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四百九十五

译列传 元【四十九】韩镛　　　　　　　　李稷 盖苗　　　　　　　　张桢 归旸　　　　　　　　陈祖仁 韩镛，字伯高，济南人。延祐五年考中进士，授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不久升任集贤都事。泰定四年，转任国子博士，不久拜为监察御史。皇帝想把中书省议政官传岩起任命为吏部尚书，韩镛上书说：“吏部掌管天下官员的铨选，岩起从小吏升为官员，怎么足以完全了解天下贤才？况且尚书官阶为三品，岩起历任官职最高只到四品，按法令不能越级升任。”诏令采纳了他的奏议。天历元年，授任佥浙西廉访司事，打击奸邪暴徒，罢黜贪官污吏，特意举荐乌程县尹干文传，他的政绩为各县第一。至正初年，多次升任待御史，因为刚正耿介而被当时人忌恨，有言事者诬告弹劾他贪赃营私，被罢免。至正五年，台臣为他辨明冤屈，重新起用为中书省议政事。至正七年，韩镛建议朝廷慎重选择地方长官，参知政事魏中立向皇帝进言，皇帝于是特意写下韩镛的姓名，授任饶州路总管。饶州风俗崇尚鬼神，有座觉山庙，自古被认为是妖祠，借祸福来驱使人。韩镛到任后，立即拆毁它的祠宇，把土偶人沉入江中，境内凡是不合祀典的淫祠，全都毁掉。百姓起初大为惊骇，不久便感叹佩服。韩镛知道百姓可以教化，便让俊秀子弟入学，聘请宿儒担任五经教师，每月初一、十五一定戴幅巾、穿深衣拜谒先圣，每月考核学业以示劝勉。从此人们各自努力学习。韩镛住在官署，生活俭朴，属官都受到他的影响。至正十年，召入拜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当时丞相托克托在位，龚伯璲等人正掌权，朝廷全都在讨论改革，韩镛提出的意见没有被听取。人们认为韩镛擅长治理郡县，而执掌朝政并非他的长处，于是出任甘肃行省参政。等到托克托被罢免，掌权者全部被诛杀，只有韩镛幸免于祸。再次升任西行台中丞，死在任上。李稷，字孟豳，滕州人。幼年聪慧敏捷，随父亲在袁州任职，拜夏镇为老师【按《袁州志》说：夏镇字定远，宜春人，凭进士身份授任茶陵州判官，品行端正严谨，学者都尊崇他】；又随父亲到铅山任职，拜方回为老师。泰定四年考中进士，授任淇州判官。淇州处于交通要冲，李稷到任后能够处理繁重政务。至正初年，升任监察御史，弹劾宦官高龙卜倚仗皇帝的恩宠，侵扰朝政，勾结当时的宰相，应当及早依法惩处。奏章上报后，高龙卜被流放边境。他又说：御史封奏的事务必须到御前拆阅，以防信息壅塞；言事官应当加以优先擢用，以开辟进谏的道路。殿中待御史、给事中、起居注官，都必须任用端正之人和直士。各部门每日奏报以及皇帝的裁可与否，应交给史馆，以备作为编修史书的事实依据。承天护圣寺发生火灾，有人建议重新营造。李稷说：连年水旱灾害相继，公私都困乏，不应随意兴起大规模徭役。议案于是搁置。皇帝正重视地方长官，李稷说：下县县尹多由吏部铨选任命，有的并非其才，应当一并归于行省选任。茶、盐、铁税的征收责成于长官，动不动就受到刑罚谴责，这样怎么能治理百姓？应当分别委任佐贰官；投下达鲁花赤败坏政治、危害百姓，不应授任正官。皇帝全部认可了他的奏议。五次升迁后，任至户部尚书。至正十一年，朝廷议论认为中原租税数额不实，将要丈量田地按亩征税。李稷说：如今妖贼盗寇纷纷发生，百姓流离逃亡，这项政策一旦施行，就是把百姓驱使成盗贼。宰相认为他说得对。不久，升任治书侍御史。至正十二年，随丞相托克托平定徐州，请假回乡安葬亲人。历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后来以山东廉访使身份退休。死于京城，追封齐国公，谥号文穆。盖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延祐五年考中进士，授任单州判官。年成歉收，郡府派盖苗到户部请求赈济，户部加以刁难。盖苗跪在中书省堂下，拿出糠饼给他们看，说：“济宁百姓大多吃这种东西，何况连这种食物也得不到的人还很多，难道可以坐视不救吗？”于是凡是遭受灾害的人都获得了赈济。单州的税粮每年要运到馆陶仓，距离单州五百多里，装载和运输都要百姓承担，百姓十分困苦。这年秋天，馆陶大丰收，盖苗提前命令百姓在仓库附近买粮，得以使百姓节省一半劳力。多次升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书建议：“严整武备以防备意外，精简士卒以壮大国势，保全功臣以尊崇大体，珍惜官爵以澄清铨选，考核实际政绩以抑制奔走竞争，明确赏罚以杜绝奸诈欺骗，谋划利害以顺应民情，除去危害百姓的人以崇尚礼节。”这些都切合当时的政务，公论认为说得好。天历初年，诏令把建康的潜邸改建为佛寺，毁掉七十多家百姓住宅，命御史大夫监督工程。盖苗说：“如今夺取农时来营建佛寺，又毁掉百姓住宅，使他们家破产尽，这难道是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吗？从前汉高帝在丰沛起兵，为此免除两县赋税；光武中兴于南阳，免除租税三年。既然不致力于做这些事情，却又反而信奉推重佛教，凭什么满足百姓的希望？御史台的职责专在纠察、表率和匡正百官，却把修缮工程交给他们办理，难道合乎礼制吗？”奏书上报后，御史大夫果然免去监督工程的职务【按虞集《龙翔集庆寺碑》说：“御史中丞赵世安承受内行御史中丞的禀命，先后率领属官前往办理。”这样看来，御史大夫并未免去监督工程一职，与本传记载不同】。盖苗入朝任监察御史。皇帝巡幸护国仁王寺，在玉泉泛舟，盖苗进言说：“如今连年歉收，边疆不安，正应当恐惧自省，哪里有闲暇游乐而来到深不可测的水边呢？”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御史台大臣拟任盖苗为淮东廉访司事，皇帝说：“仍然留下盖御史，我想听到他的直言。”至正二年，出任山东廉访副使。益都、淄莱一带旧称盛产黄金，朝廷设置一府六所总管其事，百姓每年买金输送给官府；有时违逆长官的心意，长官就说他家有金矿，掘地直到泉水涌出才停止。盖苗上奏请求废止此事。至正四年，升任刑部尚书。当初，盗贼杀死河南省官员，牵连治罪五百多家，已经有诏令只诛首犯；到这时宰臣又想全部诛杀，盖苗坚持认为不可以。御史催促他办成案件，盖苗说：“已经大赦却又重新杀人，法律上没有这种做法。御史只应当弹劾我，难道敢使朝廷的宽仁受到牵累吗？”

译最终全都按照盖苗的意见办理。至正七年，拜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当时大臣认为两京驿道狭窄，奏请毁掉百姓田地和房屋来拓宽道路。已经派使者督促治理，盖苗说：“驿道创建于至元初年，为什么今天唯独说它狭窄呢？”他极力争辩，事情才作罢。又想让宿卫士出任郡长官，使他们获得供养。盖苗说：“郡长官是用来治理百姓的，难道是供养贫困的地方吗？如果确实有人不能维持生活，赏赐他们就可以了。若要任用为郡长官，必须选择贤能之才才行。”议案于是搁置。又想给角抵表演者一万贯钞，盖苗说：“各地都报告饥荒，却没有得到赈济；角力游戏有什么功劳，竟能获得这样的重赏？”盖苗与当时的宰相意见多不相合，每件事都相互抗争。当时的宰相说：“以后有公务，不要告诉参政。”盖苗叹息说：“我以不才之身，勉强在执政职位上任职，中书省的事务都应当参与。如今宰相的话既然这样，我不退职还等什么？”有诏令任命他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他还未到任，又改授甘肃行省左丞。当时盖苗已经退休离去，朝廷又催促他赴任，盖苗抬着病体上路。到镇后，立即上书说：“西土诸王是国家的藩屏，赏赐虽然有固定制度，但有关官署拘泥于文法，竟使恩泽不能及时施及，这不是尊亲厚本的意思。” 他又说：“甘肃每年发放中粮，奸弊有很多，请把粮食和钞币同时发给，这样军民都能获利。”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到任几天后，上疏请求回乡。第二年去世，追封魏国公，谥号文献。张桢，字约中，汴梁人。元统元年考中进士，被征召为河南行省属官。一年后，授任高邮尹。县民张提领在武防乡里横行，一天到县中有所请托，张桢将他逮捕，查清他的全部罪状，杖责后流放。多次授任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为监察御史，弹劾太尉阿齐拉欺骗蒙蔽皇帝的罪行，并说明埒克栋、阿阿哩雅、伊噜布哈都是陛下不共戴天的仇人。巴延贼杀宗室嘉王、郯王等十二人，按照古代法令，应当在宫门处诛杀，但他的妻子、儿子和兄弟仍在朝廷任职，应当立即诛杀或远行流放。伯勒齐尔布哈依附权奸，也应当远远贬谪。灾异接连出现，盗贼蜂拥而起，海防官敢于要挟君主，边防将帅敢于轻视贼寇；如果不振作整顿，恐怕会有唐末藩镇反噬自身的祸患。皇帝没有听从。等到红巾贼毛贵攻陷山东，张桢上疏陈述十种祸患，其中根本性的祸患有六种，征讨方面的祸患有四种，并逐一列举弊端：一是轻视大臣，二是解除权力纲纪，三是追求安逸，四是堵塞言路，五是离散人心，六是滥用刑狱。这就是所谓六种根本祸患。臣看见陛下正当壮年而遭遇艰难危急，登上大宝，却因循享受安定，不预先防备思虑。如今天下多事，海内不安，天道可以说已经反常，民情可以说已经难以保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二口〕 这时正应当卧薪尝胆，振作奋发，悔过自新，思考祖宗创业的艰难和今日败亡的容易。因此应当修养实际的德行，推行至诚；凡是土木工程、声色享乐以及贪图燕安如饮鸩毒的戒条，都应当痛下决心撤除、勇于改正；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应当防微杜渐，在事变发生以前加以禁止。应当遣散宫女，节省浮费，敬畏上天、体恤百姓，而陛下却安然处之，把它当作太平无事的时候，这是根本性的祸患。至于调度不谨慎、不供给各军，不明辨赏罚，不选择将帅，这就是所谓征讨方面的四种祸患。臣看见调兵六年以来，始终没有纪律方面的法令，也没有适当的激励办法；战败的将帅因失败反而被说成有功，把虚假的事情说成真实，大小官员彼此欺骗，上下相互依赖；他们的性情各不相同，但邀功求赏却完全相同。因此有覆灭军队的将领、残害百姓的将领、怯懦的将领和贪婪的将领，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鸡犬都被杀尽，财物也被搜刮一空。等到他们当面阿谀奉承、虚报战功，反而因收复而受赏，如今所谓收复的地方全都成了荒芜的废墟。河南辖境三千多里，郡县像星辰棋子一样分布，每年输送钱粮数百万，而现在所剩的只有封丘、延津、登封、偃师三四个县罢了。两淮以北、黄河以南，到处都一片萧条。有土地、人口和财物，然后才可以希望军队不缺乏，军粮和军饷不断绝。如今贼寇敌军已经到达的地方，固然不忍心说；尚未到达的地方，更令人寒心。这样却希望军队不缺乏、军粮军饷不断绝，即使上天下粟、地下涌出黄金，早晚的生死存亡尚且不能保全，何况凭借有限的地方财力，来供给将帅无穷的欲望呢？这实际上是在自行开启祸乱的阶梯，已经十分危险了。陛下侍奉佛教求福，供养僧人消除灾祸，又因为天寿节而禁止屠宰，这些都只是虚名。如今天下已经杀人很多，陛下却安然不管，还说“我要凭这些求福”，福从哪里来呢？颍上的贼寇起初结成白莲会，用佛法诱骗众人，最终发展成抗拒官府的势力，看他们的发展方向，渐渐令人畏惧。堂堂天朝，不思考平定祸乱，反而成为祸乱的阶梯，有见识的人为此扼腕叹息，有志之士为此痛心，这就是征讨方面的祸患。奏疏上报后没有被省察，权臣厌恶他的直指讥刺。至正二十一年，授任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当时毛贵的势力逼近京畿，而博啰特穆尔驻兵大同，察罕特穆尔驻兵洛阳，正把争夺晋、冀作为要务，构成军队相互攻战。朝廷派中书省参政额森布哈、枢密副使托克托穆尔、治书侍御史纽纽前去调解他们。三人接受命令后却不肯前进，张桢说他们贪婪怯懦、庸俗鄙陋，只顾苟且自保，没有忧虑国家、献身于国的忠心。朝廷将要让两家消除嫌怨，齐心讨贼，这是国家的大计，本应像风驰电掣一样迅速前往，他们却迂回退缩畏惧，绕道延安以西，曲折行走数千里，迟迟不前，使两军日夜相互仇杀，百姓肝脑涂地，实在是这三个人造成的。应当赶快杀掉他们来挽救时局的危急，但朝廷仍没有答复。张桢慨然说：“天下的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于是辞官离去，居住在安邑山谷之间，结茅屋仅仅容得下膝盖。有来访的人，他不再谈论时事，只是面对来人流泪罢了。至正二十四年，博啰特穆尔起兵进犯宫阙，皇太子出居冀宁，奏请授张桢翰林学士，他没有起身任职。库库特穆尔将要辅佐皇太子入朝平定叛乱，派使者向东宫转达时政，又派人向张桢询问。张桢回信说：如今大河以内以外、长淮南北，全都成了废墟；关陕一带，所保存的没有多少。江左每天都想着进犯上国，湘、汉、荆、楚、川、蜀等地，擅自使用僭越的名号，把我国多难当作可以利用的机会。阁下是国家的宗族，三代之中出了两位亲王，难道不想想蔺相如保全赵国、寇恂保全汉朝的事吗？京师一旦残破，假如有不得志的人从草野中崛起，借助名义向天下倡导他的主张，阁下将怎样处置呢？

译守卫京师的人只能聚集不能分散，抵御外侮的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纷纷扰扰，精神分散、意志丧失，国家的事情能不成为阁下的忧虑吗？如今大体上有三件事：一是保全君父，二是扶持社稷，三是保全百姓。我请举相近的事陈述一二：卫出公占据国家，以至于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赵国发生沙丘之变，它的臣子成兑平定祸乱，不能说没有功劳，但后来竟至于不把自己的君主当作君主；唐肃宗流离播迁之中，受邪谋惊吓，于是造成灵武的篡夺。即使过了一千年，纵有百般智辩，也不能替他们洗清罪责。唉，这难道不可以作为鉴戒吗？阁下请仔细观察，谋划出万全之策，那就好了。”库库特穆尔深深采纳了这些意见，因而得以取得成功【按：库库特穆尔传记载，库库特穆尔跟随太子入朝，后来骄横跋扈，不臣服，杀害官吏；等到明军进入大原，又弃城向西逃跑，最终没有成就。传文显然很不可信】。后三年去世。归旸，字彦温，汴梁人。至顺元年考中进士，授任同知颍州事。他铲除奸邪、打击强暴，人们不敢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山东盐司派奏差到颍州，倚仗势力违法，归旸将他逮捕下狱。当时州县侍奉盐司十分恭谨，盐司官员颐指气使，州县官员总是奔走服从，只有归旸不肯屈服。至元五年，杞县人范孟图谋不轨，假称诏使来到河南，杀死行省官属，命归旸向北守卫黄河渡口，归旸拒绝服从，贼人愤怒，将他关入狱中。等到贼人失败，凡是曾经污蔑、依附贼人的人都获罪，只有归旸免罪。第二年，转任国子博士，拜为监察御史。不久辞官回去奉养父母，居住在汴河岸边。至正七年，授任右司都事。顺江酋长乐孙请求归附朝廷，请求设置宣抚司并设置郡县。归旸说：“如果果真设置郡县，发生事情却不救援，就会使归附者寒心；如果救援，就会使中原疲敝而侍奉外族。”他同左丞吕思诚极力争辩。丞相太平笑着说：“归都事善于直言，为什么要这样相抗呢？他的策略究竟要从哪里实施？”归旸说：“可以授予那位酋长宣抚的官职，不要求他缴纳贡赋，只要由使者赏赐金帛送他回去就够了。”最终听从了归旸的意见。京城严寒，有乞丐在丞相马前申诉，丞相寻找皮衣给他，归旸说：“宰相应当以广泛救济天下为心，不如登记那些受寒挨饿的人，稍加赈济罢了。” 丞相醒悟，于是停止了这件事。云南的死可伐叛乱，诏令派元帅舒噜遵道前去晓谕。不久，命平章政事音达珲率兵讨伐，久而无功，两人上疏争辩不已，中书省想治舒噜的罪。归旸说：“事情尚未查清就专门治一个人的罪，难道合乎法律的本意吗？况且一个负责晓谕，一个负责讨伐，他将听从哪一项命令？这不是使者的罪过。”广海猺贼入侵，诏令多尔济丹率思播扬元帅军讨伐。归旸说：“更换军队而将领又不熟悉号令，恐怕不能取胜。如果命杨就统领他们，那些人感激恩命，一定能够尽力效命。”皇帝没有听从，后来果然没有成功。第二年，升任议枢密院事。当时方国珍尚未归附，诏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多尔济丹讨伐他，军队失败，多尔济丹被俘，将要治他的罪。归旸说：“将领失利，定罪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他所统领的都是北方步兵和骑兵，不熟悉水战，这是把他们赶入死地。应当招募滨海百姓中熟悉水战的人来擒拿方国珍。”不久，方国珍派人跟随多尔济丹逃往京师请求投降。归旸说：“方国珍已经打败我朝廷的军队，又拘押我朝廷的大臣，他是力量穷尽才来，并不是真心投降。一定要讨伐他，以此号令四方。” 当时朝廷正采取姑息政策，最终听从了方国珍的请求，后来果然多次叛乱，正如归旸所说。升任御史台都事。至正九年，历次升迁至礼部。尚书【原文作“尚书》防开端”，疑有脱误】兼本堂，皇太子入学，召归旸任赞善。不久，升任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仍兼任原职。归旸说：“师傅应当同皇太子东西相向传授书籍，属官也应依次列坐，空出中间的座位等待至尊临幸，否则师道就不能确立。”当时群臣各有不同意见，最终听从了归旸的建议。归旸在上都时，托克托从甘州回来，将要入朝任相。中书省参议赵期颐和员外郎李稷到归旸的私宅，传达托克托的命令，请他起草诏书。归旸推辞说：“丞相将要成就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入相的诏书应当命词臣起草，现在却把撰写之事交给我，恐怕会连累丞相的贤名。”赵期颐说：“如果是皇帝的命令，又怎么办呢？”归旸说：“事情和道理不顺，也应当坚决推辞。”赵期颐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于是作罢。升任四川行省参知政事，授任刑部尚书，都因病推辞。至正十七年，授任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使者逼迫他上任，归旸抬着病体到京师。当时天下多事，归旸上奏三条建议：一是振举纪纲，二是选拔将帅人才，三是审察形势。当时不能采纳。十一月，以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身份退休，终身发给半俸，他辞谢而不接受。第二年，请求辞官归养，寄居弘州，迁往蔚州，又迁往宣德，都是辗转躲避战乱。不久居住在解州夏县，皇太子出居冀宁，强行起用他，他住了几个月，又回到夏县。至正二十七年去世。陈祖仁，字子山，汴人。他的父亲陈安国，做官任常州晋陵尹。祖仁早年便以文章闻名。至正元年恢复科举，祖仁凭《春秋》一科考取河南乡贡，于是名列诸士之首，赐进士及第，授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出任佥山东肃政廉访司事，升任监察御史，又出任山北肃政廉访副使，召入拜为翰林直学士，授任议中书省事。至正二十年，皇帝想修缮上都宫阙，大规模兴起工役。祖仁上工程奏疏说：“上都宫阙创建于先帝，历朝都曾修缮，经过兵火焚毁，几乎全都毁尽，惨状实在不忍说，这正是陛下日夜痛心、急于谋求兴复的事情。然而现在四海还没有平定，创伤还没有痊愈，仓库已经告竭，财用将要耗尽，却想驱使疲敝的百姓来供给大工程，废弃他们的耕种，使田地荒芜，这和扼住人的喉咙夺走他的食物、加速他的死亡有什么不同？今天应当兴复的事情，有比这更重要的。希望陛下以养活百姓、保存民力为根本，以恢复天下为要务，那么太平盛世的景象不久就会全部恢复，岂止是上都宫阙能够恢复而已。”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至正二十三年，拜为治书侍御史。

译当时宦官保布哈和宣政使托欢，内里倚仗太子的势力，外面结交丞相绰斯戬，骄横放肆，不守法度。监察御史传公让弹劾他们，触犯太子的心意，被降任吐蕃宣慰司经历。其他御史接连上章劝谏，也都被外调。祖仁给太子上书说：“御史纠察弹劾托欢、保布哈等人的奸邪行为，这不是御史个人的言论，而是天下的公论。台臣审查询问得尤其详细，所以才把这些情况上报。如今殿下还没有赐予详察，就立即加以压制排斥，斥逐御史，责问台臣，使奸臣败坏朝政的实情不能上达君父，这也是错误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台谏制度是祖宗建立的；凭两个小人的微末势力，却对天下的大事、台谏的言论一概不顾，难道就不思念祖宗吗？殿下在东宫培养德行，却使进谏的大臣闭口不言，凶恶之人放纵心志，难道只是君父徒然拥有空名的器物，天下百姓又将有什么希望呢？”太子大怒，命御史大夫鲁达实告诉祖仁：“台臣所说托欢等人的事情都不是事实。从前裕宗任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凡是军国大事应当奏闻的，都允许启奏，这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 祖仁又上书说：“御史弹劾的事情，来自田野民间；殿下询问的情况却没有超出宫墙以内，所以要保全这两个人，只是因为没有看见他们的奸邪罢了。况且裕宗既然统领军国大事，按道理应当先阅览纲要；至于台谏的封章，自然应在御前拆阅，难道一定都要经过东宫吗？万一君父有过失，谏臣有话要说，太子是让他们奏闻，还是不让他们奏闻？让他们奏闻，就会伤害父亲的心；不让他们奏闻，就会使父亲陷于恶名。如果知道这个道理，那么今天的弹劾奏章不应阻拦，御史也不应斥退。”书信再次上呈后，祖仁便辞职。于是太子将此事上报，保布哈、托欢都辞职退去。皇帝又命鲁达实告诉祖仁等人。祖仁又上疏说：“祖宗把天下传给陛下，如今却败坏混乱到不可救药，是刑罚和赏赐不明造成的。区区两个小人尚且不能铲除，何况更大的祸患呢？希望陛下俯身听从台谏的意见，斥退这两个人，不要让他们以辞退为名，成就他们的奸计；使海内都知道陛下赏罚分明、信守必罚，并从这两个人开始，那么将士谁不尽力，天下就可以完全恢复，归还祖宗。如果仍然优柔寡断、置之不理，那么我发誓不和他们同朝为官，宁愿因牵连遭受灾祸，以等待后世正直之人同我一并定罪。” 侍御史李国凤也上疏说这两个人一定应当斥退。于是皇帝大怒，台臣从鲁达实以下全都被降职外调。祖仁任甘肃行省参政，当时天气极其寒冷，他的衣服又很单薄，便把年幼的女儿托付给朋友朱毅，当天就上路。第二年，博啰特穆尔进入中书省任丞相，授祖仁为山北道肃政廉访使，召入拜为国子祭酒，升任枢密副使。他多次上疏陈述军政利害，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辞职。授任翰林学士，随后拜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当时天下已经大乱，而祖仁性情刚直，遇到事情同当时的宰相意见不合，于是回到翰林任学士，不久升任太常礼仪院使。至正二十七年，明军已经攻取山东，朝廷正怀疑库库特穆尔有不臣之心，专门设置抚军院和总兵马来防备他。祖仁于是同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待制黄冔、编修黄肃伏在宫阙前上书说：“近来南方军队侵犯并攻陷全齐，不到一个月便逼近京畿；朝廷虽然命令丞相伊苏出兵，但军马很少，势力孤弱，而中原各军又受到牵制，调度失当，京城四面都没有屏障，宗庙社稷的安危正在今天。臣等认为，驾驭天下的形势，应当讨论轻重、强弱、远近和先后。” 前些日子南方军队偏处一方，而库库特穆尔近在肘腋之间，所以应当先讨伐库库特穆尔。如今库库特穆尔的势力已经穷困窘迫，而南方军队突然到来，形势将对宗庙社稷不利，所以应当先救援危难。审察轻重强弱，改弦更张。如今库库特穆尔的党羽已经离散，哪里还能重新振作？如果只分派一支军队从旁袭击，他一定会被擒获。其余军马命令他们加倍赶路向东，前往勤王救难，同伊苏等人互相声援。仍然派重臣分道宣谕，催促督促，或许还能有所补救。如果仍拘泥于以前的说法，动不动就说进言者是在替库库特穆尔辩护，因而钳制天下人的嘴，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完了。”奏书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祖仁又给皇太子上书说：“近日下诏削弱河南军队的权力，却不知道这部分军队最终会成为南军所忌惮的对象。朝廷如果善于使用他们，难道会没有用处吗？况且听说库库特穆尔多次上疏，说明自己的心意，这说明他的心还没有完全背离朝廷。如今替朝廷谋划，不过是战、守、迁三件事。说到战，就借助他的犄角之势；说到守，就希望得到他勤王的军队；说到迁，就借助他的藩卫之力。勉励他立即行动，还恐怕太迟，怎么可以让数万精锐军队弃置在一方呢？如果不幸有一天发生唐明皇仓促出逃那样的事情，那么就是把祖宗百年的宗社拱手抛弃。这时即使撞碎头颅、舍弃性命，又能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奏书上报后也没有得到答复。至正二十八年，明军进逼近郊，有诏命祖仁和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王逊志等人载着太庙神主随太子向北行进。祖仁等上奏说：“天子遇到大事出行，才载着神主同行；如今随太子出行，不合礼制。”皇帝认为他们说得对，于是让他们回来守护太庙等待命令。不久皇帝向北逃走，祖仁守护神主，最终没有随行。京城攻破后，他将要从健德门出城时，被乱军杀害。祖仁一只眼睛失明，面貌憔悴，身材矮小瘦弱，但声音清亮，议论宏伟，意气刚正，似乎不可侵犯。他学问广博而精深，文章简洁质朴，诗歌清新秀丽，世人多称道并流传他的作品。钦定续通志卷四百九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四百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