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三

译儒林传 宋【四】刘绚　　李吁　　谢良佐 游酢　　张绎　　苏昞 尹焞　　杨时　　罗从彦 李侗 刘绚，字质夫，常山人。因祖父的恩荫任寿安主簿，升任长子县令。督促征收官府拖欠的赋税，不使用鞭打也能收齐。那年大旱，府衙派吏员巡视受灾情况，所减免的赋税只有十分之二。刘绚极力争辩而未获同意，便封还文书，请求改定。富弼叹息说：“这才是真正的县令啊。”元祐初年，韩维推荐他经学明通、品行修洁，任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推荐他任太学博士，最终死于任上。刘绚努力学习从不倦怠，尤其精通《春秋》。程颢常对人说：“别人的学问，敏捷是有的，却不容易保证。像刘绚这样的人，我没有任何疑虑【按《名臣言行录》说：刘绚从幼年时便跟随二程学习。天性孝悌，乐于行善，不被异端迷惑。谨附记于此】。” 李吁，字端伯，洛阳人。考中进士，元祐年间任秘书省校书郎，去世。程颐认为他的才华器识可以承担重任。他去世时，程颐作祭文说：“自从我兄弟倡明道学，能够使学者观察效法并信服追随的，李吁和刘绚都有这样的功劳。” 谢良佐，字显道，是寿春上蔡人。他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在程门求学，被称为“四先生”。考中进士【按：《名臣言行录》说：授任秦州教，又曾任渑池县令】。建中靖国初年，他任职京师，因召对时触犯防禁而被斥退，监掌西京竹木场。后来因流言获罪，被拘系在诏狱，罢职成为平民。谢良佐记忆和学问广博充足，与人谈论时引用前代史事，甚至一个字也不差。遇到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时，额头就会出汗。他与程颐分别后，过了一年又去拜见，程颐问他有什么进步，他说：“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罢了。”程颐很高兴，对朱光庭说：“这个人努力学习，勤于提问，而且能够切近自身地思考【按：《名臣言行录》说：谢良佐一生从未向人求请，在书局任职时也不拜访执政大臣。有人劝他，他回答说：‘他们哪里能陶铸我，我自有命运安排。’《宋史》没有记载，谨附在这里说明】。”他所著的《论语说》流传于世。游酢，字定夫，是建州建阳人。他与哥哥游醇凭借文章和品行知名。程颐在京师见到他们，说他们的资质可以进于道。程颢兴办扶沟县学，招游酢来学习，他便完全放弃原来的学业而跟从程颢学习。考中进士，调任萧山县尉【按：朱熹撰写的祠堂记说：游酢初次出仕时，县里有一桩疑案十年不能判决，游酢代理县令，审问一次便查明实情而释放了人；他的精干老练如同一向任官的人，众人都佩服他的明察。《宋史》没有记载，谨附在这里说明】。近臣推荐他的贤能，召任太学录，升为博士；因为奉养老母不便，请求出任河阳县知县。范纯仁镇守颍昌府，征召他为府学教授。范纯仁入朝为相后，游酢又任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年任监察御史，历任汉阳军、和州、舒州、濠州知军，去世【按：《东都事略》说：游酢著有《中庸义》《易说》《二南义》《语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张绎，字思叔，是河南寿安人。家境很困窘，年长了还不知道求学，靠在集市上出卖劳力为生。他出门听到县官传呼的声音，心里羡慕。问别人说：“怎样才能得到这种身份？”那人说：“这是读书所导致的。”他于是发愤努力学习，终于以文章知名。他参加乡里的计偕，被认为科举的学习不值得从事。曾游览僧舍，看见僧人道楷将要剃发，便想跟从他出家。当时周行已任官河南，告诫他说：“为什么要舍弃圣人之学而学习佛法？将来程先生回来，你可以拜他为师。”程颐从涪州回来后，张绎便前去受业。程颐赞赏他的聪颖悟性。张绎读到《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时，慨然有所领悟。还没有出仕便去世了。程颐曾说：“我晚年得到两位贤士，说的就是张绎和尹焞。”苏昞，字季明，是武功人。起初向张载学习，后来侍奉二程，完成学业。元祐末年，吕大忠推荐他，朝廷起用这个平民为太常博士。因元符年间上书获罪，被列入邪党名籍，编管饶州，后来去世。尹焞，字彦明，另一个字德充，世代是洛阳人。曾祖父尹仲宣有七个儿子，其中两个有名望，长子叫尹源，次子叫尹洙。尹源生尹林，官至虞部员外郎。尹林生尹焞，尹焞年轻时拜程颐为师。曾参加科举，发榜时，正有诛杀元祐诸臣的议论。尹焞说：“唉！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求取禄位吗？”没有应试便出来，把这件事告诉程颐说：“我不再参加进士科举了。”程颐说：“你母亲还在。”尹焞回去告诉母亲陈氏，母亲说：“我只知道你会用善行奉养我，不知道你会靠求取禄位来奉养我。”程颐听说后说：“这位母亲贤明啊。”尹焞从此终身不再参加科举。尹焞跟随老师学习时，与河南张绎同时，张绎以见识高明著称，尹焞则以品行笃实著称。程颐去世后，尹焞在洛中聚徒讲学；除非吊丧问疾，否则不出家门，士大夫都尊奉仰慕他。靖康初年，种师道推荐尹焞，说他的德行可以担任劝讲，朝廷召他到京师；他不愿留下，朝廷赐号“和靖处士”。梅执礼、吕好问、邵溥、胡安国一同推荐他，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金人攻陷洛阳，尹焞全家遭害；尹焞死而复苏，门人把他抬到山谷中，因此得以幸免。刘豫命伪帅赵斌带着礼物聘请尹焞，尹焞不从，赵斌便用军队威胁他。尹焞从商州逃奔蜀地，到达阆州，在他的门人吕稽中那里得到程颐《易传》的十卦，又从女婿邢纯那里得到全本，拜谢后接受了它。

译绍兴四年，尹焞停留在涪州，因为涪州是程颐读《易》的地方。他修建三畏斋居住，当地人见不到他的面。侍读范冲推荐尹焞代替自己，授任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尹焞以疾病为由辞谢。范冲上奏请求发给他赴任的路费，朝廷派漕臣奉诏到涪州亲自遣送。绍兴六年，他才上路，写了一篇祭奠程颐的文章后才出发。在这以前，自崇宁以来元祐学术一直受到禁锢；高宗渡江后，才开始召杨时进入从班，召胡安国任给舍，范冲、朱震也都在经筵，极力推荐尹焞。尹焞被召后，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攻击程氏之学，请求加以屏斥断绝。尹焞到九江，上奏说：“臣僚上言程颐的学说惑乱天下，尹焞确实拜程颐为师将近二十年，所学已经专一，自信也非常坚定。假如让尹焞滥列经筵，那么所讲述的不过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如果舍弃所学，就是欺骗君父。何况臣疾病衰弱，不能支撑，于是留在这里没有继续前进。”胡安国奉祠居住在衡阳，上书说：“想使学者践行中庸、以孔孟为师，却禁止他们学习程颐之学，这就像进了屋子却不从门走。”朱震以疾病为由告退。当时赵鼎离开职位，张浚独自任相，于是召胡安国，让他以主管内祠兼任侍读；胡安国上章推荐尹焞，说他拒绝刘豫，具有气节，并且认为他的学问和修养远远超过常人，请求命江州守臣迅速用船把他送到国都。尹焞又以疾病为由辞谢，皇帝说：“尹焞可以说是安于退处了。” 皇帝下诏任命尹焞为秘书郎兼说书，催促他起身赴任。尹焞开始任职，绍兴八年升为秘书少监。不久，他极力辞职请求离去。皇帝对参知政事刘大中说：“先不论尹焞学问的渊源，他足以成为后进学习的榜样；朝班中有这样一位老成之人，也是朝廷气象的表现。”于是任命尹焞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下来主持经筵。又任太常少卿，仍兼说书。不久他称病，请假在家。授任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当时金人派张通古、萧哲来商议和议，尹焞上疏恳切劝谏，又写信给秦桧说：“如果和议一旦成功，他们会一天比一天强大，我国会一天比一天懈怠。如今的上策，没有什么比自治更好。自治的关键，对内是任用君子、远离小人；对外是功当赏、罪当罚，使皇上的孝悌之德上通神明，使道德通过勉力而成，不要凭小聪明和小仁义来谋求大功，那就再幸运不过了。”奏疏和书信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尹焞坚决辞去新的任命。绍兴九年，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他又辞谢，并且上奏说：“臣的职责在于劝讲，却没有任何发明；短短一个月内，接连因病请假，徒然领取优厚俸禄，却不能有益于圣明的听闻。先圣说过：‘陈列自己的能力而就任职位，不能胜任的就停止。’ 这就是臣应当离职的第一条理由。臣起自草野，错误地承受召用；守道的言语已经写在诰词中，而臣却贪恋宠荣，于是改变了一向的操守，使朝廷破格越次的举动，反而招来了贪图利益、苟且求得的人，这是臣应当离职的第二条理由。近来臣曾不自量力，不顾自己的身份职责，谈论国事，见识迂腐浅陋，如今已经得到验证；考察臣的庸弱愚拙，哪里能够适合时用，这是第三条理由。臣自从被提拔为春官以来，从未任职，却因疾病请求离去，反而又得到越级升迁，有什么功劳，能够恭敬接受这个任命，这是第四条理由。本朝典章法律按照《礼经》衡量，年满七十都应当退休；如今臣年纪已经达到，又加上疾病，血气已经衰弱，应当以戒除贪得为念，这是第五条理由。臣有五条应当离职的道理，没有一条可以留任的理由，请求放归田里。”奏疏上呈后，任命尹焞提举江州太平观，他以年老请求退休，转一官后退休。尹焞自从进入经筵，便请求退休，朝廷按照礼节挽留他。张浚、赵鼎离职后，秦桧掌国政；秦桧看到尹焞反对和议的奏疏和写给自己的信，已经很不高兴，到这时便不再挽留。绍兴十二年去世。尹焞向程颐学习，性情质朴正直，宏厚刚毅，切实地体察并实行所学。程颐曾把他比作鲁国的许氏，并且说：“我死后还能不失其正道的，就是尹氏这个孩子。” 他的《论语解》和门人的问答流传于世。杨时，字中立，是南剑将乐人。他幼年聪颖异常，能够写文章，稍长后专心研究经史。熙宁九年考中进士，调任官职却没有赴任。他以师礼在颍昌拜见程颢，两人相处非常融洽。杨时回去时，程颢目送他说：“我的道统向南方传播了。”四年后程颢去世，杨时又在洛阳拜见程颐，这时他大概已经四十岁了。有一天拜见程颐，程颐偶然闭目静坐，杨时与游酢侍立在旁不肯离去。程颐醒来时，门外的雪已经有一尺深了。关西张载曾写《西铭》，二程非常推重佩服。杨时怀疑其中接近墨子的兼爱思想，便与老师程颐辩论，反复询问“理一分殊”的学说，终于豁然开朗，再无疑惑。他闭门不仕达十年之久。后来历任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知县，都有惠民政绩。张舜民在谏院推荐他，于是得到荆州教授之职。杨时安于州县任职，从未追求声名显达，但德望日益加重。四方士人不远千里来跟从他游学，称他为“龟山先生”。当时天下多事，有人对蔡京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必然失败，应当任用有旧德的老成之士在左右，也许还来得及挽救。蔡京认为有理。正好有使者出使高丽，高丽国主问“龟山在哪里”，使者回来后把这件事报告了。于是召杨时为秘书郎，升为著作郎。等到面见皇帝时，他上奏说：“尧舜说‘诚信地把握其中正’，孟子说‘商汤把握中道’，《洪范》说‘皇帝建立大中之道’，历代圣人都遵循这条道路。熙宁初年，大臣玩弄六艺之言来推行私意，祖宗的法度几乎全被纷纷更改。元祐继承其后，完全恢复祖宗旧法，熙宁的法令一概废除。到了绍圣、崇宁，压制又更加厉害。凡是元祐时期的政事记载在法令中的，都被焚毁以消灭痕迹。从此分裂为两党，士大夫的灾祸直到今天还没有止息。臣希望皇帝明确诏令有关部门，逐条整理祖宗的法度，著成纲目；其中适合今天的，举而实行；应当减损或增益的，就加以损益；元祐、熙宁、元丰时期的事情暂且搁置不论，只求一概趋向中道罢了。”朝廷当时正谋划燕云，空虚内部而经营外事。杨时于是陈述时政的弊病，并且认为攻打燕云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节省运输劳役；招募边民充当弓弩手，以削弱常胜军的势力。他又说，都城处在四通八达的要冲，没有高山大河作为阻隔，卫士人人怀有异心，事情紧急时不能依靠。执政大臣不能采纳。他在面奏时极力陈说，君臣的警戒正应当在没有忧患时实行，请求编纂《宣和防计录》，以便周知天下财物出入的数目。

译徽宗首先表示赞同，任命他为迩英殿说书。杨时听说金人入侵，便对执政大臣说：“如今的形势如同堆积的柴薪已经燃烧，应当自己奋发振作，以震动天下人的视听；如果显出胆怯懦弱的样子，委靡不振，那么事情就完了。要害之地，应当严格做好守备。等到金兵逼近都城，哪里还来得及呢？靠近边境的州军，应当坚壁清野，不要同他们交战，使他们自行陷入困境。假如他们攻城夺地，就应派援兵追击袭扰，使他们腹背受敌，这样才可以制胜。而且今天的事情，应当把收揽人心放在首位。人心不归附，即使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也不值得依靠。免夫役的负担，毒害遍及天下；京城聚敛财物，东南搜取花石，这些危害尤其严重。以前曾经停止过这些事情，诏书的墨迹还没有干，运送花石供奉的船只已经首尾相接了。如今即使重新申明以前的命令，但祸根不除，谁还会相信呢？想要获得人心和协，去除这三件事，正是今天最先要办的事务。”金人包围京城，勤王军队四面会集，却没有人统一指挥。杨时说，唐朝九节度使的军队没有设立统帅，即使李光弼、郭子仪这样善于用兵的人，也仍然不免失败。如今各路乌合之众，臣认为应当设立统帅，统一号令、显示纪律，然后士卒才会听命。他又说，童贯担任三路大帅，敌人侵犯疆土时，他抛弃军队逃回，逮捕杀戮他都还不足以抵偿罪过。朝廷放置不问，所以梁方平、何灌也相继逃走。应当依法处刑，以此作为臣子不忠的警戒。童贯掌握兵权二十多年，覆灭军队、杀害将领，逐渐造成今天的局面。近来听说防守城池仍然任用宦官，覆车的旧路不可再次踏上。奏疏上呈后，任命他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敌兵刚退，议论者想割让三镇来讲和，杨时极力说明不可。他说：“河朔是朝廷的重地，而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藩屏。一旦抛弃它们，北方敌人就可以让骑兵迅速奔驰，贯入我们的腹心，不出几天便能到达京城。如今听说三镇百姓以死拒守，三镇在前面抵挡，我们用重兵从后面跟进，还可以有所作为。种师道、刘光世都是一时名将，刚到而尚未任用，请求召来询问方略。”奏疏上呈后，钦宗下诏出兵，但议论者多持两面态度。杨时抗疏说：“听说金人驻扎磁州、相州，攻破大名，劫掠驱赶百姓，没有止境。誓约的墨迹还没有干，他们背约就接踵而来。我们即使想专守和议，也不可能了。越过数千里远道，侵入别人的国都，是危险的做法。” 他们看到勤王军队从四面会集，也害怕而退回，并不是爱惜我们而不进攻。朝廷割让三镇三十州的土地给他们，这是想帮助敌人而自我攻击。听说肃王起初与他们订约，到了黄河却返回；如今他们挟持肃王一同前往，这是最大的背弃盟约。臣私下认为朝廷应当以肃王为问，责备他背弃盟约，一定要得到肃王后才罢休。”当时太原被围困数月，姚古停滞不进，杨时上疏，请求诛杀姚古，以整肃军政，选拔偏将中可以统兵的人代替他，没有得到答复。李纲被罢免后，太学生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留下李纲和种师道，军民聚集的有几十万人，朝廷想加以防禁。吴敏请求任用杨时来安定太学，杨时得到召见，进言说学生忠于朝廷，并没有别的意图；只要选择老成而有品行的人担任正副学官，事情自然会安定。钦宗说：“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于是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他首先说，三省是政事发出的地方，六曹分别治理，各自都有主管事务的部门；如今却另行设置官属，新进的年轻人未必比六曹的长贰贤能。他又说，蔡京掌权二十多年，以继承神宗为名，实际上借助王安石来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推尊王安石，加封王爵，使他配享孔子庙庭。今天的祸患，实际上是王安石开启的。臣谨按，王安石挟持管仲、商鞅的权术，借六经来文饰奸邪之言，改变扰乱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经说过他的危害会在几十年后显现，今天的事情正如符契相合。他的邪说多得无法逐条列举，姑且就一两件事说明。过去神宗曾称赞汉文帝，因爱惜百金而停止修建露台，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竭尽天下财物供自己享用，也不算过分；节守财物的说法不是正理。他却不知道尧舜住茅屋、登土阶，禹说‘在家能够节俭’，那么竭尽天下供自己享用一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以三公身份领应奉司，号称‘享上’，实际上也是王安石有所倡导的。他解释《鳧鹥》末章，说以道守成的人役使众人，安泰而不骄傲，宰制万物，耗费而不奢侈；其实这一章正是说能够守持盈满，那么神灵和祖先就会安乐地保佑他，不会有后来的艰难。王安石独自作出这种解释，启发了君主的奢侈之心；后来蔡京等人轻率耗费、妄加使用，把奢侈靡费作为实际行动，王安石也是有所倡导的。请求纠正他的学术谬误，追夺王爵，明确诏告内外，毁去他的配享塑像。奏疏上呈后，王安石于是被降到从祀之列。谏官冯澥极力支持王氏，上疏诋毁杨时。太学官员中发生争执，朝廷便把太学官员一并罢免，杨时也被罢去祭酒之职【按：胡安国撰写的杨时墓志说：杨时又说，绍圣初年，章惇、蔡卞掌权，想报复私怨，于是上书诬陷宣仁后，又以大逆的罪名加在王珪身上，把平定元祐之功归给蔡确，自己也参与其中。这不是偏袒蔡确，实际上是为自己谋划，借此中伤元祐之人。如今请求陛下索取绍圣年间所修的《元祐时政记》看一看，也许可以彻底查明并为王珪昭雪，使其成为忠臣。《宋史》本传没有记载，谨附在这里说明】。不忠的名声，追夺蔡确冒受的封赠典礼，凡是滥施恩典所涉及的，都全部改正，以消释天下郁积的愤怒。皇帝于是下诏修改记载诋毁宣仁圣烈后的史书，《宋史》本传没有记载，谨附在这里说明】。杨时又说，元祐党籍中只有司马光一人独自得到褒奖显扬，却没有涉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等人。建中初年，言官陈瓘请求褒赠，也没有涉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都相继得到牵复。不久杨时四次上章请求罢去谏省职务，授任给事中，他辞谢并请求退休。又授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极力辞去直学士的任命，改授徽猷阁待诏。

译临行辞别皇帝时，他仍然上书，请求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做好作战和防守的准备。高宗即位，任命他为工部侍郎。他入朝应对时说，自古以来圣贤之君，没有不把研习经典作为要务的。又任命他兼侍读，他请求修订《建炎防计录》，请求抚恤勤王军队，宽容并借助进言的人。他接连上章请求出任外职，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不久请求告老，以原官退休，在乡里居住，以著书讲学为事。去世后谥号文靖。杨时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前辈陈瓘、邹浩都以拜师的礼节侍奉他。等到渡过长江，东南学者推尊杨时为程氏学说的正宗；他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其多。杨时在州县之间沉浮任职四十七年，晚年居谏省仅九十天，凡是他所论列的都切合世道，其中最重要的是排斥王氏经学、反对靖康和议。绍兴初年朝廷崇尚元祐学术，朱熹、张栻的学问得到程氏正传，其源流脉络都出自杨时。杨时的儿子杨迪努力学习、通晓经学，也曾拜程颐为师。罗从彦，字仲素，是南剑人。因多次参加科举而得到恩例，任惠州博罗县主簿。听说同郡杨时得到河南程氏之学，便慨然仰慕。等到杨时任萧山县令，他于是徒步前往求学。杨时仔细观察他，高兴地说：“只有从彦可以和我谈论道。”从此对他日益亲近。杨时有一千多名弟子，没有一个比得上从彦。罗从彦曾与杨时讲论《易》，讲到乾卦九四爻时说：“伊川的解释很好。”罗从彦立即卖掉田产赶到洛阳拜见程颐，向他询问。程颐反复为他讲解，罗从彦道谢说：“我从龟山那里听到的，全部就是这些。”于是回去完成学业。沙县人陈渊是杨时的女婿，曾拜访罗从彦，每次一定到整天才回来。他对人说：“自从我同仲素交往以来，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道理。”他的深奥学问和清正节操，是南方州郡士人的冠冕。后来他在山中筑室，断绝了做官进取的念头。曾采集祖宗旧事，编成《遵尧录》。靖康年间，准备把它献给朝廷，因国家遭难没有实现。他曾与学者谈论治理说：“祖宗的法度不可废弃，德泽也不可仰赖。废弃法度，变乱之事就会发生；仰赖德泽，骄傲放纵之心就会产生。自古以来德泽最为深厚的，没有超过尧舜的。假使子孙值得依赖，那么尧舜一定会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 法度最为明确的，没有超过周朝。假使子孙世代守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留下的事业，即使传到今天也完全可以保存。”他又说：“君子在朝廷，天下就一定安定。因为君子进用后，常常会提出乱世的言论，使君主多加忧虑而生出善心，所以天下得到治理。小人在朝廷，天下就会混乱。因为小人进用后，常常会提出太平世道的言论，使君主多有享乐而生出懈怠之心，所以天下混乱。”他又说：“天下的变乱，不是从四方开始，而是从朝廷开始。譬如人的元气受到损伤，寒暑就容易侵袭；树木的树心受到损伤，风雨就容易摧折。因此，内部有李林甫的奸邪，外部必然有安禄山之乱；内部有卢杞的奸邪，外部必然有朱泚的叛乱。”他论说士人的操守：“周公、孔子的本心，是使人明白道。学者如果果真能够明白道，就能深切体会周公、孔子的本心。”他又说：“士人立身于朝廷，关键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没有过失；忠厚，天下就没有嗟怨。如果一味正直而不忠厚，就会渐渐流于苛刻；一味忠厚而不正直，就会流于懦弱。”他的议论醇正，大多如此。朱熹说：“龟山在东南倡导道学，游学于他门下的士人很多；然而能够潜心思考、努力实行、担当重任并达到极致的，只有仲素一人。” 绍兴年间去世，学者称他为“豫章先生”。淳祐年间谥号文质。李侗，字愿中，是南剑州剑浦人。二十四岁时，听说同郡人罗从彦得到河洛之学，于是写信拜见他，说愿意到门下接受经学，以求解答自己的疑惑。跟从罗从彦多年，学习《春秋》《中庸》《语》《孟》的学说。罗从彦喜欢静坐，让李侗在安静时体察喜怒哀乐尚未发生以前的状态，寻求所谓的“中”。时间久了，他对于天下的道理能够总括、融会、贯通，逐步融释，各有条理次序，罗从彦极力称许他。后来退居山田，谢绝世俗事务，四十多年里，有时连饮食都不能充足，却仍然怡然自得。侍奉父母孝顺谨慎，二哥性情刚强，常常违逆他，李侗侍奉二哥却能使他称心。闺门内外，和乐肃穆，仿佛听不见人声，但各种事情自然都能治理。亲戚中有贫穷而不能婚嫁的，他便替他们筹划并救济帮助。与乡人相处，饮食言笑，整天和润亲厚。他接待后学，回答问题从不厌倦；虽然根据人的深浅分别施教，但一定要先使对方反躬自省、亲自有所体会。因此他说：“学习问道的途径，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默静坐、澄清内心，体认天理。能够这样，即使一丝一毫私欲发生，也会退避听命。”他又说：“学者的弊病，在于还没有达到洒然如冰消冻释的境界。” 像孔门的弟子们，整天聚居在一起，互相切磋磨砺，又有孔子作为归依，日常生活中受到观察和感化的地方很多。恐怕在融会消释而又没有彻底脱落之处，不是语言所能达到的。”他又说：“读书的人，要知道书中所说没有一样不是自己的事情，并且就以自身去求得体会，那么凡是圣贤达到而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都可以努力前进。如果只是直接从文字上寻求，用来帮助诵读讲说，那么不至于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的，几乎没有。”他谈到《中庸》说：“圣门的传授，这部书用来启发后学，已经没有遗漏了。然而所谓‘喜怒哀乐没有发生叫作中’，又是全篇的要旨。如果只是记诵，那又有什么用呢？一定要在自身上体察，真正看见这个道理。像颜子的感叹那样，卓然仿佛有所见，却又不违背内心和眼前的体会，然后不断扩充前进，无所不通，这才差不多可以谈论中庸了。”他谈到《春秋》说：“《春秋》记载一件事，各自发明一个条例。就像观看山水，徒步行走时所见形势各不相同，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之所以难以言说，是因为普通人的心意推测不到圣人尚未达到的境界；圣人洒然而明彻的地方，难道会没有差失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李侗闲居以后，仿佛无意于当世，但他伤时忧国，评论事情时感慨激切，能够感动人。他曾说：“如今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所以人心邪僻，不能任用，导致上下之气彼此隔绝，国家一天天衰弱。义利不分，所以自从王安石……掌权，陷溺人心，直到今天人们还不知道觉醒。人们趋向利益而不知道义理，君主的势力就一天天孤立。君主应当对此留意，否则就是所谓‘即使有粮食，我难道能够得到并吃它吗’。”当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侗是同门好友，一向敬重李侗，便派儿子朱熹跟随他学习。朱熹最终得到他的传授。沙县人邓迪曾对朱松说：“愿中如同冰壶秋月，明净透彻、没有瑕疵，不是我们所能比的。”朱松认为这话说得对。朱熹也称赞李侗天资刚劲奇特，气节豪迈，而修养充实完美，再没有棱角。精纯之气显露在面容上，脸色温和而言语严厉，精神安定而气息平和，说话、沉默、行动、静止，都端庄安详、闲适泰然；在自然之中仿佛又有成法。平日处理事务恭谨谦和，似乎没有什么可否；等到应对事变，依据义理决断，就有截然不可侵犯之处。朱熹又说：“自从向李侗学习以后，辞别又回来，所听到的道理就更加超绝，超过以前，如此不断通达。” 李侗的儿子友直、信甫都考中进士，在旁郡任试用官，又请求迎养父亲回去道武夷。恰逢闽帅汪应辰带着书信和礼物前来迎接，李侗前去拜见他。到达当天疾病发作，于是去世【按：《名臣言行录》说，谥号文靖】。信甫官至监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升任广东、江东宪，因品格特立而不被朝廷容纳，据说如此。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四 儒林传 宋【五】王当　　　　胡安国【寅、宏、宁】　范冲 陈旸【祥道】　　朱震 王当，字子思，是眉州眉山人。幼年好学，博览古今，所取的只是辅佐君王的大略。他曾说：“三公论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镇抚四方、亲附百姓，都是出于同一道理。这样说起来虽然重大，实行起来却很容易。”曾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退居田野，感叹说：“士人处在世上，如果不能见到自己的作用，就一定要让人听见自己的言论。”于是撰写《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们争相传阅。元祐年间，苏辙以贤良方正推荐他；廷对时慷慨直言，不避权贵，策论列入第四等，调任龙游县尉。蔡京知成都时，举荐他为学官，王当没有就任。后来蔡京当宰相，王当便不再出仕，最终去世。王当在经学方面尤其精通《易》和《春秋》，都为它们作传，多有得到圣人深意之处。另有《经说》三卷、《史论》十二卷、《兵书》十二篇。胡安国，字康侯，是建宁崇安人。进入太学后，以程颐的朋友朱长文和颍川人靳裁之为老师。靳裁之与他讨论经史大义，深感惊异并器重他。绍圣四年考中进士。起初廷试时，考官把他的策论定为第一，宰相认为其中没有诋毁元祐的言语，于是把何昌言列为第一，方天若列为第二。又想任用宰相章惇的儿子章次天若。当时发策考试的主旨，大体是崇尚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制度。安国推阐《大学》的义理，以逐步恢复三代制度作为对策，哲宗称赞他的回答，亲自提拔他为第三名，任太学博士；他从不屈身依附权贵之家。后来任提举湖南学事，朝廷下诏荐举隐逸之士，安国以永州平民王绘、邓璋应诏；二人年老而没有赴任，安国请求授予他们官职，以此鼓励求学的人。零陵主簿说二人是党人范纯仁的门客，也是流放之人邹浩所请托的对象。蔡京一向厌恶安国与自己意见不同，得到主簿的奏言后非常高兴，命湖南提刑司设置狱案审讯查究，又移交湖北再次审问，最终没有查出任何凭据，安国还是被除去名籍。不久，零陵主簿因其他罪行依法获罪，台臣据实直陈前事，安国于是恢复了官职。政和元年，张商英任宰相，任命安国为提举成都学事，后调任江东。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