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三十八

译嘉祐六年，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仪国公。皇帝接连失去三个王子，自至和年间患病不能临御殿廷，朝廷内外惶恐不安，臣下争相以册立嗣君、巩固根本进言。包拯、范镇尤其激切，但拖延五六年，皇帝犹豫不决，没有实行，进言的人也渐渐懈怠。到这时，韩琦趁机奏请册立皇嗣。一天，他怀藏《孔光传》进见，说：“汉成帝没有儿子，便立弟弟的儿子为嗣；那样一个中等才智的君主尚且能这样，何况陛下呢？希望陛下以宋太祖的心为自己的心，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又与曾公亮、张升、欧阳修极力进言。适逢司马光、吕诲也有奏请，韩琦进读两道奏疏，还没有来得及启奏，皇帝突然说：“朕有这个意思已经很久了，谁可以呢？”韩琦惶恐回答：“这不是臣等所能议论的，应当由圣上亲自选择。”皇帝说：“宫中曾经抚养两个孩子，年长的可以。”韩琦请求询问姓名，皇帝把宗实告诉他；宗实就是英宗旧名。韩琦等人于是极力赞成，议论才确定。英宗正在服濮王丧，朝廷议论让他担任知宗正，韩琦请求从宫中批出诏命；皇帝不想让宫人知道，说：“只由中书发布就够了。”命令下达后，英宗坚决推辞。皇帝又询问韩琦，韩琦回答：“陛下既然知道他贤能而选用他，如今他不敢立即接受，正说明器量见识远大，这正是他贤能的地方，希望陛下坚持起用他。” 英宗服丧期满后，仍然坚决卧床不起。韩琦说，知宗正的任命最初下达时，外面的人都知道他必将成为皇子；不如直接确定他的名分，于是下诏立他为皇子。第二年，英宗继承皇位，韩琦加任门下侍郎，进封卫国公。英宗突然患病，太后垂帘听政。皇帝病重，举止有时改变平常常态，对宦官尤其缺少恩惠；左右近臣共同进谗离间，两宫于是产生嫌隙。韩琦与欧阳修在太后面前奏事，太后呜咽流泪，详细说明事情缘由。韩琦说：“这种病本来就会这样，病好了必然不会如此。儿子病中，母亲难道能不容忍他吗？”欧阳修也委婉地进言，太后的心意稍稍缓和。几天后，韩琦独自见皇帝，皇帝说：“太后待我没有恩情。”韩琦回答：“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并不少，但唯独称颂舜为大孝，难道其他人全都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这是常情，不值得特别称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仍不失孝道，才值得称颂。只是恐怕陛下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极致罢了。天下哪里会有不慈爱的父母呢？”皇帝深受感悟。病愈后，韩琦请求皇帝乘舆，穿素服出宫祈雨，人心才安定下来。太后归还政权，授韩琦右仆射，封魏国公。夏人围攻大顺城，韩琦建议停止岁赐、断绝和市，派使者去责问。枢密使文彦博认为这样做困难，有人举出宝元、康定年间的旧事。韩琦说：“谅祚没有元昊那样的智谋，而如今边防远比当时强大。赶快责问他，他一定会服从。”后来谅祚上表谢罪，皇帝回头对韩琦说：“完全如你所料。”皇帝卧病在床，韩琦入宫问候起居，趁机说：“陛下已经很久没有临朝，希望早日建立储君以安定社稷。”皇帝点头同意，立即召学士起草诏书，立颍王为太子。神宗即位后，韩琦授任司空兼侍中。韩琦历经三朝执政，有人认为他权势专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称他跋扈；韩琦请求离职，皇帝便贬黜王陶。韩琦坚决辞去宰相职位，授任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兼判相州。入宫对答时，皇帝流泪说：“侍中一定要离去，今天已经下诏了。”又提拔他的儿子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推辞两镇节度使的职位，于是只领淮南一路。适逢种谔擅自攻取绥州，西部边境骚扰不安，改任韩琦判永兴军、经略陕西。韩琦起初认为不应攻取绥州，后来夏人诱杀杨定，韩琦又说：“贼兵既然如此，绥州如今就不能放弃。”枢密院拿他起初的议论责问他，韩琦详细陈述其中缘故，最终保留了绥州。【伏读《通鉴辑览》】【御批：种谔接受投降后又袭击攻取绥州，确实难免轻率行事。杨定起初奉命出使西夏，跪拜称臣，更有应当诛杀的罪过。然而绥州城既然已经收复，哪怕一尺一寸都是国家的土地，怎么可以轻易议论放弃？贼人杀害朝廷官员，又怎么能因为祸患是他自取的，就不加以征讨？韩琦所说，自然是正确的道理。而且当时形势已经不同，也不必要求前后意见完全相同。枢密院一定要拿他最初的议论来责问，也实在是不通达事理了。】熙宁元年，韩琦再次请求以相州为归宿，归属河北；发生地震、黄河决口后，调任判大名府，充任安抚使，可以便宜行事。王安石掌权后，派出常平使者，散发青苗钱。韩琦立即上奏反对。神宗把他的奏疏放在怀中，拿给宰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在外地，仍不忘王室。朕起初认为青苗钱可以有利于百姓，如今才知道竟然这样害民。而且坊郭之民哪里需要青苗钱，为什么也强行给他们呢？”王安石勃然进言说：“如果顺从他们的愿望，即使是坊郭之民又有什么妨害？”第二天称病不出。当时新法几乎就要停止。王安石重新出任后，坚持原来的议论更加坚决。韩琦又恳切上奏，王安石把奏疏交给条例司，命属官逐条驳斥，刻在石上颁行天下。韩琦请求辨明此事更加急切，但没有被采纳。于是韩琦请求解除四路安抚使，只领一路。王安石想要阻挠韩琦，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熙宁六年，韩琦回任判相州。契丹前来索取代北土地，皇帝亲自写诏书询问韩琦。韩琦上奏说：“臣观察近年以来，朝廷办事似乎不把强大的敌人放在心上。契丹看到这些情况，心中产生疑虑，一定认为我国有图谋收复燕南的意图，所以借口先发制人，制造事端。如今应当派使者回访，明确说明过去的兴作只是平常的修整防备，哪里有别的意图？疆土本来已经确定，全部应如旧有边界，不可借此制造事端，毁坏历代的友好。如果契丹果真自行毁弃盟约，就可以振作威武，收复旧有疆土。”奏疏上达，适逢安

译石再次入朝任宰相，便把所争土地全部给了契丹，东西长达七百里，议论的人都为此惋惜。熙宁八年，改任永兴军节度使，再次任职，还没有正式受命便去世，时年六十八岁。去世前一夜，治所上空有大星陨落，军中的骏马都受惊。皇帝亲自撰写碑文，在碑首篆书题写：“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常常命令他的子孙中有一人任职于相州，以守护祖坟，成为惯例。三省长官中，只有尚书令最为尊重；追赠尚书令的人一定兼赠其他官职，到韩琦时却只单独追赠尚书令。后来又下诏说：“即使应当追赠，也不再另外加赠师保官职。”这是因为特别尊贵他。韩琦很早就有盛名，见识器量宏大雄伟，遇到事情时喜怒不表现在脸上。评论他的人认为他的厚重像周勃，处理政事像姚崇。他任学士、镇守边疆时，年纪刚三十岁，天下已经称他为韩公。嘉祐、治平年间，他两次决断大事，以安定社稷。当时朝廷多有变故，韩琦处在危险疑难之际，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有人劝阻他，韩琦说：“臣竭尽力量侍奉君主，把生死置之度外。至于成败，那是天意；难道能预先担忧事情不能成功，便停止不做吗？”听到的人都惭愧佩服。韩琦长期驻守魏都，辽国使者每次经过，移文必定署名说：“因为韩公在这里，所以如此。” 韩忠彦出使辽国，辽主问起他的相貌，得知很像父亲韩琦，立即命画工把他画下来。他受到敌国如此重视。他天性朴实忠厚，能屈尊礼贤下士，不论贵贱，都一视同仁地以礼相待。尤其把奖掖、选拔人才作为急务，只要是舆论所赞许的人，即使是自己心中不喜欢的，也收用他，因此得到的人才很多。他选任整饬各部门，都让他们奉行法令、遵循正理。他所提出的建议，只看是否合乎义理，不存亲疏取舍之心。他任宰相时，王安石声望很高，有人认为可以任用，唯独韩琦不这样认为。等到韩琦任宰相后入朝辞行，神宗说：“你离开后，谁可以托付国事？王安石怎么样？”韩琦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是绰绰有余的，处在辅弼的位置上却不行。”皇帝没有回答。他镇守大名时，魏地人为他建立生祠，当地人爱戴他如同父母。有争斗诉讼的事，人们传话相互劝止说：“不要妨碍我们的侍中。”他与富弼齐名，被称为贤相，世人称他们为“富韩”。徽宗追论韩琦制定策命的功勋，追赠为魏郡王。他有五个儿子：忠彦、端彦、纯彦、粹彦、嘉彦。端彦任右赞善大夫，纯彦官至徽猷阁直学士，粹彦任吏部侍郎，最后官至龙图阁学士。嘉彦娶神宗之女齐国公主，授驸马都尉，最后任瀛海军承宣使。【按：韩琦在《宋史》中与曾公亮、陈升之、吴充、王珪合传，今移置于此。】考察韩琦与富弼、文彦博前后同时任宰相，都有功于国家，三人足以鼎足而立；况且韩琦、富弼被世人称为“富韩”，文彦博与富弼同时受命为相，士大夫在朝廷上相互庆贺。当时已经有了定论。史论引用欧阳修的话说：“韩琦不动声色，使天下安稳如泰山。”又说：“熙宁、元丰以后，富弼、文彦博相继衰老，奸邪小人无所顾忌，善类相继陷落，宋朝的事业也衰败了。”这三个人对宋朝大有补益，把他们合在一起立传，也没有什么惭愧吧？谨记于此。】忠彦字师朴，年轻时因父亲的恩荫任将作监簿，后来又考中进士。韩琦罢去政职后，忠彦以秘书丞的身份被召试馆职，授校理，任同知太常礼院、开封府判官、三司盐铁判官。出任永宁军通判，召回后任户部判官。韩琦去世，服丧期满，任直龙图阁，升天章阁待制，知瀛州。朝廷因为夏人囚禁并废黜其国主秉常而在西方用兵，已经攻下米脂等几十座城寨，夏人向辽求救，辽国接连送来移文。适逢朝廷派使者祝贺辽主生日，忠彦以给事中的身份出使辽国，辽国派赵资睦迎接他。谈到西部战事时，忠彦说：“这只是小小的战事，有什么可问的？”辽主派臣子王言敷在馆舍设宴，王言敷问夏国有什么罪过而宋军不停止进攻，说只要不损害两国的友好关系就好。忠彦说：“向西夏问罪，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有什么关系？”出使回来时，正实行新的官制，章惇任门下侍郎，上奏说给事中作为东省属官，封还驳正奏章应当先向执政禀报，然后再上奏。忠彦上奏说：“朝廷的政事，是执政所施行的。事情如果应当封还驳正，就已经同执政的意见不同了，哪里还有什么需要禀报商议的呢？”诏令采纳了他的请求。左仆射王珪任南郊大礼使，凡应当下达的事务，都自行按照他所筹划的办法处理。忠彦依据官制提出驳议说：“如今南郊的事务，大礼使既不遵从中书拟定的处分，临时事务又不经过中书奏请审议。官制实行还不到一个月，朝廷重臣就自行改变了，今后将怎么办呢？”于是诏令规定，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经过三省后才能施行。授礼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知定州。元祐年间，召任户部尚书，升尚书左丞。他的弟弟嘉彦娶公主，忠彦改任同知枢密院事，升任知枢密院事。哲宗亲自执政后，重新任用大臣，言官观望形势，争相议论垂帘听政时期的事情。忠彦说：“过去仁宗刚开始亲政时，当时也有很多人指斥章献太后临朝时的事情，仁宗厌恶他们用心偏薄，下诏告诫整治。陛下如果能效法仁祖的用心就好了。”以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调任定州。忠彦在枢密院任职时，认为在西方用兵是不对的，希望把已经占领的土地放弃归还，以使百姓的财力得到休息。到这时，言官拿这件事来攻击他，于是降为资政殿学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书召回，授门下侍郎。忠彦陈述四件事：一是广施仁恩，二是开放言路，三是消除疑忌和嫌疑，四是戒止用兵。一个多月后，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皇帝采纳忠彦的意见，多次下诏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债务，把流放的人全部召还并加以甄别叙用；像忠直敢言的知名士人，也逐渐得到收用。忠彦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仪国公。但曾布任右相，二人多不合，议论政事的人帮助曾布排斥忠彦。忠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又因为钦圣太后想恢复被废的皇后之位，把这归罪于忠彦，再降为大中大夫，居住在怀州。又有人指责忠彦任宰相时不应放弃湟州，于是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居住在济州。等到收复湟州、鄯州后，又贬为磁州团练副使，恢复大中大夫官阶。后来以宣奉大夫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儿子治，徽宗时任太仆少卿，出任相州知州，因病请求奉祠，朝廷命他的儿子肖胄代替他，另有传。

译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年轻时专心求学，气度宏大。范仲淹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被举荐为茂材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范仲淹因争论废后之事获罪被贬，富弼上言说：“这样做是一举而有两个过失。即使不能恢复皇后的名位，也应该让范仲淹回来。”皇帝没有听从。又任绛州通判，升直集贤院。赵元昊反叛，富弼上疏陈述八件事，请求斩杀他的使者。召任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康定元年，元旦发生日食，富弼请求停止宴饮、撤去音乐，只在馆舍赐给北方使者酒食。执政不同意。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了，将成为朝廷的羞辱。”后来听说契丹果然停止宴会，皇帝深感后悔。当时禁止臣僚越过本职议论政事，富弼借日食之事，极力说明应当顺应天变，最好是疏通下情，于是朝廷废除了这项禁令。元昊进攻鄜延，攻破金明，钤辖卢守懃不救援，内侍黄德和率军逃走，大将刘平战死，黄德和反而诬陷刘平投降贼人。富弼请求审理并彻底查清此案，黄德和因此被判腰斩。夏守斌任陕西都部署，又任命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富弼说：“卢守懃、黄德和造成的覆车之辙，难道还要再次踩上去吗？夏守斌的任用已经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又增加王守忠，几乎同唐代让宦官监军没有区别。” 诏令罢免王守忠。富弼又说：“边境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专门交给枢密院，请令宰相兼领枢密院。”当时西夏有两名首领来投降，只补授奉职。富弼说：“应当厚加赏赐，以劝勉后来投降的人。”事情交给中书处理，宰相起初竟不知道。富弼叹息说：“这难道是小事，宰相竟然不知道吗？”又极力议论此事，于是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授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出使契丹。庆历二年，任知制诰，纠察京城的刑狱案件。有堂吏伪造僧牒，开封府不敢治罪。富弼告诉执政，请求把这个吏员交付司法机关审讯，吕夷简对此不高兴。适逢契丹在边境屯兵，派臣子萧英、刘六符来索取关南土地。朝廷选择回访使者，大家都认为契丹的意图难以测度，没有人敢去。吕夷简因此推荐富弼。欧阳修援引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请求让富弼留下。【伏读《通鉴辑览》】【御批：富弼任接伴使，能够使特末惊然起敬，而且完全探得他们的隐情，这只是对他的一个小小试用；若论回访使者的人选，确实没有人能超过他。吕夷简的推荐，是选得其人，对国家事务自然有益。史书说吕夷简不喜欢富弼，却因为这个原因推荐他，而欧阳修又为此请求让富弼留下，这是只把富弼应对夷狄险情的能力当作要务，却不论出使能否选得适当的人，难道是真正忠于国家的见解吗？】皇帝没有答复。富弼入朝答对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皇帝为之动容。先任接伴使，萧英等进入宋境，宫中使者前去迎接慰劳。萧英假托有病不肯下拜，富弼说：“从前我出使北方时，病卧车中，听到命令就立即起身。如今中使到了，你却不拜，为什么？”萧英惊然起身下拜。富弼敞开心怀同他交谈，萧英感到喜悦，也不再隐瞒实情，于是秘密把契丹主想要的东西告诉富弼，说：“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就用一件事来应付。” 这样就足够了。富弼把这些情况全部上报。皇帝只答应增加岁币，仍然把宗室女子嫁给契丹主的儿子。富弼升任枢密直学士，推辞不接受，于是改任回访使者。到达契丹后，刘六符来到馆舍。富弼接见契丹主，询问原因。契丹主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治城池，登记民兵，这是想做什么？”群臣请求向南出兵。我认为不如先派使者索取土地，索取不到，再出兵也不晚。富弼说：“北朝忘记章圣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战，如果当初听从诸将的话，北兵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况且北朝同中国和好，人主独享其利益，而臣下没有所得；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而人主要承担祸患。所以劝说用兵的人，都是为自身打算。”契丹主惊问：“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中国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北朝想用兵，能保证一定获胜吗？即使获胜，损失的士兵和战马，是群臣承担，还是人主承担？如果永远通好，岁币全都归人主，群臣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契丹主大为醒悟，点头赞许了很久。富弼又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元昊。” 塘水是何承矩主持修治的，事情发生在两国通好以前。城池都是修缮旧有的，民兵也是补充缺额，并不是违背盟约。”契丹主说：“若不是听了你的话，我还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不过我想要的只是祖宗的旧地。”富弼说：“晋朝把卢龙贿赂给契丹，周世宗又收复关南，这都是不同时代的事情。如果双方都来索取土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富弼退下后，刘六符说：“我们的国主以接受金帛为耻，坚持要十县土地，怎么办？”富弼说：“本朝皇帝说：‘朕替祖宗守护国家，怎么敢随意把土地给别人？’北朝所想要的不过是租赋罢了。朕不忍心让两国的百姓多死，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代替土地。如果一定要土地，就是存心破坏盟约，只是拿这个作为借口。澶渊之盟，天地鬼神确实都在现场。如今北朝首先挑起兵端，过错不在我国，难道天地鬼神可以欺骗吗？”第二天，契丹主召富弼一同打猎，把富弼的马牵到自己附近，又说得到土地后两国的友好关系就可以长久。富弼反复陈述土地绝对不能给的情形，并且说：“北朝既然把得到土地当作荣耀，南朝必然把失去土地当作耻辱。兄弟之国，怎么能让一方荣耀、一方受辱呢？”打猎结束后，刘六符说：“我们的国主听到您关于荣辱的话，心里很受触动，已经有所醒悟，如今只有结亲一事可以商议了。” 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嫁，陪送不过十万缗，哪里比得上岁币无穷的利益呢？”契丹主告诉富弼，让他回国，说：“等你再次来时，当在两项中选择接受一项。”富弼回来复命，又带回两项议议以及契丹主口头传达的话。在政府任职的官员前往乐寿时，富弼对副使张茂实说：“我是使者，却没有看到国书；如果国书上的措辞同口头传达的话不同，我的使命就失败了。”打开查看，果然不同，立即骑马赶回都城，换了国书再出发。【伏读《通鉴辑览》】

译【御批：富弼出使北朝，关系到边疆的重要谋划。假如书面措辞同口头传达的话不同，对使臣本人的危害还小，对国家事务造成的贻误却很大。幸亏富弼在途中打开查看，才没有破坏和议；否则就会坏事。政府承写制书，难道会有错误吗？即使是无意造成的过失，也尚且不可以，何况存心倾害他人、挟带私怨而败坏公事呢？只是令人奇怪，仁宗派使者出使外国，国书竟完全不亲自过目。等富弼赶回入奏，又任由晏殊用欺饰之辞掩盖，不加防范诘问。当时的政治还值得一问吗？】到了契丹后，契丹不再要求结亲，专门要求增加岁币。契丹说：“南朝送给我们的辞礼，应当说‘献’，否则就说‘纳’。”富弼争辩。契丹主说：“南朝既然害怕我国，这两个字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拥兵南下，难道你不会后悔吗？”富弼说：“本朝兼爱南北，所以不怕再次订立和约，哪里是因为害怕？即使迫不得已而用兵，也应当以曲直来决定胜负，这不是使臣所能预先知道的。”契丹主说：“你不要固执，古代也有这样的说法。”富弼说：“自古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当时赠送财物有时称为‘献纳’；后来颉利可汗被太宗擒获，难道还会有这种礼节吗？” 富弼声色俱厉，契丹知道无法改变他的意见，便说：“我当派人自行来商议。”又派刘六符来。富弼回国上奏说：“‘献’‘纳’这两个字，我以死力拒绝。对方的气势已经被挫败，可以不答应他们。”朝廷最终还是用“纳”字给了契丹，岁币增加二十万。【伏读《通鉴辑览》御批：‘贡献’与‘纳’意义相同，也是贡献的意思。富弼反复争执，稍有大丈夫的气概。】【而当时宰相怯懦，只求苟且安稳，仁宗又急于把事情办完，终于导致名义和实际两方面都受损，积弱的形势已经形成，越发显得萎靡不振，实在可笑。】授枢密直学士，升翰林学士，富弼都恳切推辞说：“增加岁币并不是臣的本意，只是因为当时正在讨伐元昊，没有空暇同契丹争论，所以不敢以死力抗争，哪里敢接受这些官职呢？”三年。授枢密副使，富弼更加极力推辞，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又再次授枢密副使。富弼说：“契丹既已结好，议论的人便说没有事情了；万一毁弃盟约，臣即使死了也有罪。希望陛下想到受人轻侮的耻辱，卧薪尝胆，不忘修明政事。”皇帝把诰书带到面前，随后罢去任命。一个多月后又重申原来的任命，派宰相告诉他说：“这是朝廷特别任用你，不是因为你出使辽国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皇帝锐意求得太平，把责任交给宰辅，多次下诏督促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又开放天章阁，供给纸笔，让他们写下自己想要施行的事情，并命范仲淹主持西部事务，富弼主持北部事务。富弼上奏当时政务十多条，以及安定边境的十三项策略，大略以任用贤能、斥退不肖、停止侥幸取进、革除积弊为根本，希望逐步更换那些不称职的监司，使他们澄清淘汰所属官吏。于是小人开始不满。元昊派使者送来书信，自称“男”而不称“臣”。富弼说：“契丹尚且使元昊称臣，如果我国不让他称臣，那么契丹就会成为天下无敌，不可答应。”于是退回他的使者，元昊最终称臣。四年，契丹在云中接受礼物，并且出兵防备元昊攻打河东的呆儿族，因为那里距离河东较近。皇帝怀疑两边共同谋划，富弼说：“出兵没有名义，契丹不会这样做。” 元昊原本同契丹约定相互支持，如今契丹独自得到厚重的岁币，元昊心中有怨言，所以修筑威塞来防备他。呆儿族多次侵犯威塞，契丹怀疑是元昊指使，因此发动这次军事行动，怎么会联合起来防备我国呢？”有人请求调发军队以作防备，富弼说：“这样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请允许臣承担责任。”皇帝于是停止调兵，契丹最终也没有行动。夏竦不得志，便用没有根据的话诬陷富弼。富弼害怕，请求任河北宣抚使后回来，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一年多后，诽谤没有应验，朝廷加授给事中，调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河朔发生大水，百姓流离失所，前往各地求食。富弼劝所属地区的百姓拿出粮食，再用官府粮仓补充，得到公私房屋十多万所，把灾民分散安置，以便取柴取水。官吏中原来任过资序、等待任缺而寄居当地的人，都给他们俸禄，让他们到灾民聚集处任事；选出老弱病瘦的人供给粮食，并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上奏请求赏赐。每隔五天就派人带着酒肉饭食去慰问。山林、陂泽中可以资生的物产，听任流民自行取用；死去的人则筑大坟安葬，称为丛冢。第二年麦子大丰收，百姓各自按照路程远近领取粮食回乡。总共救活五十多万人，招募为兵的有数万人。皇帝听说后，派使者褒奖慰劳，授礼部侍郎。富弼说：“这是守臣的职责。”辞谢不接受。在此以前，救灾的人都把百姓聚集在城郭外，煮粥给他们吃，结果蒸发的湿热导致疾病流行；有时百姓彼此践踏，或者等着吃东西，几天也得不到。吃粥时倒下，名义上是救他们，实际上却是杀他们。自从富弼制定简便而周全的办法后，天下把它传为范式。王则反叛，齐州的禁兵想响应他，有人到富弼处告知此事；齐州不属于富弼管辖，恐怕事情泄露而发生变故。正好中贵人张从训奉命来到青州，富弼估计他可以任用，秘密把事情交给他，让他骑马赶到齐州，发动吏卒将叛兵捉拿，无一人逃脱。富弼随即自己弹劾擅自行动的罪过，皇帝更加赞许他，又任礼部侍郎，他再次辞谢不接受。升任大学士，调任郑州、蔡州、河阳知州，加观文殿学士，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加户部侍郎，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受命为相。宣布制书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上相互庆贺。皇帝暗中观察得知此事，把这件事告诉学士欧阳修说：“古代任命宰相，有时从梦兆卜筮中得到，哪里像今天这样得到人心呢？”皇帝身体不适，大臣不能进见，朝廷内外忧惧战栗。富弼、文彦博入宫问候病情，便借口举行禳禬之事，连续留宿几个晚上，每件事都禀告皇帝后才施行，宫中于是肃然。

译事情见于文彦博传。嘉祐三年，加礼部侍郎，升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富弼任宰相时，遵守旧典，施行旧例，并且把事情交付公议处理，不把个人心意夹杂其中。嘉祐六年，因母亲去世离职。按照旧例，执政大臣遭遇丧事都要起复，皇帝空出职位，五次召他起复。富弼说：“这是战争时期才施行的变通礼制，不可用于太平时代。”不接受诏命。英宗即位，召任枢密使，检校太师，代理礼部尚书。治平二年，因脚病请求解除职务，授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封祁国公。【按：《宋史·宰辅表》《宰辅编年录》及苏轼所撰富弼神道碑，都作“判河阳”；本传作“扬州”，今据改。】神宗即位，改任镇武宁军，进封郑国公。富弼多次请求罢免使相，于是任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再判河阳。熙宁元年，调任判汝州。【按：本传只说进封郑国公、熙宁元年调任判汝州，不如《东都事略》记载详细，且与《宋史·宰辅表》相合；神道碑的叙述次序也同《东都事略》，今据以增补。】诏令入朝觐见，允许他乘肩舆到殿门。神宗在内东门的小殿临朝，命他的儿子扶掖富弼进入，并命令他不必下拜，坐下后从容地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皇帝果断而有作为，回答说：“君主的好恶不能让人窥测；如果可以被窥测，奸人就能依附迎合。应当像上天俯察人一样，善恶都让人自己取得，然后依据结果施行诛罚和奖赏，这样功劳和罪过就没有不能得到实情的了。”皇帝又问边境事务，他回答说：“陛下登临帝位还不久，应当布施恩德、实行惠政。我希望您二十年内口中不要谈论用兵。”皇帝默然无言。直到太阳西斜才退朝，皇帝想让他以集禧观使留在朝中，他极力辞谢，赶赴任所。第二年召回，授司空兼侍中，赐给甲第，他全部辞谢。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昭文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有人对皇帝说灾异都是天数，并非人的事情和得失造成的。富弼听说后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这一定是奸人想要进献邪说，动摇皇帝的心，使辅弼、直谏、争辩的大臣无从施展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迅速挽救。”随即上书数千言，极力论述此事。又说君子、小人的进退，关系到王道的消长，希望皇帝深入辨察，不要把意见相同或不同作为喜怒的依据，也不要把喜怒作为任用或罢免的依据。陛下喜欢派人侦察外面的事情，使奸险之人得志，又常常亲自批示。即使事事都判断正确，也不是做君主的道理；如果十件中错七八件，日积月累，失误也会很多。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逐渐有所更改，大体说来，小人只喜欢制造事端，希望陛下深刻看清这一点，不要让将来后悔。当时久不下雨，群臣请求给皇帝上尊号并奏乐，皇帝不答应；但因为同天节契丹使者应当上寿，所以没有立即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富弼说，这正是彰显盛德的事情，应当借此向契丹使者表示，请求连上寿一事也一并停止。皇帝采纳了，当天就下雨。富弼又上疏，希望皇帝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皇帝亲手下诏褒奖答复他。王安石执掌政事，一向同富弼不合。富弼估计无法争辩，多次称病请求退职，连续上了几十道奏章。神宗将要答应他，问：“你如果离开，谁可以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沉默很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答。授武宁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任亳州。青苗法颁行，富弼认为这样做会使财富聚集于上，百姓离散于下，坚持不肯实行。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阻挠诏令，侍御史邓绾又请求交给有关部门审讯，于是改任仆射判汝州。王安石说：“富弼虽然获罪，却仍然没有失去富贵。从前鲧因为违抗命令被诛杀，共工因为貌似恭敬而被流放；富弼兼有这两项罪过，却只夺去使相之职，怎么能阻止奸邪呢？”皇帝没有回答。富弼说新法是臣所不懂的，不能用它来治理郡国，希望回到洛阳养病。皇帝答应了，他于是请求退休。加授司空，恢复武宁军节度使及平章事。【按：《东都事略》及神道碑在“拜司空”下有“复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富弼任左仆射判汝州时已经被夺去使相，所以王安石说“富弼兼有共、鲧的罪过，只夺使相，怎么能阻止奸邪”等话；到这里才恢复原职。《宋史》本传没有记载，今据此改。】进封韩国公，退休。富弼虽然居家，朝廷有重大利害之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发言的。郭逵讨伐安南，他请求诏令郭逵根据利害决定进退，以保全王师。契丹争夺河东地界，他说不可答应。星象发生变异，他请求扩大言路。又请求迅速改变新法，以解除百姓倒悬般的急迫困境。皇帝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对他的礼遇始终不衰。一次王安石有所建议，皇帝拒绝他说：“富弼亲笔奏疏说‘老臣没有地方诉说，只能仰着屋梁暗自叹息’，这就应当到此为止了。” 皇帝敬重他就是这样。元丰三年，王尧臣的儿子同老上言说：“先父任参知政事时，仁宗服药，曾经同富弼、文彦博商议册立储嗣。后来担心第二天皇帝病愈，这件事便搁置了。”皇帝拿这件事询问文彦博，文彦博的回答同王同老相合。皇帝这才知道至和年间的事情，赞赏富弼没有自己说出此事，任命他为司徒。元丰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他亲手封好遗奏，让儿子绍庭呈上。大意说：“陛下即位之初，奸邪之臣进献邪说，听取接受失当，逐渐造成祸患。辅臣和士人众多，忠直的言词、正直的议论，再也不能上达。臣年老病重将死，不忍心辜负圣明，便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去年永乐之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如今长期戍守仍未解除，百姓困苦贫穷。天地最为仁慈，希望归还侵占的土地，停止战争、休养百姓，使关陕之间逐渐恢复生计。陕西又要编组保甲，修缮教场，州县奉行此事，声势像星火一样迅速，人心惶恐惊骇，难以再次使用。不如停止罢免这些措施，以安抚百姓。臣所陈述的，是急于救济时事。至于根本的要道，在于圣心所存以及所任用的人，也就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皇帝看到奏章后震惊悲痛，从宫中拿出祭文前往祭奠，追赠太尉，谥号文忠。

译富弼天性极为孝顺，恭敬节俭，喜好修养品行，同人说话必定尽到敬意。即使是防御官和普通百姓来拜见，他也都同他们平等行礼，神色庄重安和，看不出喜怒。他喜爱善人、憎恶恶人，出于天性。他常说：“君子同小人共处，形势必然不能相容。【按：明代南监本《宋史》作‘其势必争’。】君子不能胜过小人，就会保全自身退去，以守道为乐而不感到忧闷。小人不能胜过君子，就会交结朋党、构陷煽动，千方百计一定要取胜才罢休。等到他们得志，就放纵地毒害善良之人，想要天下不乱也不可能了。”他一生所作所为都出于这个原则。元祐初年，配享神宗庙廷。哲宗在碑首篆书“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刻碑。绍圣年间，章惇执政，认为富弼得罪先帝，停止了配享。到靖康初年，诏令恢复旧典。绍庭字德先，性情安静稳重，能够守护家法。富弼去世时，两个女儿以及女婿、外甥都同住在绍庭那里，绍庭对待他们与父亲在世时没有不同。家中的一切事务，丝毫不敢改变，族人乡里都称赞他。历任宗正丞、绛州通判。建中靖国初年，授提举河北西路常平，他辞谢说：“熙宁变法开始时，先臣因为不实行青苗法获罪，臣不敢担任这个官职。” 徽宗赞许他，升任祠部员外郎，出知宿州。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儿子直柔，另有传。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他的祖先本来姓敬，因为避晋高祖和宋翼祖的名讳，改为文姓。年轻时与张昪、高若纳一起跟随颍昌的史炤学习。史炤的母亲认为他们不凡，说：“都是贵人。”考中进士后，任翼城县知县、绛州通判。任监察御史，转任殿中侍御史。西部用兵时，有偏将临阵先退、望见敌人不敢前进，大将守着命令都加以弹劾。文彦博说：“这种做法可以施行于平时无事之时，如今拥兵数十万而将领没有专断的权力，军法又不严明，军队怎么能取胜？”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黄德和诬陷刘平投降敌人时，用金带贿赂刘平的奴仆，让他附和自己的说法来作证。刘平家二百口人都被戴上刑具拘禁，皇帝下诏命文彦博在河中设置监狱审理，审讯得到了实情。黄德和谋划翻案，甚至派其他御史来，文彦博拒绝接纳，说：“案卷已经完备了，不能再改。”文彦博坚持追究黄德和的罪责，黄德和及其奴仆最终都被处死。以直史馆任河东转运副使，麟州的粮道迂回遥远。【《宋史》本传作“鄜州”。考察《东都事略》，麟州、府州都在河外；文彦博的父亲文洎以麟州粮道迂远，曾依据唐代张说出合河关在银城北袭击党项、想要恢复河外旧粮道的事，文彦博继承父志完成此事。据此，“鄜”字是“麟”字的错误，今改。】银城河外有唐代的旧粮道，废弃后没有修治。文彦博的父亲文洎任转运使时，准备恢复这条粮道，还没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文彦博继承父亲的遗志，增加储粮。元昊来侵犯，围城十天，得知城中已有防备，便解围离去。升任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接连升任龙图阁、枢密直学士，知秦州，改知益州。召回授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贝州王则反叛，明镐讨伐他，久攻不克。文彦博请求出征，任命为宣抚使。十天后城池陷落，给王则戴上囚笼送往京师。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他推荐张环、韩维、王安石等恬淡退让、守持正道的人，请求褒奖劝勉他们，以激励风俗。他同枢密使庞籍商议裁减军队，共裁汰为平民以及只给一半禄粮的人合计八万人。议论的人纷纷说，这些人一定会聚集起来做盗贼，皇帝也对此怀疑。文彦博说：“如今公私都已经困竭，正是因为军队冗多；即使有困难，臣愿以死承担。”他的策略最终施行，返回的士兵也没有发生事故。升任昭文馆大学士。御史唐介弹劾他，说他在蜀地任职时用奇锦结交宫中，因此得到提拔。唐介被贬后，文彦博也被罢职，任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改任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按：《长编》载，皇祐三年冬十月庚子，礼部尚书、平章事文彦博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有人说张尧封是文彦博父亲的门客。文彦博知益州时，贵妃对他有所帮助。贵妃于是暗示文彦博织造灯笼锦进献，贵妃穿上它。皇帝惊讶地回头说：“从哪里得到这种衣服？”贵妃严肃地说：“这是文彦博织的。”文彦博同我父亲有旧交，但我怎么能使唤他呢？只是因为陛下的缘故罢了。皇帝很高兴，从此心里属意文彦博。等到文彦博任参知政事时，明镐讨伐王则还没有取胜，皇帝十分忧虑，对贵妃说：“大臣中没有一个人为国家办成事情，天天上殿有什么用？”贵妃秘密派人告诉文彦博。第二天，文彦博入朝答对，请求亲自前往击破贼军。皇帝大喜。文彦博到恩州十多天，贼军果然平定，皇帝就在军中任命他为宰相。议论的人说，文彦博借明镐之力取得成功，他能够拜相是由于贵妃的力量。唐介被任用后，便极力诋毁文彦博；唐介虽然因此被远贬，文彦博也查究灯笼锦一事究竟是否属实，最终没有辨明。又有记载说，灯笼锦是文彦博夫人送给贵妃的，文彦博并不知道。】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与富弼同时拜相，士大夫都把得到人才当作庆事，详情见富弼传。三年正月，皇帝正在接受朝见，突然发病，被扶入禁中。文彦博叫内侍史志聪询问情况，史志聪回答：“宫禁机密，不敢泄露。”文彦博斥责他说：“你们这些人出入宫禁，却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想要干什么？从今以后，皇帝病势有增有减，必须告诉我们，否则就应按军法处置。”又同同列刘沆、富弼谋划在大庆殿举行醮祭。【伏读《通鉴辑览》】【御批：文彦博等人，这是把仁宗直接当作三尺小孩看待了。仁宗突然感染风眩，并不是不能起身的病，文彦博为什么不学樊哙撞开宫门请求进见？凡事都请示后才施行，却公然赦免死罪，难道不是专擅吗？至于在殿庭举行醮祭，更是不合常理。而史书却说京城人心惶惶，依赖文彦博而安定，实在是迎合他的喜好、不识大体的话，而且……】【京城的惶惶不安，未必不是文彦博等人夸大事情、从而引发的；而仁宗病愈后也把这事置之不问，可以说是柔弱懦怯、不能整肃君主纲纪了。】于是留宿殿中值班房。史志聪说：“没有这样的旧例。”文彦博说：“这难道是讨论旧例的时候吗？”知开封府王素夜间叩击宫门上报变故，却不让他进去。第二天早晨王素说：“有禁军士卒告发都虞候想要作乱。”刘沆想逮捕审治，文彦博召都指挥使许怀德询问：“都虞候是什么样的人？”许怀德称赞他，认为他的品行可以担保。文彦博说：“既然如此，那么这士卒就是因怨恨而诬告。”

译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应当立即杀掉他，以安定众心，于是请刘沆在判状上签字，拖到军门斩首。在此以前，富弼采纳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引入横垅旧河道。北京留守贾昌朝一向憎恨富弼，暗中约定内侍武继隆，命两名司天官等到执政大臣聚集时，在殿庭公开进言，说不应当在北方开河，以致皇帝身体不安。文彦博知道他们的意图所在，却暂时没有办法制止。几天后，两人又上言请求皇后参与听政，也是武继隆教唆的。史志聪把这件事告诉执政，文彦博看过奏状后藏在怀中，没有给同列看。他慢慢召来两人责问说：“天文变异，是你们职分所应当言说的，怎么能擅自干预国家大事？你们的罪应当灭族。”两人害怕，脸色变了。文彦博说：“看你们只是狂妄愚蠢罢了，我不忍治你们的罪；从今以后不得再这样。”两人退下后，文彦博才拿出奏状给同列看。同列都愤怒地说：“为什么不杀掉他们？”文彦博说：“杀掉他们，事情就会公开，宫中必然不安。”众人都说：“好。”不久，朝廷商议派司天官确定六漯的方位，又让这两人前往。武继隆禀告请求留下他们，文彦博说：“他们本来不敢妄言，只是有人教唆他们罢了。” 武继隆默然不敢回答。两人到了六漯，害怕追究先前的罪责，又改口说六漯在东北方，不在正北方。皇帝病愈后，文彦博等人才回到府第。当时京城人心惶惶，依赖文彦博、富弼持重处置，众人的心才安定。刘沆秘密告诉皇帝：“陛下身体不适时，文彦博擅自斩杀告发谋反的人。”文彦博听说后，把刘沆的判状呈给皇帝，皇帝的疑虑才消除。御史吴中复请求召回唐介，文彦博趁机说：“唐介以前任御史时，议论臣的事情多能说中臣的过失，其中虽有根据传闻而产生的错误，但当时对他的责罚太重了，请依照吴中复的奏请办理。”当时人们认为文彦博宽厚有德。过了很久，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国公。改任镇保平军，判大名府；又改任镇成德军，升尚书左仆射，判太原府。不久又改任镇保平军，判河南，遭遇母丧。英宗即位，起复为成德军节度使，他三次上表请求服满丧期，皇帝答应了。起初仁宗身体不适时，文彦博与富弼等请求册立储嗣，仁宗已经答应，但后宫将有人临产，所以这件事暂缓。后来文彦博离开职位，富弼也因母丧离职。文彦博服丧期满后，又以原官判河南，有诏令入朝觐见。英宗说：“我的皇位，是靠卿的力量才建立的。”文彦博肃然回答说：“陛下入继大统，是先帝的圣意，也是皇太后协助赞成的力量，臣有什么力量呢？况且陛下册立为太子、继承帝位时，臣正身在外地，这些都是韩琦等人承受圣意、接受顾命办成的，臣没有参与。”皇帝说：“我详细听说过当初商议此事的情况，卿对朕有恩。”文彦博谦逊推辞，不敢承当。皇帝说：“暂且烦劳卿西行，我很快就召卿回来。”不久授任侍中，改任淮南镇，判永兴军。入朝任枢密使。【伏读《通鉴辑览》】【御批】旁支入继大统，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德行或怨恨。如果一定要沾沾自喜地倚仗援助之功，建立私人的恩情，曲意加以酬报，那么自己的处置已经很不宽厚了。英宗因为富弼曾经说过建储之事，立即给他升官；又因为文彦博从前参与推立自己，便对他深加眷顾。至于蔡襄，却因为一点似是而非的小嫌疑，便被一道诏令外放任职，这难道是向天下显示大公之量吗？这样看来，先前称病坚决辞谢，实在不是他的本意。】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西夏人侵犯大顺城，庆州帅李复圭把陈图所拟的方略交给钤辖李信等人，催促他们出战。等到战败后，李复圭竟妄奏李信有罪，文彦博揭露了他的错误。宰相王安石曲意诛杀李信等人。【按《东都事略》记载相同。李信战败后被诛杀的，是都巡检刘甫、监押种泳。】秦地人都为他们感到冤屈。庆州发生兵乱，文彦博对皇帝说：“朝廷施行政务应当合乎人心，应该兼听众论，以稳重为先。陛下振作精神求治，但人心还没有安定，大概是变更制度过多造成的过失。祖宗的法度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执而不能全面施行的弊病罢了。王安石知道这是针对自己发难，却排斥说：‘求得除去民间祸害，有什么不可以？’ 如果万事都杂乱琐碎，那就是西晋的风气，对治理有什么益处？”文彦博在枢密院任职九年，又极力论述市易司监管出售果实有损国体、招致百姓怨恨，因此被王安石厌恶，竭力请求离职，授任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改任大名府。起初，有个选人李公义，请求用铁龙爪治理黄河，宦官黄怀信沿用他的办法，制成浚川杷，天下人都指责嘲笑，认为这是儿戏。只有王安石相信它，派都水丞范子渊推行此法。范子渊上奏说，使用浚川杷后，水流全都回到原来的河道，露出民田数万顷，于是下诏让大名府核实。文彦博说，黄河不是浚川杷能够疏浚的。

译即使非常愚昧的人，也都知道这没有益处，臣不敢随声附和欺骗皇上。”奏疏送到后，皇帝很不高兴，又派知制诰熊本等人前去察看，结果与文彦博所说相同。范子渊于是请求入朝觐见，说熊本等人见王安石被罢免，料想文彦博将重新任相，所以故意附和、阻挠他的说法。御史蔡确也弹劾熊本奉使时表现失当，熊本等人都获罪，唯独没有追究文彦博。不久加授司徒。元丰三年，授任太尉，又判河南。此时王同老说，至和年间讨论储嗣之事时，文彦博恰好入朝，神宗问他，文彦博把当初回答英宗的话再次对神宗说：“先帝所承受的是上天的命令，神器自有归属，实在是仁祖明察自己有儿子的缘故，也是慈圣皇太后拥护保佑的力量，臣等有什么功劳？”皇帝说：“虽然可以说是天命，实际上也有赖于人谋。卿深厚谦逊，不夸耀自己的善行，暗中积德如同丙吉，真是安定社稷、制定大计的功臣。”文彦博说：“像周勃、霍光那样，才算是制定大计。自至和以来，朝廷内外臣僚进言的很多，臣等虽然曾经请求过，却没有果断实行，后来韩琦等人终于成就大事，功劳大概在韩琦。”皇帝说：“最初提出此事是困难的。当时仁祖的心意已经决定，嘉祐末年只是重申先前的诏令罢了，正如丙吉和霍光的功劳并不相互遮蔽。”于是加授文彦博两镇节度使，他辞谢不接受。将要出行时，在琼林苑赐宴，两次派中谒者赠诗为他饯行，当时人以此为荣。过了很久，他请求退休，以太师身份致仕，居住在洛阳。元祐初年，司马光推荐文彦博，说他是有宿德的元老，应当起用来辅佐自己，于是任命他为平章军国重事，六日入朝一次，每月两次赴经筵，恩遇礼敬十分优厚。然而文彦博没有一年不请求退职，居住五年后再次致仕。绍圣初年，章惇执政，言官弹劾文彦博依附司马光、诋毁先帝的功业，降为太子太保。去世时九十二岁。崇宁年间，被列入元祐党籍，后来特命将他从党籍中除名，追复太师，谥号忠烈。文彦博历事四朝，担任将相五十年，声名震动朝廷内外。元祐年间，契丹使者耶律永昌、刘霄来聘，苏轼负责接待他们入朝觐见，远远看见文彦博在殿门外，退后站立并改变容色说：“这是潞公吗？”问文彦博年纪后，又说：“怎么还这样健壮？”苏轼说：“使者只看到他的容貌，还没有听到他说话；他综合处理各种政务，即使精明干练的少年人也有不如他的地方；他贯通古今，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比不上的地方。”使者拱手说：“真是天下奇异之人啊！”他们对文彦博的敬重就到了这种程度。文彦博虽然极其显贵富有，平日待人却谦逊谦下，尊重有德之人、喜爱善行，仿佛唯恐来不及。他居住在洛阳时，洛人邵雍和程颢兄弟都以道德自重，他把他们当作平民朋友一样接待；又和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置酒赋诗取乐。排列年龄而不按官职，在堂中为他们绘像，称为《洛阳耆英会》。好事之人没有不羡慕的。神宗疏通洛水使之通向汴河，主管此事的人却阻断水流，不让它流入城中，洛阳人对此很是困苦。文彦博趁中使刘惟简到洛阳时，告诉了他其中缘故。刘惟简把这件事报告皇帝，皇帝下诏让水道像原来一样通行，于是成为洛阳城无穷的利益。文彦博有八个儿子，都历任重要官职。第六子文及甫，起初以大理评事身份直史馆，与邢恕交好。元祐初年，任吏部员外郎，以直龙图阁身份知同州。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时，文及甫由右司员外郎因避嫌改任卫尉、光禄少卿。文彦博再次致仕后，文及甫知河阳，召任太仆卿，权任工部侍郎；罢职后任集贤殿修撰，提举明道宫。绍圣年间，蔡渭、邢恕拿着文及甫的私信，制造诽谤梁焘、刘挚的罪名，将他逮捕送入诏狱。文及甫对元祐时期怀有怨恨，便顺势把这些事坐实，也因此被夺去官职。不久恢复官职，后来去世。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三十八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