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四

译去世后，他服满丧期，对子弟们说：“我过去是为了奉养父母才出来做官，如今即使有万钟俸禄，又将拿来做什么呢？”于是称病不再做官。宣和末年，李弥大、吴敏、谭世勣一同荐举他，任命为屯田郎，他推辞了。靖康元年，任命为太常少卿，他又推辞。任命为起居郎，再次推辞。朝廷下旨催促他赴任，他到了京城后因病请假。有一天，钦宗召见他，安国上奏说：“英明的君主把致力于学习作为当务之急，圣人之学把端正内心作为根本。内心是一切事务的根本，端正内心，是衡量事务、治理万物的权力根源。希望陛下选拔通晓治国平天下根本的名儒，虚心访问，阐发他们独到的见解。”他又说：“治理天下国家，必须有一个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谋划；谋议既已确定，君臣就应当坚守，所以有志向就一定能够成功，治理的功业也可以建立。如今陛下南面临朝已经半年了，但法纪纲常仍然紊乱，风俗更加衰败，施政安排违背正道，举动烦琐扰乱，大臣之间互相争斗，朋党之祸开始萌发；百官窥伺觊觎，渐渐产生浸润构陷的奸计；用人失当，名位器物越发轻贱；诏令屡屡更改，士人和百姓都不再信任。若不清除旧有弊迹，乘势变革，臣私下恐怕大势一旦倾覆，就再也无法恢复正常。请陛下访问大臣，让他们各自充分陈述内情，统一拟定意见上奏；先向台谏官员公布，使他们依据具体事情加以驳正。如果大臣的议论被驳倒，就参考采用台谏的意见；如果台谏的驳议不恰当，就专门遵守大臣的谋策。仍然在朝廷集中议论，由陛下亲自裁决，定为治国方针，依次施行，这样或许新政能够有条理，中兴也可以有所希望。”钦宗说：“近来我把你留在词掖，已经准备下令召你来参加考试了。”当时门下侍郎耿南仲依靠攀附皇恩，凡是与自己不合的人，就指为朋党。他看到安国的论奏后十分恼怒，于是说安国有意窥伺经筵，不应当召来参加考试。钦宗没有回答。安国多次推辞，耿南仲又说：“安国不肯臣服，过去不侍奉上皇，如今又不侍奉陛下。”钦宗说：“他只是以有病为由推辞，起初并不是有什么拥护或反对的立场。”每当臣僚登殿应对，钦宗就问是否认识胡安国。中丞许翰说：“自从蔡京掌握政权，士大夫没有不受他笼络的；像安国这样超然远避、不被他玷污的人，实在很少。”钦宗叹息，派晁说之传达诏旨，命令安国勉强接受任命，并且说：“以后如果想离去，就不强行挽留你。”安国参加考试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赐予三品官服。耿南仲暗示台谏官员上奏，说安国迟延奉命、态度不恭，应当予以贬黜削职；奏疏上呈后却没有下发。安国于是到任。耿南仲失势后，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认为许景衡、晁说之把是否任职视作进退取舍，心怀奸邪、徇私舞弊，于是把他们一并罢黜。安国说：“二人若是把任职视作进退取舍，就一定有陈述说明；若说他们心怀奸邪、徇私舞弊，也一定有实际罪迹。请把奏疏交付中书省，载入诰命。”没有得到答复。叶梦得任应天府知府，因为被蔡京所知遇而获罪，被削去官职，改任奉祠。安国说：“蔡京的罪行已经确定，子孙被编置，家产被没收，已经没有蔡氏的势力了；那么过去被蔡京引进的人，如今都是朝廷的臣子。如果再把他们指为蔡京的党羽，那么被朝廷弃置的人才就会很多，关于朋党的争论何时才能平息呢？”于是授予叶梦得一个小郡。中书侍郎何防建议把天下分为四道，设置四名都总管，各自负责一方，以保卫王室、抵御强敌。安国说：“内外力量均衡才会安定，偏重一方就会危险。如今州郡的力量太轻，按理应当通权变通。一旦把二十三路的广大地域分为四道，政事就可以专断，财赋也可以专门使用，官员可以自行辟置，军队可以自行诛罚赏赐；我担心权力太重，万一他们抗拒朝廷、跋扈专横，将拿什么来对付他们？请根据现有的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授予都总管的权力，专门治理军队；如果有紧急警报，就各自率领所属守将前往救援，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了。”不久，朝廷任命赵野总

译管北道，安国说魏都地位重要，赵野一定会误负朝廷的委托。这年冬天，金人大举入侵，赵野逃走，被群盗杀死。西道的王襄拥兵自重，不再向北顾及，事情全如安国所说。李纲被罢免后，中书舍人刘珏起草诰词，说李纲勇于报国，但屡次遭到失败。吏部侍郎冯澥说刘珏是在替李纲游说，刘珏因此获罪被贬。安国把诰词退还，认为侍从官虽然应当进谏纳言，但至于弹劾攻击违法的官员，必定应当归属于风宪官的职权。

译如今台谏官员还没有缄默不言的过失，而冯澥却越权行事；如果开了这个先例，臣恐怕人人都会凭自己的好恶相互胁迫、倾陷，这不是使朝廷安定的办法。耿南仲非常害怕，何防便跟随他排挤安国。诏令授予安国郡防之职。因为安国一向苦于足疾，而海门地势低洼潮湿，于是改任安国为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国在中书省任职时常常因病请假，但只要出任，就一定有所论列。有人说：“事情小的，何不暂且搁置呢？”安国说：“大的事情没有不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如今认为小事不必说，到了大事又不敢说，那就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说了。”安国离京十多天后，金人逼近都城。他的儿子胡寅当时任郎官，住在京城，有人替他担忧。安国忧伤地说：“君主正被围困在重重包围之中，号令无法发出，卿大夫们遗憾想效忠却没有途径，哪里还敢想到自己的儿子呢？”敌人的包围更加紧急，钦宗急忙召见安国和许景衡，但诏令最终没有送达。高宗即位后，以给事中的职位召用安国，黄潜善暗中示意给事中康执权上奏，诬称安国托病，于是罢免了他。建炎三年，权枢密张浚推荐安国可以重用，再次任命他为给事中，并给他的儿子胡寅赐下亲笔手札，命他传达皇帝的意思催促安国赴任。安国行至池州时，听说皇帝巡幸吴越，便称病返回。绍兴元年，任命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派使者催促召他入朝。安国先把关于时政的二十一篇论奏献上；论奏送入后，又任命他为给事中。绍兴二年七月，他入朝应对，请求把所进的二十一篇论奏施行。他的论奏篇目是：定计、建都、设险、制国防民、立政、覈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寛隐。论述“定计”大略说：“陛下登上帝位已经六年，在建都方面，还没有确定必须坚守、不可移动的居所；在讨伐贼寇方面，还没有确定必须奉行、不可改变的策略；在建立政令方面，还没有确定必须实行、不可反复的法令；在任用官员方面，还没有确定必可信任、毫不怀疑的大臣。若现在还不谋划，日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论述“建都”说，应当把都城定在建康，以此与关中、河内相比，作为兴复的根基。论述“设险”说：想要巩固上游，必须守住汉沔；想要巩固下游，必须守住泗淮；想要巩固中游，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论述“立志”说：应当坚定志向，恢复中原，只奉迎陵寝；必须坚定志向，扫平仇敌，迎回两宫。论述“正心”说：平定祸乱，虽然军事事务十分紧迫，但裁决军事事务必定要以心术为根本。希望选拔正直的大臣，选择那些见闻广博、有见识、有智谋思虑、敢于直言的人，安置在陛下身边，朝夕与他们讨论，以此安定自己的内心。论养气说：“用兵的胜负、军队的强弱、将帅的勇怯，都取决于君主所养之气是正直还是邪曲。希望陛下在行善方面更加刚强，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那么至刚之气可以充塞天地之间，一怒之威可以安定天下了。”过了十多天，他又因病求见，恳切请求离去。高宗说：“听说你对《春秋》研究很深，正想同你讲论。”于是把《左氏传》交给安国。防句正音，安国上奏说：“《春秋》是治理天下的大典，它见于实际行事，不是空泛言语可比。如今正思考如何救济艰难局势，《左氏传》内容繁杂琐碎，不如专心研究圣经。”高宗称善。不久，任命安国兼任侍读，专门讲解《春秋》。防被任命为故相朱胜非的同都督，统领江淮荆浙诸军事。安国上奏说：“朱胜非曾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和秦桧，逐渐导致渡江，尊奉任用张邦昌，与金国结好，使三纲沦丧，天下人愤懑不平。等到他任宰相，又遇苗刘肆意□贪恋权位，苟且容忍屈辱，甚至牵连君父。如今强敌凌辱，叛臣毫无顾忌，用人得失关系国家安危，我深怕胜非在上误了国家大计。”胜非改任侍读，安国扣住任命文书不下发。左相吕颐浩命令校正黄龟年所写的诏书颁行。安国说：“有官职守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就应离去。我如今尸位无补，既然失去了职守，就应当离去，这是很明白的。” 何况胜非是我曾列举罪状弹劾的人，如今朝廷却称赞胜非在苗刘之变中能够调护君主。过去公羊氏说祭仲废黜君主是行使权宜之计，先儒竭力驳斥这种说法，因为权宜地废立君主的做法不应施用于君父，《春秋》的大法对此尤其谨慎。建炎年间失节的人，如今虽特意释放而不追究，又加以选拔任用，既已形成这种风气，对君父极为不利。我因为讲解《春秋》而入宫当值，却同胜非并列任职，违背经书训诫，所以不再出任。”起初吕颐浩从江上任都督回朝，想除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却没有想出办法。有人教他把对方指为朋党，并说：“朋党的首领在禁中省署，应当先除掉他。”颐浩大喜，立即引朱胜非作为助力，并降诏说：“胡安国屡次被召却傲慢拖延不来，直到今天才入朝，而且多次提出请求。他起初说胜非不可任都督，后来改命在经筵任职，他又认为不行，难道不是因为时局艰难，不肯竭尽劳力，反而想寻找小过失来离去吗？为自己谋划倒是很好，但国家大计怎么办？免去官职，提举僊都观。”当天晚上，彗星出现在东南方。右相秦桧三次上章请求留下安国，没有得到答复，便解下相印离去。［按《名臣言行录》说：秦桧曾任密州教授，翟公巽任密州知州，推荐他参加宏词科考试。游酢经过密州时，曾与他一同在翟公巽家吃饭。安国向游酢询问人才，游酢首先推荐秦桧，说他的为人类似荀文若，又说他没有什么事不能防备。后来京城被攻破，金人想立张邦昌为帝，秦桧抗言认为不可，安国更加认为他的行为合乎义理，便在张浚等人面前极力称道他。后来秦桧从金国回来，参与国政，安国获得词掖、讲筵的召用，都是秦桧推荐的结果。这同史传所载较为不同。］侍御史江跻上疏极力说朱胜非不可任用，胡安国不应受到责罚。右司谏吴表臣也说：“安国抱病进见君主，想施行自己所学，如今无故获罪离去，恐怕不是向天下人显示道理的做法。”没有得到答复。颐浩随即贬黜给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张焘以及江跻等二十多人。说这是应对天变、除旧布新的象征，于是台省官员几乎全部被清空。朱胜非于是任宰相，安国最终归去。绍兴五年，任徽猷阁待制、永州知州。他辞谢诏命，皇帝因他是旧经筵臣，深切怜悯他的劳苦，特意准许他的请求，任提举江州太平观，并命他编纂修订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说其中深得圣人之意。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尚未出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毁他，说他是假托程颐学说的人。安国上奏说：“孔子、孟子的道统已经失传很久了，自程颐、程颢兄弟开始阐明它，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种学问可以学习。”

译如今却让学者以孔孟为师，同时禁止他们学习程颐的学说，这就像已经进入屋内却不从门走一样。本朝自嘉祐年间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他们都以道德闻名于世。只是王安石、蔡京等人曲意加以排斥压制，所以他们的道术不能推行。希望下诏礼官讨论旧例，给他们加封爵位，并载入祭祀典礼。仍请诏令馆阁收集他们的遗书，校正后颁行，使邪说不能兴起。”奏章送入后，陈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迎合宰相的意旨，交相上章议论安国的学术偏僻。任安国为永州知州，他辞谢，又任提举太平观，升为宝文阁直学士。安国去世，诏令追赠四官，又加赐丧葬钱和田地十顷，抚恤他的孤儿，谥号为“文定”，这大概是不合常格的特殊待遇。安国勤学力行，以圣人为标准，立志救济时世的艰难。他虽多次因罪被罢退，但爱君忧国的心情离朝廷越远反而越深。每逢有君主的命令，他立即置家事于不顾。遇到事情也不问是否有人赞同，风度深沉高远，肃然超出尘俗；看待天下万物，没有一样足以扰乱他的内心。朱震被召入朝，询问出仕与退处的适宜，安国说：“你研究《易》二十年，这件事本来就应当早有定见。世间只有讲学论政，不能不恳切询问研究；至于立身行事的大体、出仕退处以及说话沉默的时机，就像人饮食时对饥饱寒温的感受，必须自己斟酌，不能交给别人决定，也不是别人所能替你决定的。” 渡江以来，儒者进退合乎义理的，以安国、尹焞为首。安国所交游的人游酢、谢良佐、杨时，都是程门的高弟。他出使湖北时，杨时正任府学教授，谢良佐任应城县令。安国向他们询问疑义、访问道理，礼数十分恭敬；每次来拜访后离去，都一定手执笏板端正站立，目送他们离开。自从王安石废除《春秋》，不把它列入学官教授的课程，安国认为这是先圣亲手删定的书，却使君主不能听到讲说，使学士不能相互传习，伦理混乱、义理灭绝，恐怕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因此他专心研究此书二十多年，认为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完备地包含在其中。他常感叹说：“这是传授心法的要典。”安国年轻时想凭文章名闻天下，后来学习道术，便不再把心思放在文章上。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三个儿子是寅、宏、宁。寅，字明仲，是安国弟弟的儿子。寅将要出生时，他的婶母因为已经有了许多男孩，想不抚养他。安国的妻子梦见大鱼跃入盆中水里，急忙前去取出，把他作为儿子抚养。寅小时候顽劣机敏，难以管束，父亲把他关在空阁楼里，阁上有杂木。寅把木头全刻成人形。安国说：“应当有办法改变他的心志。”便另放了几千卷书在阁上。一年多后，寅把这些书全都背诵下来。进入辟雍学习，在宣和年间考中进士甲科。靖康初年，经御史中丞何防推荐，召任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任国子祭酒，寅跟随他学习。升任司门员外郎。金人攻陷京城后，朝廷商议拥立异姓，寅与张浚、赵鼎逃到太学中，不肯在议立的文书上署名。张邦昌伪立为帝，寅弃官归乡。言官弹劾他离开职守，降一级官职。建炎二年，高宗巡幸金陵，枢密使张浚推荐他任驾部郎官，不久升为起居郎。金人南侵，诏令群臣商议迁移车驾的地方。寅上书说：“先前陛下以亲王、同母弟的身份出兵河北，二圣既已被迁走，就应当集合义军，向北迎接请回二圣；可是陛下却仓促接受拥立，迅速登上尊位，杀害正直之臣，以堵塞言路。后来南巡淮海，苟且偷安度日；敌人进入关陕，却毫不防御；盗贼横行溃散，没有人敢过问。” 百姓无辜受害，数百万人死于道路。如今却还在制造礼乐文物，讲习举行郊祀，自称实现中兴。金人趁虚直捣而来，行在只带着一匹马向南渡过淮地；直到流血，才恢复帝位，迁驾建康，却没有作长久的谋划，一味畏缩远避。这些都是失去人心的大事。自古以来，中兴的君主之所以能够恢复旧有基业，没有不是由于对耻辱、仇恨和愤怒难以忍受，不报仇雪恨就不停止。没有哪个人在衰微、缺失之后，反而把鄙陋当作荣耀，把苟且当作安稳，却能够长久而不遭祸患。黄潜善与汪伯彦正以像乳母保护婴儿那样的办法对待陛下，说：‘上皇的儿子有三十人，如今只剩下陛下一个，不能不自己珍重爱护。’却根本没有想到，宗庙已经被草木湮没，陵墓宫阙也受到土箕铁锹的惊扰。黄潜善、汪伯彦使陛下土地日益缩小、生灵丧失，他们的罪过哪里说得尽呢？陛下当初继承帝位后，既没有制定迎回二圣的策略，因循苟且而远行；又没有制定守卫中原的谋略，以致德义不能取信，号令不能施行，刑罚没有威严，爵禄赏赐不能劝勉人心。如果不改变道路来挽救将亡的局势，那么陛下将永远背负不孝不悌的过错，常常受到父兄的责备。人心一旦离去，天命就难以依靠；即使想隐居山海之间，恐怕也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 希望陛下下诏罪责自己，以此振奋人心；决心讲习武事，巡行淮、襄，收揽豪杰英才，以征战天下为誓，那么忠义武勇之士一定会像云聚一样响应。陛下凡有所欲求，谁会不按您的心意办成？同退守吴越相比，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如今谋划恢复中兴，最重要的办法莫过于停止和议，把给使者的礼物用作养兵的费用；否则偏处东南，万事都不能争胜，接受金人索取的财物，难道还有谁比京城府库更富？接受他们索取的人质，难道还有谁比二圣更贵重？反复筹算，所谓求和，决没有成功的道理。大乱之后，风俗颓靡，要使风俗彻底改变，就在于务求实际效果，去除虚文。整治军队、选择将领，发誓恢复旧疆，这是孝悌的实际行动；派使者求和，希望侥幸得到万一的结果，这是虚文。屈己求贤，信任并采用群臣的谋略，这是求贤的实际行动；表面上礼貌相待，却不采用他们的意见，这是虚文。只要有利于国家，立即实行，这是采纳谏言的实际行动；和颜悦色地泛泛接受意见，内心却厌恶切直之言，这是虚文。提拔智勇忠直的人，以恩威相济的方式驾驭他们，以诚信结交约束他们，这是任用将领的实际行动；亲近厚待庸臣，却不建立上下威严的等级，这是虚文。淘汰疲弱之兵，选取壮勇之士，满足他们的衣食需要，明确军队等级，用来改变他们骄横强悍的习气，这是治军的实际行动；

译教习如同儿戏，纪律荡然无存，这是虚文。选拔郡守、刺史，使他们长期任职；严厉铲除奸贪赃吏，广泛实行宽免抚恤，这是爱护百姓的实际行动；军队所需的物资和兵器，反复征求搜取，只发布免租赦免的诏令，姑且用来欺骗百姓，这是虚文。如果能够保全宗庙陵寝、土地人民，并在这些六项实际措施中贯彻实行，就是中兴的实际政务；如果陵墓宗庙荒废崩坏，国土日益缩小，贵族士人和百姓都沦为血肉牺牲，而在这些六项虚文中周旋，那就是今日的虚文。君子和小人，势不两立。仁宗皇帝在位时，得到的君子最多，小人也有时被任用；然而罪行显著就加以斥退，君子有时也被废黜；但忠诚显著就重新收用，所以成就当代功业、给后人留下辅弼的人，都是君子。到了王安石却不是这样，他斥逐拒绝君子，君子一旦离去就不再召回；崇信小人，一经任用便不改变。因此败坏当代政治、成为后世祸害的，都是小人。仁宗皇帝所培养的君子，已经日益远去而消亡；王安石所招致的小人，正日益繁盛而没有止息。这就是误国破家，毒害极其深重，而持节守义、为难而死的人却不过一两名。这种浮华轻薄的祸害，是明主所应畏惧并深切警戒的。” 古人所说的中兴，是拨乱世而使它恢复正道。如今的乱局也太严重了，是恢复正道并使国家兴盛，还是最终衰败不振，都在陛下。过去宗泽不过是一名年老的从官，尚且能够推诚相待而感动各军，向北联络怀州、卫州，共同迎接二圣，约定日期暗中响应的有几十万人，何况陛下身为人子人弟，想要向北有所作为，将会看到天下四海都为陛下所用。约定十年之期，一定能够远迎父兄，成就宋朝中兴。那同如今战战兢兢地逃避隐藏、冒险忍辱相比，难道不是天地悬隔吗？奏章送入后，宰相吕颐浩厌恶他言辞切直，任命他为直龙图阁，主持江州太平观。绍兴三年，诏令内外官员各自陈说节省费用、充裕国库、加强军队、使百姓安宁的策略。寅以十件事应诏：整修政事，整备边疆，治理军队，任用人才，铲除盗贼，严明赏罚，治理财用，核实名分与实际，屏退奸佞，除去奸邪隐匿之徒。没有得到答复。不久，任命他为永州知州。绍兴四年，再次召任起居郎，升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当时朝廷商议派使者进入云中，寅上疏说：“近来误国之臣派使求和，以苟延岁月，到现在已经九年，效果如何？” 幸而陛下明察邪说，逐渐谋划恢复，忠臣义士各自想着建立功效。如今无故重蹈庸臣的旧路，忘记报仇雪耻的道义，陈说自取羞辱的话，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如果说不稍稍贬低身份、委屈自己，又怎么能顾及二圣呢？那么从丁未到甲寅，以谦卑言辞和丰厚礼物为问安迎请的名义，所派出的使者不知有多少人了。可是谁知道二圣在哪里？谁听到过二圣的声音？谁取得过金人的要领并使战争停止？我只看见通和的使者回来，还没有歇脚，黄河、长淮、大江的险要就相继失守了。金人知道我国最看重的是二圣，所害怕的是人质被劫持，所畏惧的是我国用兵；而我国却坐受他们用这个诱饵牵制，长久以来还没有醒悟。天下人都认为从此一定会改变谋略了，为什么又提出这个错误的计策呢？”高宗嘉奖他，下诏褒奖晓谕。不久右仆射张浚从江上回朝，奏称派使者是兵家权宜机变之策，竟然推翻了先前的主张。寅再次上疏说：“如今的国家大计，只应当任用贤人、修明德政、停止战争、训练百姓，以图向北进取。如果暂时还做不到，就应当坚守以等待时机。若德政反复、意见三心二意而没有一定主张，就一定不能有所建树。”寅既然同张浚意见不同，于是请求到便于供养亲属的郡任职。起初寅上书说：近年诏令多由词臣起草，他们把个人的好恶带入其中，使君主任命有德者、讨伐有罪者的文辞，不免有轻慢他人、损害德行的过失。请求命令词臣以用修饰言辞取悦君主、含怒诋毁他人为戒。因此寅所撰写的诏词多为告诫之辞。于是嫉妒他的人很多。朝廷辨明宣仁圣烈皇后所受的诬蔑，遣逐章惇、蔡卞，都是宰臣当面授意皇帝下诏，命寅撰写进呈的。任徽猷阁待制、邵州知州。他辞谢，改任集英殿修撰；又以待制改任严州知州，再改任永州知州。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去世的讣告传来，朝廷依照旧例以日代月服丧，寅上疏说：礼制上如果仇恨未报，丧服就不应除去，希望下诏，服丧三年，穿黑色丧服统兵，以此教化天下。不久任礼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遭父丧，服丧期满后，秦桧主持国政，任他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不久请求退休，于是回到衡州。秦桧忌恨寅，寅虽已告老，秦桧仍然对他愤恨。右正言章复又弹劾寅，说他不为生母服丧，是不孝；劝谏停止同邻国交好，是不忠。责授果州团练副使，安置新州。秦桧死后，诏令任其自便，不久恢复他的官职。绍兴二十一年去世。寅志向气节豪迈，起初考中进士时，中书侍郎张邦昌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没有答应。起初安国很看重秦桧的大节，等秦桧专擅国政后，寅便同他断绝关系。新州贬谪的命令下达，当天他就上路。在贬所写成《读史管见》《论语详说》，流传于世。他写文章以义理为根本，有《斐然集》三十卷。宏，字仁仲，小时候师事杨时、侯仲良，最终传承了父亲的学说，在衡山脚下从容自得地生活了二十多年。张栻拜他为师。绍兴年间，他上书，大意说：“治理天下有根本，就是仁。什么叫仁？就是心。心这个主宰茫茫无形，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如果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心的本体了吗？只要有未能察觉的地方，就还不能说知道。如果心中有所顾虑、有所畏惧，那么即使具有能够认识、能够察察的良知，也会逐渐消亡而自己不知道。这是我最大的忧虑。请陛下在清静时试着思考：当今世道，在陛下自身，什么事情最大？什么事情最急？如果一定有使您内心惭愧饥馁、悲痛难忍，坐卧不安、徘徊不能自安的事情，那么良知就可以察见了。从前舜以平民成为天子，瞽叟也因舜成为天子的父亲，接受天下供养，难道还不足以摆脱贫困吗？可是瞽叟仍然不高兴。按常情看，舜本可以不再顾虑，但舜仍然忧愁，即使把天下之大的一切都拿来，也没有什么能够解除他的忧愁。二圣远赴荒远困苦之地，备受艰辛压迫，他们希望陛下对敌国用兵；内心彼此暌隔，只盼有一天能够活着回来，父子兄弟相互抱持哭泣，欢乐如同平生，伸长脖子向东眺望，到今天已经九年了。”

译凭我这样疏远卑贱的人，尚且想到这些而痛心忧思，想要有所作为，何况陛下身负这样的责任呢？可是朝廷上的臣子不能迎合上天的意旨，充实陛下仁爱孝顺的志向，反而凭借天子的尊严，向北对敌国称臣。陛下自己想一想，用这种做法侍奉父母，同舜相比怎么样？况且群臣智谋浅陋短缺，自知不足以承担大事，所以想在江左偷安，贪图宠禄荣耀，全都是为自身谋划罢了。陛下却相信他们，以为一定能够守住江左；如果这样，怎么能进而抚定中原、巡视陵庙、迎回两宫呢？陛下即位以来，正直之臣和邪佞之徒时而进用、时而退斥，却没有坚定不移的见识。然而陈东已经在前面因直谏而死，马伸又在后面因正论而死，却没有听说诛杀一个奸邪之臣、贬退一个奸佞之人，为什么罢斥正直之臣这样容易，而除去奸邪之人这样困难呢？凭天子的威势，掌握亿万人的命运，却连两三个亲信的心腹和耳目之臣都不能保全，以至于让奸邪之人把他们杀害，这该责备谁呢？我私下为陛下的威权不在自己手中而感到悲伤。”高闶任国子司业，请求皇帝巡幸太学。宏看到他的奏表，写信责备他说：“太学，是彰明人伦的地方。太上皇帝被强敌劫持，活着前往，死后才能归来，这是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应当思考怎样一定报仇的事情。” 可是执掌权柄的大臣竟敢欺骗上天、蒙蔽众人，把大仇说成大恩吗？太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她被金人纵意拘留，这种事是臣子不忍说出口的。”可是执掌权柄的大臣竟敢欺骗上天、蒙蔽众人，把奇耻大辱说成大恩吗？阁下亲眼看见有人忘记仇恨、灭绝义理，向北对敌国称臣，只为苟且享受安逸，仍然若无其事地做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立重大论说，阐明天人之理，以端正君心，反而阿谀依附执政大臣，希望迎合其意旨，求得举行太平典礼，欺骗上天、蒙蔽众人，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宏起初以门荫补任右承务郎，没有得到调任。秦桧主持国政，写信给他的兄长寅，问两个弟弟为什么不来通书，意在任用他们。宏写信只叙述旧日交情而已，措辞十分严厉。有人问他缘故，宏说：“正是怕他召用我，所以给他看不能召用我的端倪。”秦桧死后，宏被召入朝，最终以疾病推辞。死后留下著作，名为《知言》。张栻说他的言论简约而义理精深，是道学的枢要、治理国家的蓍龟。学者称他为“五峰先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宁，字和仲，以门荫补官。秦桧主持国政时，召他参加馆职考试，任敕令所删定官。秦熺任知枢密院事，秦桧问宁：“秦熺近来被任用，外界议论如何？”宁说：“外界议论说，相公一定不会做蔡京所做的事。”升任太常丞、祠部郎官。起初，宁因父亲和兄长的关系被召用；等寅同秦桧发生冲突后，秦桧便把宁外放为某路安抚司参议官。任澧州知州，他没有赴任，改任主管台州崇道观，后来去世。安国传授《春秋》时，修纂、校勘、检讨等工作全由宁经手。宁又著《春秋通志》，用来辅助他的书。范冲，字元长，考中绍圣年间进士。高宗即位，召任虞部员外郎。不久出任两淮转运副使。绍兴年间，隆祐皇后生日，皇帝在宫中置酒，闲谈间说到前朝的事，对皇后说：“我曾侍奉宣仁圣烈皇后，她聪明而有母仪，是古今未有、可以相比的人。过去因为奸臣诬谤，建炎初年虽已下诏辨明，但史录尚未删定，无法取信于后世，也无法慰藉她在天之灵。”皇帝惊悟，立即下诏重新修撰神宗、哲宗两朝实录，召范冲任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的父亲范祖禹在元祐年间曾修撰神宗实录，把王安石的过失全部写入，以彰明神宗的圣德。后来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憎恨他，范祖禹因而获罪，谪死岭南。到这时又命范冲继承此事。范冲于是论述熙宁创设新法、元祐恢复旧制以及绍圣以后政令宽严变化各不相同，其始末先后各有原因；又极力指出王安石变法的错误、蔡京误国的罪行。皇帝嘉奖并采纳他的意见，升任起居郎。不久开设讲筵，升任兼侍读。皇帝素来喜爱《左氏春秋》，命范冲与朱震专门讲解。范冲敷陈经义，借机规劝讽谏，皇帝没有一次不称善。徽宗皇帝的皇子建国公赵瑗出外就学，最初拜师时，命范冲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建隆观，兼任资善堂翊善，朱震兼任赞读。当时张浚在长沙，也推荐范冲、朱震可以担任教导太子的官员。范冲、朱震都是一时有名、德行高尚而老成持重的人。皇帝命令建国公每次见到翊善、赞读，都要行纳拜礼。不久范冲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他竭力辞谢，改任翰林侍读学士，这是沿用他父亲的旧例。不久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奉祠官，去世。范冲修撰《神宗实录》时，又编有《考异》一书，明确说明旧文的取舍；删去的文字用墨笔书写，新修的文字用黄笔书写，因此世人称为《朱墨史》。修撰《哲宗实录》时，另编一书，名为《辨诬录》。范冲性情喜好义理、乐于行善，司马光的家属都依靠他的住处，他抚养照料他们。他替司马光编纂《记闻》十卷，上奏皇帝，请以司马光族中的曾孙司马宗召来主持司马光的祭祀。又曾推荐尹焞代替自己。陈旸，字晋之，福州人。考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年，进呈《迓衡集》以劝导绍述之政，因此得到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之职。礼部侍郎赵挺之说：“陈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通完备而明白，请援引他的兄长陈祥道进呈《礼书》的旧例，发给纸札让他进献。”书呈上后，升任太常丞，又升驾部员外郎，任讲议司参详礼乐官。魏汉津议论音乐，采用京房的二变四清说。陈旸说：“五声十二律，是音乐的正道；二变四清，是音乐的蛀虫。二变把变宫作为君位，四清把清黄钟作为君位。事情可以随着时势而改变，本来可以变；但君位不能变。太簇、大吕、夹钟或许可以分开，黄钟却不能分开。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尊位不能有两个上位者的道理吗？”当时舆论正支持魏汉津，魏汉津排斥陈旸的主张。陈旸升任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曾因事获罪被夺官，不久又恢复。去世。陈祥道，字用之，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最终任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同陈旸的《乐书》一起流传于世。

译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考中政和年间进士，任职于州县，以廉洁著称。胡安国一见就认为他是大器，推荐给高宗，召任司勋员外郎；朱震称病不去。防赵鼎入朝任参知政事，推荐朱震说他学术深厚广博、廉洁正直、坚守道义，如果让他担任讲读官，一定对陛下有益，于是再次召他。朱震到来后，皇帝询问《易》《春秋》的要旨，朱震全用自己所学回答，皇帝很高兴，提升他为祠部员外郎，兼任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朱震于是说：荆襄之间，沿汉水上下有肥沃田地七百多里，如果选良将率领部曲镇守，招集流亡百姓，努力耕种粮食，敌人来就抵御，敌人离去就耕作，不过三年，军队粮食自然充足。再给军中茶盐钞，招募人运粮，可以使船只下行江西，运通湘州的粮食，观察敌人的破绽而行动，席卷河南。这是以逸待劳、万全的计策。”升任秘书少监，兼侍经筵，转任起居郎。建国公出外就学，以朱震为赞读。升任中书舍人，兼任翊善。当时郭千里被任命为将作监丞，朱震说：郭千里侵夺民田，曾经受到查办，希望搁置这项新任命。皇帝听从了。转任给事中，兼直学士院，升任翰林学士。当时某州百姓成为盗贼，天子选派贤能的太守前去安抚。太守将要出发时，朱震说：如果任官者廉洁而不扰民，百姓自然安定，即使有人诱使他们成为盗贼，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希望诏令新太守到任之日，逐条列出本郡及所属县的官吏中贪污无状的人，一律罢免，听任太守自己选择慈惠之人；对有治理成效者，优厚加以奖励劝勉。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按照旧例，居丧期间不举行享庙之礼。当时徽宗尚未祔庙，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请举行明堂祭祀，朱震于是说：《王制》规定，服丧三年期间不祭祀，只有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服之礼而举行祭祀。《春秋》记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公羊传》说：“讥讽开始不服丧三年。”真宗景德二年，正值明德皇后丧期，既已按月份更换而除去丧服，第二年便祭享太庙，在圜丘合祭天地。当时尚未实行三年丧制，专门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可以这样做。若在今天实行，就不对了。皇帝诏令侍从、台谏、礼官共同议论，最终采用御史赵涣、礼部侍郎陈公辅的意见，大规模举行明堂祭祀。绍兴七年，朱震以疾病辞职请求任祠官，不久任礼部贡举，后来去世。朱震经学深厚醇正，有《汉上易解》，以程颐《易传》为宗旨，旁及邵雍、张载的论说，上采汉、魏、吴、晋，下至唐、宋，汇合各种异同；大概他的用意是认为王弼完全抛弃旧说，杂糅庄子、老子的学说，专门崇尚文辞，是错误的。所以对于卦象和数理，尤其加以详细说明。钦定《续通志》第五百四十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第五百四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