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十三

译传记说：已经毁去庙室的神主，陈列在太祖神位前；尚未毁去庙室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室合祭。如今把僖祖神主迁到太祖室，那么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祖在举行祫祭时，都要降居下来合祭，这是情理和礼文都不顺当的情况，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韩维议论说：僖祖虽然相对于太祖是高祖，但向上追寻其功业，看不出他有所承继；再往上考察世系，又不知道始自何人，不能把他比作契、稷。奉入西夹室，位于顺祖右侧，按照尊卑次序，似乎也没有不妥。孙固请求专门为僖祖建庙。太祖以上历代迁毁的神主，都收藏在那里；举行禘祭、祫祭时，僖祖暂居面向东方的尊位。王介请求依照《周官》守祧的制度，创建祧庙奉祀僖祖。议案上奏后，皇帝很认为韩维的说法正确，但王安石认为韩维关于夹室在右侧便尊贵的说法不对。群臣议论纷纷，皇帝不能决定。王安石坚持主张元绛最初的意见，皇帝于是采纳了。【此后】哲宗元祐元年，迁祧翼祖，将神宗附祭于太庙。徽宗初年，哲宗升祔，礼部、太常寺说，应该仿照晋成帝的旧例，在太庙殿增加一室，以安置哲宗神主。诏令暂时把哲宗神主附祭在太庙夹室。又诏令仁宗、神宗的庙永远祭祀，不得迁祧。徽宗崇宁二年，迁祧宣祖，把哲宗神主附祭在太庙第八室。三年，增加太庙为十室，恢复翼祖、宣祖的庙。自太祖追尊僖、顺、翼、宣四祖以来，每当举行禘祭、祫祭，祖宗神位都按照昭穆相对排列，却空着面向东方的尊位。王安石采用元绛等人的意见，尊僖祖为始祖。熙宁八年夏，在太庙举行禘祭，让僖祖面向东方居尊位，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改变。绍兴以后，董棻、王普、尤袤都请求确立太祖面向东方的尊位，但未能实行。此前熙宁五年，已经迁祧顺祖；钦宗附祭入庙，又迁祧翼祖以及高宗升祔，于是成为九世十二室。【十二室是僖祖、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太祖、太宗同为一世，哲宗、徽宗同为一世，钦宗、高宗同为一世，所以共为九世。】宁宗初年，孝宗将要附祭入庙，赵汝愚主持国政，想把僖祖、宣祖一并迁祧，事情交给侍从、台谏和礼官议论。于是吏部尚书郑侨等请求迁祧二祖，确立太祖面向东方的尊位，朝廷听从了。诏令在太庙大殿西面另建四祖殿，奉祀僖、顺、翼、宣四位神主，每年命礼官荐献。【当时朱熹在讲筵中，独自上奏议状，列举不可这样做的四条主要理由，认为四祖迁祧后的神主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降到子孙的夹室中。】至于举行祫祭时在夹室前设置帷幕，那就不能称为祫祭。想另立一座庙，又会使祭祀事务疏远，只毁掉而不建立；想把神主藏在天兴殿，则宗庙和原庙不能混杂。议论者只是想尊奉太祖，但只要推想太祖当日追尊帝号时的心情，就知道今天太祖在天之灵一定有所不忍，也不敢接受这样的尊奉。这个建议没有实行。等到光宗附祭入庙后，于是又恢复为九世十二室。辽朝各位皇帝都有庙，又有原庙，如凝神殿之类。其仪制都没有详细记载，大体上比较简朴，具有太古时代的风尚。金太祖天会七年八月，太祖葬在上京宫城西南，在陵墓上建宁神殿，按时荐享。从此各京都建立庙，只有京师的称为太庙。太宗天会三年十月，诏令在西京建立太祖庙。熙宗即位二年【当时仍沿用太宗年号，称天会十四年】，确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五庙，全部不迁祧。皇统三年，上京开始建立太庙。海陵迁都燕京后，扩建旧庙，把祖宗神主迁奉到新都。【考察《礼志》，正隆年间营建宗庙的制度，史书没有完整记载，只见于传志杂记：殿堂是一座四间的房屋，北面隔出神室，前面是通廊；东西共有二十六楹，分为二十五间，每间一室；庙两端各空一间作为夹室，中间二十三间分为十一室。由西面三间作为一室，设始祖庙，附祀德帝、安帝、献祖、昭祖、景祖五位迁祧神主；其余各以两间为一室，世祖室附祀肃宗，穆宗室附祀康宗，其余都没有附祀神主。】世宗大定十九年，闵宗附祭入庙，成为七世十二室。二十九年，世宗将要附祭入庙，依照有关部门的意见，迁祧献祖、昭祖，把世宗、显宗升入庙中附祭。元世祖中统四年，开始在燕京建立太庙。至元元年，把神主奉安在太庙，初步确定七世制度：皇祖、皇伯考【太宗】、皇考【睿宗】、皇伯考【珠迦】、皇伯考【察罕岱】、皇兄【定宗】、皇兄【宪宗】，以西为上，依次向东排列。三年，尊皇祖为太祖。秋九月，增加太庙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居第一室，珠迦、察罕岱位于睿宗之上。十四年八月，诏令在大都建立太庙，前面为庙，后面为寝，庙分七室。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追尊皇父为皇帝，庙号裕宗。武宗在上都即位，追尊皇父为皇帝，庙号顺宗，并与成宗一同附祭入庙。太祖室居中，睿宗为西第一室，世祖为西第二室，裕宗为西第三室，顺宗为东第一室，成宗为东第二室。英宗至治元年，因为成宗大德年间太庙寝殿发生火灾，中书省大臣请求把现在的殿作为寝殿，另建前庙十五间，中间三间合为一室，用来奉祀太祖神主，其余依次设室，共六世八室。泰定帝泰定元年，追尊皇父晋王为皇帝，庙号显宗。二年，中书省大臣说：太庙中太祖居中面向南，睿宗、世祖、裕宗的神主依次附祭在西室，顺宗、成宗、武宗、仁宗的神主依次附祭在东室。近来集贤、翰林、太常诸臣说：本朝崇尚左方，现在却让尊贵者居右，稍有屈抑，不是用来昭示后世的做法。太祖居中面向南，应该奉睿宗附祭在左边第一室，世祖附祭在右边第一室，裕宗附祭在睿宗室的左边。显宗、顺宗是兄弟，应依次附祭在世祖室的右边。武宗、仁宗也是兄弟，应附祭在裕宗室的左边。英宗附祭在成宗室的右边。臣等认为这个议论比较正确，谨绘制图样进呈，朝廷听从了。五月，显宗、英宗附祭入庙，共十室。文宗天历元年十月，毁去显宗室。顺帝至元六年，毁去文宗室。其宗庙制度的始末和沿革，大致如此。

译明太祖洪武元年，建立四座亲庙：德祖居中，懿祖居东第一庙，熙祖居西第一庙，仁祖居东第二庙。八年，改建太庙，前为正殿，后为寝殿，两翼各有两庑。寝殿九间，奉藏神主，采用同堂异室的制度。成祖迁都后，庙制依旧。孝宗弘治年间，因为宪宗将要附祭入庙，从德祖到英宗的九庙已经齐备。于是交给礼官议论应当迁祧的神位。少詹事杨守陈请求迁祧德祖、懿祖、熙祖，自仁祖以下设置七庙，另在太庙后面建殿奉祀三祖。礼部尚书周洪谟、侍郎倪岳说：“国家从德祖以上已经无法推求，那么德祖相当于周朝的后稷，太祖相当于周朝的文王、武王，都是百世不迁祧的祖先。懿祖以下应当依次迁祧。如今宪宗升祔，应当迁祧懿祖。”朝廷听从了，于是在太庙修建祧庙，奉藏懿祖神主。世宗嘉靖四年，诏令修建世庙，奉祀皇考献皇帝，制度完全如同太庙。十年重新制定庙祀制度，开始迁祧德祖，奉太祖为太庙始祖。十四年，又在太庙左右改建世室和昭穆群庙。十五年庙宇建成，将德、懿、熙、仁四祖神主奉安在祧庙，将太祖神主奉安在太庙。第二天，奉安太宗以下诸位神主于群庙。十七年，给太宗上庙号为成祖，给献皇帝上庙号为睿宗，于是将睿宗神主附祭于太庙，并把武宗的神位提升。二十二年，命令恢复同堂异室的旧庙制，制度才确定下来。时享【附载荐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马氏《通考》作二十三年，今据《旧唐书》辑录】，听从韦縚的请求，宗庙祭奠时每室增加笾、豆各六件。天宝五载，诏令说：“祭祀神灵要如同神灵在面前，这是古代传下来的训诫，以丰盛为贵。这一原则见于礼经；膟膋的仪式，是古代贤人崇尚质朴的做法；甘美的食品，也是孝子尽心尽诚的表现。既然出于内心，又应当随着礼制变化。今后太庙每室增加一盘日常食物，仍命令有关部门务必做到丰盛洁净。”德宗贞元九年，博士韦彤、裴堪等说：“谨考礼经和前代旧例，宗庙没有初一、十五祭食的仪式，园寝才有初一、十五进食的礼仪。天宝十一载三月初，另令尚食在初一、十五进食于太庙，由内官主持。这在臣下所掌的礼司中原本没有明文规定。有人说，当时的祀官王璵不依据礼意，妄自推衍侍奉生者的道理，每次使用宴饮私食。这些东西可以进献于寝宫，却不可以亵渎太庙。希望遵守开元年间可传万代的准则，省去天宝年间权宜的制度。”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宋代制度，宗庙每年在四个孟月和季冬举行祭享，共五享；初一、十五进食，并举行荐新。太祖乾德六年，判太常和岘说：“今后享祭宗庙，请依照唐朝旧例，另设牙盘食。”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太常礼院说：“本月二十三日举行腊享太庙，因为孟冬已经举行时享，冬至又曾亲自祭祀。按礼制每年五享，举行禘祭、祫祭的月份就不举行时享，以免过于烦琐亵渎，有损恭敬。现在请停止腊日荐享礼。”朝廷听从了。淳化三年十月，太常礼院说：“今年冬至皇帝亲自祭祀南郊，事前还要朝享太庙，礼仪过多就难以兼顾。希望暂时停止本月初一、十五的祭祀，腊享照常举行。”朝廷听从了。仁宗景祐三年，宗正丞赵良规说：“《通礼》记载荐新的物品有五十多种，如今太庙只荐冰，其余荐新礼都停止不行。应当把应时的新鲜物品送交宗正，由尚食选择滋味与新物相宜的食物，配合新物一同荐献。”于是礼官列出并确定荐新物二十八种，从猪肉以下，命御厨在四时牙盘食中烹制，择日荐献。神宗元丰元年，宗正寺奏报：“据太常寺报告，择日荐新的兔、藷藇、栗黄三种物品，已经在市场上出售很久，而宗庙仍未荐献，颇为违背礼意。又据唐《开元礼》，荐新时不搬出神主；如今两庙荐新以及初一、十五进食都搬出神主。请下令礼官参照议定适宜的做法。”详定所说，景祐年间重新确定的二十八种荐新物品，已经荐献很久了。现在想略加删定，经书中有依据的保留，没有经典依据的删去。荐新既不是正祭，就不应当择日。古代在宗庙寝中荐新，汉代仪式中荐韭菜之类，都是在庙而不在寝。隋、唐沿袭了这种错误，荐新虽然在庙中举行，但都不搬出神主；如今搬出神主，失礼尤其严重。请依照《五礼精义》，只设置神主，仍等太庙建成后，在寝中荐新。”诏令依照详定所的规定办理。三年，详定所说：太庙四时虽然有荐新，但孟享礼所用的礼物没有祠、禴、烝、尝的区别，请春季增加韭菜和卵，夏季增加麦和鱼，秋季增加麦和小猪，冬季增加稻和雁，在应当进献熟食的时节荐献；笾、豆除通常数量外，另增加应时物品。朝廷听从了。哲宗元祐八年，听从礼官吕希纯的议论，恢复使用牙盘食【旧制在礼馔之外另设，元丰年间停止，到这时恢复】，改名为荐羞。辽朝到庙告祭、拜谒庙宇都称为拜容。因先帝、先后的生辰和忌辰举行礼仪，始于太宗。此后正旦、皇帝生辰以及各节日的辰日都举行。遇到忌辰以及车驾出行，也曾派使者举行礼仪。凡是色克、色哩、柴册、再生、纳后等礼，都由皇帝亲自举行。柴册、亲征时则到庙奏告，巡幸各京时则拜谒。四时都有荐新。金海陵天德二年，命有关部门议定荐新礼，依照典礼应当使用应时物品，命太常卿主持礼仪。正隆二年二月，初步确定太庙时享的牲牢礼仪。世宗大定三年，有关部门说：“太庙每年五享，如果再举行荐新，似乎过于繁多。”拟定在举行时享的月份，把所荐物品附在笾豆中一并荐献，以符合古人祭祀不宜过于频繁的道理，皇帝批准。十一年，尚书省奏报：“海陵时期只在二月、十月派使者举行两次祭享，不是天子的礼制。”应当依照唐礼，在四时孟月和腊月举行，共五享，朝廷听从了。祭享当天都把神主搬出，安置在前廊，按昭穆排列。元朝宗庙祭享的礼仪，割牲、以马潼奠祭，仿照古代巫祝致辞，大概是国家丰裕的表现。世祖中统元年七月，在中书省设置神位，使用登歌乐，派笔且齐主持致祭。至元二年冬十月，在太庙举行祭享，从此每年举行冬祀，至四年初确定十二月荐新的应时物品。六年冬季时享完毕，命令国师僧在太庙举行佛事荐福，连续七昼夜，这是太庙举行佛事的开始。成宗大德二年正月，特意祭祀太庙，使用马一匹、牛一头、羊七只、鹿七头、野猪七头、天鹅七只，其余祭品依旧，这是特祀的开始。

译武宗至大二年春正月，因接受尊号向太庙告谢，这是皇帝亲自祭祀的开始。英宗至治元年，开始在四个孟月亲自祭祀太庙。顺帝至正初年，太庙每年举行四次祭祀；后来因战争兴起、年成歉收，不能全部举行，每年只举行一至两次祭享。明太祖洪武元年，确定太庙祭祀制度：每年四孟（四季第一个月）以及岁除，共五次享祭。陶安等人说：“古代四时祭祀，三时合祭于祖庙，只有春祭分别在各庙举行。汉代以后，都是同堂而分室，因此四时都合祭。如今应仿照近代制度，在第一庙合祭。”太祖命令孟春时分别在各庙举行特祭，三时和岁除则在德祖庙举行祫祭。洪武二年确定时享制度：春季在清明，夏季在端午，秋季在中元，冬季在冬至，只有岁除仍依旧例。洪武三年，礼部尚书崔亮说：“孟月是四时的开始，应顺应时令变化来表达孝思，所以备办三牲、黍稷等各种祭品来祭祀。至于仲月、季月，不过是进献新物罢了。既然举行郊祀，太庙享祭就难以同时举行，应该遵从旧制；清明等节日备办应时物品进献。”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洪武九年，五次享祭全部停止，只举行特祭和合配之礼。世宗嘉靖十七年重新规定：立春举行特享，三时举行祫祭。进献新物一事，洪武初年都由天子亲自举行，后来才防备并交给太常负责。洪武三年确定每月朔日进献新物：各庙共用羊一只、猪一头、笾豆八件、簠簋登铏各二件、酒尊三件，以及通常的鹅羹饭。太常卿和参加祭祀的官员穿法服行礼；望祭只用通常的鹅羹饭，穿常服行礼。另有献新仪式：凡四方分别进献的新物，若在每月荐新之外，由太常卿和内使监官穿常服献于太庙，不行礼。后来每月朔望祭祀以及荐新、献新，都在奉先殿举行。祫祭与禘祭 唐玄宗开元六年，采用上元年间的礼制，举行祫祭，第二年举行禘祭。从此以后，禘祭和祫祭分别计算年数，彼此不合并计算，共举行了七次祫祭、五次禘祭。到开元二十七年，禘祭、祫祭在同一年举行，有司察觉不对，于是议定五年举行两次大祭，应合并计算年数，并把祫祭安排在禘祭之后；但关于间隔年数的远近有两种说法。郑玄、高堂隆主张前三年后二年，徐邈主张前两年后三年。徐邈又认为，两次禘祭相隔六十个月，中间分出三十个月安排一次祫祭，这最为恰当，于是采用了他的说法。这样，一次禘祭和一次祫祭处于五年之间，符合五年两次大祭的含义，但祫祭安排在禘祭之前还是之后，各有不同。唐初以景皇帝为太祖，但由于年代相近，处在三昭三穆之内，举行禘祭、祫祭时便空置东向尊位，让太祖与群庙按昭穆排列。代宗即位，将玄宗、肃宗的神主祔入太庙，并把献祖、懿祖迁藏到夹室。于是太祖居于第一室，举行禘祭、祫祭时正好处于应有的位置，面向东而坐；献祖、懿祖则不能参加合食。德宗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求为献祖、懿祖另立别庙。到禘祭、祫祭时再享祭他们。礼仪使颜真卿说：“太祖居于百代不迁的宗庙，配享上天，享受崇高祭祀，这是最为尊严的地位。到了举行禘祭、祫祭时，暂时处在昭穆之列，屈己而奉事祖宗，也是可以的。”于是引用晋代蔡谟的议论，主张让献祖居东向尊位，懿祖、太祖以下左右排列为昭穆。由此议论纷纷。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议论说，太祖是百代不迁之祖，献祖、懿祖亲尽后应迁出宗庙，却让他们居东向尊位，是不对的，请下令百官共同议论。工部郎中张荐等人的意见与颜真卿相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说：“颜真卿所引用的蔡谟之议，当时已经没有采用。献祖、懿祖二祖应当藏在夹室，以符合祭祀制度；远庙作为祧庙，有祈祷时祭祀，无祈祷时停止祭祀。”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说：“《周礼》有先公的祧庙，迁出的神主藏在后稷之庙。如今献祖、懿祖应当修建别庙安置。”司勋员外郎裴枢说：“应在园寝修建石室，用来藏神主；到举行禘祭、祫祭的年份再祭祀。”考功员外郎陈京表示赞同。县尉仲子陵等人都说：“应把迁出的神主迁到德明庙、兴圣庙。”京兆少尹韦武说：“祫祭时由献祖面向东，禘祭时由太祖面向东。”左司郎中陆淳说：“议论的人虽然很多，但不外乎三种意见。第一，恢复太祖的正位；第二，昭穆并列而空置东向尊位；第三，祫祭时由献祖、禘祭时由太祖轮流居东向尊位，同时恢复太祖的正位，这才是正确的。但太祖恢复正位后，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有所归宿。对此又有四种意见：一是藏在夹室，二是安置在别庙，三是迁到园寝，四是祔入兴圣庙。然而藏在夹室，就没有享祭进献的日期；安置在别庙，又不符合经文；迁到园寝，则会扰乱宗庙仪式。只有祔入兴圣庙是正确的。至德宗贞元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上议案：五十七人封还给都省集体议论。户部尚书王绍【《通考》作“诏”】等五十五人请求把懿祖迁到兴圣庙，议论于是确定。由此太祖才恢复面向东的尊位【韩愈任四门博士时上议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应先于父亲享祭。举行禘祭、祫祭时，献祖应当居东向尊位，景皇帝应当列入昭穆。祖先因孙辈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居，按照神道推求，难道能远离人情吗？况且平时祭祀很多，合食很少，那么太祖屈居的时间很少，而伸尊的祭祀很多。”这项建议没有被采用。】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四月，在太庙举行禘享。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六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在此以前，有人上言说宗庙中没有祧迁的神主，不应举行禘祭、祫祭。国子司业聂崇义认为，前代宗庙中追尊而未毁掉的神主，都举行过禘祭、祫祭，于是援引魏明帝以来的九条旧事作为证据，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宋代制度是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在孟冬；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在孟夏。仁宗天圣元年四月乙卯，派官员到太庙举行禘享，于是把荐享作为禘享。嘉祐四年，皇帝请求到太庙举行祫祭礼。礼官张洞、韩维说：“本朝每逢禘祭、祫祭，都奉别庙四位皇后的神主升入太庙合食。唐大顺年间，三位皇后列入配享，议论的人认为不合礼。臣认为每室既已有确定的配享者，其余皇后不应参与列祭。”学士孙抃等人议论说：“《春秋传》说：‘大祫是什么？就是合祭。’本朝奉事宗庙一百多年，到祫祭之日，别庙皇后的神主都升入合食，并非没有典据。臣愚见认为照旧办理为好。”学士欧阳修等人说：“本朝举行禘祭、祫祭时，把别庙皇后列在配享皇后之下，这不但古代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即使就今日而言也有四项不可行之处。淑德皇后是太宗的元配，却列在元德皇后之下，这是第一。升祔后的皇后统一使用皇帝的乐章；别庙皇后则各自使用本室乐章，这是第二。升祔后的皇后与皇帝同牢祭祀，牺牲、祭器、祝册也都由皇帝统辖；别庙诸后却随从专门享祭，这是第三。升祔后的皇后与皇帝联席而坐；别庙皇后的座位却彼此隔绝，这是第四。如果四位皇后各自在本庙祭祀，那么她们的尊位自然能够伸张，也不违背礼制。请听从礼官的意见，下诏四位皇后的祫享仍照旧举行，等大礼结束后再另行讨论。”在此以前，大祫祭自僖祖以下只按昭穆排列，空置东向尊位。神宗时，王安石采用元绛等人的意见，才开始尊僖祖为始祖。熙宁八年孟夏举行禘祭，以僖祖居东向尊位。自顺祖以下，昭穆分别按南北排列。元丰四年，详定礼文所说，关于举行禘祭、祫祭的年份，郑氏和徐邈有两种说法。庆历初年采用徐邈的说法，每三十个月祭祀一次。熙宁八年既举行禘祭又举行祫祭，这是有司的过失。请求今后十八个月举行禘祭，四十二个月举行祫祭【这是郑氏的说法】，或许可以使行礼不烦琐，奉事神灵也不至于亵渎。太常礼院说：“本朝自庆历以来，都是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祭祀；到熙宁五年以后，才不合并计算年数，于是到了熙宁八年，禘祭、祫祭在同一年举行。去年元丰三年已经举行禘礼，如果如今仍按旧例十个月后举行祫享，就会接连两年频繁举行祫祭，又重蹈前面的过失。请依照庆历以来的制度，合并计算年数，均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祭祀。”下诏依照现行典礼办理。元丰五年，皇帝对宰臣说：“禘祭，是审察祖先所出自的始祖。秦、汉以来，谱牒不明，无法知道祖先出自何人，那么禘礼就可以废止了。”蔡确等人说：“圣上的训示得到了禘礼的根本。”认为这不是诸儒所能及，于是下诏停止禘享。自王安石尊僖祖为始祖以后，至高宗绍兴五年，吏部员外郎董棻说这样不对，请求恢复太祖面向东的尊位。他说太庙世次已经完备，而太祖仍居于第四室，请遵照典礼正定宗庙制度，遇到祫享时让太祖面向东，但此事未能实行。光宗绍熙五年【当时宁宗接受禅让，尚未改元】，太常少卿曾三复也这样进言。后来吏部尚书郑侨等人建议，请趁祔庙之际确定宗庙万世的制度，以慰藉太祖在天之灵，驳斥熙宁年间不合经义的说法。以太祖为始祖，太宗为昭，真宗为穆，自此以下直到孝宗，四昭四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九庙，既符合古礼，又不废除崇宁九庙制度，从道理上说是恰当的，下诏采纳。郑侨等人又说，僖祖应采用唐代兴圣庙的制度，另立别庙，顺祖、翼祖、宣祖三位神主都祔藏其中。这样，僖祖独居别庙的尊位，三祖也不祔入子孙的宗庙。自汉、魏以来，太祖以上毁庙的神主都不参加合食。如今遇到祫祭时，就在各自的庙中享祭，这在礼制上尤其合适。诸儒楼钥、陈传良都认为可以采用。宁宗庆元二年四月，礼部、太常寺说，已经在太庙西面另建僖祖庙；今年孟冬举行祫祭时，先到四祖庙行礼，再到太庙逐幄行礼。金代禘祭、祫祭一并举行时，始祖居中面向东，群主依昭穆排列，南北相向。世宗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陈禘祭、祫祭的仪式说：“《礼纬》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自大定九年已经举行祫礼，如果议定举行禘祭，应在祫祭后十八个月的孟夏行礼。”下诏把三年冬季祫祭、五年夏季禘祭作为常礼。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礼官说：“大定二十七年十月举行祫享，到今年正月，因为世宗去世的大事，四月没有举行禘祭。考查《公羊传》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其中说‘吉’，是指尚不能举行吉礼，因为还未满三年。注释说，禘祭、祫祭从先君去世之年计算，朝聘则从今君即位之年计算。三年丧期结束，遇到禘祭就举行禘祭，遇到祫祭就举行祫祭。按旧例，辛亥年应为大祥，三月举行禫祭，过一个月就除服，那么四月一日就是初吉，正好是孟夏举行禘祭的时候，可以举行亲祠。”朝廷采纳了。到了日期，又因孝懿皇后的缘故而停止。五月，礼官说：“世宗升祔太庙已经三年，尚未与祖宗合食，而今冬又不能举行祫礼。考查《周礼》虽有春官代行祭祀的文字，但自世宗和孝懿皇后祔庙以来，皇帝从未亲自前往，怎么可以先派官员代行？请求依照旧例，在明昌四年四月一日举行禘礼。”朝廷采纳了。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改建太庙。至元十七年，奉迁神主，举行大享之礼，但从未举行禘祭、祫祭。

译明太祖洪武元年，在太庙举行祫享，德祖居中面向南，懿祖、熙祖、仁祖依昭穆东西相向。洪武七年，御史答禄与权请求举行禘祭，交礼部、太常寺、翰林院议论，认为国家追尊四庙，但始祖所出自的祖先尚无可考，禘祭似乎难以立即举行，于是搁置。孝宗弘治元年，规定每年岁末把祧庙中懿祖的神座奉到正殿左侧，位居熙祖之上，举行祫祭。世宗嘉靖十年，皇帝向大学士张璁询问禘祭、祫祭的含义，命他与夏言议论。夏言撰写《禘义》一篇献上，说汉代以来谱牒难以考证，想像虞、夏禘祭黄帝、商、周禘祭帝喾那样举行，不能完全相合，因此谨慎推明古典，采纳诸儒精深微妙的议论，应当设置空位来祭祀，并以太祖配享。中允廖道南认为朱氏是颛顼的后代，应当禘祭颛顼。下诏召集官员详细议论，众人都说，所谓空位，模糊不明而无所依据；尊奉颛顼，则世代久远而难以考察。宗庙制度既已确定，高皇帝始祖的尊位应当只有禘祭德祖才是正确的。皇帝的意图主张设置空位，命令再次议论；夏言又论说禘祭德祖有四项不可行之处，皇帝把他的奏章一并下发，群臣于是请求设置空位祭祀皇初祖，面向南，以太祖配享并面向西。礼官于是说，大祫祭既然每年举行，大禘祭请求三年举行一次。皇帝亲自撰文告祭皇祖，规定丙年、辛年各举行一次；祭祀前告祭宗庙并斋戒，仪式如同四时享祭，到祭祀当天，行礼如同大祀圜丘的仪式。又议定迁祧德祖，停止岁除祭，改在季冬中旬举行大祫礼；设置德祖神主于太庙正中面向南，懿祖以下依次东西相向。十七年又规定，大祫之日，德祖、懿祖、熙祖、仁祖以及太祖分别置于各室，全部面向南；成祖面向西而居北首，仁宗以下东西相向。二十二年规定，时享、大祫不出神主，临近祭期才捧出衣冠并负责收纳，由太常和神宫监官员奉行。二十四年，停止季冬中旬的大祫，仍在岁除举行祫祭，并与时享同时进行。功臣配享 唐玄宗开元初年，又命令在禘祭日让功臣配享，这不是旧典【贞观礼规定：禘祭不让功臣配享】。配享的位次在庙庭大阶的东面稍偏南，面向西，以北为上。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下诏让已故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已故幽州节度使周德威、已故汴州节度使符存审配享庄宗庙庭。宋初禘祭、祫祭都让功臣配享。有司事先设置幄次，在庙庭东门内道路南面铺设褥位，在所配享的庙室西面设置位板，笾豆各二件，簠、簋、俎各一件，由知庙卿奠爵并拜两拜。神宗熙宁年间，未曾下诏让太常礼院讲求此事，亲祠太庙时没有涉及功臣的礼例。元丰元年制定制度：除禘祭、祫祭外，皇帝亲享太庙，也让功臣配享。元丰三年，详定礼文所说：“谨按《尚书·盘庚》说：‘如今我要大享先王，你们的祖先也可以随从享祭。’《周礼·司勋》说：‘凡有功劳的人，在大烝时祭祀。’《尚书》所说的大享，就是礼制所说的大烝。烝是冬祭，之所以称大，是因为万物成熟、品类众多的时候。这种祭祀比春夏秋三时更为盛大，正当此时百物都得到报祭，祭祀有功之臣是合宜的。”卫国孔悝的鼎铭说：‘勤勉于重大使命，把功绩施于冬祭常礼。’鼎铭以后世代的丞祭没有涉及功臣，而禘祭、祫祭却涉及，古籍中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梁初错误地在禘祭中祭功臣，何佟之认为夏季万物尚未成熟，在禘祭中祭功臣不合典礼。唐代韦挺也说：‘如今禘祭、祫祭让功臣配享，冬季烝祭却不涉及，这与经义不合。’臣请求冬烝让功臣配享，禘祭、祫祭则停止此礼。” 下诏规定：凡冬享、禘祭、祫祭以及皇帝亲祠，都让功臣配享。辽兴宗重熙二十一年，下诏让太尉乌哲配享圣宗庙。金海陵王天德二年二月，在太庙举行祫享，有司拟定上报配享的功臣。世宗大定八年，才命令把功臣画像绘于太祖庙。有关官员按功勋业绩的大小、官资地位的高低排列，依次上报。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陈禘祭、祫祭的仪式，功臣配于庙庭，各自配享其所事奉的庙，按位次排列。元世祖至元三年，太庙建成。丞相安图、伯颜说，祖宗世次、尊谥、庙号、功臣配享等事项，都应及时确定。英宗初年，博士说，如今冬祭就是烝祭，天子亲自在太室行祼礼，功臣应当配享，但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明太祖洪武二年孟春，享祭太庙，在太庙庭院中设置六幅青布帏，里面排列功臣配位，派官员分别献祭。洪武三年，确定配享功臣：春夏在仁祖庙西庑，秋冬在德祖庙西庑，设置面向东的神位，撤去帏幕。又制定并更改三献礼：皇帝初献时，献官立即分别前往行礼，不拜。洪武四年，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太庙祭祀时，功臣排列在两庑之间。如今既已确定太庙合享礼，我认为祖宗都在，已故功臣旧臣也能稍微依托神灵而共同享受祭祀；这不只是朝廷和宗庙的盛典，也寄托了我不忘功臣的心意。”于是礼官议定，凡合祭时，在殿中设置黄布幄，在祖考神位旁两侧设置位置，供亲王和功臣享祭，命大臣分别献祭，皇帝批准。后来撤去了布幄。世宗嘉靖二十四年，把各配享神位移到新太庙西壁，停止分别献祭。神宗万历十四年，太常卿裴应章说：“庙中皇后神位排列在上方，异姓大臣按礼应当另行区别；而至尊在下方拜伏，诸臣的神灵也一定不得安宁。”于是命令恢复到西庑，派官员分别献祭。臣等谨慎考察：明代只有太祖、成祖两庙有配享功臣，仁宗以后都没有。两位祖先庙中配享的臣子，只有刘基、姚广孝是文臣；后来姚广孝被黜退，文臣只剩刘基一人，其余都是武臣。嘉靖年间，夏言曾请求考察六朝文武大臣，凡功在当时、恩泽惠及后世的人，都增列到庙庭配享。天启年间，太常少卿裴应章也请求让文臣配享，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实行。《周礼·司勋》说：‘凡有功劳的人，在大烝时祭祀。’而其中所说功劳的类别，有王功、国功、民功、事功、治功、战功，却只把战功作为功劳，意义也太狭窄了。七祀 臣等谨慎考察《郑志》说：‘天子设置七祀，以一门之祀统摄诸侯的祭祀。’如今考察宋代以后，没有所谓诸侯五祀的礼制，所以不再加以区分，只称为七祀。

译宋代制度规定七祀：春季祭司命和户神，夏季祭灶神，季夏祭中霤，秋季祭门神和厉神，冬季祭行神，属于小祀；用羊一只、猪一头，不举行饮福礼。神宗元丰三年，太常礼院请求在禘享时遍祭七祀，朝廷采纳。元丰四年，详定礼文所说：考查《礼记·祭法》说：‘王亲自设置七祀：一是司命，二是中霤，三是国门，四是国行，五是泰厉，六是户，七是灶。孟春祭户，首先祭脾；孟夏祭灶，首先祭肺；中央属土时祭中霤，首先祭心；孟秋祭门，首先祭肝；孟冬祭行，首先祭肾。’又有传文说：‘春季祭司命，秋季祭厉。’这说明了祭祀的位置、祭祀的时令和所用的俎。《周礼·司服》掌管天子的吉服，祭祀各种小祀时穿玄冕。注说：‘指宫中的七祀之类。’《礼记》说：‘一献熟。’注说：‘指宫中各种小神和七祀之类。’《周礼·大宗伯》说：‘如果王不参加祭祀，就由代理者代行其位。’这说明了祭祀所穿的服饰、献祭的礼仪和代行的官员。近世因为举行禘祭、祫祭时遍祭七祀，四时祭祀就随着时享分别祭祀；代行祭祀由卿行礼，却穿七旒冕，并把太庙的牲体分作俎，一献而不进熟食，这些都不合礼制。请求规定：立春在庙室门外西侧祭户神，在庙门西侧祭司命，俎上陈设脾；立夏在庙门东侧祭灶神，俎上陈设肺；季夏土旺之日，在庙庭中央祭中霤，俎上陈设心；立秋在庙门外西侧祭门神和厉神，俎上陈设肝；立冬在庙门外西侧祭行神，俎上陈设肾。都使用一头特牲，不再随着时享分别祭祀。由有司代行时，以太庙令代理礼官，必须穿玄冕，献祭必须进献熟食。皇帝亲祠以及腊享时，仍依旧礼遍祭。朝廷采纳了。金代七祀随着四时享祭举行：春季祭户神、司命，夏季祭灶神、中霤，秋季祭门神、厉神，冬季祭行神。凡郊祀前一天朝享太庙，也设置七祀神座，派官员献祭【神座设在庙庭横街北面，面向东；席用莞，褥用碧绡；在座前设置神位板。笾豆、簠簋各二件，俎一件，壶尊二件，尊中盛法酒；笾中盛栗和鹿脯，豆中盛菁菹和鹿臡，俎中盛熟羊。燎柴设在西神门北面，等太庙祭祀结束、终献礼完成后，派官员行礼并诵读祝文。】元代制度把七祀神位附设在庙庭中街东西两侧，面向西；分为四时祭祀，也与宋代相同，只有中霤附在七月的祭祀中，特祭时则全部设置神位。每位笾豆各二件，簠簋各一件，尊二件，俎一件【代行祭祀的仪式：在横街南面道路东侧设置七祀神位，面向西，以北为上；席都用莞。在每座首位各设神版。终献将要进行时，赞者引导七祀献官到盥洗位，插笏洗手，再用巾擦手；然后执笏到酒尊处，插笏，拿爵斟酒。接过执事者手中的笏，到首位神座前，面向东站立并稍稍前行，插笏跪下，拿爵三次祭酒于沙池，将爵放在案上，执笏俯伏后起身，稍退后再拜。每一位都按上述仪式进行。】明太祖洪武二年确定制度：岁末腊享时，在庙门外合祭五祀。洪武八年，礼部奏报五祀礼制，周、汉、唐、宋各不相同，如今拟定孟春祭户神，在皇宫门左设坛，由司门主管；孟夏祭灶神，在御厨设坛，由光禄寺官主管；季夏祭中霤，在乾清宫丹墀设坛，由内官主管；孟秋祭门神，在午门左设坛，由司门主管；孟冬祭井神，在宫内大庖井前设坛，由光禄寺官主管。四孟在太庙有事之日举行，季夏在土旺之日举行；牲用少牢，皇帝批准。后来改为在奉天殿外文楼前祭中霤；每年岁末又在太庙西庑下合祭五祀，由太常少卿行礼。洪武五十三年确定制度，在京都设置祭祀泰厉的坛，坛设在玄武湖中，每年清明和十月朔日派官员致祭。祭祀当天，在坛上设置京、省城隍的神位，在坛下东西两侧设置无祀鬼神的神位，用羊三只、猪三头、饭米三石。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都在城北设坛，一年祭祀两次。像京师的里社，则祭乡厉。后来规定郡厉、邑厉、乡厉都在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祭祀，一年三次。臣等谨慎考察：宋、金、元沿用《开元礼》，都祭祀七祀，大概本于《祭法》；明代祭祀五祀，大概本于《月令》。《月令》冬季祭行神而没有祭井神，但明代制度在孟冬祭井神，这是兼采班固《白虎通》的说法。灶是火发挥作用的地方，井是水发挥作用的地方。水火在冬夏最旺盛，夏季祭灶，冬季应当祭井，因此魏、晋之间颇有采用班固说法的。可是《诗经》说：‘取羝羊来祭祀，以祈求继承来年。’这正是冬季祭行神的证据。张子认为，水土的功劳已经归于社神，所以五祀不包括井神，这种说法或许也有道理。明代虽然不主张七祀，但在五祀之外另立厉坛，祭祀没有祭主的鬼神，以仿效古代祭泰厉、族厉的礼制，那么又未尝不是本于《祭法》而加以变通。上陵【拜扫以及各节日进献食物附载于此】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礼仪使颜真卿上奏：“元陵【代宗陵】请在朔日、望日、节日祭祀之日，依旧例每日进献；泰陵【玄宗陵】只在朔望、岁时、冬至、寒食、伏腊、社日各祭一次，停止每日进献。”诏令批准。宪宗元和二年，宰臣建议：“礼制有明确规定，后世却因一时的思慕而过于繁琐。因此陵墓和宗庙有荐新，节日有派使者祭祀；请每年太庙按时享祭，朔望进献食物，各陵在朔望奠祭，亲陵早晚奠祭，其余享祭以及忌日告祭陵墓全部停止。”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寒食节在西郊举行望祭。潞王清泰三年，车驾向北巡幸，路过徽陵【明宗陵】，于是到陵所朝谒。后晋出帝初年【当时尚未改元，仍称天福八年】，寒食节在显陵【高祖陵】举行望祭。后汉隐帝即位第二年【当时仍称乾祐三年】，寒食节在南御园举行望祭。后周太祖广顺元年二月，寒食节在蒲池举行望祭。广顺二年三月，寒食节在郊外举行望祭。世宗显德元年六月，车驾征讨太原返回，祭祀嵩陵【太祖陵】。

译宋初，春秋两季命宗正卿朝拜安陵【宣祖陵】，用太牢奉祀。太祖乾德三年，开始命宫人到陵墓进献冬衣，后来每年照此办理。开宝九年，皇帝巡幸西京，经过时拜谒安陵。太宗雍熙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说：“近日朝拜安陵、永昌陵【太祖陵】，有司只设置酒、脯、香；因为天还未亮就行事，不设置烛火和燎火；又先到永昌陵，后到安陵；对帝后两位也没有遍行拜礼，很有违礼之处。”此事交给有司议论，有司说：“考查《开元礼》，春秋两季仲月，司徒、司空巡视陵墓，不设置牲牢祭祀。如今请求仿照宗庙荐享，稍作裁减：除去登、铏、牙盘食以及太常登歌，其他全部依照大祀。先到安陵，其次永昌陵，再次孝明、孝惠、懿德、淑德皇后陵。”朝廷采纳。真宗景德三年，皇帝将要朝陵，太常礼院说：“贞观年间，皇帝到小次，穿素服骑马。查考今年正月车驾朝拜明德攒宫时，只穿素色衣服。当时皇帝正在大祥服丧期间，如今既已除服，请停止穿淡黄袍。”特地下诏穿素色衣服。景德四年正月，车驾驻在巩县，停止鸣鞭以及太常奏报起驾、金吾传呼。到达后，在永安镇【朝陵之后改镇为县】的行宫斋戒，太官进献蔬食。这天夜里三更尚未结束，皇帝骑马，撤去车舆、辇车、伞扇，到安陵时穿素服步行进入司马门，举行奠献礼，其他各陵也都如此。又到下宫，凡上宫使用牲牢、祀册，由有司奉行；下宫备办膳食，由内臣办事，百官陪位。又到元德太后陵奠献，另在陵西南设置幄殿，祭祀如同下宫。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皇帝祭祀汾阴，经过巩县时，有司请求在訾村设置幄殿，安置三陵【安陵、永昌陵以及太宗永熙陵】的神座；皇帝到幄殿中设置香、酒、时果、牙盘食，奠献，并命大臣带着香币、酒脯到各陵祭告。车驾返回时，又举行亲自谒陵的礼仪。这一年，命令礼官制定春秋两季仲月派官员朝陵的仪注，穿祭服行事；专门派宗正卿一人朝拜三陵，另派官员二人分别拜祭各陵。后来又增派陵庙行礼官四人，选朝官、京官和宗姓人士充任。翰林学士钱惟演说：“春秋朝陵，载于旧有制度；公卿亲自前往，大概是表示极其恭敬。唐显庆年间，才开始下诏由三公行事。天宝以后，也派公卿巡行拜谒，大概是取用朝廷大臣，不一定要求与皇室同姓。后来又参用太常卿、宗正卿。晋开运年间，也命令吏部侍郎【此处原文残缺】。近年以来，只派宗正等官员，地位轻、品级低，实际上损害了旧制。希望从今以后，在丞相和各司三品官中派遣官员；若有缺额，则派两省谏官、舍人以上官员，希望能够符合追念孝亲之心，成就考察古制的美名。”仁宗景祐初年，沧州观察使守节说：“寒食节按例派宗室拜陵，而十月却命内司宾前往，这不是表达恭敬的办法。”于是下诏由宗室中正任刺史以上官员一人朝拜。起初，永安县官员每月朔日朝拜定陵【真宗陵】，望日朝拜三陵。英宗初年，韩琦说：“昭陵【仁宗陵】还没有朝拜日期。”于是命令在朔日、望日分别朝拜各陵。神宗熙宁年间，下诏文臣自两省官、武臣自閤门使以上，经过陵墓附近时都可以朝拜。按旧例，车驾到陵墓，称为亲谒。南渡以后，这项礼仪没有举行。高宗绍兴三年，礼部、太常寺说：“春秋两季仲月向各陵荐献，请在行在法惠寺设置神位遥望祭祀。”朝廷采纳。永祐诸陵【永佑陵是徽宗陵】中在会稽的陵墓，每年荐献，仍遵循旧制。辽代制度规定，孟冬朔日拜陵，有司在山陵设置酒馔。皇帝、皇后车驾到达后，多啰伦穆腾奏报仪式，办閤门使赞引皇帝、皇后到指定位置，行四拜礼。巫者赞祝，焚烧胙肉，并进献时服、酹酒和牲；大臣、命妇依次焚胙，行四拜礼。皇帝、皇后率领群臣、命妇巡行各陵三周，然后返回宫中【按《辽史》帝纪，各代皇帝都经常举行亲自谒陵的礼仪，不一定都在孟冬；而与太后一同谒陵，只有圣宗统和元年举行过两次，其他地方都没有皇帝与太后一同谒陵的记载。如今根据《礼志》斟酌记载仪注，与本纪不相符合的地方，谨附记于此。】金海陵王天德四年正月，朝拜世祖、太祖、太宗、德宗陵。世宗大定二年正月，像在大房山一样祭享、进献山陵。大定三年十二月，腊祭打猎，把所获猎物进献山陵，奉为常制。大定八年，命涿州刺史兼任提防山陵，每逢朔望致祭，并以第二年正月作为开始。章宗泰和三年，下诏诸亲王、公主每年寒食、十月朔日，可以拜谒兴陵、裕陵【兴陵是世宗陵，裕陵是显宗陵】。明太祖洪武元年三月，派官员到仁祖陵致祭。洪武二年确定熙祖陵制度，每年正旦、清明、中元、冬至以及每月朔望，由本署官员供祭行礼；又在当地遥望祭祀德祖、懿祖陵。仁祖陵增加孟冬一祭，都由本署官员行礼；朔望则由中都留守司官员行礼。洪武八年四月，因为仁祖忌日，皇帝亲自到皇陵【先称英陵，后来改称皇陵】致祭，并下诏让翰林院议定陵寝朔望和节序祭祀。礼学士乐韶凤等人说：“我朝旧仪，每年元旦、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冬至日都使用太牢，派官员祭祀陵墓；白塔二处则使用少牢，由中官行礼。如今拟议增加夏至日，用太牢；伏腊、社日以及每月朔望，则使用一只特羊，由本署官员行礼。如果节日与朔望、伏腊、社日同一天，就采用节日礼制。”朝廷采纳。成祖永乐以后，太祖陵每年在圣节、正旦、孟冬忌辰以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用太牢致祭，特意派勋旧大臣一人行礼，南京各衙门文武官员都陪祭。英宗正统十年拜谒三陵【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命百官穿浅色衣服，照洪武、永乐年间的制度办理。

译武宗正德年间规定，长陵以下各陵分别设置神宫、宫监、卫以及祠祭署；凡清明、中元、冬至，都分别派驸马都尉行礼，文武官员陪祀。忌辰以及正旦、孟冬、圣节，也派驸马都尉行礼。恭让章皇后陵在清明、中元、冬至、忌辰由内官行礼。西山景皇帝陵的祭期同上，由仪宾行礼。世宗嘉靖十四年，皇帝告谕礼部：“我朝在清明、中元、冬至三次上陵，但中元是民间节日，事情本来不见于经典；冬至既已举行大报配天之礼，那么陵墓祭祀就显得较轻，可以停止冬至上陵，把中元移到霜降，只有清明照旧，著为法令。”穆宗隆庆二年春，皇帝到天寿山祭祀长陵，天刚亮时行礼；皇帝穿青袍上香四拜，献帛、献爵，亚献、终献由命令执爵的人代行，随后到永陵【世宗陵】行礼。当日派官员分别祭祀六陵【献陵、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神宗万历十一年，拜谒长陵、永陵、昭陵【穆宗陵】三陵，上香八拜，亲自奠帛。初献六陵二寝【恭让章皇后陵、景皇帝陵】时，上香四拜；奠帛、献爵都由执事官代行。《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十四 礼略 吉礼【四】释奠【附载先儒】臣等谨慎考察，释奠制度由来已久。汉、魏直到唐初，国学释奠以周公、孔子轮流作为先圣，因此释奠并不专属于孔子。所以《郑志》把释奠和孔子庙分为两门。自唐显庆二年采用长孙无忌的建议，周公另行配享武王庙，而国学专门以孔子为先圣。从此相承，孔子之外不再有释奠之礼。如今承袭《郑志》，仍分为两门，把在国学举行的祭祀列入释奠，把在阙里举行的祭祀列入孔子庙。” 唐肃宗上元年间，因为连年干旱而停止中祀、小祀，但文宣王的祭祀直到中秋仍在太学举行。代宗永泰二年八月，修建国学祠堂完工，祭酒萧昕才上奏举行释奠，宰相元载、杜鸿渐、李抱玉以及常参官、六军将军都前往观看。德宗贞元九年九月，太常奏称，十一月贡举人谒见先师，与亲享太庙的日期相同；依照《六典》，上丁日举行释奠，如果与大祀同日，就用中丁日。至于贡举人谒见先师，请另外选择日期，朝廷采纳。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归崇敬上奏，每年春秋释奠的祝版经过皇帝署名后，皇帝面向北向群臣作揖，他认为这个礼节过于隆重。考查《大戴礼》，师尚父授给周武王丹书，武王面向东接受，请斟酌礼节的轻重，希望得到适宜的制度。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国子博士蔡同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每年春秋二仲的上丁日，都在文宣王前举行释奠礼，以兖公颜子配享，以闵子骞等十人为十哲列位陪祭；但在七十二贤像前一直都没有设置酒和肉脯。今后请准许依照本朝旧规，在文宣王四壁所绘诸位英贤画像前，各设置一豆一爵，用于祭祀享献。”太常礼院认为，礼文中没有设置一豆一爵的规定，应当依照《郊祀录》所载释奠仪式，陈设笾二、豆二、簠簋各一、酒爵一，并盛放脯醢等物进行祭祀。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周世宗显德二年，另行营建国子监，设置学舍。宋初沿袭周代国学旧制，增加塑造先圣、亚圣和十哲的像，并在东西两庑的木壁上绘制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的画像。每年春秋二仲和仲冬上丁日，贡举人拜谒先圣、先师，朝廷命官举行释奠礼，一切都依照旧典。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下诏追谥孔子为玄圣【后来因避国讳改为至圣】文宣王，祭祀用太牢。二年五月，下诏追封十哲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先儒为伯，有的还赠授官职【颜回为兖国公，闵损为琅琊公，冉耕为东平公，冉雍为下邳公，宰予为临淄公，端木赐为黎阳公，冉求为彭城公，仲由为河内公，言偃为丹阳公，卜商为河东公，曾参为瑕丘侯，颛孙师为宛丘侯，澹台灭明为金乡侯，宓不齐为单父侯，原宪为任城侯，公冶长为高密侯，南宫縚为龚丘侯，公晳哀为北海侯，曾点为莱芜侯，颜无繇为曲阜侯，商瞿为须昌侯，高柴为共城侯，漆雕开为平舆侯，公伯寮为寿张侯，司马耕为楚丘侯，樊须为益都侯，公西赤为钜野侯，有若为平阴侯，巫马期为东阿侯，陈亢为南颀侯，梁鳣为千乘侯，颜辛为阳谷侯，冉孺为临沂侯，冉季为诸城侯，伯防为沭阳侯，公孙龙为枝江侯，秦冉为新息侯，秦祖为鄄城侯，漆雕哆为濮阳侯，颜高为雷泽侯，漆雕徒父为高苑侯，壤驷赤为上邽侯，林放为长山侯，商泽为邹平侯，石作蜀为成纪侯，任不齐为当阳侯，申枨为文登侯，公良孺为牟平侯，曹卹为上蔡侯，奚容蒧为济阳侯，句井疆为滏阳侯，申党为淄川侯，公祖句兹为即墨侯，荣旂为厌次侯，县成为武城侯，左人郢为南华侯，燕伋为汧源侯，郑国为朐山侯，秦非为华亭侯，施之常为临濮侯，颜哙为济阴侯，步叔乘为博昌侯，颜之仆为宛句侯，蘧瑗为内黄侯，叔仲会为博平侯，颜何为堂邑侯，狄黑为林虑侯，邽巽为高堂侯，孔忠为郸城侯，公西舆如为临朐侯，公西蒧为徐城侯，琴张为顿丘侯，左丘明为瑕丘伯，公羊高为临淄伯，谷梁赤为龚丘伯，伏胜为乘氏伯，高堂生为莱芜伯，戴圣为楚丘伯，毛苌为乐寿伯，孔安国为曲阜伯，刘向为彭城伯，郑众为中牟伯，杜子春为缑氏伯，马融为扶风伯，卢植为良乡伯，郑康成为高密伯，服防为荣阳伯，贾逵为岐阳伯，何休为任城伯，王肃为新野伯，王弼赠授司空，杜预为偃师伯，范宁赠授司徒，新野伯】下诏命太常礼院制定州县释奠礼所用的器物数量：先圣、先师每座设置酒尊一【酒尊都加勺和羃，分别放在坫上】、笾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櫐一、洗一、篚一、巾共二、烛二、爵共四、坫共二；有从祀之处，各座设置笾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烛一、爵一。仁宗景祐元年，下诏释奠礼使用登歌；皇帝再次临幸国学时，都行再拜礼。神宗熙宁七年，下诏封孟轲为邹国公。礼官说，孟子在孔门弟子中应当列于颜子的位置；至于荀况、扬雄、韩愈，都阐明了先圣之道，对学习者有益，请求今后春秋释奠时让孟子与颜子一同配享，并给荀况、扬雄、韩愈一并加封爵位，按照时代先后列入从祀。诏令依议办理【封荀况为兰陵伯，扬雄为成都伯，韩愈为昌黎伯】。徽宗崇宁初年，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下诏将辟雍的文宣王殿命名为“大成”，皇帝临幸国子监，拜谒文宣王殿并行再拜礼，亲自酌酒献祭，派官员分别祭奠兖国公以下诸位，加增文宣王的冕旒为十二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