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三十八

译魏模在武后时期任左拾遗；他的儿子景倩也世代传承这门学问，擅长此学。详见《子邕传》。王恭，滑州白马人。年轻时专心求学，在乡里教授学生，弟子有数百人。贞观初年，召任太学博士，讲授《三礼》，另作义理考证，极其精深博大。盖文懿、盖文达都是当时的大儒，每次讲授《三礼》，都遍举先儒的义理，却一定要充分阐发王恭的学说。【按：王恭、马嘉运原来附在孔颖达传之后，现因孔颖达移入圣裔传，特意分出另立专传。】马嘉运，魏州繁水人。年轻时曾为僧，后来还俗研究儒学。长于议论，贞观初年，屡次任命为越王东阁祭酒。后来退隐白鹿山，各地前来拜师求学的有上千人。贞观十一年，召任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认为孔颖达的《正义》繁琐冗长，便挑剔其中的瑕疵，诸儒都佩服他的精审。高宗任太子时，召他为崇贤馆学士，多次与洗马秦暐在宫中侍讲。最终官至国子博士。【按：《唐书》原有徐旷、陆元朗、欧阳询、朱子奢、张士衡等传，他们都曾以经学侍奉隋朝，现一并移入《文苑传》。】贾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年间，官至太学博士。编撰章句注疏很多。他的儿子大隐，仪凤年间任太常博士，屡次升任中书舍人。垂拱年间，博士周悰请求武氏宗庙设七室，唐朝宗庙设五室，等级低于诸侯。大隐上奏说：“秦、汉时代太后临朝称制，从来没有违背古制、超越礼法的先例。周悰减少国庙的室数，违背大义，不可以作为训法。”武后不得已，只能假意听从。时人都佩服大隐持守正道。最终官至礼部侍郎。贾公彦向赵州李玄植传授经学。李玄植又从王德韶学习《左氏春秋》，从齐威该学习《诗》，博览诸子史书和百家之学。贞观年间任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多次召见他，让他与方士、僧人讲论。李玄植认为皇帝昏弱，常常委婉规劝讽谏。皇帝礼遇他，后来因事获罪，调任巴县县令。【旧书作汜水县令。】最终去世。【按：贾公彦传，《新唐书》附在张士衡传之后，现依《旧唐书》。】张后▯，字嗣宗，苏州昆山人。祖父僧绍，曾任梁零陵太守。父亲冲【旧书作“中”】，任陈国子博士。入隋后任汉王谅的并州博士。后▯刚成年，便以学问和品行著称。高祖镇守太原时，征召他为宾客，并把经书传授给秦王。义宁初年，任齐王文学，封新野县公。武德年间，升任员外散骑侍郎。太宗即位后，升任燕王谘议，跟随燕王入朝，受到召见。当初，太宗在太原时，曾问隋朝国运将尽，取得天下的人会姓什么。他回答说：“公家的德业使天下人心归附，如果顺应天意行动，从黄河以北着手，指日之间就可以平定，然后长驱进入关右，帝王之业就可以成就。”到这时，他把当初说过的话自陈出来。太宗说：“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忘记。”于是赐宴于月池。太宗命群臣以《春秋》中的义理互相问难，说：“朕过去从你那里接受了很大的道理，至今还记得。”后▯叩头谢恩说：“陛下是天生圣明，臣却把上天的功劳冒充为自己的力量，这是臣的罪过。”太宗十分高兴，升他为燕王府司马。出任睦州刺史后，请求退休。太宗看他身体强健，问他想任什么官，他于是陈谢，不敢提出请求。太宗说：“朕跟你学习经书，你向朕求取官职，有什么可疑虑的？” 后▯叩头说，希望得到国子祭酒的官职。没多久，升任散骑常侍。永徽年间退休，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朔日、望日入朝时的俸禄和赐给防阁的待遇仍按旧例。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旧唐书作“礼部侍郎”】，谥号康，陪葬昭陵。盖文达，冀州信都人，广泛涉猎前代典籍，尤其精通《春秋》三家传。刺史窦抗召集诸生讲论，当时老儒刘焯、刘轨、思孔颖达都在座，文达依照经义辨析举证，所说都是诸儒未曾探究的内容，满座都惊叹不已。窦抗认为他非同寻常，问他师从何人。刘焯说：“这个人聪颖出众，仿佛天生如此；如果以多问少，那么我可以做他的老师。”窦抗说：“冰由水生成，却比水更寒，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武德年间，授任国子助教，任秦王文学馆直学士。贞观初年【旧书作“贞观十年”】，升任谏议大夫，兼任弘文馆学士，做蜀王的老师。因蜀王获罪，他受到牵连而免官。后来任崇贤馆学士，去世。他的同宗族人文懿，也因儒学著称【旧书说文懿是贝州宋城人】，当时号称“二盖”。高祖在秘书省设置学校，教授王公子弟。文懿任国子助教，登堂讲学后，公卿相互提出疑问，文懿譬喻讲解精微隐奥之处，远近之人都尊崇仰慕他，最终任国子博士。谷那律，魏州昌乐人。贞观年间，连续升任国子博士，广泛通晓群书，褚遂良曾称他为“九经库”。升任谏议大夫，兼任弘文馆学士。随太宗出猎时，遇雨而全身沾湿，太宗于是问他：“油衣怎样做才不会漏雨呢？”那律说：“用瓦做成，就不会漏。”太宗喜欢他的直率，赐帛二百段。永徽初年，在任上去世。他的孙子倚相，任秘书省正字，校勘复核图书，刊正订定了许多内容。倚相的儿子崇义，天宝末年任幽州大将，以勇武果敢闻名，历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后来客居蓟门。崇义的儿子从政，略通儒学，有风操，侍奉李宝臣，历任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李宝臣和张孝忠娶了他的女儿，她们是姐妹。李宝臣起初倚重任用从政，晚年渐渐疏远并猜忌他，从政于是闭门谢绝交游。到李宝臣的儿子惟岳掌管节度事务，与田悦谋划拒绝天子的命令，从政劝他说：“皇上英明果断，贬抑诸侯，是想达到太平。你的父亲与燕地有刻骨的仇恨，天子发兵讨伐，命令将帅时没有比燕地更早的；要诛除仇敌、报复旧怨，必定会竭尽全力才罢休。先前你的父亲诛杀大将一百多人，那些幸存的子弟常常心怀不平；趁危乱相互倾覆，谁又不能这样做呢？” “从前魏国有洺水之战，王师四面会集，自己投奔零陵，仰天流泪，不知如何脱身，幸赖你的父亲保护，使军队停止前进；而且先帝宽厚仁慈，仅仅获得赦免宽贷，否则田氏还会有后代吗？如今田悦凶狠狡猾，谁能和承嗣相比？你又担心富贵不能出于门户，便想在外长期抗拒吗？况且人心难以知道，天道难以欺骗，军中的将领趁危乱乘隙而起，自古以来难道还少吗？如今谋求长久安定的办法，不如让你的哥哥惟诚代理留后，你赶快入朝任宿卫，这样就可以保全福禄了。”惟岳不采纳，从政称病不出。惟岳所信任的王他奴等人怀疑他心怀怨望，每天窥伺他。从政害怕，于是吐血，立即服药自杀，说：“我并不恨自己死去，只痛惜他使宗族覆灭了。”后来惟岳被杀，事情果然如从政所料，归于王武俊。

译许叔牙，字延基，润州句容人。贞观年间，升任晋王府防军事、弘文馆直学士【按旧书作“累授晋王文学兼侍读，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与新书不同】。他对《诗》《礼》尤其精深，进献《诗纂义》十篇。太子命人抄写副本，交付司经局。御史大夫高智周见到后说：“想要通晓《诗经》的人，应当先读这部书。”贞观二十三年去世【按叔牙原附在萧德言传之后，今萧德言移入《文苑》，所以析出另立专传】。敬播，蒲州河东人。贞观初年，考中进士。那时颜师古、孔颖达正在编纂《隋史》，诏令敬播到秘书内省参与编纂。两次升迁后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随太宗进入高丽时，太宗把交战过的山命名为驻跸山。敬播对人说：“皇帝的车驾不会再向东行了。这座山之所以这样命名，大概是天意。”后来果然如此。升任太子司议郎，当时这个官职刚设置，尤其清要亲近。中书令马周叹息说：“遗憾的是资品虚高，不能历任这个官职。”又与令狐德棻等编纂《晋书》，凡例都是敬播提出的。有关部门建议说：“谋反大逆之罪，只令父子连坐处死，不牵连兄弟，请重新议定。”诏令群臣议论，敬播说：“兄弟虽然有孔怀之亲重，但比起父子关系就轻了，所以活着住在不同房舍，死后分属不同宗族。如今高官重爵的制度，本来只牵连子孙而不涉及兄弟，哪里有荣誉的范围把兄弟隔开，而罪罚却让他们同等承担的道理？”诏令采纳了敬播的意见。永徽以后，官位更加显贵，历任谏议大夫、给事中。当初，敬播与许敬宗编纂高祖实录，记载从创业到贞观十四年；到这时又编纂太宗实录，记至贞观二十三年。因事获罪，出任越州长史，后调任安州。龙朔三年去世。房玄龄曾嫌颜师古注《汉书》文字繁多，命人摘取其中要旨，编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为兴盛，其中成就显著的，如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都是名家。刘伯庄是彭城人，任弘文馆学士，升任国子博士，与许敬宗等人讨论编纂了许多书，最终任崇贤馆学士。他自己所著的书也有一百多篇。儿子之宏继承了他的学业。武后时，以著作郎兼修国史，最终任相王府司马。睿宗即位，追赠秘书监。秦景通是晋陵人，与弟弟秦暐都很有名，皆精通《汉书》，号称“大秦君”“小秦君”。当时研究《汉书》而不是师从他们的人，都认为没有门径。景通官至太子洗马，兼任崇贤馆学士。秦暐后来又任用并担任了他的官职【按《唐书》此下附刘讷言传，传称讷言任太子洗马，曾编《俳谐》十五篇供太子娱乐；太子被废，讷言受牵连而除名，今删】。罗道琮，蒲州虞乡人，慷慨而崇尚节义。贞观末年，上书触犯皇帝旨意，被流徙岭表。有一名同样被贬斥的人死在荆襄之间，临死时哭着说：“人生总有一死，难道要独自把尸骨弃在异乡吗？”道琮说：“如果我能回去，终究不会让您独自留葬在这里。”道路向左转离开一年多，遇到赦免返回时，因连日大雨积水，已经找不到他的葬处。道琮在荒野的水波中悲痛号哭，忽然有地方像沸水一样涌动。道琮说：“如果尸体在那里，就再涌一次。”祷告完毕，水又涌出，于是找到了尸体，背着他回到故乡。不久考中明经，官至太学博士，成为当时著名的儒者。郎余令，定州新乐人。祖父颖，字楚之，与哥哥蔚之都很有名。隋大业年间任尚书民曹郎，蔚之官至左丞。隋炀帝称他们为“二郎”。武德年间，颖以大理卿的身份封常山郡公，与李纲、陈叔达制定律令，持节出使晓谕山东，被窦建德擒获；窦建德用刀威胁他，他始终不屈。贼军平定后，他以年老请求退职。贞观初年去世，谥号平。父亲知运，任贝州刺史。余令博学多才，考中进士，授任霍王元轨府防军事。从父知年，也任霍王的王友。元轨常说：“郎家两位贤者都进入府中，没想到低洼的小土堆竟然和松柏一起形成树林了。”调任幽州录事。防军中有人做僧人，堆积柴薪自焚。长史裴煚率领官属准备前往观看，余令说：“人喜欢生存、厌恶死亡，这是人情。这个人违背并轻蔑教义，反过来做自己本来不愿做的事，您应当察看其中情由，不要轻率前往。”裴煚试着查访审问，果然发现了其中的奸情。孝敬皇帝在东宫时，余令因为梁元帝有《孝德传》，另行编撰后传数十篇，献给太子。太子赞叹并重视他，改任著作佐郎。去世【按《唐书》此下有余令兄余庆附传，今删】。徐齐聃，字将道，湖州长城人，世代寄居冯翊，是梁慈源侯整的第四代孙。徐齐聃八岁就能写文章。太宗召见并考试他，赐给他自己佩戴的金削刀。被举为弘文生，调任曹王府防军事。高宗时任潞王府文学、崇文馆学士，侍奉皇太子讲学，在芳林门修撰书籍。当时他的姑母任皇帝的婕妤，他嫌自己因恩宠而升迁，请求出任桃林令。召回任沛王侍读，再升任司议郎，都没有就任。多次升任西台舍人。长孙无忌因谗言而死，家庙被毁坏倒塌，齐聃对皇帝说：“齐献公是陛下的外祖父，即使后代有罪，也不应当连累毁坏先祖的庙。如今周忠孝公的庙反而修饰得超过制度，恐怕不是向天下显示正道的做法。”皇帝醒悟，下诏恢复齐献公的官爵，让无忌的孙子延主持祭祀。齐聃擅长诏诰文章，皇帝喜爱他，命他侍奉皇太子和诸王撰写文章。因所任职务枢要繁重，获准隔日入宫一次；后来因泄露宫禁中的事情，被贬为蕲州司马【旧书作“苏州司马”】，又流放钦州，死在那里。睿宗时追赠礼部尚书。儿子名坚。

译坚，字元固，幼年就有敏捷的天性。沛王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给纸让他作赋，认为他非同寻常。考中秀才，任汾州防军事，升万年主簿。天授三年，上书说：“书中有五听，法令有三覆，都是担心审判失实。近来遇到犯大逆之罪的人，诏令使者审查核实，往往立即决定人的生死；即使万分之一不真实，想要申诉也无从申诉，只能导致灭族，难道不可悲吗？这样并不足以查察下级的奸乱，反而会助长使人任意施行威福。臣请求按照法令复奏，那么死者也没有遗恨。古代刑罚不牵连后代，所以却芮扰乱国家而缺却能够入朝，嵇康遭受杀戮而嵇绍死于患难；至于其他亲属，就不再因此怀疑。如今选官部门广泛追究逆人的亲属，以至没有服亲关系的人也有数十条禁令；而诏书规定，与逆臣同堂的亲属不得任京畿官，缌麻亲不得任侍卫。臣请求除诏书所规定的以外，一概不要禁止，以表示宽大。”圣历年间，东郡留守杨再思、王方庆共同举荐他任判官。王方庆精通礼乐，曾向他询问疑义，坚替他解释，常常使他听到从未听过的内容。他撰写文章典雅厚重，杨再思常称他为凤阁舍人。他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共同编修《三教珠英》，当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其事，却多年没有下笔。坚与张说专心编纂综合各条、汇集各类的内容，粗略确立诸儒的篇章，由此才得以完成。后来坚多次升迁至给事中，封慈源县子。中宗因韦月将发怒，想立即杀掉他，坚上奏说：“盛夏正是万物生长的时候，请等到秋天再处决。”当时为韦月将求情的人也很多，因此得以杖刑处死。不久以礼部侍郎兼任修文馆学士。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参与修史，进封东海郡公，升任黄门侍郎【按旧书载：由刑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授左散骑常侍，转黄门侍郎；叙述封东海郡公在玄宗朝，与此不同】。当时监察御史李知古发兵攻打姚州渳河蛮，使其投降，又请求筑城，使他们输纳赋税徭役。坚议论说：“蛮方只是以羁縻方式使其归属，不应与中原实行同样的法令，恐怕劳师远征，所得反而抵偿不了损失。”皇帝不听，诏令李知古征发剑南兵修筑城堡，设置州县。李知古因此想诛杀蛮族豪酋，把他们的子女收入为奴婢；蛮人害怕，杀死李知古，相继溃散反叛，姚州、巂州的道路闭塞不通达数年。当初，太平公主掌权，武攸暨多次邀请坚，坚不答应；又因为妻子是岑羲妻妹而坚决推辞机密职位。后来转任太子詹事，说：“我不是求取高位，而是为了逃避祸患。” 岑羲失败后，坚没有沾染他的罪恶，出任绛州刺史，多次调往外地，久后才升任秘书监、左散骑常侍。玄宗把丽正书院改为集贤院，任命坚为学士，辅佐张说掌管院务。皇帝举行大酺时，集贤院的帐幕高于百官各司，张说命人悬挂大榜，以夸耀这种宠遇。坚看见后，立即命人撤掉，说：“君子哪里会取悦于多加夸饰呢？”皇帝登泰山时，坚参与制定礼仪，加授光禄大夫。坚宽厚，是位长者，对典章旧故多有熟悉。总共七次主持编纂，最后在任内去世。皇帝哀悼惋惜，派使者前往吊祭，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齐聃的姑母长大后任太宗充容，仲任高宗婕妤，都明晓图书史籍。议论者把坚父子比作汉代班氏。坚的儿子峤，字巨山，开元年间任驾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河南尹，封慈源县公。父子相继任学士，从祖父到孙子三代都任中书舍人。沈伯仪，湖州吴兴人。武后时，任太子右谕德。当初，太常少卿韦万石议论明堂大享之事，说郑玄主张祭祀五天帝，而肃主张祭祀五行帝。贞观礼采用郑玄的说法，到了显庆礼祭祀昊天上帝。干封诏书规定祭祀五天帝，同时祭祀昊天上帝，诏书采用贞观礼。仪凤初年，诏令祭祀之事一律采用周制，如今应当使用什么乐章？高宗于是诏令尚书省召集诸儒议论，仍不能确定。于是大享暂且采用贞观、显庆两种礼制。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义上奏说：“尊奉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礼，天对于万物是最大的，把父亲配享上天，是孝道之大、尊奉之极。《易》说先王作乐以崇尚德行，把丰盛的祭品进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上帝就是天。祭祀昊天时应当让祖考共同配享。请让太宗、高宗在圆丘配享上帝，让神尧皇帝在南郊配享感帝。”《祭法》说祖祭文王，宗祭武王；祖是始祖，宗是尊祖，同一个称号而有两种意义。经书称“宗祀文王”，文王本应称祖而说宗，是把武王也包括在内来说。可知明堂让祖考配享，与两部经书相合。伯仪说：“有虞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喾，尊颛顼为祖，尊尧为宗；夏后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鲧，尊颛顼为祖，尊禹为宗；殷人禘祭喾，在郊外祭契，尊契为祖，尊汤为宗；周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稷，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郑玄说：‘禘、郊、祖、宗都是配享。’祭祀昊天于圆丘称为禘，祭祀上帝于南郊称为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称为祖宗，这是说得最详细的。虞、夏舍弃颛顼而以喾配郊祭，殷人舍弃契而以喾配郊祭，取舍颠倒，只有周人得到了礼制的次序。到了明堂才让两人配享。文王在上配享五帝，武王在下配享五神，这是区别父子。经书说‘尊奉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礼’，又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下面说尊奉武王以配享上天；这说明武王虽在明堂配享，却还没有达到配享上帝的地位，虽然共同祭祀，最终仍是一个主位。纬书说：‘后稷是天地之主，文王是五帝之宗。’如果让同一个神接受两次祭祀，那么进献祭品就会多次重复，这是因为一个神不能有两个主位。贞观、永徽的礼制确实是专一配享，显庆以后才开始兼加尊奉。如今请让高祖配享圆丘、方泽，让太宗配享南北郊，让高宗配享五天帝。”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论说：“如今祭祀昊天上帝等五祀，都奉高祖、太宗共同配享，以申明孝道。《诗经》说：‘昊天这一章，是两位后妃接受它。’《易》说：‘进献上帝，以祖考配享’，有兼配的意义。高祖、太宗既然先已配享五祀，就应当像旧制一样，请奉高祖历次配享。”从此郊祭、圆丘祭中三位皇帝共同配享。伯仪历任国子祭酒、修文馆学士，去世。

译路敬淳，贝州临清人。父亲文逸，遭逢隋末大乱，全家死于盗贼。文逸逃脱，流离困苦，因悲伤家中多难，闭口不吃饭。路人怜悯他的困穷，强行给他饮食，又背着他同行，这才得以脱险。贞观末年，任申州司马。敬淳年轻时努力求学，双脚从不踏出家门。居父母丧期间，靠着丧庐三年不出。服丧期满，号哭着进入家门，形体面容消瘦憔悴，妻子都认不出他。后来考中进士。天授年间，两次升迁为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崇贤馆学士，多次奉诏编纂庆贺和礼仪典章。武后称许他，尤其精通姓氏谱系。从魏晋以来推究姓氏的源流，都有条理次序，著有《姓略》《衣冠系录》等一百多篇。后来因与綦连耀交往获罪，下狱而死。神龙初年，追赠秘书少监。弟弟敬潜，年轻时与敬淳齐名，官至中书舍人。唐初研究姓谱的人中，只有敬淳是名家。后来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编纂，但都以路氏的著作为依据。王元感，濮州鄄城人。考中明经高等，补任博城丞。纪王慎任兖州都督时，对他厚加礼遇并下令征召；纪王的儿子东平王绩前往拜他为师。天授年间，逐渐升任左卫率府录事，兼任弘文馆直学士。武后时已经举行郊祭，于是又举行明堂大享，并封禅嵩山。诏令他与韦叔夏等起草仪注，众人都推许他精练通达。转任四门博士，仍任弘文馆直学士。年纪虽老，读书从不停止。夜间上表进献所撰写的《纠谬春秋》《振滞礼》《绳愆》等书，共有数十至数百篇，请求官府提供纸笔抄写，收藏于秘书省。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和成均博士共同议论其书的是非。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人本来属于章句之学的学者，看见元感指摘先儒的异同，很不高兴，多次阻挠、诘问他的说法。元感抓住缝隙申述解释，最终没有屈服。魏知古看到他的书，叹息说：“这是五经的指南啊！”徐坚、刘知几、张思敬等人爱惜其中的奇异见解，常常帮助他整理。他们联名上疏推荐，于是下诏褒奖赞美，称他为儒学宗师。授任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中宗因为他是东宫旧日属官，加授朝散大夫。去世【按《唐书》此下有王绍宗传，因事迹没有可记载的内容，今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彭景直，瀛州河间人。中宗景龙末年，任太常博士。当时献昭、干三陵都每天祭祀。景直上书说：“按照礼制，陵墓不实行每日祭祀。宗庙有按月祭祀，因此君王设置庙、祧、坛、墠，根据亲疏和多少来区别等级。设置七庙、一坛、一墠。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的，都按月祭祀。远祖之庙称祧，只举行时享和尝祭就停止；离开祧庙的设坛，离开坛的设墠，有祷告才祭祀，没有祷告就停止。”谯周说：“天子的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庙，都在朔日加以荐祭，仿照生前朔日进食，所以称为月祭。二祧庙不实行月祭，那么古代就没有每日祭祀。如今各陵在朔日、望日进食，是接近古代的大祭；各节日进食，是接近古代的荐新。”郑玄说：“殷事是在每月朔日和月半，荐新是奠祭。按照《仪礼》，朔日和月半的祭祀仍如平常日子的朝夕祭。大祥祭以后，就实行四时祭祀。这些祭祀都是在宗庙中进行的。”近代才开始在朔日、望日和各节日祭祀陵寝，只有四时及腊月在宗庙举行五次享祭。考察经书、核对礼制，没有陵墓每日祭祀的记载。汉代京师，从高祖到宣帝，以及太上皇、悼皇考的陵墓旁都建有庙园，各自有寝和便殿，所以每天祭祀寝宫，每月祭祀便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日〕 贡禹认为礼节繁多频繁，向元帝说明，请求停止郡国宗庙。丞相韦玄成等人后来借此议论，认为七庙以外的寝园也都不应再修缮。议论者还认为祭祀不宜太频繁，应恢复古制，在宗庙实行四时祭祀。刘歆引用《春秋外传》说：“祖、祢每日祭祀，曾祖、高祖每月祭祀，二祧按时享祭，坛、墠每年祭祀。”魏晋以来不再祭祀墓地。臣认为应当停止各陵的每日祭祀，符合礼制。皇帝没有听从，因而下诏让有关部门说明：“各陵不应每日进食。”礼制是根据人情制定的，沿革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古代、固守所听到的呢？乾陵应当早晚进献祭品，昭献陵每天进献一次；如果主管部门费用不足，可以削减朕的日常膳食来供给。中宗去世后，葬于定陵。有关部门议论，想让和思皇后附葬，但皇后被武后杀害，找不到尸身所在，只能招魂，与中宗的梓宫合葬。景直说：“招魂之事古代没有传说，不可以这样做。请按照桥山收藏衣冠的旧例，放入皇后的翚衣，修复寝宫，抬着衣服制成的魂车，告祭太牢，把它放入墓穴中，奉上皇帝的梓棺，右边覆盖夷衾。”众人都认为他说得对。诏令说：“可以。”景直后来历任礼部郎中，去世。卢粲，幽州范阳人，是后魏侍中阳乌的五世孙。祖父彦卿也擅长著书【按旧书说：彦卿撰《后魏纪》二十卷，当时流行，官至合肥令】。卢粲刚成年就考中进士。神龙年间【旧书作景龙二年】，多次升迁至给事中。当时节愍太子被立，韦后嫉恨他，暗示中宗把卫府的封物拨给东宫。卢粲驳奏说：“太子掌管岁时祭祀所用的匕鬯，应当从百司取得。《周礼》规定各项财物器用，年终都要封存，只有王和太子不封存。如今竟然让太子与诸王同等，这是不符合所说的效法古代法度。”诏令准许了他的意见。武崇训死后，诏令规定他的墓地按照陵墓制度办理。卢粲说：“凡是王公主的墓，都不能称为陵。只有永泰公主的事情出于特别制度，不是后人可以援引相比的。武崇训的墓地，请按照诸王墓地办理。”诏令说：“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没有不同，武崇训对于公主来说，应当同穴合葬并称为陵，没有疑问。”卢粲坚持上奏说：“陵这个称呼，本来是施用于最尊贵者。武崇训的亲属关系还比不上雍王，雍王的墓尚且不称陵，武崇训怎么能因为公主而借用这个名称？”诏令准许了他的意见。公主大怒，把卢粲调出任陈州刺史。卢粲说：“只要我所论述的能够实行，即使路途遥远，又有什么可怕的？” 开元初年，任秘书少监。他的堂叔行嘉，任雍王记室，也以学问闻名。卢粲多次进封至固安县侯，最终任邠王傅，去世，谥号景。

译尹知章，绛州翼城人。年轻时勤奋好学，梦见有人拿着大凿子劈开他的心，把药放进去，从此以后他的心智日益开明，完全通晓各经的精义。长安年间，升任定王府文学，调任太常博士。中宗时，议论者想把凉武昭王作为始祖，以补足七庙之数，知章议论说武昭王世代久远，并非唐王业所由开始，因此事情停止。出任陆浑令，因事获罪，立即弃官离去。当时散骑常侍解琬也罢官归乡，与知章深思经术，学问都很精深。睿宗即位，张说向朝廷上表推荐他们，知章升任礼部员外郎，转任国子博士。马怀素整理秘书省的奏议时，知章负责校正文字，每逢休沐日仍不停讲授。对于《易》《老》《庄》尤其能深刻领会，弟子中贫困的，他都周济供给。他性情和厚，别人看不出他有喜怒，从不询问产业。儿子想多买柴米，为一年之中的储备打算，知章说：“如果按照你的打算，那么贫困的人靠什么取得资财？况且我难道还应当夺取百姓的利益吗？”开元六年在任上去世，所作注释很多，当时流传。门人孙季良等颂扬他的德行，把文章刻在东都国子监门外。孙季良，河南偃师人，另名翌，历任左拾遗、集贤院直学士。张齐贤，陕州人。圣历初年，任太常奉礼郎。武后诏令百官议论在明堂告朔、宣读时令和发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以及四方朝集使，都列于朝廷。太常博士辟闾仁谞说：“经书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制度，只有《玉藻》说‘天子听朔，在南门之外’，《周礼》说太宰在正月朔日向邦国、都鄙发布政令。干宝说：‘建子月的告朔之日’，这与《玉藻》所说听朔意义相同。如今元日宣读时令，符合古代听朔的事情。唯独郑玄因为秦制的《月令》中有五帝、五官，便说听朔一定要用特牲祭告当时的天帝和神，并以文王、武王配享。他的说法不对。《月令》说：‘那一月的帝是太昊，那一月的神是句芒。’这是说宣示命令、告知百姓，使他们奉行时令、从事农业；每个月都有政令，所以不能说是天子每月朔日配帝祭祀。告朔是诸侯的礼。《春秋》说鲁国既察看朔日，便登台观望。郑玄又说君主每月在宗庙告朔，这种祭祀叫朝享。鲁国从文公开始不再视朔，说明这不是天子所实行的礼。郑玄所谓告帝，就是告人帝，所谓神，就是重黎五官，并没有说天子拜祭。臣请求停止每月告朔祭祀，以符合古礼。” 齐贤不赞同他的说法，质问说：“《谷梁传》称‘闰月天子不告朔，其他月份就应当告朔’。《左传》说鲁国不告闰月的朔日，是废弃时令政事；由此可知诸侯即使逢闰月也告朔。周代太史向邦国颁布朔历，《玉藻》说闰月天子居于门中，这说明天子即使逢闰月也告朔。两家离圣人不远，记载应当不会错。如今议论者竟然根据太宰在正月朔日向邦国布治，就说天子只在元日告朔，完全失去了原意。一年的开端，六官各自发布自己所掌管的政典。干宝把‘吉’解释为朔日，所以世人误把‘吉’当作告朔；这是依据错误而违背经文，不能作为法则。议论者又引用《左传》的说法，认为专门说的是诸侯，却不知道《玉藻》和《左传》的说法正相同；而对天子却只说一年开始告朔，取舍为什么这样任意？又说时帝就是五方人帝。郑玄把时帝兼包天帝和人帝，所以用文王、武王配享；这样同时告祭两类五帝是没有疑问的。诸侯接受朔历后藏在宗庙，天子从天那里接受朔历，应当在明堂，所以告祭时帝并让祖考配享。议论者说：‘天子每月告祭并颁布朔历，那么诸侯怎么还能把朔历藏起来？’所以太宰在岁首发布一年的政事，太史把它颁布出去。事实不是这样。周代太史向邦国颁布朔历，是总共向诸侯颁发十二个月的朔历；天子仍然每月告朔，只是向官府、都鄙颁布而已。” 这是因为内外所说的对象不同。礼制不能废除。凤阁侍郎王方庆又推究说道：“明堂是发布政令的宫殿，用来彰明天时、统理万物。汉代儒者认为明堂与太庙是一回事，在那里宗祀祖先并配享上帝；取宗祀之义称为清庙，正室称为太室，朝向阳光称为明堂，建立学校称为太学，环绕水池称为辟雍，名称虽然不同，所做的事情相同，这是古代的制度。天子在正月上辛日，总括接受十二个月的政令于南郊，回来后把它藏在祖庙，每月取出一项政令，在明堂颁布。诸侯则从天子那里接受，藏在祖庙，每月取出一项，在本国实行。君王按照这种礼制向宗庙告祭，称为告朔；察看每月的政令，称为视朔。《玉藻》说：‘戴玄冕在东门外朝日，在南门外听朔。’郑玄解释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因此就在相应时令的明堂听朔。事情结束后住在路寝。如今元日在通天宫接受朝拜，有关部门于是宣读时令、发布政事，这就是古代的礼。旧说天子一年进入明堂十八次：大享一次，告朔十二次，四时迎气四次，巡狩之年一次。如今议论者只允许一年之初进入一次，不也太狭隘了吗？陛下幸而修建明堂，遵循采用告朔之事；如果每月都听朔，确实近于繁琐。每个孟月察看朔日，只应由朝廷制定礼仪，臣下不敢擅自决定。成均博士吴▯吾等共同议论说：“秦朝灭亡学校，告朔也随之废止。如今应当在四孟月和季夏到明堂告祭五时帝，堂上请兼用齐贤、方庆的意见。”不到几年，这种礼制也废止了。过了很久，齐贤升任博士。当时东都设置太社，礼部尚书祝钦明问礼官、博士：“周代田社的神主使用适宜当地的树木，如今社主用石，怎么办？”齐贤与太常少卿韦叔夏、国子司业郭山恽、尹知章等议论说：“《春秋》说君主出兵时，祭社祓除并衅鼓，祝官奉社主随军而行，所以说不服从命令就在社前诛戮。社稷神主用石，是因为可以奉持携行。”崔灵恩说：“社主用石，是因为石头由土地所产而最为坚实吗？”《吕氏春秋》说殷人社主用石，后魏天平年间迁移太社时也用石主，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周代田社用适宜的树木，大概是民间的社吧？不是大社。于是有人问：旧社主长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这该怎么办？齐贤等议论说，社主的制度礼书没有传下来。天子亲自出征时把它载着同行，因此不算过分重视礼制。社祭以土为主，象征阴气。《韩诗外传》说天子大社方圆五丈，诸侯减半，这是五土之数。”

译社主应当长五尺，以符合五的数目；方二尺，以符合阴数为偶数的原则。上部削成尖形，象征万物生长；下部做成方形，象征大地的形体；埋入土中一半，使根本和末端均衡。请按照古尺来测量。又有人问，社稷坛按照四方使用不同颜色，而中央不计尺数、覆盖黄土，是什么意思？齐贤等说：“天子大社宽五丈，分为四方，上面覆盖黄土，象征王者覆盖庇护天下。”既然四方如此，就应当用黄土覆盖坛上；旧坛上仅覆盖不计尺数的黄土，所覆盖的范围狭窄，不合古制。于是用四方的颜色装饰坛的四面和台阶，而用黄土把顶部全部覆盖。祭祀所用牲畜都为太牢。后来改称先农为帝社，又设置帝稷，都是齐贤等人参与制定的。中宗即位后，因武后把东都庙改为唐庙，议论补满七室，想以凉武昭王为始祖。齐贤上奏议论礼制：天子七庙，尊始封君为太祖，百代不迁。始祖的情况没有听说。殷代从玄王到汤，周代从后稷到武王，都是在太祖之后出生，合祭时有次序。景皇帝最初受封建立唐国，实际就是太祖；由于世代相近，所以仍在昭穆之列。如今却向上追尊武昭王为始祖，这不同于殷、周以契、稷为本始。武昭王的国家不能世代传承，后代又失去守护；景帝才是最初受封唐国的人，子孙承继的是他。” “如果舍弃近在眼前的唐国祖先，却远远追尊凉国祖先，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况且魏不以曹参为祖，晋不以司马卬为祖，宋不以楚元王为祖，齐、梁不以萧何为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祖。如今说武昭王为祖，可以吗？汉代因为周人在郊外祭祀后稷，有人议论想在郊外祭尧，杜林认为周朝兴起于后稷，汉的基业是自己兴起的，功业与尧无关，最终没有实行郊尧祭祀。武德初年制定礼制时，距离昭王还很近，所以没有把他托为祖先，这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却要立他为祖，不合祖宗的本意。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又说：受天命的君主，王业有深浅，世系有远近；以功定祖，以亲定昭穆。有功的祖先不迁，亲尽的祖先毁庙迁出。如今不应因为庙数尚未完备，就把本应迁出的神主放在昭穆之上，苟且充足七室之数。景皇帝既然号称太祖，因世代尚近，仍在六室之中；从位置上说，庙室尚未达到七室，并不是天子的宗庙一定必须达到七室。大帝神主既已附祭于宣皇帝，就应当迁出；宣皇帝不是始祖，又没有宗号，亲尽后应当迁出，不可重新立庙。请仍设置六室。”诏令宰相详细裁定，于是祝钦明等上奏说：“博士等三百人形成两种意见：齐贤等认为不应以武昭王为祖，刘承庆等请求迁出宣皇帝。臣等希望全部批准他们的奏议。” 诏令批准。没多久，又以孝敬皇帝为义宗，将其列入宗庙，成为七室；西京太庙也照此办理。齐贤多次升任谏议大夫，去世。柳冲，蒲州虞乡人，是隋饶州刺史柳庄的曾孙。父亲楚贤，大业年间任河北县长。高祖起兵时，尧君素据守郡城，坚决防守。楚贤劝他说：“隋朝灭亡，天下人都知道。唐公的名字出现在图谶之中，行动又讲诚信，豪杰英才纷纷归附，这是上天所赞助的。君子见到事机就应当行动，难道还要等待一整天吗？”尧君素不听。楚贤秘密出逃归附，授任侍御史。贞观年间，持节出使册封突厥，辞谢突厥赠送的礼物而不接受。历任交州、桂州都督和杭州刺史，都有声名。柳冲喜好学习，广泛研究综合各种学问。天授初年，任司府寺主簿。诏令派他任安抚淮南使，升封河东县男。中宗景龙年间，升任左散骑常侍，参与修国史。当初，太宗命诸儒编撰《氏族志》，甄别排列各姓氏。后来门第兴衰不常，柳冲请求重新修订此书。皇帝诏令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湜、徐坚、刘宪、吴兢和柳冲共同依据德行功勋、当时声望以及世代属于国籍的家族等条件编次。番部酋长中承袭冠带、接受官爵的，另行列入不同品级。由于魏元忠等相继去世，到先天年间，又诏令柳冲以及徐坚、吴兢、魏知古、陆象先、刘子元等人讨论编缀，这部书才完成，名为《姓族系录》。历任太子宾客、宋王传、昭文馆学士，因年老退休。开元二年，诏令柳冲与薛南金再次加以刊定，进献成书。开元五年去世。马怀素，字惟白，润州丹徒人，客居江都，拜李善为师。他家贫没有资财，白天砍柴，夜里总是点火读书，于是博通经史。后来考中进士，又考中文学优赡科，补任郿尉，因累积功劳升任左台监察御史。魏元忠被张易之构陷，贬谪到岭南，太仆崔贞慎和东宫率独孤袆为他设宴饯行。张易之大怒，派人上奏紧急变故，告发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谋反。武后诏令马怀素审理此案，使者催逼得很急，马怀素坚持不肯听从，说：“崔贞慎为流放之人饯行，当然应当获罪；但若把这说成谋反，就不是从前彭越因谋逆被诛、栾布在尸体下奏事而汉朝并未因此治罪的情形了。如今魏元忠的罪行不能与彭越相比，不应因饯行而牵连这些人。况且陛下掌握生杀大权，若想加罪于人，自然可以由圣心自行裁断；既然把案情交给臣审理，臣只知道遵守陛下的法律罢了。”武后的怒意消解，崔贞慎等人于是获免。宰相李迥秀借张易之的势力，收受贿赂，推诿法律责任，马怀素弹劾罢免了他，转任礼部员外郎。他以十道使的身份考察江西官员的黜陟，处理事情公平宽恕，升任考功，核实选取真正有才干的人；权贵前来请托，也不能使他阿附动摇。后来擢升为中书舍人内供奉，任修文馆直学士。开元初年，任户部侍郎，封常山县公，进兼昭文馆学士。他专心好学，手中从未放下书卷；为人谦恭谨慎，大家推重他为长者。玄宗诏令他与褚无量一同任侍读，轮流入宫值班。入宫叩见时，他乘肩舆进入；有时皇帝出行在远处听讲，他就骑马前往。宫中每逢宴会召见，皇帝亲自迎送，以对待老师和臣子的礼节相待。皇帝又下诏命他校订秘书省藏书。当时文籍堆积散乱，多已炱朽虫蛀，竹简断裂，篇签和书帙纷乱错杂。马怀素建议下诏给紫微、黄门两省，召集宿学大儒，前来校订其中的错误和缺漏。又说，齐以前的旧籍，王俭的《七志》已经记载详尽，请采集近代书籍的篇目以及前志遗漏的书籍，续补王俭的《七志》，收藏在秘书省。皇帝准许了，于是任命马怀素为秘书监，并诏令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编纂次序。马怀素奏请秘书少监卢俌、崔沔任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任判官。但马怀素不擅长著述，未能理出头绪、加以编次；后来防卒，追赠润州刺史，谥号为“文”。

译殷践猷，字伯起，是陈给事中殷不害的五世从孙。他博学多才，尤其通晓氏族、历数和医方，与贺知章、陆象先、韦述最为友善。贺知章曾称他为“五总龟”，说乌龟每一千年聚集五次，什么都知道。殷践猷起初任杭州防军，考中文儒异等科，授秘书省学士，任曹州司法防军，兼丽正殿学士。后来因叔父去世服丧，哀伤过度而死。他的小儿子殷寅考中宏辞科，任太子校书，出任永宁尉。属吏对他十分侮慢，他发怒杀了那个属吏，被贬为澄城丞。殷寅病重将死，因为母亲萧氏年老，不忍心弃她而死；到入殓时，他的儿子殷亮割断手指、剪下头发，放入棺中发誓，愿像父亲一样侍奉祖母。此后他侍奉萧氏治病，几年都不脱衣休息。有白燕在他的屋梁上筑巢。殷亮后来最终任给事中、杭州刺史。【按：此句以下有《孔若思传》，现改归《圣裔》。】钦定《续通志》第五百三十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第五百三十九卷 《儒林传》唐（二） 褚无量　　元行冲　　陈贞节 施敬本　　卢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侯行果】赵冬曦【陆坚、郑钦说】啖助【赵匡、施士匄、仲子陵】韦彤　　陈京　　畅当 韦公肃　　许康佐 褚无量，字宏度，杭州盐官人。他专心研究古代典籍，家住临平湖边。有龙出现时，众人都跑去观看，褚无量年幼，却仍读书如故，仿佛没有听见，众人都觉得奇异。他尤其精通《礼》和《史记》，考中明经科，屡次任职后授国子博士，升任司业，兼修文馆学士。中宗将举行南郊祭祀，诏令他制定仪典。当时祝钦明、郭山恽建议皇后担任亚献，褚无量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坚决争辩，认为郊祀是国家大事，其礼制的折中没有比《周礼》更合适的。《周礼》规定冬至在圆丘祭天，不以地神配祭，只以始祖为主，也不以始祖妣配祭，所以皇后不能参加。又据《周礼·大宗伯》，凡举行大祭祀，王后不参加时，便由人代行进献豆笾、撤去豆笾的礼节；因此皇后不应协助祭祀。又据《周礼·内宰》，大祭祀时，王后行祼献，内宰赞助她使用瑶爵；祭天没有祼礼，由此可知这只是宗庙祭祀的规定。《周礼·巾车》和《内司服》掌管王后的六种礼服与五种车舆，其中没有王后祭天所用的服饰和车舆，这说明王后不协助祭天。只有汉代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与享祀的事，那是末代亵渎神灵的做法，经典中没有可依据的记载，不能作为法式。当时左仆射韦巨源支持祝钦明，所以褚无量的建议没有被采用，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去官职。玄宗任太子时，又征召他授国子司业，兼任侍读，撰写《翼善记》进献，太子厚礼答谢他。太子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命他讲解经书，他总能随着端绪树立义理，博学敏捷而且善辩。升任银青光禄大夫，赏赐优厚。等到太子即位，调任左散骑常侍，兼任国子祭酒，封舒国公。母亲去世，他在墓旁结庐守墓；有只公鹿触犯了他所栽的松柏，无量放声哭诉道：“山林中并不缺少树木，怎么忍心触犯我墓旁的树呢？”从此群鹿驯服地往来，不再碰撞树木。无量终身不再吃鹿肉。服丧期满，皇帝召他恢复原职；因为他年高老迈，随从仪仗时允许他缓慢行走，又为他设置腰舆，准许他乘舆进入殿中。他多次上书陈述政事得失。开元五年，皇帝将要前往东都，而太庙毁坏了，姚崇进言说太庙原是苻坚所建，旧殿不应因此停止东行。无量认为这番话鄙陋不足听取，于是上疏说：“君王一方阴气盛而阳气衰，祖先就会显现灾变。如今后宫中没有得到临幸的宫人，应当全部遣出，以应验这些变异。选拔贤能，节制奢靡，减轻赋税，慎用刑罚，采纳谏诤，察辨谄媚并加以防范，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那么天人便会和谐，灾异最终也会止息。”皇帝采纳了姚崇的话，车驾于是向东进发。无量又进言：“从前虞舜巡行时，分别祭祀山川，遍祭群神；汉孝景帝祭祀黄帝于桥山，孝武帝在九疑山祭祀舜，高祖经过魏地时祭祀信陵君墓，经过赵地时封赏乐毅的后代，孝章帝祭祀桓谭的墓。希望陛下经过的名山大川、丘陵坟衍，以及列入祀典的古代帝王和贤臣，都下诏命当地举行祭祀。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君主，必定兴灭继绝，崇尚德行，报答功勋；所以保存别人的国家，比救济别人的灾难更重要；为别人立后，比封祭别人的坟墓更重大。希望到达东都后，收录并叙定自唐初直到现在那些功臣中世系断绝者，即使只是旁支，也都让他们承袭封爵。”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下诏命无量在平阳祭祀尧，命宋璟在蒲阪祭祀舜，命苏颋在安邑祭祀禹，并由所在地刺史负责供献。又寻访武德以来功臣的后代，使他们继续承袭封爵。当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收藏在宫中，甲乙两部杂乱错置，无量建议缮写、登记并补足次第，以扩充秘籍。天子下诏在东都乾元殿东厢分部汇集、整理和校订这些书籍，任命无量为使，于是上表推荐闻喜尉卢僎、江夏尉陆去泰、左监门率府胄曹参军王择，以及由武陟尉调来的徐楚璧，分部负责校勘审定。卫尉设置值舍，光禄供应饮食。又下诏令秘书省司经局、昭文馆、崇文馆轮流检查校勘，搜集天下遗书，以补足缺文。不到几年，四库书籍就整理完备。皇帝下诏让群臣观览书籍，无量又说：“贞观年间御览的书，都是宰相在末尾署名。臣的官位低微，不足以辱没这些书，请允许臣与宰相联署在末尾。”皇帝没有采纳。皇帝西还后，把书籍迁置到丽正殿，又改任修书学士为丽正殿直学士，地位相当于京官，可以参加朝会。又下诏命无量到丽正殿继续纂修先前未完成的工作。皇太子和四王还没有入学，无量把《孝经》《论语》讲解五遍进献给皇帝。皇帝说：“朕已经知道了。”于是选郗常亨、郭谦光、潘元祚等人担任太子和诸王的侍读。开元七年，太子在国学行齿胄礼，皇帝下诏命无量升座讲说劝勉，百官观礼，给予丰厚赏赐。无量病重，向人说自己遗憾“丽正殿的书还没有修完”，随后去世。皇帝听闻后悲痛哀悼，下诏对宰相说：“无量是朕的老师，应当采用优厚的礼典。”于是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他所撰写的著述有一百多篇，死后有人在书殿中找到《讲史记至言》十二篇，进献给皇帝。皇帝叹息，赐给他家绢五百匹。【按《唐书》，此处以下附有徐安贞传，但没有足以记录的事迹，现删去】元澹，字行冲，因字而显名。他是后魏常山王素莲的后代，博学多才，尤其精通古代训诂。考中进士后，屡次升迁为通事舍人。狄仁杰很器重他，曾对仁杰说：“下属侍奉上司，就像富裕人家储藏财物来供自己使用一样。脯腊、膎胰可以供给美味，参、术、芝、桂可以防治疾病。您门下充当美味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希望我能做一味药石，可以吗？”仁杰笑着说：“您正是我药笼中的东西，一天也不能缺少。”景云年间，授任太常少卿。行冲因为自己的祖先出自拓跋氏，遗憾史书没有编年记载，于是撰写《魏典》三十篇，记事详尽而文字简约，学者都推重它。当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土一块石头，有“牛继马”的征兆。魏收认为晋元帝是牛氏的儿子，冒用司马姓氏，于是用此来应验石上的符瑞。行冲认为昭成皇帝名犍，继承晋朝接受天命，只有这件事可以与石符相应。有人掘开古墓，得到一件形状像琵琶的铜器，器身正圆，没有人能够辨认。行冲说：“这是阮咸制作的乐器。”于是命人改用木材仿制，装上弦后声音明亮雅正，乐工们便把它称为阮咸。开元初年，罢免太子詹事，出任岐州刺史，兼任关内按察使。他自认为只是书生，不具备弹劾治理的才能，坚决辞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