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四百四十

译列传。金【十八】。张暐【行简、行信】、贾益谦、刘炳。珠格髙琪　　伊喇托卜嘉。张暐，字明仲，是莒州日照县人。他学识广博而通达，正隆五年考中进士，调任陈留主簿，历次升迁为太常丞兼左赞善大夫。章宗初即位时，充任宋国报谕使，抵达盱眙，宋人请他赴宴，张暐说：“大行皇帝的灵柩还在殡宫，不能这样做。”等到接受赏赐时，他也不舞蹈，宋人佩服他知晓礼仪。明昌元年，太傅图克坦克宁去世，章宗想亲自为他烧饭；当时孝懿皇后的梓宫还在殡宫，张暐上奏说：“太祖时期的时享尚且暂时停止，如果为大臣烧饭，礼制上也不妥当。”章宗于是停止了此事。有人上封事说提刑司可以裁撤，张暐说：“天下的守令怎么能都称职？提刑的职责确实不能裁撤。”于是列举汉代刺史的六条职责上奏，皇帝说：“你与朕的意见相合。”礼部尚书孙即康审理镐王完颜永中一案，皇帝诏令张暐再次审讯，张暐依法奏报处理意见。承安元年，皇帝召见并询问：“南郊大祀，如今费用不足，等到别的年份举行可以吗？”张暐说：“陛下即位至今已经八年，大礼还没有举行，应当赶快举行。”皇帝又问：“僧人、道士每三年考试一次，八十人取一人，难道不是太少了吗？”张暐回答说：“这些人白白消耗粮食，没有益处反而有害，不应当让他们增加。” 皇帝说：“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都是贤明的君主，但寿命都不长，似乎也有原因。”张暐回答说：“这三位君主纠正弊端时矫枉过正。如今既不毁掉，也不特别崇奉，这才是恰当的中道。”这一年举行郊祀，祭告上帝。承安三年，任御史大夫，他恳切推辞，皇帝不准许。第二年因上奏事情不实获罪，被夺去一官并解除职务。起用为安武军节度使，退休。张暐自从妻子去世后不再续娶，也没有姬妾侍从，居住在斋舍中与两个儿子讲论古今，让孙辈学习诵读，直到深夜才停止。他最精通古今礼学和家法，是士族的表率。儿子是行简、行信。张行简字敬甫，聪颖好学，深通经史。大定十九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任应奉翰林文字。章宗即位后，屡次升任礼部郎中。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诏令学士院重新确定历法名称。张行简上奏请求复核校验，等将来月食时没有误差后，再赐予名称。等到复核测验果然有误，于是没有采用。张行简上奏说：“往年饥荒时百姓遗弃子女，有的乞讨后把孩子送给别人；后来诏书规定由官府收养赎回，有些孩子的父母生活稍微富足后便来认领，官府就把孩子判给他们。从此饥荒年份，流离在道路上的孩子没有人肯收养，最后饿死在沟中。请下诏今后不得再把孩子归还。”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当时百官向皇太子祝贺元正生日，皇太子站立接受而不答拜；向宰执祝贺时，宰执却坐着答揖。张行简认为这近于坐着接受臣下的礼拜，反而比皇太子的礼节更尊重，恐怕在礼义上不妥，特意上奏论说此事。从此开始实行宰执站立答礼的制度。张行简又论述典故之学，请求在太常博士之下设置两名检阅官。又上奏说：“本朝虽然有《集礼》，但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等方面，还没有完整的书籍，请制定纲要，以示后世无穷。”泰和五年，升任顺天军节度使。皇帝对张行简说：“你还没有经历治理百姓的事务，如今到了保州，百姓的真情和伪饰，最终很难凭主观猜测，你将怎样治理呢？”张行简回答说：“臣奉行法令，不敢违背或疏失。对于狱讼之事，根据实情加以察验。约束公吏，禁止和压制豪强狡猾之徒，以使地方安定为要务，希望能够防止万分之一的差错。”泰和六年，召任礼部尚书。泰和七年，皇帝想到镐王、郑王二人错误地触犯天常，过去草草埋葬在郊野，想恢复爵位并改葬，让张行简起草诏文。张行简于是列举汉淮南厉王刘长、楚王刘英、唐隐太子李建成、巢刺王李元吉、谯王李重福的事例上奏，并进呈诏书草稿，于是施行。贞祐初年，转任太子太傅，上书论述议和之事。当时百官议论虽有不同，大体以和亲为主。贞祐三年去世，谥号文正。张行简端庄谨慎严密，和弟弟张行信共同居住数十年，没有人说过他们的闲话。著有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张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避庄献太子讳而改名【《归潜志》说是避末帝旧讳；按末帝名木麟，《归潜志》把哀宗视为末帝，那么守礼就是其旧讳；据本传应以避庄献太子讳为是】。大定二十八年考中进士。泰和三年，任佥河南路按察司事。泰和四年，皇帝召见，他趁机谈了两件事：一是依照旧例调转吏目，以消除百姓的祸害；二是徐州、邳州土地适宜种麦，应允许以麦缴纳粟税，以便利百姓。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崇庆二年任左谏议大夫时，呼沙呼已经被除名为民，却贿赂权贵，准备重新得到任用，满朝没有人敢说话。张行信于是上章斥责他残忍凶暴、悖逆无道，指出如果今后再任用他，恐怕危害会更加严重。此前他的奏章两次上呈都没有得到答复，等到呼沙呼弑逆之后，众人都认为他很危险，张行信却神色自若，毫不顾虑【按《中州集》说：当时呼沙呼自任太师尚书令，张行信任礼部尚书。一天，呼沙呼命礼部铸造监国宝，张行信等待而不执行，呼沙呼大怒，但最终也没能杀他。本传记载张行信任礼部尚书在贞祐三年】。宣宗即位后，张行信上疏请求册立太子，谨慎选择宫僚，辅导太子养成德行才器，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说，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将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希望让重臣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才；如果确实可以任用，就赐召见，褒奖显扬并加以晓谕，使他们自行效力，一定会有奋勇舍命报国的人。任用他们并责成他们完成任务，不要拘泥于文法，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才智，那么收复失地的功业就有希望了。

译他又上奏说，统御军队的方法，没有超过赏罚二字。臣私下看见内族额尔克负责运粮到通州，遇到敌兵就溃败，应当明确依法惩治他的罪行。诏书答复说：“你的意见我都知道了，额尔克等人已经下狱。”当时中都遭受兵乱，正派使者请求议和，掌握军队的人畏缩不敢作战，说：“恐怕破坏议和之事。”张行信上言：“和与战是两件本来互不相干的事。出使的人自然可以专门商议和谈，带兵的人只应当负责作战。自崇庆以来，都是因为议和而误事。近来北方使者已经到来，但他们仍然攻破东京，掠取河东；如今我国使者正在出发，和议能否成功还不可知，应当及时抵抗作战，使敌人的气势稍微受挫，那么和议也可以很快达成。”皇帝心里知道他说得对，却不能实行。贞祐三年，升任安武军节度使，上书提出四件事：第一，官军讨伐盗贼，应明确命令有关部门严格加以禁止约束，不要让军队劫掠平民；第二，郡县官员不要频繁调换，希望防止官员不能发挥才能，使政事容易建立成效；第三，掌管军队的官员如果有人敢于进兵作战，就应当责成他立功，不应再授予其他职务；第四，山东的军粮都是靠卖爵所得，以及拿着文书求取官职的人，选官部门往往驳回；如果以后还想卖爵，谁还会相信呢？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八月，召入任吏部尚书，改任礼部尚书。四年，尚书省上奏说，王浍曾说本朝是绍髙辛、黄帝的后代，应当为黄帝立庙；又说国初开始兴用旗帜时崇尚赤色，应当修明火德之祀。张行信上奏说：“按始祖实录只称从高丽而来，没有听说出自高辛。建国初年因为完颜部多崇尚白色，所以取金的不变之义作为国号。章宗时议论认为，承接灭亡的宋朝火德之绝，应当定为土德。王浍的言论狂妄，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兴定元年，授任参知政事。当时高琪任宰相，专擅权力，憎恨不依附自己的人，士大夫动辄遭到困辱。只有张行信屡次援引旧制，极力斥责他的错误。为防备宋兵侵犯边境，朝廷商议派使者详细询问，高琪等认为这样有失体统，只有张行信独自上疏说：“如今认为派使者不适当，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议论者不过说，派使者就是示弱；如果对方不答复，或者答复而态度不恭，就更加有损国体。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对方侥幸看到我国的嫌隙，屡次放纵侵掠，我大国不以言辞责问，却用军队抵抗，这难道不是示弱吗？至于询问而对方不答复，或者答复而态度不恭，理亏在对方，能损害我什么？况且国势多艰，戍守的士兵日益长久地服役，不考虑让他们休息，民力将怎么办？只有陛下明察。”皇帝又命尚书省议论，高琪等上奏说今日的事情与过去不同，而高汝砺也上言说先派使者不便，这项议论于是搁置。二年，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离京不久，皇帝告诉宰臣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贬黜，你们就都闭口不言了。”张行信到泾州后，立即上书请求拨出银两购买马匹，又说战士有功，朝廷派人宣谕并赐予官职和赏赐，这确实是激励劝勉的办法。但是赠送给使者的礼物，有时是马，有时是金，甚至要征敛所属部众来应付，并且有人因此获罪，请求命有关部门明确制定等级标准，不要损害大体。皇帝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元光元年，改任靖难军节度使，不久退休。哀宗即位，起用为尚书左丞；他议论政事渐渐不如从前，不久又退休，居家生活，只把抄书、教育子孙作为事务，在汴城东修葺园池，筑亭名为“静隐”，时常与侯挚等人在其中游赏吟咏。正大八年，死于嵩山崇福宫。张行信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两次登上宰相之位，却几乎像没有做官一样，遇到事情就直说，无所畏惧回避。每次在皇帝面前奏事，旁边的人往往变色，而张行信却神色坦然。他死的那天，即使平日里非常嫉妒他的人也说：“正直的人去世了。” 贾益谦，字彦亨，沃州人【《归潜志》作东平人】，本名守谦，因避讳而改名。大定十年中词赋进士，历任州郡官，以能干著称。明昌年间，入朝任左司郎中。明昌五年夏天，皇帝将到景明宫避暑，贾益谦接连上疏劝谏。当时镐王因被猜疑而下狱，皇帝十分恼怒，朝臣没有人敢进言，守谦上章议论这件事不可行，言辞极为恳切。不久因为议论卫王的事情违背皇帝心意，被解除职务。贞祐三年，召入任尚书省右丞。宣宗刚迁都汴京不久，贾益谦于是建议：“汴京的形势，只有依靠黄河。如今河朔遭受兵乱，群盗同时兴起，应当严格实行河禁，以防意外。凡是从北方来而没有官方凭证的人，不准听任其渡河。”这时河北百姓迁到河南躲避战乱的很多，侍御史刘元规上言：“侨居户应当与本地居民同样承担差役。”贾益谦说：“河北百姓本来是因为躲避战争而来，在仓促寄居之际，没有办法谋生；如果又让他们与有固定居所的居民一同承担供给差役，必然会骚动而不能安居，这难道符合主上怜悯救济流亡者的心意吗？”皇帝十分嘉赏。三年八月，晋升授任尚书左丞。四年退休，居住在郑州。兴定五年，尚书省上奏请求修纂《卫王实录》。当初，呼沙呼杀死卫王而拥立宣宗，当时朝臣都说卫王失道，是天命断绝了他；呼沙呼实际上没有罪，而且有拥立之功。只有张行信抗章进言，未获答复，满朝于是都把这件事视为忌讳。到这时，史官说贾益谦曾侍奉卫王，应当知道他的事情，于是派一名编修官到郑州访问他。贾益谦说：“我听说海陵被杀时，能够揭露他的罪恶的人往往得到美官，所以当时多有人依附逢迎。如果卫王为人勤俭，谨慎爱惜名器，比较他的所作所为，才能中等而不及他的人很多。我只知道这些。假如想要粉饰言辞来坐实他的罪过，我又何惜余年？”朝廷议论认为他很伟大。正大三年去世。三个儿子：贤卿、颐卿、翔卿，都凭门第资荫入仕。

译刘炳，葛城人。每次读书，看到前代忠臣烈士为国家谋划、忧虑，使万世安定，就总是叹息并敬仰羡慕。贞祐三年考中进士，当天就上书分条陈述十件便宜之事：一是任用诸王来镇守社稷。臣观察往年王师屡战屡败，大多都是自己导致的。太平日久，人们不知道军事，将帅没有才能，既没有平定祸难的谋略，也没有效死尽节的气概，对外假托持重的名声，对内却打算自保。挑选勇猛果敢的人跟随自己，却让疲弱懦怯的人临阵，法度日益紊乱，土地日益缩小。自从大驾南巡以来，远近相互观望，更加没有坚守的志向。陛下选择诸王中英明的人，总管监督天下军队，向北驻守重镇，传檄远近，那么四方听到风声的人都会自行奋发，面对死亡也不退避。折冲在于人情，可以用气势激发，不能用强力驱使。一个士卒先登城，万人就会一起奋勇，这就是古人先以自身示范、然后施行威令的原因。二是收揽人心来巩固根本。天子惠及百姓，不在于施舍财物，而在于除去他们所忧患的事情，顺着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得利。如今经历艰危之后，施惠很容易。臣希望宽减他们的赋役，使他们信服诏令，凡是不便利的事情一概停止。按时派重臣巡行各县，延请接见年高有德的人，询问他们的疾苦，选拔廉洁正直者，罢黜贪婪残暴者，救济贫穷者，抚恤鳏寡孤独者，慰劳并招抚归来安定的人，那么他们就会效忠守义，不再有二心。三是广泛收用人才来供国家使用。河南、陕西为车驾临幸之地，应当有办法大大慰藉士民之心。凡是操守品行足以成为百姓所仰望的人，应当逐渐提拔任用。四是选拔郡守县令来安定百姓。郡守、县令是天子所依靠来治理地方的人，也是百姓所依赖来维持生计的人。如今百姓已经困敝，官吏庸碌昏暗，与奸人交易，公家有一斗粮的赋税，私下却有索取万钱的要求，远近喧嚣，却没有地方申诉。从今以后，除非才干器识超过常人、政绩特别显著者，不可让他担任这种职务。五是褒奖忠义来激励臣节。忠义之士奋不顾身、效命尽力，城池破陷而仍不稍屈服。事情平定之后，有关部门全不加以察考；丢弃职守的人反而凭恩典赦免死罪，办事尽力的人却反而不被记录，使做臣子的都知道牺牲性命没有益处，临难时可以苟且求免，这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六是致力农业、重视根本，以扩大积蓄，这是强兵富民的要术。七是崇尚节俭，以节省财用。如今海内空虚耗损，田地荒芜，应当废除奢侈而崇尚节俭，以缓解百姓的急迫困难。八是裁去冗员冗食，以补助军费。兵乱之后，人口凋残，郡县官吏的设置仍和过去一样，这非常不是审度权宜、挽救弊病的办法。九是整顿军政，以熟习防守和作战。自古以来的名将，能够判断敌情、制胜取胜，训练士卒，所以能使士卒赴汤蹈火，百战而不危险。兵法说：武器装备不锋利，是拿自己的士卒同敌人作战；士卒不服从训练，是拿自己的将领同敌人作战；将领不懂军事，是拿自己的君主同敌人作战；君主不选择将领，是拿自己的国家同敌人作战。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十是修治城池，用来准备防守御敌，保障国家；如今只有都城和附近数郡而已。这些地方不能守住，就等于没有河朔了。黄河难道值得依靠吗？奏书上呈后，宣宗感到惊异。又出题考问，刘炳回答：慎重选择守将，城邑就坚固；军队不侵扰百姓，军民就和睦；收取与发放相互调剂，钞法就能流通；劝勉农事、减轻赋税，物价就会平稳。宣宗虽然认为他的言论奇异，却不能采用，只补任他为御史台令史而已。珠格高琪，西北路明安人。因防卫功劳升为十人长，多次升迁后任建州刺史，改任同知临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驻守巩州各镇。宋兵从辘轳岭进入，高琪奋力攻击并击破他们。诏令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为封册使；回朝后，加授都统，号为平南虎威将军。宋安丙派李孝义【《宋史》作好义】率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秦州，先派一万人包围皂角堡，高琪前往救援，大败宋兵。大安三年，升缙山县为镇州，任高琪为防御使，统领乣军。贞祐初年，升任元帅右监军【据《归潜志》记载，高琪诛杀执中时任西南路招讨使，与本传不同】。诏令调军守卫中都，每次交战总是失败。赫舍哩执中告诫他说：“如果再次不能取胜，就按军法办罪。”到交战时又失败，高琪害怕被杀，于是率军包围执中的宅第，杀死执中，带着他的首级到宫阙前等待治罪。宣宗赦免了他，任命为左副元帅【《赫舍哩执中传》作右副元帅】。宣宗下诏说：“呼沙呼怀有无视君主的心思，形迹已经暴露，高琪诛杀他，实在是出于朕的意旨。”不久，授任平章政事。太府监丞游茂认为高琪的威势权力太重，秘密上奏请求削弱抑制他，皇帝没有听从。完颜苏睿从中都回来，上奏说：“近来议论削夺伯特文格的兵权，命令下达后他拒绝接受。元帅府正要派兵讨捕，朝廷又赦免了他，而且不让他隶属于元帅府。臣从外面听到的传闻，都说这是平章高琪的意思。”皇帝点头表示认可。苏睿又上奏说：“高琪本来没有功勋和声望，先前因为害怕死亡，擅自杀害呼沙呼；嫉妒贤能，树立党羽，窃取玩弄威权，自行作威作福。去年都城中有个书生樊知一拜访高琪，说乣军不可信，恐怕会发生叛乱，高琪用刀杖将他杀死，于是再也没有人敢谈论军国利害。依臣看来，这个贼子破坏、扰乱纲纪，祸害忠良，实在有不愿国家太平治理的意图。希望陛下果断处理，这是社稷之福。”宣宗说：“朕慢慢考虑此事，千万不要泄露。”四年，元兵攻取潼关，驻扎在嵩山、汝水之间。御史台上言：“兵马越过潼关，深入崤山、沔水一带的腹地，近逼西郊。他们知道京师屯驻重兵，便不再攻打城池求战，只用游骑遮断道路，另外派兵攻击州县，这也是使京师逐渐困窘的办法。

译请用陕西兵扼守拒敌于潼关，与右副元帅富察伊尔必斯形成掎角之势；选择在京城的勇敢将领十多人，各自交给精兵，随时相机侦察，且战且守。”又下令河北也用这种办法对待敌人，诏令交给尚书省。高琪只想把重兵屯驻在南京，以巩固自己。州郡残破，他不再加以顾恤。不久，进拜尚书右丞相，请求修筑南京内城。又请求伐宋，以扩大疆土。四月，派乌库哩庆寿、完颜萨布经略南部边境。从此与宋断绝关系。兴定元年，右司谏许古劝告与宋议和，高琪阻止了他。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说：“隆冬严寒，我军骑兵可以驰骋，应当把重兵屯驻在边境上，迅速写信前往劝告，这确实是最有利的办法。如果等到春暖，形势有利于对方，就难以与他们谈判了。”高琪认为这是狂妄之言。胥鼎又进谏请求停止伐宋。高琪说：“大军已经出发，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于是这件事被搁置。二年，宣宗因为南北用兵，深感忧虑。右司监吕造上章，请求下诏让内外百官各自上密封奏事，直言不讳。宣宗嘉许并采纳，诏令召集百官议论河北、陕西的防守方略。高琪心中忌恨这件事，一句话也没有采用。当时正在修筑汴京内城的城濠，还没有来得及疏浚。宣宗说：“没有城濠可以吗？”高琪说：“如果防守城池有方法，敌兵来了自然可以发挥作用。”宣宗说：“不让敌人来到这里，难道不是更好吗？”高琪无法回答【据《续通鉴》说：当时金主担心扰民，招募捐纳五十万者升一官，捐纳一百万者升一等。城修成后，高琪获得金鼎的赏赐，在彰朝门外立碑记功。本传简略而没有记载，难道是认为他的功劳不足记录□】。高琪自任宰相以来，专门固守权力和宠信，与高汝砺互相唱和。高琪主持机务，高汝砺掌管财利之权。依附自己的人就任用，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斥退。凡是言事触犯他的心意、才能力量足以任事，或者与他抗衡的人，他当着皇帝的面假意称赞其才能，使其到河北任职，暗中却把他置于死地。自从被罢去枢密、元帅职务后，他常想重新得到兵权，于是极力劝告伐宋，把河北不再放在心上。凡是精锐部队都布置在河南，苟且拖延时日，不肯轻易派出一名士卒来应付各方面的紧急情况。英王守纯想揭发他的罪行，秘密召集布希萨喇勒、富察呼鲁等人谋划。布萨纳木舍布把这件事告诉高琪，英王守纯因祸患临身而不敢发动。不久，高琪派奴仆萨布杀死自己的妻子，随后把罪过归到萨布身上，送到开封府杀掉，以此灭口。事情败露后，宣宗早已听闻高琪奸邪恶行，于是借这件事将他诛杀【据《归潜志》记载：高琪杀死自己的妻子后，被宰执上奏，按法律应当退避。高琪愤怒地索取马匹，立即回去。宣宗命亲兵将他擒拿下狱，以大不敬论罪处死。比本传记载更加详细，附□于此】。当时是兴定三年十二月。起初，宣宗将要南迁，想把乣军安置在平州，高琪认为困难。迁到汴京后，宣宗告诫托恩多，要优厚地抚慰这支军队。托恩多却屡次杀害乣军，以至于失败。宣宗曾说：“败坏天下的，是高琪、托恩多。”终身都以此为恨。伊喇托卜嘉，东北路明安人。明昌元年，多次升任西上阁门使。二年，承袭父亲的穆昆之职。泰和年间，伐宋有功，多次升迁为武宁军节度使，招抚中都乣军没有成效。平章高琪庇护他，召入任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不久任河南府事，调任彰化军节度使。他上言：“把山东、河间、大名的百姓和明安人全部登记为士兵，年老体弱者守城，壮年者防御。”又说：“河东地势险要，人民勇敢，步兵是天下第一，可以全部调来戍守各处险要。”朝廷听从了他。从此河东各郡县屯驻的兵力减少，无法守备。改任知临洮府事，兼任陕西副都统。贞祐三年十一月，在熟羊寨击败西夏军。平章高琪率宰臣入朝祝贺说：“托卜嘉以少数兵力击败多数敌军，大概是陛下威德所致。”宣宗说：“自古兴盛国家，都依赖忠臣贤才；如今建立功勋，都是将帅和诸位贤臣的力量。”于是任托卜嘉为劝农使，兼任知平凉府事，晋升阶官为银青荣禄大夫。四年，伐西夏，攻打威灵安、防等州。兴定元年，任知庆阳府事。三年，升任元帅左都监。去世。钦定《续通志》第四百四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第四百四十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