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二十八

译列传 唐（二十八） 魏元忠、韦安石【韦陟、韦斌、韦叔夏、韦縚、韦抗】郭元振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曾为太学生，性情放荡而少有检束，长期没有得到调任。盩厔人江融通晓兵法，魏元忠跟随他交游，把他所学全部传授下来。仪凤年间，吐蕃多次侵犯边境，魏元忠在洛阳宫上密封奏事，论述任命将领、使用军队的要领说：“天下的权柄有两种，不过文、武而已。至于制胜和驾驭人，其道理是相同的。如今谈武的人，先说骑马射箭，却不以权谋策略考察；谈文的人，首先看文章篇章，却不以经国理政来取用。养由基箭术能够穿透铠甲，却不能阻止鄢陵的败退；陆机才识能够辨析亡国，却不能挽救河桥的失败。从根本和末节所产生的效果，完全可以看出。人才生于世间，而世间实在需要人才；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人才又有哪个时代不资助社会？所以事物有不求取的，却没有无物可用的时代；士人有不被任用的，却没有无士可用的时期。汉朝任用韩信时，全军都惊笑；蜀汉任用魏延时，群臣都感到失望。这说明富贵之人容易建立功业，贫贱之人却难以建功。”“从前汉文帝时，魏尚、李广都亲自担任边将，官位是郡守。以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当时胡骑强盛，正足以发挥他的才能；可是汉文帝不能重用他，反而感叹他生不逢时，削夺魏尚的爵位并罚他服劳役，却遥想廉颇、李牧。” 这就是人才被当时的君主所知，却不能充分发挥才能。晋朝羊祜献策平定吴国，贾充、荀勖加以阻挠，羊祜叹息说：“天下的事情不如意，十件常有七八件；因为荀氏、贾氏意见不同，最终不能大举进攻。”这就是身处能够建立功业的位置，却不能施展志向。何况那些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人，怀有奇才，抱负不凡，上书宫阙之下，希望早晨奏闻、晚上就被召见，难道容易做到吗？”“臣希望逐一访察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难道没有才智如羊祜、武略如李广却不能施展才略的人吗？应当让他们各自陈述志向，不要让他们长期失职。”又说：“古语有言，人没有固定不变的习俗，政治有治有乱，军队没有常胜，将领有能有不能。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况且人的智慧有高下，明智和昏暗各有等级，谋算多少、谋略深浅也各不相同。所以魏国任用柏直来抵御汉军，韩信轻视他如同小孩子；燕国任用慕容评抵抗秦国，王猛称他为奴才。如今朝廷用人，大多取将门子弟；即使有因父兄战死而得到提拔的，这些人本来未必有干略，怎么能让他们担任阃外重任呢？”“况且建立功业的人，只说他最终取得的成就，不说他的出身；只说他所具备的才能，不说他凭借的条件。” 像陈汤、吕蒙、马隆、孟观，全都出身贫贱，而功勋业绩很高，没有听说他们的家世是将帅。因此阴阳失调，就应当提拔士人做宰相；蛮夷不恭，就应当从士卒中选拔将领。如今四海如此广大，亿兆百姓聚集其中，难道没有卓越奇异的人才吗？臣恐怕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人才哪里会遥远呢？又说：赏赐是礼制的基础，惩罚是刑法的根本。礼制崇高，谋臣就会竭尽才能；赏赐优厚，义士就会轻视死亡；刑法公正，君子就会勉励自己；惩罚严厉，小人就会戒惧自己的过错。赏罚是军国的纲纪，也是政治教化的药石。吐蕃本来不是强敌，可是薛仁贵、郭待封却到了丢弃铠甲、损失军队，只求脱身免死的地步。国家政令宽缓，只削职除名便算了事，法网竟能漏过吞舟的大鱼，哪里还会有比这更宽纵的呢？即使陛下顾念旧日恩情，希望他们将来收效立功，然而朝廷缺少的难道只是这一两个人吗？赏赐不能劝善，叫作阻止善行；惩罚不能惩恶，叫作纵容罪恶。臣确实身份疏远低微，却冒昧谈论不属于自己的事情，难道是想离间陛下和臣下，使他们有亲疏厚薄之分吗？正是因为刑赏一旦失当，百年也难以恢复。如今惩罚既不施行，赏赐又难以让人相信，所以议论者都说，近来出征时只是虚设赏格而没有实际兑现。实在是因为中等才智的人不识大体，担心赏赐功臣会耗尽府库，反而把心思放在斤斤计较的小利上，以为这样就是有益国家。这就是所谓爱惜毫厘，却失掉千里。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李勣攻破平壤以来，赏赐既没有实行，功勋也被长期搁置。年月混乱，真伪相互混杂。臣认为，这是因为官吏不奉行法令，怠慢从京师开始；伪造功勋的由来，是主管官员的过错，榜样并不遥远，就在尚书省中。然而没有听说斩杀一名台郎、处死一名令史，让天下人知道，陛下为什么只看远处而不看近处呢？神州是教化的首要之地，文昌是政务的根本，国家治乱就在于此。因此臣冒死进言。明镜用来照见形貌，往事用来认识今天。臣请求借近事来说明：贞观年间，万年尉司马玄景舞弄文法、谋取私利，被弃尸都市。后来征讨高丽，总管张君乂攻击敌人却不前进，被斩于旗下。臣认为，伪造功勋的罪行比司马玄景更重；薛仁贵等战败，罪过比张君乂更大。假如当初早日诛杀薛仁贵、郭待封，那么各位将领后来哪里敢使战争失利呢？慈爱的父亲往往败坏儿子，严厉的家庭不会出现不受约束的奴虏。这话虽小，却可以说明大事。如今的将领官吏，大多贪婪暴虐，所追求的只是犬马财物，没有赵奢、吴起散发金钱、收养士人的风气。以这样的情况出兵，臣恐怕平定戎狄，还不能指望在早晚之间实现。况且军队出征必定要依靠马力，不达到数十万匹，就不足以和敌虏争战。臣请求天下从王公直到普通百姓，凡是借贷马匹的人，每人征税一百钱。又放宽天下的马匹禁令，使百姓能够骑乘大马，不受数量限制。官府登记总数，不许隐瞒。不到三年，民间蓄养的马匹就可以达到五十万匹。于是下诏州县用所征的人口钱购买马匹。如果王师大举出征，一旦需要就可以使用。况且敌虏以骑兵为强，如果一律让百姓骑乘大马，便会购买其中的良马，以此充实中原，使敌虏的良马逐渐减少，这也是国家的利益。”高宗认为他说得对，授任秘书省正字，在中书省当值，并在仗内供奉，升任监察御史。皇帝曾从容问：“在外面，人们把朕看作怎样的君主？”他回答：“像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一样。”皇帝又问：“那么还有遗憾吗？”他回答：“有。王义方是当世豪杰，却死在草野。议论者说陛下不能任用贤才。”皇帝说：“我正要任用他，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已经来不及了。”魏元忠说：“刘藏器，品行超过才能，是陛下所知道的人，如今七十岁了还只是尚书郎，只是感叹王义方，却又舍弃刘藏器。”皇帝默然惭愧。文明年间，升任殿中侍御史。徐敬业起兵，诏令魏元忠监领李孝逸的军队。到达临淮时，偏将雷仁智的军队战败，李孝逸害怕敌军锋芒，不敢前进。

译魏元忠说：“您以宗室身份担任将领，天下安危都系于您一身。况且海内太平已经很久，听说狂妄凶悍之徒突然发动叛乱，远近之人都专心倾听，等待他们被诛杀。如今军队不前进，使远近人心懈怠，万一朝廷用别的将领来代替您，您将用什么话逃避迟疑不进的罪责？”李孝逸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部署军队进讨。当时徐敬业据守下阿，弟弟徐敬猷屯驻淮阴，众人都请求先攻下阿。下阿失败，淮阴自然会被攻破。如今淮阴告急，徐敬业必然来救，这样便能使他们腹背受敌。”魏元忠说：“不是这样。叛军的精锐全部守在下阿，利在一决胜负；万一失守，大事就完了。徐敬猷是赌博之徒，不懂作战，而且兵少，容易动摇；大军逼近他，势必能够取胜。取胜后，徐敬猷乘胜前进，徐敬业来救也来不及，又担心我们直捣江都，必然会在中途拦截我们。这样我们就能以逸待劳，必定能够击破他。譬如追逐野兽，先擒弱小的。如今舍弃必能擒获的弱敌，却奔向难以抵挡的强敌，不是好计策。”李孝逸于是领兵攻击淮阴，徐敬猷逃脱，接着进军攻击徐敬业，平定了叛乱。回来后，授任司刑正，升任洛阳令。后来陷入周兴的狱案，按罪当死；因平定扬州、楚州的功劳，得以流放一年多，任御史中丞。他又被来俊臣构陷，将要受刑时，神色不变。在他之前被处死的宗室子弟有三十多人，尸体彼此枕压。魏元忠回头说：“大丈夫行止就应当到这里了。”不久，诏令凤阁舍人王隐客骑快马传诏免他死罪，声音传到市中，众囚犯都欢呼起来。唯独魏元忠仍稳坐不动，身边人命他起身，魏元忠说：“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过了一会儿王隐客到来，宣读诏书，他才慢慢致谢，神色也没有改变。流放费州，后来又任御史中丞。一年多后，陷入侯思止的狱案，仍被流放岭南。酷吏诛杀人时，许多人控告魏元忠，于是召回恢复原官。一次陪宴时，武后说：“你屡次遭受毁谤和诋毁，为什么会这样？”他回答：“臣就像鹿，罗织罪名的官吏就像猎人，只不过想要臣的肉煮汤罢了。他们将要杀臣来求得升进，臣究竟有什么罪呢？”圣历二年，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检校并州长史、天兵军大总管，以防备突厥。升任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史，治理以威严清明著称。张易之的家奴暴虐百姓，横行得非常厉害。魏元忠把他鞭打至死，权贵豪强都畏惧服从。不久任陇右诸军大使，负责讨伐吐蕃。又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抵御突厥。元忠统率军队持重谨慎，虽然没有显赫的功劳，却也从未失败。中宗在东宫时，他任检校左庶子。当时二张的势力压倒朝廷，元忠曾上奏说：“臣承受先帝的顾念，又蒙受陛下的厚恩，却不能遵循忠道，使小人在君王身边，这是臣的罪过。”张易之等人怨恨愤怒，正值武后患病，便共同诬陷元忠和司礼丞高戬谋划挟持太子号令天下，于是将他们交付制狱。皇帝下诏让皇太子、相王和宰相召元忠等人在朝廷上辩论，事情无法裁决。张昌宗于是引张说作证，张说起初假意答应，到了这时被逼着陈说情况，却不肯依从。后来他们又催逼他，张说说：“臣没有听说过。”张易之等人立即说：“张说和他们同谋。”张说过去曾说元忠是伊尹、周公。伊尹放逐太甲，周公摄行王位，这种谋反的迹象十分明显。张说说：“张易之、张昌宗哪里懂得什么伊尹、周公？臣才知道。伊尹、周公历来被认为是忠臣，陛下任用宰相，如果不让他们学习伊尹、周公，还要效法什么呢？况且臣难道不知道依附张易之就能立即取得台衡高位，依附元忠就会招致灭族吗？只是害怕元忠蒙受冤屈，不敢当面欺骗陛下罢了。”武后醒悟到这是诬陷，但又不愿过分违逆张易之等人，所以贬元忠为高要尉。中宗复位后，召他任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不到十天，升任兵部尚书，进为侍中。武后去世，皇帝居丧，军国事务都交给元忠裁决，任命他为中书令，封齐国公。神龙二年，任尚书右仆射，掌管兵部尚书事务，主持朝政，群臣没有谁敢仰望拜谒。元忠告假上坟，皇帝下诏让宰相和各司长官在上东门为他祖道送行，赐给锦袍，拨给四名骑兵随侍，又赐银千两。元忠到家后，对亲戚没有任何赈济施舍。等他回来，皇帝亲临白马寺迎接慰劳。安乐公主私下请求废掉太子，要求立自己为皇太女，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元忠。元忠说：“公主如果成为皇太女，那么驸马都尉应当叫什么名号？”公主恼怒地说：“山东的木强之人，哪里懂得礼法？阿母子尚且能成为天子，我有什么不可以的？”宫中称武后为阿母子，所以公主这样称呼。元忠坚持说不可，此事才作罢。武三思掌权，韦月将、高轸上书揭露他的罪恶，皇帝将二人杖杀。此后再没有人敢进言。王同皎谋划诛杀武三思没有成功，反而被灭族。元忠处在这段局势中，模棱两可，没有提出什么主张。当初元忠辅佐武后时，有清正的声誉，天下人都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匡正王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骑〕 武后去世时，武三思假传遗制慰问元忠，赐给他实封一百户。元忠捧着诏制，感动哽咽，流泪不止，见到的人说：“事情已经完了！”到这时，他的声誉和威望大为下降。陈郡男子袁楚客【《通鉴》作酸枣尉】写信规劝他说：“主上刚刚接受帝位，应当革新自己的德行，进用君子，黜退小人，以兴盛大化。难道可以安于荣宠，只是沉默不言吗？如今不及早确立太子，选择师傅辅佐他，这是第一种过失。公主开府，设置属官，这是第二种过失。尊崇长缁衣，让他往来于权贵之门，借助权势收受贿赂，这是第三种过失。让俳优和小人窃取官品爵秩，这是第四种过失。有关部门选拔进用贤才，都凭钱财或权势谋求，这是第五种过失。宠信进用宦官，几乎满了一千人，这是制造长期祸乱的根源，第六种过失。王公贵戚得到的赏赐没有限度，争相奢侈浪费，这是第七种过失。广泛设置员外官，损耗财物，危害百姓，这是第八种过失。先朝宫女任其自由居住，出入外界没有禁令，互相往来请托求见，这是第九种过失。旁门左道之人迷惑君主听闻，窃取俸禄官位，这是第十种过失。以上十种过失，君侯不加以匡正，还有谁来匡正呢？”元忠得到这封信，更加惭愧【谨按《通鉴辑览》】。

译【御批：元忠一向负有很高的声望，也颇能不因利害而动心；但他从岭表召回后，突然改变了原来的做法，捧着诏制感动哽咽，当时的名节已经扫地。大概还不等酸枣尉拿十种过失责备他，就已经知道他无所作为了。行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晚年的操守怎能不谨慎呢？】因为武三思独揽大权，元忠想办法诛杀他。他参与了防节愍太子起兵的谋划。太子被诛杀后，武三思率兵逃到宫阙之下。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元升在永安门遇见他。太子胁迫元升跟随作战，不久元升被杀。议论者还没有辨明谁是逆、谁是顺，元忠公开说道：“既然诛杀了贼人向天下谢罪，即使死在鼎镬之中，我也甘心，只恨皇太子已经死了。”皇帝因为他过去有功，而且高宗、武后平素礼遇他，便置之不问。宗楚客、纪处讷大怒，坚持请求诛灭他的家族，皇帝不听。元忠内心不安，上交政事和国公封爵，皇帝下诏任命他为特进、齐国公，退休，每月初一、十五入朝。宗楚客等人引姚廷筠任御史中丞，公开上奏揭发他的谋反罪状。因此元忠被贬为渠州司马。杨再思、李峤都罗织元忠的罪状，只有萧至忠主张应当申明宽宥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九十里〕 宗楚客又派杨再思和冉祖雍上奏，说元忠因与逆党有关，不应安置在内地。监察御史袁守一坚决请求诛杀他，于是元忠被贬为务川尉。袁守一又弹劾说，天后曾经患病，狄仁杰请求陛下监国，元忠却阻止他，这说明他的谋逆很早就已经萌发。皇帝对杨再思说：“侍奉君主的人应当一心一意，哪里有君主稍有小病，就立即请求太子处理政事的道理？朕没有看出元忠有什么过错。”元忠到涪陵后去世，七十多岁。景龙四年，追赠尚书左仆射、齐国公、本州刺史。睿宗下诏让他陪葬定陵，赐给他的儿子晃实封一百五十户。开元六年，谥号为贞元。元忠起初名叫真宰，以诸生身份拜见高宗，高宗慰问并遣送他，他竟不知道谢恩，立即走出仪门自行离去。皇帝目送他，对薛元超说：“这个人还没有熟习朝廷礼仪，但名实相符，真可以说是真宰相啊。”后来因避武后母亲的名讳，改为现在的名字。韦安石是京兆万年人。曾祖韦孝宽，任北周大司空，封郧国公。祖父韦津，大业末年任民部侍郎，与元文都等人留守洛阳，在上东门抵抗李密，后来被李密擒获。李密失败后，他又回到洛阳。王世充平定后，高祖一向与韦津友善，授他谏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陵州刺史，后来去世。父亲韦琬，仕宦做到成州刺史。韦安石考中明经，调任乾封尉。永昌元年，升任雍州司兵参军。苏良嗣主持国政，对安石说：“有大才的人应当得到大用，难道只能徒劳于州县吗？”于是将他推荐给武后，提拔为膳部员外郎，迁任并州司马，有良好的政绩。武后亲自下制慰劳询问，升任德州、郑州二州刺史。安石性情方正持重，不苟言笑，施政崇尚清明严肃，官吏百姓都尊敬畏惧他。久视年间，升任文昌右丞，以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任太子左庶子，仍任侍读。不久掌管纳言事务。当时二张和武三思受到宠幸而横行，安石多次折辱他们。有一次在殿中侍宴，张易之引蜀地商人宋霸子等人在武后面前赌博，安石跪奏说：“商人是卑贱之类，不应当在殿上戏玩。”武后回头让左右把他们带出去，在座的人都变了脸色。武后因为安石言辞正直，改变脸色慰劳勉励他。凤阁侍郎陆元方自认为不如他，退下后告诉别人说：“韦公才是真宰相。”武后曾经临幸兴泰宫，商议走便道以求迅速，安石说：“这条道路是用木板筑成的，并不是天然坚固。千金之子尚且戒惧靠近堂边，何况万乘之主怎么能轻易乘行于危险之处呢？”武后于是掉转车驾。长安二年，任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又掌管纳言，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元年，罢免政事职务。不久又任同三品，升任中书令，兼任相王府长史，封郧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加特进，任侍中。中宗和韦后在正月十五夜临幸他的宅第，赏赐不可计数。皇帝曾临幸安乐公主的池苑，公主请求乘御船，安石说：“乘坐轻舟而处于不可预测的危险中，不是帝王应做的事。”于是作罢。睿宗即位，授任太子少保，改封郇国，又任侍中、中书令，进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平公主有不轨的谋划，想拉拢安石，多次通过她的女婿唐晙邀请他，安石拒不前往。一天皇帝召见安石说：“朝廷全心归向东宫，你为什么不察觉？”安石回答说：“太子仁慈孝顺，天下人都称誉他，而且有大功劳。陛下如今怎么能听信亡国之言？这一定是太平公主的计谋。”皇帝惊惧地说：“你不要说了，朕知道了。”公主暗中听到这件事，便捏造变乱之罪，想审讯安石，依靠郭元振保护，才得以免罪。升任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不久罢免政事职务，留守东都。韦安石的妻子薛氏因怨恨女婿的婢女将其鞭打致死，被御史中丞杨茂谦弹劾，降任蒲州刺史，后调任青州。安石在蒲州时，太常卿姜皎有所请求，他拒绝了。姜皎的弟弟姜晦任中丞，因为安石过去辅佐中宗、接受遗制，却对宗楚客、韦温擅自削弱相王权力、辅政一事没有提出匡正意见，便暗示侍御史洪子舆弹劾他。洪子舆因为遇到更大赦免没有执行，监察御史郭震上奏弹劾洪子舆。于是下诏把安石与韦嗣立、赵彦昭等人一并贬黜，安石任沔州别驾。姜皎又上奏说，安石在修筑定陵时有盗窃侵吞行为，皇帝下诏籍没并追查他的赃物。安石叹息说：“只要我死了他们才会罢休。”他发愤而死，六十四岁。开元十七年，追赠蒲州刺史。天宝初年，加赠左仆射、郇国公，谥号文贞。有两个儿子，叫陟、斌。

译韦陟字殷卿，与弟弟韦斌都聪秀敏捷。神龙二年，安石任中书令时，韦陟刚十岁，授温王府东阁祭酒、朝散大夫。韦陟擅长文章，书法有楷法，一时知名人士都与他交往。开元年间，他因父亲不得志而死，居丧期间闭门不出达八年。亲友轮流前往劝导晓谕，他才勉强出任洛阳令。宋璟见到韦陟，感叹说：“盛大的德行和遗留下来的典范都在这里了。”多次任职后成为吏部郎中，中书令张九龄推荐他任舍人，与孙逖、梁涉一同掌管诏令文书，当时称为得到人才。升任礼部侍郎，韦陟尤其擅长鉴别裁量人才。按照旧例，主管官员以一天考试的成绩决定高下，韦陟允许应试者自行申说所擅长的方面，先考察他们的专长，然后再按规定考核，因此没有遗漏人才。升任吏部侍郎后，候选官员中有很多人伪造履历，冒充正式调任者；韦陟风采严正，查辨之下没有不低头认罪的。每年黜退正式官员数百人，被称为精明敏捷。他自认为凭才华和门第可以安坐而升至三公，平日简傲尊贵，对同僚党羽傲慢无礼；但凡是因道义相合的人，即使是后辈平民，也以同等礼节相待。李林甫忌恨他，将他出任襄阳太守，后调为河南采访使。他任用判官员锡审讯复核案件，又任用支使韦元甫擅长起草奏章，当时称作“员推韦状”，韦陟都倚重任用他们。不久承袭郇国公爵位，因事获罪，贬为钟离、义阳太守。后来任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因失职内心怏怏不乐，便多多馈赠讨好权贵，想借此结交自保。天宝十二载，他到华清宫接受考核，杨国忠嫉恨他的才望，暗示拾遗吴豸之揭发韦陟的罪过。吴豸之于是弹劾韦陟馈送财物之事。杨国忠又派韦元忠从旁查验，韦陟惊惶恐惧，拿钱贿赂吉温请求救助，因此双方都获罪。韦陟被贬为桂岭尉【按《通鉴》此事在十三载，大概韦陟在十二载到行在，而贬官是在第二年】又贬为平乐尉。安禄山攻陷洛阳，弟弟韦斌陷入贼中。杨国忠想构陷韦陟与贼人勾通，暗中告知地方官吏，命令他们胁迫韦陟，使他忧惧而死。州中豪杰共同劝他说：“从前张说被流窜，藏匿在陈氏家中才得以免死；如今如果诏书下达，谁敢庇护您？希望您乘坐小船逃走，事情平定后再出来，不也是好事吗？”韦陟慨然说：“命运如果应当如此，我怎么敢逃避刑罚？”于是坚卧不起，不肯出门。一年多后，肃宗即位，起用他为吴郡太守。永王军队起兵时，委任韦陟招抚晓谕，于是授任御史大夫、江东节度使，与高适、来瑱一起防守安州。韦陟撰写檄文，登坛向众人发誓，言辞慷慨，士卒都流泪。永王失败后，皇帝催促韦陟赶赴凤翔。当初季广琛跟随永王作乱，并不是他本人的谋划，韦陟上表推荐广琛为历阳太守，安抚他。到了这时，韦陟担心广琛以后再次变乱，于是赶去慰问晓谕，然后才赴召。皇帝一向听闻韦陟的名声，想倚重他任宰相；到了这时他却迟延不进，皇帝怀疑他有观望之意，只授任御史大夫。杜甫上表议论房琯，言辞和意旨迂曲傲慢，皇帝命韦陟与崔光远、颜真卿审查这件事。韦陟上奏说，杜甫的话虽然狂妄，却没有失去谏臣的体统。皇帝因此疏远了杜甫。将军王去荣杀了本县县令，皇帝准备宽赦他，韦陟又认为不可。当时朝廷群臣列班时礼仪不严肃，有人在殿中相互吊唁哭泣，皇帝认为韦陟不能胜任职务，便用颜真卿代替他。改任吏部尚书。过了很久，因宗室有人砍伐墓地柏树，韦陟因没有教导约束他们而获罪，贬为绛州刺史。后来召回任太常卿。吕諲入朝辅政，推荐他为礼部尚书。东京留守史思明逼近伊水、洛水一带，李光弼谋划守卫河阳，韦陟率东京官属入关躲避。皇帝下诏授任他为吏部尚书，让他到保永乐任职，他没有接受。到京城后去世，六十五岁，追赠荆州大都督。韦陟早有声名，却被李林甫、杨国忠排挤废黜。等肃宗选择宰相时，他自以为一定会被任用，后来因到得晚而未被任用，郁郁不得志，患病将死时叹息说：“我的道难道就困顿到这个地步了吗？” 韦陟性情奢侈放纵，喜欢修饰服饰，身边排列着马侍儿、宦官童子，常有几十人，等同于王宫和公主宅第。他极力讲究饮食，选择肥沃的土地种植谷麦，用鸟羽挑选米粒；每次进食都要查看厨房里丢弃的东西，所费仍不少于一万钱。他到公侯家赴宴，即使水陆珍馐极其丰盛，也从不动筷子。他常用五彩笺纸写文书，让侍妾负责执掌，韦陟只签署姓名；他自称所写的“陟”字像五朵云，当时称为“郇公五云体”。永泰元年，追赠尚书左仆射。太常博士程皓议定谥号为忠孝，颜真卿认为侍奉国家和奉养亲人不能同时做到，不应把两种行为合在一起作为谥号。主客员外郎归崇敬也驳正了这一议议。右仆射郭英乂去世后，采用通常的议谥办法。韦斌的父亲任宰相时，韦斌被授为太常通事舍人。他年轻时修养严整，喜爱文艺，仪容举止严肃峻整，有大臣的气度，与韦陟齐名。开元年间，薛王李业把女儿嫁给他，他升任秘书丞。天宝年间，任中书舍人，兼集贤院学士，改任太常少卿。李林甫构陷韦坚案件，韦斌因宗族牵连，被贬为巴陵太守，调任临汝。过了很久，授银青光禄大夫，列入五品官。当时韦陟任河东太守，从兄韦由任右金吾卫将军，韦縚任太子少师，四座宅第同时有官员，衣冠之族很少能与之相比。安禄山攻陷洛阳，韦斌被贼军抓住，授给他黄门侍郎的官职；韦斌忧愤而死。乾元元年，追赠秘书监。韦斌天性淳厚，每次上朝都不敢离开班列站立；曾遇大雪，朝廷中的人都抖动衣襟换地方站，韦斌脚步不移，雪深得几乎到了靴子，也仍不失恭敬。儿子韦况年轻时隐居王屋山，孔述睿称赞他。后来孔述睿以谏议大夫被召入朝，推荐韦况为右拾遗，韦况没有接受。不久又以起居郎征召，任职半年便弃官离去，迁家到龙门，授司封员外郎，又称病坚决辞谢。元和初年，授谏议大夫，朝廷勉励晓谕他到任；几个月后请求退休，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致仕，去世。

译韦况虽然世代显贵，但志向冲淡高远，不因声名利禄而改变，当时人们看重他的品德操守。韦叔夏是安石的叔父，韦兄通礼；他凭家学考中明经，历任太常博士。高宗去世时，丧礼有所缺失，韦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大隐、博士裴守真撰定丧礼制度，因此升任春官员外郎。武后拜洛水、享明堂时，凡是沿袭或改定的礼仪，都由韦叔夏、祝钦明、郭山恽等人考订，每提出一种意见，众人都咨询并信服他。多次升迁至成均司业，武后又下诏说，五礼仪物以及司礼博士所修订改革的事项，都必须经韦叔夏、祝钦明等评议处理，然后上报，韦叔夏升任春官侍郎。中宗复位，转任太常少卿，任建立庙社使，升银青光禄大夫，累封沛郡公，任国子祭酒。去世后，追赠兖州都督、修文馆学士，谥号文。儿子韦縚，韦縚在开元年间历任集贤修撰、光禄卿，后升任太常。唐朝兴起后，礼仪文制虽然具备，但制度时时有错乱缺漏，彼此不合。到显庆年间，许敬宗提出礼器笾豆以多为贵，宗庙礼数不可超过郊祀，请定大祀十二笾豆，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的簠簋、俎各一，小祀不设俎，诏令准许【按《唐会要》，许敬宗这份奏议在永徽二年，《新唐书》作显庆年间，不知哪一个正确】。开元二十二年【《新唐书》在礼器服制两议中都写作二十三年，可知这里是二十二年的错误】又下敕令说，祭祀所用的笾豆供品还不能完备，应当下诏让礼官、学士共同议定后上报。旧《书·礼仪志》作二十二年，《唐会要》作二十三年，《通鉴》把两件事都系于二十四年，现依旧书】。韦縚请求宗庙每一室都增加笾、豆各十二件。又说，献酒所用的爵，制度规定得太小，只有一合，拿取使用很困难，应当稍微做大一些。兵部侍郎张均、职方郎中韦述议论说：“礼，是上天所生、土地所长的万物；只要可以用来进献的，没有不包括在内的。圣人知道孝子的感情深厚，而物类没有穷尽，所以为此制定节制，使物品有等级，器具有定数，贵贱有差别，不得逾越。《左传》说：‘祭享用来训导恭敬节俭，宴饮用来表示慈爱恩惠。以恭敬节俭实行礼，以慈爱恩惠施行政令。’祭享和宴饮尚且有不同的文辞，祭祀尊神所陈设的供品当然也不同。况且人的嗜好本来没有一定标准，私宴的食物随着时俗变迁，所以圣人用礼来统一约束。屈到喜欢吃菱角，屈建不把它进献，认为不能拿个人欲望干扰国家典制。如今想把甘美肥厚的食物全都充作祭品，如果超过旧制，那还有什么限度呢？即使增加笾豆，难道就能完备吗？如果以今天珍贵的食物、平生习惯的食物来求神而没有一定原则，那么何必取法古礼？这样一来，簠簋可以废去，盘、盂、杯、案都应当用来祭祀了；韶、濩之乐也可以停止，而箜篌、笙、笛应当演奏了。况且自汉代以来，各陵都有寝宫，逢年节、朔日、望日，以平常的食物进献，本来就可以充分表达孝子的心意。至于宗庙的正规礼仪，应当依照典故。又考察旧制，一升称为爵，五升称为散。礼书说，尊贵者献酒用爵，卑贱者献酒用散；这是尊贵者器小、卑贱者器大，用来表示节俭，请仍按旧制。”太子宾客崔沔说：“祭祀的典礼起源于太古，人所饮食的东西，一定先恭敬地进献。还没有用火烧熟食物时，就有献毛血的礼；还没有酿酒时，就有用玄酒祭奠的礼。到了后代君王，礼物逐渐完备，但因为是以神道表示敬意，所以不敢废弃。铏、俎、笾、豆、簠、簋、尊、罍，是周人当时的食物和器具，其使用也通用于宴享宾客。周公制定礼制，于是把毛血、玄酒同样进献给鬼神。国家依靠礼制树立教训，顺应时势制定规范；清庙四时祭享，备办礼馔进献，是采用周制。园寝进献日常食物，按时陈设膳食，是遵循汉法。各地贡物用来辅助祭祀，是把远方物产送来；有新物就一定进献，是顺应时令。苑囿之内亲自耕作所得的收获，搜田时亲自射中的禽兽，无不先行进献然后食用，这都是竭尽诚敬。像这样已经达到极致了，还要增加什么呢？只应再次敕令有关部门，不要有任何简慢怠惰，那么肥美鲜美的食物就都具备了。不必增加笾豆的数目。至于祭器，要根据供物来选择适宜的器具；太羹是古代的食物，所以盛在俎中。” 俎是古代的器具，和羹是当时的食物，盛在铏中；铏是当时的器具。也有古代食物而使用当时器具的，所以毛血盛在盘中，玄酒盛在尊中，却没有进献当时食物而使用古代器具的。古代质朴，后世文饰，有些地方并不相称。礼部员外郎杨仲昌、户部郎中杨伯成、左卫兵曹参军刘秩等请求仍按旧制为宜。皇帝于是下诏让太常寺选择可以增加的品味，稍微增加一些。韦縚又请求每一室笾、豆各增加六件，四季用新鲜果品和珍贵食物充实，诏令准许。又下诏规定献爵用药升一升【按《食货志》：调节钟律、测量日影、配制汤药以及制作冠冕，都使用小升小两；其余公私事务使用大升大两。药升就是小升。某些版本作“龠升”，错误】。二十三年，下诏说服丧制度中有未通行明确的事项，命令礼官、学士详细议论。韦縚上言：外祖父母是正亲尊长，请提高到大功九个月；姨、舅属于同等亲属的服制应当相等，请提高舅服到小功五月；堂姨、堂舅、亲舅母，古代没有服制，希望增加到袒免。于是韦述议论说：从高祖到玄孙，称为九族，由近及远，区别轻重，于是形成五服。《传》说：外亲的丧服都为缌麻。” 郑玄说：异姓的正规丧服不过缌麻。外祖父母服小功，是因为尊亲而加重；从母服小功，是因为名分而加重；舅与甥、外孙，以及中外兄弟，都依本来的服制为缌麻。如果把外祖父母与祖父母相等，那么外祖父母就是祖父母；舅就是伯父、叔父。父母的恩情并没有不同，却唯独减轻外亲的服制，是有原因的。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则把父母看作同等；都邑中的士人知道尊敬自己的父亲；大夫、学士则知道尊敬祖先。一家不能有两个尊长，丧服不能有两个斩衰，人所奉尊的对象不能有两个。对大宗持重服的人，要降低对小宗的服制；为别人后嗣的人，要降低对亲生父母的服制；女子出嫁后，要降低对本宗亲属的服制。这是因为要保存较远的公义，抑制较近的私情。如今如果把外祖父母和舅的服制加重一等，把堂舅和姨列入本服，那么内外亲属服制的差别还有多少呢？况且五服有上杀的原则：由祖先一支传下来的亲属，服制不得超过对祖先的服制；由曾祖一支传下来的亲属，服制不得超过对曾祖的服制。堂姨、堂舅出自外曾祖一支，如果为他们服丧，那么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也应当服丧了。外祖父母服至大功，外曾祖父母就该服小功，外高祖父母就该服缌麻。这样推广开来，就与本族没有区别了。况且丧服都讲究相报，那么堂甥、外曾孙、侄女的儿子也都应当服丧了。

译圣人难道是薄待骨肉亲情吗？从公义出发，落实到私情，议定服制有所截断，不得不这样。如果可以增加，也就可以减少。先王的制度称为常道。一旦扰乱了它的次序，难道还能停止吗？请依照《仪礼·丧服》作为定制。杨仲昌又说：魏征起初议定把舅服加至小功五月，魏征虽然贤明，但周公、孔子才是圣人，难道能因为贤人而改变圣人，后世学者将听从谁呢？外祖父母的服制提高到大功，难道不应当相应增加外孙的服制吗？外孙如果以大功相报，那么本宗的庶孙应当用什么等级呢？皇帝亲自下敕说：既然议定姨、舅服小功，舅母就不能完全降为无服，应当服缌麻。堂姨、堂舅应当服袒免。如果说服制不能超过本亲，那么再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服丧，又有什么妨害呢？这都是亲爱亲属的意思。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礼部尚书李林甫上奏说：外亲服制没有相互降低，外甥为舅母服丧，舅母也相应为外甥服丧。既然丈夫的外甥可以相报服丧，那么丈夫的姨、舅又应当服丧，恐怕所援引的亲属关系会更加疏远。皇帝下诏说：姨、舅属于近亲，从亲属关系来说，也是姑母、伯父、叔父的同类，怎么能说援引得疏远呢？妇人随从丈夫，丈夫既然为姨、舅服丧，妻子随从丈夫服丧，这叫作亲族和睦。你们应当仔细考虑。裴耀卿等上奏说：舅母服缌麻，堂姨、堂舅服袒免，请准照制度办理。于是从我朝制定古礼，停止诸儒的争议。制令说：可以。二十六年，下诏令韦縚每月进奏一篇《月令》，每月初一，在宣政殿旁设置坐榻，面向东方放置案几，韦縚坐在那里诵读，诸司官长全都登殿坐着听讲。一年多后停止。高宗上元三年，将举行祫祭，议论者根据《礼纬》认为三年举行祫祭，五年举行禘祭；公羊学派认为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两种说法相互矛盾，无法裁决。太学博士史璨【《新唐书》作史玄，《唐会要》作史玄璨】议论说：《春秋》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去世，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享。公羊家说这是祫祭。这样，三年丧期结束后，新君即位第二年应当祫祭，第二年之后的第三年应当禘祭。各庙中僖公、宣公八年都有禘祭，那么后一次禘祭距离前一次禘祭正好五年。由此确定，新君第二年祫祭，第三年禘祭；以后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大祭，则第六年应当祫祭，第八年应当禘祭。昭公十一年，齐归去世；十三年丧期结束，应当举行祫祭，但正逢平丘之会；冬天，鲁公到晋国，到了十四年才举行祫祭，十五年举行禘祭。《传》说‘在武宫举行祭祀’，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十八年举行祫祭，二十年举行禘祭，二十三年举行祫祭，二十五年举行禘祭。《左传》记昭公二十五年在襄宫举行祭祀，就是这个例子。这样，禘祭后三年举行祫祭，再过两年举行禘祭，符合礼经。议论于是确定下来。睿宗服丧结束后在太庙举行祫祭，从此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到开元二十七年，已经举行过五次禘祭、七次祫祭；这一年韦縚上奏说：四月已经举行禘祭，初冬又要举行祫祭，次数太多而显得亵渎，请把今年夏季的禘祭作为大祭周期的起点，此后第二年冬季举行祫祭，再过三年夏季举行禘祭，五年完成两次大祭，如此循环。皇帝下制同意【按史璨的议论，是依郑康成《禘祫志》的说法：禘祭后三年祫祭，再过两年禘祭，这样五年中只有一次祫祭和一次禘祭。到开元时期不采用史璨的议论，而是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各自计算年数，互不相通，所以开元二十七年已有五次禘祭、七次祫祭。睿宗丧期结束后的六年才开始祫祭，七年才开始禘祭，推算到二十七年应有五次禘祭、八次祫祭；这一年夏季禘祭已经完成而冬季祫祭尚未举行，所以只有七次祫祭。此后又采用韦縚的议论，禘祭后两年举行祫祭，再过三年举行禘祭，五年两次大祭，和史璨的议论相同；但史璨是先三年后两年，韦縚是先两年后三年，这就是不同之处。《新唐书》详细记载了这件事，但对原文有所删省，因此沿革的缘由完全不清楚，现略加订正并疏通说明】韦縚最终任太子少师。郭抗是安石的堂兄弟之子，二十岁时考中明经，多次任职后做到吏部郎中。景云初年，任永昌令，不依靠威刑而能治理，前任县令都比不上他。升任右御史台中丞，县中百姓到宫阙请求挽留，皇帝没有听从，于是百姓立碑称颂他的恩惠。开元三年，他由太子左庶子任益州长史，授黄门侍郎。河曲的胡康待宾叛乱，皇帝下诏让他持节前往慰抚；郭抗不擅长武略，称病逗留，没能赶上叛军便返回。不久代替王晙任御史大夫，兼掌按察京畿事务。后来降任安州都督，多次升迁至刑部尚书，分掌吏部选官事务。去世时，郭抗清廉俭朴，不置办产业，临终时竟没有钱安葬。玄宗听说后，特意供给棺车，追赠太子少傅，谥号贞。郭震字元振，是魏州贵乡人，以字闻名。他身高七尺，须髯美好，年轻时就有大志。十六岁时，与薛稷、赵彦昭一同做太学生。家里曾送来资钱四十万，正好有服丧的人敲门，自称祖上五代都没有安葬，希望借钱办理丧事，元振把钱全给了他，没有询问姓名。薛稷等人又惊叹又震骇。十八岁考中进士，任通泉尉，任性使气，抛弃小节，曾经私铸钱币，又掠夺、贩卖辖区内一千多人，把所得用来馈赠宾客，百姓都感到厌恶困苦。武后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召见他准备责问；交谈之后，却认为他奇异不凡，索取他的文章。郭震进献《宝剑篇》，武后读后赞赏感叹，立即授任右武卫铠曹参军，升为奉宸监丞。当时吐蕃请求议和，其大将论钦陵请求撤除四镇军队，割取十姓之地，于是朝廷派郭震充任使者，借机窥察吐蕃情况。他回来后上疏说：“臣听说，利益有时会产生祸害，祸害也会产生利益。国家所忧虑的，只有吐蕃和默啜。如今他们都和好归附，这将给中国带来大利；但如果谋划不周密，祸害也会随之而来。论钦陵想分裂十姓之地，解除四镇军队，这是局势变化的关键，不可轻视。如今如果直接阻止他的意图，恐怕边患的兴起一定会比过去更严重。应当设法缓和此事，借助其他事情诱导他，使他求和的希望不要断绝，那么他的恶意也不会突然产生。

译况且，外部的祸患在于十姓、四镇，内部的祸患在于甘州、凉州、瓜州、肃州。关陇地区屯驻守军，将近三十年，力量和财用都已困竭；如果甘州、凉州有一天发生警报，哪里经得起大规模调发军队呢？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先估量内部情况来抵御外部，不因贪图外部利益而危害内部，这样才能使夷夏安宁，保全太平。论钦陵认为四镇靠近吐蕃，已经害怕我军侵扰掠夺，这是吐蕃的关键所在。然而青海、吐浑以及密迩兰、鄯善等地，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祸患，这同样是国家的关键。现在应当答复论钦陵说：‘四镇本来是扼守各蕃部往来聚集之处，用来分散它们的力量，使它们不能合兵向东侵犯。如今把四镇交给你们，蕃部的力量就会更强，容易发生骚动。如果确实没有向东侵犯的意图，就应当把吐浑诸部和青海旧地归还给我朝；至于俟斤部落，则归还吐蕃。这样既足以堵住论钦陵的口，又不至于断绝和议。’况且西部各国归附已久，从情义来说，怎么能与吐蕃同日而语？如今还没有弄清利害，也没有审察真实情况，就仓促把它们分割出去，恐怕会伤害各国的心，这不是控制驾驭他们的长远策略。”武后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说：“吐蕃已经厌倦长期服役戍守，都希望解除兵役、恢复和好。只是因为论钦陵想割取四镇，专擅控制本国，所以还没有归附。” 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每年派遣和亲使者，而论钦陵总是不接受，那么他的部下必然怨恨他，这也是逐渐离间他的办法。”武后认为他的计策正确。几年后，吐蕃君臣互相猜疑。吐蕃君主杀死论钦陵，他的弟弟赞婆等人前来投降，于是下诏让郭震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兵前去迎接。授任主客郎中。过了很久，突厥、吐蕃联合进攻凉州，任命郭震为凉州都督，立即派他前往。当初，凉州境内东西宽广，只有四百里，敌人来时必然抵达城下。郭震开始在南硖口设置和戎城，在北部沙碛设置白亭军，控制要道，于是拓展疆境一千五百里，从此凉州没有敌寇之忧。他又派甘州刺史李汉通开辟屯田，充分利用水陆便利。过去凉州的粟米一斛卖到数千钱，到这时年年丰收，一匹缣就能换得数十斛，积存的军粮可以供给数十年，牛羊遍布原野。他治理凉州五年，善于安抚驾驭，夷夏都敬畏仰慕，号令施行、禁令执行，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河西各郡为他设置生祠，立碑颂扬他的德政。神龙年间，升任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西突厥酋长乌质勒的部落强盛，归附边塞请求和好，郭震就在他的牙帐中与他商议事务。正逢大雨雪，郭震站立不动。乌质勒已经年老，多次拜伏，禁不住寒冷，宴会结束后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娑葛认为郭震用计杀死了父亲，便谋划率兵袭击。副使解琬知道后，劝郭震连夜逃走，郭震不听，坚定地躺在帐中，装作毫不怀疑。第二天，他穿着素服前往吊唁，路上遇到娑葛的军队，敌人没有料到郭震会来，于是不敢逼近。郭震扬言要迎接护卫，进入娑葛的帐中，备办吊唁和赠送的礼物，哭得十分哀痛，并留下几十天帮助办理丧事。娑葛被他的义举感动，又派使者献马五千匹、骆驼二百峰、牛羊十多万头。朝廷下诏任郭震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乌质勒的部将阙啜忠节与娑葛交恶，多次互相侵犯，而阙啜兵力弱小，不能支持。郭震上奏请求召阙啜入朝宿卫，把他的部落迁置在瓜州、沙州之间，皇帝下诏准许。阙啜于是动身，到了播仙城，遇到经略使周以悌。周以悌劝他说：“国家用优厚的俸禄待遇您，是因为您的部落拥有军队。如今您独自入朝，不过是一个寄居的胡人，凭什么保全自己？”于是教他用重宝贿赂宰相，不要入朝；请求调发安西军队引导吐蕃来攻打娑葛；请求立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抚十姓；请求郭虔瓘出使拔汗那，搜取他们的铠甲马匹来帮助军队。这样既能报仇，又能保存部落。阙啜认为有道理，立即率兵在于阗坎城下攻打娑葛，趁着缴获的财物派人从小路携带黄金，分别赠送给宗楚客、纪处讷，让他们实行这个谋划。郭震得知后上疏说：“往年吐蕃侵犯边境，正是因为没有得到十姓、四镇之地的缘故。近来因为国内多有祸难，人口牲畜疲惫染病，害怕中国乘其困敝，所以屈意请求和好，并不是真的忘掉十姓、四镇；一旦国力充足，形势必然还会争夺。忠节不顾国家大计，只想给吐蕃充当向导，四镇的危机恐怕会从此开启。吐蕃得志后，忠节也会落入贼人掌握之中，难道还能重新侍奉唐朝吗？过去吐蕃对我国没有恩惠，尚且竭力想争夺十姓、四镇。如今如果借助它的力量建立恩德，那么它请求分得于阗、疏勒，我们又不知道用什么道理压制它。况且吐蕃国内的各蛮部和婆罗门正在自行产生嫌隙，即使借口请求我国帮助讨伐，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言辞拒绝它。因此古代贤人不愿意让夷狄无端施加恩惠，并不是不想利用他们的力量，而是害怕他们日后索求无厌，反而增加中国的祸患。臣愚昧地认为，利用吐蕃的力量，看不出有什么便利。又有人请求立阿史那献，难道不是因为他是可汗的子孙，能够招抚十姓吗？但是阿史那献的父亲元庆、叔父仆罗、兄长俀子，以及斛瑟罗、怀道等，都是可汗的子孙。从前也曾遍立这些人，想用来招抚十姓，但都不能成功，不久便自行破灭。” 为什么呢？这个人没有超出常人的才干，恩德和威势不足以使众人受其感动。何况阿史那献又同他的父兄关系疏远吗？如果兵力足以攻取十姓，就不一定非要可汗的子孙不可。又请求让郭防瓘到拔汗那征兵征马。以前郭防瓘曾同忠节擅自进入拔汗那国，我当时在疏勒，没听说得到一名士兵或一匹马。拔汗那因此怀恨侵扰，并向南引吐蕃的俀子来骚扰四镇。况且郭防瓘过去到拔汗那国时，四面没有援助，犹如进入空城，还要以俀子作为屏障。如今北面又有娑葛，他知道郭防瓘在西边，一定会引兵援助。拔汗那凭借坚城在内抵抗，突厥在外伺机袭击，郭防瓘难道还能像往年那样幸运地获得安稳平易吗？这份奏疏没有被采纳，楚客等人于是建议派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派御史吕守素处理四镇事务，任牛师奬为安西副都护，代替元振统领甘州、凉州的军队，并召集吐蕃合力攻打娑葛。娑葛的使者娑腊得知楚客的谋划，急驰报告。娑葛大怒，立即派兵从安西、拨换、马耆、疏勒出发，每处各五千骑。此时阙啜正在计舒河与嘉宾防守，娑葛的军队突然到达，俘获阙啜，杀死嘉宾；又在僻城杀死吕守素，在火烧城杀死牛师奬，于是攻陷安西四镇，道路断绝。

译元振驻扎在疏勒水边，不敢行动。楚客又上表请求让周以悌代替元振，并任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在焉耆设置军队，以攻取娑葛。娑葛上表请求斩杀楚客，又送信给元振，说自己同唐朝没有仇怨，而楚客等人接受阙啜的金钱，想发兵攻灭我。难道能坐着等死吗？元振将此事奏报。楚客大怒，诬陷元振另有图谋，召他回来治罪。元振让儿子元鸿从僻道带着奏章陈述事情经过，请求留在西部镇守，不敢回京。以悌因此获罪，被流放到白州。又让元振代替他，并赦免娑葛。睿宗即位，召元振任太仆卿。他将要启程时，安西的酋长中有面向他哭泣相送的人。旌节行到玉门关时，距离凉州还有八百里。城中人争相准备酒浆迎接，都督感叹此事并上报。景云二年，元振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调任吏部尚书，封馆陶县男。先天元年，任朔方军大总管，修筑丰安、定远二城，使军队得以保全驻扎。第二年，以兵部尚书身份再次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诛杀太平公主时，睿宗登临承天门，诸宰相奔走伏在外省，只有元振统领军队护卫皇帝。事情平定后，值宿中书省的官员到十四更才休息，元振进封代国公，实封四百户，赐给他一个儿子官职，赏赐绢帛一千段。不久又兼任御史大夫，再任朔方大总管，以防备突厥。尚未出发，玄宗在骊山讲习武事，因军容不整而发怒，把他带到军旗之下将要斩杀。刘幽求、张说跪在马前进谏说：“元振有大功，即使获罪，也应当宽赦。”于是免去死罪，流放到新州。开元元年，皇帝念及他过去的功劳，起用他为饶州司马；他闷闷不乐，不能施展志向，在途中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开元十年，追赠太子少保。元振年轻时雄健豪迈，显贵以后生活却很俭朴，手里从不放下书，没有人见过他显露喜怒。退朝后回家面对亲人时，他高兴地退入内室，神态仍然庄重。从开国以来由任官做到宰相而亲自具备这种品行的，只有元振一人。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