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八

译《儒林传》宋【九】陈亮　　郑樵　　程迥 刘清之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才气超群，喜欢谈论军事，议论起来滔滔不绝，提笔就能写成数千字。他曾考察古今用兵成败的事迹，著有《酌古论》。郡守周葵认为他奇异出众，请他做上宾。周葵做执政后，朝廷士人来禀报事情，周葵一定指示他们向陈亮作揖，因此陈亮得以结交当时的豪杰俊士，充分发表自己的议论。周葵于是把《中庸》《大学》授给他，说：‘读这些书可以精通性命之说。’陈亮接受后便专心学习。隆兴初年，宋与金人约定议和，天下人都欢喜，庆幸可以得到休养，只有陈亮坚持认为不可。婺州正要按解头的名义推荐他，他于是上呈《中兴五论》，没有得到答复，退回家中修学，求学者多来归附他，他更加努力学习著书。在这以前，陈亮曾环视钱塘，感叹说：‘城池可以灌水淹没，只因为它的地势低于西湖。’到了这时，正值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已经十七年。陈亮改名为同，前往宫阙上书，大略说：‘南方军队如今已经多少年没有出动了？难道没有一个豪杰能够自己奋发吗？形势必然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如果国家不能奋起承接这个时机，一定会有别人来承接。不能依仗衣冠礼乐的旧制、祖宗积累的深厚，便认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着长久维系。上天并不偏爱亲近谁，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常定，只怀念有恩惠的人。自三代圣人以来，都知道这是极其可畏的。如今金朝立国已久，不可能一举就灭亡；国家的大势还没有张大，也不可能一朝之间大举进取。而人们都以能够通和为便利，劝陛下积累财物、养练军队来等待时机。臣认为，通和只是让上下共同苟且求安，成为妄庸之人各自取利的场所，所以最符合人情的便利。自从和好达成十多年，今天筹划方略的人，日后将只会坐在屋中筹划；今天击球射雕的人，日后才会用来决定胜负。府库充盈，无非是财物；铠甲鲜明，无非是军队。假使一旦开战，他们的真实情况就会暴露。为什么呢？人才要在任用中才能看出能否胜任，安坐时显得有能力的人不值得依靠；军粮要在使用中才能看出盈亏，安坐时显得充足的军粮也不值得依靠。然而朝廷正庆幸一时无事，庸碌鄙陋的人都能够拘守格式、办理文书来奉行陛下的命令，而陛下也庆幸他们容易控制、没有别的作为。这样只会使超出常格的人才被排斥而不能施展，日月流逝，老年将至。所以臣说：通和只是使上下共同苟且求安，成为妄庸之人各自取利的场所。如今一旦不通和，朝廷内外的议论便常常像敌兵就在边境一样。人们唯恐不能和议，即使陛下也不能不和。然而如果朝廷内外常常像敌兵就在边境一样，这才是国家的福分，也是英雄用来争夺天下的机会。执政者为什么要急于议和，使他们的心志懈怠呢？晋楚在邲地交战时，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楚君没有一天不向国人讲述民生不易、祸患随时会来，告诫他们不可懈怠戒惧；在军中也没有一天不检查军备，反复警戒胜利不可保有。纣王虽然百战百胜，最终仍然断绝后嗣。晋楚在宋国议和时，子罕认为：军队是用来威慑不守规矩者、彰明文德的。圣人凭它兴起，乱世之人凭它败亡；兴废存亡、昏明治乱的道理，都由军队而来。却要谋求废除军队，这是用欺罔之道蒙蔽诸侯。人的心志不可懈怠，军威不可废弃。所以即使成王、康王时期太平，仍有‘四征不庭’、整饬六军的说法。这就是李沆深深不愿真宗皇帝与辽国和亲的原因。何况如今南北对峙，却废弃军备使人心懈怠，安于忘记君父的大仇，把疆土置之度外，只为便利妄庸之人，那么执政者的失策也太严重了。陛下为什么不明辨大义，慨然与金国断绝关系呢？降低车驾仪仗的规格，退居不御正殿，痛切地自我责备，发誓一定要报仇，以此激励群臣，振奋天下的气势。即使还没有出兵，人心也不敢懈怠了。人才会奔走四方而出现，军粮的盈亏会通过相互补充而显现。狂妄的言论不用攻击就会自行平息，懦弱庸碌的人不用斥退也会自行退缩。应当会有超出常格的人才兴起，任凭陛下想要怎样任用。这是云集响应的形势，不是安坐着就能造成的。臣请为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始末，提出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说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今天大有作为的机会。唐朝自肃宗、代宗以后，皇帝失去权柄，藩镇彼此称雄，各自专擅土地人民，使用自己的军队、财赋，官爵也由自己任命，人才也各自尽心侍奉所属之人，最终造成君弱臣强、正统多次变易的祸患。艺祖皇帝兴起后，四方逐一平定，藩镇拱手听从约束，使各郡都能自行向京师通达；朝廷以京官代理知州，三年一换，财赋归于漕司，军队各自归属郡府。朝廷用一纸诏令下达郡国，如同手臂指挥手指，没有阻滞困难。从管理仓库和防守职务都必须由朝廷任命开始，天下的形势才统一。因此京师曾经驻扎重兵作为巩固，郡国也各自拥有禁军，无非都是天子用来守卫自己土地的力量。纲纪总摄一切，法令明备，郡县不能因任何一件事自行专断。士人按标准选取，官员按资格升进，不求超出常格的奇才，也不羡慕绝世的奇功。天子早晚忧劳在上，以义理廉耻感动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正宽恕厚待百姓的生活。天下全都处在规矩准绳之中，由此奠定了二百年太平的根基。然而契丹终于得以同我国抗衡，俨然成为南北两个朝廷。澶渊一战以后，我国的形势逐渐衰退，根本虽然深厚，却已经无法树立威势。所以庆历年间增加岁币的事情，富弼认为是朝廷的奇耻大辱，终身不敢自称有功。大概契丹征发命令，是君主掌握的权力；天子供奉贡物，是臣下应尽的礼节。契丹之所以最终胜过我国，是因为这种优势逐渐积累起来的。立国之初，形势本来就必然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我朝祖宗常常严肃对待朝廷而尊重大臣，宽待郡县而重视守令。在文法范围以内，从未折损困扰天下的富商大族；

译在条格法规之外，又能够容纳和奖励天下的英伟奇杰，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建立国家的势力，并作为应付意外的准备。庆历年间的诸位大臣也曾为中原形势不能振作而愤懑，但他们的大要是让群臣争相进献意见，变更法律、改易命令，使朝廷的权势减轻；严格扩大按察之权，邀功生事，又使郡县的权势减轻。这不仅没有帮助立国的形势，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它。即使没有章得象、陈执中来排斥阻挠此事，又怎么会不自行受挫呢？只是其中破除旧例、不按次序任用人才、勤于农桑、致力宽大的做法，符合因时改革的原则；但整体大要已经错了。这就是不能洗雪契丹与南朝平等相视的耻辱，最终激发神宗皇帝极大愤怒的原因。王安石以端正法度的主张首先符合圣意，但其实是想把天下的军队登记在册，全部归朝廷掌握，另行教阅来使军队强大；把郡县的财利搜括一空，全部归朝廷，另行设置封桩库来使国家富足；实行青苗法，只怕富民不能困乏；实行均输法，只怕商人不能受到折损。罪行无论大小，动不动就兴起狱讼，使士大夫闭口畏惧获罪。西北两边，竟让内臣筹划经营，使豪杰以被役使为耻。这只使神宗皇帝看见军队、财物的数目已经很多，锐意南征北伐，最终却违背了圣意，而天下的形势实际上从未振作。他大概不知道，朝廷立国的势力，正是忧虑文书制度过于严密，事权分割得过于细碎，郡县权力过轻；下层把事务委托给琐碎小吏，不值得依靠，军队财赋又过多集中于上面，因而沉重迟缓，难以举措。祖宗只是运用前面四项来帮助国势，王安石却竭尽全力把它们耗尽。不了解立国的本末，实在不配谋划国家。元祐、绍圣年间政策一反一复，最终成为金人侵略侮辱的资助，还能指望他们振作纲纪、威服海内吗？南渡以来，大体遵循祖宗旧制，虽然偶有因革增损，也不足以改变轻重有无。像赵鼎等大臣，本来已经不懂变通的道理，何况秦桧把这一切都取走并加以破坏，忍受耻辱侍奉仇敌，在一隅粉饰太平，以此欺骗天下，他的罪行怎么杀戮得完呢？陛下为王业困屈于一隅而愤怒，激励志向报仇，不免借用天下的军队来求强，搜括郡县的财利来求富；又施恩于百姓，使富户没有五年的积蓄；不加重征税，却使大商人没有巨万的收藏，国势日益困顿枯竭。臣担心登记在军籍中的士兵、府库中的财物，不足以支撑一旦发生战争的需要。陛下早朝晚退，希望建立中兴的功业，却用绳墨标准选取人才，以文法条令处理事务；圣明的裁制遍及内外，而大臣只是充数任职，小吏坐着执行，百司借条令逃避责任，人才日益卑弱。臣担心只会写程文的士人、按资格升迁的官员，不足以担当超出常格的任用。艺祖筹划天下的大方略，太宗已经不能全部实行；如今其中遗留下来的意旨，难道不值得陛下寄予希望吗？陛下如果推究它的本意并加以实行，可以开创社稷数百年的根基，何况恢复旧有疆土呢？否则，维持国家的办法既已穷尽，臣恐怕祖宗积累下来的基业也不足以依靠。吴、蜀是天地间偏处的气运，钱塘又只是吴地的一隅。唐朝衰败时，钱镠凭借乡里的雄才在此地称王，自己知道不能独立，常常朝见侍奉中原以求尊重。到宋朝接受天命时，钱俶带着家属进入京师，亲自献出土地，所以钱塘在整个五代遭受战乱最少；二百年间，人物日益繁盛，终于成为东南最盛之地。到建炎、绍兴年间，秦桧又在这里设置完备的百司府寺，在其中讲习礼乐；当地风俗本来已经华丽奢靡，士大夫又进一步修治园囿台榭，在干戈之后享乐生活，上下安闲，钱塘于是成为安乐之国。这样一小块地方，本来不足以容纳万乘之尊并镇压天下，而且过了五十年，山川之气大概也已经发泄殆尽。因此谷粟、桑麻、丝枲的利益一年比一年减少，禽兽、鱼鳖、草木的生长一日比一日衰退，而上下却不认为有什么异常。公卿将相大多是江浙人，闽、蜀人中，人才也日益平庸低下。参加科举场屋考试的士人以十万计，文章只要稍有不同，就足以在其中称雄。陛下凭借钱塘已经耗尽的气运，任用闽浙日益衰弱的人才，却想鼓动东南习惯安逸、体质脆弱的众人，向北争夺中原，臣因此知道这很困难。荆襄之地虽然属于偏远地区，但从没有一个地方的气运偏处五六百年而不发泄。何况它东通吴地，西连巴蜀，南到湖湘，北面控制关洛，左右伸缩，都足以成为进取的机会。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开垦那里土地，洗涤整治那里的人，使其气运得到发泄并加以任用，使它足以接续关洛的气运，就可以同中原争衡。这也是形势消长的正常规律。陛下慨然迁都建业，百司府寺都从头草创，军国礼仪一概从简。又在武昌修建行宫，用来表示不敢安居享乐的意图。常常把江淮军队作为防备金人侵犯的力量，同时精心选择一个深沉刚毅、有谋略、胸襟开阔而没有私心的人，把荆襄的任务交给他。放宽文法限制，听任他自行废置事务，在三五年间抚慰振作百姓和军队，那么国家的形势就形成了。这确实是今天大有作为的机会，不可苟且求安而玩弄岁月。臣没有才能，从年轻时就有奔走四方的志向，曾多次到行都。那里人物如林，但他们的议论都不足以振奋人的意气，臣因此知道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是孤立的。如今世上的儒士，自以为得到正心诚意之学的，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全天下都安于君父之仇，而他们正低头拱手谈论性命，却不知道什么才叫性命。陛下接见他们却不任用他们办事，臣因此敬服陛下的仁德。如今世上的人才，自以为掌握富国强兵之术的，都是狂妄迷乱、放肆叫喊的人。他们不在有空闲时谋划探究立国的本末，却扬眉吐气谈论富强，不知道什么才叫富强。陛下明察他们而不敢全部任用，臣因此敬服陛下的明智。陛下激励志向报仇，足以回应天命；笃实行仁爱，足以结聚民心；

译又有明察足以照见群臣各执一偏的议论，这就是百代少有的英明君主。如今却把政务委任给庸人，笼络小人，以此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臣不胜愤懑，所以忘掉自己的卑贱献上愚见。陛下如果真让我在面前全部陈述，难道只是臣区区的愿望吗？天地和祖宗的神灵也实在会参与听闻。奏书上呈后，孝宗咨嗟叹息，想把它张贴在朝堂来激励群臣，援用种放的旧例，召令陈亮上殿。将要提拔任用他时，左右大臣都不知道原因，只有曾觌知道。将要会见陈亮时，陈亮以此为耻，翻墙逃走。曾觌不高兴，大臣们尤其厌恶他直言无忌，交相阻挠，于是下达了都堂审察的命令。宰相问他想说什么，他都直率地回答，丝毫没有贬损，又不愿接受等待命令十日，便再次到宫阙上书说：‘臣妄自认为，国家赖以维持的办法，到今天已经穷尽了；但艺祖皇帝筹划天下的大原则，仍然可以依靠来长久维系。假如推究它的本意并加以变通，恢复故土并不是难事。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种：有可以拖延几十年的策略，有可以作为一百五六十年计划的办法，有可以重新开创数百年根基的办法。事情的形势明白可见，所取得的功效又有巨大差别；如果不是陛下的聪明超过百代，决不能一一听取。臣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这些内容，而大臣们拱手称是，询问详情，臣也姑且取其中可以说的大体三件来回答。第一，二圣被掳北去的痛苦，是国家的大耻，也是天下共同的愤怒。正在于君主和几位大臣振作这种气势，发泄这种愤怒，使人人都像报自己的私仇一样。第二，国家的规模，是让天下遵循规矩准绳来办事，使群臣忙于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有空闲舒展四肢、寻求建立超出常格的功业呢？第三，艺祖皇帝任用天下士人来替代武臣主持事务，所以本朝以儒学立国，而儒学之道的振兴尤其超过前代。如今天下士人腐朽萎靡，确实令人厌恶，关键正在于君主和几位大臣反过来用教化来改变他们，振作他们的气势并加以培养，使他们遇到事情不至于缺乏人才，按各人的才能都足以任用；这样立国的规模不至于违背艺祖的本意，向东西方奔走以平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臣向大臣所陈述的，大略就是这些。

译奏书已经上呈，皇帝想授给他官职，陈亮笑着说：‘我想为社稷开创数百年的根基，难道会用它来换取一个官职吗？’ 他急忙渡过长江回来，天天失意地喝酒，和县里的狂放之士饮酒，醉中戏谑地说些狂妄话，言语涉及冒犯上级。有一个士人想要中伤陈亮，便把这件事告发给刑部侍郎何澹。何澹曾任考试官，黜退过陈亮，陈亮心中不平，说话多次触犯何澹。何澹听说后便怀恨在心，立即把状词上报，案件交给大理寺审理；陈亮被笞打拷掠，打得体无完肤，被诬陷而承认有谋反之罪。事情上报后，孝宗知道陈亮曾经受到自己的暗中关注，便派左右近臣查明此事。等奏章送入，请求裁决时，皇帝说：“秀才酒后胡言，有什么罪呢？”把案牍划到地上，陈亮于是获免。不久，陈亮家的僮仆在县境内杀了人，恰好被杀者曾经侮辱过陈亮的父亲陈次尹；被杀者家人怀疑其中另有隐情，把这件事告到官府。官府把僮仆笞打拷击，几次打得将死而又苏醒，他仍不服，又把陈亮的父亲囚禁在州狱中，并嘱托台官论定陈亮罪情重大，案件交给大理寺。当时丞相王淮知道皇帝想让陈亮活命，辛弃疾、罗防一向认为陈亮才华高，也极力援救他，陈亮又得以免死。陈亮自认为屡次遭遇大狱，回家后更加刻苦立志读书，学问也更加广博。他的学问自孟子以后只推重王通，曾说：“研究穷究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异同，从极细微处推求内心本原，按照分寸比较礼制，以积累作为功夫，以涵养作为正道。面色润泽、德行充盈，这一点对于各位儒者来说，我确实很惭愧。”至于堂堂正正的阵势，整齐严正的旗帜，风雨云雷交相发作并至，龙蛇虎豹变化显现而时隐时现；推倒一世人的智谋勇力，开拓万古人的心胸，自认为在这方面略有一日之长。陈亮的意思，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人。高宗去世，金国派使者前来吊唁，态度简慢；当时光宗还在潜邸，任临安府判。陈亮感念孝宗的知遇，到了金陵察看形势，又上疏说：“有非常之人，然后才可以建立非常之功。想求非常之功，却任用平常的人才，提出平常的计策，采取平常的措施来应对，不用等到有智者之后便知道，这是不能成功的。秦桧以议和误国二十多年，天下的气势已经消沉殆尽了。陛下慨然有削平天下的志向，又过了二十多年，天下人的志向才开始知道归向何处。秦桧对于宗庙社稷所造成的功劳，不是臣下区区之力所能述说其万分之一的。高宗皇帝年事已高，陛下不想大举兴兵惊动慈颜，于是抑制内心、低头尽力奉养，使高宗怡悦，这是圣孝的盛德，书册记载中从来没有过的。如今高宗已经附祭于太庙，天下的英雄豪杰都抬头仰望，观察陛下的举动，陛下难道忍心让二十年间用来振作天下气势的努力，一旦又消沉殆尽吗？东宫太子平日居守时称为监国，出行时称为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任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每年巡视建业，使他兼统各司，尽数统辖诸将，设置长史、司马来专门承担其事务；而陛下在居忧之余，通用人才，均衡调度天下，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正是肃宗任命广平王的旧例。陛下如果认为以大义为当，认为抚军的建议可以实行，就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让太子前去主持。即使今年还不能谋划北伐，而只作经营建康的计划，用来振奋天下、与金国断绝关系，陛下最初的志向也差不多可以稍稍伸张了。”这番话大概是想激励孝宗恢复失地，但当时孝宗将要内禅，没有答复。因此朝廷内外都对他十分愤怒，认为他狂妄怪诞。【按：《名臣言行录》说：孝宗朝垂拱殿落成，陈亮进《赋》颂扬皇帝德行，又进《郊祀庆成赋》，都没有得到答复。光宗即位后，他伏在宫阙前进献《鉴成箴》，又没有得到答复。《宋史》没有记载，谨附录于此。】此前，同乡设宴，席末把特别准备的胡椒放入陈亮的羹肉中，大概是乡村中表示敬意的特殊礼节。同席的人回去后突然死亡，人们怀疑所吃的异味有毒，案件已经交入大理寺。陈亮防、吕兴、何念四人殴打吕天济，几乎将他打死，吕天济恨恨地说：“是陈上舍叫人杀我。” 县令王恬查实了这件事，台官命令监司选择严酷的官吏审讯，始终没有得到结果，便把陈亮收押送入大理寺。众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少卿郑汝谐查阅他的供词，十分惊异，说：“这是天下的奇才。国家如果无罪而杀害士人，对上会损伤天和，对下会伤害国家根本。”他竭力向光宗进言，陈亮于是得以免死。不久，光宗策试进士，询问礼乐刑政的要义，陈亮以君主之道和师道作答，并且说：“臣私下感叹，陛下对寿皇，在他主持政务二十八年之间，难道有一项政事不在圣心之中吗？而问安、视察寝宫之余，用来察看言辞、观察脸色，由此了解彼此的端绪非常多。既然已经掌握其中的关键并见诸施行，难道只是每月四次朝见，把它作为京城的美观吗！”当时光宗不到重华宫朝见，群臣轮番进谏，都不听。光宗读到陈亮的策文，十分高兴，认为他善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原本奏报名次为第三，皇帝亲笔提拔为第一。得知第一名是陈亮后，光宗大喜，说：“朕的提拔果然没有错。”孝宗在南内，宁宗在东宫，听说后都很高兴，所以赐给他的登第诰词说：“你早年凭借文章才艺在贤能之士的考试中名列第一，随即又以论奏打动慈宸的听闻，朕亲自阅览你的策论，赞赏其学问渊源深厚，把你提拔置于第一名，难道不是上天特意留下你来遗赠给朕的吗？” 授任签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还没有到任，官职一夕之间便去世了。陈亮有志于经世济民，重视承诺，人人都能看见他的真心；和人谈话，必定以君臣、父子的义理为根本。他虽是平民，推荐士人还唯恐来不及；家中不过中等产业，却长期供给孤独之人和贫寒士人的衣食，始终没有停止。他死后，吏部侍郎叶适向朝廷请求，命令补授他一个儿子官职，这不是旧有的典制。端平初年，赐谥“文毅”，又补授他另一个儿子官职。

译郑樵，字渔仲，是兴化军莆田人。他喜欢著书，不以写文章为务，自负才学不在刘向、扬雄之下。居住在夹漈山，谢绝人事，久而久之才游历名山大川，搜集奇闻，访求古迹；遇到藏书之家，必定借来留下，读完全部书籍才离去。赵鼎、张浚以下的人都器重他。起初他研究经学、兵法、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等学问，都有论说辨析。绍兴十九年，他把著作上进，诏令收藏在秘府。郑樵回去后，更加刻苦钻研所学，跟随他的学生有二百多人。经侍讲王纶、贺允中推荐，得到召见应对，于是谈到班固以来历代修史的弊病。皇帝说：“早就听说你的名字了，你铺陈古代学问，自成一家，为什么相见得这样晚呢？”授任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因御史叶义问弹劾他，改任监潭州南岳庙，发给公文，让他回去抄录自己所著的《通志》。书成后，入朝任枢密院编修官，不久兼任检详诸房文字。请求修订金国正隆年间的官制，因而请求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不久，又因言官进言而使这件事被搁置。金人侵犯边境时，郑樵说：“岁星分在宋、金两国，主将将自行死亡。”后来果然应验。高宗驾临建康，命令他进呈《通志》，郑樵因病去世。学者称他为夹漈先生。郑樵喜欢从事考证和分类的学问，成书虽然很多，大体上博学而缺少要领。他一生甘于清苦淡泊，乐于施舍帮助别人，唯独对出仕做官十分热切，了解他的人因此轻视他。【按：《宋史》在这里附有林霆传，今改附在忠义林冲传之后。】程迥，字可久，是应天府宁陵人，家居沙随。靖康之乱时，迁居绍兴府余姚。十五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孤苦贫困，四处漂泊，无法振作自立。二十多岁时，才开始知道读书。当时战乱刚刚平定，西北士大夫大多在钱塘，程迥得以向他们考察品德、请教学业。考中隆兴元年进士，历任扬州泰兴尉。训武郎杨大烈有田十顷，死后妻女尚在。不久有人诉说他的妻子不是正室，官府没收了她的财产，并追征十年来的租税。部使者把这件事交给程迥处理。程迥说：“杨大烈死后，财产应当归他的女儿；女儿死后，应当归她的生母，这样就可以了。”调任饶州德兴丞。盗贼进入县境，百姓一齐抢掠盗贼的家，平日里有不满的人也都被牵连逮捕入狱。州府命程迥审决禁囚，他辨明其中有冤屈的便释放遣返。抢掠者不停地诉讼，后来官府在宁国擒获了盗贼。抢掠者仍然要求把先前释放的人重新抓回来。程迥说：“盗贼既然已经抓获了，再命人追捕其他人，假如有人死在道路上，他们的亲属依靠谁呢？这难道是审理冤屈的办法吗？”唐肃宗时，县中有一个程姓女子，她的父亲和兄长被盗贼杀死，盗贼又把她掳走。她忍辱隐忍十多年，亲手杀尽盗贼同党，剖出他们的肝心来祭祀父兄。程迥取《春秋》中复仇的义理，称赞她说：“这是大义上合乎正道的行为。” 朝廷表彰她，称为“英孝程烈女”。程迥改任隆兴府进贤县知县，省府文书下达给平江府。王佐审理陈长年私自出售田地一案，陈长年的侄子控告他，历时十八年。陈长年的母亲鱼氏七十岁，因这件事坐在狱庭中申辩。程迥按照法律追究并纠正此事，下令等鱼氏去世、服丧期满后再处理，作为自己的处分，并让天下郡县以此为法。程迥议论说：“天下人谁没有母亲？慈爱子孙，应当早晚省视，冬温夏清，不应当有私财。按法律，另立户籍有禁令，财产分开也有禁令。当初县令收到诉状时，杖打他后遣返，让他听从母亲的命令就可以了，何必拖延滞留，让他遍告有关官司，最后还闹到登闻院呢？”《春秋谷梁传》的注说：“臣下没有诉讼君主的道理。”这是针对卫侯郑和元咺而发的议论。诸侯对于受命的大夫尚且如此，子孙对于母亲，难道竟要让她坐在狱中对答官吏吗？按法令文书，分割财产时所说的祖父母、父母服丧期满以前所有的财产，既然如此，母亲在世，子孙就不得拥有私财。即使母亲有一天把子孙的财产全部花尽，子孙也不得违背教令。既然已经让财产归于母亲，那么她此前所花费的财物只是卑幼擅自使用尊长财物；按法律，必须等五年后尊长控告才处理，哪里至于预先等待母亲死亡，又开启日后争讼的端绪呢？” 又怎么知道不会有不听从命令的子孙在母亲之前死去呢？太守、县令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政令教化都由他们发出。确实应当纠正太守、县令失职的过错，也应当惩治子孙不孝的罪行，以此警戒天下。百姓饥荒时，府中下檄文说有人控告封闭粮食不卖以及把粮食卖给商人，程迥立即上报议论说：“努力耕田的人，细米每斗才九十五文，因为被税赋逼迫，所以才拿出来出售，并不是上等富户。县境内不出产货物财宝，如果不和外地人交易，缴纳给官府的钱从哪里来？现在强横的人聚集起来威胁胁迫，拿钱并殴打伤人的很多，我们的百姓不敢进入市场，只能坐等粮食缺乏。”他再三申明晓谕，见到有人听从才停止。县中发生大水，没有稻麦，郡里减免租税却减得很少，程迥向府中说明：“这样只是驱使百姓流亡，赋税既收不上来，只会留下欠税账册，不如全部减免。”郡中官员仍说：“渡江以来从未全部免除，恐怕户部不批准。”程迥极力辩论说：“唐人遇到灾损七成，租庸调都免除；如今灾损十成，夏税、役钱还不免，仍相当于征收其十分之二，不能说是宽大。”于是争议才平息。境内有一个妇人卖身佣作，纺织、舂米，以此奉养婆婆；她的儿子替人放牛，也把干饭送给祖母。程迥查访得知后，报告郡府，郡府给他们钱和粮食。调任信州上饶县。每年缴纳租税数万石，旧法加倍征收，又收取斛面米，程迥竭力制止断绝这些做法。他曾说：“官府和吏员所穿所吃的，都是本地百姓的膏血，难道从来不想想，却横征暴敛、虐待百姓，鬼神难道不知道吗？”州郡催逼索取经总钱十分急迫，程迥说：“这种钱类似古代的除陌钱，如今数额竟是正赋的三倍，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他反复进言，后来当权者奉祠闲居，他寓居在番阳的萧寺。程祥跟随伯父待制程昌禹来到番阳居住，程昌禹死后，程祥便失去依靠；程祥接着也死去，他的妻子度氏仍然典卖嫁妆来抚养孤儿，时间久了财物耗尽，濒临死亡，邻居都认不出她的面貌。有人想让她改嫁，度氏说：“我的儿子还小，如果我侍奉别人，使母亲不能抚养自己的孩子，难道不是辜负丈夫吗？”最终拒绝了。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程迥，程迥立即跑去告诉郡守，郡守每月给她钱粮。程迥任官时以庄重对待百姓，政务宽缓而明察，法令简约而守信，安抚强者，抚恤弱者，用恩义引导他们；多年积累的仇讼，一句话便能化解，狡猾的吏员和奸诈的百姓都改过自悔，革除欺诈。闲暇时，他以宾礼接待贤士，从容尽欢；对于他们子弟中优秀的，和他们以同等礼节相待，为他们讲说《诗》《书》，质问疑难不论早晚，身份权势也不能借此私相交结。

译对于祠庙，若不是正式规定的祭祀便不去拜谒；表彰隐秘的德行和潜在的善举，以勉励风俗；有时周济贫困困厄之人，使他们能够保全节操品行。听讼以明察公允为目标，凡是上级官员没有查清的事情，他一定再三抗辩说明，不肯苟且停止。贵溪县百姓伪造吴渐的姓名，诬告县令石邦彦，程迥说匿名书不应当接受。转运使不认为如此，于是兴起大狱，因受刑困苦而死的有十四人。后来事情上报省寺，最终的裁决与程迥所说相同。程迥曾向昆山王葆、嘉禾名士茂、德严陵喻樗学习经学。他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春秋传显微例》《目论语传》《孟子章句》《文史评》《经史说》诸论辨、《太玄补赞》《户口田制贡赋书》《乾道振济录》《医经正本书》《条具乾道新书》《度量权三器图义》《四声韵》《淳熙杂志》《南斋小集》。去世时官至朝奉郎。朱熹给程迥的儿子程绚写信，称赞程迥博闻强记、品行至高，可以追配古人，对于当世事务又无不通晓，并不只是一个研究章句的儒者。程绚因父亲致仕所获恩典调任巴陵尉，代理县政，能够审理冤狱。孙仲熊也很有名。刘清之，字子澄，是临江人，向兄长刘靖之学习。他甘于贫困，努力求学，广泛通晓经书传记。考中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调任袁州宜春县主簿，改任建德，请求州府让百姓自行核实户籍，因此赋役公平，争讼平息；调任高安县丞。【按：《宋史》误作万安，考《名臣言行录》作调任瑞州高安县丞，今据此改正。】当时江右发生大灾荒，郡府下檄让他巡视旱情，他徒步走遍田间小路，亲自和百姓接触，凡是应当减免的事项，都掌握了真实情况。州府商议降低常平米价格，刘清之说：“这种恩惠不过只能惠及三十里以内，外乡远处的百姓，势必无法前来；年老和患病的人，必定会有饿死的。如今有粮的人家闭门不肯卖粮，实在是窥伺抢夺者众多。我们如果有合适的政令，就让富户得到钱，贫民得到米，两方面都方便。”于是请求把境内土地平均分为八个区域，让有粮之家分头赈济本乡，由官府负责规划和防范，百姓非常依赖他。帅臣龚茂良向朝廷推荐他。发运使史正志巡按到筠州，命刘清之拘集州县零散的赋税，刘清之不肯。同年考中的友人正在幕府中，对他说：“侍郎因为你的话，认为你爱护百姓，特意要起草推荐你了。” 史正志凭借门第功劳而来，刘清之写信给他说：“所谓盈余财物，都是州县侵夺刻剥百姓所得，按法令本来就应当禁止。即使有盈余财物，也就是所谓羡余。过去由下级进献，朝廷下诏禁止；如今明明禁止却又索求，竟由上面自行索取，不夺取便不满足，这种弊病说也说不尽。希望侍郎亲自向朝廷请求，暂且回到副卿的班列，主持大农经费来辅佐国家。这样，士人谁不愿意出自侍郎门下？否则，我实在不敢玷污侍郎识人的鉴察，却又接受由侍郎推荐的两次审察之命。”刘清之最终没有去见丞相，而是到吏部参加铨选，得到任命为宜黄县知县。龚茂良入朝任参知政事后，与丞相周必大一同推荐刘清之。孝宗召他入朝应对，他首先谈到百姓困苦、军队骄横、大臣推诿、小臣苟且偷安，希望陛下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提纲挈领而努力实行。古今从来没有风俗不可改变、弊病不可革除的，改变它并使之通达，也只在陛下一念之间罢了。又谈到任用人才的四件事：第一是辨别贤能和不肖。他说，讲求道义的臣子，大的可以担当经国之论，小的可以作为礼法仪范；追求功名的士人，大的可以让他主持政务，小的可以让他办成事务；至于只专心谋求富贵利达的人，是下等。第二是端正名分和实际。如今有关部门职责范围不清，不是空置官职，就是越权侵夺。希望下诏让史官考察设置官职的本意，分别指出各官应当主管什么事务，由皇帝亲自制定制度并载入诰命，依照开宝年间的办法施行。各州的通判，按照旧例，应当使人人都明白地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据此施行奖赏和惩罚。第三是任用有才干的人，意思是军队事务一定要用武臣，钱粮事务一定要用能干的官吏，并且一定要用忠诚守信、不欺骗人的人来监督他们，使这两类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第四是听任改换授官，意思是文官、武官都不能违背各自的才能而任用；但不应允许他们自行陈述请求改换，应该命令文武四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根据品性操行、才干谋略以及文艺武艺，每年互相荐举一名能够充任左右选的人，在原有入仕资格之外，稍加优待奖励。改任太常寺主簿，出任鄂州通判。鄂州是大军驻扎的地方，兵籍中有许多伪造之处，清之向州府及各司申明，请求从通判防务开始查办，使造假的人据实自首并加以改正。州中有个百姓的妻子张氏因守节而死，嘉祐年间诏令封她为旌德县君，在她的墓上立表，题为“烈女”。后来几经战乱，到了这时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墓在哪里，清之便和郡守罗愿访查到墓址，为她修建祠堂。鄂州的风俗重利而崇尚鬼神，家里贫穷、儿子长大后，便把儿子送到别人家入赘，习惯以为理所当然；尤其谨慎奉祀大洪山的祠庙。有人患病，不服药而听从巫师；死后也不下葬，而交给火焚。清之都加以劝告制止。调任权知常州，改任衡州。衡州自建炎年间军队兴起以后，有一种所谓“大军月桩过湖钱”，每年送交漕司的数额不下七八万缗，用四县收入中的麴引钱以及州府财计中零碎的苖米折纳充抵。旧法规定，百姓遇到吉事凶事而聚集会合，可以购买引券来酿酒，称为麴引钱；后来却只按户等等级直接摊派征纳。衡州有五个县，唯独向其中四县摊派，征取百姓的钱物没有正当依据，善良百姓普遍受到其害，而狡黠的百姓往往轻慢欺侮上级，于是连通常赋税也一并不缴。虽然因此得到麴引钱四五万缗，但通常赋税的损失却不止几万缗。清之向朝廷请求，希望同总领所商量酌情减损、补充和移转，逐步设法蠲免减少，但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告诫各县督办通常赋税，放宽杂税的征收，暂缓征收旧日欠款，禁止预先折算新编簿籍中的数额，谨慎办理推收，费用要有节制，补置人员和事务要逐步进行。在此以前，郡中为了奉事常平、刑狱两位使者，整治厨传，每月聚会一次，彼此送上折价馈赠。清之叹息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与其从百姓那里取得这些东西，哪里比得上从公家官员这里裁减？我用来侍奉上官的，只是专心办好自己的职务，不辜负我的百姓，这就够了；难道要靠酒食货财来表示勤谨吗？”清之除去自己的常禄以外，全部把财物归入公帑，用来补助经常性的开支。他到任那天，军队没有粮食，官府没有俸禄，向上供给以及送给使者的物资都无法备办；不久以后，郡中的财计逐渐宽裕，百姓的财力也稍稍得到恢复。有人报告说，有个徒手亲自书写文书的吏员没有得到这些待遇。清之曾写成一篇劝谕百姓的文章，开头说要敬畏上天、积累善行，勤劳尽力、专心于根本；农、工、商、贾没有不受到劝勉的，文辞和意思质朴直截，简明而容易遵从。

译他想到士人的风气还没有振作起来，便常常借每月讲学之机，又准备酒菜宴请诸生，和他们一起讨论学问，设置疑难问题来观察他们的志向，然后从容地向他们说明先后、本末的次序。来求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就增建临蒸精舍让他们居住。他所讲授的内容，先讲正经，接着讲训诂、音义和注释，再讲先儒的疏解及其议论，随后讲述当今所考察推演的学说，然后分别指出这些学问适宜用来做什么，把它作为检阅武艺的场所。凡是禁军被派往别处服役、隐藏在各种工匠行业中的，都一律按军籍查核，使他们到军中接受训练和检阅。他修建朱陵道院，在左边祭祀张九龄、韩愈、寇准、周敦颐、胡安国，在右边祭祀晋代死于节义的太守刘翼、宋代死于节义的内史王应之。刘孝昌是刘挚的孙子，贫穷得不能自立，清之便买田供给他。部使者因为清之不能向自己献媚而厌恶他，便写信给自己所亲厚的台臣，诬陷清之劳扰百姓、滥用财物，议论罢免他主管云台观的职务。清之回乡修筑槐阴精舍，让来求学的人居住。胡晋臣、郑侨、尤袤、罗璟都竭力推荐清之。光宗即位后，起用他出任袁州知州，但清之的疾病发作了，仍然写信给执政大臣议论国事。病势将要危急时，他写信与向浯告别，又作两首诗与彭龟年告别；朱熹、杨万里、周必大前来探视他的病情，他对他们说：“子澄，你还是澄清思虑吧。”清之的气息已经很微弱，说没有什么思虑可以澄清了，于是去世。起初，清之考中进士后，想要应试博学宏词科，等到见到朱熹，便把过去所学的东西全部取出来烧掉，慨然立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都与他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也敬重仰慕他。他的母亲没有等到他奉养，每当他展开阅读母亲留下的手迹，眼泪和鼻涕便一起流到面颊上。他的堂兄清肃流落在新吴，族父清▯寄居丹阳，清艾寄居临川，他都把他们迎来奉养。堂祖父清子侨任邵州录事参军，在吴锡之乱中死去，清之派他的孙子清晋之带信给邵州太守，取得清子侨的遗骨带回来安葬。族人从远方来投宿，他都留住他们，不让他们马上离去。他曾为范仲淹的义庄撰写规矩，劝勉大家族中人口众多的人量力施行；以本族家法为根本，参照采用先儒的礼书，制定祭礼并实行。高安人李好古因为族人争讼财产，在豫章拜见清之，清之向他讲解了关于家人争讼的两个卦，李好古警醒不安，立即放弃所争讼的财产，买了程氏《易》回去，最终成为善士。他所著的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九 《儒林传》宋【十】真德秀，魏了翁，李心传【道传】，杨泰之。真德秀，字景元，后来改字为希元【按：《宋史》误作“景希”。考《四朝闻见录》说，真德秀起初字景元，楼钥追问字的含义，真德秀回答说“幕元”。德秀做人，楼钥取《诗经》注中“景行行止”一处给他看，于是说“景”的含义是明，如同“高山仰止”与“对明行行止”。真德秀立即改字为希元，现据此改正】是建州浦城人。四岁时接受教育，过目便能背诵；十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吴氏在贫困中尽力教养他。同郡人杨圭见到他后认为他非同寻常，便让他回家与自己的几个儿子一起学习，最终把女儿嫁给了他。他考中庆元五年进士，授任南剑州判官。随后考试，又考中博学宏词科，进入闽帅的幕府。召入任太学正，嘉定元年升任博士。当时韩侂胄已经被诛杀，他入朝应对时首先说：“权臣开战，使南北百姓陷于涂炭；如今恢复友好关系，难道不是天下的福分吗？然而前些日子派遣使者时，金人想增加岁币的数额，我们也说可以增加；金人想得到奸臣的首级，我们也说可以给他们。往来交涉时的称谓，犒劳军队的金帛，搜罗查括后归来的人员，以及流离迁徙的百姓，他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都恭敬地承受，难道不会更加轻慢侮辱我们吗？还是说善于谋划国事的人，不观察敌情，只观察我们的政事呢？” 如今号称改换年纪，却没有办法使敌人畏惧服从，正担心他们凭借我们给的岁币来增强力量，乘我们没有防备来扩大谋略；一旦挑起争端，而我们又没有办法应对，这正是有识之士感到寒心的地方。又说，韩侂胄自知不能得到清议的宽免，于是把忠诚忧国的士人说成喜好标新立异；这样一来，忠良之士被排斥，正当的言论无人听取。讲求正心诚意的学问又被诬称为沽名钓誉，于是伪学的议论兴起，正道不能流传。如今应当褒奖崇尚名节，明确表示朝廷所喜好的风尚。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升任秘书郎。又说，暴风、暴雨、冰雹、荧惑、蝗灾等变异，都是贪赃官吏造成的。不久兼任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入朝应对，请求开通公正之路，堵塞旁门小道，以抑制小人势力日益增长的趋势；选用贤良的州牧，激励战士，以遏制群盗正在扩张的锐势。嘉定四年，选任著作佐郎，同列官员互相猜忌排挤他，真德秀安然不与他们计较。宰相将要任用真德秀，恰逢言官抵制他，真德秀竭力辞谢。兼任礼部郎，上疏说：“金国有必然灭亡的形势，也可以成为我国的忧患。金国灭亡后，上面安逸，下面嬉游，忧患不在敌人而在我国，多事的端绪恐怕从这里开始。”嘉定五年，升任军器少监、权直。嘉定六年，升任起居舍人，上奏说权奸专擅政权已经十四年。朱熹、彭龟年因抗争论辩而被逐，吕祖俭、周端朝因上书斥责当时的近臣，仍有人出来为他们争辩；后来吕祖泰被贬，不只是近臣不敢进言，连谏官也出力排挤他，那么嘉泰年间的过失已经比庆元年间更深了。改换政治风气的初期，群贤都得以自行奋发；不久傅伯成因以谏官身份议论政事而离去，蔡璧学因以词臣身份议论政事而离去，邹应龙、许奕又接连因封驳论事而离去。这几个人并没有大力纠正什么，朝廷却已经都不能容纳他们，所以士人纷纷只求保全自己，一句话也不敢说。假如遇到大的安危、大的利害，群臣都这样沉默不语，难道不是危险吗？如今我想向陛下说的，只是勤于访问、广泛谋议、明辨黜陟这三件事罢了。当时钞法、楮令施行，告发攻讦之事大量兴起，被定罪的人很多，没有人敢把实情上报。真德秀上奏说：“有时一个人获罪，却连同籍没兄弟的财产；有时亏少四钱，却役使收入百万的财产。至于向富室摊派钱财，拘留盐商的船只，按照财产高下摊配百姓收藏的纸币，卖掉田宅来收取券币，即使大户人家也不能免除，这还能称为便利百姓的法令吗？” 从此以后，过去籍没的民间财产逐渐发还。兼任太常少卿，又说：“金人必定灭亡，君臣上下都应当把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作为心愿。”充任金国贺登位使，到达盱眙时，听说金国内部发生变乱，便返回，向皇帝说：“臣从杨州到楚州，从楚州到盱眙，肥沃的土地无边无际，陂塘湖泊彼此相连，百姓都坚强剽悍、能忍耐，这是上天赐给我国用来屏障大江的地方，使强兵足食成为进取的资本。只是田地没有开垦，沟渠没有修治，险要没有扼守，壮丁没有训练，豪杰武勇之士没有收罗；一旦有警报，便只依仗长江，难道不如趁现在大力整修开垦田地的政务，专设一个司来统领吗？几年以后，积蓄储备充足，边地百姓父子争相想要自保，再按照什伍编制用兵法训练他们，不用等待粮饷，人人都将成为精兵。”又谈到边防的重要事务。当时史弥远正用爵位俸禄笼络天下士人，真德秀慨然对刘爚说：“我们这些人必须赶快引退，让朝廷知道世上也有不肯做从官的人。”于是竭力请求离去，以秘阁修撰任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贼兴起，朝廷仍然和金国互通聘使，真德秀入朝辞行时上奏：“国耻不可忘，邻近盗患不可轻视，苟且求安的谋划不可依仗，阿谀奉承的话不可听信，至公的议论不可忽略。” 宁宗说：“卿的才力有余，到了江东以后替朕节省财计，以帮助边防费用。”江东发生旱灾和蝗灾，广德、太平两地最为严重，真德秀于是和留守、宪司分管所属九郡，大力讲求救荒政务；他亲自负责广德、太平，亲自到广德，和太守魏岘一起根据情况发放仓粮，让教授林庠赈济供给，事情办完后才返回。他请求毁掉太平州私自制造的大斛，揭发新任徽州守林琰没有廉洁操守，声称宁国守张忠恕私自隐藏赈济粮米，都弹劾了他们，并让李道传代理徽州事务。此前都司胡槻、薛拯常常讥笑真德秀是迂腐的儒生，遇到事情就试探他，认为他一定失败。到这时他的政绩声誉日益传扬，他们便散布说旱灾损失本来很小，监司为了博取名声，赈济过度，让魏岘弹劾林庠，以此动摇真德秀。真德秀上章自我申辩，朝廷醒悟，让他和魏岘一起考察任命林庠为干官，李道传不久也被召回。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害怕苛征，每年到来的不过三四艘。真德秀首先放宽征收，船数突然增加到三十六艘。缴纳租税时命令百姓自行估量，听讼只揭示姓名，让当事人亲自到州府。泉州有许多豪大家族，是乡里的祸害，他严厉地遏制他们。海盗作乱，将要逼近城池，官军失败受挫。真德秀祭奠战死的士兵，然后亲自授予作战方略，擒获了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