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五

译《儒林传》宋［六］ 刘子翚　　洪兴祖　　喻樗 高闶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杨万里 刘子翚，字彦冲，是赠太师刘韐的次子。因父亲的任用被授承务郎，征召为真定府幕属。刘韐死于靖康之难，子翚悲痛愤恨得不想活下去，在墓旁结庐守墓三年。服丧期满后，任兴化军通判。寇杨等侵犯闽境，子翚同郡将张当世谋划防御，贼军不敢侵犯。事情上报后，诏令让他继续任职。子翚起初因守丧而身体羸弱，到这时又认为不能胜任官吏事务，辞职回到武夷山，十七年没有出仕；间或前往父亲墓前，瞻望徘徊，流泪哽咽，有时过了几天才回来。妻子死后不再续娶，侍奉继母吕氏，对兄长子羽也尽到孝友之道。子羽的儿子珙年幼时就喜爱学习，子翚教导他从不懈怠，珙最终有所成就。子翚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情相投，每次见面都讲论学问，除此之外不谈别的。与他交游的都是海内知名人士，而认为能够承担重任、取得远大成就的，只有新安朱熹。起初，朱熹的父亲朱松把朱熹托付给子翚，等朱熹请求进一步学习时，子翚把《易》中“不远复”三个字告诉他，让他一生佩服奉行。子翚年轻时喜欢佛家学说，归来后读《易》，顿时豁然有所得，认为学习《易》应当先求复归正道，所以用这句话告诫朱熹。有一天他感到病势加重，立即拜谒家庙，哭着同母亲告别，也同亲友诀别，把家事交给珙，指示安葬的地方，并安排亲戚中孤弱而无业者的生活，还写下数百字训诫学者修身求道。两天后去世，学者称他为屏山先生。［按《名臣言行录》说：子翚论治理财政的办法说：“如今掌管财计的官员没有出入相抵的制度，只按照田地征取足额，不考虑百姓的力量。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粮食取给于百姓；官吏是用来治理百姓的，俸禄也取给于百姓。如果出门不临敌作战，在任不掌管事务，就不供给他们粮食也可以。郡县合并后，不久又恢复编制，空缺可以削减又增加。有的人担心裁减抑制的措施实行后，众将会抱怨，却完全没有想到费用广泛增加，最终都取自百姓。这种财政治理办法还没有尽善。”《宋史》没有记载，谨附在这里。］珙另有传。洪兴祖，字庆善，镇江丹阳人。年轻时读《礼》，读到《中庸》顿时悟到性命的道理，写作日益进步。考中政和年间上舍，任湖州士曹，改任宣教郎。高宗当时在扬州，诸事刚刚草创；选人改换官秩，由军头司引见，是从洪兴祖开始的。召试后授秘书省正字，后来任太常博士。上疏请求收拢人心、采纳谋略、安定民情、壮大国威；又论述国家重新建立，应当以艺祖为榜样。绍兴四年，苏州、湖州发生地震，洪兴祖当时任驾部郎官，应诏上疏，详细指出朝廷纲纪的过失，被当时的宰相憎恶，任主管太平观。起任广德军知军，视察水源，修筑陂塘六百多处，百姓不再担忧旱灾。新建学校确定从祀人员，自十哲、曾子以下七十一人，又列入先儒左丘明以下二十六人。升任提举江东刑狱，任真州知州。真州处在兵事冲要之地，战乱创伤尚未痊愈。洪兴祖刚到任，就请求免除一年租赋，朝廷同意了。第二年再次请求，又得到同意。从此流民恢复原业，开垦荒田达到七万多亩。调任饶州知州。先前梦见手里拿着六把刀，醒来后说：“三把刀合起来是‘益’，如今加倍，难道是‘饶’吗？”后来果然如此。当时秦桧掌握国政，谏官多是秦桧门下之人，争相弹劾他人来取悦秦桧，洪兴祖因故获罪。龙图阁学士程瑀的《论语解序》言语涉及怨望，被编管昭州。去世后，第二年诏令恢复他的官职，任直敷文阁。洪兴祖爱好古学、博闻强记，从年轻到老年，没有一天离开书籍。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词考异》，流传于世。喻樗，字子才，他的先祖是南昌人。起初，喻愈药在梁朝做官，官至安州刺史，武帝赐姓喻，后来迁居严地；喻樗是他的第十六世孙。喻樗质朴正直，喜欢议论，年轻时仰慕伊洛之学。考中建炎三年进士。赵鼎离开枢密院，居住在常山，喻樗前去拜访，趁机劝他说：“您侍奉皇上，应当使启发劝导多而实际施行少；启发劝导时，应当使诚意多而言语少。”赵鼎认为他非同寻常，引为上宾。等赵鼎任都督川陕荆襄时，征召喻樗为属官。绍兴初年，高宗亲自出征，喻樗见赵鼎说：“您自己估量这次行动果真是万全之策吗？还是姑且试着冒险一搏呢？”赵鼎说：“多年以来退避不振，敌人的气势更加骄横，按道义不能再屈服，所以我赞成皇上出征。至于事情能否成功，那不是我所知道的。”喻樗说：“既然如此，就应当考虑退路，不要把敌人遗留给君父忧患。”赵鼎说：“计策从哪里来？”喻樗说：“张德远在闽地有很高的声望，如今不如让他担任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抚使，使他率领各路军队前来京城。命令下达之日，各府库和军队的钱粮都可以由他专门掌管。宣抚使来的道路，就是朝廷退归的道路。”赵鼎于是入朝奏说：“如今沿江经营谋划的大计大略已经确定，若没有大臣相互援助就不行。” “像张浚这样的人才，陛下终究要弃置不用吗？”皇帝于是起用张浚任知枢密院事。喻樗往来于赵鼎、张浚之间，提供了很多帮助。因赵鼎推荐，授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起初金人已经退兵，赵鼎和张浚相处十分融洽，人人都知道他们将要一同任宰相，只有喻樗说两人暂且都任枢密院官较好。日后赵鼎退下，张浚接替他；办事用人没有太大差别，那么国政气脉可以长久。如果同时处在宰相职位上，万一意见不合，有人要离职，就必然改弦更张，这样贤能之人反而会彼此背离冲突。后来果然如他所说。喻樗又曾说：“推车的人遇到艰难险阻就相互责骂，等车停下来，又欣然如初。士人对于国家，也不过如此。”在这以前，喻樗与张九成都说和议不合适。秦桧主张和议后，言官迎合他的意旨，弹劾喻樗与张九成诽谤。喻樗出任舒州怀宁县知县，后任衡州通判，不久退休。秦桧死后，重新起用为大宗正丞，转任工部员外郎，出任蕲州知州。孝宗即位，任提举浙东常平，以治理成绩闻名。淳熙七年去世。喻樗善于鉴别人才，宣和年间曾说他的朋友沈晦参加进士考试，应当考第一；建炎初年又说这一年进士张九成应当考第一，凌景夏次之。防风折断大槐树，喻樗便写了两封信送给他，后来果然应验。赵鼎曾因樊光远免除科举应试之事来询问喻樗，喻樗说：“今年省试不能没有这个人。”于是樊光远也考取第一。起初喻樗的两个女儿正选择婚配，富人纷纷请求结亲，他都不答应。等见到汪洋、张孝祥后，才说：“这是好女婿。”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们。

译高闶，字抑崇，明州鄞县人。绍兴元年，以学校选拔入仕，赐进士出身。执政大臣推荐他，召任秘书省正字。当时将要赐给新进士《儒行》和《中庸》篇，高闶上奏说：《儒行》的文辞和义理不纯正，请只赐《中庸》，这样或许能使求学者知道圣学的源流，而不被其他学说迷惑。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代理礼部员外郎，兼任史馆校勘时，他面对皇帝说：“《春秋》的法则，没有比正名更重要的。现在枢密院名义上掌管兵权，而各路军马全归都督统辖，这是朝廷的兵权自行分成了两部分。周代六卿遇到大事就听从长官，小事则属官还可以专门上达；如今一切都受文法拘束，即使利害显然可见，长官也不敢自行决定，必定要请示朝廷，所以朝廷的事务更加繁多，而省、曹的属官竟与胥吏没有区别。再者，政令施行时，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可以封还驳正，台谏可以论列；如果给舍认为正确、台谏认为不正确，就不能不改。祖宗时，即使给舍封还驳正台谏的章疏，也不认为是嫌隙，是担心台谏根据传闻上奏，使朝廷有错误的举措。然而这种风气已经很久不见了。我担心朝廷的权力反而落在台谏手中。祖宗时，监察御史被允许言事，靖康年间还曾实行；如今名义上是台官，实际上却没有言责。这些都是名分没有端正。”不久，升任著作佐郎，因被弹劾而罢职，主管崇道观。召任国子司业。当时正在兴办太学，高闶上奏说：“应当先重视经术。国初沿用唐制，以诗赋取士；神宗开始用经术培养士人，于是废止诗赋；又担心这样不足以尽得人才，便设置词学一科。现在应以经义为主，再加上诗赋。”皇帝认为正确。高闶于是分条具奏。其考试办法是：以六经、《语》《孟》的义理为一场，诗赋次之，子史论又次之，时务策又次之。太学课试以及郡国科举，全都以此为法，并且制定郡国士人补充为国学监生的制度。中兴以后，学校制度多由高闶创议。高闶又说：“兴建学校之初，应当得到老成之士来诱导后进。”于是推荐全州文学师维藩。诏令授任国子录。师维藩是眉山人，精通《春秋》之学。新学建成后，高闶上奏说补试者有六千人，并请求皇帝亲临太学，随后率领诸生上表请求。于是皇帝临幸太学，秦熺执经，高闶讲解《易经》的泰卦，皇帝赐给他三品服色。高闶年轻时尊崇程颐的学说。宣和末年，杨时任祭酒，高闶是诸生；胡安国来到京师，向杨时访求士人，杨时把高闶列为第一人推荐，因此高闶知名。高闶授任礼部侍郎，皇帝趁机问他张九成是否安好。第二天又拿这件事问秦桧。秦桧怀疑高闶推荐中丞李文防，便授意李文防弹劾高闶，使他出任知州。筠州，高闶没有赴任便去世了。起初，秦棣曾派姚孚请求与高闶联姻，高闶拒绝了。他的著述有《春秋集传》，流传于世。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十岁就能写文章，考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任吴县主簿，尚未赴任，便遭父丧。服丧期满，写成《十论》，论说当时政事，献给朝廷。宰相汤思退认为他奇异，提拔为太平州教授。第二年召任太学正，参加馆职考试，任秘书省正字。孝宗即位，升任著作佐郎。当时皇帝锐意建功立业，诏令从各处发出，近臣有时参与秘密议论。皇帝下诏让百官陈述政事，程大昌上奏说：“汉代石显知道元帝信任自己，先请求发布夜间开启宫门的诏令；后来有一天他故意夜间回来，声称奉诏开启宫门，有人说他是假传诏令。元帝笑着把先前的诏令给他看。从此以后石显才真的假传诏令，但人们反而不再说他。国朝的诏令必须经过三省，这是为了防止这种弊端。请以后凡是御前直接降下的文书，都先送交尚书省审议奏报，然后才能施行，以符合祖制，杜绝奸邪萌芽。”他又说：“去年金军入侵，没有一个士卒战死守城，而将领至今还不断策勋。只有李宝防守胶西，虞允文在采石作战，确实有功。如今李宝被罢兵权，虞允文镇守夔州，这是公论认为不公平的。” 皇帝称赞说好，选任程大昌为普安郡王府赞读，升任国子司业，兼代理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皇帝问程大昌：“朕治理国家没有进展，怎么办？”程大昌回答：“陛下勤俭超过古代帝王，与金国通好不能说没有成效；但只要访求贤才、采纳谏言、修明政事，那么大有作为的事业就在其中，不必另外寻求奇策来侥幸迅速成功。”他又说：“淮河一带修筑的城池太多，危急时谁能够守住？设置险要不如训练士卒，训练士卒不如选择将领。”皇帝称赞说好，授任他为浙东提点刑狱。适逢年成丰收，酒税超过定额，有人拿着朝廷命令请求增加定额，程大昌竭力拒绝说：“我宁可获罪离职，也不能增加。”调任江西转运副使。适逢年成歉收，他拿出十多万缗钱，代替吉州、赣州、临江军、南安军输纳夏税折帛钱。清江县过去有破坑、桐二堰，用来抵御江水、保护田地和百姓住宅，面积将近二千顷。后来堰坝毁坏，每年遭受水患，程大昌竭力恢复旧制。升任秘阁修撰，召任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六和塔寺的僧人把镇压潮水说成自己的功劳，请求通过内降诏令赐给他们所置的田产，并免除科役。程大昌上奏说：“僧寺既然违法置办田产，又把科役转嫁给百姓，怎么能答应他们？” 况且自从修建此塔以后，潮水难道果真不再侵蚀堤岸了吗？”皇帝搁置了这道命令。代理刑部侍郎，升任侍讲，兼国子祭酒。程大昌说：“用刑是为了制止犯罪，从未听说放纵有罪之人也叫仁慈。如今各地审理案件，按惯例拟议宽免死罪，我认为主管官司应当守法；君主察知确实可以宽免的，就予以宽免。这样，法律在下层得到伸张，仁德归于君上。”皇帝认为正确。兼任给事中时，江陵都统制率逢原放纵部下殴打百姓，守帅辛弃疾把情况上报，率逢原被调任江西帅臣。程大昌极力论列说：“从此屯戍的州郡都不可治理了。”率逢原因此获罪，被削去两官，降为本军副将。程大昌屡次升迁，代理吏部尚书。他说：“如今各军中，西北旧人日益减少；他们的子孙中强健的人，应当教他们作战，不应轻易听任他们离开军队。况且禁卫军，祖宗设置他们并不只是为了备任宿卫，南征北伐时也曾让他们担任先锋。如今通常服役三年就补为外官，这是不用其所长；一旦有征战，就没有人可以选用。为什么开始时以才武选拔他们，最后却以庸常之辈的待遇抛弃他们呢？希望把他们留在三衙，不要派往外地，实行内外更替的制度。”他竭力请求出任地方官，于是出任泉州知州。汀州盗贼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与其交战而死，闽地大为震动。漕司下檄文命都统制裴师武讨伐，裴师武因为没有得到帅府兵符而不肯出动。程大昌亲手写信催促他说：“事情紧急了，如果主帅责怪你，可以拿我的亲笔信自行辩解。”当时盗贼谋划攻城，先派间谍伪装成甲士纵火，作为内应。适逢裴师武的军队到达，捕获了间谍，盗贼于是逃散。升任建宁府知府。光宗即位，调任明州知州。不久奉祠闲居。绍熙五年，请求告老，以龙图阁学士身份退休。庆元元年去世，谥号文简。程大昌笃志研究古今，凡事无不考察探究，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等书流传于世。

译林之奇，字少颖，福州侯官人。中书舍人吕本中进入福建时，林之奇刚满二十岁，跟随他学习。当时将要参加礼部试，行至衢州，因为不能侍奉父母，便返回家中，更加努力学习。考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调任莆田主簿，改任长汀县尉，召任秘书省正字，转任校书郎。适逢朝廷想让学者兼用王安石的经义，林之奇上言说：“王氏三经，大都成为新法的依据。晋代人把王衍、何晏的清谈视为罪过，认为其罪甚于桀纣。本朝靖康年间的祸乱，考察它的端倪，王氏确实负有与王衍、何晏同样的责任。在孔子、孟子的书中，这正是所谓不可训导的邪说、偏行和淫辞。”有人传言金人想要南侵，林之奇写信给掌权者，认为长期和平而害怕战争，是人之常情。金人知道我们重视和平，所以常常用虚声恐吓我们，向我们表示想要作战的意图，其实并不是真的想打仗，只是用来坚定我们求和的心意罢了。想同他们讲和，就应该不害怕战争，这样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他又说：“战争所需的不止一项，而人才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寻找能够共同患难的人；如果不是像庞士元所说的俊杰，就不行。”因患痹病请求外任，由宗正丞提举闽舶，并参与帅府议事，后来以祠禄官身份居家，自号拙斋。吕祖谦曾经向他求学。淳熙三年去世，有《书春秋》《周礼说》《论孟扬子讲义》《道山记》《闻》等书流传于世。林光朝，字谦之，兴化军莆田人。两次参加礼部试都没有考中，听说吴中陆子正曾跟随尹焞学习，便前往跟从他交游。从此专心研究圣贤践履之学，贯通六经和诸子百家，言语行动都以礼为准。前来求学的人有数百人。南渡以后，以伊洛之学倡导东南学术的，从林光朝开始。然而他从未著书，只是口头教授学生，使他们心领神会、理解义理。他曾说：“道的本体完整存在于太虚之中，六经已经阐明之后，世人的注解本来就已经支离破碎，如果再增加注解，道就更加遥远了。”隆兴元年，五十岁时，以进士及第，调任袁州司户参军。乾道三年，龙大渊、曾觌凭借潜邸旧恩和宠幸得到升进，林光朝因名儒身份被推荐，回答问题时多次涉及二人的罪过，因此改任左承奉郎，知永福县。大臣不断论奏推荐，召试馆职，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历任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乾道八年，升任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史职照旧。当时张说再次授任签书枢密院事，林光朝不去道贺，于是出任广西提点刑狱，调任广东茶寇。盗贼从荆襄抢掠江西、簿岭南，林光朝亲自统领郡兵，发檄文命摧锋统制路海、本路钤辖黄进各自分兵控制要害。适逢诏令调任转运副使，林光朝认为盗贼势力正盛，便留下驻军不走，督促路海、黄进二将拦截攻击，接连击败盗贼，盗贼惊惧，连夜逃走。皇帝听说后很高兴，说：“林光朝是儒生，竟然懂得用兵吗？”加任直宝谟阁，召回授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淳熙四年，皇帝临幸国子监，命林光朝讲解《中庸》，皇帝大为称善。没过几天，授任中书舍人。当时吏部郎谢廓然因曾觌推荐，赐进士出身，授任殿中侍御史，诏令从宫中直接发出。林光朝惊愕地说：“这是轻视台谏，也羞辱科举。”立即封还词头。皇帝料定林光朝决不会奉诏，改授他为工部侍郎，他不接受。于是以集英殿修撰身份出任婺州知州，随后以疾病为由提举兴国宫，去世。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考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任赣州司户，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当时张浚被贬居永州，闭门谢绝宾客，杨万里三次前往都没能见到他，便写信极力请求，才得以相见。张浚勉励他学习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终身服膺他的教诲，于是把书室命名为“诚斋”。张浚入朝为相，向朝廷推荐杨万里，授任临安府教授，改任奉新县知县。百姓拖欠赋税的，杨万里把他们的姓名张贴在市中，百姓争相前去缴纳，赋税没有扰民便足额收齐，县政大为整治。适逢陈俊卿、虞允文任宰相，二人交相推荐他，召任国子博士、侍讲。张栻因论说张说而出任袁州知州，杨万里上抗疏请求留下张栻，又写信给虞允文，用和同之说规劝他。张栻最终没有被留下，但公论称许杨万里。屡次升任将作少监，出任漳州知州，改任常州知州。不久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贼沈师侵犯南粤，他率军前往平定。孝宗称赞他说“这是仁者的勇气”，于是有重用他的意思，就地授任提点刑狱。他请求在惠州、潮州二州修筑外堡，潮州的外堡用来镇压盗贼巢穴，惠州的外堡用来扼守盗贼通道。不久因父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召任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因地震应诏上书说：“我听说，在天下无事时谈论有事，并不妨害其为忠；在天下有事时却说无事，那就极其奸邪了。南北和好已经超过二十年，一旦断绝使者往来，敌情就不可测。相传金人修缮汴京城池，开挖海州漕渠，又在河南、河北登记民户，增加驿站骑兵，制造马槽，登记井泉，而我们的间谍却不能进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就是我所说在无事时谈论有事的第一件事。有人说金主北归，可以作为中国的贺礼；我认为中国的忧患恰恰在这里。这大概是金人吸取海陵王倾尽国力南侵的教训，准备南侵，就一定先巩固北方。也许金主亲自镇抚北方，却让他的儿子和女婿经营南方。这是我所说的第二件事。我私下听说，有人认为一旦缓急，淮河不能守，就应放弃淮河而守长江，这是大错。过去吴国与魏国竭力争夺合肥，吴国得到合肥后才开始安定；李煜丢失滁州、扬州，南唐才开始窘迫。如今说放弃淮河而保卫长江，既然没有淮河，长江能够保住吗？这是第三件事。如今淮河东西共有十五郡，所谓守帅由谁选定，陛下是让宰相选择，还是让枢密院选择？如果让宰相选择，宰相未必替枢密院考虑；

译如果让枢密院选择，那么任命就不是出自陛下了。一个不替国家考虑，一个不能自行决定。”一旦因缓急而失败误事，大家都会说：“不是我的责任。”陛下将要追究责任，又能追究谁呢？这是第四件事。况且南北各有长处：骑马、射箭，是北方的长处；驾船、步战，是南方的长处。如今替北方谋划的人每天修治海船，而南方的海船却没有听说修治。有人说：“我们的船一向完备。”有人说：“船虽然还不完备，但害怕扰民。”绍兴辛巳年的战事、山东和采石的功劳，并不是靠骑马、射箭或步战取得的，只是靠船罢了。当时的船如今还能再用吗？况且百姓一天受到的扰动，与国家百代的安危相比，哪个轻、哪个重？事情本来就有比扰民更重大的。此为第五件事。陛下认为现在是什么时候呢？金人日益逼近，边境日益扰乱，没有听说防守的策略，却只听说某日修某种礼文、某日进献某部书史。这就像用乡饮酒礼治理军队，用文舞羽舞解除包围。我所说的第六件事是：我听说古代君主，百姓不能使他醒悟，天地就会使他醒悟。如今敌情这样不可测，而君臣上下却把它当作太平无事的时候，这是人不能使君主醒悟。所以上天显现灾异：从前荧惑侵犯南斗，镇星侵犯端门，荧惑守在羽林。我这个书生不懂天文，不敢认为这些一定确实。至于春季正月，太阳呈青色而没有光，好像有两个太阳相互摩擦，这难道不算大异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不相信。到了春日阳气初盛时，又有雨雪摧残万物，这难道不算大异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仍然不相信。五月庚寅日，又发生地震，这还不算大异吗？天变发生在远方，臣子不敢上奏，不相信也可以；地震发生在外地州郡，臣子不敢让陛下知道，不相信也可以。如今上天的灾变接连发生，地震发生在京城，而君臣却没有听说警戒恐惧，朝廷也没有听说询问访察。人不能使君主醒悟，天地就会使他醒悟。我不知道陛下对此是否已经醒悟。这是我所说在无事时谈论有事的第七件事。近年来，两浙、江淮、湖广相继发生旱灾，流亡迁徙的人接连不断，路旁尸体相互枕藉，而常平仓的积蓄名存实亡；劝民输粟的法令，上面推行，下面怠慢。平静无事时，尚且不知道用什么来赈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一旦发生事变，将靠什么作为凭借呢？这是第八件事。古代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只有粮食和货币。如今所谓钱，富商巨贾、宦官和权贵都满屋藏储。至于百姓和三军所使用的，只有破旧的纸钞而已。万一像唐代泾原军那样，因为对粗劣食物愤怒，把食物踢翻，并口出不逊之言，最终引发朱泚之乱，怎能不令人寒心？这是第九件事。古代建立国家，一定有令人畏惧的地方；不是畏惧那个国家，而是畏惧其中的人。所以苻坚想要图谋晋国，王猛认为不可，说谢安、桓冲是江左的希望，保存晋国的只有这两个人而已。从前的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都是金人所畏惧的。近来刘珙可以任用，却过早去世；张栻可以任用，却被阻挠而死。万一有缓急，不知道可以统率各军的人是谁，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是谁，而又是谁为金人一向所畏惧？有人说人的才能要任用以后才看得出来。我听《礼记》说：‘如果有车，一定能看见它的车式；如果有言语，一定能听见它的声音。’如今说有这样的人，却没有听说他能够任将、任相，这就像有车而没有车式，有言语而没有声音。” 况且如果一定要任用之后才看得出来，等到面临极大的安危、用极大的胜负来检验，那么就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作用了。平时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人，偏要等到大安危、大胜负之后才看得出来；事情成功还算幸运，万一事情失败，后悔又来得及吗？过去谢玄抵御苻坚，郄超知道他一定能取胜；桓温西征李势，刘惔知道他一定能取胜。这是因为谢玄即使在穿鞋着屐这样的日常小事上，也没有不称任的地方；桓温即使在樗蒲赌博时，也不会在没有把握取胜时出手。这两个人在平日无事时，一定已经能够从小事观察他们，之后才相信他们能担大任。难道一定要等到重用以后才看得出来吗？这是我所说在无事时谈论有事的第十件事。希望陛下超然远观，明白地从长远处觉醒；不要以为圣德崇高而自矜，反而增加自己尚未具备的方面；不要依仗中国人口繁衍而自满，却不补足尚未完备之处；不要把天地的灾异看成偶然，而应效法周宣王对灾异的戒惧；不要把臣下的苦言当作逆耳，而应体察唐太宗引导臣下进谏的做法；不要把妇人请托和近臣习幸妨害政事看作小事，而应以汉、唐末世由此致乱的原因为鉴；不要认为仇敌暗中包藏祸心而无其他企图，应以宣和、政和末年遭受惨祸为戒；应按照富弼的请求，要求大臣通晓边防和军务；不要因为东西二府意见不同而分割权力，应像萧何赏识人才那样，把推荐谋臣良将的责任交给大臣；不要因为文武分途而使二者各走一途；不要让贿赂宦官的人取得旄节，重蹈唐代大历年间的弊端；不要让行贿近幸的人取得招讨之职，重蹈梁代段凝失败的覆辙；应当像重视蜀地那样重视荆襄，使东西两方的形势相互连接；应当像保卫长江那样保卫两淮，使内外形成唇齿相依的关系；不要认为海道没有忧患。不要认为大江可以依靠，应增加屯兵、积储粮食，修治舰船、扼守险要，暂且放下不急迫的事务，专心筹备抵御敌人的策略，这样或许上可以消除天变，下可以不落入敌人的谋略。东宫讲官有空缺，皇帝亲自擢升杨万里为侍读。后来他阅读陆宣公的奏议等书，杨万里都随事规劝、警诫太子，太子十分敬重他。王淮任宰相时，一天问杨万里：“宰相最先应办的事情是什么？”杨万里回答：“人才。”又问：“哪些人是人才？”杨万里立即把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列名上奏。王淮依次提拔任用他们。杨万里历任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升任左司郎中。淳熙十四年夏天发生旱灾，他再次应诏上言：“上面的恩泽不能向下流布，下面的民情不能向上通达，所以天地之气隔绝而不相通。”于是列举四件事上奏，言辞都恳切。升任秘书少监。适逢高宗去世，孝宗想实行三年丧礼，设置议事堂，命皇太子参与裁决各项政务。杨万里上疏极力劝谏，并且给太子写信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百姓不能有两个君王。一旦踏入危机，后悔哪里还来得及！希望您推辞三次、五次，也一定不要居此职。”太子听后惊惧。高宗尚未下葬，翰林学士洪迈没有等到集体议定配享人选，独自把吕颐浩等人的姓名上报。

译杨万里上疏说：“张浚应当参与配享，而且指责洪迈，这和指鹿为马没有区别。”孝宗不高兴，说：“杨万里把朕看作什么样的君主？”因此杨万里以直秘阁身份出任筠州知州。光宗即位，召任秘书监，入朝应对时说：“天下无形的祸患，难道不是朋党之论吗？要激怒君主，没有比朋党之论更容易的；使天下人才尽失，也没有比朋党之论更厉害的。党论一兴，端绪发于士大夫，祸患波及天下，前代的事情已经如此。希望陛下在圣心中建立大中至正的准则，公正听取、全面观察：是君子，就任用他；是小人，就罢黜他；都不要追问他属于哪一党。”他又论说古代帝王，本来有的知道自己掌握权力，却不知道臣下正在窃取权力。大臣窃取，权力就在大臣；大将窃取，权力就在大将；外戚窃取，权力就在外戚；近臣和亲信窃取，权力就在近臣和亲信。窃取权力最难防范的，难道不是近臣亲信吗？他们不是敢于公开窃取，而是暗中窃取；开始是暗中窃取，最终一定会发展到公开窃取才罢休，难道不可畏惧吗？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身份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适逢孝宗日历编成，参知政事王蔺按照旧例让杨万里为它作序，而宰臣却把这件事交给礼部郎官傅伯寿。杨万里认为这是失职，极力请求离去。皇帝传旨勉励挽留，适逢进呈《孝宗圣政》。杨万里应当负责进呈，孝宗仍然不高兴，于是出任江东转运副使，代理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廷商议想在江南各郡推行铁钱，杨万里上疏说明不便，拒不奉诏，违背了宰相的意图，改任赣州知州，他不赴任，请求除去官职，授任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宁宗即位，召他赴行在，他推辞，升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请求退休，升任宝文阁待制，退休。嘉泰三年，诏令升任宝谟阁直学士。开禧元年，召回，他推辞。第二年，升任宝谟阁学士，去世，追赠光禄大夫。杨万里为人刚正而且[“▯”字疑有讹误]。孝宗起初喜爱他的才华，把他推荐给周必大，周必大没有说他的好话，因此他没有得到任用。韩侂胄掌权，想网罗四方知名士人，曾经请杨万里写《南园记》，许诺授给他掖垣之职。杨万里说：“官职可以抛弃，记文不能写。”韩侂胄恼怒，改命别人撰写。杨万里在家闲居十五年，正是韩侂胄掌国政的时期。韩侂胄专权僭越一天比一天严重，杨万里忧愤郁闷而成病。家人知道他忧虑国事，凡是邸报都不拿给他看。忽然族子从外面来，据说韩侂胄出兵的事情，杨万里痛哭失声，急忙叫人拿纸写道：“韩侂胄是奸臣，专擅权力而无视君上，发动战争残害百姓，图谋危害国家。我这样的头颅，却报国无门，只有满怀孤愤。” 又写下十四字与妻子儿女诀别，落笔便去世了。著有《易传》，流传于世。光宗曾亲笔书写“诚斋”二字，学者称他为诚斋先生，赐谥文节。有子长孺。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五。《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