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译八月以前被各路释放、亲自到达大都的罪囚，共二十二人，全部赦免。至元十三年因平定宋朝而大赦天下。当时监察御史赵天璘上奏说：“赦免，是想荡涤污秽，使百姓重新开始；从负罪者的角度看，确实是最大的洪恩；从实现治理的角度说，却不是太平时代的常规。近世以来，祭天、祝告宗庙、册立太子、册立皇后，没有不大赦的；抱有侥幸心理的人预先知道期限，怎么能不滋长非法滥行的心思呢？况且大赦之后，奸邪之人从未因此减少，早晨才走出监狱，晚上又被戴上刑具，这已经清楚表明他们不能接受教化、改过自新。如今国家怜悯囚徒的罪苦，哀悯百姓的愚昧，频繁降下赦令，这大概是朝廷不忍伤害百姓的心情表现在外而不能自已。由此推及良民，顺应天道，端正生杀，那么就不难达到周文王的治理境界。恭请陛下信实地奖赏、果断地惩罚，不要滥行赦免，使上下都有法纪，内外断绝侥幸，那么天下就可以掌握在手中了。”成宗大德七年，左丞相达尔罕说：“僧人佛事做完后，必定释放重囚；其中有杀人者以及妻妾杀死丈夫者，都指名赦免。活着的人苟且免罪，死去的人却背负冤屈，这对求福有什么益处？” 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按：元世祖时期，西域僧人每年举行佛事，必定请求释放轻重囚徒，以此作为祈福，称为“都勒斡”。成宗时，采用帝师的奏请，释放死刑犯三人和杖罪以下七人；后来豪强百姓犯法，都用贿赂来求免，即使大臣有罪，也没有不借此逃避诛罚的。直到仁宗朝，才改为僧人做佛事时，命中书省审查并选择释放狱囚。后来功德使额琳沁又以佛事为由奏请释放重囚，皇帝没有同意。当时台省也上疏请求革除这一弊端，但整个元朝始终沿袭旧例，到最后仍未能革除。】仁宗延祐五年三月，晋宁百姓侯喜儿兄弟五人因犯法应当处死，皇帝叹息说：“他们一家人不幸遇到这种事，应当选择其中情节较轻的一人，杖责后宽宥他，使他奉养父母，不至于断绝祭祀。”英宗至治元年正月，朝廷大臣有人说祭祀完毕后应当大赦天下，皇帝说：“恩德可以经常施行，赦令却不可屡次颁布；如果杀人者能够免罪，那么死者有什么罪过？”于是命令中书省陈述便利可行的办法施行。三年三月，命令僧人诵经十万部；不久又敕令各寺举行七昼夜的水陆佛事，命都功德使到京师释放死刑囚犯二十一人、杖五十以上者六十九人。文宗天历三年六月，因为伊噜特穆尔等人的罪行，诏告内外，大赦天下。顺帝元统年间，平民苏天爵上疏说：“从前国家致力于明察刑法政令，如果赦免多次施行，必定导致法纪大量紊乱。近年以来，赦免过于频繁，实在恐怕奸人贪吏各自抱有侥幸心理，大肆谋取奸利，这不是国家的福气。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大赦过八次。近来从天历改元到元统初年，六年之中，大赦竟有九次。广施恩泽，虽然出于朝廷的美意，但助长奸邪、宽惠恶人，确实是执政者应当谨慎的事。希望从今以后追法世祖皇帝的做法，使朝廷内外臣民洗心革面、改变思想，遵守法律、奉行公事，知道非常的恩赦不可以再有非分企望，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明代赦令的制度是：凡遇到重大庆典以及灾荒，都实行赦免；但有常赦、不赦和特赦。犯十恶以及故意犯罪的人不赦。律文说：“赦令临时发布，确定罪名而特予免除，或者降等、减罪、从轻处理的，不在此限。”十恶中的“不睦”，又列入防赦、原赦的范围，这就是说，通常规定不赦的也可以得到原宥。如果擅自援引赦令而不另行确定罪名，仍按常赦不原宥的条例办理。明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因为元都平定，大赦天下，下诏赦免死罪以下的罪犯，不得在规定时令之外处决囚犯，只有犯十恶的不得原宥。洪武二年十二月，下诏说临洮将士逃亡藏匿于山谷中的，无论罪行大小，一并赦免。洪武五年八月，命中书省：凡因犯罪被谪降到军伍中服役，或降为巡检的指挥、千户、镇抚，全部命其赴京，仍予以录用。对于已经犯罪的人，命令他们随军征战，以立功赎罪。又谕告中书省说：“凡犯贪赃罪的人，即使罪行已经赦免，仍要追缴其赃物。赦文中所说已经发觉、尚未发觉，已经结案定罪、尚未结案定罪这一类情况，应详细拟定后上报。”刑部奏报复核说：“除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或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人、谋划并故意杀人，以及强盗、蛊毒、厌魅等罪不赦外，其余罪行无论轻重一概赦免。” 有人拿赦令以前的事情互相告发攻讦，按所告之罪治罪。如果涉及官府钱粮之事，必须推究查办；即使罪行遇赦得到原宥，也要依律改正并追收。民间户籍婚姻、田产和钱债之事，虽然已经遇赦，但凡应当改正、归还的，都听凭追究处理。今后凡官吏收受赃物，遇赦免罪，赃物仍一并追缴。至于赦令以前犯赃，因事情败露而畏罪逃避，或被革职、发落的，依律追究，奏报皇帝裁决，皇帝批准了刑部的意见。”洪武七年十一月，下诏分别规定应当赦免的人，诏书说：“古人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却是君子的不幸。朕作为百姓的君主，恐怕违背事理、背离仁德，使凶顽之徒因侥幸而脱罪，使奸佞之人因姑息而滋长，这有违圣人明辨刑罚、慎重用刑的本意。”中书省详细陈报狱囚情况：如果确实犯了罪，笞刑以上的都各自不得原宥；其余属于牵连误入、过失犯罪以及因他人而获罪的，全部宽宥。洪武八年正月，山阳县有百姓的父亲获罪应当受杖刑，他请求代父受刑，皇帝认为这是出于最真挚的孝情，特予释放。十一月，杭州有百姓获罪应当戍边，他的儿子请求代父服刑，也予以释放。洪武十五年正月，敕令刑部：“正值春天万物生长，而无知百姓有犯法至死的，虽然法律有不必等待时令即可处决的规定，但朕心中有所不忍；犯死罪的，都减免死刑，改按其他罪论处。”

译被判徒刑、流刑而服役的人，难道唯独不属于已经结案定罪的吗？臣认为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树立万世不变的准则，使人不敢犯法；赦免宽宥，是为了广施浩荡恩德，使人能够自我更新。如今一方面尊重执行明确的诏令，另一方面又拘泥于律令；一方面奉行并宣扬特殊恩典，另一方面又被常法牵制，难怪会执着滞塞而不能通达。如今各类罪犯既然都遇到宽宥，这些人却只因为已经到达配所，反而不能沾受特殊恩典，恐怕不是昭示与天下共同重新开始的意思。”奏疏呈上后，诏令特许他们释放还乡。神宗万历十二年二月，御史屠叔明请求释放建文诸臣外亲中被谪戍的人，并宽宥遣返回乡。于是获免的总共有三千多人。“放生”附录【唐五代宋辽金元明臣】等。谨按：郑志所记载的放生各条，是全部抄录杜典旧文。考察杜典在这一门类下的自注说：“禁止屠杀，以使飞禽走兽得以生存，也与赦免宽宥之意相同，等等。”现在仍采用它的意义和体例续加编纂，附在这里以便一并见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十七人、二十五年、十一月、四年、八月〕 宣宗宣德年间，宽免的诏令每年下达，审阅囚犯后多次释放遣返，有时达到三五千人。皇帝告谕刑官说：“我担心他们因瘦弱而死，所以宽贷他们，这不是通常的制度。”宪宗成化元年十一月，法司援引并申明赦免条例上奏，皇帝命令故意杀人的不予宽宥，其余全部宽宥。犯十恶罪的，即使罪行较轻也不可宽宥。官吏贪污淫乱，如果事情没有明显迹象和证据，须具奏后区别处理。被迁谪到边远地区为民的人，从天顺元年起，在谪居之处已经成家置业、不愿返回的，听凭其自便。凡犯赃罪而赃款尚未追缴完毕的，一律免除。成化六年八月，因为旱灾和水灾接连发生，下诏除军人犯死罪不予宽宥外，徒刑以上降等发落，杖刑以下全部宽宥。成化十三年三月，河东知州徐孚被驿丞王伫控告，因犯妖言罪，依法应当斩首。他的妻子李氏上疏请求代死，皇帝怜悯她的情意，特予宽宥。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大赦天下。当时大报礼完成，皇帝慎重体恤刑狱，法司释放罪囚一千八百五十五人。嘉靖十六年六月，九江府同知姜辂先因严酷之事败露，被巡按御史陈褒弹劾，都御史王廷相等人议定姜辂应当迁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二十二年〕 皇帝说：“姜辂所犯在赦令以前，如今为什么还要迁发？”王廷相回答说：“去年诏书规定迁发为民的人，并没有说可以赦免；又有户部奏请批准的事例，诏书没有原宥的，都依律迁发，所以据此拟定姜辂的处置。”皇帝认为姜辂尚未被逮捕审问，仍命法司议定罪名上报。于是法司说：“每次诏书的第一条都明确列出重罪不赦；其余无论已经发觉还是尚未发觉，已经结案定罪还是尚未结案定罪，不论罪名大小，都准予赦免。如今姜辂尚未被逮问，那么此事属于司法官办理的范围，应当按照诏书予以宽免。”皇帝赞同他们的意见，赦免姜辂的罪。因都察院违背诏令，法司又没有实行参奏，二者都受到严厉责备而得到宽宥。穆宗隆庆元年八月，南京刑部、工部以徒犯钱金等援引恩诏，请求赦免；两部各持己见，意见不合，移交刑部议处。侍郎樊深等说：“臣考察律令，凡徒犯已经到达配所的，按例不许赦免遣还。只是被判徒刑、流刑而服役的人，虽然律令都说不予宽宥，但律文又有‘赦令临时发布，确定罪名而特予免除’的条文，这说明国家立法的本意是，凡遇到恩赦，都应另行论处。而且诏书所说已经发觉、尚未发觉，已经结案定罪、尚未结案定罪，罪行无论大小，都一概赦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五千人、十一月、六年、十三年、三月、九年、一千八百五十五人、十六年、六月〕 皇帝说：“辂所犯之罪在赦令颁布以前，如今为什么还要迁发？”廷相回答说：“去年诏书说，迁发为民的人，并没有说赦免；又有户部奏请、批准的事例，凡诏书没有原宥的，都依照法律迁发，所以臣等据此拟议辂的罪。”皇帝认为辂尚未被逮捕审问，仍命法司议定罪名上报。于是法司说：“每次诏书的首条都明确说明重罪不赦，其余罪行无论已经或尚未被发觉，已经或尚未审结定罪，不论罪名大小，一概准予赦除。如今辂尚未被逮捕审问，此事属于理官审理的范围，应当依照诏书予以宽免。”皇帝认为他们的意见正确，于是赦免辂的罪。又因都察院违背诏令，法司没有依法参奏，便一并严加责备后宽宥了他们。穆宗隆庆元年八月，南京刑部、工部以徒犯钱金等援引恩诏，请求赦免；两部所持意见不一致，便移交刑部议处。侍郎樊深等说：“臣考察法律，凡徒犯已经到达配所的，按例不许赦免遣还。只是被判徒刑、流刑并服劳役的人，虽然法律都说不予宽宥，但法律又有遇到赦令而临时确定罪名、特别予以免除的条文，这就是国家立法的本意；凡遇到恩赦，自然应当另行论处。况且诏书所说已经发觉、尚未发觉，已经结正、尚未结正，无论罪行大小，都一概赦除。被判徒刑、流刑并服劳役的人，难道唯独不属于已经结正的罪犯吗？臣认为，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树立万世遵循的常道，使人难以犯法；实行赦宥，是为了广施宽大浩荡的恩德，使人能够自行改过。如今既尊奉实行明确的诏令，却又拘泥于法律条文；既奉行宣扬特殊的恩典，却又被通常的法律束缚手脚，难怪会执拗滞塞而不能通达。如今各类犯罪的人既然都可以期待宽宥，唯独这些人因为已经到达配所，反而不能沾受一次特殊恩典，恐怕不符合彰明与天下同乐、重新开始的意旨。”奏疏上呈后，诏令特别准许他们释放还乡。神宗万历十二年二月，御史屠叔明请求释放建文年间诸臣外亲中被谪戍的人，并宽宥他们遣返回乡。于是获得免罪的人共有三千多人。唐宪宗元和九年下诏：听说近来京兆府每到腊日，府县就捕捉并饲养狐狸、兔子，用来充作进献之物，实在很违背道理；既违背动物的天性，又劳费人力。从今以后，应当一律停止。文宗太和四年下诏说：时令已属阳气和暖，命令禁止捕取幼兽和鸟卵，是为了保全这些正在孕育生命的事物，使仁德顺应万物本性。听说京畿以及关辅附近地区，豪强之家纵情射猎，鹰犬很是伤害田中禾苗，长吏必须严格加以禁止和查察，违犯者逮捕拘禁后上报。开成二年三月下诏说：春日正当时令，生气正在旺盛，考虑保全万物，以顺应天时；内外五坊所有笼养的鹰、鹞以及鸟雀、狐狸、兔子等，都应全部放生。从本月一日起至五月十三日，禁止在京城及京畿以内捕捉鸟兽、张设罗网和捕取水中虫类，使万物顺利生长，并永远定为制度，交由御史台、府及有关机构严格禁止。

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五月下敕：春夏交替之际，应当以万物生长为要务；顾念那些具有生命的种类，正依靠天地养育的功效。从现在起直到初冬，凡罗网以及各种射猎器具，都应停止使用。如有违犯，命各处官吏立即按违诏罪论处。从今以后，每年到了二月初，就依照这道敕令向朝廷内外晓谕。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凤翔路上奏说：义州番部买牛运入番地，多数用于宰杀，请求禁止沿路州县道路上的百姓杀牛并卖给番人。皇帝同意了。宋真宗景德三年，下诏牛羊司所畜养而已经繁殖的牲畜，只许放牧，不得宰杀。大中祥符三年，禁止在初春射猎。每年春夏两季，各地长吏都要重申这项禁令。天禧四年，判杭州王钦若上奏，请以西湖作为放生池，禁止捕捉鱼鸟。辽太宗会同五年五月五日，禁止屠宰。道宗咸雍七年，停止打猎，禁止屠杀，因为要在招仙浮图中安置佛骨。金海陵王正隆五年，禁止中都、河北、山东、河南、河东、京兆的军民用网捕捉禽兽以及饲养雕、隼。世宗大定五年下诏说：“马是军旅所使用的，牛是农耕所依赖的；杀牛有禁令，马又有什么不同？应当下令禁止。”大定十四年下诏：“明安、穆昆的百姓，不许杀生祈祷祭祀。”章宗泰和二年，御史台上奏说：“监察御史史肃说，诏制与律文轻重不同，以及律文没有规定的事项，都应分别校订后上报。像禁止屠宰这一类事项，应当写入法令。”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下敕：辉和尔地区春夏期间不得猎取怀孕和哺乳的野兽，并重申禁止屠杀牛马。刑制禁令条文又规定：每月朔日、望日以及上弦、下弦二日，禁止杀害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各郡县每年正月、五月各禁宰杀十日；从十二月至次年正月，禁止杀母羊。各类宴会中，即使达官贵人为行礼而杀马，也禁止。牲畜即使年老有病、不适合驾鞍驾车，也必须与众人共同检验后才能宰杀。凡私自宰杀官府的马牛，为首者杖一百七，从犯杖八十七，出力相助者比正犯减二等论罪。明世宗嘉靖初年，下令放开内苑中的禽兽，天下不得进献禽兽。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