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二

译所谓‘书’，就是如实描摹事物。” 徐锴说：“六书的意义，起于象形，‘日’‘月’一类就是这样。形声字，是用形旁配合声旁；班固称为‘象声’，郑玄注《周礼》称为‘谐声’。所谓‘象’，就是形；所谓‘谐声’，就是用形旁来协调声音，实质是同一回事。比如‘江’‘河’二字，‘水’是形旁，‘工’‘可’是声旁。像‘空’‘鸡’等字，形旁有的在下，有的在上，有的在左右，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则，大多依据配合的便利，并不都另有意义。比如‘言’字，‘防’在口上就是‘言’；‘卒’在口右，读作五葛切，这一类很多。仓颉根据文字的起源，观察天地万物的形状；当时文字还少，所以称为‘文’。后来彼此配合，逐渐繁衍增多，便称为‘字’。形声、会意就是这种情况。所谓转注，是建立同一类别，以一个部首统领意义相近的字。比如‘老’的别名，有‘耆’‘耋’‘□’‘耉’‘耄’，以及‘孝子养老’的‘老’；这些字都以‘老’为部首，从属于‘老’这一类别。又如‘松’‘柏’都是木的不同名称，都从‘木’取得共同意义，所以都从‘木’。后来转注的说法都仿照这个道理。又像水从源头流出，分成不同支流，成为江、汉，各自取得名称，但本来都共同属于水。又如医家所说的“病疰”，是说病气转移而相互传染。如今俗说“丂”字左边回转是“考”，右边回转是“老”，这只是街巷间的说法。况且“考”“老”二字也不都从“丂”：“丂”音“考”，“老”从“匕”，音“化”。所谓假借，是古代省略文字形体的写法。例如“令”本是号令之意，可以借作使令的“令”（平声）；“长”本是长短的“长”，可以借作长幼的“长”（上声），其他也都可以类推。春秋以后，书籍多靠口头传授，传授的人未必都遇到合适的弟子；后来写在简牍上，假借的文字不可能都准确表达原义，所以经书、传文中的字常有差异。《诗经》把“害”借作“曷”一类就是这样。指事和象形，意义相近。事物的实际形状可以描摹的，叫作象形，‘山’‘川’一类都是这样。事物本身有形，事情却虚无，不能图画，便叫作指事。形，是有形可象；事，是有事可指。比如上下的意义无形可象，所以用‘丨’放在‘一’的上面表示上，放在‘一’的下面表示下，以此指明事理。象形和指事大体相同而略有区别。会意也是虚的，没有形状可以描摹，所以把两个字合起来表示意义。就字而言，‘止’‘戈’合成‘武’，人所说的话必须守信，所以说这是同类意义的合成，用来显示指事和会意。” “形声是实在的：字形相近，不容易区别，所以配上声音来分别它们。比如江、河同属水，松、柏同属木。江和河只是所在之处不同，形状有多少差别呢？松和柏相去又有多远？因此江、河都从‘水’，松、柏都从‘木’，先有这样的形旁，再调和它们的声音来区别。江、河可以统称为水，但水不能都称作江河；松、柏可以统称为木，但木不能都称作松柏。所以分别说叫形声，概括说叫转注。说耆、耋、耄、□、耉都属于老，共有五个字。试按照《尔雅》的类别来说：耆、耄、耋、□、耉都属于老；又耉、□、耋、耄、耆都可以统称为老，老也可以统称为耆，彼此往来都能相通，所以总括地称为转注。大体说来，六书之中，象形和指事相近，象形是实，指事是虚；形声和会意相近，形声是实，会意是虚；转注则是形与事的区别。然而创制文字之初，多近于形声；训释的意义则与假借相对。假借是一字有多种用法，转注是一义有多个字形。六书总共分为三对。” 他又说：文字的意义没有超出《说文解字》的，但自古以来的学者很少能以蔡邕为师。蔡邕是汉末的大儒，却说“色丝”为“绝”，殊不知“绝”字的“糸”旁中是“刀”，刀下面是“卪”；那些还不如蔡邕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魏武帝把“合”解释为“人”加“一口”；吴地人说无口是“天”，有口是“吴”，却不知道“吴”从“□”。梁武帝写“贞”字作“与”，把上面的“人”取来作为游戏，完全不顾经典。庾肩吾讲述书法，竟说“土力”为“地”；隋文帝厌恶“随”字带“走”，于是把它删去，却不知道“随”从“辵”，表示安步行走，竟妄加删改。颜元孙作《干禄字书》，想以此训导世人；他的从孙颜真卿把它书刻在石碑上，却把“未”改成“牙”，把“冕”字的“冂”改成“▯”。“邻”是正体，却说作“隣”是讹体、俗体；把错误反说成正确，弊病更加严重。国子司业张参又作《五经文字》，“脑”字本从“匕”旁和“甾”，传写者把“匕”放在右边，便写成“▯”，删去“□”，这不是太疏忽了吗？图谶兴起于两汉，符命中的文字都兼用俗体，颜之推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至于点画的法则，前代已有记载；大概博学多闻的君子挥笔落墨，书写内心，笔画曲折圆转、方折规整，开始合乎绳墨法度。萧何题写署名，张芝创制章草，笔迹的轻重，都记载在缣帛书册上。后来的学者却舍本逐末，争相追求点画的巧妙，不探究布置结构的缘由，甚至任意删去或增加笔画，随意增减，做事不以古法为师，实在可以说是讹误了。他又说：周礼规定，保氏掌管教授国子六书；又说，司市所属官员掌管与诸侯沟通的事务。八岁时，让瞽史讲解文字的名称。这些都是用来治理天下、驾驭诸侯的经典制度。因此古代以鸟兽足迹作为文字的开端，也就是古文。书写有工巧和拙劣，有的牵引笔画成形，头部粗重而尾部纤细，取其形状命名，称为科斗文。孔子宅中墙壁里的书、滕公墓中的文字就是这样。大篆是史籀所作，即所谓籀文。字体繁复，大概与古文并行。秦代李斯大幅删改籀文，称为小篆。会稽山铭以及今天所见的篆文就是这种字体。篆书仍不足以满足书写需要，于是程邈创制古隶字，使笔画曲折、连接简易，便于书写，就是今天的隶文。这五种都是正规的文字。至于鸟书、虫书、刻符、殳书等，都是随事制定的特殊体制，不是文字的常规。不过人的愚智不同，师承说法也有差异，笔端曲折不可能完全相同。许慎所作的解释，是解释字义；至于笔画多少，都依据一定的程式。李斯的小篆随着运笔有所增减，所谓秦代文字体，有的与小篆不同，其中也多注明“此为篆文”“此为古文”。又如《穆天子传》《山海经》以及诸子著作中出现的异体字，本来都是篆体相承而来。

译隶书的讹误没有止境，既然不能深入考察，所以不予采用。五体之外，汉魏以来的悬针、倒薤、偃波、垂露等，都是在字体之外人为修饰创造的形式。齐国萧子良、王融、庾元威等人，任意增加装饰，卖弄小巧，以奇异显示博学，以繁多视为尊贵。这些做法虚妄荒诞，不必多说便可明白。臣等谨慎考察：许慎《说文解字》中有“篆作某”的说法，但许慎所列各字本来都是小篆，为什么又另称“篆作某”？因此学者颇有疑问。看徐锴这段论述，就可以释然了。大概在许慎的时代，秦代刻在金石上的文字流传下来的还很多，凡是说“篆作某”的，全都指秦篆，不只是徐铉等人所列、笔迹相承而略有差异的篆文一类。隶书承袭演变，比篆书更加繁杂。例如洪适《隶释》所载汉碑文字，注作“以某为某”的，多得数不清。因此洪适作《急就》一章说：“自从《三苍》《滂喜》亡佚以后，小学传承如同细线将断；流行于世的字书，篇章没有超过《类篇》的，音韵没有胜过《集韵》的。”其中所载隶古字，与石刻相校，仍有很多搜集遗漏。比如隶书写法都把某字作“悠”，司马季德碑又省写作“悠”，但考察《篇韵》却都没有收录。蔡伯喈奉汉灵帝熹平年间的诏令，刊刻鸿都石经，后世晚学都以它为标准，从未有意写一个奇字。如今的学者做事不以古人为师，竟随手挥笔，改变笔画、部件和偏旁，以追求新奇、崇尚怪异为能事；偶尔有所依据，也不过是魏晋以后的字体。这就是文字学上的痼疾。洪适这句话，确实击中了魏晋六朝文字学的弊病。不过，洪适《急就》列举的那些字，如把“继”写作“继”，把“笔”写作“□”，把“农”写作“□”，把“楚”写作“壄”，把“宇”写作“穻”，把“弃”写作“□”，把“秉”写作“秉”，把“通”写作“通”等，实际上都是汉人随手作出的变体，与后世那些好奇求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六朝字体逐渐杂乱地出现，未必不是从这些字形变体开始造成危害的。这样看来，秦篆、汉隶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离六书的规范，所以六书的意义不得不以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为准绳。郭忠恕说：“创制文字的法则，开始于象形，中间发展到‘止戈为武’，由反正和省略声旁而产生新的字形。至于旧本隶书的写法，不能一一列举，只要触类旁通加以推演，实际上同类很多。”臣等谨慎考察：郭忠恕作《佩觿》三卷，纠正文字讹异，例如把“氷”作“凝”，把“渴”读作“竭”，把“贞”作“鼎”，把“▯”作“则”等。但其中也有疏漏，例如“□”从“邑”，切音为井户，而他却认为是“郉”字、读作口坚切；“疋”就是“雅”字，他却认为是八分书中的正字。因此他的说法也没有完全符合六书的意义。戴侗说：文字产生于声音。有了声音，然后用文字表现它，意义和声音同时确立；治理事务越繁杂，技巧也越多，所以有人刻画竹木作为标记，这就是所谓“契”。契刻不足以穷尽变化，于是描摹事物的形状，指示事情的状态，再刻画它们来配合事物的名称，简牍和刀笔便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谓“书”。象形、指事仍不足以穷尽变化，于是增加转注、会意，仍然不够；没有可取的形体和意义，便只取声音。因此各依事物类别，以声音使之相谐。木的形状可以描摹，但松、柏等区别不能全部描摹，所以借‘公’来谐‘松’的声音，借‘白’来谐‘柏’的声音。水的形状可以描摹，但江、河等区别不能全部描摹，所以借‘工’来谐‘江’的声音，借‘可’来谐‘河’的声音。这就是所谓谐声。五种方法仍不足以穷尽变化，于是用假借来沟通，文字的功用才完备。六书的意义虽然不同，但都以形声为基础。赵古则说：六书第一是象形，是文字的根本；第二是指事，是加在象形之上的方法；第三是会意；第四是谐声，是把象形、指事结合起来；第五是假借。第六是转注，是寄托在前四种方法之中的。独体字称为文，合体字称为字。象形、指事属于文；象形是纯粹的文，指事是在文上有所增加。会意、谐声属于字；各种声旁是纯粹的字，会意是字的间接形式（去声）。假借、转注则兼有文字的性质。文字起于象形，由指事滋长，由会意扩展，由谐声完备。发展到声旁，便没有不可以谐声的了。前四种方法还不足以表达，于是用假借来沟通声音；声音仍有不相合的，又用转注来推演声音。象形和指事本是一类，象形有所增加就成为指事；会意和谐声本是一类，会意以声音为主就成为谐声；假借和转注本是一类，假借协调声音就成为转注。明白这一点，六书的功用就完备了。臣等谨慎考察：赵古则又论述母字和子字相生的意义，认为母字能够产生子字，却不能产生“因”字。他批评许慎《说文》以“句”产生“拘”，以“钩”产生“菐”而“菐”产生“仆”，以及会意以“句”产生“防”。他说“菐”作为子字不能由母字产生，是虚设的。但《说文》各部的次序本来相互承接，偏旁彼此联系。若认为“句”“菐”二字不能相生，那么《说文》中不能相生的字就很多了。因此，赵古则所论象形、指事为文，会意、谐声为字，虽然意义上可以说通，却不能概括六书的全部旨趣。吴元满说：“文字有六书，就像法令有条例；否则便会散漫而没有纲纪。所以六书第一是象形，描摹事物而画出形状，一看就能知道；第二是指事，在形体上增加表示事物的符号，指出来就能区别；第三是会意，会合两个字形构成新字，领悟后就能通晓；第四是谐声，以声音附会意义，调和构成文字，听到声音就能辨别；第五是假借，借用四种字体来表示其他意义；第六是转注，转变四种字体的声音，用来注释其他意义。六书使文字的形体和功用都完备了。” 臣等谨慎考察：吴元满论述六书，其中五项都与《说文解字》相合，只有…… 他论述转注时，把“注”解释成注释，仍然专门拘泥于语言意义，没有结合形声偏旁来贯通说明。

译赵宧光说：六书彼此相互生成，有指事与形相互生成的，有象形与事相互生成的，有谐声与意义相互生成的，有会意与声音相互生成的，有假借与转注相互生成的，有转注与假借相互生成的，也有始于一种书体而五种方法交互相生的。大体说来，六书的实际内容出自造字者；六书的名称未必出自造字者。即使造字者曾有这些名称，六书的剖析、区分和归类，也未必出自造字者。如果先确定六书，然后再造字，就不对了。臣等谨慎考察：赵宧光这段论述确实概括了六书的要旨。所以后人进行分类，把某字归入某一门，虽然有分歧，但实际上并不互相违背。他又说：六书虽然各有归属，却常常交错合成文字。例如“东”本属会意，同时兼有形；“工”本属指事，同时兼有形；“引”本属象形，同时兼有事；“丰”“虫”本属象形，也兼有会意；“从”“支”本属会意，也兼有形；“龙”是形上加形；“二”“三”是事上加事；“熊”“罴”一类，则形、意、声三种方法交互使用。至于“榘”字，六书意义的变体无不具备。如果一定要把它限制为一种方法，就会流于穿凿。臣等谨慎考察，各家关于六书分合的说法虽然不能完全一致，但六书的大旨，尤其在于区分偏旁部件各自所属的类别。因此《说文》以后解释字义的书，如考究古文字的《汗简》、贯通楷书的《玉篇》，无不把某些字归入某一部，严格厘清条理。例如“喜”“同”“谷”“史”等字都从“口”；“员”“邑”“韦”“京”等类都从“囗”（音‘围’）。至于“石”“足”“鬲”“壴”等类，形似“囗”却又不是“囗”（“石”像山石在“厂”下面；“足”像膝盖的圆骨在胫骨上面；“鬲”取象于鼎一类器物；“壴”像古代盛食肉的豆形器）。至于“革”“还”等字，与“口”“囗”都不相同（“革”中间从“臼”形；“还”从“睘”，“□”“远”等字都从“袁”，“袁”是“叀”的省体，“叀”又由“厶”变为“口”）。又如“晳”从“白”，“香”从“甘”；至于“百”以及“习”一类，都从“白”（“白”就是“自”字），却与“白”本身不相同。又如“里”“畱”“当”“男”都从“田”；“富”“畗”等字从“髙”的省体，所以似“田”而实际不是“田”；“思”“卑”“畀”“畏”等字也都与“田”不同（“思”从“甶”，“虑”字从此；“卑”从“甲”，“畀”从“由”，“畏”从“甶”；“甶”音敷弗切，“禺”字也从此）。又如“昔”“旧”“防”“黄”等字都不从“艸”（“昔”作“防”，像残肉在太阳下晒干，与“俎”意义相同；“旧”从“萑”，“萑”从“▯”，“▯”音工瓦切，是羊角；“防”从二十，即“廿”；“黄”从“炗”“苂”，是古文“光”字）。又如“要”“迁”“覇”“覆”都不从“西”（“要”作“□”，从“臼”取象；“迁”作“□”，从“臼”，“甶”声；“覇”作“霸”，从“□”和“月”，表示月初生，霸然有光；本读普伯切，今作覇王的“覇”，读必驾切；“覆”从“□”，读呼讶切，“覈”字也从此）。“农”“豊”等字都不从“曲”（“农”作“防”，从“防”，“甶”声；“丰”是举行礼仪的器物，上部从“▯”）。“徒”“从”等字都不从“彳”（“徒”从“辵”，从“土”，从“从”）。“从”本来写作“从”，由两个“人”组成，有时加“辵”。又如“卖”不从“土”（“卖”作“□”，上部从“出”，“敖”字也从此）；“稽”不从“禾”（“稽”从“禾”，“禾”古音切，是木的弯曲顶端）；“于”不从“方”（“于”本是“乌”字的省写，旁边从“□”）；“朋”不从“月”（“朋”本是“鳯”字，篆文作“□”，像凤凰飞翔的形状，后来借作“朋”字）。诸如此类，不能拿楷书笔画拘泥地衡量篆文；由此推究推广，才可以探求创制文字的初始意义。因此要分析偏旁的归属，区别各部，使每一部统摄其源流，使每个字各归其母字，篆书、隶书、楷书、草书都贯通一致。至于“□”旁加“彡”（篆文“寻”作“得”，从“又”“口”“寸”，“工”声）；“□”右边加“于”（“智”篆文作“□”，从“白”“于”“知”，古文又作“□”）；“晨星”“晨夜”的字形各不相同（房星称为“晨”，篆文作“曟”，从“晶”，“晶”是精光；“□”从此；早晨的“晨”，篆文作“防”，从“臼”“辰”）；“美好”“嗜好”的“好”写法也不同（美好的“好”从“女”“子”，《尚书》中“无有”写作“好”；“好”字篆文作“妞”，从“女”，读呼列切）。因此，篆书用来追溯字源，隶书用来贯通流变；今天的楷书以明确字形、适合实用为主，也不必拘泥于古法而用同一标准苛求一切。

译辽、金、元书法略。臣等谨慎考察：郑樵《六书略》后面附有古今异文、某一朝代异文、各国异文的图表，但所列文字杂取钱币、刀币、钟鼎等古器作为依据。如今只有钟鼎等古器上的文字，就现存者而言，还可以看出大小篆以前六书的大概，因此谨慎地把概要附列在后面。至于辽、金、元三朝的文字，史家所记没有专门论述书法的篇章，所以辽、金两代的文字实在很少有可靠依据，现在在本卷中略举数条。《辽史·太祖本纪》说：神册五年正月，开始创制契丹大字。天赞三年九月，下诏磨平、开凿遏可汗的旧碑，用契丹字、突厥字和汉字记载他的功绩。《辽史·耶律庶徴传》说：“起初，太祖创制契丹大字，取各部乡里的名称，续写成一篇，附在卷末。” 《契丹国志》说：辽太祖取隶书的一半加以增删，创制文字，共有数千字。《金史·章宗本纪》说：明昌五年正月，因为叶噜古绅最初创制女真字，诏令加以封赠。《大金国志》说：太祖天辅六年，命左丞相陈王乌塔撰写女真字，以便推行。《金史·完颜希尹传》说：希尹本名古绅，是阿骨打的儿子。金人起初没有文字，国势日益强盛，与邻国交好，于是采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创制本国文字，以完备制度。希尹于是仿照汉人的楷书，依据契丹字的制度，结合本国语言创制女真字。（《金史·穆宗第五子勗传》说：完颜希尹仿照契丹字制成女真字。）天辅三年八月，文字制成。太祖非常高兴，命令颁行。后来熙宗也创制女真字，和希尹所制的字一同使用。希尹所撰的称为女真大字，熙宗所撰的称为女真小字。臣等谨慎考察：关于金代创制女真字的时间，《大金国志》记为天辅六年，《金史·完颜希尹传》记为天辅三年。据《通鉴》，宣和元年八月，金人创制女真字。宋代宣和元年，实际上就是金代天辅三年。臣等又谨慎考察《金史·选举志》说：“大定四年，命令颁行用女真大小字翻译的经书。大定二十年制定制度，考试策问使用女真大字。”《辽史·耶律富鲁传》又说“能够诵读契丹大字”。《金史》各列传中，也多有通晓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的说法。由此可见，金代一朝，契丹字、女真字和汉字并行使用。但列传中既有“通晓契丹、女真字”的说法，就说明当时未必人人都通晓这些文字，这一点可以知道。《辽史》《金史》都出自元中书右丞相托克托主持修撰，当时距离辽、金两代还不远，文献仍有足够的证据可供考察。然而托克托没有辑录创制文字的意义和条例，把它们写入史册，导致两朝创制文字的事迹湮没无传，这确实是当时疏忽简略所造成的。《元史·帝师帕克斯巴传》说：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帕克斯巴为国师，命他创制蒙古新字。文字制成后，进呈皇帝。这套文字只有一千多个字，字母共有四十一个。字母相互关联组合成字，有“韵关”的方法；用两个、三个、四个字母组合成字，有“语韵”的方法。但大体以谐声为根本。至元六年，下诏向天下颁行。诏书说：“朕认为，文字用来书写语言，语言用来使事务不至断绝，这是古今共同的制度。我国起源于朔方，风俗崇尚简朴古雅，没有来得及创制文字。凡使用文字，因而采用汉楷和回鹘字，来表达本朝的语言。考察辽、金以及远方各国，按例各自都有文字。如今文治逐渐兴盛，而文字却有所缺少，对于一代制度来说实在还不完备。因此特意命国师帕克斯巴创制蒙古新字，翻译书写一切文字，只希望语言顺畅、事务能够表达而已。从今以后，凡有玺书颁发，都同时使用蒙古新字，并且各以本国文字作为副本。” 《元史·世祖纪》说：至元十二年，分置翰林院，专门掌管蒙古文字，由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持。至元十五年，下诏说虎符旧日使用回鹘字，今改用国字。至元二十一年，敕令中书省的奏目和文册都不许使用回鹘字，宣命、札付一律使用蒙古文字。《元史·文宗纪》说：至顺三年，命奎章阁学士院用国字翻译《贞观政要》，刻板印刷，赐给百官。臣等谨慎考察：关于蒙古字的制度，元人著述中有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载的蒙古字母，也有朱伯颜所载的蒙古字韵字母；其中讹误相沿，无法考订。我 皇上钦定《同文韵统》，把它综合 国书和梵字，对于蒙古字的字音、字体没有不一以贯通的，谨慎地把它们列载在 《皇朝六书七音二略》中，这里只就元代创制文字和使用文字的缘由 说明其大概。臣等又谨慎考察：古代篆书的异体文字，今天还能见到的，只有钟鼎等器物上的铭文，大略可以寻求六书的源头。《钟鼎篆韵》《汗简》《古文四声韵》《广金石韵府》等书，虽然也搜集了这些字体，却没有辨明它们怎样合于六书的规范。只有宋代吕大临《考古图》后附有一卷释文，考证最为充分，现在摘取其中要点，用来帮助考订。古文，是三代文字的名称。这个名称的起因，是要把语言记在简册上，于是描摹事物形状来画字，所以最初以象形为主，不追求笔画匀称端正。后来遇到没有形状可以描摹的事物，于是会意、假借、形声、指事、转注等文字形式产生。周朝兴起后，重视文书，要求文字统一，笔画逐渐匀整。我私下认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大篆已经有所修正，所以和古文有许多不同。到了秦代李斯、程邈等人，又加以省略改定，称为小篆，也就是今天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字体。小篆兴盛而古文消亡。汉代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得到古书；又有张苍献上古本《春秋左氏传》，鲁地三老献上古本《孝经》，郡国又从山川中得到鼎彝器物的铭文，这以后古文才重新出现。

译孔安国用伏生口头传授的经书来训释墙壁中的古书，并用隶书确定古文字形，这样古文才逐渐能够训读。流传到今天的，有《古尚书》《孝经》、陈仓石鼓，以及郭氏《汗简》、夏氏《集韵》等书，仍可作为参考。然而根据今天所绘古器铭文考察其文字意义，不仅与小篆不同，也有同一器物中同一个字，笔画多少、偏旁位置、左右上下都不一致的情况。例如伯▯父敦的“▯”字，一作“□”，一作“□”；“寳”字，一作“□”，一作“□”；“蕲”字，一作“□”，一作“□”；叔髙父簋的盖和底部都有铭文，其中“簋”字一作“□”，一作“□”；晋姜鼎中的“作”字，一作“□”，一作“□”。不同器物之间的情况，如“彛”“尊”“夀”“万”等字，也都是这样。由此可知，古文字的笔画不是小篆所能完全包括的。既然如此，今天仍有传承的古文，既然可以考察其大概，那么其余有的可以从字形推知，如“□”是“射”，“□”是“丁”，“□”是“壶”，“□”是“鬲”，“□”是“车”一类；有的可以从意义类别推知，如“□”是“鬳”，“□”是“□”一类；有的笔画比小篆少，如“□”作“惟”，“□”作“位”一类；有的笔画比小篆多，如“□”作“万”（小篆本来是“迈”字），“□”作“受”，“□”作“秦”，“□”作“▯”一类；有的左右倒置、正反不同，或上下位置不同，如“□□”都作“永”，“□□”都作“福”，“□□”都作“姜”，“□□”都作“姬”一类；其余都属于奇异文字，意义幽深，不能强行解释。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二。〈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三 七音略【一】臣等谨慎地考察：古代语音相通转变，其中由字母逐步演变而来的，占了大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条例说：“古人记音，只是用譬喻来说明；从魏代孙炎开始，才撰成《尔雅音》一卷。此书现在虽然已经失传，但其中散见于陆德明所引资料的内容，还可以考察而知。”《隋书·经籍志》记载《婆罗门书》一卷，又说：“自后汉佛法流行于中国以后，得到西域书籍，能够用十四个字贯通一切语音，文字简省而意义广博，称为《婆罗门书》。字母的方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晋、魏以后，等韵之学日益详备。唐代元和年间阳宁公、南阳释处忠撰写《元和韵谱》，列五个圆图为五声图，两个方图为九弄图。唐代舍利开始建立三十字母。《崇文总目》记载僧人守温《三十六字母图》一卷、僧人宗彦《四声等第图》一卷；横向有三十六个声母，纵向有四等，这就是七音《韵鉴》的起源。门法的建立，大概是因为古今字音不同，如果拘泥于一种音和法来处理反切，往往有许多不合，所以制定了许多门法来解决。郑氏志书只列出韵图，没有涉及门法，实在过于疏略。现在谨慎地把刘鉴的十六摄二十四图列在前面，以求简要概括；又补订门法二卷，绘图加以解释，并考订校正其中的错误，后面附上通释一卷，使后来的学习者可以借此考察古音。韵图 臣等谨慎地考察：郑氏志书依据《七音韵鉴》，列出内外转四十三图；其韵部完全依据《广韵》。《广韵》二百零六部，大概是隋代陆法言《切韵》的旧制，但韵字却与《切韵》不同。宋代《广韵》卷首题名说：“陆法言撰写，原由长孙讷言作笺注。”《集韵》的韵例也说：“祥符年间，命陈彭年、邱雍依据法言的韵书加以刊正增补。”这是《广韵》本于《切韵》的证据。《广韵》三钟韵“恭”字下注说：“九容切。陆法言把恭、蜙、纵等字收入冬韵，是错误的。”这是《广韵》的韵字不同于《切韵》的证据。《七音韵鉴》中，冬、钟二韵同属内转第二；冬韵列一、二等，钟韵列三、四等，其中“恭”“纵”字都收入钟韵，可见它有一部分韵字完全依照《广韵》。唐代李涪《刊误》责难陆法言把上声分为去声、把去声分为上声，又认为东、冬、中、终、▯的声律各不相同。然而《唐韵》《广韵》等书虽然先后有所损益，却没有超出《切韵》的规范，各家据此制作韵图，不能废弃。内外转四十三图，对于等第排列极为详备；但各声母下四等的字，四声分别归类，致使一个字的四声本来可以贯通，却反而分列在四处，很烦琐，不便阅览。司马光《切韵指掌图》把字母总合为三百八十四声，另列二十图，最为简明，但一个字的四声分列的问题也同样存在。韵鉴中只有元代刘鉴撰写的《切韵指南》一书，依照内外八转分为十六摄，横列三十六母，纵列四等；每一等的字，四声贯通排列，确实条理清楚。现在采纳它编成韵图一卷：其中独韵六摄，分为开、合二呼；互韵八摄，又把五韵中的果、假二摄合并为一摄。独韵六图，互韵十八图，共二十四图。旧图以《广韵》二百零六部为次序，现在则以内外八转为次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