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六十二

译文苑传 宋【六】黄庭坚　　晁补之【咏之】　　秦观 张耒　　陈师道　　李廌 刘恕　　王无咎　　蔡肇 李格非　　吕南公　　郭祥正 米芾【友仁】　　刘诜　　倪涛 李公麟　　周邦彦　　朱长文 刘弇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幼年聪敏颖悟，书读几遍就能背诵。舅父李常到他家，拿书架上的书询问他，没有不通晓的，惊叹他进步如同一日千里。考中进士，调任叶县尉。熙宁初年，参加四京学官考试，文章名列优等，任北京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留他继续任职。苏轼曾读到他的诗文，认为其超越尘俗，独立于万物之上；从此声名开始震动。任太和县知县时，以平易的方法治理。当时考核、颁发盐法，各县都争着占取多数，只有太和县不争，吏员不高兴而百姓却安定。哲宗即位，召任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过了一年，升著作佐郎【《东都事略》作“著作郎”】，加集贤校理。《神宗实录》修成后，擢升起居舍人。遭母丧，庭坚性情笃厚孝顺，母亲病了一年多，他衣不解带地侍奉；母亲去世后，在墓旁结庐守丧，因哀伤过度得病，几乎丧命。服丧期满后，授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任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年，出任宣州知州，改任鄂州知州。章惇、蔡卞及其党羽说《神宗实录》多有诬陷之辞，令从前的史官分别住在京畿各县，等待查问。他们摘出一千多条给庭坚看，说这些都没有证据。后来院中吏员考核查阅，发现全部都有依据，剩下的才三十二件。庭坚在书中写到用铁龙爪治理河道，说这简直像儿戏；到这时首先就拿这件事盘问他。他回答说：“我当时任职北都，曾亲眼见过这件事，确实只是儿戏。”凡是有人询问，他都直截了当地回答，听到的人都称赞他的刚直。于是贬为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言官还认为把他安置在好地方是违法徇私，又因亲属关系而有所嫌疑，于是再移往戎州。庭坚淡然处之，不因迁谪而介意，蜀地士人跟随他交游，他讲学从不疲倦。徽宗即位，起用为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任舒州知州。以吏部员外郎身份召回，他推辞不去，请求任一郡职，获任太平州知州，罢去主管玉龙观。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略有嫌隙；赵挺之执政后，转运判官陈举迎合其意，上奏庭坚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责它幸灾乐祸，于是庭坚又被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后，移往永州，还没有听到命令便去世。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他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在苏轼门下交游，天下称他们为四学士。庭坚在文章方面尤其擅长诗歌，蜀地、江西的学者把他与苏轼并称，所以称为“苏黄”。苏轼任侍从时，曾举荐庭坚代替自己，奏章中有“文章瑰伟，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的话，对他十分看重。起初他游览灊山、皖山的山谷寺和石牛洞，喜爱那里林泉的优美，于是自号山谷道人。晁补之，字无咎，济州钜野人，是太子少傅晁迥的五世孙、晁宗慤的曾孙。父亲晁端擅长作诗。补之聪敏强记，七岁便能写文章。王安国一见到他就认为奇异。十七岁时，跟随父亲在杭州任职。钱塘山川风物美丽，他作《七述》拜见通判苏轼。苏轼原本想作一篇赋，读到后叹道：“我可以搁笔了。”称赞他的文章博大、雄辩、俊伟，必定会显名于世；从此补之知名。考中进士，在开封府和礼部别院考试都考取第一。神宗读他的文章说：“这是深通经术的人，可以改变浮薄的风气。”调任澧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年，因太学正李清臣推荐，认为他可以任馆阁官，召试后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以秘阁校理身份通判扬州。召回后任著作佐郎。章惇执政，出任齐州知州。群盗白天抢掠街巷，补之暗中掌握了他们的姓名；一天宴请宾客时，召来属吏，把计策交给他们。酒宴还没有结束，群盗便全部被擒获，全府因此解除警备。又因修撰《神宗实录》失实获罪，降为应天府通判、亳州通判，又贬为监处州、信州酒税。徽宗即位，又以著作郎身份召回，升礼部郎中【《东都事略》作“吏部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实录检讨官。党争之论兴起后，被谏官管师仁弹劾，出任河中府知府，修建河桥以便利百姓，百姓为他画像并设祠祭祀。调任湖州、密州、果州知州，主管鸿庆宫。大观末年，脱离党籍，起用为达州知州，改任泗州知州，去世。补之才气飘逸，酷爱学习而不知疲倦，文章温润典雅而丰富，尤其精通楚辞。他评论汇集屈原、宋玉以来的辞赋歌咏，编成《变离骚》等三部书。安南用兵时，著《罪言》一篇，大意是应当选用仁厚而有勇略的官吏担任五管郡守，并修整海上各郡的武备【按《东都事略》说，补之有《鸡肋集》一百卷，《宋史》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他的从弟晁咏之。晁咏之，字之道，年少时便有非凡的才华，因父亲任官的恩荫入仕，调任扬州司法参军。当时还没有赴任，苏轼正任扬州知州，晁补之代理州中事务；咏之把自己的诗文献给苏轼，苏轼说：“有这样的才华，难道竟不让我见上一面吗？”于是咏之按照参军的礼仪入见，苏轼下堂牵着他上来，回头对座客说：“真是奇才啊。”后来又考中进士，又考取宏词科，一时之间他的文章广为传诵。任河中教授。元符末年，应诏上书论事，被罢官。过了很久，任京兆府司录事，任期届满，提点崇福宫，去世。有文集五十卷。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年少时豪迈俊逸、慷慨不羁，在徐州见到苏轼，为黄楼作赋，苏轼认为他有屈原、宋玉的才华，又把他的诗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认为清新得像鲍照、谢灵运。苏轼试着勉励他参加科举，说可以用来奉养亲人；秦观考中进士，调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苏轼以贤良方正推荐他给朝廷，授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升正字，兼任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年，因党籍获罪，出任杭州通判。御史刘拯弹劾他增删《神宗实录》，贬为监处州酒税。使者迎合上意，伺察他的过失；后来没有找到过失，便以他请假抄写佛经为罪，削夺官阶，移往郴州，接着编管横州，又移往雷州。徽宗即位，恢复宣德郎，放还；到藤州时去世。有文集四十卷。秦观长于议论文，文辞华丽而思想深沉。他的弟弟秦觌，字少章；秦觏，字少仪，也都能写文章。

译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幼年聪颖奇异，能写文章。十七岁时作《函关赋》，已经传诵人口。到陈地游学，学官苏辙喜爱他，因此得以跟随苏轼交游。苏轼称赞他的文章浩瀚而冲淡，有一唱三叹的声韵。二十岁考中进士，历任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朝任太学录，范纯仁以馆阁之才推荐他，考试后任秘书省正字，屡次升任著作郎、史馆检讨，擢升起居舍人。绍圣初年，请求外任郡职，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润州知州。因党籍获罪，移任宣州，贬为监黄州酒税，又移任复州。徽宗即位，起用为黄州通判，任兖州知州。召任太常少卿，仅几个月便出任颍州知州，又调任汝州。崇宁初年，再次因党籍获罪，削去官职，主管明道宫。起初，张耒在颍州时，听说苏轼去世，便举哀服丧；言官以此弹劾他，于是贬为房州别驾，安置在黄州。五年后获得自由行动，居住在陈州。张耒尤其擅长骚辞。当时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相继去世，只有张耒还在，前来向他求学的士人很多。他教人作文以明理为主，曾作论说：“自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论述，大体都是要把文章作为寄托道理的工具。” 所以学习作文的根本，首先急于明白道理。如果只知道文章而不致力于道理，想求文章写得工巧，世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比如把江、河、淮、海的水引出来，让它顺着水道流行，浩浩荡荡，日夜不停，冲击砥柱山，冲破吕梁山，奔流到江湖而汇入大海。水舒缓时形成细小的波纹，鼓荡时形成波涛，受到激荡便形成狂风，盛怒时便如雷霆；蛟龙、鱼、鳖喷涌出没，这就是水的奇妙变化。水刚开始流出时，难道就是这样吗？顺着水道决开它，随着所遇到的情况而产生变化。沟渠向东决口，西边就会干涸；下游充满，上游空虚。日夜激荡它，想看它产生奇异变化，那它所能达到的，不过是青蛙、蚂蟥嬉游的地方罢了。江河淮海的水，就是道理通达的文章。不刻意追求奇异，奇异自然会到来。激荡沟渠而追求水的奇异，这是对道理没有见识，却想把言语句读弄得奇异；反复咀嚼，最终也一无所得，这就是文章的鄙陋。”学者认为这是至理名言。他晚年的诗也追求平淡，仿效白居易的诗体，乐府诗则仿效张籍。长期闲置不用，家境更加贫困。郡守翟汝文想替他购买公田，他谢绝不取。任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去世后，建炎初年赠集英殿修撰。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徐州彭城人。年少时好学，刻苦用志。十六岁时，拿文章拜见曾巩，曾巩一见便认为奇异，认为他可以凭文章成名，留他在门下学习。熙宁年间，王氏经学盛行，师道内心并不赞同这种学说，于是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曾巩主持五朝史的修撰事务，可以自行选择属官，朝廷却认为以白衣身份任用他有困难。元祐初年，苏轼、傅尧俞、孙觉推荐他的文章和品行，任用他为徐州教授。又因梁焘推荐，授太学博士。言官说他曾私下到南京拜见苏轼，于是改任颍州教授；又弹劾说他的进身不是通过科举，罢官回乡。调任彭泽县令，他没有赴任。家中一向贫困，有时一连几天不能生火做饭，妻子儿女面露怨色，他也不顾。过了很久，召任秘书省正字，去世。师道高洁耿介而有操守，安于贫困而以求道为乐，对各部经书尤其精通《诗经》《礼记》。他作文精深雅正而奥妙，喜爱作诗，自称学习黄庭坚，有人认为超过了黄庭坚。但作品稍有不合心意，便立即烧掉，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他曾为黄楼作铭，曾巩说像秦代石刻。起初游学京师，一年多从未到过贵人的门下。傅尧俞想结识他，先询问秦观，秦观说：“这个人不是拿着名帖、低头变色、在公卿门下伺候的人，大概很难招致。” 傅尧俞说：“这不是我所期望的，我将亲自去见他。只是怕他不肯见我，你能替我向陈君介绍吗？”他知道陈师道贫困，便怀里带着钱，想送给他。等到前去相见，听到他的议论后更加敬畏，不敢把钱拿出来。章惇在枢密院任职，准备向朝廷推荐陈师道，也嘱托秦观把他请来，陈师道不肯。等章惇做了宰相，又托人表达意思，他始终不去。陈师道任颍州教授时，苏轼任知州，对他礼遇极高，把他视为门弟子之首，想把他列在自己的门下弟子之间；但陈师道作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的话，他的自守就是如此。他与赵挺之是朋友兼姻亲，平素却厌恶赵挺之。一次恰逢参加郊祀行礼，天气非常寒冷，他没有棉衣，妻子向赵挺之家借衣服，他不肯穿，于是因受寒得病去世。李廌，字方叔，他的先祖从郓州迁到华州。李廌六岁丧父，能够自己奋发立身。成年后以学问闻名乡里。他到黄州拜见苏轼，带着文章求得知遇。苏轼说他的笔墨纵横奔放，有飞沙走石的气势，拍着他的背说：“你的才华可以敌得过万人；再以高尚的节操辅佐它，就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你了。”李廌拜了两拜接受教诲。但他家一向贫困，三代人的遗骨还没有安葬；一天夜里，他抚着枕头流泪说：“我学习的是忠孝，可亲人还没有安葬，学习又有什么用呢？”天亮后便辞别苏轼，准备客游四方来完成安葬亲人的事情。苏轼脱下衣服资助他，又作诗来劝勉有义气的人帮助他。这样不到几年，李廌便把三代亲人的遗骨全部安葬了；随后更加闭门读书，几年后再次见到苏轼。苏轼读他的著作，叹道：“这是张耒、秦观一类的人才啊。”乡试后参加礼部考试，苏轼主持贡举，却遗漏了他，便作诗自责。吕大防叹道：“有司考试选才，竟然会错过这样的奇才吗？”苏轼与范祖禹商议说：“把奇宝丢在路边，是古人所叹息的事；我们难道能无动于衷吗？”准备共同向朝廷推荐他。不久，两人相继离开朝廷，事情没有办成。苏轼去世时，李廌哭得极其悲痛，说：“我惭愧不能为知己而死；至于侍奉老师的勤勉，岂敢以生死来作区别？”随即赶往许、汝之间，选择墓地并卜定葬兆，教他的儿子写文章祭奠苏轼，说：“皇天后土，鉴察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归万古英灵之气。”文辞奇伟壮烈，读者无不悚然。中年以后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认为颍州是人才聚集之地，于是开始定居长社。县令李佐和乡里人买宅让他居住。李廌喜欢评论古今治乱，条理通畅而曲折有致，辩说而合乎道理。在喧闹混乱、仓促急迫之间，他好像漫不经心，斜视而起，落笔如飞。元祐年间朝廷求言，他上《忠谏书》《忠厚论》，又献《兵鉴》二万言，论述西部边事。

译朝廷擒获羌族首领果庄，准备依法处置。李廌深刻论述其中的利害，认为杀掉他没有益处，希望采取宽大处理。当时人们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刘恕，字道源，筠州人。父亲刘涣，字凝之，任颍上县令时，因为刚直不能侍奉上级官员，弃官而去，定居在庐山南面。欧阳修与刘涣同年考中进士，推重他的节操，作《庐山高》诗赞美他。刘涣居住在庐山三十多年，环堵萧然，以稀粥为食，却超然自得，没有忧愁的神色，享年很高才去世。刘恕年少时聪颖明悟，书看过一遍就能背诵。十三岁时想参加制科考试，向人借来汉、唐的书，过了一个月便全部归还。他拜访丞相晏殊，晏殊拿事情询问他；他反复诘问辩难，晏殊不能回答。未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当时诏令规定，能讲解经义的人另行上报姓名，应召者只有几十人。刘恕以《春秋》《礼记》应试，先列举注疏，其次引用先儒的不同说法，最后才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共二十道题，回答都像这样。主考官认为他奇异，擢为第一。他的其他文章也列入高等，但在廷试中不合格式，于是又降到国子监考试讲经，仍考取第一，最终赐进士出身。调任钜鹿主簿、和川县令，能够揭发强横者、查获隐伏罪犯，当时的能吏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刘恕为人看重义气，重视信守诺言。郡守获罪被弹劾，属吏都因连坐下狱，唯独刘恕怜恤他们的妻子儿女，如同自己的骨肉。他专心爱好史学，从太史公所记载的史事起，到周显德末年，上下数千年间巨细之事，都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英宗命他自己选择馆阁中的优秀人才共同修撰。司马光回答说：“馆阁中擅长文学的人确实很多，但说到专精史学，臣所知道的只有刘恕一人。”于是立即召刘恕为书局僚属，遇到史事错综复杂、难以处理的，总是交给刘恕办理。刘恕对魏晋以后的史事考订异同，最为精细详尽。王安石与他素有交情，想引荐他置于三司条例司，刘恕以不熟悉钱谷事务为理由推辞，乘机说：“天子正把国家大政托付给您，应该扩大施行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应把财利放在首位。”又分条陈述所更改的法令中不合众人心意的，劝王安石恢复旧制，甚至当面指责他的过失。王安石愤怒变色，刘恕一点也不屈服，有时还在众人聚集的场合直言王安石的过失，毫不躲避，于是同王安石绝交。司马光出任永兴军知军，刘恕也因母亲年老请求任南康军监酒，获准在任所修书。司马光任西京御史台判官，刘恕请求前往拜访司马光，留了几个月才回来，途中得了风痹病，右手右脚都废了，但仍像从前一样苦心学习，稍有间暇就修书。刘恕官至秘书丞，后来去世。刘恕治学，从历法、地理、官职、族姓直到前代公府的案牍，全都搜取来考察验证。为了求书，他不惜往返数百里，亲自前往阅读并抄录，几乎忘了睡觉和吃饭。他曾和司马光游览万安山，路旁有五代诸将的碑刻，其中有些人世人不知道姓名，刘恕却能说出他们事迹的始末；回来查验旧史，果然都是真的。他著《五代十国纪年》，仿效《十六国春秋》；又采集太古以来直到周威烈王时期、《史记》和《左氏传》没有记载的史事，编成《通鉴外纪》。刘恕家里一向贫穷，却从不妄取别人一丝一毫。他从洛阳南归时正值冬天，没有御寒之物，司马光送给他衣服、袜子和旧褥子，他推辞不掉，只好勉强收下告别；走到颍地，便把这些东西全部封好退还。刘恕喜欢攻击别人的过错，常常自称平生有二十种过失、十八项短处，写文章来警戒自己，但最终也不能改掉。刘恕死后七年，《资治通鉴》完成，朝廷追记他的功劳，授予他的儿子义仲郊社齐郎之职。次子和仲有超群出众的才华，所作诗歌清新深奥而峭拔严厉，写文章仰慕石介，有侠义之气，早年去世。王无咎，字补之，建昌南城人。考中进士后，任江都、仪真主簿和天台县令，后来弃官跟随王安石学习。过了很久，又调任南康主簿；不久又弃官离去。他喜爱读书，努力学习，无论寒暑和出行服役，从不片刻放下书本。各地的求学者都归附于他。王安石执政时，王无咎到了京城，士大夫大多跟随他交游。但王无咎很少与人相合，常闭门读书，只有同王安石的言论最为投契。王安石上奏推荐他，说他守道安贫，文章和品行都很完备，诏令任命他为国子直讲。任命还未下达，他就去世了。蔡肇，字天启，润州丹阳人。能写文章，尤其擅长长歌诗。起初侍奉王安石，受到器重；后来又同苏轼交游，声誉更加显著。考中进士，历任明州司户参军、江陵推官。元祐年间，任太学正、常州通判。召入任卫尉寺丞，提举永兴路常平。徽宗初年，入朝任户部员外郎，兼修国史。言官弹劾他学术反复不定，出任两浙刑狱提举。张商英执政时，援引他为礼部员外郎，升任起居郎，授中书舍人。因为起草弹劾御史辛义的词语不够恰当，被罢免，任显谟阁待制、明州知州。言官又弹劾他非议辟雍、认为不应设立，夺去官职，提举洞霄宫。适逢赦免，恢复待制之职，退休，去世。【按《东都事略》说，蔡肇有文集三十卷，史传没有记载，谨作记录。】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他幼年聪明敏锐，当时官府正以诗赋取士，唯独李格非专心于经学，著有《礼记说》数十万字。考中进士，调任冀州司户参军，试任学官，成为郓州教授。郡守见他贫穷，想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谢绝了。入朝补任太学录，先后升任博士。因文章受到苏轼赏识，常著《洛阳名园记》，说：“洛阳的兴盛和衰败，是天下政治安定或混乱的征兆。公卿大夫在朝廷中得到高位，放纵地只顾自己的私利，却忘记天下政治的安危，难道想退下来享有这些园林就能做到吗？唐朝末年就是这样。”后来洛阳陷入金人之手，人们认为他的话说得很有先见之明。绍圣年间设局编纂元祐章奏，任命他为检讨，他不接受，违背了执政者的意旨。任广信军通判，召任校书郎，升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因列入党籍被罢官，去世。李格非写文章，气势凌厉，直向前推进，笔力没有一点停滞。他曾说：“文章不能苟且写成；内心的诚意不能显露，文章就不能写得精工。晋代能写文章的人很多，到了刘伯伦的《酒德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字字都像从肺腑中流出，于是远远超越晋代文人，正是因为他们的诚意显著。” 他的妻子王氏，是王拱辰的孙女，也擅长写文章。女儿清照，诗文尤其在当时享有声誉，嫁给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

译吕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他没有什么书不读，写文章不肯拼凑陈旧的言辞。熙宁年间，士人正推崇马融、王肃、许慎的学业，剽窃拼补、临摹仿效的风气盛行。吕南公料定自己不能追逐当时的风尚，参加一次礼部试而未被录取，便退居筑室、灌园，不再把求取功名放在心上。他更加专心著书，并且借史笔褒扬善行、贬斥恶行，于是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衮斧斋”。他曾说：“士人如果不得不发表言论，那么文章就不能写得不好。因为思想有余而文辞不足，就像吃人的辩士在诉讼中一样，内心未必不空虚，道理未必不正当，然而有时仍会屈服，只是因为没有文辞来帮助他罢了。”从书契产生以来，卓然自立的士人没有不擅长文章的。士人如果无意于建功立业，那就算了；既然有志于此，文章怎么可以把它看作卑贱的事来做呢？所以我毅然尽心思考，想同古人并列。元祐初年，朝廷设立十科荐士，中书舍人曾肇称赞他说：“读书作文，不从事俗学；安于贫困，守持道义；志向仰慕古人，可以充任师表科。”当时朝廷大臣也有很多人称许他，商议想授予他官职，但还没有来得及，他就去世了。他的著作有《灌园先生集》，流传于世。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他的母亲梦见李白后生下他，年少时便以诗歌闻名。梅尧臣见到他后感叹说：“这样的天才，真是李白再世啊！”考中进士，熙宁年间任武冈县知县、保信军节度判官。那时王安石执政，郭祥正上奏请求把天下大政专门交给王安石筹划，有不同意见的人，即使是大臣也应当屏退罢黜。神宗看了奏章很惊异。一天，他问王安石：“您认识郭祥正吗？他的才华似乎可以任用。”神宗拿出奏章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以被小臣推荐为耻，于是说郭祥正品行不好，不能任用。郭祥正听说后，便以殿中丞身份退休。不久起用为汀州通判，任端州知州，又弃官离去，隐居在县中的青山，直到去世。米芾，字元章，吴地人。因母亲曾在宣仁后藩邸侍奉，有旧恩，补任浛光尉【《东都事略》说补任校书郎】。历任雍丘县、涟水军知事，入朝任太常博士、无为军知军；又召任书画学博士，在便殿获赐对，进呈其子米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升礼部员外郎，出任淮阳军知军，去世。米芾写文章奇特险峻，不沿袭前人的旧路；尤其擅长书法绘画，笔势沉着飞动，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尤其精于临摹，达到真假难以分辨的程度。米芾精于鉴别评定，遇到古代器物、书法和绘画，就竭力求取，非得到不可。他的诗句曾被王安石摘出写在扇子上，苏轼也喜爱并称誉他。他嗜好洁净到了成癖的程度，甚至不肯同别人共用毛巾和器物。他所作所为多有奇特诡异之处。无为州治有一块巨大、形状奇丑的石头，米芾见了非常高兴，说：“这足以承受我的跪拜。”于是穿戴好衣冠向它下拜，称它为兄长。他又不能随俗俯仰，所以多次做官都很困顿。他曾奉诏仿照黄庭经小楷书写《周兴嗣千字韵语》。他的儿子友仁，字元晖，努力学习，爱好古物，也擅长书画，世人称他为“小米”。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刘诜，字应伯，福州福清人。考中进士，历任莆田主簿、庐江县知县。崇宁年间，任讲议司检讨官，升大理丞、大晟府典乐。刘诜通晓音律，曾上奏说明历代雅乐的沿革以及宋朝所制作的乐曲。他又说，《周官》记载大司乐禁止淫声和散漫之声，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放弃郑声。如今燕乐的声音失于高亢急促，曲调的歌词甚至流于鄙俗浅陋，恐怕不足以招来和气。宋朝属火德，音律崇尚征音，征调不能缺少。臣考察古制，得到一个正征调，只有陛下裁定采用。徽宗认为他说得对。后来宫中拿出两口古钟，诏令执政大臣召刘诜到都堂考验。刘诜说：“这两口钟同现在的太簇、大吕之声相协调。”命人取来大晟钟敲击，果然相应。他又说：“钟敲击后没有余韵，不如磬的声音。《诗经》所说‘依我磬声’，是说它的声音清越而稳定。”又取磬来合奏，声音更加和谐。历任宗正、鸿胪、卫尉、太常寺少卿，编纂礼制沿革，去世。刘诜居母丧时完全遵守礼制，墓旁长出两枝灵芝，人们认为是他的孝行感动所致。倪涛，字巨济，广德军人。他两三岁时就能写文章，博学而记忆力强。十五岁时参加太学考试，名列第一，于是擢为进士。调任庐陵县尉、信阳教授。入朝任太学正，屡次升任左司员外郎。朝廷商议对燕云用兵，大臣们心里都知道不可行，却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唯独倪涛指出这样做不对，并说：“景德以来，辽国遵守约定，不侵犯边境，盟誓确实还在，不能改变。天下长久太平，士兵不熟悉作战，军队储备又不足，不要轻率议论此事而给后世留下祸患。”王黼愤怒地说：“你敢阻挠军事行动吗！”于是言官弹劾他鼓动唱和、捏造事端，贬为朝城县监酒税，后来又调任茶陵船场，死在那里。第二年，金军大举入侵，朝廷想起倪涛的话，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有《云阳集》【《东都事略》作《云陵集》】流传于世。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考中进士，历任南康、长垣县尉和泗州录事参军。因陆佃推荐，任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又因推荐，任御史检法官。他博学好古，擅长诗歌，认识许多奇异文字。自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他都能考定世代，辨识考察器物上的款识。绍圣末年，朝廷得到一方玉玺，交给礼官和儒生讨论，众说纷纭。李公麟说：“秦国的玉玺使用蓝田玉，如今这块玉颜色正青，上面以龙、蛇、鸟、鱼为纹饰，显示帝王受命的符瑞。玉质非常坚硬，不是昆吾刀、蟾肪之类不能加工，确实是秦代李斯所制作的。”争论因此定了下来。元符三年退休。回乡养老后，尽情游赏山岩沟壑之间。他尤其擅长绘画，自己绘制《龙眠山庄图》，被世人视为珍宝。画人物尤其精工，胸襟气度超凡脱俗。黄庭坚说他的风流神韵不亚于古人。

译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性情疏放俊逸，不受拘束，广泛涉猎书籍史事。元丰初年，游历京城，进献一篇一万多字的《汴都赋》。神宗认为奇异，命侍臣在迩英阁诵读，召他到政事堂。由诸生直接任命为太学正，五年间未升迁，便更加专心于辞章。出任庐州教授、溧水县知县。返回后任国子主簿。哲宗召见他，让他诵读以前所作的赋，授秘书省正字。多次升任宗正少卿，兼任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河中府知府。徽宗想让他完成礼书，于是又把他留下。过了一年，任隆德府知府，调明州知州。入朝任秘书监，升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不久任顺昌府知府，调处州知州。去世后，追赠宣奉大夫。周邦彦喜爱音乐，能自己创制曲调，创作乐府长短句，词的韵律清新丰美，流传于世。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县人。不到二十岁时考中进士乙科，因为脚病不肯试任官吏。他在乐圃坊筑室，著书读古。吴地人受到他的贤德教化，长吏到任后没有不先去拜访、请他谋划政务要事的。公卿们推荐他代替自己任职的很多。元祐年间，起用他为乡里教授，召任太学博士，升秘书省正字。元符初年去世。哲宗知道他清贫，赐给丧家一百匹绢作为赙赠。他著有三百卷书，都是对六经作的辨析说明；又著有《琴史》。刘弇，字伟明，吉州安福人。他幼年聪敏颖悟，每天诵读一万多字。考中元丰二年进士，接着又考中博学宏词科，任嘉州峨嵋县知县，改任太学博士。元符年间举行南郊祭祀，刘弇进献《南郊大礼赋》，哲宗看后认为司马相如、扬雄又出现了，授任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改任著作佐郎、实录检讨官，因病去世。刘弇生性嗜酒，不拘小节，写文章善于剔除瑕疵，卓越不凡，有《龙云集》三十卷。周必大为他的文章作序，认为可以继承欧阳修。钦定《续通志》第五百六十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第五百六十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