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六

译《儒林传》。宋【七】。朱熹　　　　张栻。朱熹，字元晦，另一个字是仲晦，徽州婺源人。父亲朱松，字乔年，考中进士【按《名臣言行录》说：政和八年与人同榜中进士，获得出身，历任政和县、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御史胡世将巡抚慰问东南，朱松拜见并劝他说：“我曾听说，不夺取关中，中原就不能恢复；不夺取荆淮，东南就不能保全。如今既然已经进取，却不能凭六军的重兵打通荆襄的道路，沿汉水、沔水前往兴元，控制并联络东路，向东进军以图恢复；退又不能迁驾建康，整治军队、训练武艺，向北争夺荆淮，作为固守的计划，却只是困处一方，把时间耗费在道路往来上，不知道这样漂泊不定最终会怎样呢？”《宋史》记作中进士，又没有记载拜见胡世将的事情，谨附记于此】胡世将、谢克家推荐他，授任秘书省正字。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招朱松为属官；赵鼎再次任相时，朱松辞去，授任校书郎，升任著作郎。因御史中丞常同推荐，授任度支员外郎、史馆校勘，历任司勋郎、吏部郎【按《名臣言行录》说：朱松在史院时，多次上书说应当恢复武举，要求务实用人，必须选取通晓兵法、长于安抚防御的人，以储备将帅人才；下令州郡选拔勇猛强健的人，全部送往行在，以补充宫廷宿卫的空缺；精心选择帅臣和守臣，使他们搜集士卒，以壮大藩镇屏障的势力；又请求建立太学，明辨人伦，以倡导节义风气，改变苟且偷安的习惯。《宋史》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秦桧决定谋划议和，朱松与同列上章极力说不可行，秦桧恼怒，暗示御史弹劾朱松怀有异心。朱松自行请求出任地方官，任饶州知州，尚未赴任便去世。朱松性情孝顺友爱，与人交往重视诺言，接引后进，教诲不懈；听到别人有善行，便推许借重，唯恐来不及。至于邪佞卑琐、轻视贤者而依附权势的人，因为志趣与自己不同，便鄙弃并远离他们。施行政务时，也都果断明辨，抑制邪恶、扶持正道，无所顾忌【据《名臣言行录》增补】。朱熹从小聪颖，刚会说话时，指着太阳问父亲：“太阳附着在哪里？”父亲说：“附着在树上。”又问：“天附着在哪里？”朱松认为奇异，便把他送去从师学习，授给他《孝经》。朱熹读了一遍，就在书上题字说：“如果不能这样，就不能成人。”他曾和众多孩子嬉游，唯独把沙子排列成八卦的形状，仔细观察、反复玩味。十八岁时，被乡里贡举。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簿，选拔县中秀异的百姓充任弟子员，每天与他们讲说圣贤修身治人的道理，禁止妇女出家为僧为道，后罢职回家，请求任祠禄官。监主管潭州南岳庙，第二年因陈康伯推荐，召他入朝，他竭力推辞。孝宗即位，诏令求取直言，朱熹上封事论述皇帝自身。他说：陛下虽然还没有过失，但帝王之学不可不熟悉讲习；朝政虽然还没有缺失，但修治防御的计划不可不及早确定；利害和忧乐虽然不能全部列举，但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以注意。帝王之学，必须先从格物致知入手，穷尽事物的变化，使一切义理所在都完全明白，那么自然能够意诚心正，就可以应对天下事务。修治防御的计划不能及时确定，是讲和的言论误导了陛下。希望陛下以公正的义理作决定，闭关绝交，任用贤能，建立纲纪，振兴风俗；几年以后，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再看我们的力量强弱，观察敌人的间隙深浅，慢慢起兵谋求恢复。天下四海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忧乐，百姓的忧乐又系于守令是否贤能。监司是守令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要使百姓各得其所，根本仍在朝廷。如今监司中奸贪凶狠、任意虐待百姓的，没有不是宰执、台谏的亲旧宾客。那些已经失势的，既然查明了他们结党营私的情况，就应斥退；那些仍然得势的，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隆兴元年，再次召入朝廷应对。其中一条说：“《大学》的道理，在于格物以致知。陛下虽然有生而知之的资质，有高出世人的品行，但还没有做到随事观察义理、依据义理应对事务，所以在举措之间动辄涉及疑惑和反复，在听取意见时也不免受到蒙蔽欺骗，天下太平的成效因此没有显著。”第二条说：“君父的仇恨，不能与仇敌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今天所应做的，不作战就无法报仇，不坚守就无法制胜。”第三条说：“古代圣王控制和驾驭天下的方法，根本不在威势强力，而在德行功业；所作的准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所凭借的条件不在兵力粮食，而在纲纪。”如今进谏仍然受阻，奸佞宠幸正盛，爵位赏赐容易取得，威严刑罚却不能施行，民力已经耗尽，国家费用还没有节省。当时王之望出使金国尚未返回，汤思退极力主张议和，近臣曾觌、龙大渊招揽权力，所以奏疏涉及他们。授任武学博士，等待任职。乾道元年，催促他就职；到任后洪适任宰相，又主张议和，朱熹与他意见不合，归去。乾道三年，陈俊卿、刘珙推荐他任枢密院编修官，等待任职。乾道五年，遭母丧。六年，工部侍郎朝佺以诗人身份推荐他，便与王庭珪一同被召，他以丧期未满推辞。七年，又被召，以俸禄不足以奉养母亲为由推辞。九年，梁克家任宰相，重申此前的任命，他又推辞。梁克家上奏说朱熹多次被召却不肯起身，应当加以褒奖记录，执政大臣都称许他。皇帝说：“朱熹安于贫困、守持道义，清廉退让值得嘉奖。”特意改令他入仕，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以此求退，认为接受升进在道义上不安，又两次推辞。淳熙元年才接受任命。二年，皇帝想要奖用清廉退让的人来激励风俗，龚茂良任丞相，便把朱熹的姓名上报，授任秘书郎。朱熹极力推辞，并亲笔写信给龚茂良，说当时权幸和群小乘机谗毁；于是因为朱熹再次推辞，朝廷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五年，史浩再次任相，授任南康军知军，命他从便道赴任，朱熹再次推辞，皇帝不许。到任后，他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正值旱灾，讲求赈荒政务，救活了许多人。事情办完后，上奏请求按照规定推行奖赏，并奖励输粟的人。到郡学与士子讲论，奏请恢复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让人遵守。第二年夏天大旱，诏令监司、郡守分条具陈民间利弊，于是朱熹上疏说：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重要的，而体恤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端正心术以建立纲纪。

译天下的纲纪不能自行建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袒党同和反复邪曲的私心，然后才有所依系而建立。君主的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道路，然后才能端正。如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以及进谏的臣子全都失去职分，而陛下亲密谋议的人不过一两个近臣亲信。对上，他们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相信先王的大道，却喜欢卑下的功利之说；不喜欢正直士人的直言，却安于亲昵私狎的鄙陋态度。对下，他们招集天下贪利无耻的士大夫，文臣武将分别聚集，各自进入他们的门下。所喜欢的人，就暗中为他援引，提拔安置在清要显贵的职位；所厌恶的人，就暗中诋毁，公开排挤，并彼此交通货赂。他们所盗取的，全是陛下的财物和任命权；卿相、将帅等职位中被窃取的，全是陛下的权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客和进谏之臣，有的反而出自他们的门下，迎合他们的意旨。有幸能够自立的，也不过小心谨慎地自守，从来不敢说一句话斥责他们。那些最畏惧公论的，也只能略微警告、驱逐其中一两个党徒，既不能造成深重伤害，最终也不敢直言捣毁他们囊橐和巢穴所在。如今势力已经形成、威势已经树立，朝廷内外都随风趋附，使陛下的号令、官员的升降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说是陛下独断，实际上却是一两个人暗中掌握了权柄。况且我说，最大的祸患和必然到来的忧患，近在朝夕之间，而陛下却独独不知道。皇帝读后大怒，说：“这是把我看成亡国之君。”朱熹以疾病请求任祠禄官，没有得到答复。陈俊卿以旧宰相身份镇守金陵，经过宫阙入朝拜见，极力推荐朱熹。宰相赵雄对皇帝说：“士人喜好名声，陛下越是憎恶他，人们就越多地称誉他，这不是反而使他的名声更高吗？不如利用他的长处任用他。等他逐渐担任要职，能不能胜任自然会显现出来。”于是授任朱熹提举江南常平茶盐公事。不久记录他救荒的功劳，授任直秘阁。因为此前奏请奖励输粟者的事尚未实行，他辞职。浙东发生大饥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当天朱熹就乘一辆车上路，入朝应对，首先陈述灾异发生的原因，以及修德、任用人才的主张；其次说，陛下即位之初，曾经选拔杰出豪士，把政事交给他们，但没有完全选得其人，因此不再访求贤哲，姑且选取柔弱圆熟、容易控制的人来充任职位。于是左右近臣和私人宠信这类低贱之人，开始得以在皇帝闲暇时陪侍，充任驱使，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又担心这些人的势力有所偏私，于是反过来加重壅塞自己的权力，便时常听取外朝的议论，想暗中察看这些人的过失并加以控制。陛下既不能遵循天理、公正圣心来端正朝廷的大体，那么本来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又想兼听士大夫的言论，把这作为驾驭臣下的方法；但士大夫进见有时，近臣亲信却可以从容无间地接近皇帝。士大夫的礼貌庄重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切而难以入耳；近臣亲信便利谄媚、侧身献媚的姿态足以蛊惑心志，胥吏狡猾的手段又足以蒙蔽聪明。因此，虽然想压制这些人，他们的势力却日益加重；虽然想兼采公论，士大夫的势力却日益减弱。势力重的人便挟持其势力来窃取陛下的权力，势力轻的人又借助势力重者来窃取职位、巩固宠幸。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逐渐侵蚀耗损，使陛下的德业日益毁坏，纲纪日益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开流行，军队忧愁、百姓怨恨，盗贼间或发生，灾异屡屡出现，饥荒接连到来，群小彼此牵制，人人都得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有陛下完全没有得到什么，反而独自承受所有弊害。”皇帝听后为之动容，于是把救荒七件事分条上奏。朱熹一接受任命，便写信给其他州郡，招募运米商人，免除他们的征税。等他到任时，客商船只运来的米已经像车辐聚集在车毂一样汇聚起来。朱熹每天访察百姓的隐情，巡行境内，独自乘车而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来不及知道。郡县官吏都畏惧他的声威，米一到就自行撤去。所管辖的地方秩序肃然。凡是丁钱、和买、役法、槯酟等政令中有不便于百姓的，他全都加以整顿革除。在救济荒年的事务之外，他还随事筹划安排，必定为长久之计。有人以为朱熹不善于处理政务，诋毁他。孝宗对王淮说：“朱熹的政绩还是很值得看的。”朱熹因为前后上奏请求多被压制，幸而获准的又往往拖延到错过时机；蝗灾和旱灾接连发生，使他忧虑愤懑不已，于是再次上奏说：“就今天的情势来说，只有从圣上的心意出发，痛快地下达诏令，责备自己并征求意见，然后君臣才能相互成就，痛切地自我反省改正；其次，只有尽数拿出内库的钱，来供给大礼的费用，作为收购粮食的本钱。应诏令户部把现今征收的旧欠查明，漕臣依照条例检查并放免租税；宰相应当淘汰遭受灾害的路分、州、军、监司和守臣中无能的人，选拔贤能，责成他们办理荒政，希望这样可以从下层凝聚民心，消除他们乘机作乱的念头。不然臣恐怕圣上所忧虑的就不只是饿死的人，而将会是盗贼；防备祸害的对象也不只是官吏，而会上及国家。”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是同乡，又是姻亲。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相推荐他，唐仲友升任江西提刑，但尚未赴任。朱熹巡视所属地区到达台州后，控告唐仲友的人纷纷而来；他查得了事实真相，连续三次上奏。王淮把这件事压下不报，朱熹论奏得更加有力。唐仲友也自行辩解，王淮于是把朱熹的奏章进呈给皇帝，命宰属查阅详议。都司陈庸等请求派浙西提刑，委任清正刚强的官员查究事实，并仍命朱熹赶快前往旱灾受害的州郡巡察。朱熹当时留在台州尚未出发，接到诏令后，更加上奏论列，前后共六次。王淮不得已，夺去唐仲友新授的江西职任，把它授给朱熹；朱熹辞谢不接受，于是归去，并请求奉祠。此时郑丙上奏防范之策，诋毁程氏之学，并且借此阻挠朱熹。王淮又擢升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当面首先论说，近来士大夫中所谓道学者，大多是假借名声来成就虚伪，应当考察这些人，把他们排斥不用，这其实是指朱熹。淳熙十年，诏令因朱熹多次请求奉祠，可差遣他主管台州崇道观。此后接连奉云台、鸿庆两宫观祠禄，共五年。淳熙十四年，周必大任宰相，授朱熹提举江西刑狱公事；朱熹以疾病辞谢，未获允许，于是赴任。第二年，王淮被罢免宰相，朱熹便入朝上奏，首先说近年刑狱处理失当，狱官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其次说经总制钱危害百姓以及江西各州科罚的弊病；最后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拖延，没有取得丝毫成效，足以仰报圣上的志向。

译我曾反复思考这件事：莫不是在燕居闲处、蠖蠖幽居之中，心体虚明而应接外物的地方，天理还有没有纯全之处，人欲还有没有没有穷尽之处，所以行善不能充分发挥其限度，除恶不能铲除其根源。一念之间，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的关键交战于心中。因此，礼遇大臣不能说不厚重，却使亲近宠幸、侧身谄媚的人得以深受心腹之寄；日夜思念英豪不能说不切切，却使柔弱奸邪、庸碌荒谬的人得以长久窃据朝廷权力；不能说不愿意听取公议正论，却有时不能容纳；不能说不厌恶谗言和败德行为，却免不了误听；不能说不想报复陵庙之仇、雪洗耻辱，却免不了畏缩怯弱、苟且求安；不能说不爱护养育百姓、珍惜财力，却免不了使百姓叹息忧愁怨恨。愿陛下从今以后，在每一念之间都一定谨慎察辨它：这是天理吗？是人欲吗？如果果真是天理，就敬慎地扩充它，不让它有一点壅塞；如果果真是人欲，就敬慎地克制它，不让它有一点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一件不以此裁度，那么圣上的心就会洞然明彻，内外融通，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能够夹杂其中，天下的事情将全都由陛下所要做的来完成，没有不如意的了。这次出行时，有人在路上拦住他，认为“诚意正心”的论说是皇上厌恶听到的，告诫他不要说这些话。朱熹说：“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难道可以回避隐讳来欺骗我的君主吗？”等到上殿奏对，皇帝说：“很久没有见到卿了。浙东的事情，朕自己知道。如今应当安排你担任清要之职，不再让州县事务烦劳你了。”当时曾觌已经死去，王抃已经被逐，只有内侍甘昪还在，朱熹极力把这件事提出来。皇帝说：“甘昪是德寿宫所给予的人，只是因为他有才干罢了。”朱熹说：“小人如果没有才干，怎么能打动人主呢？”第二天，朱熹被授为兵部侍郎，因足疾请求奉祠。本部侍郎林栗曾经与朱熹讨论《易》和《西铭》，意见不合，于是弹劾朱熹本来没有学术，只是窃取张载、程颐的余绪，称他为道学之士。朱熹所到之处总是带着几十名门生，妄想仿效孔孟周游受聘的风气，索取高价，不肯任职，他的虚伪无法掩饰。皇帝说：“林栗说得似乎过分了。”周必大说：“朱熹上殿那天，足疾还没有痊愈，是勉强登殿应对的。”皇帝说：“朕也看见他跛行拖步。”左补阙薛叔似也上奏援助朱熹，于是命朱熹依旧任江西提刑。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林栗辩论，说他的话没有一件符合事实，尤其说朱熹为道学一语，更是毫无事实根据。从前王淮内外勾结台谏，暗中排斥正直之人，大概就是采用这种手段。朱熹昨天入朝奏对所论说的，都是新近任职所涉及的事务，朕也体谅他的诚意，重新依从他的请求，可以让他迅速赴任。于是防胡晋臣被授为侍御史，首先论说林栗固执不通，喜欢同类而厌恶异己，无事却把求学者指为朋党，于是贬林栗为泉州知州。朱熹再次辞免，授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崇山崇福宫。不到一个月，又召朱熹，他再次辞谢。起初朱熹曾认为口头陈说还有没有尽之处，请求写成封事上奏。到这时，他投进匦函，上呈封事说：“天下事情的大势，就像人患重病，病从内部的心腹发作，向外延及四肢。”没有一根毫毛不受到疾病影响；并且把天下的大本和今天的急务向陛下陈说。大本是陛下的心；急务则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这六件事。古代先圣先王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地持守这颗心，因此设置师保的官职，列置谏诤的职任。凡是饮食酒浆、衣服居处、器用财贿，以及宦官宫妾方面的事务，没有一件不由冢宰统领，使皇帝身边前后的一举一动、一静一作，没有不受有关官司法令的制约，不留丝毫缝隙，不让片刻之间有机会隐藏一点私心。陛下精心专一、克制私欲而持守本心，果真有这样的功效吗？修养自身、整齐家内而端正身边的人，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吗？宫省禁密之事，臣固然无法知道；然而爵位赏赐的滥授、财货贿赂的流行，街巷中的私下议论，早已多得不可胜数，那么陛下用来整治家内的办法，恐怕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身边亲近宠幸之人的私情，所受恩遇超过常规，从前渊、觌、说、抃之徒，势焰熏灼，震动一时，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前些日子臣当面陈说的那个人，虽然陛下出于圣慈委婉地开导解释，但臣愚昧地认为，这类人只应让他们守门传达命令，供给洒扫清除之役，不应借给他们权势、使他们得以在宫中施展邪媚、制造淫巧来动摇皇上的心，又在宫外建立门庭、招揽权势来拖累圣政。臣在道路上听说，自从王抃被逐以后，各将领的差除任命多出自此人之手。陛下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军队，他们却连一顿温饱也未曾得到，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夺取他们的粮食，然后肆意向近习行贿，以图获得进用；出入禁宫、作为心腹之臣的人，和将帅在外勾结，共同欺瞒蒙蔽，才达到这种地步，而陛下不醒悟，反而宠爱亲近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人。甚至使宰相不能议论这些安排措施的得失，给事中、谏官不能论说官员除授的是非，那么陛下用来端正身边人的办法，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就更加明显了。至于辅翼太子，自王十朋、陈良翰以后，宫僚中号称选得合适的人而能够称职的，大概已经很少了。而且有时还让邪佞、轻薄、卑琐、庸劣、荒妄之辈夹杂在其中；所谓讲读，也不过姑且应付文书、凑足数目，没有听说有规谏劝诫的功效。至于从容相处于朝夕之间、陪侍游宴的人，也不过是几名使臣和宦者而已。师傅、宾客的官职既不再设置，詹事、庶子又有名无实，左右春坊于是径直由使臣掌管。这样既没有办法启发太子尊师亲友、尊崇德行、喜好义理的心，也没有办法防止他嬉戏怠慢、亲狎轻佻以及奇邪之人杂然进用的祸害。应当讨论前代典制，设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去春坊使臣，使詹事、庶子各自恢复本职。至于选任大臣，以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必须得到刚强明察、公正无私的人，才能任用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鄙陋之人窃据职位，只是因为一念之间不能彻底排除私心邪念的蒙蔽，燕居私处的偏好和亲近宠幸之流不能完全受到法度约束。

译如果任用刚强明察、公正无私的人做辅相，便恐怕他们会妨碍我们要做的事、损害我们要用的人，使我们不能任意行事；所以在选择时，常常先排斥这类人，然后挑选那些疲弱怯懦、软弱圆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加以揣摩，又从其中选出最庸碌、最鄙陋、肯定可以保证他们不会有所妨碍的人，然后举用他们置于职位上。因此，任命诏书还没有发布，人选已经先定；姓名还没有显露，朝廷内外已经预先知道他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至于振肃纲纪、改变风俗，如今宫省之中、禁密之地，天下不公不正的人反而能够在其中营窟盘踞，而陛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它们熏染侵蚀，使陛下喜好善行的心不能显著，使憎恶邪恶的意志不能深切，其中的危害已经不可胜言。等到他们作奸犯科，陛下又不能深切割舍私爱，把他们交给外朝议论，按照有关官司的法令处理，因此上面的纲纪不能端正，下面的风俗衰败，这种祸患已经日久，而浙中尤其严重。大体上，人们习惯形成柔软媚好的姿态、依违附和的言语，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当作得计。更严重的，甚至把金珠当作肉脯，把契券当作诗文；宰相可以用财物收买的就收买，可以通过宰相的亲近者打通的就打通。亲近者只知道索取，没有一点廉耻。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众人便群起非难排斥，指为道学，并加给他矫激的罪名。十多年来，凭借“道学”这两个字禁锢天下贤人君子，又如从前所谓的元祐学术一样，加以排斥、拒绝和侮辱，必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肯罢休。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事情吗？至于爱护百姓、珍惜民力、整顿军政，自从虞允文任宰相以来，把版曹、漕司每年的收入中那些必定可以指明核定的项目全部汇总，称为年终羡余之数，输送到内帑。只是其中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在簿籍上而无法催收办理的款项，又拨还版曹，作为内帑的积蓄，说是将来准备出兵进取、应付不时之需。然而从此以后，二十多年间内帑每年的收入不知有多少，皇帝把它视为私藏，交给私人掌管，宰相不能依据常规贡赋制度调节其收支，版曹不能依据簿书稽核考察。它在无形中日销月耗，用来供奉燕居私处的费用，大概不知有多少了。然而什么时候听说过他们能够用这些钱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像太祖所说的那样呢？结果只是使版曹的经费日益缺乏，催督日益严急，以至于废弃祖宗以来分配调度的良法，而一定把十分足额征收入库作为限度。认为还不足，又制定考核监司、郡守殿最的办法，用来诱迫威胁他们。于是朝廷内外承受这种风气，争相实行苛刻急迫的政策，这就是民力受到严重困顿的原因。各将领想要升进，必定先克扣士卒，增加自己的私利，然后凭此向陛下的私人结交，并希望把姓名传达到陛下的贵将那里。贵将得到姓名后，就把它交给军中，让军中从什伍开始逐级保明，称说其才能武艺足以担任将帅，然后备具奏牍在陛下面前陈说。陛下只看到层层推举、案牍齐备，便真的认为这是公正推荐，可以得到人才，哪里知道他们议定价钱、收取钱财，已经像晚唐的债帅那样了？将帅是三军的司命，而选置将帅的方法竟然乖谬到这种地步，那么那些有智谋勇力、才干方略的人，谁肯压低心志、低头屈身到宦官宫妾的门下？陛下所得到而任为将帅的，都是庸碌之夫、奔走之卒，却还希望他们修明军政、激励劝勉士卒来增强国势，难道不是错误吗？这六件事全都不能拖延，而根本在于陛下的一颗心。一心端正，六件事没有一件不端正；一旦有人心私欲夹杂在其中，那么即使想竭尽精力、劳苦身心来求得这六件事端正，也将只是徒具文书形式，而天下的事情反而更加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奏疏送入时，夜漏已下七刻，皇帝已经就寝，立即起身秉烛阅读。第二天，授朱熹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极力辞谢，于是授秘阁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后，他再次辞职，仍任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加以褒奖晓谕。过了几个月，授江东转运副使，朱熹因病辞谢，改任漳州知州。他上奏请求革除所属县中没有名目的赋税七百万，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因为当地习俗不知道礼仪，他采集古代丧葬嫁娶的仪式，张贴出来给人看，命父老加以解释来教导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女聚集在僧舍传习经文；又为防止女子不嫁而修建庵舍让她们居住，朱熹全都禁止。朱熹常常忧虑经界不能实行的危害，听说朝廷准备在泉州、汀州、漳州三州实行经界，于是访求有关事宜，选择人员和丈量土地的方法，上报朝廷；当地居住的豪强侵夺盘剥贫弱百姓，认为此事不便，便加以阻挠。宰相留正是泉州人，他的乡里党羽也多认为不可实行。平民吴禹珪上书控告此事扰民，诏令暂且等待，今先在漳州实行经界。第二年，因史浩请求收取天下人的声望，便授朱熹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再次辞谢，诏令说修撰之职是用来尊宠名儒的，于是朱熹接受任命。授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辞谢。漳州经界最终上报罢止。朱熹因为意见不被采用，自行弹劾，请求免职，授知静江府；他辞去主管南京鸿庆宫。没过多久，又差遣他知漳州，他极力辞谢。黄裳任嘉王府翊善，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及朱熹，请求召朱熹担任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进言。留正说：“我不是不知道朱熹，只是他的性情刚强，恐怕到这里后不能相合，反而会成为拖累。”朱熹正再次辞谢，皇帝有诏说长沙是巨大的屏障，得到贤才最为重要，于是朱熹接受任命。诏令说洞獠扰乱所属郡县，朱熹派人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全都投降。朱熹申明敕令，严整武备，收敛奸吏，抑制豪民；所到之处兴办学校，彰明教化，四方求学者全都来到。宁宗即位，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诏令他们赴行在奏事。朱熹出发并且辞去焕章阁待制、侍讲之职，辞谢未获允许。入朝奏对时，他首先说：“近来太皇太后亲自确定大防，陛下敬慎地继承大业，可以说是处置得合乎权宜，而大概不会失去正道。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有的人反而不能不在逆顺、名实之间产生疑惑。”

译我私下认为陛下忧虑此事，仍有可以推诿的地方，也就是说，陛下的内心，前日并未曾有谋求帝位的打算，今日也未曾忘记思念亲人的感情；这就是您行使权宜而不失正道的根本。充实前日没有谋求帝位的心意，以尽到承担罪责、归咎自身的诚意；充实从未忘记亲人的心意，以实现冬温夏清、昏定晨省的礼仪，那么大伦就端正了，大本就树立了。”朱熹又当面辞去待制、侍讲，皇帝亲手写批语说：“卿的经学源流深厚，正适合担任劝讲；次对之职，不要再劳烦辞谢，以符合朕尊崇儒学、重视道义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任命。诏令赵彦逾考察孝宗山陵，赵彦逾认为土层浅薄，下面有水和石头；孙逢吉复查，请求另寻吉地。皇帝下诏集议，台官、史官害怕此事，议论中途停止。朱熹最终上呈议状说：“寿皇的圣德及衣冠所藏之处，应当广泛访求名山，不应偏信一方。”台官、史官把它置于水泉沙砾之中，没有回复。此时议论的人认为，皇帝尚未回到大内，名分和体制不正，因此产生疑议。金国使者将要到来，有人或许会窥伺。皇帝下诏修葺旧东宫作为宫室，达到数百间，想迁居在那里。朱熹上奏说：“这一定是身边亲近者倡导这种说法，用来误导陛下，并想趁机实现他们的奸邪心愿。” 臣恐怕不仅灾异屡次出现，正是应当恐惧、修身省察的时候，不应兴起这样的大工程，以违背上天谴责告诫的意旨。也恐怕京畿百姓饥饿流离，濒临死亡，或许会因此怨恨激切，从而引发其他变故。不仅没有办法感动太上皇帝的心，使他能够进见的日期无法确定，也恐怕寿皇正在殡殿中，供奉几筵的事务不容稍有松懈。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年高，正处在忧苦之中，早晚的奉养尤其不可缺少。然而四方之人只看见陛下急于大规模修治宫室，迅速使它完工，随后一旦轻快地弃置旧处而迁去，以求安适便利，那么六军和万民之心，将会有捶胸不平的人了。前代的鉴戒还不遥远，实在非常可怕。”又听说太上皇后害怕违背太上皇帝的圣意，不愿让他听到“太上”的称号，也不愿让他听到“内禅”的说法。这又是忧虑过度了，殊不知如果只是这样顾虑而不设法委婉安排、权宜处置，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有怨怒，下面有忧惧，将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父子的大伦，是三纲所系；如果长久不设法解决，也将有人借助这件事的力量来制造谤言、滋生事端，这又是臣极为恐惧的。愿陛下明诏大臣，首先罢止修葺东宫的工程，并把那些工料转用于慈福宫、重华宫之间，草创寝殿一二十间，使其大致可以居住。至于过宫的计划，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削减车舆仪卫，进入宫中以后暂时改变服色，如唐肃宗改穿紫袍那样，让在马前执控的人随行，以表达承担罪责、归咎自身的诚意；这样太上皇帝即使有愤怒之情，也将很快消散，父子之间便会欢意融洽。至于朝廷的纲纪，臣又愿陛下严明告诫身边的人，不要干预朝政。对于确有功勋而所得褒赏不能满足众议的人，也应诏令大臣公开议论其事，考核查验法令典章，优厚报答其功劳。凡是号令的宽严、人才的进退，则一概交给二三位大臣，使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顺从一己之见，斟酌采纳公论，上奏后施行。有不恰当的，就封还驳正、论辩诘难；选择其中好的意见，按照皇帝的制令亲自裁决。这样不仅近习不能干预朝权，大臣不能专门任用自己的私党，陛下也能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事务，而不会对得失的筹划有所疑惑。至于山陵卜选，希望罢黜台史的说法，另行访求草野之人来营建新宫，使寿皇的遗体得以安葬于内，使宗庙社稷和百姓都在外蒙受福泽。”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但皇帝也没有因此恼怒朱熹。朱熹常常把所讲内容编次成册进呈，皇帝也敞开心怀加以容纳。朱熹又上奏说：“愿陛下在日常生活之间，把寻回放失的本心作为根本，在玩味经书、观览史书、亲近儒学方面更加用力。”皇帝多次召集大臣切磋治国之道，群臣入朝奏对时，也赐予温和的面色，反复询问访问，以求得知政事的得失和百姓的安乐疾苦，并且借此考察他们才能的邪正和长短，希望天下的事情各自都得到合理处理。他又说，礼经和敕令规定，儿子为父亲、嫡孙为祖父承重，都服斩衰三年。嫡子应当继承父亲的后位；如果不能承袭帝位、主持丧事，那么由嫡孙继承统绪，代替嫡子主持丧事。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历代沿袭下来，天下于是没有三年之丧。为父亲尚且如此，那么嫡孙承重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人伦纲纪毁坏，三纲不明，一千多年没有人能够整顿纠正。寿皇圣帝天性至孝，除了按月日折算丧期之外，仍然服行通丧，这应当记录在典册中，作为万世的法式。近来遗诏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到丧次。陛下以嫡长孙身份承继大统，承重之服明确载在礼律之中，理应遵循寿皇已经实行的制度。仓促之间来不及详细议论，于是用了漆纱浅黄之服，不仅向上违背礼律，而且使寿皇已经实行的礼制重新坠失。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然而过去的错误已经来不及追改，将来起殡发引时，礼制上应当重新使用初丧时的丧服。诏令孝宗祔祭太庙时，议论宗庙依次毁迁的制度。孙逢吉曾三次首先请求把僖祖、宣祖一并祧迁，使太祖居于第一室。举行祫祭时，正位向东；皇帝下诏集议，认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祖的祧主应当有所归处。自太祖皇帝最初尊奉四祖之庙以来，治平年间议论者认为世代相隔已远，请求把僖祖迁入夹室。后来王安石等上奏说，僖祖有庙与稷、契没有不同，请求恢复旧制。当时宰相赵汝愚一向不认为应当恢复祭祀僖祖，侍从大多听从他的说法。吏部尚书郑侨想暂且祧迁先祖而把孝宗祔入庙中，朱熹认为，如果把祖宗的神主收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降下来藏在子孙的夹室中。神宗又奉僖祖为始祖，认为这样才是合乎礼制的正道，也符合人心，正所谓已经举行了就没有人敢废止。朱熹又拟定庙制加以辨明，认为万物哪里有无本而生的呢？朝廷没有把他的意见上报，便拆毁撤除僖祖、宣祖的庙室，另行创建别庙来奉祀四祖。宁宗即位之初，韩侂胄自称有定策之功，居中掌权，朱熹担忧他危害政事，多次把这件事提出来，并且约定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论奏。

译诏令彭龟年出任馆使，朱熹于是上疏斥责身边近臣窃取权柄的过失，并在讲筵中再次申说。御批说：“怜悯卿年老，恐怕难以站立讲说，已经授卿宫观之职。”赵汝愚把御笔诏令退还。皇帝一面进谏一面接受任命，内侍王德谦径直把御笔交给朱熹。台谏争相请求挽留朱熹而没有成功，楼钥、陈傅良随即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驲交相上封章。朱熹出行而接受诏命，授宝文阁待制；他辞去州郡差遣。不久授江陵府，朱熹辞谢，仍请求送还新旧职名。诏令依旧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起初赵汝愚任宰相后，召集四方知名人士，朝廷内外都伸长脖子盼望天下得到治理。唯独朱熹警惕地担忧韩侂胄掌权；他多次向皇帝进言，又多次写信提醒赵汝愚，应当用丰厚赏赐酬谢韩侂胄的功劳，不要让他得以干预朝政，并有防微杜渐、谨慎处理、不可忽视的说法。赵汝愚当时认为韩侂胄容易控制，没有放在心上。庆元元年，赵汝愚也因诬陷被逐出朝廷，朝廷大权全都归于韩侂胄。朱熹起初以庙议不当自行弹劾，未获允许，因病再次请求休致。诏令说，辞去职务、谢绝政事并不是朕优待贤人的意思，依旧任秘阁修撰。庆元二年，沈继祖任监察御史，诬告朱熹有十项罪状，诏令削落职务，给予祠禄。朱熹的门人祭元定也被送往道州编管。庆元四年，朱熹因年近七十，再次请求致仕。庆元五年，依照他的请求办理。第二年去世，病势将要危重时，他亲自写信嘱咐儿子朱在以及门人范念德、黄幹，恳切地勉励他们学习，并修订整理遗书。第二天，他端坐着整理衣冠，躺到枕上去世。朱熹登进士第五十年，在外任职仅九考，立朝任职才四十天。家里原本贫穷，年轻时曾依靠父亲的朋友刘子羽，寄居在建州崇安，后来迁居建阳考亭【按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说：考亭本来是陈氏建造的，用来祭祀他的父亲，所以叫作考亭。后来亭子归于朱子，因为亭名与自己无关，于是因陈姓改名为“聚星”。参照汉史《世说》中陈元方的事迹，把这件事作为一段，把一段绘成一图，张挂在亭中；但门人称考亭这一名号已经很久，不能立即改掉】箪食瓢饮常常空乏，他却安然自若。各地学生从远方来到，只有豆饭藜羹，他总是与他们共同享用，往往还向别人借贷来供给日用；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事情，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取。自从朱熹离开朝廷，韩侂胄的势力更加张扬，何澹任中司时首先论说专门之学、文饰欺诈以沽名钓誉，请求辨明真伪。刘德秀任职长沙时，不受张栻门徒的礼遇。等到刘德秀任谏官，首先论说刘正所说的伪学之罪，“伪学”这一称呼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太常少卿胡纮说，近年来伪学猖獗，图谋作乱，希望宣谕大臣，暂且停止推荐拟定，于是召陈贾任兵部侍郎。没过多久，朱熹被夺职的命令下达。刘三杰以前任御史时论劾朱熹、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人，说他们是前一天的伪党，到这时又变成逆党。当日授刘三杰为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说道学与权臣结成私党，窥伺神器，于是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起草诏书告谕天下。这样一来，攻击伪学日益急迫，选人余嚞甚至上书请求斩杀朱熹。当时，士人举止拘谨，稍微以儒者自称的人都无处容身。跟随朱熹学习的人中，那些特立独行、不顾忌讳的，退居山林；那些依违附和、谦卑怯懦的，则改称师承他人，经过朱熹门前也不进去；甚至有人改变衣冠，混杂游走于市肆之间，来表明自己不是伪党。而朱熹每天仍与学生讲学不止，有人劝他辞退遣散学生，他只是笑笑不回答。有个籍田令陈景思，是故相陈康伯的孙子，与韩侂胄有姻亲关系，劝韩侂胄不要做得太过分。韩侂胄心里也渐渐后悔。朱熹去世后将要下葬，言官说四方伪学之徒约定要护送伪师的葬礼，众人聚集之间，不是妄谈当时人物的是非，就是错误议论时政得失，请求命守臣加以约束，朝廷听从了。嘉泰初年，学禁稍稍放宽。嘉泰二年，诏令因朱熹致仕，授华文阁待制，给予致仕恩泽。韩侂胄死后，诏令赐给朱熹遗表恩泽，谥号为“文”。不久追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追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封徽国。起初朱熹年轻时，慨然立下求道的志向；父亲朱松病重，曾经嘱咐朱熹说：“绩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问有源流，是我所敬畏的。我如果死了，你去侍奉他们。”朱熹只听从父亲这句话，这三人就是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因此朱熹治学，既广泛从经传中求取，又遍交当时有见识的人。延平李侗已经年老，朱熹从同安回来后，不惜跋涉数百里，步行去跟从他学习。他治学大体上是穷究事理以达到自己的知识，反躬自省以践履实际，并以居敬为主。他曾说，圣贤道统的传承散见于典册之中；圣经的旨意不明白，道统的传承就开始晦暗。因此竭尽精力，研求穷究圣贤的经训。著作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编次的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都流传于世。朱熹去世后，朝廷把他的《大学》《语》《孟子》《中庸》训说立在学宫中；另外还有尚未脱稿的《仪礼经传通解》，也收藏在学宫。朱熹平生所作文章共一百卷，学生问答共八十卷，别录十卷。绍定末年，秘书郎李心传请求把司马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七人列入孔庙从祀，没有得到答复。淳祐元年正月，皇帝视察学校，亲手下诏，让张载、周敦颐、二程以及朱熹从祀孔子庙。黄幹说：“道的正统，要等待有其人之后才能传下去。孔子以后，曾子、子思继承了它的端绪，到孟子时才显著；孟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子继承了中断的道统，到朱熹时才重新显著。”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话说得很有见地。朱熹的儿子朱在，淳祐年间任吏部侍郎。

译张栻字敬夫，是丞相张浚的儿子。他聪颖早熟，张浚很喜爱他。从小所学的教诲，没有不是仁义忠孝的实际内容。长大后拜胡宏为师，胡宏把孔门论仁亲切精深的旨意告诉他。张栻退下后思考，仿佛有所领悟。胡宏称赞他说：“圣人门下有人了。”张栻更加自我奋发勉励，以古代圣贤自期，写作《希颜录》。因父亲恩荫补任官职，被征召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授直秘阁。当时孝宗刚即位，张浚从贬谪名籍中起用，开府治理军务，参佐都是一时精选的人才。张栻年少时在内参与机密谋划，在外参与各项事务，他所综合筹划的事情，幕府中的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他兼以军事事务入朝奏报，趁机进言说：“陛下上念宗庙社稷，下忧百姓艰难，内心警惕，思考如何振兴国家。臣认为，这种心意的发动，就是天理存在之处。愿陛下更加省察自己，考察古代而亲近贤人来辅佐自己，不要让这种心意有片刻停息，那么今天的功业一定能够成就，因循的弊病也可以革除。”孝宗认为他的话很不寻常。张浚离开职位，汤思退掌权，于是停止用兵而讲和。金人乘隙发兵进入淮甸，朝廷内外大为震动。朝廷仍然主张和议，甚至下令各将不得擅自兴兵。当时张浚已经去世，张栻营办葬事刚刚结束，立即上疏说：“如今即使又被群邪误导，使国家忧伤而招来敌人，但又怎么知道这不是上天想借此开启圣上的心意呢？应当深刻察明这个道理，使我心中明白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疑惑，然后明白诏告朝廷内外，公开施行赏罚，以快慰军民的愤怒；这样人心就会喜悦，士气就会充足，敌人也不难击退。从今以后更加坚定这个志向，发誓不再谈和，专心致力于自强，即使受到阻挠也不屈服，使这颗心纯一不杂，贯彻上下，那么即使推迟若干年，又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功呢？”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因刘珙推荐，授知抚州，尚未赴任，又改任严州。当时宰相虞允文以恢复中原自任，然而他所采用的求取方法大多不合正道；他认为张栻平日的议论应当与自己相合，多次派人表达殷勤，张栻没有回应。张栻入朝奏对，首先说：“先王建立事业、成就功业没有不如意的，是因为他们胸中的诚意能够感通天地人的心，与天地人之间没有隔阂。如今筹划劳苦而事业功效不能建立，陛下应当深深察考这件事。日常生活之间，在思虑、言语和行为的时候，是否也有私意的发动来损害我们的诚意呢？如果有，就应当克制并去除它，使我们内心洞然，没有夹杂，这样见到义理就一定精确，守持义理就一定坚定，而天地人的感应将不必求取便会得到。想要收复中原的土地，必须先取得中原人的心；想要取得中原人的心，必须先取得我朝百姓的心。求取取得百姓之心的方法，难道还有别的吗？不过是不耗尽他们的力量、不损伤他们的财产罢了。今天的事情，固然应当以彰明大义、端正人心为根本；但施行有先后，缓急不能不详细考察；所致力的事情有名有实，取舍不能不审慎。这也是明主应当深切察考的。”第二年，召任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侍立官。当时宰相正说金国势力衰弱，可以图谋，建议派泛使前往责问陵寝之事。士大夫中有人担忧没有准备而招致战争，便被斥退。张栻见皇帝，皇帝说：“卿知道敌国的事情吗？”张栻回答：“不知道。”皇帝说：“金国连年饥荒，盗贼四起。”张栻说：“金人的事情，臣虽然不知道；但境内的事情却知道。”皇帝说：“为什么？”张栻说：“臣私下看见，近年各道多有水旱灾害，百姓日益贫困，而国家军队衰弱、财力匮乏，官吏欺诈虚妄，不能依靠。即使敌国确实可以图谋，臣也担心我们还不足以图谋它。”皇帝默然。张栻于是拿出自己的奏疏请示说：“臣私下认为，陵寝隔绝，确实是臣子不忍说出的极大痛苦。然而如今既不能奉行辞令来讨伐他们，又不能正定名分来同他们断绝关系，却想用卑下的言辞、丰厚的礼物来向他们求取陵寝，那么在大义上已经有所不足了。那些持异议的人还以此为忧，他们的浅陋畏怯就更加严重了。然而臣私下揣度他们的心志，或许也是看见我国还没有必胜的形势，所以不能不忧虑。大凡必胜的形势，应当建立在早早端正名义、预先定下策略的时候，而不在两军交战、决定胜负的那一天。今天只应当下达哀痛的诏书，彰明复仇的大义，公开同金人断绝关系，不与他们互通使者；然后修养德行、建立政事、任用贤能、休养百姓、选择将帅、训练甲兵，把内修和外御、进攻和退守作为一件事来办理，而且一定要治理实际事务，不做空虚的文饰，那么必胜的形势就会隐约可见。即使浅陋畏怯的人，也将奋发跃起而争先了。”皇帝叹息并加以褒奖，认为以前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论说。后来因赐予奏对的机会，张栻反复申说前面的意见，皇帝更加赞叹，当面告诉他说，应当让卿担任讲官，希望以后经常能够见面交谈。诏令史正志任发运使，名义上是均输，实际上把州县的财赋全部夺取，远近骚动不安。士大夫争相进言说明它的危害，张栻也把这件事提出来。皇帝说：“史正志说只是从各郡取，不是从百姓那里取。” 栻说：“如今各州郡的财赋，大多已经没有余裕；如果不停地向下征取，而经常性的用度又有缺口，那不过是巧立名目向百姓搜取罢了。”孝宗惊醒地说：“像你所说的这样，岂不是我借发运使之手来使百姓受害吗？”不久查阅实际情况，果然如栻所说，立即下诏罢除这项做法。栻兼任侍讲，改任左司员外郎。他讲解《诗经·葛覃》时进言说：“治理产生于敬畏，祸乱起于骄纵淫逸。”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常常想到农事劳作的艰苦，而他的后妃也不忘纺织之事，那么内心没有存养的人就少了。于是他上陈祖宗以自身修养治理国家的美好传统，下斥责当今兴利扰民的祸害。孝宗叹息说：“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别人说的话不值得忧虑’，正是因此误国。”知閤门事张说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栻连夜起草奏疏极力劝谏，认为不可；第二天到朝堂上质问宰相虞允文说：“宦官执掌政权，是从梁师成开始的；近幸之臣执掌政权，是从相公您开始的。”虞允文既惭愧又愤怒。栻又上奏说：“文臣、武臣确实不能偏废，但如今想要重视武臣来平衡两方面的权力，所任用的却是这样的人，不但不足以使文臣服气，正恐怕反而会激起武臣的愤怒。”孝宗醒悟，下令将得中这件事搁置不行。

译然而宰相实际上暗中依附张说，第二年便把栻调出朝廷任袁州知州，并重申任用张说的原命令，朝廷内外一片喧哗。张说最终因贬谪而死。栻在朝廷任职还不到一年，却被召见问对六七次；他所说的，大致都是修身务学、敬畏上天、体恤百姓、抑制侥幸、屏退谗谀之言。因此宰相更加畏惧他，近幸之臣尤其不喜欢他。栻退居家中多年，孝宗思念他，下诏恢复原职，任静江府知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按朱熹所撰《南轩神道碑》记载：栻请求把广西漕司盐利的十分之三拨给各郡，以救济公私的困乏；又趁代理漕司之职时，拿出漕司积存的钱作为盐本和运输费用，并制定法律禁止抑价销售等事。这些内容传记没有叙述，谨附记于此。】他所管辖的地方荒残而盗贼很多。栻到任后，精简州兵，淘汰冗员、补充缺额；登记各州被刺字的强悍罪犯，选作效用，将亲兵、催锋等军合并起来，每天训练、每月考核，申明并严格实行保伍法；晓谕溪峒酋豪，消除怨恨、和睦邻里，不要互相杀掠。于是各部蛮族都顺服了。朝廷在横山买马，年久弊端日益严重，边地困苦告急，而马匹又不能按时运到。栻究察其中利弊六十多条，上奏请求改革。各部蛮族感激喜悦，争相带着良马前来。孝宗听说栻治理有成，下诏特意晋升他的官秩，任直宝文阁，仍留任原职。不久，栻被任命为秘书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任江陵府知府、兼任本路安抚使。他一天之内罢免了十四名贪官。湖北盗贼很多，府县往往纵容释放盗贼，使良民受害。栻首先弹劾纵容盗贼的大吏，捕杀窝藏盗贼的奸民，并命令盗贼同党能够告发、捕捉盗贼的可以免罪，于是群盗全都逃散。该郡屡次临近边境，屯驻军队的主将与帅守常常互不服从。栻以礼相待各位将领，取得他们的欢心；又更加体恤士卒，以忠义勉励他们，队长有功便补授官职，士卒都感奋。并且淮河一带有奸民出塞为盗。捕获数人，其中也有北方逃亡的士卒。栻说：“不要让边境上的事情在道理上成为我们的过错。”于是下令将他们斩首，示众于边境，同时拘押那名逃卒，把他送还信阳。守臣刘大辨仗恃权势、希求赏赐，大量招募涿州百姓，却夺取现有民户的熟田给他们。栻弹劾刘大辨欺诈妄为，说所招流民不到一百人，却虚报增加了几十倍，请求论罪，朝廷没有答复。他多次上章，刘大辨被调往其他郡。栻自认为不能胜任职务，请求离去。诏令他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任内去世。【按《名臣言行录》说：嘉泰八年赐谥号“宣”。】栻有宰辅的声望，病重将死时仍亲手写下遗言，劝皇帝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任用人不要受个人偏爱的好恶左右，要以天下公理为准。天下人都传诵这件事。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