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五十七

译列传 宋【六十一】王存　孙固　赵瞻 傅尧俞　梁寿　王岩叟 王存，字正仲，是润州丹阳人。庆历六年考中进士，调任嘉兴主簿，升任上虞县令。有豪强大姓杀人，州中官吏收受贿赂而不追问；王存到任后查办此事，豪强却贿赂其他官员改变案情，王存反而被罢职离去。过了很久，授任密州推官，受到欧阳修、吕公著、赵槩的知遇。治平年间，入朝任国子监直讲，升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王存过去与王安石关系亲厚，王安石执政后，屡次召他来商议政事，王存因意见不合，便谢绝不去。王存在三馆任职多年，从未稍有贬损自己以求进取。曾被召到便殿，屡次上书陈述时政，因而涉及大臣，但不依附任何人，都是当时人们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元丰元年，神宗察知他忠诚实在、没有党援，任命他为国史编修官，修撰起居注。当时起居注官虽然每天侍从皇帝，但奏事必须先禀报中书，等待许可。王存请求恢复唐代贞观年间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的旧例，神宗认为他说得对，允许他直接入殿奏事，从王存开始。第二年，以右正言兼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判太常寺。他议论在圜丘合祭天地不合古制，应当亲自到北郊祭祀，按照《周礼》的官制施行。神宗急于任用人才，王存请求把熙宁以来群臣因议论政事获罪、或者因牵连误判而被斥退，但实际是忠心进言、并没有重大过错的人，按照才能召回擢用，以备任官使用。这些话符合神宗的心意，被收用拔擢的人很多。他又说，赦令出自皇上的恩典，但近年议论法律、审理案件的人，大多请求不因赦令而宽免减罪；官府禁止请托本来是为了防止托人求情，却连吊死问疾这样的往来一概禁止，都不妥当。执政者对此不高兴。元丰五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知府，进为枢密直学士，改任兵部尚书，转任户部。哲宗即位，永裕陵的财费没有超过期限便已准备完毕，宰相趁机又把王存调往兵部、太仆寺，请求内外马政由他专门奏达，不隶属于驾部。王存说：“先帝正要整顿省、台、寺、监的职权，使各部门相互统辖，不能顺从有关部门图自己方便，从而毁坏已经形成的制度。”元祐初年，调回户部，王存坚决推辞不接受。元祐二年，授中大夫、尚书右丞。三年，升任左丞。有人建议废除京畿内的保甲教练制度，王存说：“如今京师兵籍日益削减，又废除保甲而不加训练，这不是国家长久根本的谋划。况且先帝不怕艰难才创办此事，既然已经有了成效，无故废除，不可以。” 门下侍郎韩维被罢职，王存说：“去掉一位正直之人，天下都会失望，忠直敢言者的气势会受到挫伤，防范邪曲的人也会争相进用了。”他又议论杜纯不应罢免侍御史，王觌不应罢免谏官。各地上报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刑部援引旧例请求宽贷，都省多次以没有值得怜悯宽恕的理由驳回。王存说：“这是祖宗的制度。有关部门想让犯人活下来，朝廷却破例把他杀死，可以吗？”黄河决口向北改道，已经几十年，治水官员商议恢复旧河道，王存争辩说：“旧河道已经高了，水性趋向低处，只是白白耗费财力，恐怕不能成功。”最终停止了这项工程。蔡确因诗作怨恨讥讪朝廷，王存与范纯仁想减轻他的罪，蔡确却再次被贬到新州，王存也被罢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蔡州。王存调往兵部，是蔡确极力促成的。到这时王存又因蔡确而被罢，士大夫称许他能够消除个人怨恨。一年多后，加授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召入任吏部尚书。当时朝廷上关于朋党的议论逐渐激烈，王存对哲宗说：“臣下结党固然不可滋长，但如果不加审察，就会牵连无辜的好人。庆历年间，有人指称韩▯、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朋党，幸亏仁宗圣明，没有被这种说法迷惑。今天如果果真有人进献这种说法，希望陛下明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正人〕 因此又与掌权办事的人发生抵牾。授任大名府知府，改任杭州知州。绍圣初年，请求告老，提举崇禧观，升任右正议大夫，退休。按照旧制度本应得到东宫保傅的恩典，议论的人指责王存曾主张归还西夏侵占的土地，因此削减了他的恩典。不久又降为通议大夫【按《东都事略》记载，王存先降通议大夫，后来又升为右正议大夫】，回乡养老，修筑住宅，首先营建家庙。建中靖国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左银青光禄大夫。王存性情宽厚，平日恭谨温和，不做诡诈激烈的行为；但对于自己所坚守的原则，确实不可动摇。司马光曾说：“在万马奔驰之中能够停住脚步的，大概就是王存吧？” 孙固，字和父，是郑州管城人。年幼时便立志高远，徂徕石介一见到他，就认为他将来可以成为辅佐大臣。考中进士，调任磁州司户参军。跟随平定贝州时，他向文彦博说明“胁从者不予治罪”的道理，文彦博的意见与他相合，所以只诛杀首恶，其余人没有受到牵连。转任霍邑县令，升为秘书丞，任审刑详议官。宰相韩▯知道他贤能，告诉他来相见，孙固不肯前往。韩▯便引荐他编修中书各房文字。治平年间，神宗还是颍王时，让孙固任侍讲；等到神宗成为皇太子，又让他任侍读。神宗即位，提升孙固为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通进银台司。种谔攻取绥州，孙固知道神宗有经略西夏的意图，想预先陈说此事以作劝戒，便上奏说：“对待远方之人应当向他们显示信用。如今无缘无故出兵，不是得当的计策。希望把汉代韩安国、魏相，唐代魏征关于用兵的论说，拿来参照比较异同，那么是非就清楚了。”大臣们厌恶他的说法，便让他出知澶州；回来后知审刑院，又兼领银台，任封驳官兼侍读，判少府监。神宗问王安石能不能任宰相，孙固回答说：“王安石文章和品行都很高，担任侍从、献纳一类的职位已经合适。宰相自有宰相的器度，王安石性情狭隘，不能容人；如果一定要寻找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才是合适的人。”

译神宗一共四次询问，孙固都这样回答。等到王安石执掌国政、变更法度时，孙固多次因议论政事与他意见不合。青苗法颁行后，孙固又极力陈说其不便。等到韩琦的奏疏送到，神宗受到触动，对孙固说：“朕反复考虑，确实不方便。”孙固出来对执政大臣说：“既然皇上已经有意改变，就应当赶快谋划，以造福天下。”后来神宗最终仍听从王安石，孙固又兼领银台司。孔文仲因为对策触犯时政，受到报复而被罢免，孙固说：“陛下以名义求取士人，士人以实际情况应答，如今反而阻止他，为什么呢？”胡宗愈因议论政事获罪被逐，苏颂、陈荐因议论李定而被罢职，孙固都援引义理为他们争辩。当时有人议论尊奉僖祖为始祖，孙固说：“汉高祖因取得天下而成为祖先，这与商、周不同，所以太上皇不能作为始封之祖。光武帝中兴汉室，不敢以舂陵作为祖先，而是以高帝为祖。宋朝拥有天下，要传之万世，是太祖的功劳，不应废止对他的祭祀。请以太祖为始祖，另为僖祖建立庙宇；禘祫之日，奉僖祖的祧主面向东方，以伸张他的尊位，这才符合所谓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尊的意思。”韩▯见到这篇议论，感叹说：“孙公这番议论，足以流传不朽了。”加授龙图阁直学士，知真定府。辽人偷着耕种解子平的土地，已经有多年，官吏争论不决，不能收回。孙固暗中探得其中要领，折服并使辽人惭愧，重新划定疆界二百里。熙宁末年，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元丰初年，任同知枢密院。任枢密院职务时，朝廷征讨安南，建立顺州。那里瘴疠严重，不能守卫，孙固请求放弃，于是内迁居民二万户。有文书报告说西夏人幽禁了他们的国主。神宗想向西征讨，孙固多次说，出兵容易招来祸患。神宗说：“西夏既然有衅隙，不取就会被辽人占有，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孙固说：“如果实在不得不出兵，请宣布他的罪行，进行有限的讨伐，分割他的土地，让他的酋长各自守卫。”神宗笑道：“这真是郦食其的说法。”当时执政者有人说：“应当直接渡河，不可停留行军。”孙固说：“那么谁替陛下承担这件事呢？”神宗说：“朕已经交给李宪了。”孙固说：“讨伐一个国家，是大事，怎么可以让宦官来承担？如今陛下任用李宪，那么士大夫谁肯为您效力呢？”神宗不高兴。另一天，孙固又说：“如今五路军队进发，却没有大帅，即使取得成功，军队也必定作乱。”神宗说：“大帅确实难以找到合适的人。” 吕公著说：“既然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干脆停止呢？”孙固说：“公著说得对。”起初商议五路军队入境讨伐，约定在灵州会合。李宪从熙河路进入，却擅自不赴灵州，反而自行攻取兰州、廓州，想借此消除责罚。孙固说：“按照兵法，约定日期后到达的人应当斩首。如今各路都进军，唯独李宪不前往，即使攻取了兰州、廓州，罪行也不可赦免。”神宗没有听从。后来军队果然无功而返。神宗说：“朕起初认为孙固的话迂阔，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孙固改任大中大夫、枢密副使，升任知枢密院事。因病请求避位，授观文殿学士，知河阳。不久提举嵩山崇禧宫。哲宗即位，以正议大夫知河南府，调任郑州。元祐二年，召入授侍读，提举中太一宫，随后授门下侍郎。孙固多次请求退休。太皇太后说：“你是先帝在东宫时的旧臣，如今皇帝刚开始亲自听政，勉强留下来辅导他。如果身体不安，可以把文书送到家中办理。”孙固感激，勉强起身处理政务，又任知枢密院事。官职累进至右光禄大夫。元祐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温靖。孙固内心诚实纯正，不喜欢矫饰高亢，与人相处越久越能取得信任，所以历经顺逆而不被人嫉害。他曾说：“人应当以圣贤为老师，只守一节的人不值得学习。”司马光退居时，孙固常常劝神宗召他回来。等到司马光任陈州知州，经过郑州，孙固与他谈论天下大事，谈了几十件，对他说：“您将来适合任宰相，应当看事情的先后缓急，慎重处理。”绍圣年间，孙固被剥夺先人遗泽。元符二年，连他被追赠的官职也被剥夺，列入元祐党籍。政和年间，徽宗因为孙固曾任神宗的宫僚，特意把他从党籍中除名，全部恢复被剥夺的东西。赵瞻，字大观，他的祖先是亳州永城人。父亲赵刚，官至太子宾客，迁居凤翔之郿。赵瞻考中进士，调任孟州司户参军，改任万全县令，捐出圭田收入修缮学校，士人从远方前来求学。改任夏县知县，建造八监堂，书写古代贤能县令的治理事迹，用来监督自己。又以秘书丞知永昌县，修筑六座堰坝灌溉田地，每年节省科敛数十万，水利诉讼全部平息。升任太常博士，知威州。赵瞻认为威州、茂州杂处许多羌獠，地势险要而难以守卫，不如合并它们，在文川建立郡治，于是分条详细记载，写成《因山别录》。后来熙宁年间，朝廷经营西南，便取赵瞻的书来考察。升任尚书屯田员外郎。英宗治平初年，由都官员外郎授任侍御史，上疏说：“英明果断、独自裁决，是君主至高的权力。” 但应当以天下的大公为主，以天下的正当议论来衡量，做到这样以后，权力才可以归于一统。至于积累已久的弊病，以及刑罚、赏赐和制度施行上的过失，可以改革的就改革；诏令、言语和行动上的错误，可以停止的就停止。辅佐大臣依靠君主的任用，应当责求他们的成效；台谏官知道某人的才能，就应当采信他们的意见；兵权应当削减宦官所掌握的部分，边疆事务应当交给久经战阵的将领。”英宗称赞说好。过了很久，诏令派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任陕西各路钤辖，招抚各部。赵瞻认为唐代任用宦官担任观军容使、宣慰使等，后世应当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应当追回内侍，责成守臣办理。这样的奏章上了三次，言辞十分激切。等到文彦博、孙沔经略西夏时，朝廷另派冯京安抚各路，赵瞻又请求罢免冯京的使职，专门委任宿将。西夏人入侵王官川，主帅孙长卿不能抵御，朝廷却加授孙长卿集贤院学士。赵瞻说孙长卿应当被罢免，不应当奖赏，这是赏罚颠倒。京东盗贼多次起事，赵瞻请求更换曹州、濮州无能的守臣。朝廷没有答复，他便请求退职，又极力要求追回王昭明等人。英宗改变脸色，接受了他的意见。治平二年秋，京师发生大水，诏令百官进言，许多奏疏却被留在宫中。赵瞻请求把奏章全部发出，交给中书、门下两省详细选择后上报，英宗采纳了。

译当时朝廷议论追尊濮安懿王，中书省请求称濮安懿王为亲。赵瞻争辩说：“仁宗既然已经颁下明确诏书，认皇帝为儿子，议论的人却只因礼律中‘所生’和‘所养’的名分而迷惑，妄自互相诋毁责难。他们明明知道礼制不能有两个父亲，也知道为父服斩衰的意义，却敢割裂一个字来扰乱事实。臣请求与他们当廷辩论。”后来皇太后亲手写信，尊濮王为皇，赵瞻又极力陈说。赵瞻暂代太常少卿，接待契丹贺正使，入朝回答英宗的问题。英宗问起前面的事情，赵瞻仍然坚持原来的说法。使者回来后，听说吕诲等因谏阻濮王之议都被罢职，便请求与他们一同贬谪，朝廷没有答复。于是出任汾州通判。神宗即位，升任司封员外郎，知商州，又授提举陕西刑狱。熙宁三年，任开封府判官。神宗问：“你认为青苗法便利吗？”赵瞻回答：“青苗法，唐代在末世动乱之中实行，搜刮百姓财物，确实便利；如今想作长久之计，爱护养育百姓，确实不便利。”起初王安石想让赵瞻帮助自己，打算让他的党羽推荐赵瞻为知杂御史，赵瞻不答应，因此不能留在京师，出任陕西转运副使，改任永兴军转运使。因母亲年老，请求知同州。熙宁七年，朝廷担心钱币过重，商议用交子权宜替代，命赵瞻负责制定办法。赵瞻提出的意见不合朝廷意旨，于是调任京西转运使；又因母亲年老没有赴任，调任陕西路判官，请求回到乡里，授提举凤翔太平宫。遭父丧，服丧期满，改授朝请大夫，知沧州。哲宗即位，转任朝议大夫，召入任太常少卿，升任户部侍郎。元祐三年，升任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第二年，以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因入殿答对说：“机密政务最急迫的事情，只在人才而已。如今臣选拔武臣，难以立即全部了解他们，请下诏让各路安抚使、转运使推荐使臣，分别考察他们的才能并排列等级，登记为三等，以备选用。”都水监王令图请求恢复黄河旧河道，朝廷交给执政大臣议论，赵瞻坚决争辩，最终诏令停止工程，正如赵瞻所议。洮河各族认为青唐首领逐渐衰弱、可以控制，想借助中国的兵威废掉他，边臣急忙请求出兵。赵瞻说：“不可以。对待外国，以最大的信用为根本；况且既然已经授予他爵位和官命，他虽然失去众人拥戴，却没有触犯王法，有什么理由讨伐他？如果不能取胜，战争的祸端就会从这里再次兴起。”于是停止出兵。赵瞻又上奏请求废除渠阳军，以减轻荆湖地区的力量负担，请下诏告谕西夏，让他们归还永乐的遗民，西夏人听从了命令。元祐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对辅臣说：“可惜啊，他是忠诚厚道的君子！”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懿简。绍圣年间，言官因为傅珪弹劾元祐诸臣，追夺赵瞻所获赠官职，把他列入党籍。赵瞻有四个儿子：孝谌，任瀛州录事参军；献诚，任唐城县令；一人早逝；彦诒，任太康主簿。傅尧俞，字钦之，本是郓州须城人，迁居孟州济源。考中进士时还没有成年，曾掌管西京税院事务。留守晏殊、夏竦都很器重他。任新息县知县，略微升任太常博士。嘉祐末年，任监察御史。兖国公主嫁给李玮，被家监梁怀吉、张承照从中挑拨，与丈夫关系不和。仁宗把这两人贬出京城，不久又召回。公主家把李玮赶出，任卫州知州。傅尧俞说：“公主仗恃宠爱而轻视丈夫，陛下为了替公主出气而驱逐李玮，使臣下的行为极其违背礼法，被四方人耻笑。以后还凭什么教导各位公主呢？”皇城巡逻卒吴清诬告奏报富民杀人，审讯后没有事实根据。有关部门要求吴清出面辨明，主管此事的内侍却不肯派他去。傅尧俞说：“陛下爱惜吴清，恐怕从此再也听不到外面的事情了。臣认为不如把他交给外部官府，公开查明是非，再施行赏罚；这样上报朝廷的事情才都会真实，正可以扩大陛下的视听。”内侍李允恭、朱晦违反法律而任用自己的儿子，赵继宠越级主管天章阁，蔡世宁掌管内藏，却把珍珠私下给宫人看。傅尧俞认为宠幸和恩遇造成的过失，应当在刚开始时加以防范，便把这些人全部弹劾。当时国家用度不足，谈论财利的人争相进献富国之策。傅尧俞上奏说：“如今度支每年用度不足，确实不能忽视。” 要挽救这种弊病，关键在于陛下自己节俭克制，以身作则，不要夺占农时，不要妨害商旅；如果只是想纷纷更改制度来处理，毫无益处。任用聚敛之臣，天下就危险了。”仁宗年事已高，皇嗣尚未册立，傅尧俞请求从宗室中选择贤者，以慰藉天下人的期望。等到英宗成为皇子，有关部门却缺少供给和馈食。仁宗不知道这件事，傅尧俞说：“陛下既然以宗室亲属的重大礼制确定皇嗣，就应当按照家人的礼节，让皇子早晚侍奉饮食左右，以沟通慈爱孝敬的真情。如今礼遇有所缺失，不是尊崇亲亲、重视国家根本的做法。”于是诏令有关部门丰厚地供应物品。英宗即位，傅尧俞转任殿中侍御史，升任起居舍人。皇太后与英宗共同听政。英宗的病痊愈后，傅尧俞上书皇太后，请求把政权归还皇帝。过了很久，听说内侍任守忠有挑拨离间的话，傅尧俞劝皇太后说：“外面的舆论纷乱，两个宫廷之间的感情还没有沟通。如果诛杀、贬逐挑拨离间的人，那么慈爱孝敬的声誉都会更加显著。”于是皇太后还政，驱逐任守忠。傅尧俞对英宗说：“皇太后身边供职的人，应当稍微记录他们的勤劳，略加恩惠，对上可以慰藉母后，对下可以安定人心。况且任守忠已经离去，其余的人不追问也就可以了。” 升任右司谏，兼知谏院。英宗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时，仍然谦让，任用大臣。傅尧俞说：“大臣的话如果正确，陛下偶尔认为对而施行，可以；如果已经审察出是错误的，却仍然顺从，那君主的权柄在哪里？希望君臣相处之间，对的说对，错的说错，不要彼此当面顺从；总揽众议，不偏爱也不厌恶，这样威权才会归于陛下。”他曾因议论政事，英宗说：“你为什么不说蔡襄？”傅尧俞回答：“如果蔡襄有罪，为什么不自行纠正？典刑制度难道还要靠臣下的言论吗？”英宗说：“想让台谏官来议论，使它通过公议处理。”傅尧俞回答：“如果交付公议，臣只看见蔡襄有功，没有看见他的罪。臣身为谏官，若让臣接受指使去议论，臣不敢。”陕西报告说，靠近边境的熟户有不少逃散，诏令任用内侍李若愚等为陕西四路钤辖、转运使，负责招纳，并规定每年入朝一次奏报事务。傅尧俞说：“这是安抚经略使的职权。况且如果陛下不相信李若愚等人的话，就不该任用；如果他们说什么陛下都听从，那么边帅的权力就转移到这四个人手中了。”不久便罢除了这一安排。大臣建议濮安懿王应当称为皇考，傅尧俞说：“这在人情和礼制文义上都极其荒谬悖逆。”他与侍御史吕诲一同上奏十多道，言辞非常切直。

译主持这一议论的人知道群情汹汹，无法遏止，于是把“考”改称为“亲”。傅尧俞又说：“亲如果不是父母，那是什么？同样不可以。”后来又因水灾进言说：“简慢宗庙，水就不会滋润下行。如今把濮王作为皇考，对于仁宗的宗庙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简慢的呢？”不久，命傅尧俞与赵瞻出使契丹。将要回来时，吕诲、吕大防、范纯仁都因谏阻濮王之议而被罢免。朝廷又授傅尧俞为侍御史知杂事，傅尧俞请求罢职离去，英宗当面挽留他。傅尧俞说：“吕诲等人已经被驱逐，臣按道义不应留下。”于是拜了两拜辞行，出知和州。通判杨洙乘机问他：“您因为直言被贬居这里，为什么从来不提御史任上的事情？”傅尧俞说：“以前是谏官的职位，难道能不说吗？今天做一郡之守，应当宣扬朝廷的美意，反而喋喋不休地追说以前政事的缺失，与诽谤有什么不同？”神宗即位，调任庐州知州。熙宁三年到京师，王安石一向与他友善，当时正在推行新法，便对他说：“满朝纷纷议论，等待您来已经很久了。”王安石准备把他安置在待制、谏院的职位上。傅尧俞说：“世人都认为新法不便利；如果确实如此，我一定要极力议论。平生从未喜欢欺骗，冒昧把这话告诉您。” 王安石对此很恼怒，只授予他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的职位。不久，他出任河北转运使，改任江宁府知府，又调任许州、河阳、徐州；两年之内六次调动官职，奔波于道路之间，知道自己不被当时所容，便请求提举崇福宫。此前，徐州人告发有人谈论天文灾祥，傅尧俞因为事情尚未查清，没有接受这项辞呈。后来那个谈论者被依法处死，傅尧俞因没有立即逮捕他获罪，被削夺官职，后来逐渐起用为监黎阳县仓草场。郡府属官巡视县境，傅尧俞随众同行。他出城迎接，礼数十分周到；太守却派别的官吏代替他主管出纳事务，傅尧俞不肯，说：“既然担任这个官职，怎么能荒废自己的职守？即使严寒酷暑，也一定每天到仓廪中处理事务。”这样过了十年。哲宗即位后，他任明州知州，被召回任秘书少监兼侍讲，升为给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御史张舜民因进言论事被罢职，诏令傅尧俞另行举荐御史，傅尧俞把诏书封还，请求留下张舜民，皇帝没有听从，便任命傅尧俞为吏部侍郎；傅尧俞不接受，于是改以龙图阁待制出任陈州知州。不久，他又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确因作诗诽谤获罪，被贬到新州，宰执和侍从以下被罢免的有七八人，御史台因此几乎空了。傅尧俞说：“蔡确的党羽，其中最突出的本来就应该驱逐，其余的人可以一概置之不问。” 水官李伟提出，可以从孙村引导黄河改回故道。傅尧俞说：“近来派使者考察此事，他们都说这样做不便利，而李伟又虚妄浮夸、不肯承担责任，怎么可以仓促兴办这么大的工程？”朝廷于是搁置了李伟的建议，升任傅尧俞为吏部尚书兼侍读。元祐四年，授任中书侍郎。元祐六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对辅臣说：“傅侍郎清廉正直，始终如一，是金玉般的君子。”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献简。绍圣年间，因元祐党人之故，追夺他的赠官和谥号，并列入著名党籍。后来党禁解除，下诏褒奖追赠，录用他的儿子。傅尧俞敦厚稳重，少言寡语，待人不设防备，人们自然不忍欺骗他。在君主面前议论政事，毫不隐瞒；退朝后与人交谈，也不再显出矜持特别的神色。他的从孙傅察见《忠义传》。梁焘字况之，是郓州须城人。他的父亲梁旧，任兵部员外郎、直史馆。梁焘因父亲的恩荫任太庙斋郎，考中进士，任编校秘阁书籍，升为集贤校理，任明州通判，又任检详枢密五房文字。元丰年间长期大旱，他上书论述时政说：“陛下近来忧虑政事的缺失，惶恐地自我责备。丁卯日发布诏令，癸酉日就下了雨。这是上天顾念并听取陛下的仁德之言而感到欣喜，表现出将恩泽施及百姓的意愿。百姓受新法困苦，像被灼烧一样哀号，而京师尤其严重；市场中的小民没有不失去职业的，聪明人和愚笨人相互对看，每天都有发生大变乱的忧虑。陛下既以诏令施恩防护，又把它落实到政事中，一天之内欢呼声四起。距离诞节还有三天时，甘雨降下，这是上天用雨水祝陛下万年长寿，感动于圣心大为醒悟，从而使仁政得以施行。然而法令乖张，对百姓造成毒害的措施，所改变的还不到万分之一；人心仍未解除忧患，所以天意也还没有完全释然，雨水没有再次降下。陛下也要以此为戒，早晚都加以回应吗？如今陛下所知道的，只是市易法的事情罢了，法令造成的祸害，难道只有这一项吗？青苗钱还没有到偿还期限，就责令百姓缴纳免役钱；免役钱还来不及收齐，又加上淤田钱；淤田法刚下，又有方田法；方田法还没有停止，又逼迫百姓实行保甲。这只是徒然扰乱百姓，使他们不能稍稍休息于圣恩之中。” 即使有人提出一条意见，也一定把他交给主管官吏处理；主管官吏虚报说没有这回事，朝廷就随即相信，安然不再追问。即使偶尔派使者巡行察访，那些人也因为贪图苟且得来的宠禄，巧妙地编造谎话来成全这件事。后来甚至请求把这项法令推行到各地，上下互相隐瞒，渐渐形成风气。我认为天下的祸患，不在于祸乱不能除去，而在于朋党蒙蔽遮蔽的风气形成，使君主听不到本来应当听到的事情，因此政事日益败坏，祸乱最终就会发生。”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内侍王中正率军出征，强行替干赏功而不按法令办理，梁焘争辩而未能获准，于是出任宣州知州。他入朝辞行，对神宗说：“王中正功劳赏赐的文书，为什么唯独不能这样办理？”神宗说：“王中正以虚妄冒领、侥幸求取为事，臣不敢屈法而辜负陛下。”不久，任提点京西刑狱。哲宗即位，召任工部郎中【按《东都事略》记载，梁焘在神宗时已经任工部郎中，哲宗即位后升为太常少卿，与《宋史》本传不同】；升为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有人请求宣仁太后到文德殿，穿衮冕接受册封，梁焘率同列进谏，引述薛奎劝谏章献明肃皇后不应穿王服到太庙的事，宣仁太后欣然接受。梁焘又论说市易法已经废除，请求免除中下户拖欠的债负；又请求欠缴青苗钱的下户，不得令其保人代为偿还。

译文彦博提议派刘奉世出使夏国。御史张舜民论说不应派他出使，于是被降为虢州通判。梁焘说：“御史是掌持纲纪的官，可以冒犯君颜直言正论。何况臣下有过失，怎么能因为畏惧忌讳而不说呢？如今御史敢于议论大臣，是天下的公议；大臣不喜欢御史，是一个人的私心。若为了一个人的私心而治罪于天下敢言的公议，这不是公正朝廷的盛事。”当时一同议论此事的有傅尧俞等七人，全部被召到都堂，诏令告诉他们，处理事情应当权衡轻重，所以不惜牺牲一个新进御史来安抚老臣。梁焘又说：“如果论年龄和爵禄，老臣较为尊重；如果论法度和纲纪，老臣反而较轻。御史是天子的法官，不能因为大臣心中不满就斥退。希望恢复张舜民的职位，以端正国家体统。”奏章上了十次，皇帝都没有听从。梁焘又当面责备给事中张问，认为他不能驳回罢免张舜民的制命，是失职，因此因斥责同列获罪而出任外官。任集贤殿修撰、潞州知州，他推辞不接受，说：“臣原本论说张舜民不应被罢免，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就应当斥退臣。如今却因为微小罪过而冒领优美职位、主管重郡，这样一来，朝廷的命令就不能明确辨别是非曲直了。” 没有得到答复。到潞州后，正逢灾荒，他不等候命令就打开常平仓粮赈济百姓。第二年，以左谏议大夫之职被召回，到了以后上书说：“皇帝年纪尚轻，还不能完全独断政事。太皇太后保佑圣主，隔着帷幕后主持政务，奸人容易加以欺蔽。希望端正纲纪，彰明法度，采纳忠言，讲求仁政。”两宫都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前宰相蔡确作诗怨恨诽谤，梁焘与刘安世交相攻击他。蔡确逃窜到新州，梁焘升任御史中丞。邓润甫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梁焘论说邓润甫柔弱谄媚而不正直，善于投机求进，皇帝没有听从，于是改任邓润甫为权户部尚书，邓润甫不接受。梁焘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郑州知州，十天后入朝代理礼部尚书，任翰林学士。元祐七年，授尚书右丞，转任左丞。蔡京任蜀地长官，梁焘说：“元丰年间的侍从中可用的人很多，只有蔡京轻浮险诈、贪婪刚愎，不可任用。”他在议论夏国地界问题时，和同列意见不能一致，于是请求离职。哲宗命令秘密访求人才，梁焘说：“可以担任大任的人才，陛下自己知道；只是必须辨别邪正，向天下公开善恶。希望在旧人中任用坚贞正直、纯厚而有声望的人，不要因身边人好恶的言论而改变圣意，那就是天下的大幸。” 因病罢职，任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按旧例，不是宰相不能任观使，于是特设同使一职来宠遇他。他极力推辞，改任颍昌府知府。绍圣元年，任郓州知州。朋党之论兴起，哲宗说：“梁焘每次都提出公正持平的意见，他所陈述和排击的事情，全都出于公议，朕都记得，所以最后才责罚他。”最终因被视为司马光党人，贬为鄂州知州；绍圣三年再次贬为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贬为雷州别驾，安置在化州，并将他的儿子迁徙到昭州，徽宗即位后才得以归还。梁焘自从入朝任官，一直把荐举援引人才作为自己的志向；他在鄂州作《荐士录》，详细载录姓名，说：“出入侍从之列，做到执政，八年之间，我所推荐任用的人并没有全部辜负我的期望，我感到惭愧的也很多。”他爱惜贤才、乐于行善就是如此。王岩叟，字彦霖，是大名清平人。仁宗初年设置明经科时，王岩叟十八岁，乡试、省试、廷对都考取第一。调任栾城主簿、泾州推官，刚任职两天，听说弟弟去世，便弃官回家奉养父母。熙宁年间，韩绛留守北京，征召他为属官。后来任定州安喜县知县，有个依法办事的官吏被罢职后居住乡里，唆使人们打官司，王岩叟把他逮捕，在市中施以杖刑，众人都惊惧肃然。定州太守吕公著赞叹说：“这是古代的良吏啊。” 朝廷下诏让近臣举荐御史，被举荐的人心中属意于王岩叟，但还没有见过他；有人说可以去拜见，王岩叟笑着说：“这就是所谓自荐求进的御史了。”最终没有去见。哲宗即位后，因刘挚的推荐任监察御史。进入御史台的第二天，他就上书论述安定社稷的办法，认为关键在于听从劝谏、任用贤能，不能因小利而失去民心。于是他说，役钱的征敛法太重，民力承受不了，希望恢复嘉祐年间的差役法【按张耒撰写的王岩叟墓志，王岩叟初任御史时上书并未涉及役钱；《东都事略》记载王岩叟论役钱征敛法太重，是在哲宗下诏求言之后，与《宋史》本传不同】。又说河北榷盐法仍在实行，百姓深受其害；河北是天下的根本，自祖宗以来都把推行这一制度视为恩惠，希望恢复旧制。江西盐法害民，诏令派使者前往察看，王岩叟说：“一方百姓已经困苦不堪，若一定要等使者回来以后才改革，恐怕会有来不及受到恩泽便死去的人。”希望立即废止。又极力陈述时事，认为如果不根除祸害根源，百姓就没有理由乐于生存；如果不屏退群邪，太平终究难以实现。当时朝廷下诏征求百姓疾苦，四方争相把实情送来申诉，主管部门害怕审阅登记，因而颇为壅塞滞留。王岩叟说：“不询问也就罢了，既然询问，就一定要实行；否则天下人必定认为陛下用空话来欺骗他们，以后即使有诏命，谁还肯相信？李定不穿生母仇氏的丧服，王岩叟论说他不孝，李定于是被责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宰相蔡确任裕陵复土使，回到朝廷后，以李定为后盾自居，王岩叟说：“陛下即位，是以儿子继承父亲，这是百王不变的正道；而太皇太后先在内廷确定此事，蔡确竟敢贪取上天之功自我夸耀。章惇奸诈凶狠，欺骗君上、蒙蔽圣明，不忠之罪大概与蔡确相近。”王岩叟又在帷前争论役法，言辞气势不谦逊，没有侍奉君上的礼节。如今圣政不出内廷，怎么可以容许这种大奸仍在朝廷任职？于是二人相继被罢斥。王岩叟升任左司谏，兼权给事中。当时两省同时任命执政，其中有人不合时人期望，王岩叟立即封还并记录黄纸制书，上疏进谏。不久，任命不经门下省便发出，王岩叟请求面见皇帝，言辞更加恳切；退下后又到阁门上疏说：“臣任谏官，既然应当进言；暂代给事中，又应当驳正。并不是臣喜欢发表高论、乐于违忤大臣，而是担心命令从旁门斜出，更加损害纲纪。”奏疏共上了八次，任命最终被搁置。他又说：“三省胥吏每月享有优厚俸禄，每年还逐渐获得优厚品秩，而朝廷每办一件事，便总要计算功劳、评定赏赐，不知道平日的俸禄赏赐将拿来做什么？”

译希望告诫并激励大臣，凡事都为之建立制度。”升任侍御史。两省的正言一职长期空缺，王岩叟上书说：“本朝仿照近古制度，谏臣总共才六员，如今又空缺而不任命，难道是认为治道已经清明，不需要进言了吗？还是认为人才难以称职，不如空着职位吗？这两种想法都不是臣对今日朝廷的期望。希望赶快补足缺额，多多进用正直之人。正直之人得到进用，小人自然会消退。”各路发生水灾，朝廷实行赈济借贷，户部规定必须灾情超过七分，且百姓户等降低四等，才准予借贷。王岩叟说：“中户以上的人家也大概已经艰难缺粮，请不要再问灾情分数和户等，全部准予借贷，这样或许能使王恩没有间隔，从而招致最和谐的气象。”他因张舜民之事获罪，改任起居舍人，不接受，以直集贤院出任齐州知州。第二年，又以起居舍人被召回。他曾在迩英殿侍讲，讲读《宝训》到节省费用一章时，王岩叟说：“凡是说节约用度，并不是偶尔节省一件事就能奏效；应当每件事都以节俭为原则，日积月累，国用自然充足。”读到仁宗知人一事时，王岩叟说：“君主常常应当虚心平气，没有偏私，看事情依据道理，那么事情的是非、人的邪正，自然就能看见。” 司马康讲《洪范》讲到“乂用三德”时，哲宗说：“只有这三种德，还是还有别的德？”王岩叟听到后，便上疏说：“三德是人君的根本，得到它国家就能治理，失去它国家就会混乱，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要在朝廷之上辨明是非，在众多士人之间判别忠奸；不能因为顺从自己就忘记他的恶，不能因为违逆自己就遗漏他的善；私下的请求不能因所爱的人而徇私，公正的议论不能因所憎恶的人而改变；竭尽忠诚、奉守节操的人，应当任用而不再犹疑；欺骗君上、盗取宠禄的人，应当抛弃而不必迟疑。爱惜纲纪，谨守法度，重视刑典，戒除姑息，这是人君的正直之德。远离声色之好，断绝游宴之乐，勇于挽救天下的弊病，果断解决天下的疑难，邪说不能动摇，非正之道不能诱惑，这是人君的刚强之德。处在万乘尊位而不骄傲，享有四海财富而不放纵，聪明有余却处处像不足，群英并用却求贤如同赶不上，虚心访求治道，屈己听从劝谏，戒惧如临深渊，谨慎如履薄冰，这是人君的柔顺之德。三者足以穷尽天下要务，只看陛下努力实行得怎样罢了。”王岩叟每天侍讲，又奏说：“圣贤之学，不是仓促之间能够成就的，必须依靠积累。” 积累的关键在于专心和勤奋。排除断绝其他嗜好，才可以称为专心；长久坚持而不厌倦，才可以称为勤奋。希望陛下特别留意。”哲宗认为他说得对，升任权吏部侍郎、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湖北各蛮族相继出动侵扰边境，没有一年安宁，王岩叟请求专门把边疆事务交给荆南处理。唐义问于是亲自起草檄文，晓谕各部，说明朝廷正崇尚恩信，不要以侥幸求取功赏，后来局势于是安定。起初，夏人来争兰州地界，王岩叟说：“质孤胜过二堡，自从元祐年间讲和以来，就在兰州界内；夏人认为这是地势险要、土地肥沃之处，所以极力争夺。如果二堡失守，兰州、熙河就会陷入危险；这样的形势要地，怎么可以轻易放弃？”议论于是停止。后来修筑定远城，都是依靠王岩叟的力量。授任中书舍人，滕甫任太原帅时，被走马承受所撼动，朝廷准备调往颍昌。王岩叟说：“进退帅臣，按道理应当慎重；如今因一个小臣的一句话就更换主帅，使后人畏惧而不能自保，这种风气一旦滋长，不是委任将帅、安定边疆的福分。”于是此事停止。又任枢密都承旨，代理开封府知府。旧制由两名推判官分管左右厅，共同处理一件事，常常意见不同，有时多日不能办结。王岩叟创立了按官员分开办理政务的制度。都城中群盗聚集在大房屋里，每个区域容纳几十至上百人，成为隐蔽偏僻的巢穴；王岩叟命令将他们包围捕捉并拆毁房屋，按罪轻罪重判决，使其根株全部清除。王岩叟曾说：“天下积欠有许多名目，催缴和免除没有统一办法，公私都受到费用和骚扰，请按等级规定数额，制定催缴办法。”朝廷于是制定了五年十科的命令。元祐六年，授任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入朝谢恩时，他趁机说：“圣贤之学应当深入辨别邪正。正直的人在朝，朝廷就安定；邪人一旦进用，就会出现不安的征兆。并不是说一个人就能造成这样，而是与他同类、响应他的人很多，上下相互蒙蔽，不知不觉养成了祸患的根苗。”又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君子小人可以一同任用的道理。如果君子与小人争相进用，就是危亡的根基，不可不察。”上清储祥宫建成后，太皇太后对辅臣说：“这座宫殿的费用，和皇帝一样，都是宫中之物。”主持营建的王岩叟说：“陛下不烦扰公家，不劳役百姓，实在是盛德之事。然而希望从今以后以兴造土木为戒。”又因为宫殿建成将要大赦，王岩叟说：“过去天禧年间祥源观建成、治平年间醴泉观建成，都不曾因此赦免罪犯。古人有临死进谏、劝君主不要大赦的事，由此可见大赦对圣明政治没有益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哲宗选定皇后后，太皇太后说：“皇帝得到贤德的皇后，有内助之功。”王岩叟回答说：“内助虽然是皇后的职责，但端正家室还必须依靠皇帝。圣人说端正家室，天下就会安定，因此必须在开始时就慎重。”退朝后，他取来历代后妃的事迹，把可以作为法则的分类编成《中宫懿范》。宰相刘挚和右丞苏辙因受到舆论指责请求避位，王岩叟说：“元祐初年，排斥奸邪、光明圣治，刘挚和苏辙的功劳最多。希望深入察看毁谤的意图，格外珍惜心腹之臣，不要轻易决定他们的去留。”两宫都认为他说得对。后来刘挚终于被御史郑雍攻击，王岩叟接连上疏论救；刘挚离开相位，御史于是指王岩叟为党人，罢为端明殿学士、郑州知州。第二年调任河阳，去世，追赠左正议大夫。绍圣初年，追贬为雷州别驾。司马光称赞他进谏毫不隐瞒。钦定《续通志》第三百五十七卷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第三百五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