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九

译军队回师后，薛收任天策府记室参军；又跟随平定刘黑闼，封为汾阴县男。不久以原官兼任文学馆学士，与房玄龄、杜如晦受到特别优厚的礼遇，接受秦王心腹之托。他又曾上书劝谏狩猎，秦王答复说：“看了你所陈述的意见，知道你是在成就我。”武德七年，薛收卧病不起，秦王问候的使者在道路上相望，又命人把他抬到府中，亲自举起衣袖抚慰他，叙谈平生，感慨流泪。薛收去世时三十三岁，秦王痛哭悲恸。秦王给他的堂兄之子薛元敬写信，命他好好抚养薛收的儿子，又派使者吊祭。后来秦王把文学馆学士的画像全部绘出，遗憾薛收早死，不能与他们一同入画。即位后，对房玄龄说：“如果薛收还在，应当让他任中书令。”贞观七年，追赠定州刺史；永徽年间又追赠太常卿，陪葬昭陵。有文集十卷，儿子是元超。元超【按《宰相世系表》，名振，字元超】九岁承袭爵位，长大后好学，擅长写文章，娶巢刺王的女儿为妻，多次升任太子舍人。高宗即位，提拔为给事中，多次上书陈述政事得失，皇帝嘉奖并采纳，改任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中书省中有一块盘石，薛道衡任侍郎时常坐在上面起草诏令，薛元超每次看见便流泪。服母丧期满起复，授黄门侍郎，检校太子左庶子。他所推荐的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郑祖玄、邓玄挺、崔融等十多人，当时都很有声名。授东台侍郎。李义府被流放到巂州，按旧制流放者不得骑马，元超替他请求，因此获罪，贬为简州刺史。又因同上官仪文章往来亲密获罪，流放巂州。上元初年遇赦返回，授正谏大夫。上元三年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皇帝在温泉校猎，各蕃酋长都执弓箭随从，元超认为不合适，上疏劝谏，皇帝采纳了。元超既因文学和政务才能受到知遇，皇帝十分看重他的才干，曾对他说：“只要能长期得到你在中书，确实不需要很多人。”永隆二年，授中书令兼左庶子。皇帝巡幸东都，命元超辅佐太子监国。太子多次射猎，元超上疏劝谏，皇帝知道后派使者慰问晓谕，并厚加赏赐。当时政权出自武后，元超于是佯装失语请求退休，皇帝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让他以原官退休。他去世时六十二岁，追赠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有文集四十卷。儿子薛曜，也以文学闻名，善于结交张易之，官至正谏大夫。元敬是隋朝选部郎薛迈的儿子，年轻时与薛收及族兄薛德音齐名【按薛德音仕奉王世充，东都平定后被诛】，世人称他们为“河东三凤”。武德年间任秘书郎，秦王召他任天策府参军直记室，又与薛收同任文学馆学士。当时薛收与房玄龄、杜如晦受到秦王心腹之托，彼此深相托付，而元敬畏惧远离权势，从未主动亲近。杜如晦感叹说：“小记室不可亲近，也不可疏远。”秦王为太子后，任命元敬为舍人，国家事务总归东宫，而元敬专门掌管文翰，号称称职，死于任上。薛稷字嗣通，是薛道衡的曾孙【按《宰相世系表》，薛道衡的儿子大年生行成，行成生仁伟，仁伟生薛稷，应当是五世孙】，考中进士，多次升任中书舍人。景龙末年任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他喜好古典，博学高雅，尤其擅长隶书。外祖父魏征家中收藏了很多虞世南、褚遂良的旧迹。薛稷精心临摹，笔势遒劲秀丽，于是以书法名扬天下，绘画也属绝品。睿宗在藩邸时很喜欢他，把他的儿子伯阳娶为仙源公主。睿宗即位后，薛稷升任太常少卿。皇帝任命钟绍京为中书令，薛稷暗中劝钟绍京推辞，并趁机入宫对皇帝说：“钟绍京虽然有功，但出身胥吏，恐怕难以符合众望。”钟绍京于是改任户部尚书，薛稷则以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后来薛稷和崔日用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互相诋毁，被罢为左散骑常侍，历任礼部尚书、太子少保。窦怀贞被诛，薛稷因知道他的谋划而被赐死。伯阳因为娶公主，封安邑郡公，另食实封四百户。薛稷死后，伯阳被贬为晋州员外别驾，不久迁徙到岭表，自杀。伯阳的儿子薛谈娶玄宗的女儿常山公主，授光禄员外卿，不久突然去世。马周字宾王，是博州茌平人【按《宰相世系表》，父亲马瑗曾任本郡户曹从事】。他幼年丧父，贫穷却好学，尤其精通《诗经》《尚书》，性情放纵不羁，不受乡里人敬重。武德年间，补任州助教，沉溺饮酒，不处理事务，多次被刺史达奚恕责备，于是离去，客居曹、汴之间，又被浚仪令崔贤侮辱，便受到激发向西而行。到了新丰，住在旅店，店主人正忙着供应另一位客人，对马周不加理会。马周命人取酒一斗八升，悠然独自饮酒，见到他的人都觉得奇异。到京师后，寄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贞观三年【新旧书都作五年，《通鉴考异》说依据实录应为三年；按《太宗本纪》，三年六月曾下诏令文武官员陈述政事，而五年没有此事，如今依从《通鉴》】，皇帝下诏令百官陈述政事得失。常何是武人，不懂文章，马周替他陈述二十多件事，全都切合当时政务。皇帝感到奇怪，询问常何，常何说：“这不是臣所能写的，是家客马周教臣的。”“这个家客是忠孝之人。”皇帝立即召见马周，在他还没有到达时，先后派四批使者催促。等到马周拜见皇帝，皇帝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命他直入门下省。第二年授监察御史，奉命出使，表现称职。皇帝赞赏常何能识人才，赐帛三百匹。这一年，马周上疏说：“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西面，规模比照紫极宫，仍然显得低小，四方来观看听闻的人有所不足。希望修筑城墙雉堞，建起门楼，务必做到高大显著，以彰明圣上孝道。”

译又下诏令二月巡幸九成宫，臣私下想到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早晚亲自照料饮食。如今所巡幸的宫殿距离京城三百里，不可能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假如太上皇思念陛下，想立即见到陛下，陛下将怎样赶去呢？而且这次出行本来是为了避暑，却让太上皇仍留在炎热之处，而陛下自己前往凉爽之地，这在冬温夏清的孝养之道上，实在很不妥当。又下诏令宗室和功臣都世袭刺史。即使尧舜这样的父亲，也还有朱、均这样的儿子；假如让愚昧幼稚的人承袭官职，骄奢放纵而留下祸患，这就是所谓爱他反而伤害他。臣认为，应当授给他们茅土，赏赐户邑；如果确有才能品行，就根据才器授予官职。这样既可以免除过失牵累，也能使他们终享福禄。又陛下即位以来，宗庙祭祀从未亲自主持，难道要使一代史书不记载皇帝亲自入宗庙吗？这样凭什么垂示后世呢？又王长通、白明达本来只是乐工，韦槃提、斛斯正只懂调教马匹，虽然技艺超过同辈，也只能厚赐金帛使他们的家族富足；如今却超越常格授予高爵，于是使马夫、倡优能够和朝廷官员并肩，臣私下以此为耻。”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授任侍御史。贞观十一年，他又上疏说：“自古明王圣主，虽然根据人的情况施行教化，但根本原则是自身节俭，把恩惠施加给百姓，因此能够使国运长久，祸乱不发生。如今百姓经历丧乱之后，与隋朝时相比，只剩十分之一，而徭役接连不断，哥哥离去、弟弟又回来，远的相隔五六千里，春夏秋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四五年来，百姓已经颇有叹息怨恨之言。况且京师和益州等地营造、供应的器物，以及诸王妃、公主的服饰，都过于华丽。臣听说清晨显明的政治，即使后世也还会懈怠。陛下年少时生活在人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成败亲眼见过，尚且还这样做；皇太子生长在深宫，没有经历外面的事务，这正是圣上应当忧虑的。过去贞观初年，全国荒歉俭薄，一匹绢才换一斗米，而天下却安定，因为百姓知道陛下忧虑怜悯他们，人人都能自我安定，没有怨谤。五六年来，年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多斛粮食，而百姓都怨恨，认为陛下不再忧虑怜悯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如今营造办理的多是不急迫的事务。陛下如果真想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不必远求上古的制度，只要恢复贞观初年的样子，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私下观察汉、晋以来，使天下动乱的，没有不是诸王造成的，都是由于分封设置不恰当，事先没有制定约束。前面的车已经翻倒，后面的车却仍不改变车辙。如今百姓极少，而诸王很多，宠遇恩赐中有过分优厚的。臣愚昧的忧虑，不只是担心诸王倚仗恩宠而骄傲自满，而且皇帝的儿子身享大国，哪里还会担心不富足，却每年另有优厚赏赐，曾经没有限度。俗语说：“贫穷不用学习节俭，富足不用学习奢侈。”说的是人的自然习性。大圣人创业，应当制定长久的法令，使万代奉行。臣听说统治天下，使百姓安乐，关键在刺史、县令。县令很多，不可能全都贤能，但州里能得到好的刺史就可以了。古代郡守、县令都选用贤能有德之人，想要任用某人，一定先考验他。治理百姓的人，有时由二千石官员中政绩优异者升入朝廷任宰相；如今却唯独重视京官，反而轻视县令、刺史的选任。又刺史多是武夫勋臣，有的京官不称职，才出任外官；因德行才术而升任刺史的，十人中还不到一个。百姓不能安定，大概就在这里。奏疏上呈，皇帝称赞说好。过了很久，马周升任给事中，转任中书舍人。他擅长陈述奏议，明白善辩而周密，深知政务机要。皇帝常说：“我暂时见不到马周，就会想念他。”岑文本说：“马君论说政事，文辞周密，义理切实，没有一句可以增删；听他说话滔滔不绝，使人忘记疲倦。但他肩膀像鹰、面色如火，腾达上升必定很快，我恐怕他不能长久。”马周升任治书侍御史，检校晋王府长史。晋王成为太子后，马周任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八年，升任中书令，仍兼任太子右庶子。皇帝征伐高丽，留下马周辅佐太子，监理定州国政；皇帝回来后，马周以原官署理吏部尚书，皇帝赐给他飞白书以表示宠爱。马周患消渴病多年，皇帝亲自替他调制药物，派太子去问候病情。病情加重时，他把自己上奏的章疏全部烧掉，说：“揭露君主的过错，求取身后的名声，我不做这种事。”去世时四十八岁，皇帝为他举哀，追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当初皇帝厚待马周，马周也颇为自负。他任御史时，派人拿图样去买宅第，众人因为他一向没有财产，都暗中讥笑他。后来有一天他报告说有一所好宅子，价值二百万，马周立即把这件事上报，皇帝下诏令有关官署支付价钱，并赐给奴婢和各种器物，人们这才明白。此前京城早晚用传呼声来警示众人，后来设置鼓来代替。品官旧日服饰有黄、紫两种颜色，后来三品官穿紫色，四、五品穿朱色，六、七品穿绿色，八、九品穿青色。进城门从左边进，出城门从右边出。设置飞驿以传达紧急警报。收取居民的地租，安排宿卫人员大小轮班，截短驿马的尾巴，城门卫舍、守捉士每月分派到各县，各县各取一人以防备过失，这些都是马周提出的。马周死后，皇帝十分思念他，甚至准备借助方士的法术求见他的形貌。高宗即位后，加赠尚书右仆射、髙唐县公。垂拱年间，配享高宗庙廷。儿子马载，咸亨年间任司列少常伯【旧书作吏部侍郎；按司列少常伯就是改名后的吏部侍郎，旧书记载的是原来的官名】；与裴行俭分掌选官事务，在当时很有名声，称为“裴马”。最终任雍州长史。李大亮是京兆泾阳人，父亲李充节，隋朝朔州总管、武阳公【《新唐书》说祖父是李琰、魏朝度支尚书，不记载他的父亲；旧书称李大亮为李琰的曾孙、祖父李纲为魏朝南岐州刺史，父亲李充节，与《宰相世系表》相合，如今依从旧书】。李大亮有文武才能，隋朝末年署任庞玉的行军兵曹，与李密交战时被擒，同伴一百多人都被杀，贼帅张弼唯独认为李大亮非同寻常，释放他并与他交谈，于是结为朋友。高祖进入关中后，李大亮自行归附，被授土门令。年成荒歉、盗贼兴起时，李大亮招抚流亡者，安抚贫弱百姓，卖掉自己所骑的马，逐渐用来资助他们，劝导开垦田地，当年获得大丰收。他间或出兵攻击盗贼，所到之处总能平定。秦王巡行北境，下书慰劳他，赐马五乘、帛五十段。不久，胡人军队大举到来，李大亮估计无法抵挡，便单骑到贼营，召见豪帅，以祸福晓谕他们，他们都受到感悟，请求投降。李大亮杀掉自己所骑的马给他们吃，徒步返回，县境因而清平，越级授任金州总管府司马。当时王弘烈占据襄阳【王世充的侄子】，皇帝下诏令李大亮安抚樊、邓，进兵攻下十多座城，升任安州刺史，又派他巡行广州。行军驻扎在九江时，辅公祏反叛，他用计擒获辅公祏的将领张善安；叛军包围猷州，他进军将其击破，升任越州都督。

译贞观初年，改任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召回授任太府卿，又出任凉州都督。曾有一只著名的鹰，台使来到后，暗示希望进献给皇帝。李大亮秘密上表说：“陛下已经很久断绝狩猎，而使者却来索求鹰。如果确实是陛下的意思，那就违背了过去的规定；如果是使者擅自索求，就是任用错了人。”皇帝回信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忧虑什么呢！”赐给他胡瓶一只。又把荀悦《汉纪》赐给他说：“荀悦的议论深刻博大，极尽治国的体要，你应当仔细研读体味。”颉利可汗败亡后，北方各部相继归附朝廷，其中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以及七姓部落还在伊吾，皇帝下诏任命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仍在碛口储备粮食，以赈济他们的饥荒。李大亮上疏说：“臣听说想要安抚远方，必须先使近处安定；中国是天下的根本，四夷好比枝叶。损伤根本、厚待枝叶，却想求得安定，从来没有这种道理。近来突厥几乎举国入朝，陛下把他们安置在内地，距离京师不远，这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一个人来投降，便赏赐五匹物品、一领袍服；酋帅都授予高官，给予优厚供给，这也不是中国的利益。如今伊吾虽然已经臣服归附，远在蕃地沙漠，臣认为那些自称藩属、请求归附的人，应当用羁縻办法接受他们，使他们居住在塞外，这样只是施行虚有的恩惠，却能得到实际的福益。西河地区长期受蕃夷困扰，又加上隋朝动乱，残破耗损已经非常严重，不宜再劳役百姓。臣请求停止招慰使，让边地百姓能够从事农耕。”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贞观八年，任剑南道巡省大使，讨伐吐谷浑；又任河东道行军总管，与李靖等人一同从北道出兵，渡过青海，察看黄河源头，在蜀浑山击破贼军，俘获敌人后返回。进爵为公，授左卫大将军。晋王成为太子后，兼任右卫率，又兼任工部尚书。李大亮每次值夜宿卫，必定通宵只作短暂假寐。皇帝慰劳他说：“有你值宿，我睡觉就安心了。”贞观十八年，皇帝巡幸洛阳，下诏令他辅佐房玄龄留守。房玄龄称赞他有王陵、周勃那样的节操，可以担当大事，皇帝更加看重他。不久李大亮卧病，皇帝亲自调制药物，快马送去。临终遗表请求停止辽东战役，又说京师是宗庙所在，希望皇帝深加留意。

译遗表写成后，他叹息说：“我听说礼制说，男子不应死在妇人的手中。” 他命人屏退左右，话说完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将要入殓时，口中没有珠玉，只放了五石米、三十端布。太宗哭得非常悲痛，追赠他为兵部尚书、秦州都督，谥号“懿”，陪葬昭陵。大亮性情忠诚谨慎，外表好像不善言语，内心刚烈，不可侵犯。他在朝廷上争辩是非，从不隐瞒或退让。居家时，即使妻子儿女在旁，也从不显出懒惰的样子。他侍奉兄嫂完全合乎礼数，身居显要，而生活十分俭朴。他在越州抄写了数百卷书，离任时，把书留在都督府。起初攻破辅公祏后，朝廷赐给他奴婢一百人，他说：“你们大多是士大夫家的子女，我怎么忍心把你们当作卑贱的奴隶？全都放了吧。”太宗听说后赞叹其美德，又赐给他俚婢二十人。后来攻破吐谷浑，又赐奴婢一百五十人，他全都送给亲戚。宗族中没有后代的人家，他替三十多家办理了丧事。他曾经想起张弼救过自己，使人寻找机会报答。张弼当时任将作丞，躲着不见他。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张弼，他拉住张弼哭泣，把全部家财都推给他。张弼不肯接受，于是大亮对太宗说：“臣能够侍奉陛下，是张弼的功劳。愿意把臣的全部官爵都授给他。”太宗把张弼提拔为代州都督，世人都称许他们。大亮死后，他收养的孤儿中，有十五人都以父亲的礼节为大亮服丧。哥哥的儿子道裕【按《宰相世系表》，道裕的父亲名为大通】，贞观末年任将作少匠，曾代替韦挺督运粮食到幽州【见《韦挺传》】。后来因议论张亮案件而受到赏识，升任刑部侍郎【详见《张亮传》；旧书不载议狱之事，只说永徽年间任大理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百五十口〕 戴胄是相州安阳人，性情正直，有才干和谋略。隋朝末年任门下录事，苏威、裴矩都很器重他。越王杨侗在东都即位后，任命他为给事郎。戴胄劝王世充尊奉辅佐王室，王世充表面上答应了。不久王世充接受九锡，戴胄又恳切进谏，王世充不听，把他调出任郑州长史。秦王攻克武牢，得到戴胄，便任用他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封武昌县男。贞观元年，升任大理少卿。长孙无忌曾被召见，未解下佩刀就进入东上阁，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察觉，按罪应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只罚铜。戴胄驳议说：“校尉和无忌的罪过相同。臣子面对至尊，不应称作误带；即使确实是误带，也应处死。陛下如果要录用无忌的功劳，这不是执掌法令的官署所能决定的；如果依据法律只罚铜，也不恰当。”【新书末两句作：“如果罚无忌而杀校尉，就不能称为刑罚。”按戴胄起初只是说论处无忌罚铜不合法，并非主张单独杀校尉，其意思还在下文】太宗命令重新议论，封德彝仍按原议上奏。太宗将要听从封德彝，戴胄又说：“校尉是因为无忌才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如果都属于误失，就不能只让校尉一人处死。”因此校尉也得到赦免。当时被选用的人大量聚集，有人伪造资历和防身凭证，诏令允许自首；不自首的，罪至死刑。不久有人犯法，戴胄依据法律判处流放。太宗说：“朕下诏规定不自首者处死，如今你却判流放，是不是在卖弄狱讼、徇私枉法？”戴胄说：“陛下应当立即杀掉他，那不是臣所能干预的事；如今既然已经交给主管官署，臣不敢损害法律。”太宗说：“你自己坚持法律，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说：“法律，是用来向天下昭示最大的信用的。诏言，只是皇帝一时喜怒所发。陛下因一时愤怒将要杀他，后来知道不可行，便改按法律处理，这是忍住小的愤怒，保存大的信用。”太宗受到启发醒悟，采纳了他的话【按：这就是《魏征传》所说柳范妄告隋朝资历之事，但《魏征传》说罪应判徒刑，而这里说依法判流放，略有不同】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帝、坚持执法，大多像这样。多次升迁后任尚书左丞。贞观二年，戴胄上疏说：“隋开皇年间，命天下百姓按等级缴纳粮食，名叫社仓，所以直到隋文帝在位末年，百姓都免于饥荒。现在应命王公以下直到普通百姓，按照所开垦田地的顷亩数计算，每年秋收时，都缴纳粮食以及稻、麦，分别存入所在之地，建立义仓。”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他家贫，赐钱十万。仆射萧瑀被免职，封德彝去世。太宗对戴胄说：“尚书省总管国家纲纪，失误一件事，天下将要因此受害。现在把尚书省令、仆射的职务交给你，应当符合朕的期望。”戴胄性情明察敏捷，处理事务迅速而恰当，议论的人说，自武德以来，左右丞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授任谏议大夫，与魏征轮流每日入宫供职。贞观三年，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右庶子。杜如晦临终前留下遗言，请把选举事务交给戴胄，因此又检校吏部尚书。但他喜欢压制文士，奖掖执掌法律的官吏，当时有人因此讥讽他学问少。贞观四年，免去吏部尚书，仍以原官参与朝政，进爵为郡公。太宗将要修复洛阳宫，戴胄上疏劝谏说：“近来看到关中、河外都设置了军团，又加上九成宫的劳役，剩余的成年男子已经不多。乱离刚刚平定，户口稀少衰弱，一个人去服役，全家都要荒废生业。况且自七月以来，淫雨过多，今年收成好坏还不能确定。洛阳宫殿足以遮蔽风雨，稍等几年再建成也不晚。”太宗看了奏疏，便停止了劳役。戴胄每次上奏都先删去草稿，所以外界很少知道内容。太宗曾对左右说：“戴胄并不是朕的心腹亲信，但事情紧急关键之处，他没有不知道的，只是受到忠心激发罢了。”贞观七年去世，太宗为他举哀，追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号“忠”，诏令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有司为他建立庙宇。戴胄没有儿子，以哥哥的儿子至德为后嗣。至德在干封年间多次升迁，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转任户部尚书，仍掌管政事。父子二人在十多年间相继担任宰相，世人惊叹他们的荣耀。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当时刘仁轨任左仆射，每逢有人申诉冤屈和积压案件，总是先用好听的话应付他们；至德一定先查究事情的始末，对确有道理的人秘密替他上表奏报，始终不显露自己裁决取舍的作用。因此当时的声誉大多归于刘仁轨，刘仁轨被称为“解事仆射”。至德曾与刘仁轨轮流审理诉讼。有一位老妇到尚书省，至德已经接收了诉状，老妇说：“起初以为您是解事仆射，如今才知道不是。”至德重新取出诉状，笑着还给她，众人都佩服他的宽厚。有的人拿这件事问至德，他回答说：“庆赏和刑罚，是君主的权柄。凡是做臣子的，怎么能同君主争夺呢？”太宗听说后赞叹称美。仪凤四年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谥号“恭”。

译刘洎字思道，是荆州江陵人。起初任萧铣的黄门侍郎，攻取江表地区，得到五十多座城，还没回来萧铣就败亡了，于是带着城池归顺唐朝，授任南康州都督府长史。贞观七年，升任给事中，封清苑县男，转任治书侍御史。当时尚书省诏敕积压堵塞，刘洎说：“尚书省处理各种政务，贞观初年原本没有设置令、仆射的职务，而且事务繁多。左丞戴胄、右丞魏征，遇到事情就弹劾举发，从不回避退让，因此百官都畏惧肃敬，不敢懈怠。近来功臣和皇亲身居要职，彼此势力倾轧；即使想要自我振作，也先害怕喧嚣的诽谤。郎中只知道请示禀报，尚书又不敢裁决，管辖松弛，纲纪不振。如今应当精选左右丞所属两司的郎中，使他们都能胜任。这样不但足以挽救政务旷废积滞的弊病，也足以纠正追逐竞争的风气。”不久，授任尚书右丞。刘洎在任上有所建树，尚书省事务又得到治理。贞观十七年，授任散骑常侍，不久代理黄门侍郎。太宗喜欢发表议论，同公卿谈论古今之事时，一定反复辨析诘问、提出难题。刘洎进谏说：“帝王同臣民、圣哲同庸愚，等级相差悬殊，势位不能相提并论。陛下即使降低尊严，和颜悦色，虚心听取意见，仍然担心群臣畏惧退缩，不敢主动进言，何况还凭借神妙的机智和上天赋予的辩才，修饰言辞、援引古事，来排斥他们的议论呢？记忆太多会损伤心神，言语太多会耗损气力，起初虽然察觉不到，时间久了必然成为弊病。况且如今的安定治理，都是陛下努力实行所造成的；想求得长久，并不在于广博地争辩，只要忘掉爱憎，慎重取舍，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太宗下优诏答复他。太子刚刚册立，刘洎上书说：“太子关系着宗庙社稷，善恶习惯由此形成，国家的兴亡也在于此。开始时不勤勉，最终必定后悔。因此晁错上书，要求太子通晓政术；贾谊进献策略，务求太子懂得礼教。如今太子正值盛年，却不致力于学习，不亲近正直之人，这是臣不能理解的。古人向君父问安后便退下，是为了扩大恭敬；居住在不同宫室，是为了远离嫌疑。近来太子一入宫侍奉，往往超过十天不出来，师傅和属官只是备员而已，这不是所谓爱护太子。臣希望陛下授给他良书，让贤良之士陪伴他，使他听到前所未闻的事情，见到前所未见的事物，这样太子的德行会更加光明，也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太宗于是命刘洎、岑文本、马周轮流每日到东宫值班。太宗曾因苑西监穆裕而发怒，下诏要在朝堂上斩杀他。太子立即进谏，太宗高兴地说：“朕当初得到魏征，他早晚进谏；魏征死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接续进谏。这个孩子在朕膝前长大，熟悉朕喜欢听谏言，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话；这种习惯已经养成了性情。” 贞观十八年，升任侍中。一天，太宗对侍臣说：“朕现在想听听自己的过失，你们替朕说一说。”长孙无忌、李勣、杨师道都说：“陛下凭借盛大的德行使天下太平，臣等看不出有什么过失。”刘洎说：“确实如无忌等人所说，但近来上书的人如果言辞不合陛下心意，有时会当面受到严厉诘问，恐怕这不是广开言路的办法。”太宗说：“你说得好，朕能够改正。”太宗出兵征讨高丽，诏令刘洎兼任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与高士廉、马周辅佐太子在定州监国。太宗说：“让你辅佐太子，国家社稷的安危都寄托在你身上，你应当深刻体会朕的意思。”刘洎说：“陛下不必忧虑，大臣有罪，臣谨立即执行诛杀。”太宗认为他轻率妄言，责怪他说：“你的性情疏略而果断，恐怕会因此失败，应当告诫自己谨慎，以保全最终的吉利。”贞观十九年，太宗回师途中生病，刘洎入宫拜谒，出来后对同僚说：“皇上的病势如此严重，圣上的身体实在令人忧虑，脸色非常悲伤恐惧。”有人进谗言诬陷他。太宗说：“刘洎说国家的事不足忧虑，只应当辅佐太子，实行伊尹、霍光的旧例；有异心的大臣就杀掉，这样自然可以安定。”太宗认为这话是事实，下诏赐刘洎自尽【按：刘洎之死，新旧《唐书》都说是褚遂良进谗，并且说太宗病愈后召刘洎询问情况，刘洎引用马周为自己辩明，太宗问马周，马周回答与刘洎相同，褚遂良仍不断坚持作证，于是太宗赐死】刘洎临死时，请求纸笔想要上言，有司不给。太宗后来知道此事，有司都获罪。显庆年间，他的儿子宏业到朝廷申诉冤屈，说刘洎是被褚遂良诬陷而死，李义府帮助他。太宗询问近臣，给事中乐彦玮说：“如果为刘洎昭雪，就等于说先帝用刑不当。”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文明初年，下诏恢复刘洎的官爵。通鉴把“有人向太宗进谗言”改作“有人向太宗进谗”，不说是褚遂良，也不记载“引用马周自我辩明”等话。《纲目》采用了《通鉴》的说法。《通鉴考异》说：这件事不是宫中宦官所能做的，褚遂良是忠直之臣，而且一向和刘洎没有怨仇，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大概是许敬宗憎恨褚遂良，所以修撰实录时把刘洎的死归罪于褚遂良。《纲目》注文载有孙甫等人的辨析，大意都相同。现在贞观十九年以下的记载都依从《通鉴》《纲目》。乐彦玮字德珪，是长安人。以给事中的身份因服丧离职，起复为唐州刺史，多次升迁为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干封初年，改任大司宪，去世后追赠齐州都督【旧书作秦州】。他的儿子思晦，武后时任鸾台侍郎，兼任检校天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被酷吏杀害【按：乐彦玮在旧书中另有传，新书则附在刘洎传后，又不记载其子思晦的事；现在仍依新书，并兼取旧书，将思晦之事附在末尾】崔仁师是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年，应制举，授任管州录事参军。陈叔达推荐他的才干，让他任史官，升为右武卫录事参军，参与编修《梁魏史》。贞观初年，提拔为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谋反，党羽被捕入狱，监狱满员，诏令崔仁师审查复核。他根据实情审讯，只判首恶十多人有罪，其余都赦免释放。孙伏伽对他说：“获得免罪的人这么多，谁肯把死罪让给别人？如果临到处决时发生变故，怎么办？”崔仁师说：“审理案件以仁恕为主，难道明知他们冤枉却不为他们申诉，只替自己打算吗？”等到敕使重新审讯，囚犯们都叩头说：“崔公仁慈宽恕，没有冤枉我们的人，请让我们服罪。”崔仁师因此知名。升任度支郎中时，他曾上奏说要调拨使用数千费用，名册掌管者没有拿着底册。太宗感到奇怪，命杜正伦带着底册来，崔仁师当面逐项回答，没有一处错误，太宗非常惊异。校书郎王玄度给《尚书》《毛诗》作注，诋毁孔安国、郑玄的旧学，请求废弃旧注，实行自己的注本。太宗诏令诸儒议论，博士以下的人都不能诘难他。崔仁师逐条列出其中不合大义之处上奏，事情于是被下令停止。贞观十六年，升任给事中。有司认为法律规定谋反者的兄弟没入官府为奴太轻，诏令八座官员议论，大家都说汉、魏、晋谋反都夷灭三族，请求改为处死。

译崔仁师说：“父子是天伦亲属，即使只诛杀父子，也足以使他们内心受到牵累；连这一点都不顾惜，又何必爱惜兄弟呢？”太宗采纳崔仁师的意见，于是不作修改。后来崔仁师秘密请求立魏王李泰为太子，失去了太宗的信任，被降为鸿胪少卿，逐渐升任民部侍郎。征讨高丽时，诏令他辅佐韦挺掌管海运，又另行掌管河南的运输事务。崔仁师认为漕运道路遥远，担心所运物资不能按时到达，便建议用近海地区征收的租赋来供应。因运输人员逃亡而没有上报获罪，被除名。太宗回到中山时，起用他为中书舍人，检校刑部侍郎。太宗驾临翠微宫，崔仁师献上《清暑赋》讽谏太宗，太宗称赞它写得好。贞观二十二年，升任中书侍郎，参与机要政务。有人伏在宫门前申诉冤屈，崔仁师没有上奏，太宗发怒，认为他欺骗皇上，把他流放到连州【新旧《唐书》本纪都如此，旧书本传作龚州】。永徽年间，起复为简州刺史，去世。儿子崔挹，任户部尚书。崔挹的儿子是崔湜。崔湜字澄澜，年轻时考中进士，多次升迁为考功员外郎。当时桓彦范等人执掌政权，害怕武三思从中挑拨，便引荐崔湜作耳目，让他暗中窥伺。崔湜见皇帝疏远桓彦范等人而亲近武三思，反而把桓彦范等人的谋划报告给武三思，于是迅速升任中书舍人。桓彦范等人被迁往岭外后，崔湜又劝武三思赶快杀掉他们，以断绝人望，并且举荐外兄周利贞出使，于是桓彦范等人全都被杀。景龙二年，升任兵部侍郎。当时上官昭容多次出入外宅，崔湜托附于她。不久授任中书侍郎、检校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与郑愔共同主持选官，贪赃受贿，声名狼藉，被李尚隐弹劾，贬为江州司马。上官昭容和安乐公主从中为他申辩，改任襄州刺史。不久入朝任尚书左丞。韦庶人临朝听政时，又以吏部侍郎身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出任华州刺史，又授太子詹事。起初，景龙年间，崔湜献策开凿南山新路，以沟通商州水陆运输，役使数万人，死者有十分之三四；后来夏季大水冲毁道路，最终也没有通行。到这时朝廷论功，给他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太平公主引荐他任同三品。先天元年，授任中书令。玄宗还在东宫时，多次到崔湜的宅第，关系十分亲密，但崔湜暗中依附太平公主，当时的人都替他担忧。门客陈振鹭献上《海鸥赋》来讽谏崔湜，崔湜称赞文章，却不改正自己。太宗将要诛杀萧至忠等人时，召崔湜来向他显示心腹之意。崔湜的弟弟崔澄对他说：“皇上有所询问时，千万不要隐瞒。”崔湜没有听从。萧至忠等被杀后，崔湜因私下侍奉太平公主获罪，流放窦州。宫人元氏声称曾与崔湜谋划进献毒酒给皇帝，朝廷追捕到荆州，赐他自尽。起初崔湜在襄州时，曾多次同谯王互相馈赠问候；谯王失败后，崔湜本应处死，刘幽求、张说为他申辩，才得以免死。崔湜做宰相后，又为刘幽求被流放岭表之事向都督周利贞暗示，想让周利贞杀死刘幽求，但没有成功。他还与太平公主谋划驱逐张说，他的天性险恶狠毒就是这样。他和弟弟崔液、崔澄，以及堂弟崔涖【按《宰相世系表》，涖、澄都是崔挹的儿子，崔液则是崔挹哥哥崔防的儿子】，都凭文章才学身居要职。每逢宴饮聚会，他们常把自己比作东晋的王氏、谢氏。他曾说：“我家子弟入仕，历任官职从来没有不居第一等的。大丈夫应当先占据重要道路，控制别人，怎么能默默地受别人控制呢？”因此不断追求升进，最终导致失败被杀，当时年仅四十三岁。崔液字润甫，擅长五言诗。崔湜曾感叹说：“海子【崔液的小名】是我家的龟龙啊。”官至殿中侍御史。因崔湜获罪应当流亡，被命令在郢州作《幽征赋》来表达心意。遇到赦免后返回，去世。他的儿子崔论，有才干和办事能力。乾元年间，多次主管州郡政务，以治理政绩著称。后来任同州刺史，被黜陟使庾何考察后免职，议论的人认为处理不公。庾何又授他衢州刺史。德宗认为他出身旧族且年高，把他提拔为大理卿，后来去世。崔澄本名崔涤，玄宗给他改了这个名字。玄宗还在藩王府时，和他同乡居住，彼此亲近友善。玄宗即位后，任用他为秘书监，他出入宫禁，陪同诸王参加宴会，连座次也不谦让。他性情诙谐，善于辩说，玄宗担心他泄露宫中言语，便在笏板末端亲自写下“慎密”二字。后来屡次加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安喜县子。去世后，追赠兖州刺史。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十 列传 唐【十】岑文本【岑羲、长倩、格辅元】、虞世南、李百药【李安期】褚亮【刘孝孙、李玄道、李守素】、姚思廉【姚璹、姚班】、令狐德棻【令狐峘、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岑文本字景仁，是邓州棘阳人。家居江陵。他的父亲岑之象在隋朝任邯郸令，曾被人控告而无法申辩。岑文本十四岁时，到司隶官署为父亲申诉冤屈，答辩明白而悲切，毫不屈服，众人都感到惊异。有人命他作《莲花赋》，他提笔立即写成，司隶官署的人都赞叹赏识，父亲的冤屈也终于得到昭雪。萧铣占据荆州时，召他任中书侍郎，主管文书记录。河间王李孝恭平定荆州后，他的部下想大肆抢掠，岑文本劝李孝恭说：“隋室无道，天下都伸长脖子盼望真正的君主。萧氏君臣决定归命，实在是想离开危难而趋向安定。如果放纵军队抢掠俘虏，恐怕会阻碍江岭以南归顺教化的心意。”李孝恭称赞说好，立即制止抢掠，任命岑文本为别驾。进军讨伐辅公祏时，召他掌管军中文书，又任行台考功郎中。贞观元年，授任秘书郎，兼任中书省值班官。太宗举行籍田礼，又在元日宴请群臣，岑文本献上《籍田三元颂》两篇。岑文本的才名已经显著，李靖又推荐他，于是提拔为中书舍人。起初，武德年间，诏诰以及军国大事都由颜师古起草确定；到了岑文本，尤其敏捷迅速。有时政务繁多而紧急，皇帝命六七名官吏同时下笔，岑文本口授文辞，片刻之间全部写成。颜师古罢职后，岑文本便代任中书侍郎，专门掌管机密事务。封江陵县子。谷水、洛水泛滥，岑文本上密封奏事，言辞十分切实重要。魏王李泰受到宠爱，大规模修建宅第，岑文本上疏劝谏，劝皇帝崇尚节俭，并陈述嫡子与庶子的区别，认为应当对魏王有所削减抑制。太宗都嘉奖他，赐帛三百端。贞观十八年，升任中书令。第二年，随太宗征讨高丽，军需、粮食、器械、簿册等事务全都交给他办理。岑文本早晚勤奋劳作，精神很快耗尽，容貌举止也失去常态。太宗为他担忧，说：“文本和我一同出行，恐怕不能和我一同返回。”到幽州后，岑文本突然病重，太宗亲自去探视，流泪不止。岑文本去世，享年五十一岁。这天夜里，太宗听到严鼓声，说：“文本去世了，这是我不忍听到的声音。”命令停止击鼓。追赠侍中、广州都督，谥号“宪”，陪葬昭陵。有文集六十卷。岑文本由书生起家，常常担心盛极而衰；平生的旧交即使贫贱，也一定以平等礼节相待。他居住的房屋低矮简陋，没有褥垫、帷帐等装饰。他以孝顺侍奉母亲闻名，抚养弟弟和侄子，恩义十分深厚。太宗常称赞他忠诚谨慎，信任亲近他。晋王成为太子后，大臣多兼任东宫官职，太宗也要任命岑文本；他推辞说：“臣守住一个职务，尚且害怕盈满，不愿希求恩宠而进入东宫，请允许臣一心侍奉陛下。”太宗于是作罢。岑文本刚任中书令时，回到家中面有忧色，母亲问他，他回答说：“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旧臣，却承担重任、身居高位，因此忧虑。”有人来祝贺，他总是说：“如今接受的是吊唁，不是祝贺。”有人劝他置办产业，岑文本叹息说：“我是汉南的一个平民，徒步进入关中，所希望的不过是秘书郎、县令罢了。如今没有立过战功，只凭文章才学做了宰相，俸禄已经超过应得，还要置办什么产业呢？”他从不谈家事，财物都交给弟弟岑文昭掌管。岑文昭任校书郎时，常与轻薄之人交往，太宗知道后对岑文本说：“你的弟弟过错很多，朕将把他调出京城。”岑文本说：“臣的弟弟自幼丧父，是母亲最疼爱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弟弟，就等于没有老母亲了。”说着流下眼泪，抽泣不止。太宗被他的情意感动，于是停止了调任，只召见岑文昭告诫约束他，后来岑文昭最终没有再犯过错。岑文本的孙子是岑羲，侄孙是岑长倩。岑羲字伯华【按：《宰相世系表》记载，其父名曼倩】，考中进士，多次升迁为太常博士。他的伯父岑长倩获罪后，岑羲被贬为郴州司法参军，后升为金坛令。当时他的弟弟岑仲翔、岑仲休都任县令，各有名声，江东称他们为“三岑”。岑羲升任汜水令，韦嗣立推荐他，并且说：“只是受到长倩的牵累。”后来又说：“如果确有才干，何必拘泥于这些关系？”于是授任天官员外郎。这样一来，凡是因亲属获罪而被废弃的人，都得以进用升迁。岑羲任中书舍人时，中宗在位，敬晖想上表请求削除武氏诸王的封爵，众人畏惧武三思，不敢替他起草，岑羲却拿笔写成，文辞义理强劲恳切。因此被降为秘书少监，后升任吏部侍郎。掌管选官的人都因受贿而闻名，唯独岑羲坚持正道，当时舆论称赞他。韦庶人杀害皇帝后，岑羲被提拔为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免去他的宰相职务，任陕州刺史【按：《通鉴》记载，韦后时任岑羲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睿宗即位后，诸位宰相都罢为刺史，唯独没有提到岑羲，直到七月才罢为右散骑常侍，与本传不同】又升任户部尚书。先天元年【新书本传作景云年间，错误；现在依本纪及宰相表】，再次召回任同三品，升任侍中，封南阳郡公。起初发生太子李重俊之变时，冉祖雍诬陷皇帝参与谋划，幸亏岑羲和萧至忠为皇帝申辩，皇帝才得以免罪。岑羲监修《中宗实录》，亲自记载了这件事。皇帝看到后，下诏褒奖，又厚赐他。当时岑羲家族显贵兴盛，身居清要职位的有数十人，他感叹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实在值得畏惧。”然而他最终不能有所收敛退让，因参与太平公主谋反而获罪，被处死，家产也被籍没。岑长倩是岑文本哥哥岑文叔的儿子，自幼丧父，由岑文本抚养疼爱。永淳年间，多次升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拱初年，由夏官尚书升任内史，掌管夏官事务。不久授任文昌右相，封邓国公。武后改朝换代后喜欢祥瑞符命，岑长倩多次上奏陈说，又请求把皇嗣的姓改为武氏，武后答应了，赐给他实封五百户。天授二年，加授特进、辅国大将军。张嘉福、王庆之等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岑长倩认为皇嗣正在东宫，不应有这样的议论，便和格辅元一起拒绝在奏表上署名，并请求严厉责罚张嘉福等人。因此极大地违逆了武氏的意愿，被罢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征讨吐蕃，尚未到达就被召回下狱。来俊臣又胁迫岑长倩的儿子灵源，诬陷格辅元、欧阳通等数十人与岑长倩共同谋反【新书说来俊臣胁迫诬陷岑长倩，没有说是他的儿子灵源；“数十人”作“数十族”】，于是这些人一同在市中被斩。岑长倩的五个儿子都被赐死，还挖掘了他的祖先坟墓。睿宗即位后，追复其官爵，依礼改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