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一

译有的字把意义确定在上部，把声旁安排在下部，如“莲”“防”一类；有的字把意义确定在下部，把声旁安排在上部，如“帬”“常”一类。有的字形义旁在外、声旁在内，如“园”“圃”一类；有的字意义确定在内部、声旁在外部，如“徽”“舆”一类。有些从声的字分散在各处，最终很难辨认，如“□”（音干，从“旦”，从“防”声；“防”音偃）、“黄”（从“田”，从“炗”声；“炗”是古文“光”字）一类。把“言”用于“语”，把“论寸”用于“寺”，以及“専”一类，称为“因母以主意”，即因母字来确定意义。把“口”（音圉）用于“园”“圃”，把“晶”用于“曑”（星名，同“参”）、“曟”（星名，同“辰”）一类，则称为“主母以定形”，即以母字来确定字形。又有所谓“从声而省”，即省略的字形中，有的声旁关系到意义，有的意义关系到声旁。例如“甜”从“舌”取义，因为舌头所喜爱的味道是甘；若说“恬”从“舌”，就不对了，因为它是省略“甜”而取其声，并且声旁还关系到意义。又如“营”从“荧”省声，以“吕”为义旁，并且与声相联系；若说“劳”从“荧”，也不对，因为它是以“营”的省体为义旁，并且与声相联系。谐声的规律，既有无不谐合的妙处，又有层层累加的妙处。例如“读”字以“言”为意旁，以“卖”为声旁；“卖”字又以“贝”为意旁，以“□”为声旁。又有“□”字，以“冏”为意旁，以“□”为声旁。 “斆”字以“攴”为意旁，以“学”为声旁；那么“学”字又以“□”为意旁，以“□”为声旁。又有“▯”字，以“子”为意旁，以“爻”为声旁。这就是声旁层层相加而不嫌烦琐的情况，也是谐声之道所以无穷的原因。王应电说：“以一个字的形体为主体，再把另一个字的声音合在它上面；根据它形体相同，可以知道它属于这一类；根据它声音不同，可以知道它所指的是这一物。因为这个意义，所以称为‘形声’；它不是本来就有的声音，而是与之谐合，所以又称为‘谐声’。” 朱谋玮说：“谐声是依据字名来确定意义。‘枫’‘讽’都从‘风’；‘需’‘黍’都从‘雨’（《说文》：‘黍’字从‘禾’，从‘雨’省声）。” 张位说：“所谓谐声，是以本来的一个字来确定字的形体，再附加另一个字来谐合它的声音。例如‘江’‘河’，左边都从‘水’来确定形体，谐声旁在右边；‘鹅’‘鸭’，右边都从‘鸟’来确定形体，谐声旁在左边；‘裠’‘裳’，谐声旁在上面；‘▯’‘箔’，谐声旁在下面；‘园’‘圃’，谐声旁在内部；‘徽’‘舆’，谐声旁在外部，都是这类。” 吴元满说：文字尚未创立以前，声音已经先存在了。意义有穷尽，而声音没有穷尽，所以借助声音来补足意义所不能表达的部分。建立部首作为母字，用来确定意义；附加其他字作为子字，用来调和协合它的声音，所以称为“谐声”。有的通过谐合本声、转声来构成字，有的通过谐合本音、转音来构成字，有的通过叶音、转音来构成字。其中正生有两种：一叫谐本声，二叫谐转声；变生有两种：一叫谐本音，二叫谐转音；兼生有两种：一叫叶本音，二叫叶转音。用这六类来考察，谐声的意义就可以明白了。臣等谨按：《郑志》说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重在意义，谐声重在声音。然而五书没有完全无声的，其中象形、指事居先，是文字的根本；假借居后，是为了使字义、字音的使用能够无穷。只有会意、转注、谐声三者，上承象形、指事，下而产生假借。必须是有些字不是会意、转注所能包括的，才归入谐声。《郑志》说谐声字多得难以记载概括，举其总数为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未免过于泛滥。至于它所分的六类，其中所谓子母同声，如“□”（从“十”，从“咠”声，以“十”为母字、“咠”为子字，而“十”字本身也同声）和“□”（从“隶”，从“奈”声，以“隶”为母字、“奈”为子字，而“隶”字本身也同声）一类；所谓子母都作为声旁，如“靡”（从“麻”，从“非”声，以“麻”为母字、“非”为子字，既从“非”得声，读骳、读防；又从“麻”得声，读摩、读蟆）和“蜼”（从“虫”，从“隹”声，以“虫”为母字、“隹”为子字，既从“隹”得声，读垒、读□；又从“虫”得声，读诲）一类；所谓三体谐声，如“雁”（从“隹”、从“人”、从“厂”声）和“槱”（从“木”、从“火”、从“酉”声）一类，都是谐声中的变体。所谓“母主声”一类中，如“隹”与“防”（音句）合成“瞿”字，“瞿”是鹰隼注视的样子，仍应以“隹”为母字、主意义，以“防”为子字、主声音（《说文》另立“瞿”部）；“啬”与“爿”（即“▯”字的省文）合成“墙”字，“墙”取围墙遮蔽之意，仍应以“啬”为母字、主意义，以“爿”为子字、主声音（《说文》本来没有“爿”部），并不是所有情况都只是母字主声。所谓“主声不主义”一类中，如“尸”与“夷”合成“□”字，“□”就是蹲踞，所以也取得了“尸”的意义；“包”与“夸”合成“匏”字，“匏”就是葫芦。所以它也取得了“包”的意义，并不是所有情况都只是主声而不取意义。至于“申”与“柬”合成“□”字，“▯”与“垂”合成“□”字（《郑志》列在母字主声的一类中），以及“尸”与“匕”合成“尼”字、“委”与“鬼”合成“魏”字（《郑志》列在主声不主义的一类中），又应当归入子母同声的例子。至于它所列“声兼意”一类中的“礼”“祰”“祫”“禘”等字，多数属于转注字，也不应按照谐声的例子来解释。假借六。“示”（周伯琦说：古文写作“□”，就是今天的“旗”字，象征旗帜飘扬的形状，借作神示之“示”，又借作昭示之“示”；音神至切。按：古人造字多取同一字形而尚未分化，所以后世论六书的人，探究古文、篆书的源头时，常常发现它们与今天的楷书不同，便动辄称为假借。实际上，这正是大车初创、车轮初制的意思，即没有一个字不是如此，怎么能都称为假借呢？

译现在选取其中确实属于义借的，摘录若干条列在这里，用来说明大概情形；其余那些追溯篆书、籀书根源而不能完全通用于今文的，一概省略，不再记载。“▯”（周伯琦说：“▯”是伤，从“戈”才声；“戈”有伤害之义，又借作语气词，隶书写作“哉”，加“口”以区别）、“干”（周伯琦说：“干”是树木的主干，从“木”去掉枝条，象树干的形状，所以十干的意义取自这里；计算竹木也称“干”，犹如说简；“干楯”“干犯”“干求”都是假借，俗又写作“竿”）、“譌”（“譌”是言语，徐锴说今《诗经》假借作“讹”）、“省”（是察看，本作“□”，从“日”从“屮”；周伯琦说，彻底看入眼中的叫省，隶书写作“省”，假借作禁省、简省；音所景切）、“雇”（周伯琦说，农桑候鸟通作“扈”，假借作“雇”“庸”字）、“难”（本作“□”，是鸟，从“乌”声，或从“隹”作“难”；徐锴说，今天借作难易之“难”）、“焉”（是黄色的鸟，象形，假借作语气词）、“于”（周伯琦说，古“乌”字，是孝鸟，借作“乌乎”之“乌”，又借作语气词；既然专门借用其义，后世又造“乌”字来区别）、“兹”（是黑色，《春秋传》说“何故使吾水兹”；徐锴说，借作“兹”“此”）、“胪”（周伯琦说，“胪”是皮，从“月”卢声，假借作传、陈之“胪”）、“猒”（周伯琦说，是饱，借作献斁之“献”）、“弟”（是用韦束物的次第，从“韦”省体，属于指事；周伯琦说，因声音借作兄弟之“弟”，又借作岂弟之“弟”）、“某”（周伯琦说，是酸果，古“梅”字，从“木”“甘”会意；又音莫厚切，凡不知道名称的都称某，后人借用）、“财”（是人所珍宝的东西，假借作“仅能”之意，又作“才”字；徐锴说，仅能这样，就是才能这样，所以“才”“裁”等字都是借“财”来表示“如”字，“才”又是开始之词，本来借用而没有正字）、“□”（南阳的□县，从“邑”襄声；徐锴说，就是秦穰侯魏冉受封之地，是假借字）、“防”（南阳舞阴的亭名，从“邑”羽声；徐锴按：《汉书·艺文志》有《别栩阳亭赋》）。“防”是“假借”字。“□”（是合五种色彩而成的鲜明颜色，从“□”虘声；徐锴说，今《诗经》“衣裳楚楚”写作“楚”，是借字）、“伸”（屈伸；徐锴说，《周易》假借作“信”）、“望”（月亮圆满，与太阳相对；徐锴说，假借作“望”，今天经典通写作“望”）、“顷”（周伯琦说，是头不正，从反“人”与“页”构成首部，借作俄顷之“顷”）、“防”（兽毛，从“毛”倝声；徐锴说，“翰林”的“翰”都应写作“防”，羽翰则写作“翰”，古代多有假借）、“□”（鞋底，从“履”省体，历声；徐锴按：《周礼》注说“繶者以采丝砾履之下”，臣认为是鞋墙下方连接鞋底的地方，彩丝编织刺绣，纹理分明，假借作“砾”）、“般”（是旋转、回旋，从“舟”从“殳”，是船桨一类、使其周旋的器具，假借作“般”，如“乐般数”）、“□”（尽情饮酒，从“欠”□声；徐锴按：《史记》“郭解姊子与人饮使之□”写作“醮”字，是借字；音子妙反）、“颠”（是树木的顶端，从“木”真声，本作“槙”；徐锴说，按“槙”是树梢，假借作颠仆之“颠”）、“顉”（低头，从“页”金声。《春秋传》说：“迎于门，顉之而已。”）。徐锴说：“‘防’是为了与‘应’相应，今本《左传》写作‘颔’，是通假字；‘须’，周伯琦说：指面部的毛；‘页’是头部，借作所须的‘须’字；‘防’，是用梳子梳理，字形从‘髟’，以‘次’为声。徐锴说：这就是《周礼》所说的‘次’，今作‘次’，是通假字；‘厝’，指磨砺的右手，字形从‘厂’，以‘昔’为声。《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为厝。’徐锴说：今本《诗经》借作‘错’字，《孝经》又借作‘措’字，读操各反；‘倐’，是‘是’的意思，字形从‘犬’，以‘攸’为声，读音像‘叔’。徐锴说：‘倐’是忽然、迅速的意思，张衡《赋》说‘儵眇兮返常闾’，借作‘儵’；‘能’，周伯琦说：是熊一类的动物，脚像鹿，‘坚中’是象形，借作贤能的‘能’字，又借作‘乃代切’的‘耐’，表示坚忍，另造‘耐’字；‘频’，周伯琦说：是眉目相交之处，借作表示次数的‘频’字，另作‘颦’字；‘非’，周伯琦说：像鸟翅振奋飞起的形状，借作是非的‘非’字；‘渝’，周伯琦说：是水名，借作改变的意思；‘威’，是婆婆，字形从‘女’，以‘戍’为声。汉代法律说‘妇人告发婆婆’。徐锴说：今借作威权的‘威’字；‘率’，周伯琦说：读劣戌切，是大绳，像上下两端拧成绳索的形状，中间象绳，旁边象麻的余绪，借作率领、遵循的‘率’字，读朔律切；‘虽’，周伯琦说：是虫名，像蜥蜴而大，借作表示假设的‘虽’字；‘略’，包希鲁说：是经营、规划土地，借作姑且、大略的字；‘录’，是金色，字形从‘金’，以‘彔’为声。徐锴说：借作领受、记录的‘录’字；‘矜’，周伯琦说：是矛柄，借作自夸、怜悯、矜持的‘矜’字；‘臾’，周伯琦说：是捆束、牵引，字形从‘□’、从‘乙’，‘□’表示捆束，‘乙’表示弯曲，借作须臾的‘臾’字；‘尊’，周伯琦说：是盛酒的器皿，字形从‘酋’，‘□’表示捧持，借作尊卑的‘尊’字。” 汉代许慎说：“假借，是本来没有这个字，依据声音寄托某种意义；‘令’、‘长’就是这种情况。”晋代卫恒说：“假借，‘令’、‘长’就是这种情况。同一个字可以表示多个意义，虽然读音有异，但文字所表达的意思相同。” 唐代贾公彦说：“假借，就是‘令’、‘长’这一类情况。同一个字有两种用法，所以叫作假借。” 南唐徐锴说：“假借是六书中的第六类；前五类不能充分表达时，就借用已有的字，这是古人追求简易的意思。发布命令的‘令’读去声，是使人听令的‘令’；有的长在德行上，有的长在年岁上，都可以称为‘长’，所以借用这个字。又如‘依’本来表示身体依附而作衣服的‘衣’，‘巾车’本来指巾而借作巾车之‘巾’这一类。这是圣人造字的大原则。但到了中古以后，老师有愚有智，学习者有才有拙；聪明的人依据意义借用，‘令’、‘长’就是这种情况。浅陋的人则把字借得很远，例如《山海经》把‘俊’写作‘舜’，《列子》把‘进’写作‘尽’。还有原来的字已经消失，只剩下借字通行的情况，例如《春秋》中的‘莅盟’，本来应作‘防’，现在却写作‘莅’；‘省’字是减少、减省之意，本来应从‘女’，现在的那个‘省’字，世上已经不再通行。” 宋代张有说：“假借，是本来并没有这个字，因承袭别的字所赋予的声音和意义而借来使用。例如‘亦’并不是‘西’、‘朋’这一类字。” 臣等谨慎考察：“亦”字，古文写作“□”，篆文写作“□”，就是古代的“腋”字，像人的臂部和腋窝。

译后来才借作语气词。“非”字，古文写作“□”，篆文写作“□”，取鸟飞下垂翅膀的形状，因此…… 借作是非的“非”。“西”字，古文写作“卤”，篆文写作“□”，像鸟在巢上，因此借作东西的“西”。“朋”字，古文写作“□”，就是古代的“鳳”字，属于象形字，后来才借作朋友的“朋”字。这些都是声音相同而借用意义，是假借的一类。张有在假借中，已经把因转变声音而产生不同意义的归为转注，所以只把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归为假借，这与《说文解字》所说的“令、长”不相合。下面赵古则、王应电、杨慎、朱谋防、吴元满诸家的说法，都与张有相同。” 元代戴侗说：“什么叫假借？本来没有正式的字，借用别的字来发挥作用。‘博’借作博弈的‘博’，‘尔’借作尔汝的‘尔’，以及语辞、助词这一类，都是这种情况。” 臣等谨慎考察：戴侗论述转注，本来并不主张转变声音的说法；至于他论述假借，则不采用“令、长”这种转声的例子，而另取“博、尔”这种同声字为例，也与张有的说法相同。杨桓说：“什么叫假借？本来所分配的字中没有这个字，而恰好又必须使用它，于是借取别处已有的字，权且供我使用，这就叫作假借。文字的内涵中，凡是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确实有难以描画成形的，所以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形声五类方法仍不足以把它们描画成字，便一定要借用与它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使用，使人根据它的声音和意义来理解其用途，也足以由彼字说明此义，所以称为假借。” 杨桓又说：“假借是在形声不足以后产生的。取用彼方已有的字，补济我方所没有的字，这就叫作假借。六书中的假借，就像五行之中的器物功用一样。它的体例共有十四种：一是声音和意义都借用；二是只借声音而不借意义；三是只借意义而不借声音；四是借用相谐的声音并兼借意义；五是借用相谐的声音；六是借用相近的声音并兼借意义；七是借用相近的声音；八是借用相谐且相近的声音并兼借意义；九是借用相谐且相近的声音；十是因已经借用而再次借用；十一是因省略而借用；十二是借用相同的形状；十三是借用相同的形体；十四是借用之后又再次借用。” 臣等谨慎考察：杨桓所分的假借十四类，其中取义大多与郑 志所分的十二类相同，只是名称互不相同。其大意不超出郑志所说的有义假借、无义假借两类而已。刘泰说：“假借，是因为前面五种方法都不能详尽表达，所以一个字有两种用法来补足。例如‘去’，取其‘▯’的意义，本义是往去，借作上声的‘除去’之字；‘取’，本义是善于听取，借作取舍的‘取’字。” 周伯琦说：“根据声音和意义来假借，‘令’、‘长’就是这种情况。” 明代赵古则说：假借之所以分为五类，而产生方式有三种：一是因义而借，二是无义而借，三是因借而再借，四是同音并且意义相同的不算假借，五是转注之后又形成假借。这五类，就是假借所以分类的依据。因义而借，例如“初”本来是裁衣的开始，后来借作一切事物的开始；“状”本来是犬出来的形状，后来借作一切事物的形状。无义而借，例如“易”本来是蜥蜴的“易”，后来借作变易的“易”；“财”本来是货财的“财”，后来借作财成的“财”。因借而再借，例如“商”本来是商量、度量的“商”，先借作宫商的“商”，又借作商贾的“商”（商贾的“商”本来写作“□”，字形从“贝”，与宫商的“商”不同）。“之”字，《说文》训为“出”，像草越过初生的“屮”，枝茎逐渐长大；这个“之”先借作往来的“之”，又借作语气词的“之”，就是这种情况。这叫作托生。同音而意义相同、不算假借，例如“台”字，表示喜悦的“台”（同“怡”），就是“台我”的“台”，都可以从“口”表意义、从“防”表声音；“壬”字，表示担任的“壬”（同“任”），本来就像治理任事的形状；“壬”字，表示妊娠的“壬”（同“妊”），也像怀孕的形状。这就是所谓反生。” 转注以后又形成假借，例如“顷”本来是“夨顷”的“顷”（“夨”音侧，“顷”读平声，同“倾”），转作顷刻的“顷”（读上声），又因顷刻的声音借作顷亩的“顷”；“过”本来是经过、越过的“过”（读平声），转作已经越过而称为“过”的“过”（读去声），又因“既逾曰过”的声音借作过失的“过”。这就是所谓兼生。假借的道理在世上不明白，所以书写“燎然”的“然”字还要再加“火”旁；“州渚”的“州”字还要再加“水”旁；“果”字有时加“艸”旁，“须”字有时加“髟”旁。像这样的例子，哪里能够一一列举？又何必谈论“丁寕”一类不使用“口”旁，以及“车渠”“马□”一类不需要“石”旁的情况呢？” 臣等谨按：赵古则所分假借五类中，所谓因义之借、无义之借、因借而借，以及同音并义而不算假借的四类，都是假借中的同声者；所谓转注而假借，是假借中的转声者。这两类都是假借的正义。只是赵古则论转注，本来主张有转声的说法，却又把转声者归入假借，未免自相矛盾。比如顶端、音侧的“顷”（平声）又作顷亩之“顷”（上声），经过、超过之“过”（平声）又作过失之“过”（去声），赵氏把它们归入假借。至于长短之“长”（平声）又作年长之“长”（上声），行止之“行”（平声）又作德行之“行”（去声），与“顷”“过”等字并没有区别，为什么又把它们归入转注呢？可见赵氏的说法本来就没有确定标准。概括说来，他所论假借是对的，所论转注却不对。王应电说：“声音本身不足以分别意义，一个声音有时兼有几个意义，不能为每个意义分别造字；于是一个字借来表示几个意义，所以称为假借。” 杨慎说：“假借，是借用意义而不借用声音。例如兵甲之‘甲’，借作天干之‘甲’；鱼肠之‘乙’，借作天干之‘乙’。意义虽然是借来的，声音却没有改变，所以称为假借。转注，是转换声音来注释意义。例如敦厚、敦大之‘敦’，先转音为‘顿’，用作《尔雅》所说‘敦防’的‘敦’；又转音为‘对’，用作《周礼》玉敦之‘敦’。这就是所谓一个字有多个读音。假借像向邻人借东西，或借自宋，或借自吴，各自依从物品主人的名称；转注像引水流经土地，成为浦、成为溆，各自已有名称。这怎么可以混同呢？” 臣等谨按：杨慎把借用声音的归为转注，所以只把借用意义的归为假借，这也与《说文》的说法不合。朱谋玮说：“假借，是因为义理相通，概括其中的同异，如甲、乙、子、丑一类。”

译张位说：假借，是本来没有这种事物或意义，因字的声音和意义而借用它。例如“能”本来是熊类，今天借作“贤能”“英豪”一类，这是借声。又如“内外”的“内”（去声）作“收纳”的“内”（入声，同“纳”），“伯仲”的“伯”（入声）作“王霸”的“伯”（去声，同“霸”），“有恶”之“恶”（入声）而“可恶”之“恶”（去声），“有好”之“好”（上声）而“可好”之“好”（去声）一类，这是借义。又如“占卜”的“占”（平声）作“占夺”的“占”（去声），“女子”的“女”作“尔女”的“女”（同“汝”），“房舍”的“舍”（去声）作“取舍”的“舍”（上声，同“舍”），“肉骨”的“肉”（入声）作“肉好”的“肉”（去声）一类，只借声音而不借意义。”},{ 臣等谨慎考察：张位所举的“能”字，就是同声的假借；“内、伯、好、恶”等字，就是转声的假借。但张位论述转注，也主张转声之说；他在转注中所举的“长、行”等字，与“内、伯、好、恶”等字也没有区别。他的错误与赵古则相同。吴元满说：“从象形、指事直到会意、谐声，文字的形体就齐备了。天地宇宙之内，事物种类繁多，把文字配合到事物上，繁多得无法胜数。文字有穷尽，而事物没有穷尽。因此，利用形、事、意、声四种形体（吴元满也把假借中因转声而成的归为转注，因此转注也是假借的一类，所以这里只说形、事、意、声四种形体），在声音相同的情况下借来表示别的意义，所以叫作假借。假借有有义假借、无义假借、借而再借、俗字假借、联字假借。它的正生有两种：一是因义假借，二是因声假借；它的变生有三种：一是借而再借，二是俗字假借，三是联字假借。用这五类来考察，假借的意义就可以明白了。” 赵宧光说：假借，是前面五种方法不足，于是借声音来使用，只取声音而不取原字的意义。有义的假借，是转注还没有加上声旁的情况；这种字有一半用于古今共同的用法。按照这种做法，无义假借只以声音发挥作用，就是完全的假借。又有字形先确定、事物名称后来确立，形势上难以改变的情况；这类字单纯借用无法贯通，不得不转变读音来命名。有转一次而至转多次的，有声母相同而转的，有韵相同而转的，有南方音转为北方音、北方音转为南方音的。因此“长”“白”等字，南北音互相转变，可以有三种读法；“亚”“辟”等字，声母和韵母互相转变，可以有十多种读法。随着时代迁移、各地方言变化，声调高低和读法多少都没有固定规则。防谦等诸家错误地把这一类改作转注，是不对的。造字本来没有南北之分，所以应当统一；后世才开始有南北之别和四声之辨。赵宧光又说：关于假借的各种类别，古今论述已经很详细了，但在具体使用假借的门类方面，却没有人涉及。因此我因疏理这些内容而记述下来。” 有些字本来没有对应的字，不得不借用，例如“禅”（《说文》原训为祭天，读去声，借作读平声的谈禅之“禅”）、“佛”（《说文》原训为看不清，借作神佛之“佛”）、“缘”（《说文》原训为衣服的边饰，读去声，借作读平声的因缘之“缘”）、“县”（《说文》原训为悬系，读平声，借作读去声的郡县之“县”）、“乐”（《说文》原训为五声八音的总称，借作娱乐之“乐”）、“理”（《说文》原训为治理玉石，旧读为义理之“理”）、“之”（《说文》原训为出，借作语气词）、“也”（《说文》原训为女子的阴部，借作语气词）；“其”（赵氏原注说：考察《说文》，其就是古代的“箕”字，借作彼其之“其”）、“云”（赵氏原注说：考察《说文》，云就是古代的“云”字，借作“语云”的“云”）这一类，是古代没有这个字，后世虽已增加而《说文》没有收录，最终仍成为俗体的情况，例如“说”（赵氏原注说：“悦”是俗字。考察《说文》，“说”本训为解释，又训为谈说；凡是言词之说和喜悦之悦，后来都使用这个字，之后才增加“悦”字）、“止”（赵氏原注说：“趾”是俗字。考察《说文》，“止”本训为下部的根基；凡是行止之止和足趾之止，后来都使用这个字，之后才增加“趾”字）、“埶”（赵氏原注说：“艺”“势”都是俗字。考察《说文》，“埶”本训为种植；凡是树艺之艺和时势之势，后来都使用这个字，之后才分为“艺”“势”二字）、“享”“亨”（赵氏原注说：“享”“亨”都是俗字。考察《说文》，“亯”本训为献，凡是祭享之享和元亨之亨，后来都使用这个字，之后才分为“享”“亨”二字）这一类。有些字各自有本义，古今有时分用、有时通借，也不认为是错误，例如“尟”（《说文》原训为“是少”）、“鲜”（《说文》原训为鱼名，后来也通作“尟”）；“欤”（《说文》原训为安定之气）、“与”（《说文》原训为党与，后来也通作“欤”）；“舍”（《说文》原训为释放）、“舍”（《说文》原训为市场中的居所，后来也通作“舍”）；“彣”（《说文》原训为文饰，考察“文”字则是有纹章，这个“彣”字是古代文章的“文”）、“文”（《说文》原训为交错的纹画，后来也通作“彣”）；“彰”（《说文》原训为文采显著，这个“彰”字是古代文章的“章”）、“章”（《说文》原训为乐曲终了成为一章，

译后来也通用“彰”字。赵宧光原注说：“‘智’是俗字。”考察《说文解字》，“□”字本来的训义是“识词”，也就是古代“仁知”的“知”。“知”字，《说文》本来的训义是“词”，后来也通作“□”。这一类有两种情况：有的字各自掌管本义，但古今往往废置本字，混用借字，例如“乱”字，《说文》本义是“治”，另有“▯”字也训为“治”，还有“□”字训为“烦”，后来通写作“乱”；“称”字，《说文》本义是“铨”，另有“爯”字训为“并举”，还有“偁”字训为“杨”，后来通写作“称”；“省”字，《说文》本义是“视”，另有“渻”字训为“少减”，还有“▯”字训为“减”，后来通写作“省”；“易”字，《说文》本义是“蜥易”，另有“防”字训为“轻”，一说为“交惕”，还有“▯”字训为“侮”，后来通写作“易”；“兴”字，《说文》本义是“起”，另有“嬹”字训为“说”，后来通写作“兴”；“逆”字，《说文》本义是“迎”，另有“屰”字训为“不顺”，后来通写作“逆”；“两”字，《说文》本义是二十四铢为一两，另有“□”字训为“再”，后来通写作“两”。另一类是本有其字，却被借字夺去原文中的用法，废置不用，反而增加俗字来适应世俗使用，例如“□”“蕐”（赵氏原注说“花”是俗字；考察《说文》，“□”字本义是草木繁盛，“华”字本义是荣，俗字又增加了“花”字）；“闲”“间”（赵氏原注说“闲”是俗字；考察《说文》，“闲”字本义是门阑，“间”字本义是空隙，俗字又增加了“闲”字）。还有一类是意义勉强可以相通，但读音不相合，是古今省略字形的方法，混同得像假借字，例如“齐”（《说文》本义是禾麦吐穗且穗头平整）、“斋”（《说文》本义是戒慎洁净）、“□”（《说文》本义是行走的小路，音“由”）、“□”（《说文》本义是随从，音“遥”）等，字音和字义相差很远，却被俗书混乱地误作假借字，例如“斁”（《说文》本义是解，音“绎”）、“□”（《说文》本义是败，音“妒”）、“□”（《说文》本义是深，音“深”）、“突”（《说文》本义是狗从洞穴中突然跑出，音“腯”）等；还有古人把两个字通用，后来字音字义偶然混同，似乎是假借而又不是假借的，例如：如“□”（籀文“员”字）、“爰”（赵氏原注说：考察石鼓文，“□”“爰”二字互见，意义相同）；“了”（篆文“乃”字）、“乃”（赵氏原注说：考察峄山碑，“乃”“乃”二字互见）；“▯”“我”（二字也都见于石鼓文）；“于”“于”（二字也都见于峄山碑）等。有古代借字到汉代分开，今天不必再借用的，如“又”通作“有”，“寺”通作“时”，都见于石鼓文。有两个字字形、字音、字义都不同，各自使用，但文字情势相通，俗人错误地作为借字的，如“于”（《说文》本义为“于”，字形像气息舒展；另一个“于”字，《说文》说字形像古文“乌”而省略，此即古“乌”字。考察“乌”字，是取其助气之意；“于”字像气息舒展，和助气之义相近，所以“于”“于”通用）；“戏”（《说文》本义是三军中的偏将）和“□”（《说文》本义是用旌旗指挥，此即古“麾”字；考察“戏”字表示三军中的偏将，与指挥之义相近，所以“□”“戏”通用）等。有古人认为字形、字音、字义各不相同，许慎却错误地合并，近似假借的，如“二”（《说文》说是古文“上”字）、“丄”（也是古“上”字，赵氏原注说“上”字多余）；“□”（《说文》未说明六书本义，有人认为是古文“下”字）、“丅”（也是古“下”字，赵氏原注说“下”字多余）；“长”“□”（《说文》说是古“长”字）；“终”“□”（《说文》说是古“终”字）等。有些字音义相差很远，俗书混用已久，但本字明明存在，可以不必借用的，如“烦”（赵氏原注说“緐”“□”都不是；考察《说文》，“熉”字本义是头部发热疼痛，“緐”字训为马鬃的装饰，“□”字训为白蒿）；“防”（赵氏原注说不是“蟠”；考察《说文》，“防”字本义是卧着打结）；“才、财、裁”（赵氏原注说只是借音而无义；考察《说文》，“才”字训为草木初生，“财”字训为人所珍藏之物，“裁”字训为裁制衣服）；另一个“才”（赵氏原注说音义相差很远；考察《说文》，“才”字训为帛雀头）；“惟、维”（赵氏原注说只是借音而无义；考察《说文》，“惟”字训为思考，“维”字训为车盖上的维系物）；“唯”（赵氏原注说：只是音转而没有意义上的联系）。考察《说文解字》，“唯”字训为应诺。臣等谨慎考察认为，赵宧光所列举的各种借用，多属于后人用字时的假借，并不是六书的本来规范，所以特意称为“用借”而已。他又说：所谓假借，就是借用别的名称。文字有限，而事物无穷。至于有义还是无义，耳目所见本来相同；名称是寄托，声音是诱因。包希鲁说：“‘离’‘丽’表示分离、异离，是假借。凡是这一类，都是把有形的事物假借为无形的字，依据声音寄托事物，以沟通意义。有的是因其字形和字义而假借，有的是字形、字义都没有可取之处而假借。像后一种情况，就只是依据声音，意义上没有寄托。至于‘为’字，取象于事物，猕猴能够做到；‘象’字表示狡猾的兽类，于是声音又兼有意义。许慎所说的‘令’‘长’一类，只是指一个字有不同读音的情况，所以必须把同音中的假借也合并说明，意义才完整。至于那些无形可象、无事可指、无义可会、无声可谐，而且又难以用转注解决的，只好借字来打通其穷尽之处。假借字的类别不一，大体都仿佛如此。” 臣等谨慎考察郑樵的论述：假借分为十二类，概括其要点，不过是借义和借音两种。第一类是同音借义，第二类是借用同音而不借义，第三类是语词的借用，第四类是五音的借用，第五类是“三诗”的借用，第六类是十日的借用，第七类是十二辰的借用；这七类都是沿用该字本来的音。第八类是协音借义，第九类是借用协音而不借义，第十类是因义借音，第十一类是方言的借用；这四类都改变了该字原来的音。第十二类是因借而借：同为一个字，有时沿用原来的音，有时转为其他读音。《说文》所说的“令”“长”一类，只是指一个字有不同读音，所以必须把同音假借合并说明，意义才完整。汉代碑刻中假借字很多，宋代洪适曾作《急就》一篇加以训释，说其中有可以通用的，也有不可以通用的。然而许慎《说文》既已有“瑟”字，又有“璱”字，后者用于“玉瓒”的“璱”；既已有“跂”字，又有“□”字，后者用于“织女”的“□”；既已有“尔”字，又有“彼薾惟何”的“薾”；既已有“袒”字，又有“膻裼▯虎”的“膻”；

译既已有“翼”字，又有“趋进▯如之▯”；既已有“卒”字，又有“大夫曰□”中的“□”，这一类多得数不清。大概字义的假借通用，到汉代最为严重。例如把“浩仓”写作“昊仓”（见《孟郁修尧庙碑》），把“广彼”写作“广被”（见《周公礼殿记》），把“识方”写作“职方”（见《樊毅修华岳碑》），把“奈河”写作“奈何”（见《童子逢盛碑》），把“謇鄂”写作“謇谔”（见《绥民校尉熊君碑》），把“朝娉”写作“朝聘”（见《巴郡太守樊敏碑》），把“磥落”写作“磊落”，把“庭电”写作“霆电”（见《幽州刺史朱龟碑》），把“濡”…… 把“术”写作“儒术”，把“背人”写作“邶人”（见《卫尉卫方碑》等），都是这一类。但这种现象也不是从汉代才开始。《礼记·曲礼》“是职方”的注说“是”有的写作“氏”；《仪礼·觐礼》“太史是右”的注说古文“是”作“氏”，由此可知“是”“氏”通用。《论语·季氏》“旅于泰山”，班固《汉书·述·赞》引作“大夫胪岱”；《仪礼·士冠礼》“旅占”的注说古文“旅”作“胪”，由此可知“胪”“旅”通用。《士冠礼》“兄弟毕袗玄”的注说古文“袗”作“均”，又据《左传》“均服振振”，由此可知“袗”“均”通用。各部经典中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些字本来都有正字，只是在临写文辞时借用；虽然不是六书的本义，却也可以看出古人使用假借字的方法。这种通例本来就很宽泛。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一。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二。《六书略》第四。通论。许慎说：“仓颉最初创制文字，大概是依照事物类别描摹形状，所以称为‘文’。后来形体和声音相互补充，便称为‘字’。‘字’这个名称，是说文字像繁殖生长一样逐渐增多。把文字写在竹简和帛上，称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