃【徐锴说：像今天的刀刃，都是另行铸造的精铁，所以从□。】竹【□，象征箬叶向下垂的形状。】豆【从“口”，属于象形。按：“口”象征器物腹部的形状，与口耳之“口”不同。】爵【□，礼器。本来写作□，象爵的形状，中间有盛鬯酒的□，由□托持。徐锴说：□象征爵的头，“廿”是盛酒的地方，“▯”是尾部的柄。】弋【□□，象征劈开的木头呈尖斜状的形状；□象征悬挂物品。本来写作“弋”，现在写作“杙”。】朶【徐锴说：□象征下垂的形状。按：□也是象形，不是“乃”字，也不是“几”字。】巢【鸟在树上筑巢。徐锴说：□是三只鸟，□是巢的形状。】囘【回转的意思，从囗中，象征回转的形状。】贝【□，海中的介壳类动物。徐锴说：下部象征它下垂的足和尾。】鼎【鼎有三只脚、两只耳，象征劈开的木材，用来烧火做饭。】克【□，肩的意思，象征屋下刻木的形状。徐锴说：肩有承担之义，“任”又有负荷之义，与肩膀的意义相通，所以这个字的下部也略微像“肩”字的上部。能够胜任、负荷这种东西，就叫作“克”。本来写作□，现在写作“克”。】秀【徐锴说：禾苗结实的样子，象征有果实并向下垂的形状。按：□就是向下垂的象形，与“乃”字不同。】米【有芒谷物的果实，象禾、黍的形状。徐锴说：“穬”是颗粒；“十”象征谷壳裂开而露出米来，□□象米的形状。按：□□都是象形，与七、八的“八”不同。】气【本来写作□，象云气的形状。徐锴说：象征云气升起的样子。现在写作“气”。】臼【中间象征米。】瓜【徐锴说：□是瓜的果实，外部像爪和藤蔓。】巵【□，圆形器皿，用来节制饮食；象征人屈曲的关节在下部。徐锴说：厂象征人的关节，一专门表示此义。】广【依靠“广”作为屋宇，象征面对着山刺的高屋形状。徐锴说：因广□为屋，所以只在一边向下。】石【山中的石头在“厂”字下面，“口”属于象形。按：“口”也是象形，因此与读作“围”的□不同。徐锴说：□读音为“围”，是错误的。】冉【□，本来写作“冄”。徐锴说：“冄”有柔弱之义，象征毛发细而下垂；现在写作“冉”。】象【南越的大型兽类，长鼻、长牙，象征大象的耳、牙、四足的形状。】马【象征马头、马鬃、马尾和四足的形状。】犬【□，指有悬蹄的狗。徐锴说：“蹏”是足趾较高，象征狗身长、耳朵下垂。】鼠【徐锴说：上部象征牙齿，下部象征腹部、爪和尾巴。老鼠喜欢啃咬损伤东西，所以字形象牙齿。】囟【头部的□盖。】心【□，人的心在身体中央。】鱼【徐锴说：下部的“火”只是象征尾巴，并不是水火的“火”。】户【一扇门叫作户。】门【从两个“户”。】耳【□，主管听觉。】手【拳头，□象征五根手指的形状。】刈【本来写作“乂”，是割除草木的意思，从□、□，象征二者交叉；徐锴说：象征割草的刀形，后人加“刂”写作“刈”。】曲【本来写作□，象征气体弯曲而容纳物体的形状。】蟊【□，吃草根的虫。本来写作□，从“虫”，□象形。徐锴说：只有这个□象虫形，不从“矛”。】勺【舀取的意思，象征中间有实物的形状。】几【几，供人倚坐的几案。徐锴说：是人凭靠而坐的东西。】四【四是阴数，象征四方分开的形状。毛晃说：从“口”、从“儿”；“口”象征四方，“八”表示分别。】宁【□，辨别、积聚物品。徐锴说：象征上部隆起、四周围合的形状。】缀【连接的意思。本来写作□。徐锴说：象征交错联络、彼此□合的形状。】九【□，阳数的变化，象征曲折达到极尽的形状。】禽【走兽的总称，从□、从“凶”，象征头部的形状。】离【□，山中的神兽，从禽的头部、从□、从□。徐铉等说：从□没有可取之义，疑为象形。】甲【□，位居东方的开端，阳气开始萌动，像树木戴着种皮的形状。

译另一说：“甲”象人的头。】丁【“个”字，夏季万物都长得强壮、果实成熟；“丁”承接“丙”，象人的心。徐锴说：“万物挺立成长的样子。万物在丙时盛大，在丁时成熟；它的形状位于正中，所以象心。”】子【徐锴说：十一月夜半是阳气开始萌发的时候，人承受阳气，所以用来作为称谓。李阳冰说：子在襁褓中，两脚并拢。古文写作□，从□，象征头发。】了【□，尦的意思，从“子”而没有手臂。徐锴说：尦读音为“鸟”，旁边没有辅佐，所以“了”表示尦然。】巳【四月阳气已经出现，阴气已经收藏，万物显现并形成文理，所以“巳”用蛇来表示。徐锴说：巳主管蛇，象征蛇的变化和身上的纹理。】亥【□，荄的意思。十月微弱的阳气开始与盛大的阴气相接，从两个“二”；古文的上字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从“乙”，象征怀孕、胎儿在腹中咳咳而动的形状。徐锴说：象征人怀孕。《春秋传》说：“亥有二首六身。”又古文“亥”写作□，与“豕”相同；亥时出生子，又从“一”开始。】【臣】等谨慎考订：回字，《郑志》已经收入天物形；广、石二字，《郑志》已经收入山川形。凡是这一类字，若重新说明能够使字形和意义更加明显，就一概不再引用原文，以省去解释训诂的烦劳。后面的几门也都按此办理。汉代许慎说：“象形，就是描画事物，随着物体的形状曲折描摹。‘日’【古文写作□，也写作□，篆文写作□。《说文》说：‘日’是充实之物，象征太阳的精气不亏损】、‘月’【古文写作□，也写作□，篆文写作□。《说文》说：‘月’是有缺之物，象征太阴的精气】就是这种情况。”晋代卫恒说：“象形，‘日’‘月’就是这样。圆满的月亮和亏缺的月亮，都仿效它们的形状。” 唐代贾公彦说：“象形，就是‘日’‘月’这一类字。仿照日月的形体来造字。” 南唐徐锴说：象形是六书的第一类。古代文字很少，百姓所处理的事务也少，所以文字多用象形、假借。后世事务繁多，字也逐渐增多，形声字实际上占多数；这是因为仅靠象形不能记录远古以来不断增加的事物。象形始于八卦，仰观天象，俯察大地：太阳【见前】圆满，月亮【见前】亏缺，山【古文写作□，也写作□，篆文写作□。《说文》说：象征有石而高耸】拔地而起，水【古文写作□，也写作□，篆文写作□。《说文》说：象征众水并流，其中有阴阳之气】曲折，金【古文写作□，也写作□，篆书写作□。《说文》说：象征金属在土中，现在兼有声旁作用】分散，土厚重【两个“土”象征大地之下、地下万物生出的形状】，木【篆文写作“木”。《说文》说：象征冒出，从□，下部象征树根】挺立向上，草【篆文写作“艸”。《说文》说：百草，从两个□】聚集向下，这些都属于象形。宋代张有说：“象形，就是仿照事物的形状，随着物体的形态曲折描画其痕迹。例如‘云’‘囘’，以及山、川这一类字。” 元代戴侗说：“什么叫象？就是形象，即依照事物的形状造出文字。像日、月、山、川这一类就是。” 杨桓说：“凡是有形状、可以用形状表示的，就摹仿它的大体形状，使人一看便能自行识别，所以叫作象形。” 又说：象形，就是描摹可以看见的形状。若按天地上下区分，就有在天上形成的“象”和在地上形成的“形”之不同。概括凡是可以看见的形状来说，即使是天上的象，也属于形。六书中的象形，是总括上下而言的。象形又分为十一类：一是天文，二是地理，三是人品，四是宫室，五是衣服，六是器用，七是鸟兽，八是虫鱼，九是草木，十是怪异。明代赵古则说：圣人造字，起始于象形，所以象形是文字的根本，指事、会意、谐声也都由此产生。象形，就是描摹事物的形状，随着形体曲折变化而画出它的迹象。其正生有十类：一是数位之形，如“一”“囗（同‘围’）”之类；二是天文之形，如“云”“回”之类；三是地理之形，如“水”“岸”之类；四是人物之形，如“子”“吕”之类；五是草木之形，如“禾”“菽”之类；六是虫兽之形，如“虫”“牛”之类；七是饮食之形，如“酒”“肉”之类；八是服饰之形，如“衣”“巾”之类；九是宫室之形，如“壶”“郭”之类。十是器用之形，如“弓”“矢”之类。这十类都是直接描摹事物形状的，所以叫作正生。又有芜生两类：一是形兼意，如“日”“月”之类；二是形兼声，如“曐（同‘星’）”“箕”之类。因为兼有其他类别，所以叫作兼生。由此推究，可以触类旁通。例如“防”的上部像“臼”（下一画相连，音旧），“巢”的腹部像“臼”（下面两画分开，音菊），“耑”的下部像“而”而毛类字反写手形，“月”的形状接近“肉”。如果拘泥于局部而不能贯通，那么对象形的理解就太狭窄了。臣等谨按：杨桓所分的象形十类中，所谓“天文”，就是《郑志》的“天物”；所谓“地理”，就是《郑志》的“山川”；所谓“人品”，就是《郑志》的“人物”；所谓“宫室”，就是《郑志》的“井邑”；所谓“衣服”，就是《郑志》的“服饰”；所谓“怪异”，就是《郑志》的“鬼物”。其余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四类，也都同《郑志》大致相等。赵古则的说法，也同《郑志》大同小异。其余各家所列，有的分开，有的合并，由此可以类推，所以不一一载录。王应电说：“三才和万物，没有不具有形状的；摹写它们的形状而加以识别，所以叫作象形，这是文字学的根本。” 赵宧光说：象形是粗略描画形迹。绘出形状，使君子和小人都能共同理解。象形有独体字，如水、木、人、女之类；有多体字，如草、竹、虫、龙之类；有合体字，如“茻”（音莽）、林、从、“龖”（音杳）之类；有聚体字，如苗、蓏、乐、巢之类；有变体字，如尸、儿（就是“人”字）之类；有离合体字，如“□”（就是“折”字）、刍、“▯”（就是“癸”字）、“□”（就是“涩”字）之类；有加体字，如“□”（就是“之”字）、出、未、束之类；有省体字，如“▯”（音彻）、“□”（音泼）、“□”（就是“才”字）、片之类。像那些可以通过意义推求，却不能通过形象显现的字，都属于指事。“会意”和“指事”的区别，在于取成形文字合并变化的是会意，取分散笔画合并变化的是指事。明确这一个意义，三种字体的区别也就清楚了。臣等谨按：赵宧光的说法，把指事放在前面、象形放在后面，认为象形显而易见，不必深究，所以说它只是粗略形迹。然而古代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无不出于形象，其意义十分广泛。若只把它看作粗略形迹，恐怕不是六书的根本原则。

译赵氏的意思，是遵循《说文》“先事后形”的次序，自认为能够守住汉代的义例，所以说唐代贾公彦开始把“形一事二”的次序改了，不是古人的本来位置。然而考察郑康成《周礼》注和班固《艺文志》，六书都以象形为起始，可见汉代儒者已经把象形列为第一，并不是从贾公彦才开始的。而且《说文》本身就说：“仓颉最初造字，依照事物类别摹画形状，所以叫作文。后来形声相互补益，叫作字。把它写在竹帛上，叫作书。”这样看来，许慎也未曾不把象形看作六书中最初的一类。又说：“所谓形，就是像事物的外貌。仰观俯察，随着事物的发生而兴起，稍微涉及粗略形迹，难道是绘画的起源吗？” 臣等谨按：象形是文字的最初形式，凡指事、会意都由象形产生。《说文》把它列在第二位，未免失当，应当依《郑志》列为第一。各家所论象形，都没有超出《郑志》所列的正生十形和兼生二形，即所谓形兼声、形兼意之内。只有《郑志》记载的侧生六象中所谓“象属”，仍然是象形；“象数”中的一、二之类，“象位”中的上、下之类，旧说都把它们归入指事；“象气”中的“□”（音呵）、“□”（音既）之类，“象声”中的“▯”（音灵）、“砳”（音虩）之类，接近会意；“象貌”中的“□”“丰”之类，是象形；“八”“丨”之类则接近指事；“叕”“串”之类又接近会意。指事（二） 上（古文作“丄”，高的意思，篆书作“□”；徐锴说篆文曲折，像阳气上升，现在省写作“上”）；折（“食列切”，“□”表示断，从斤，断草；篆书从手，今作“折”）；牟（“□”，牛鸣声，象牛的声音和气息从口中发出）；牵（向前牵引，从牛，“□”象牵引牛的绳索）；牢（篆书作“□”，从牛，“□”是省略形，取四周围绕之意，隶书作“牢”）；义（篆书作“□”，象两手指交错）；反（“□”，覆转的意思，从“□”，“厂”象物体反覆；徐锴说“□”是手，“厂”象物体翻覆）；彗（“□”，扫帚竹，从“□”，象手持“□”）；画（“□”，界限；徐锴说像用笔画界，“□”表示界限，本作“画”，隶书省作“画”）；寸（十分为一寸，人的手退后一寸而活动，叫作寸口；“□”从“□”从一；徐锴说一是记手腕下一寸的位置）；兆（“□”，灼烧龟甲出现的裂纹，从卜、兆；徐锴说兆的形状就是这样。按：“□”字，《说文》认为是象形，《系传》认为是指事，但《系传》中仍载有《说文》象形的说法。大概所谓指事，也就是指明它所象的形状。因此六书的体和用有相互兼包的，有相互参见的，也有单独成形的，不能执着于一种说法。例如象形字往往通于指事。从许慎到郑樵，分属不同类别而互见的字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奞（鸟张开毛羽自行奋飞，从大、隹；徐锴说“大”是张大、广大之貌）；争（“□”，牵引，从“□”“□”；徐锴说“□”是所争取的东西。《类篇》说“□”“□”是两只手，“□”是拖曳，双手拖曳就是争夺的方式）；腊（本作“□”，干肉，从残肉，肉被日晒而干）；乎（语气词的余声，是上句余下的声音；“□”表示余气向上冒出而尽，本作“□”）；平（“□”，言语平和舒缓，从“□”从八，八表示分开）；朱（篆书作“□”，红色的树心，中间有一横；这一横是标记树心。《乐书》说：一横在木下是“本”，在木上是“末”，在木中是“朱”，表示树木含阳气于内部，是南方之火所藏之处）；“□”（砍伐作标记。《尚书》说“随山□木”；徐锴说，是随着行进路线砍去林木的枝条作为道路标记。“□”大概是砍木折断的形状，篆书作“□”，也是指事）；犮（“□”，狗奔跑的样子，从犬而拖曳它的足，所以足被刺伤。“祓”“茇”“跋”等字从此）；谷（“□”，泉水流出、贯通的川谷就是谷，从水，水半露出于口）；毋（篆书作“□”，禁止，从女，表示有奸邪行为者；徐锴说是能够有所守持）；氐（篆书作“□”，根本，也有到达之意，以“氏”下加一横）；一一，都是标记地面的意思。俎，礼器俎。从半个“肉”，在“且”字之上。按：“且”音子余切，从几形，下面有两横，其中一横表示地面。“仌”象半个肉和冰冻，不能与“欠”字下部笔画不同的“陵”相混。防，“□”，两刃的锹。 《说文》说：“用木制成的锹，属于象形。”徐锴说：“臿就是锹、锸字。”两把刀的形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字，此字难以说是象形，又接近指事。按：此字《说文》已经明确说是象形，但徐锴作《系传》时又说难以象形、接近指事。仅这一条，就足以看出古人创制文字之初，并没有划定六书之间绝对分明的界限。有些字可以明确指出属于某种象形、某种会意，也有些不能明确指出，只能听凭学者相互参证。后世儒者纷纷辨论，都没有深入考察六书的根本，只是徒然拘执枝末，因此彼此各执一说，所列同类例字一天比一天增多，反而更加牵强附会。所以臣等谨依据前人所列某字为象形、某字为指事的说法，选择那些意义类别明显、篆书、隶书、楷书形体都能贯通的字，恭敬地记录原书出处，并在编中略加说明。对于只说古体、不适合今用的，或者只拘守一说、不能贯通众说的，虽然有所依据，也不敢载录。因此每一类所收的字不多。谨借徐锴这一条，把“防”字录在指事的末尾，并附带说明其意义如此。汉代许慎说：“指事，是一看便能识别，仔细观察便能看出意义；‘上’‘下’就是这种情况。”（“上”古文作“丄”，“下”古文作“丅”。今本《说文》作“察而可见”，颜师古《汉书》注引作“察而见意”。考察《说文》每两句都押韵，应当依“见意”。）晋代卫恒说：“指事，‘上’‘下’就是这样。在上面就是上，在下面就是下。” 唐代贾公彦说：“所谓处事，就是‘上’‘下’之类。人处在一横之上就是上，人处在一横之下就是下，各自有其位置，事情得到适宜的安排，所以叫作处事。” 臣等谨按：“上”“下”二字的古文原本作“□□”，有时写作“二”，后来又变化为“丄”“丅”。所以《说文》对“丨”（音衮）字解释说“上下贯通”。到篆文时才变为“□□”。贾公彦根据篆文形体相似，认为人处在一横之上就是上、处在一横之下就是下，这种说法恐怕不对。南唐徐锴说：“指事列为第二类。没有可以描画的形状，却有可以看见的势态，就叫指事。上下的区别起源于相互对待：有下才有上，上这个名称才能成立；有上才有下，下这个名称才能产生。它们不是固定的物体，所以立一横，再把上下引申出来，以显示所指的方向。”宋代张有说：“事仍然可以看作物。所谓指事，就是在象形文字上加上某种东西，直接标明它所表示的事，使人一看便能识别。如本、末、叉、防（古代的爪字）之类。”

译臣等谨按：张有的说法，是把某种东西加在象形文字上作为指事。比如“木”字是象形，在下面加一画就是“本”，在上面加一画就是“末”。“又”（篆文作“□”，《说文》说是手，属于象形，像三根手指，也通作左右的“右”）字也是象形，在上面加一点就是“叉”，在上下加“防”就是“防”。这大概是依据《说文》关于上下的说法而稍作改变。所谓指事，就是同象形相互比附，这只是指事的一端，并不是全部。以下刘泰、赵古则诸家的说法，都同张有相同。元代戴侗说：“什么叫指事？指事所表示的具体事物，用来造字的有一、二、上、下之类。” 杨桓说：指事是什么？有的凭形，有的凭意义，随着形体、用途而定，远有所主，指向某一具体事物。有的特意设置一画、二画、三画，直接指出事情所在；有的已经立了形、立了意但还不明确，于是再用同类形体加以指示；有的偶然同其他形体、意义相同，又用各自不同的体类加以指明；有的形与意相互指示，有的用注释指示，有的用声音指示。事情明确便停止，使人观看后自行趋向它所指的事物所在，所以叫作指事。又说：指事，就是指出象形、会意所指向的事物。文字开始时，先摹写形状，象形不足，于是造会意。会意是文字的变化，是事物类别的区别。象形、会意都不足，于是造指事。指事向上承接象形、会意，向下产生转注。形声是文字发展的末端，也是字的开端。指事的体例有九种：一是直接指明事物，即象形、会意文字的上下左右各有主旨，只用一画、二画或三画指出事物所在，事情明确便停止；二是以形指形，已经立了一个形，恐怕还不明确，再用同类形体指示；三是以意指意，已经立了一个意义，恐怕还不明确，再用同类意义指示；四是以意指形，形与意相互关联，已经立了形，恐怕还不明确，再用意义指示；五是以形指意，意与形相互关联，已经立了意，恐怕还不明确，再用形体指示；六是以注指形，已经立了形，但一个文字不能指明其事，必须用两个或三个文字指示，才能明白其意义；七是以注指意，意义与以注指形相同，转注的体例也由此奠定。八是以声指形，已经立了形，恐怕还不明确，再用声音指示；九是以声指意，意义与以声指形相同，形声的体例也由此奠定。臣等谨按：杨桓把指事列在象形、会意之后，认为形和意都不足才成为指事，所以他所论的指事，是承接象形、会意来说的。以下刘泰、王应电的说法，都同杨桓相同。然而《说文》明确把“上”“下”之类列为指事，把“武”“信”之类列为会意。指事是文，会意是字；文在前，字在后。因此说指事在象形之后，可以；说指事在会意之后，就不可以。至于他所分的指事九体，其中所谓直接指事，就是张有把加体作为指事的说法；所谓以形指形、以意指意、以意指形、以形指意、以注指形、以注指意，多同会意相混；所谓以声指形、以声指意，又同谐声相混，不能完全吻合。刘泰说：“指事，是文字已经由象形、会意形成，但道理仍不能包容的，于是产生指事。事情虽有些像人为安排，其实无不依据自然的道理。例如本、末之类，指明木的下部叫本，指明木的上部叫末。” 周伯琦说：“形状无法描摹，就指明它所表示的事；‘上’‘下’就是这样。” 明代赵古则说：“事仍然可以看作物。圣人造字，形状无法描摹，就归入事类。因此指事文字继象形文字产生；象形是文，指事也是文。纯粹的象形是正生，附加在象形本体上的就是指事，所以说‘正生附本’。造指事字的根本，是附着在象形字上，例如本、末、朱、禾、未、束之类。木是象形文，在下面加一横，便指明为本；在上面加一横，便指明为末；在中间加一横，便指明为朱（篆文作‘□’，从木而一横在其中，与末字作‘□’、未字作‘□’，形体都不同）。在树首弯曲处加一笔，便指明为禾（音笄，指树木弯曲的顶部，与禾黍的‘禾’不同。此字篆文作‘□’，上部向右弯；禾黍之禾篆文作‘□’，上部向左弯）。因枝叶繁茂而加一笔，便指明为未；因枝干上有东西而加一笔，便指明为束。这些字既不能说是象形，又不能说是会意，所以叫作指事。指事分为十类，如象形所列的类别，这里不再重复。此外还有兼有谐声而产生的一类，叫作事兼声，如齿、金之类。臣等谨按：赵古则举齿、金二字为事兼声，《郑志》把它们列在象形中，称为形兼声。” 考察“齿”字，象人口中牙齿的形状，并以“止”为声；“金”字，象金属在土中的形状，并以“今”为声。应当归入象形才是。王应电说：把形和意合并为几个文字，构成经纬事物的形象。例如“又”（手）拿着肉放在“▯”中，是祭祀之事；“又”拿着弓矢，是射箭之事；“哭”中有“亡”，是丧事；“目”上加“木”，是观察、衡量之事。所以叫作处事，就是用人来处理事情。又说，所谓指事，就是指出人的事情，也就是古语所谓“象事”。臣等谨按：王应电所举的祭、射、丧、相等字，《郑志》都列入会意。

译朱谋㙔说：指事字有史、夬、尊、奉、“□”（音撰）、巽、射、矦之类。史：古文作“□”，又作“□”，篆文作“□”，《说文》说是记事的人，从又持巾，中正。夬：篆文作“□”，又作“□”，古文作“□”，《说文》说是分决，从又和“□”，象分决的形状。史、夬二字都从“又”取义，“又”就是手。尊：古文作“□”，又作“□”，篆文作“□”，《说文》说是酒器，从酉、廾，表示用双手奉持，或从寸。奉：古文作“□”，篆文作“□”，《说文》说是承受。“□”：音撰，篆文作“□”，《说文》说是两个卩；巽字从此而来，卩就是符节的节。巽：古文作“□”，篆文作“□”，又作“□”，《说文》说是具备，从丌、“□”声，众物皆具备，放在丌上承托。射见前。矦：古文作“□”，篆书作“□”，《说文》说从人、从厂，象张布设箭靶、箭在其下。臣等谨按：朱谋㙔所举的指事字，只有“史”字《郑志》列入指事，“夬”字也应依“史”字的例子处理；其余尊、奉、“□”、巽、射、矦，都应当是会意字。张位说：“指事，就是直接标明所表示的事，使人能够知道。例如人的眼睛表示见，鼻子表示齅，两扇门相对表示门，两手同时向下表示拜之类。” 臣等谨按：“见”“齅”“拜”是会意字，“门”是象形字，都与指事不相合。吴元满说：事情不能包容，就归入意义。会合象形、指事文字而成字，通过拟议形成它的变化，所以叫会意。有的会合本来的文字成字，有的合并相向或相背的形体成字，有的会合两个、三个文字成字，有的省略繁复文字以凑成字。正生有四种：一是转体指事，二是变体指事，三是加体指事，四是省体指事。变生有一种，叫省体指事。兼生有一种，叫事兼会意。根据这五类推求，指事的意义就完备了。臣等谨按：吴元满所谓加体、指事，就是张有的说法。他所谓转体、变体和省体，也都是承接象形而言。所谓事兼会意，就是《郑志》所说的事兼意。赵宧光说：指事，就是有所指而能识别。上古时代心和眼并用，所以书写和绘画还没有分开。中古以后才分成两种。河图、洛书以文字构成图，象形古文以图构成文字。文字繁衍而成为书，图画蔓延而成为画。画也像字，画就是形。后世颠倒这种说法，把形放在事之前，例如一、二、三之类。他们说这是摹写数目的形状，却不知道数目可以用心领会，不能用眼睛直接取得。事不是物，既不是物，哪里会有形？物的形状是实的，事的形状是虚的；实不可能先于虚，显而易见。有人曲折地说，在其他文字上加点画、改变曲直、减损长短，像赵古则等人所举的例子，这当然不能全部否定。但这只是书家第二次创制建立的形式，应当放在后面的例子中。所谓变体，都是六书之外的形式，不是正法。变体指事，如去掉“子”字两臂成为孑，在“□了木”上加一笔成为本末。若没有朱所设置的子、木、未等形体，事情又将附着在哪里？所以说这是第二次创制建立的形式。臣等谨按：赵宧光把指事列在象形之前，所以他的论述多尊重事而轻视形，不能完全作为依据。至于他论述指事、象形的界限，颇为清楚。《郑志》所列象形类别虽然详细，但把《说文》的指事类别都收入象形，未免过于宽泛。又说：指事有两类：一是独体指事，如一、二、三、十之类；二是附体指事，如上、下、本、末之类。臣等谨按：赵宧光所谓独体指事，就是许慎、卫恒、贾公彦、徐锴、戴侗、周伯琦诸家的说法；所谓附体指事，就是张有、刘泰、赵古则诸家的说法。又说：“所谓事，就是指出它所表示的事。结绳记事的变化，是中古时代的创制，用墨代替绳结，容易辨认而难以穷尽。这种文字简略，字数很少，是法则的起始。” 臣等谨按：有形状的叫作形，没有形状的叫作事。因此《郑志》把指事列在象形之下，说明指事接近象形。指事是事，象形是形；指事接近会意，但指事属于文，会意属于字。《郑志》所列指事，又分为事兼声、事兼形、事兼意，颇为周全。然而其中如背厶（古私字）为公、卜中为用、反予为幻、止舟为前之类，各自都有意义存在，似乎都应当是会意字。至于《说文》把上、下之类列为指事，而《郑志》归入象形；但上、下都有位置而没有形状，按照这个例子推求，称为指事才合适。所谓丨在上为上、丨在下为下、口在丨中间为中，都是这样。其他如卄、卅、卌等，另属一类，是会意字，也不能按指事的例子解释。钦定《续通志》卷八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九十 《六书略》（二） 会意（三） 臣等谨按：宋、元以来各书谈论会意，大致相差不远。然而形声都有实际证据，会意多涉及虚拟推求，所以各家凡是援引意义、联贯同类、相互比附求证的，往往曲折牵引，接近附会，现今一概不收。又有接近指事、邻近假借却强行说成会意的，现今也不载。元（从一、兀；徐锴说元是善的首长，所以从一、兀，与尧意义相同）；中（和，从口、丨，表示上下贯通；徐锴说口用来发布命令，丨用来标记其中）；命（使，从口、令）；走（趋，本作“▯”，从夭、止，夭表示弯曲，走路时脚弯曲，隶书省作“走”）；弄（玩，从廾持玉）；戒（篆书作“□”，警戒，从“□”持戈，以防备意外）；兵（篆书作“□”，兵器，以“□”持斤，象并力的样子，本作“□”，隶书省作“兵”）；卑（“□”，低贱，执事者从左、甲；徐锴说右边为重，左边为卑，左在甲下所以是卑）；史（篆书作“□”，记事的人，从“□”持中；中正，所以记事应以中正为主）；眇（一只眼小，从目、少）；美（甘美，从羊、大；徐锴说羊取大的，羊是美物）；瞿（鹰隼注视的样子，从目、双，双亦表声；徐锴说是惊视的样子）；靃（飞行的声音，雨中双鸟飞行，声音靃然；徐锴说飞行忽然迅疾）；双（从佳，两个佳；从又，又就是手，手持两佳）；▯（从歺，戋声；戋从二戈；徐锴说兵多就会▯）；猒（饱、足，从甘、“□”；徐锴说“□”音然，是狗肉，甘表示口中含着一物）；舍（篆书作“□”，市场中的居所叫舍，从亼、屮，象屋顶，口象筑墙；徐锴说亼是众物聚集，屮象立柱、椽、栋，口音圉。按：舍字徐锴说是会意，但亼、屮、口都由象形而来，可见会意也从象形产生）；内（进入，从冂，表示从外而入）；市（篆书作“□”，买卖之处，市场有墙，从“□”“□”，象物彼此相及；“□”是古文及字，屮为省形并取声）；杲（明，从日位于木上；徐锴按《淮南子》说，日出扶桑叫晨明，所以杲表示日位于木上；日落后反照桑榆，所以杳表示日位于木下）；枭（不孝的鸟，白天捕捉后分裂肢体悬挂枭首，从鸟首在木上）；闲（止，从木、门；徐锴说闰犹如闲，从木作为阻挡门户之物）；负（依恃，从人守贝，表示有所凭恃）；外（占卜还在清晨和夜晚，已经是在所问事情之外）；兼（“□”，并，从“□”（手）和“□”（二禾），表示手同时拿着二禾；徐锴说一禾可称秉，二禾可称兼，能够同时拿着的没有比禾更合适的） 香（本作“□”，从黍、甘；徐锴按《尚书》说庄稼成熟甘美，黍甘就是香，隶书省作“香”）；察（详审，从宀、祭；徐锴说宀表示覆盖，徐铉说祭祀必须质明，表示明察，所以从祭）；窜（隐藏，从鼠在穴中）；疢（热病，从火、疒）；两（再，从冂、□；徐锴说□是两个入，积双成两，所以从一）；表（篆书作“□”，外衣，从衣、毛；徐锴说古人用皮做裘，毛都在外面，所以衣毛为“□”，隶书作表）；“□”（从亼、卩；徐锴说亼是聚集，能够号令聚集者，便加以节制）；色（脸色和气色，从人、卪；徐锴说脸色是人的仪节）；廛（一亩半，一户人家的居所，从广、里、八、土；徐锴说古代百步为亩，三亩为里，一亩半是半里，所以从里、八、土，八表示一半、分开）；仄（侧倾，从“▯”、人，人处在“▯”下；徐锴说人处在山崖石下，不能安居）；猋（犬奔跑的样子，从三个犬）；赤（篆书作“▯”，南方的颜色，从大、火，隶书作赤；徐锴说南方星宿中有一颗最红，名为大火）；赫（火红的样子，从两个赤）；乔（高而弯曲，从夭和高的省形；徐铉按《尔雅》说，树木上部向上弯曲叫乔）；渊（回旋的水，“▯”是左右两岸，中间象水）；泮（诸侯举行飨礼、射礼的宫室，水环绕其一半，所以从水、半）；戍（守卫边疆，从人持戈）；域（邦国，或字外加口、戈；口音围，表示守护一方，一是地，所以或从土作域）；劣（弱，从力、少）；衔（马勒含在口中，从金、行；衔是控制马行动的东西；徐锴说马衔用来控制马的行动）；轰（群车之声，从三个车）；成（成就，从戊、丁；徐锴说戊居中央，事情在中央完成，丁也有成义）；辛（秋时金气刚劲，味辛；辛辣使人疼痛流泪，从一、辛；辛承接庚，象人的大腿；徐锴说万物正盛，开始受到裁断，所以辛痛；又逐渐收敛，所以象人的大腿逐渐枯焦肃杀）；辩（治理，从言在两个辡之间；辡音辨；徐锴说审察言辞来治理）；孕（篆书作“□”，包藏胎儿，从子、“□”；徐锴说“□”音殊，是草木果实下垂的样子，也取象于“□”“朶”字，人怀孕像它）；防（生子而身体脱离，从子、免）。就是说，万物正处于茂盛之时，刚开始显现出裁断、制约的状态，所以有辛痛；“辛”也逐渐收敛，因此字形像人的大腿逐渐焦枯衰败。辩：治理；字形由“言”置于“辡”之间构成。“辡”读音同“辨”。徐锴说：“通过考察言辞来治理它。”孕：小篆写作“□”，意思是包裹着孩子；字形从“子”和“□”会意。徐锴说：“□”音同“殊”，草木的果实下垂，也取象于“□朶”字，这就是它的意思；人怀孕的形状与此相似。防：生下孩子而使身体得以解脱；字形从“子”“免”。汉代许慎说：“会意，是合并同类字形、会合意义来显示所指；武、信就是这样。”晋代卫恒说：“会意，武、信就是这样。止戈为武，人言为信。” 唐代贾公彦说：“会意，就是武、信之类。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会合人的意义，所以叫会意。” 南唐徐锴说：“会意列为第三类。会意表示人的事情，没有形状、没有势态，只取意义来垂示训诫，所以叫会意。收藏兵器，实行以杀止杀，所以止戈为武。君子先实行自己的话，然后才让言语跟上；舍弃食物也要保存信用，所以人言为信。” 宋代张有说：会意，有的合并形体而兼取意义，有的反转文字形体而取得意义，是先拟议再说话，先思考再行动的字。如休、信、鬻、明之类。臣等谨按：张有举出的休、信、鬻、朙四字，信字就是《说文》会意的本义。人靠着树是休，羔羊在鬲中是鬻，月在囧中是朙（《说文》说古文明从月，以日），这都是推广《说文》的说法，这类字很多，现不全部载录。元代戴侗说：“什么叫会意？合并文字来表示意义。两个人是从，三个人是乑（古代的众字），两把火是炎，三把火是焱，这一类就是。”

译臣等谨按：戴侗只把相同形体的字看作会意，大概是根据《说文》关于武、信的说法而稍加改变，也只是会意的一端，不是全部。以下刘泰的说法同戴侗相同。杨桓说：“会意是什么？形是形体，是常态；而它的作用、运动、变化，各有主旨。因此必须借助形体的作用、运动、变化来显示意义，使人观看后自行领悟，所以叫会意。” 又说：会意就是描写天地万物变化运动的意义，使人观看后自行明白、领会。但意义因形体而生，不能独自显现，必须借助形体的变化才显出意义。形是体，意是用；形意相从，体用一致。先明白形体，意义就没有不明白的，便能自行会意。其体有十六种：一是天运之意，二是地体之意，三是人体之意，四是人伦之意，五是人伦事意，六是人品之意，七是人品事意，八是数目之意，九是彩色之意，十是宫室之意，十一是衣服之意，十二是饮食之意，十三是器用之意，十四是飞走之意，十五是虫鱼之意，十六是生植之意。臣等谨按：杨桓把会意列在象形之后、指事之前，所以所论会意是承接象形而言。以下刘泰、王应电的说法都同杨桓相同。至于杨桓所分的会意十六体，又多同指事相混，不能完全拘泥。刘泰说：天地万物的形状既然各不相同，文字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所以摹写万物变化运动的意义来造字。如从、比之类，取义为两个人相随是从，两个人相并是比。周伯琦说：“事情不能包容，就归入意义；信、义就是这样。” 臣等谨按：周伯琦所举的“信”字，就是《说文》会意的本义。至于“义”字，古音为俄，从我、羊。徐铉说它同“善”意义相同，所以从羊。周伯琦据此断定为会意。然而义既从我取声，又应当是谐声字，因此不能完全归入会意。张位说：“会意，就是合并文字来构成意义。如止戈为武，力田为男，女帚为妇人，言为信，人为伪，吏加于人表示使，这一类就是。” 吴元满说：事情不能包容，就归入意义。会合象形、指事文字而成字，通过拟议形成其变化，所以叫会意。有的会合本来的文字成字，有的合并相向或相背的形体成字，有的会合两个、三个文字成字，有的省略繁复文字来凑成字。正生有四种：一是本体会意，二是合体会意，三是二体会意，四是三体会意。变生有一种，叫省体会意。兼生有一种，叫意兼谐声。根据这六类推求，会意的意义就可以得到。赵宧光说：会意，是事物形状不足以表示，于是合并文字来表示。由两个合并直到多个合并，有同体合，如从、乑、林、森之类；有异体合，如休、相、意义之类；有省体合，如几（古代人字）、亣（古代大字）之类；有让体合，如詹、父（古父字本作“□”）之类；有破体合，如爰、杂之类；有变体合，如忧、盰之类。那些变化为侧、倒、反、化的，如尸、匕（篆文作“□”，古化字）、比、勺等字，后人把它们混入形、事，距离本义已经很远了。臣等谨按：赵宧光所谓异体合，就是许慎、卫恒、贾公彦、徐锴、张有、周伯琦诸家的说法；所谓同体合，就是戴侗、刘泰诸家的说法；所谓省体合、让体合、破体合、变体合，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又说：“意，就是会合意义。即‘义’字去声，逐渐排斥其本义，本义排斥后容易混淆，得到‘亚’声教。” 臣等谨慎考察郑志说：象形、指事都是文，会意是字。又说，一个子和一个母合成谐声，一个子和一个母合成会意；谐声字中，一个构件表示意义，一个构件表示声音；会意字中，两个构件都表示意义，合起来构成字形。这种论述最为明确。大概谐声字多，会意字少。谐声可以兼有会意的作用，会意却不兼有谐声的作用。郑志所列有同母会意、异母会意，又有三体会意，已经很详细了。然而它所收的字中，有通过并列构件取意的，如并列两个木成为“林”，并列两个“生”成为“甡”一类，郑志收入会意；但并列两个玉成为“珏”，并列两个山成为“屾”（音莘）一类，却又收入象形。有通过重叠构件取意的，如重叠两个夕成为“多”，重叠两个戈成为“戋”一类，郑志收入会意；但重叠两个火成为“炎”，重叠两个田成为“畕”（音疆）一类，又收入象形。有通过三个构件合成取意的，如三个耳成为“聂”，三个马成为“骉”（音彪）一类，郑志收入会意；但三个车成为“轰”，三个隹成为“雥”（音杂）一类，又收入象形。有通过四个构件合成取意的，如四个鱼成为“防”（音业），四个工成为“防”（音展）一类，郑志收入会意。然而四个屮成为“茻”（音莽），四个口成为“防”（音给）一类，又收入象形。有通过构件相向取意的，如“邑”相向成为“▯”（音卷），郑志收入会意；但“▯”相向成为“▯”（音遂），又收入象形。有通过构件相背取意的，如“臣”相背成为“臦”（音诳），郑志收入会意；但“人”相背成为“北”（篆文作□；所以人相背成为北），又收入象形。有通过构件相反取意的，如“印”反写成为□（古“抑”字），郑志收入会意；但“止”反写成为□（音挞），又收入象形。以上都是郑志未能统一处理的例子，也可以由此看出，象形和会意本来就有相通的意义。至于郑志论会意，只涉及三个构件的合成；如果兼采吴元满、赵宧光等人的说法来看，还有省体、让体、破体、变体等类别，都是从武信的意义推广出来的，都可以与郑志的说法互相发明。转注（四）。

译臣等谨慎考察：关于转注的意义，各家说法不同，只有许慎《说文》的说法足以作为依据。南唐徐锴作《说文系传》，引申说明它，意义已经很清楚了。即使毛晃也错误地沿用了“老”下从“匕”、“考”下从“丂”的说法，正是徐锴所纠正的。其余各家的说法，大多偏执于一端，更难统一。因此到明代，杨慎作《转注古音略》，专门把异音字分别归类，用叶韵相证，并以经史诸书为证，认为这就是古代所谓的转注；他大概错误地拘泥于毛晃的说法，却不知道研究《说文》的本来旨意，所以明代各家论转注的说法更加纷乱，使人无所适从。现在只以许慎、徐锴的说法为主，略微采用戴侗、周伯琦诸书，以补充郑志未涉及的地方，其余说法一概不敢收录，因此所列的字比其他类别尤其少。“止”的转注为□（他达切，踩踏。从反止）。 “正”的转注为□（符法切）。“丏”（弥沇切）。戴侗说：把“正”反写成为“乏”，“乏”是藏箭的器具，从反写的“正”表示箭射入其中而不能藏出。有人说，把“正”反写成为“丏”，“丏”是遮蔽箭的矮墙；“正”表示箭射来，“丏”表示遮蔽它。《说文》说“丏”是看不见，字形像堵塞遮蔽的形状。只是把“正”反写本应成为“丏”，却讹写成“乏”罢了。按：戴侗的说法不对。《春秋传》说：“所以把文反写为正，正反写为乏。”周伯琦说：“□是藏箭的器具；它的正字转注借作匮乏的乏字。”包希鲁《六书补义》说：“正转注为丏。凡是正直的事物，人看见它一定能够审察清楚；如果偏斜反侧，观察者又怎能得到它的真实情况呢？所以正反写成为乏，转写正成为丏。正因为看不见，所以不正。”这一条足以概括转注的意义。“収”的转注为▯（□的篆文作□，表示竦手，居竦切；从丩、从又，也作茻，表示两手。▯，普班切，表示反手有所攀援。另作□，加樊声和手；又作□，再次加手，都是不正确的。汉书中凡是“攀”字都只写作▯）。“父”的转注为“尹”（父是矩，家长率领教导家人；从□，表示举杖；尹表示治理）。从□□，表示握持事务的人。包希鲁《补义》说：“父、尹二字是相互联系而产生的。不过，治理家庭困难，治理天下反而容易；治理家庭必须恩义两方面都做到，尹正百官主要在于义。所以父所持有的东西在□的前面，尹所持有的东西在□的中间。中间表示严厉急迫，所以容易；前面要兼尽思虑和义理，适合时宜，所以困难。”“可”的转注为“叵”（叵，普火切，是把“不可”快速说成叵；从反可）。“□”的转注为□（□，陟侈切，像人的两条腿后面有推动它使之到达的东西；□，苦瓦切，表示跨步；从反□）。“▯”字由此而来。“防”的转注为“帀”（帀，作答切，是草根；草尚未出地面时，根在地下延伸缠绕周遍，所以用倒写的“防”表示其义，俗作“匝”）。“人”的转注为□。《说文》说：□表示相互比次排列，从反写的人。孙氏说，音卑履切。戴侗说：□与□不同，□是人回旋反转的形状；从人转注而来，字形像立着的匕、柶一类。又像□的形状。其字形仰据《说文系传》说：□表示相互比次排列，从反人，音卑履切。匙、□一类的字从此字而来，但字形已经变了；从倒写的人，音呼跨切，眞、化一类的字从此而来；□□□三字也相互联系而产生。“从”的转注为“比”。戴侗说：把“从”反写成为“比”，表示反而相互亲近、比较。古文“从”写作□。按包希鲁《补义》说：两个人彼此顺从就是“从”，彼此相反就是“比”，两个人彼此背对就是“北”，这三个字相互联系而产生，属于指事。然而希鲁在“比”字下又注说：“这是意义上的转注。”大概这三个字相互联系而产生，虽然近似指事，但字形和意义又相互转注；比起只凭意义来解释转注的说法更好，所以依从戴侗《六书故》，把它收入转注。“身”的转注为防。□表示转动身体。戴侗说：《诗经》说“殷其雷”，是说雷声辗转震动大地。周伯琦说：从反写“身”取得归还之义，音于机切。“见”的转注为□（□，古恨切，表示眼睛看不见；从目、从反，人人反身就没有所见）。“欠”的转注为□。《说文》说：□表示气息不能舒展，从反欠；隶书作□，居未切；古文作□。“印”的转注为□。按：□表示按压，从反写的印；印是向外按下，反写印就表示向内，因此□是印的转注，借作反语词，隶书作□。“仄”的转注为□。戴侗说：把“仄”转写为“丸”，因而取得圆转的意义，又引申为弹丸、药丸的“丸”。“□”的转注为□。□是水流的分支，匹卦切，另作“派”。周伯琦说：水流长久而反转，就会分流。“□”的转注为“戼”，“戼”的转注为“丣”。“戼”，莫饱切，字形像门的两扇打开；借作寅卯的“卯”。“丣”与“久”切，从“戼”而来，堵塞了门的开通之义；又因而成为十二辰中“酉”的“酉”。太阳在卯时升起，在酉时落下；万物从卯时生出，在酉时归藏，所以“戼”表示开，“丣”表示闭。“丣”另作酉、留、刘，都从丣。王莽说刘是刚卯金刀，大概已经不了解它原来的意义了。“好”的转注为▯。《说文》说，▯是人的姓；《尚书》引文作“无有作▯”，今本《尚书》写作“好”，呼到切。“匚”的转注为□。《说文》说：□像器物弯曲而容纳东西的形状，古文作□，又作□；□表示弯曲，隶书作“曲”。匚本作□，府良切，是方形器物，取象于“巨”，匚是省略写法。《说文》说匚是容纳物品的器具，字形像行走，籀文作□。“▯”的转注为防。▯，情雪切，表示丝断了，字形像丝而中间断绝；防，古诣切，表示接续断处。反写▯成为防，俗作“继”。“四”的转注为“六”。包希鲁《补义》说：天数有五个，一、三、五、七、九是阳奇数；地数有五个，二、四、六、八、十是阴偶数。古文“四”写作□，“六”承接“四”，所以在上面加注以区别；像“五”区别于“三”、“九”区别于“七”，都是略微改变字形以相互识别。“子”的转注为□。□，他骨切，表示孩子顺利出生，如同脱落；字形像孩子从下方出来。《说文》说□表示不顺利而突然出生，从倒写的子。周伯琦说：“孩子出生不顺利，有□的意义。” 按：□是倒写的“子”，□是倒写的“防”；“防”的古文就是“子”。□就是□字，育、毓一类的字都从它而来，今文作“突”。汉代许慎说：“转注，是建立同一类别、采用同一部首，使意义相互承接；‘考’和‘老’就是这种情况。”晋代卫恒说：“转注，‘考’和‘老’就是这种情况。以‘老’作为□（就是‘寿’字，篆文作□，从老、从首）的考，即是说以‘老’字作为□，这是‘考’的转注。” 唐代贾公彦说：“转注，就是‘考’和‘老’这一类。建立同一类别、采用同一部首，文字意义相互承接，左右相互转注，所以叫转注。”

译南唐徐锴说：转注是第五类，字形大致已经形成，又在偏旁上加以训释，用广博的说明和近似的譬喻来解释，所以叫转注。人、毛、匕（音化，老字下面从它）合成“老”；□、耆、耋也都表示老，所以用“老”字来解释它们。它们从意义上承受“老”，相互转相传注，所以叫转注。它与形声相近，但又有所不同：形声字中，江、河虽然都与水有关，滩、湿的意义却各不相同；转注字中，考、老实质相同，妙、好之间没有隔阂。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徐锴又说：转注，就是建立同一类别、采用同一部首，使意义相互承接。也就是说，“老”的别名有耆、耋、□、耄，以及孝子奉养老人，这些都是例子。所谓同一部首，是说孝等这些字都归类于“老”，所以都从老。转注，就像水从源头流出，分成支流、另成水道，各自取得名称，但本源都同样归属于一条水。如今世俗的说法却认为左边回转是丂，右边回转是匕，这只是街巷间的说法。而且“考”“老”二字并不都从丂；丂音考，“老”从匕，音化。概括地说叫形声，统括地说叫转注。耆、耋、耄、寿都是老，共五字。试按照《尔雅》同类的说法来说：耆、耋、寿、老，意义相同。又“老、寿、耋、耄、耆”可以都称为老，老也可以都称为耆，彼此往来都能相通，所以总括地说叫转注。臣等谨慎考察：转注的说法，在徐锴以前还比较接近古义，所以都遵守《说文》中“考、老”的意义。然而他们解释“耆”“耋”等字，只是举这些字来说明例子，并不是说《尔雅》一书中凡是意义相同的字，都可以一概称作转注。既然说“建立同一类别、采用同一部首”，那么声音和意义就不能脱离字形；既然说“意义相互承接”，那么字形和声音也不能脱离意义。所以徐锴说：“分别说叫形声，合起来说叫转注。”这两句话实际上概括了转注一门的原则。后来的各家，有的偏重训义，有的偏重形体，有的偏重叶音，都是执着于其中一端而没有涵盖全部。宋代张有说：“转注，就是辗转改变字音，用来解释另一个字的用法，例如‘其、无、少、长’这一类。” 臣等谨慎考察：张有的说法，把假借中声音不同的字看作转注，把声音相同的字看作假借，开始与汉唐诸儒不同。他所举“其、无、少、长”等字，大概是因为《说文》有“箕”字，而没有“其”字；由于“簸扬”的动作尚未确定，所以借“其”作“其然”的词。《说文》没有“无”字，篆文作□，《说文》说是丰盛的“无”，本读上声，即《尚书》“庶草繁庑”的“庑”（《说文》引《尚书》本作“庶草繁无”）；至于表示有无的“无”，属于平声，下面从“亾”字，是由于李斯书碑时避讳“亾”，所以借表示丰盛义的“无”作为有无义的“无”。“少”是多的反义，本读上声，借为去声，成为老少的“少”；“长”是短的反义，本读平声，借为上声，成为长幼的“长”。这些其实都是六书中假借的意义，不是转注的本义。自防以下，赵古则、王应电、杨慎、朱谋防、张位、吴元满等人的说法，都与张有相同。元代戴侗说：什么叫转注？就是根据字形加以转注。侧写“山”成为▯（就是“阜”字），反写“人”成为匕（音比，与音化的字不同，篆文作□，所以反写□成为□），反写“欠”成为防（音既，篆文作□，所以反写□成为防），反写“子”成为□（音突，篆文作□，所以反写□成为□），就是这一类。杨桓说：转注是什么意思？象形、会意的字形不足以完备文章和语言中灵活变化的用途，所以必须用两个、三个、四个字形相互转注说明，合成一个字，使人推求它就能自己明白它的意义和用途，因此叫转注。他又说：转注是承接指事而产生的。指事的形体由会意的变化产生，转注又由指事的变化产生。所以指事初创时，有的直接指示事情，有的用形体指示形体，有的用意义指示意义，有的让形体和意义相互指示，转注的端倪已经在这里出现了。又用两个、三个字形共同指示一个形体或意义，这就是转注形体形成的由来。然而转注虽然承接指事，它的原则实际上并未超出会意。会意的意义只能根据象形而被看见；至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意义，本来就有不是一个象形字的运动变化所能完全表达的，如果不并列许多字形、相互转注来形成解释，那些意义又怎么能够充分表达呢？所以转注的制度，有时两个字形合成一个字，有时三个字形合成一个字，有时四个字形合成一个字；四个仍不够，就再取已经合成的字，杂合其字形来使用，直到意义充足才停止。臣等谨慎考察：杨桓的说法认为，合并两个、三个、四个字形的意义而成字，就是转注。这又与诸儒不同。它其实是会意中的一种，也不能概括转注的全部意义。刘防说：“转注是在指事之外，对于意义不能完全表达的地方，取文字相互附加说明，以补足它的意义。例如‘圣贤’一类，‘圣’从耳、从口、从□，因为圣人所听无不通达，所说无不中正；□表示人站在士的上面，而圣又是士中的大者。‘贤’从臣、从寸、从宝的省文，因为臣下有所操守，便是国家的宝贵之人。” 臣等谨慎考察：《说文》说：“圣”字训为通达，从耳、从呈，呈为声；“贤”字训为多才，从贝、从臤（音悭，《说文》说古文以此为贤字），臤为声。这两个字都应当是谐声字。刘防的说法以为“圣”从耳、从口、从□，“贤”从臣、从寸、从宝的省文，虽然与《说文》不同，但意义也可以说通。这样又应当是会意字，同样不符合转注。周伯琦说：声音有时不能穷尽意义，于是依据形体转注。帀（篆文作帀，所以反写□成为□）、乏（篆文作□，所以反写□成为乏）就是这种情况。

译明代赵古则说：转注，就是辗转改变字音，注释成另一个字的用法。有因意义而转的，有只转声音而没有意义变化的，有再转而成为第三种声调用法的，有三转而成为第四种声调用法的，甚至转八九次的也有。转变的方法与造谐声字相近：有转同声的，有转旁声的，有转正音的，有转旁音的，有只取字形而转的。它们有五种：第一，因义转注，如“恶”本是善恶的恶，因为它表示可恶，所以转为憎恶的恶（去声）。“齐”本是齐一的齐，因为表示整齐，所以像“斋”（齐同），转为齐庄的齐，这一类叫因义转注。第二，无义转注，如“荷”本是莲荷的荷，转为负荷的荷（去声）；“雅”本是乌雅的雅（与鸦同），转为风雅的雅（上声），这一类叫无义转注。第三，因转而再转，如“长”本是长短的长，因为长就是万物没有先于它，所以转为长幼的长（上声）；长就是有余，所以又转为长物的长（去声）。“行”本是行止的行，因为行就会留下踪迹，所以转为德行的行（去声）；行又有次序，所以再转为行列的行（音杭）；“人”为行行的行（即《论语》“子路行行如也”的行，音桁），就是这一类。这三种称为“托生”。又有两种用法：一是双音并且意义相同，但不属于转注的，如“朋”字【去声，古“鳯”字。《说文》说“鳯”飞翔时群鸟跟随它，所以借来作为朋党之“朋”】；“皇朋”的“朋”就是“鹍朋”的“朋”【平声】，都是取其飞行的形状。又如“杷枋”【“柄”字同义】的“杷”，读“补讶切”【音霸，去声】，是收麦的器具；读“白加切”【音爬，平声】时，又是树木名称【就是“枇杷”的“杷”】；乐器“枇杷”【《释名》说本来都从木，俗字写作“琵琶”】，都可以从“木”来确定意义，从“巴”来谐声，这就是这一类。这叫“反生”。又有兼用的：借字并且转注的，如“来”本是“来牟”的“来”，既借作往来之“来”，又转作劳来之“来”【去声】；“风”本是“风虫”的“风”，既借作吹嘘之“风”，又转作讽刺之“风”【去声】，这就是这一类。又有方音、叶音而不属于转注的，如“联缀”的“缀”，读“陟卫切”，南方人则读“株列切”；兄弟之“兄”，读“呼庸切”，东吴人则读“呼荣切”。“上下”的“下”，按华夏音读，在“语”韵中押韵时，读音如“户”。“明谅”的“明”，按姓名之“明”读，在“阳”韵中押韵时，读音如“芒”。凡属这一类，不能全部记载。至于“衰”有四种读音，“齐”有五种读音，“不”有六种读音，“从”有七种读音，“差”有八种读音，“射”有九种读音，“辟”有十一种读音之类，有的以意义为主，有的没有意义上的区别。然而转声而没有意义区别的情况很多。学者可以由此引申，触类旁通。自许叔重以来，把意义相同而互相承接的字，考定“考”“老”二字为转注。康成据此解释经书，夹漈据此写成《略》，于是反而失去了转注的根本原则。如今“老”字，从“人”、从“毛”、从“匕”，是人的毛发变化而变白便称为老，这是会意字。“考”就是老，所以从“老”的省体。以“丂”来确定意义的是谐声字，起初并不是把“老”字转变成“考”字。又如“耆、耇、▯、▯、孝、耋”六字，都从“老”的省体取意，从“防句勿占至”取声【原文此处字样疑有讹误】。“孝”则是从子承继父道而构成的会意字。如今夹漈把它们收入转注篇，可以吗？臣等谨按：赵古则所依据的张有“转声”之说，本来就不是转注的根本原则。即使按转声来讲，如“负何”的“何”字，《说文》作“何”，训为担负之意，本读平声；借作“谁何”的“何”后，才把它说成“莲荷”的转声。“行”读如“杭”，是古音，却把它说成转音；“下”读如“户”，“明”读如“芒”，也都是古音，却把它们说成转音；“缀”字的叶音读入屑韵，本是正音，却把它说成叶音；南方的读音中，兄字读入庚韵，也同样是正音。至于有人把它读作“匈”，那是近代俗音，字书都不收。反而把读庚韵的说成东吴音，都是主观臆说。至于“考老”的说法，最接近古义。赵氏想为自己的说法辩护，所以跟着诋毁它，也不能作为依据，详细内容见后文。王应电说：“声音出自上天，有时有余，有时不足。声音有余时，同一个意义可以各自形成不同读音，不能每种声音都为它制定一个字；同一个字转为几种读音，所以叫作转注。” 杨慎说：郑渔仲《六书略》论述假借，极有启发；至于解释转注的意义，却错得相差千里。推究转注的意义，最难明白。《周礼》注说：‘一个字有多个意义，辗转加以注释，然后才能通晓。’后人不能理解这句话，于是把改变这里而成为那里当作转注。许慎说：‘转注，以考、老为例。’毛晃说：‘考、老二字各自构成文字，并不是把考反过来变成老。’王柏《正始之音》也认为以“考老”为转注的解释不对。萧楚说：‘一个字转变它的声调来读，叫作转注。’程端礼说：‘假借是借用声音，转注是转变声音，都符合《周礼》注中“辗转注释”的说法，可以纠正把“考老”作为转注的错误。’又《易》疏说：‘贲有七种读音，意义各不相同，应触类旁通。衰有四种读音，齐有五种读音，从有七种读音，差有八种读音，敦有七种读音，辟有十一种读音，都是转注的极致。’ 臣等谨按：把一个字有多个意义当作转注，这种说法起于宋代张有和毛晃，并不见于《周礼》注。毛晃的说法是：《周礼》所说的六书，转注是一个字有多个意义，辗转注释然后才能通晓。后世不能理解他的说法，于是把改变这里而成为那里当作转注，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大概毛晃只是这样申述自己的议论。杨慎采用他的说法，却没有考察原文的意义，于是径直说这是《周礼》注中的话，错误就很严重了。朱谋防说：“转注因谐声而扩大读音；南北方声音不同，平声、仄声的读法也不同。‘谟’转为‘慕、莫’之类。” 张位说：转注是一个字有多个意义，辗转加以注释，就可以通用。例如“长久”的“长”字，长就是万物没有什么能排在它前面，所以又是长官之“长”；长就是有余，所以又是长物之“长”。又如“行止”的“行”字，行就会留下踪迹，所以又是德行之“行”；行又有次序，所以又是周行之“行”。又如“数目”的“数”字，有数目就可以计数，所以是“数往”的“数”；有数目就显得稠密，所以又是“疏数”的“数”。“数”又读促音，“数罟”也就是细密的网。还有本来依据它的意义，只是转变读音来使用的，如把女子嫁给别人，称为“妻”这一类。

译吴元满说：假借不足以表达意义，所以转变读音来推演意义。由于形、事、意、声四种构成因素辗转变化，以声音加以注释而用于表达其他意义，所以叫作转注。转注有转声而注释别义，有转声而只取叶韵，有转本音而注释别义，有转别音而注释别义，有别音而注释意义，有别音而取叶韵，有转变之后再次转变，有双声并转，有因转注而再次假借。其正生有四种：一是转声注义，二是转声叶韵，三是本音注义，四是转音注义。其变生有四种：一是别音注意，二是别音叶韵，三是转而复转，四是双声并转。其兼生有一种：因转复转。臣等谨按：自赵古则以下，各家的说法虽然详略不同，但取义是一致的，都把转变读音的情况当作转注。赵宧光说：转注是声音和意义共同发挥作用。取这个字，依据它的读音，再用另一个字来注释它，意义才显明。例如“丂”字，形状像气难以上出的样子，而老年人哽咽噎塞也类似这种情况。于是取“老”字，省去它的下部，用来注释“丂”字，意义才完整。又说：转注的体例，大体属于形声【即谐声】；转注是同声，形声是异声，这是二书的区别。它们创制方法的起初，完全没有混杂。但只要不脱离所引用的材料，考、老二字的根本含义就是如此，就没有违背古人。又说：同声的是转注，如“考”与“丂”同声之类；转声的是谐声，如“耇”谐“句”、“▯”谐“占”之类；没有声符关系的是会意，如“孝”从“老”与“子”，“耆”从“老”，以及“防”字之类。臣等谨按：赵宧光的说法，把谐声字中同声的归为转注，把异声的归为谐声，这又与各位儒者不同。他关于“考、老”属于转注的论述是对的；他关于“耇、▯”属于谐声的论述却不对。即使依照赵氏的说法，说“耇”字谐“句”，“▯”字谐“占”，如今考察《说文》：“耇”字训为老人脸上受冻，像污垢一样，从“老”的省体，“句”声。可见“耇”字的“句”，是从“坸”【“垢”字也作“坸”】省略而来，本来与“耇”同声。《说文》说“▯”字训为老人脸上像“防”字，从“老”的省体，“占”声。可见“▯”字的“占”，是从“防”省略而来，本来与“▯”同声，都不是转声。又《说文》训“耆”为老，从“老”的省体，“防”声；这说明“防”与“耆”只是平声、上声相通，也不能说不是声符关系，这些说法都不能作为依据。又说：所谓“注”，就是转而显示意旨和知识。同样呼读而用途不同，不能让意义混淆；依附字形加以解释，可以使繁复的体制归于简约。这大概就是《尔雅》开始训释、《传疏》开始奠基的情况吧？事物一杂，文字就会增赘。臣等谨按：六书之中，只有转注的意义，自古以来各家说法完全不一致，大约有几种。自许慎把“考、老”作为转注，却没有详细说明它的意义。卫恒说“考、老”，是以“老”作为“耈”与“考”。徐锴说“□、耆、耋”也都是老，所以用“老”字来注释它们，从“老”取得意义，辗转相传相注；这些说法都遵循许慎的观点，而“□、耆、耋”等字，只是从“考、老”二字推广出来的。贾公彦也主张“考、老”之说，并增加一句说“左右相注，所以叫转注”。后人因为“左右相注”这句话，于是专门从字形上寻求转注。裴务齐《切韵序》认为“考”字左边回转，“老”字右边回转，这是关于转注的一种说法。然而《说文》在“考”字下说它从“丂”，音“攷”，也作“巧”；“老”字下说它从“匕”，音“化”，本来各有取义。因此徐锴把左回右转说视为俗说，郭忠恕把左回右转说视为鄙野之言，毛晃说“考、老”字下各自成文，并不是把“考”反转为“老”。可见左右转形的说法，虽然看似遵循《说文》，实际上已经违背《说文》的本义，实在不能作为定论。至于赵古则等人因此诋毁《说文》把“考、老”作为转注的说法，其实并不是许慎的错误。又有人把转注解释为训诂，认为《说文》在“考”字下训为“老”，在“老”字下训为“考”，因为二字意义相同而互相注释，所以称为转注，这又是一种说法。把“注”理解为注释之“注”，似乎与《说文》的原始训释相合；然而六书各有本位，必定先有六书，之后才有训诂随之产生。因此，六书是母，训诂是子。凡六书都应当有训诂，难道只有转注一种是这样吗？如今却用后来产生的训诂去配合五书的本位，在意义上已经不妥。何况“考”训为“老”，“老”训为“考”，是许慎的文字，所以书名叫《说文解字》；而六书在周初已经有了确定名称，也不能把汉儒的笺释当作造字的根本原则。再考察《说文》的话：“建立类属，以一字为部首，同意的字相互承接。”这本来是说部首相同的字。现在如果按照“考、老”互训的例子推演，例如“福”字训为“祜”，“祜”字训为“福”，那么凡是“禄”“祉”等与“福”意义相同的字，也都用“福”来训释；“咽”字训为“嗌”，“嗌”字训为“咽”，那么凡是“喉”“哙”等与“咽”意义相同的字，也都用“咽”来训释；“遇”字训为“逢”，“逢”字训为“遇”，那么凡是“遭”“遘”等与“遇”意义相同的字，也都用“遇”来训释；“忧”字训为“愁”，“愁”字训为“忧”，那么凡是“怲”“惔”等与“忧”意义相同的字，也都用“忧”来训释。像这一类，都可以用来推广阐明“同意相受”的说法。至于“逾越”互相训释，“待竢”互相训释，“问讯”互相训释，“谨慎”互相训释，“明照”互相训释，“始初”互相训释，难道又不是意义相同吗？然而它们部首不同、字类各异，与《说文》所谓“建立类属，以一字为部首”的话终究格格不入，难以贯通。不采用“考、老”之说的，如张有、赵古则、王应电等家，论转注只以字音为主，所以认为是辗转改变声音，注释为另一个字的用法。其大意是：一个字同声而意义不同的叫假借，一个字转声而意义不同的就叫转注。杨慎作《转注古音略》，极力论述转注是文字的变化，并推及双音、叶音，还直接指出郑氏之说的错误；他的论述似乎很有辨析。

译然而，转声的说法，就是《说文》所谓“令、长”的情况，已经包含在假借之中；如今却把假借的意义移来作为转注的意义，明显与《说文》相违，也不恰当。杨桓、刘泰论转注，又兼重字义，所以认为由两个、三个、四个文字辗转相注而组成一个字，使人推求后自己明白它的意义。然而合并文字构成字的意义，就是郑樵所谓“三体会意”、赵古则所谓“三四五体会意”，却把它当作转注，那么会意又应当置于何处呢？至于赵宧光撰写《说文长笺》，专门遵从《说文》以“考、老”为转注的说法，又超出各家所论之外。他论转注，自认为能够守住汉代的义旨，所说接近正确；只是把谐声中不转声的字归为转注，还不完全合适。比如“□、耆、耋”三字与“考、老”二字都作为转注，卫恒等人已经说过。如果依照赵氏的说法，把同声的归为转注，把转声的归为谐声，那么“考”字【“丂”与“考”同声】就是转注，而“□、耆、耋”【“□”与“□”、“防”与“□”、“至”与“耆”均为转声】就都属于谐声，不能作为转注。难道唐代以前相传的说法果真全都错了吗？而且，转注与谐声的区别，本来不在于是否转声。如果把谐声中同声的都归为转注，那么“江、河”这一类【“工”与“江”、“可”与“河”都是转声】就是谐声，而“潇、湘”这一类【“萧”与“潇”、“相”与“湘”都是同声】反而要成为转注了，这难道说得通吗？这些说法，有的认为左右构成文字，因而专门着眼于字形；有的认为彼此互相训释，因而专门着眼于字义；有的把假借中的转声归为转注，已经与假借混淆；有的把会意中的合体归为转注，已经与会意混淆；有的把谐声中不转声的归为转注，又与谐声混淆，都不符合转注的根本原则。但这只是后人立论出现的分歧，终究不能归咎于《说文》。至于《说文》关于“考、老”的说法，是最古的义理。晋、唐各位儒者都宗奉遵守，没有其他异说。那么，要确定转注的意义，仍应当依据《说文》“建立类属，以一字为部首，同意的字相互承接”这两句话来求解。转注接近会意，却又不同于会意。转注是把这个字与那个字合起来，却不离开原来的意义。例如把“老”【凡字首从“耂”的字都在老部，《说文》称为“老”的省体】与“丂”合成“考”，而“考”字仍然保有“老”字的意义；把“老”与“▯”【音“畴”】合成“□”，而“□”字仍然保有“老”字的意义。会意则是把这个字与那个字合起来后，各自的意义都不再保留。例如把“止”与“戈”合成“武”，而“武”字已经不是“止”字的意义；把“人”与“言”合成“信”，而“信”字已经不是“人”字的意义。这就是转注与会意的区别。转注又接近谐声，却不同于谐声。转注是彼此本来就意义相同。例如“丂”字有气息受阻的形象，老年人哽咽噎塞与之相似，所以把“老”与它合成“考”；“▯”字有弯曲的形象，老年人弯腰曲背与之相似，所以把“老”与它合成“□”。谐声则是一字主意义，另一字主声音。例如把“水”与“工”合成“江”，“工”字本来没有水的意义，只取其声音；把“水”与“可”合成“河”，“可”字本来没有水的意义，只取其声音。这就是转注与谐声的区别。这样就与《说文》“同意相受”的话完全相合，也不至于同卫恒、贾公彦、徐锴等人的说法相冲突。郑樵论转注，采用《说文》的说法而分为四类：一是建类主义，二是建类主声，三是互体别声，四是互体别义。前两类大致依据“建立类属，以一字为部首”立论，举老部、履部、防部、□部【音“蔑”，“瞢”字从此】、尣部【音“汪”，“□”字从此】以及▯部【“纱”，“□防”字从此】等字为例。然而其中也混入了一些谐声字。至于“弌、弍、弎”，是“一、二、三”三个字的异体；“鳯”是象形字，“凰”是“皇”字的俗体；“粜”字从“防”【音“眺”】得声，而“籴”字从“入”得声；“圅”【音“含】字从“弓”【音“颔”】得声，而“□”【音“合”】字从“合”得声；“虒”【音“斯”】字从“▯”【音“曵”】得声，而“□”【音“扁”】字从“扁”得声。这些都可以称为谐声，却不能称为转注。后两类大致依据左右互相注释立论：一个字有两种形体，有的左右回转，有的上下回转，各自都有意义，便称为转注。这与裴务齐等各家的说法相近，而且意义较为圆满。虽然后世儒者也有人批评它，但就郑樵所列举的内容而言，也自有条理，确实足以作为关于转注的一种说法。《钦定续通志》卷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