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译学校 唐玄宗开元五年，诏令各州乡贡进士应当引领他们到国子监拜谒先师，由学官为他们开讲，并令有关部门优厚地供给饮食。天宝十二载，诏令天下举人都必须补为国子学生，然后才准许参加科举。到天宝以后，学校更加废弛，学生流散。代宗永泰年间，虽然广泛设置监生，但学馆没有确定的员额。宪宗元和年间才开始确定学生名额：西京国子馆官学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馆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馆、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馆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三人【按：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疏》说，国家典章制度尊崇学校，近来竞相追逐名利的风气还没有恢复本原，以致公卿子弟以到太学求学为耻，工商杂流反而有人进入上等学校。如今请求国子监一律依照《六典》办理；如果有具备资荫而不补为学生却参加科举的，请礼部不予收试。又据李绛《请崇国学疏》说，如今天下遇到圣明之主，万人倾耳仰望圣化，但儒学硕士离散，国学毁废，学生没有击鼓入学的志向，博士有倚席而坐的讥讽。希望陛下施展超越时代的资质，发布振兴风俗的诏令，重新崇重太学，重用延请硕儒，使先王之道日益兴盛，太学的教化日益推行，以辅助圣教、助成皇风。这样看来，至德以后学校全都废弛，到元和年间才恢复】。武宗会昌五年，规定公卿百官子弟以及京畿内士人、寄居京城而修习明经和进士业的人，都登记隶属于太学。外州寄居的土人，也都登记隶属于所在地的官学。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三年正月，中书门下奏说：祭酒的资历，自古以来都受到重视；到了近代却不重视这一官职，何况当今圣朝正勤于处理各项政务，更须弘扬雅正之道，以振兴当时风俗。希望令一名宰臣兼任判国子祭酒。敕令宰臣崔协兼判国子祭酒。这一年，崔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设置监生二百名，等到解送之日，至十月人数满额为止。又请向各道、州、府颁下命令，各自设置州学；如有乡里中完全熟悉文才品行、可以荐举的人，记录其实际情况，上报监司，然后才准许解送。又请每年在二百人的名额内，不论时节，凡投名者先令学官考校其学业深浅，然后再议定收录补入的姓名。敕令依此办理。宋仁宗庆历二年，国子监奏请：从今以后，试补学生须听读五百日，才允许参加发解；已经取得国学文解、在省试中落第的，允许听读一百日，再申请发解。又因国子监除七品以上官员子孙可以召保官员试补外，八品以下至庶人的子弟按例不收补；因此每逢科场，常有人冒称品官子孙，难以详细辨别。请仿照唐制，建立四门学，招收八品以下至庶人的子弟补为学生。从今以后每年补试一次，派学官考校，录取文理稍通者，具名奏闻，发给文书收补。其中不合格的，暂且仍依旧听读，下一次再参加考试；如果三次考试都不中，不在试补范围之内。皇帝同意了。神宗熙宁四年，侍御史邓绾说：“国家太平安治一百多年，虽然有国子监，却只能容纳祭祀先圣和供给斋厨，根本没有地方容纳学生。至于太学，也从未营建。请把锡庆院改为太学，仍修建武成王庙作为右学，以仿拟三王四代的胶、庠、序、学，形成东西左右的制度。”于是诏令把锡庆院以及朝集院西廊全部用来修建四所讲书堂、学生斋舍和主管事务官员的值舍，略具规模。除主判官外，增加直讲，合计十名官员，每两人共同讲授一部经书。委托中书选拔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再升为内舍，又升为上舍。上舍定员一百人，内舍二百人，外舍不限员额。学生各自按照所学经书接受讲官教授，每月考试科举学业，把优等成绩上报中书；正录、学谕以上的官员由上舍生担任。元丰二年颁布学令，太学设置八十斋，每斋容纳二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每月举行一次私试，每年举行一次公试。考试采用弥封、誊录制度，如同贡举法。公试时，外舍生考入第一等、第二等的，参照他们所登记的品行和学业，升入内舍。内舍考试进入优、平两等的，参照品行和学业，升入上舍。上舍分三等：全为优等的为上等，一优一平的为中等，全为平等或一优一否的为下等。上等授予官职，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发解。徽宗崇宁元年，命将作少监李诫在城南门外营建外学，这就是辟雍【按：唐代多次讲论辟雍制度，最终都没有实行。宋代崇宁年间实行一次便废止，也只是循名而为。因此历代专重国学，不设置辟雍】。高宗南渡，建炎初年，诏令就在驻跸之地设置国子监，设置博士二人，以随驾士人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十三年才开始建立太学，设置祭酒等官，三舍各有员额，重新修订旧法，比元丰时期更加详细严密。又制定制度：太学上舍生已经累次考核为优，又在舍试中考入优等的，到化源堂释褐，按例补授承事郎。太学正、录郑鉴曾由此选拔，不到四年就任著作郎，补任郡职。后来刘尧叟又因释褐授任国子正。当时王中行为兵部尚书，上奏确定，如今两次考为优等而释褐，初授京秩便授为学官，恩典过于优厚，事情也不合适，请先授外任。当时张商卿也说，如今中舍、上舍生担任学官，不几年便可以任监司；他们平素并不熟悉政事，怎么能保证不出差错？请先注授职官。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光宗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求实行混补，以招徕更多士人，诏令两省、台谏官议论可否。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联合上奏说：崇宁年间创行三舍法，确实取得了党、庠、遂、序的遗意；一时之间，学生大致知道约束检点，不是穿戴冠带便不敢走在道路上，遇到乡里的长者和学校中的官员，就收敛容色避让，风俗确实很美。但它的弊病在于专门学习经义，推崇老庄，废弃《春秋》，断绝史学，又废除科举，使寒俊之士没有其他进取途径。炎祚中兴，才开始在行都建立太学，在各郡实行贡举；然而奔走竞争的风气压倒了忠信的习俗，连微末的季考、月书也全成了具文。我们远考古制，近量时宜，认为应当重视教官的选拔，仍借助守贰的权力，仿照三舍法培养人才，凭借大比选取士人，考核终场的数目，确定贡士名额，约定次年在太学考试。这样或许能使士人修养实际品行，不从事虚文，逐渐恢复淳厚风俗，仰望辅助大化，既有三舍法的好处而没有三舍法的弊害。

译至于各州教养学生、考核试验、升迁贡举的办法，仍令有关部门条列上奏。于是倪思的奏议最终没有实行。宁宗庆元二年，因为国子学生员中伪冒和滥充的很多，制定制度：从今以后，职事官的期亲以及厘务官的子孙，才可以参加试补。凡监学生都发给绫牒；如果在外告谒，遇到科举时就在漕司参加考试。辽太祖时，上京设置国子监，后来又在南京设置太学，东京、西京也都设置学校。圣宗统和九年八月，因为南京太学生员逐渐增多，特赐水硙庄一处。道宗清宁五年，诏令设置学校、培养士人，颁发经书以及传、疏，设置博士、助教各一人。清宁六年，中京也设置国子监。金海陵天德三年，开始设置国子监，确定制度：词赋、经义学生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属、各位功臣以及三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年满十五岁以上者入学，未满十五岁者入小学。世宗大定六年，开始设置太学，起初培养士人一百六十人。后来确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一百五十人，曾经得到府荐以及参加终场考试的人二百五十人，共四百人。府学也在大定十六年设置。共设十处，共一千人。起初以曾参加廷试者、皇家袒免以上亲属以及获得府州荐举的举人为生员。后来增加州学，于是又把五品以上官员中曾任随朝六品官者的兄弟、子孙列入。其他官员的兄弟、子孙，经府荐者，与本境举人一同考试，取中者补入学生，名额为举人额数的三分之一。阙里孔庙、宅第的子孙，年满十三岁以上，人数不限；经府荐举以及考至终场而免试者，不得超过二十人。凡考补学生进入太学，由礼部主持；州府学校则由提举学校官主持。曾获府荐或参加终场考试的举人都免试。学生每三日作策论一篇，另每三日作赋、诗各一篇。三月举行私试：季月初先试赋，隔一日再试策论；选中的前五名上报礼部。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任贡生而想就诸局承应的，学官考试其是否粗通大小经，合格者听其应试。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请求兴办学校、推行三舍法。户部尚书邓俨等认为，三舍法起于宋熙宁年间，但这种制度多有凭借势力、崇尚奔走请托的弊端，所以宋代屡次兴办又屡次废止。宋代两学有五千人，如今以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而太学所养只有一百六十人。外地京府有的达到十人，全国现在也达到一千人。如果今后每州设学，专门任命教授，并且每月增加考试；每次乡举取中人数多的，就奖赏学官。每月考试按成绩分为三等登记；一年中多次列入上等的，就优先免除差役。不能遵守教令、行为恶劣的，就罢黜。这样或许是获得人才的办法。后来又规定，京府十七处在一千人之外，增设节镇、防御、刺史州学校六十处，再增加供养一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取参加五次考试并考至终场者，或年满五十岁以上的进士担任教授。府学二十四处，共九百零五名学生；节镇学三十九处，共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处，共二百三十五人，共一千八百人。章宗太和元年，重新制定赡养学校、培养士人的制度。国子生给民户佃种官田一百八亩，由主管官府掌握数额。女真学方面，自大定四年把女真大小字翻译的《尚书》颁行以后，便从明安、穆昆中选择良家子弟作为学生，各路达到三千人。大定九年，选取其中最为俊秀的学生一百人送到京师，由编修官温特赫德木达教授他们。大定十三年，以策、诗考试取士，开始设置女真国子学。各路设置女真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五人〕 设置府州学二十二处：中都、上京、和啰噶、率宾、海兰、扶余、博索、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凡招取国子学生、府学生的制度，都与词赋、经义生相同。又规定，每个穆昆取二人；如果是宗室，每二十户中没有愿意入学的人，就选取有财力的家族子弟，年龄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充任学生。凡每三日考课一次，作策论一篇；每季最后一月举行私试，制度同汉生。大定二十九年下诏，京、府、镇、州各学，分别由女真、汉人进士中的长官和副长官管理其事务。元代有蒙古国子学、蒙古字学、回回国子监【考按：历代国子监都是特别设置的官署，不隶属于其他机构；元代蒙古国子监隶属蒙古翰林院，国子监隶属集贤院，都与历代制度不同】但这些都是世祖至元以后设置的，只有国子学在太宗六年就已设置。蒙古国子学到至元八年才在京师设置，教授随朝蒙古、汉人百官以及集赛台官员中选取的子弟和俊秀者入学，但当时还没有规定名额。把《通鉴节要》译写成蒙古语来教授他们。等学生学习取得成效后，出题考试，根据他们回答是否通达，酌情授予官职。成宗大德十年，增加学生的廪膳名额，把原来的三十名增加到六十名。仁宗延祐以后，入学者不下二三百人；想增加廪饩，于是减去允许庶民子弟陪堂学习的规定。蒙古字学在至元六年由中书省制定学制并颁行，命各路、府官员的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其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意充任生徒的，免除本人一身杂役。把译写的《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使他们学习。大德五年，又规定学生人数：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成宗元贞元年，命有关官府划拨土地，给各路蒙古字学生供应廪饩。学正等职，从上至国学、下至州县，选取学生中的高等生，再由翰林院考试；凡学官、译史，都从中选取充任。回回国子监方面，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尚书省大臣说：伊斯提斐文字应当用于政务。如今翰林院的伊普迪哈鲁▯能够通晓这种文字，请求授予他学士职衔。

译凡公卿大夫和富民的子弟，都依照汉人入学的制度，每天学习。皇帝批准了这份奏议，于是设置回回国子监。到仁宗延祐元年，设置监官；因为这种文字便于关防，就命令依照旧制办理。泰定初年，近来公卿大夫的子弟以及普通百姓子弟入学者很多，学官和学生有五十多人，另有助教一人，都供给廪膳，设置在国都。各官府所设置的译史，都从本学选取充任。国子监的设置最早，始于太宗六年，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的子弟十一人入学：年长的四人跟随许衡学习，童子七人跟随王恂学习。后来又制定国子学制度，设置博士，全面掌管学校事务，分别教授三斋学生，讲授经书，纠正读音和训诂；对上严格掌握教导方法，对下考察学习功课。又设置助教，共同掌管学校事务，但专门负责一斋。正录申明规章制度，督促学习功课。凡读书，助教亲自教授句读、音训，正录陪读，依次传授学习。至于功课中的对属、诗章、经解、史评，由博士出题，学生起草，先呈给助教；博士审定后，才抄录附入课簿，作为考核依据。学生人数定为二百人，先命一百人及陪读二十人入学。这一百人中，蒙古人占一半，色目人和汉人占一半。许衡又撰写《诸生入学杂仪》和日常事务的条例。至元七年，命八十名学生入学，使之永久作为定制遵行。成宗大德八年，开始规定国子生中蒙古、色目、汉人三年各贡一人。大德十年，又规定国子学蒙古、色目、汉人学生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武宗至大四年，制定国子学考试贡举法：蒙古人授宫六品，色目人授正七品，汉人授从七品。仁宗延祐二年，增加学生一百人、陪堂生二十人，采用集贤学士赵孟頫、礼部尚书元明善等人所议定的国子学贡试办法：一是升斋等第。六斋东西相向，每斋人数不等；每季考查所学习的经书功课以及是否违反规矩，依次递升。二是私试规矩。本学中有实际学习经历、坐斋满两年以上的，准许参加考试；满三年以上的，准许充任贡举。汉人私试，孟月考经疑一道，仲月考经义一道，季月考策问、表、章、诏、诰科各一道。蒙古、色目人，孟月、仲月各考明经一道，季月考策问一道。词理都优秀的列为上等，计一分；义理优秀而文辞平常的列为中等，计半分。每年总计当年的积分，达到八分以上的，升为高等，参加试贡。三是黜罚。应试学生不从事功课、违反规矩的，由学正、正录纠察举发。延祐八年规定岁贡名额：充任部令史的四人，充任路教授的四人。又命学生每逢大比选士，都与天下士子一同在礼部考试，在殿廷策试，又增加到列入备榜并加以选择。各行省的学校，自太祖平定中原开始，就商议建立学校、设置科举取士。世祖中统二年，才开始命令设置各路学校官。凡努力进修的学生，都严格加以训诲，务必使他们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各路都建立学校。二十三年，皇帝在德兴府行宫，下诏把江南学校原有的学田恢复发还，用来供养学生。二十八年，命江南各路学校及各县学校内设置小学，选取老成之士教授。其他先儒教化所及之地、名贤经过之处，以及好事之家捐出钱粮供养学校的，也都设立为书院。凡由朝廷任命的儒学教师，称为教授，设置于路、府、上州、中州；由礼部、行省、宣慰司任命的，称为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设置于路、州、县和书院。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人；散府、上州、中州设教授一人；下州设学正一人；县设教谕一人；书院设山长一人。中原州县的学正、山长、学录、教谕，都由礼部发给任身凭证；各省所属州县的学正、山长、学录、教谕，都由行省及宣慰司发给札付。路、府、州书院都设置直学，掌管钱粮；由郡守和宪府官员考试补任直学，任期考核期满后，再考试其所学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凡正、山长、学录、教谕，有的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举荐充任，多使用科举落第举人，有人荐举的也参照任用。京学、州县学以及书院的学生，凡在此学习的，都由守令举荐，由台宪考核；有的任用为教官，有的选为属吏，制度并不一致【考按：元代学校官员名目最多，有学正、山长、学录、教谕、教授等职，又特意设置书院教授学生。设置山长一职，专门负责书院事务，也是前代没有的制度】明代的学校有两类：国学和府、州、县学。府、州、县学的学生进入国学后，才可以取得官职。进入国学的学生统称监生。举人称举监，生员称贡监，品官子弟称荫监，捐资取得资格的称例监。贡监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荫监分为官生、恩生。太祖洪武元年，命品官子弟以及民间俊秀、通晓文义者，一律充任学生。选取国琦、王璞等十多人，侍奉太子在宫禁中读书。他们入谨身殿应对，仪态明秀，应答周详文雅，太祖很高兴，于是厚加赏赐。天下平定后，下诏选取府、州、县学校的学生进入国子学；又选取年轻举人赵唯一等以及贡生董防等入学读书，赐给衣服、帐幕，命令他们先到各官司学习吏事，称为历事。监生中选取特别聪敏的李扩等人，进入文华堂、武英堂讲书，称为小秀才。对才学优异、聪明伟俊的人，让他们广泛通读群书，讲明道德、经世济民之学，以期待大用，称为老秀才。设置国子监，设祭酒以下各职，分设六堂供学生居住，广设号房安置学生，供给廪饩，赏赐布帛。

译其教学方法是：祭酒、司业坐在堂上，属官从监丞以下依次站立。学生行礼完毕后，询问经史，拱手站立听候教令。防讲、复讲、背书、轮流考课作为常规。天下按察司选取年龄二十岁以上、端庄秀美而忠厚稳重的生员，送入国子监。后来又设为定例：府、州、县学每年贡生员一人，由翰林院考试经书义各一道、判语一道，考试合格者进入国子监。成祖永乐元年，开始设置北京国子监。永乐十八年迁都，于是把京师国子监改为南京国子监，太学生遂分为南监、北监。太祖认为武臣子弟只学习武事，很少知道求学，于是命大都督府选送他们进入国学。此后勋臣子弟多进入国子监读书。凡公、侯、伯中未曾任职、年龄三十岁以下者，送入国子监读书；不久又命已经任职者也送入国子监。六堂学生有积分制度：孟月考本经义一道，仲月考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考经史策一道、判语二条。每次考试文理都优秀的给一分，义理优秀而文辞较差的给半分。累计八分者为合格，授予出身；如果有才学特别优异的，奏请皇帝裁决。洪武二十六年，全部提拔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任为行省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参政、参议、副使、签事等官；一旦受到重用、成为四方大吏的，不可胜数。李鑛等人从文华堂、武英堂被提拔为御史，改任给事中；台谏官的选任也有出自太学的。其余按常规调任的，才任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当时监生与荐举人才混合任用者很多，所以那时布列于朝廷内外的太学生最为兴盛。传了两代以后，进士的地位日益重要，荐举制度于是废止，举人、贡生的地位也日益降低。虽然积分、历事仍不改变最初制度，但举人、贡生可以任府佐贰及州县正官；官、恩生可以选任部、院、府、卫、司、寺以及小京职，仍属于正途；而援例取得监生资格的，只能选任州县佐贰及府属首领官，授予京职的也只是光禄寺、上林苑等机构的职务。愿意到远方任职的，则任用为云贵、广西及各省边卫有司首领、卫学和王府教授等缺，遂成为另一条仕途。然而明代入国子监的途径很多。举人入监始于永乐年间，会试落第的举人，往往由翰林院记录其中优秀者，使其入学等待下科考试，并给与教谕的俸禄。当时会试设有副榜，大多署任教官，所以命令他们入监时也享有这种俸禄。贡生进入国子监，起初由生员中选取；后来既命令各学校每年贡一人，所以称为岁贡。其人数定例也多次更改。选贡制度规定，提学官在应贡名额之外，不分廪膳生员，一律进行考选，务必选取学业、品行都优秀的人；多次考试列为优等的，才充任贡生。荫子入监，在京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请求荫子入监，称为官生；出于特别恩典的，不限官品，称为恩生。拨历制度规定，监生凭积分取得出身后，分拨到各官司历事三个月，仍留在原处一年，再送吏部铨选。后来这一制度也多次变更。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刑法略 【臣】等谨慎考察认为：刑法是用来辅助治理国家的。刑罚用来治理已经发生的罪行，法律用来禁止尚未发生的罪行。历代刑制沿革不一。隋代以前，郑氏《刑法志》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唐代编撰律、令、格式，评论者认为它能够汇集历代刑制的成就，到现在仍没有完全改变其法制。然而武后开启告密之门，李林甫兴起钳制罗织的狱案，贞观时期的法典全都败坏了。五代天天发生争斗杀戮，政治多残酷，只有后唐明宗号称仁厚宽恕，但他所采用的制度也多依据唐制。宋初除律令格式外，还参照使用五代刑书，又设置省刑官，改定折杖的规则，用意确实深厚，立法也极为详备。然而崇宁以后，创议纷纷更改；南渡以后，规章条文尚未建立，草创的制度也逐渐毁坏废弛。辽、金、元初年多采用本国旧俗，后来才参考古法制定新律，形成一代制度的规模，并非不灿然完备。然而辽初法律崇尚严酷，除景宗、圣宗二宗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审慎权衡时宜、通达变化；到天祚帝末年，更加残忍，终于走向灭亡。金、元都崇尚宽大，而金世宗援引经义、斟酌事理，具有古代仁君听断狱讼的风范。元代至正条格的立法实在违背公允，确实不足取。明初承接元代偏纵之后，使用重刑，后来又斟酌轻重是否适宜，申明划一的法令，细微事项都载入律书。到了英宗、宪宗以后，厂卫肆意行凶，侦察窥伺的风气炽盛，而体恤慎刑的用意就很微薄了。历代法律虽然有的崇尚宽大、有的崇尚严厉，但往往在开国初期施行时效果很好，经过几代以后却逐渐衰败，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创制法律之初，斟酌增减损益，随着变化建立规范；后世因循沿袭，不明白其中用意，严厉的流为残酷苛刻，宽大的有时又达到废弛。现存文书可以作为后世借鉴。现在采集唐代以后史志、纪传，参照实录、《会要》、《通考》等书，删去繁冗，补足缺漏，订正错误，编成《续刑法略》，使阅读者有所考察。历代刑制【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唐代的刑书有四类，称为律、令、格、式。令，是规定尊卑贵贱等级、列举国家制度的文书。格，是百官各部门日常施行的事项。式，是各部门通常遵守的法式。凡国家政务，都必须依据这三类文书办理。凡有违反这些规定以及人的行为作恶、构成罪行的，一律依据律判决。律书沿用隋代旧制，共分十二篇：第一名例，第二卫禁，第三职制，第四户婚，第五厩库，第六擅兴，第七贼盗，第八斗讼，第九诈伪，第十杂律，第十一捕亡，第十二断狱。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笞刑分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杖刑分五等，从六十下到一百下；徒刑分五等，从一年到三年；流刑分三等，从一千里到二千里；死刑分二等，即绞刑、斩刑。另有议、请、减、赎、当、免等法。起初，高祖入关时约法十二条，只有杀人、抢劫盗窃、背军、叛逆处死，其余苛政全部废除。接受禅让即位后，命纳言刘文静等依据隋开皇律令斟酌增删，彻底删去大业年间施行的繁琐严酷法律，于是革除苛细条文，制定新格五十三条，颁行天下。又命仆射裴寂等重新撰定律令，数年后成书，下诏颁行天下。大体以开皇律为准。律共五百条，附列五十三条；流罪三等都增加一千里居作，三年改为二年半，二年全部改为一年，其余不变【考按：《刑法志》“二年半”下漏“二年”二字，今据《唐六典》补入】。又下诏，每年正月、五月、九月以及每月十斋日不执行刑罚。官吏收受贿赂，以及犯盗窃、欺诈、冒取府库财物罪的，都不予赦免【考按：《册府元龟》记载“不行刑诏”在正月，“不原赦诏”在二月，《刑法志》次序倒置，今改正】。太宗即位后，认为古代审断案件要在三槐九棘之下讯问，于是下诏，死罪案件由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等共同评议。三品以上官员犯公罪应流、犯私罪应徒的，都不追究本人。又下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新修订旧令。皇帝曾经查看《明堂针灸图》，看见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针灸如果刺错部位就可能造成死亡，感叹说：“鞭笞是五刑中最轻的，死亡却是人最看重的结果，怎么能因犯了最轻的刑罚反而有时导致死亡呢？”于是下诏，罪人不得鞭打后背。河内人李好德因犯妖言罪被捕入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患有狂妄昏乱之病，依法不应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奏报不实，太宗发怒，立即斩杀张蕴古。不久太宗大为后悔，于是下诏：死刑案件即使命令立即执行，也都要三次复奏。过了很久，又命令改为两日五次复奏。执行死刑当天，尚食局不得进献酒肉；教坊、太常停止教习。各州死刑案件要三次复奏，当天也只能吃素。因此，旧律规定，兄弟分居，防止相互牵连；如果被判连坐，则一同处死；祖孙则发配没入官府。皇帝认为这样还不妥，于是规定，犯谋反大逆罪的，祖孙和兄弟连坐，一律发配没入官府；以恶言犯法的，只把兄弟发配流放。房玄龄等于是与司法官司共同增删隋律，把死刑降为流刑的有九十二条，把流刑降为徒刑的有七十一条；又制定律、令，共一千五百九十条。删去武德以来的敕令三千多条，编为七百多条，作为格；又取尚书省各曹、诸寺监、十六卫的计帐，作为式。各州县都有监狱，京兆、河南的监狱负责审治京师案件。各部门犯罪及由金吾卫捕获的犯人，另有大理寺监狱收治。京师囚犯由刑部每月上奏一次，御史巡行视察。每年立春至秋分，以及大祭祀致斋、朔日望日、上弦下弦、二十四节气、下雨、夜间天未明、休假日和禁屠月，都停止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