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七

译、纪年保留：五步〕 星辰的出没、昏旦和中星 《尧典》列举四个仲月黄昏时位于中天的星：日中星鸟，用来确定仲春；日永星火，用来确定仲夏；宵中星虚，用来确定仲秋；日短星昴，用来确定仲冬。《夏小正》承接并加以扩充，用来记录节候。正月，鞠星出现，初昏参星在中天，斗柄悬在下方；三月，参星隐没；四月，昴星出现，初昏南门正在正南；五月，参星出现，初昏大火在中天；六月，初昏斗柄正指上方；七月，银河横在门户，初昏织女正在正南，面向东方，斗柄悬在下方时天将明；八月，辰星隐没，参星在中天时天将明；九月，内火星出现，辰星与太阳相连；十月，初昏南门出现，织女正在正北方时天将明。唐虞和夏代相承不远，所以都把火星在中天联系起来说。仲夏是五月，而《春秋左氏传》中张趯说：“火星在中天，寒暑就消退。”那么季冬十二月应是寒气消退、火星在旦时居中；季夏六月应是暑气消退、火星在昏时居中。凡是星辰还没有到达中天时在东方升起，过了中天后便向西运行。周代采用夏历，六月黄昏火星在中天，所以《豳诗》说：“七月流火。”这大致说明了岁差。《周语》中虢文公说：“农祥星在清晨正位，太阳运行到天庙，土地的生机就开始萌发。” 单子说：“辰星的角宿出现，雨季就结束；天根星出现，水就干涸；本星出现，草木的节就解开；驷星出现，就要降霜；火星出现，清风预示寒冷；营室星在中天，土木工程就开始；火星初次出现，要约定在司里举行有关事务。”《左氏春秋》说：“苍龙七宿出现，就举行求雨祭祀；凡是土木工程，苍龙七宿出现便结束，这是在告诫人们开始办理事务。”火星出现便开始使用火，水星在黄昏正位时便栽种，太阳运行到日至便完成农事。申丰说：“古时太阳在北陆时收藏冰，在西陆时早晨看见它，火星出现时便征收赋税。”《月令》说：“孟春之月，太阳在营室，黄昏参星在中天，清晨尾星在中天；仲春之月，太阳在奎，黄昏弧星在中天，清晨建星在中天；季春之月，太阳在胃，黄昏七星在中天，清晨牵牛在中天；孟夏之月，太阳在毕，黄昏翼星在中天，清晨婺女在中天；仲夏之月，太阳在东井，黄昏亢星在中天，清晨危星在中天；季夏之月，太阳在柳，黄昏火星在中天，清晨奎星在中天；孟秋之月，太阳在翼，黄昏建星在中天，清晨毕星在中天；仲秋之月，太阳在角，黄昏牵牛在中天，清晨觜觽在中天；季秋之月，太阳在房，黄昏虚星在中天，清晨柳星在中天；孟冬之月，太阳在尾，黄昏危星在中天，清晨七星在中天；仲冬之月，太阳在斗，黄昏东壁在中天，清晨轸星在中天；季冬之月，太阳在婺女，黄昏娄星在中天，清晨氐星在中天。”这一月，太阳运行到了这一周天次序的尽头，月亮运行到了十二辰的尽头，星辰在天空回转。考察岁差，累积超过二千年，列宿中的星座向右移动一个位置，其在出没、昏旦和中天时都推迟一个月，因此周人所说的情况与《尧典》《夏小正》不同，到了唐代又重新改换月份。现在用表列出当时各月的星候：孟春，太阳在虚，黄昏▯星在中天，清晨心星在中天；仲春，太阳在营室，黄昏东井在中天，清晨箕星在中天；季春，太阳在娄，黄昏柳星在中天，清晨南斗在中天；孟夏，太阳在昴，黄昏翼星在中天，清晨牵牛在中天；仲夏，太阳在参，黄昏角星在中天，清晨危星在中天；季夏，太阳在东井，黄昏氐星在中天，清晨东壁在中天；孟秋，太阳在张，黄昏尾星在中天，清晨娄星在中天；仲秋，太阳在角，黄昏南斗在中天，清晨毕星在中天；季秋，太阳在角，黄昏牵牛在中天，清晨东井在中天；孟冬，太阳在房，黄昏虚星在中天，清晨张星在中天；仲冬，太阳在箕，黄昏营室在中天，清晨轸星在中天；季冬，太阳在南斗，黄昏奎星在中天，清晨氐、亢在中天。虞、夏两代

译冬至日位于虚宿；殷代位于婺女，周代位于牵牛，汉以后位于斗，元代位于箕。凡是太阳运行所在的宿，其对应的星与太阳同日出没，称为“伏”。离太阳半个次之后才在早晨出现，距离太阳四分之一周天，黄昏和清晨恰好在南方出现，这称为“中星”。用周、秦时代的星候与虞、夏时代相比较，差了一个星次；到了元、明，已经差了两个星次。

译臣等谨慎考察说：星辰的出没、昏旦和中天位置古今不同，是由于太阳运行所在的宿不同；考察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岁岁都有差移，大体上接近七十年便差一度，超过二千年便差一个星次。唐虞时代春分太阳在胃、昴之间，所以说鸟星在中天；夏至太阳在七星，所以说火星在中天；秋分太阳在氐、房之间，所以说虚星在中天；冬至太阳在虚宿，所以说昴星在中天。《夏小正》在正月开头说“鞠星于是出现”，《大戴礼记》兼载其说：“鞠是什么？是星名。”自汉代以来，天文志等书没有所谓鞠星，鞠应当是噣字。《诗经》释文引《尔雅》说：“噣称为柳。”现在的《尔雅》把噣写作咮，噣、咮本是同一个字的异体。虞、夏历正月太阳运行到奎、娄，奎、娄向西落下，所以柳星从东方升起。《诗经·召南》“三五在东”，毛传说：“三是心星，五是噣星。”郑笺说：“噣星在东方，是正月的时节。”由此可以订正“鞠”应为“噣”，是传写造成的错误。又四月说“初昏南门正”，到十月说“初昏南门见”。南门二星在亢、氐以南，四月太阳运行在东井、舆鬼，所以黄昏时南门在南方出现；十月太阳运行在斗、牵牛，南门二星在早晨出现在东南角，并不是黄昏出现。“初昏”二字，大概是后人误加的。孔颖达说：“《月令》所说黄昏、清晨的中星，都只是大概而言，一个月之内有一段时间位于中天，就可以记载。”又说：“凡是十二月太阳所在的位置，有时说月初，有时说月末，都是根据大概情况而言。”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王肃注释《尧典》，不知道《月令》所说季月的黄昏中星，尧时仲月已经在黄昏居中；这是岁差造成的，却强行把“宅”解释为孟月的日中，把“日永”解释为仲月，把“星鸟”“星火”解释为季月，又把“仲”读作“中”，说各自指三个月的中气，这是极其疏谬的。考察各种典籍，《尧典》《夏小正》所说的星候彼此接近；《诗经》三百篇以及《国语》《左氏春秋》《月令》所说的星候也彼此接近。虞、夏与周代前后相差一个月，古人并没有因此怀疑，而是各自按照当时仰观到的天象记载在时令中，以告示百姓，可见古人明知岁差的缘故。汉初失去了这种传承，所以冬至太阳已经在斗宿，却仍把它记作牵牛。到永元十五年制造太史黄道铜仪，才说冬至太阳在斗十九度四分之一。晋代虞喜说：“尧时冬至日短、昴星在中天，如今经过二千七百多年，已经是东壁在中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月〕 由此可知每年逐渐产生的差移到了什么程度，后代关于岁差的说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岁差，是拿太阳和星辰相互比较而产生的差异，并不是天体运行本身发生了差错。天有南极、北极，作为左旋的枢纽，用来确定南北方向；天有赤道，作为左旋的中带，分界南北；又有黄极，作为右旋的枢纽，距离北极二十多度；黄道作为右旋的中带，斜着交于赤道，一半在赤道以南，一半在赤道以北，距离赤道最远也有二十多度，与黄极距离北极相应。太阳沿黄道向右运行而形成一年，冬至最南，夏至最北，两者相距四十多度；太阳从南向北收敛时，在它下面正对中原地区，逐渐接近便寒退暑进；从北向南发散时，在它下面正对中原地区，逐渐远离便暑退寒进。太阳的右旋在四十多度之间运行，从黄道上看正好完成一周，本来没有丝毫差数；如果发散和收敛没有完成，就不能形成一年。一年中太阳的运行从冬至开始，重新回到开始的位置，而列宿星座却稍稍向前移动，不能与起点重合；这种差异起初很小，累积到六十七年便相差一度。这并不是太阳运行的黄道本身有这种差异，而是列宿星座也沿黄道向右转动。唐代一行把天自作一回事，把岁自作一回事；他所谓的“天”，指列宿，所谓的“岁”，指太阳运行，这样分成两件事，是对的。但他制定的方法却减少岁周的余数、增加天周，认为岁周不及天周，这就不对了。应当把黄道看作太阳和星辰右旋的一周天，不只是太阳沿它运行，南北的发散与收敛形成寒暑，列宿星座也沿它运行，古今位置的推移形成岁差。右旋，是七政和列宿实际旋转的情形。谈南北而不谈东西，左旋是大气运转形成的东升西落现象；谈东西而不谈南北，虽称为左右旋，却不是一个顺行、一个逆行。知道南北与东西的情形不同，就不会怀疑日月星辰实际上是右旋的。知道列宿星座也像日月五星一样右旋，就不会怀疑岁差的原因；这样，星辰的出没、昏旦和中天位置，向上可以推到千古以前，向下可以推到亿万年以后，都能有依据。《宋书》中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说：“中星的出没，典籍每每用来审定时令，是因为历法的数理难以明白，而天象的验证容易显现；各自根据一个时代所符合的情况，把它作为简便的政令。”这话说得到了古人用星辰记录时令的本意，因为每个月标出一颗星，抬头就能看见，所以如此。臣等又考察《晋书·天文志》说：“周髀家说：太阳和月亮实际上向东运行，而天牵引它们向西没落。譬如蚂蚁在磨石上爬行，磨石向左旋转，蚂蚁却向右行。磨石转得快，蚂蚁走得慢，所以不得不随着磨石向左回转。”这个比喻确实说得对，但还不够完整。儒者往往把右旋相对于左旋看作逆行，于是怀疑日月也是左旋，只因运行较慢才看起来向右转；这只是看到左右、顺逆的差别，便产生了快慢的说法。《明史·天文志》记载洪武年间，皇帝与群臣讨论天和七政的运行，群臣都用蔡氏左旋的说法回答【蔡氏的说法见《书经集传》】。皇帝说：“朕自从起兵以来，仰观天象，天向左旋，七政向右旋，历法家的说法确实正确而不可改变。你们还固守蔡氏的说法，难道这就是所谓格物致知的学问吗？”现在考察蔡氏的说法本于张子，因此自宋代以来，儒者和推步计算家各持一种意见。试就蚂蚁在磨石上行走的比喻来谈，不只是磨石向左旋转而蚂蚁向右走。磨石有上下的厚度，把厚度平均分在上下两面之间，设想有一个圆圈斜着缠绕在上面，再设一个圆圈与中间的圆圈相交，一半在中圈以上直到磨石上侧，另一半在中圈以下直到磨石下侧。

译蚂蚁向右沿着这个圆圈行走，从下侧斜着上升到上侧，势必又斜着下降到下侧，正好运行一周。这个圆圈讨论的是上下，并不与中圈同向转动。由快慢的分别可以知道这一点：赤道专门讨论东西，黄道专门讨论南北，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古人所谓“天向左旋，日月五星向右旋”，其中的天指列宿，因此岁差的原因并不明白。况且列宿与日月五星合起来才是有形可见的天，《楚辞·天问》篇为什么说“圜则九重”？古代九重天的说法，是因为列宿和日月五星都向右旋并发生南北推移，再加上大气向左旋，共为九重。左旋的天有一重，右旋的天有八重，而列宿向右旋转得很慢。况且星河周布形成浑圆的天体，它向右旋转必然是整个天体一起转动，所以借此明显指称日月五星所在的天。虽然可以把列宿比作驿站路程，把日月五星比作经过的旅客，但并不是不知道列宿也向右转。只是列宿与日月五星都向右转，人们看见它们东升西落，是因为大气运转它们向左，于是九重天的说法就清楚了。汉代以来不把岁差归因于列宿右旋，而把岁差归因于太阳运行不足，这与实际验证大相违背，也违背古人所谓“圜则九重”的说法。列宿与十二次 古人用星辰记录日月的运行。唐虞时代只分四象，也称为四陆。到了周代说到十二次、二十八宿，才详细起来。《左氏春秋》中梓慎说：“元枵就是虚宿在中间。”禆灶把婺女作为元枵的起首。根据这些说法依次推求星次的大致情况，就可以考见。《尔雅·释天》说：“寿星，是角、亢；大辰，是房、心、尾；大火，就是大辰；析木之津，在箕、斗之间，是汉津。星纪，是斗、牵牛；元枵，是虚，颛顼之虚也是虚，北陆也是虚；娵觜之口，是营室、东壁；降娄，是奎、娄；大梁，是昴，西陆也是昴；柳就是鹑火。”《尔雅》没有列举的，是实沈，即参宿；鹑首，即东井、舆鬼；鹑尾，即轸宿。元枵又称天鼋，娵觜之口又称豕韦。东方苍龙七宿为寿星、大火、析木之津三个星次；北方玄武七宿为星纪、元枵、娵觜之口三个星次；西方白虎七宿为降娄、大梁、实沈三个星次；南方朱鸟七宿为鹑首、鹑火、鹑尾三个星次。宋书中祖冲之说：“臣认为，辰极居于中央，列星各自安定地运行；群星形体不同，阴阳各有区别，所以羽类、介类都陈列出来时，水火便各有位置；苍色、素色一齐布列时，东西便可以确定。星次的名称并不是根据太阳所在的位置确定的。星次随着星名的意义而定，与星宿的形体相合；即使发生迁移，其位置也不改变。”臣等谨慎考察：《曲礼》说“前有朱鸟，后有玄武；左有青龙，右有白虎”，这是列宿的四象。《春秋左氏传》有“太阳在北陆以及在西陆时早晨出现”的文字，因此四象又就是四陆。《尔雅》虽然说“北陆是虚，西陆是昴”，实际说到陆时兼指三个星次，所以举出其中的一宿来代表七宿。天体既然在运动，随时就会不同，为什么还会有东西南北的固定方位？根据《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鸟宿在南方，那么苍龙在东方、白虎在西方、玄武在北方；各象的七宿有的出现、有的未出现，是依照当时的方位确定为南北东西，换一个时节就会不同，经过几千年，仲春初昏的情况也会不同。既然如此，四象的划分开始于羲和，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冬至太阳在牵牛，正处于星纪的中间，所以斗宿位于星纪的起首，以此作为十二次的起首，因此称为“星纪”。唐虞时代冬至太阳在虚宿，正处于元枵的中间；元代以来冬至太阳在箕宿，正处于析木之津的中间，并不是以斗、牵牛为起首。然而十二次的名称应当始于周代。由此可知，汉代费直、刘歆、蔡邕等人不知道岁差，各自根据节气时太阳所在的宿度划分十二次的界限，所以刘歆、蔡邕都说太阳到达星次起点是节气，到达星次中间是中气。晋代虞喜开始创立岁差法，祖冲之对此论述得尤其详细。此后推步家虽然知道星次不会随着太阳运行而推移，但十二次的界限不过是对汉志和《月令章句》加减而来，都不是定论。星次起于周代，那么应当采用《春秋传》“元枵是虚宿在中间”和“婺女是元枵的起首”这两句话，在黄道上平均划分界限，这样或许不至于与古法相差太远。臣等又考察：二十八宿是位于黄道附近的星宿。太阳运行黄道，虽然借助星宿来记录太阳的运行，但应当把黄道作为黄道，把列宿作为列宿分别讨论。黄道以冬至为最南，夏至为最北，春分、秋分为南北的中间。列宿则唐虞时代以虚宿在最南，元代以来以箕宿在最南；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变化，是以南北中间的固定界限为依据。十二次专门以星辰为界限，不讨论黄道的南北中间位置。星象 《尔雅·释天》只略举星名，到《史记·天官书》才大为完备。它的传承大概出于周、秦之际。晋代以后记载天文的人往往与它不同，转相承袭，逐渐失去本来面貌。谈星象，应当以此为起点。中官的天极星，其中最明亮的一颗是太一，是天帝常居之处。旁边三星是三公，有人说是天子的属官。后面的四星，末端的大星是正妃，其余三星是后宫所属。环绕它作为屏障的十二星，是藩臣，都称为紫宫。前面正对斗口排列的三星，随着北端逐渐变尖，若隐若现，称为阴德，有时称为天一。紫宫左边三星叫天枪，右边五星叫天棓，后面六星贯穿银河直到营室，叫阁道。北斗七星，斗柄指向龙角；斗衡对着南斗，南斗的斗魁枕近参宿的前端。斗魁上方有匡卫的六星，叫文昌宫。第一颗叫上将，第二颗叫次将，第三颗叫贵相，第四颗叫司命，第五颗叫司中，第六颗叫司禄，位于斗魁中，是贵人的牢狱。斗魁下面有六颗两两相对的星，名叫三台，是斗柄的辅星【按：‘柄’字是根据《前汉书·天文志》增入的。据《史记》和两汉文献，北斗七星之下都说有与北斗相近的星；文昌、三台等星接近斗魁，招摇二星接近斗柄，辅星是接近北斗第六星的星。

译《史记》《汉书》在辅星下面都有占验的话，其中说“明而接近”，是指它接近斗柄。现在既然删去占验的话，“辅星”二字便不能与上下文相接，所以依《汉志》增入“柄”字。“杓”“柄”二字的意义没有差别，但说“杓”是根据斗的前端而言，说“柄”是根据杓旁而言，因而有所不同】斗柄的末端有两颗星，内侧的一颗是矛，叫招摇，外侧的一颗是盾。天锋有弯曲成环的十五颗星，属于斗柄，叫贱人的牢狱。东方苍龙七宿中，房、心二宿，心宿是明堂，大星是天王，前后各星是天子的属官。房宿是府库，叫天驷，其阴面的右边是骖星；旁边有两颗星，叫钤；北面一颗星叫舝；东北方弯曲排列的十二颗星叫旗，旗中四星叫天市，中间六星叫市楼。房宿南面的众星叫骑官。左角是理，右角是将。大角是天王的朝廷，它两旁各有三星，像鼎足一样环绕它，叫摄提。摄提正对斗柄所指的方向，用来确定时节，所以又叫摄提格。亢宿是疏远的宗庙，它南北两边的两颗大星叫南门。氐宿是天根。尾宿是九子。箕宿是敖客。南方朱鸟七宿中有权、衡，衡宿是太微，是三光会聚的朝廷，周围十二星是藩臣。西边的是将，东边的是相。南方四星是执法。中间是端门，门的左右是掖门。门内六星是诸侯，里面五星是五帝的座位。后面聚集的十五颗星，茂盛排列，叫郎位；旁边一颗星是将位。廷藩以西有隋星，四颗叫少防，是士大夫【按：少防只有四星。《正义》说少微四星在太微南面，南北排列，第一星是处士，第二星是议士，第三星是博士，第四星是大夫，这是明确证据。《史记》误作五颗，是传写错误，今依《汉志》改正】。权、轩辕，轩辕像黄龙的形体，前面的大星象征女主，旁边的小星是御者，后面诸星属于后宫。东井主管水事，其西面弯曲排列的星叫钺。钺北面是北河，南面是南河；两河与天阙之间是关梁。舆鬼主管鬼神祭祀，其中白色的星是质。柳宿像鸟，注宿是七星的颈，主管圆形器物；张宿是鸟的嗉囊，主管厨房；翼宿是鸟的羽翮；轸宿是车。轸宿旁有一颗小星叫长沙，轸宿南面的众星叫天库。天库中有五车。西方白虎七宿中，咸池叫天五潢；五潢是五帝的车舍，水中有三根柱。奎宿叫封豕，是沟渎；娄宿主管聚集众人；胃宿是天仓。胃宿南面的众星叫廥积。▯宿叫旄头，毕宿叫弋车。毕宿大星旁边的小星叫附耳。▯、毕之间是天街。其阴面是阴国，阳面是阳国。参宿是白虎，其中三颗排列成直线的星是衡石。下面三颗尖锐的星叫伐，外面的四颗星是白虎左右的肩和股。三颗小星斜着排列，叫觜觽，是虎头。它南面有四颗星叫天厕，厕下面一颗星叫天矢。它西面有弯曲的九颗星，分三处排列：第一处叫天旗，第二处叫天苑，第三处叫九斿。它东面有大星叫狼，下面四颗星叫弧，正对狼星。狼星靠近地面处有一颗大星，叫南极老人。北方玄武七宿为虚、危。危宿是盖屋，虚宿主管哭泣之事。它南面有众星叫羽林天军，天军西面是营垒。有人说钺旁有一颗大星叫北落。危宿东面六星，两两相对，叫司空。营室是清庙，叫离宫阁道。汉中四星叫天驷，旁边一颗星叫王良。旁边有八星横贯银河，叫天潢。天潢旁有江星。杵臼四星在危宿南面、河鼓东面。匏瓜在南斗，是宗庙；南斗北面是建星。建星就是旗。牵牛是祭祀用的牲畜，它北面是河鼓【按：《尔雅》说“何鼓称为牵牛”，注说现在荆楚人称牵牛星为檐鼓，檐就是荷。由此郭璞把“何”读为“荷”。释文说“何”字郭璞读作胡可反，也读作胡多反，可见“何”字有两种读音。按照“檐鼓”的意义，荷、何本来是同一个字，河又是由何字变化而来。但《史记》《汉书》明确把牵牛、河鼓分作两颗星，《尔雅》所说“何鼓称为牵牛”，是说牵牛在河鼓之下，就像把这个河鼓称作荷一样，意义本来是一致的。现在仍依《史记》《汉书》作“河】河鼓的大星是上将，左右两边分别是左将、右将。婺女在它北面，织女在婺女北面；织女是天女，是天帝的孙女。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以及列宿星座，是天的五官座位。这些座位作为经星不移动，大小有差别，宽窄有一定。水、火、金、木、填星这五颗星，是天的五位辅佐，作为纬星，出没有时，所经过的运行有盈缩的限度。臣等谨慎考察：世间流传的《甘石星经》是后人伪托的；自古以来由简略逐渐变得详备的天文记载，《天官书》集其大成。篇中说：“汉代掌管天文的人，星象方面是唐都，气象方面是王朔，占察岁时方面是魏鲜。”又在自序中说：“我司马谈任太史公，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官。”由此可知，司马迁记述天官，就是采用唐都划分天区的说法。虽然兼存占气、占岁的说法，但以星象为根本。《汉书·天文志》说：“作为经星的常宿，中官和外官总共一百一十八名，星数合计七百八十三。”所谓中外官，是中官加上东、南、西、北四官，合为五官，称为五官座位。索隐说：“考察天文有五官，官就是星官。星位有尊卑，好像人的官署排列位置，所以称为天官。”由此说来，今本《史记》写作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都是“官”字传写造成的错误。索隐在中官下注引《春秋元命苞》说：“官的意思是宣。”在紫官下注引《元命苞》说：“宫的意思是中。”现在索隐中官及其注文都误写成宫。臣等又考察：《天官书》叙述天象时有些文字深奥，远超后人的撰述，其中涉及占察天象变化的内容，现在一并删去。篇中又说五官的座位不移动，大小有差异，宽窄有一定，这可以说掌握了实际情况。至于又说心宿不应直列、老人星出现、王良星出现防御马匹等占验，都是星占家妄自附会。古代把列宿星座作为恒星，又称为经星，永远如此，起初并没有变化。至于星辰向右旋转形成岁差，是整个天体一起转动，而各座位之间相距的度数并没有改变。

译臣等又考察：恒星向右旋转，沿黄道运行，以黄极为中心；它们在赤道以内外、距离北极的远近，古今不同，但在黄道以内外、距离黄极的远近，千古以来却始终如一。《隋书·天文志》说，贾逵、张衡、蔡邕、王蕃、陆绩都把北极纽星作为枢纽，认为那里是不动的位置。祖暅用仪器测候，认为不动的位置在纽星末端之外一度多。《宋史》记载沈括《浑仪议》说：“臣考验极星，经过三个月才知道天的中央不动处，距离极星三度多。”梅文鼎《恒星纪要》说，祖暅时代极星距离不动处一度，沈括时代突然距离三度多，到郭太史时代仍是三度多。现在用仪器考察，则宋代极星距离不动处约为二度。祖氏虽说相距一度多，但如果是实际度数，恐怕还不到一度。这一段专门讨论接近北极的纽星古今距离北极不同，其余列宿星座古今距离北极不同，也依此类推。臣等又考察：《晋书·天文志》引张衡的话说，中外官中常明的有一百二十四，能够命名的有三百二十，星数有二千五百，暗星的数目大约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又说后来太史令陈卓总合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所绘星图，共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此作为确定的纲纪。郑氏《步天歌》记载，到了《晋书》以后，星名大略齐备。它把天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在《天官书》中，紫微垣属于中官；天市垣与苍龙七宿属于东官；太微垣与朱鸟七宿属于南官；白虎七宿属于西官；玄武七宿属于北官。《天官书》出于唐都，晋代以后的天文志都以它为本；三国时期吴国太史令陈卓所增出的星名，郑氏《步天歌》已经详细记载，这里不再赘述。黄道宿度 《后汉书·律历志》说：“天度由天体运行而确定，历法由太阳运行而确定；日月居于列宿之中，终于四七。”这就是天度的起源。太阳沿黄道向右运行，一昼夜所经过的距离称为一度。总计三百六十五日又有不足四分之一日的余数，太阳向右运行一周。古代推算天文历法的人约略把一周年定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日，于是据此命名度数，定为天周的度数。永元四年，左中郎将贾逵上疏说：“臣先前上奏，傅安等人用黄道度数推算日月的弦望，往往与史官的记录相近。如果一概用赤道度数，便与日月的运行不相合。如今历法推算弦望，至今误差已经超过一天，便常常上奏说是天变。甚至认为太阳在黄道上退缩、逆行，自己按一定度数运行，并不是天变。希望请求太史官把日月所在星宿的簿籍和星度测量结果交给待诏星象官考核校验，再上奏。”臣谨按先前答复说：“冬至日距北极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距北极六十七度，春秋分日距北极九十一度。赤道是天空的中线，并不是日月运行的轨道，却用它遥相准定日月度数，所以失去了日月实际运行的情况。”事情确实如傅安所说。询问典星待诏姚崇、井毕等十二人，他们都说：“星图有一定的规法，太阳和月亮实际都是沿黄道运行的。官府没有相应的器具，所以不知道如何施行。”臣考察甘露二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用图和仪器测量日月的运行，考察天体运行的情形：太阳运行到牵牛、东井时，太阳每天超过一度，月亮运行十五度；运行到娄、角时，太阳运行一度，月亮运行十三度。这是赤道造成的情形，也是前代共同知道的。”由此可见，用黄道推算确有验证，与天体和太阳的运行没有前后差错，弦望不误一天，比起使用赤道更为精密接近，应当施行。十五年七月甲辰，诏令制造太史铜仪：角为十三度，亢十度，氐十六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度，斗二十四又四分之一度，牵牛七度，须女十一度，虚十度，危十六度，营室十八度，东壁十度，奎十七度，娄十二度，胃十五度，昴十二度，毕十六度，觜三度，参八度，东井三十度，舆鬼四度，柳十四度，星七度，张十七度，翼十九度，轸十八度，总计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冬至日位于斗十九又四分之一度。臣等谨按，天本来没有度数，是因太阳运行的位置才建立度数。所谓度，是运行经过的名称，所以太阳沿黄道运行，一昼夜所经过的距离就称为一度。黄道斜交于赤道，太阳运行从南方收敛到北方，又从北方发向南方，寒暑往来而形成一年，这是黄道的作用；辨别方位、计算时刻，是赤道的作用。太阳向右运行，三百六十五日又有余数，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称为周年；于是把天分为三百六十五度又有余数，称为天周。这样看来，度数法本来应当施用于黄道，不应当施用于赤道。但汉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以及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确定东西方向，设置日晷仪和漏刻，来追测二十八宿在四方的相距距离，只有赤道宿度，没有黄道宿度。《前汉书·律历志》所载：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这些列宿之间的距离，是从赤道测量其度数得出的，直到唐初仍沿袭不改。开元年间，诏令梁令瓒制造黄道游仪，测知毕、觜、参和舆鬼四宿的赤道宿度与旧说不同：毕十七度，觜一度，参十度，鬼三度。宋皇祐以后又多次改动。元代新制浑仪，测量采用二线法：角十二度十分，亢九度二十分，氐十六度三十分，房五度六十分，心六度五十分，尾十九度十分，箕十度四十分，斗二十五度二十分，牛七度二十分，女十一度三十五分，虚八度九十五分，危十五度四十分，室十七度三十分，壁八度六十分，奎十六度六十分，娄十一度八十分，胃十五度六十分，昴十一度三十分，毕十七度四十分，觜五分，参十一度十分，井三十三度三十分，鬼二度二十分，柳十三度三十分，星六度三十分，张十七度二十五分，翼十八度七十五分，轸十七度三十分。考察觜、参两宿，汉代定为觜二度、参九度，唐代为觜一度、参十度，元代则觜仅百分之五度，参十一度十分。

译明崇祯元年测量后改定，参宿在前，觜宿在后。这是因为列宿沿黄道向右运行，从而形成岁差。黄道上的度数和分数是固定的，但从赤道上观察，接近冬至、夏至时，度数之间必然显得宽阔。赤道处于浑圆的中间一圈，《周髀算经》称为中衡；冬至称为外衡，夏至称为内衡。它们的左旋都以赤道平行为准而形成规法。外衡、内衡小于中衡，所以它们对应赤道时，外衡、内衡的度数较窄，中衡的度数较宽。黄道也是浑圆的中间一圈，但位置倾斜。黄道接近冬至、夏至时，以较宽的度数对应赤道的窄度，所以黄道一度，在赤道上必然超过一度。接近春秋分时，倾斜的形势才显现出来，所以黄道一度，在赤道上必然不足一度。这就是汉代耿寿昌所谓“考察天体运行的情形，太阳运行到牵牛、东井时，太阳超过一度，月亮运行十五度”：牵牛接近冬至，东井接近夏至，所以如此。赤道宿度因岁差而古今不同，导致过去平直的方位如今处在倾斜位置，过去倾斜的方位如今又转移而接近平直。由于天体形势观察不同，不仅觜宿西距星从赤道上看转到参宿西距星的东面，鬼宿西距星也可以转到柳宿西距星的东面；这些星宿前后位置都将发生不同变化，所以不得不分别改定距星，才能与黄道上前后排列的固定次序相合。所以测定宿度只应以黄道为主，赤道可以不必讨论。何况赤道是用来校正时刻的，不是用来校正节气的，也就没有必要用太阳运行所经的宿度。可是汉代以来一直先测定赤道，再用勾股、弧矢等方法推算，以求得黄道。测量和推算有疏有密，所以史书和志书所记载的黄道宿度也古今不同。臣等又按，前汉还没有黄道宿度，日月沿黄道运行，却用赤道度数遥相准定，出现差错是自然的。后汉永元十五年才确定黄道宿度；到了唐代以后岁差学说流行，把周年余数减少、天周增加，于是把列宿向右移动的数目当作太阳运行不足的数目，虚增它作为天度。元至元年间确定周年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天周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岁差为一分五十秒。把这虚增的一分五十秒分入各宿。试从冬至来说，太阳运行到最南方，测得的日影最长，这才是冬至。假如太阳运行不足一分五十秒，必须等它再运行一分五十秒以后才成为最南方，难道太阳运行还没有到最南方、日影也还没有最长，就可以截去不足的数目而称作冬至吗？这样一来，每年的冬至都不是太阳到达最南方了。这是由于不知道寒暑形成的原因，只专门从黄道讨论南北，而不讨论东西。岁差的数目不固定，所以史书和志书所记载的天周也不固定。又《唐书·天文志》说：“旧图把奎宿错误地以西面的大星作为距星，现在又改以西南面的大星为距星。张宿中央四星是朱鸟的咽喉，外面两星是鸟翼；过去以翼为距星，不以鸟胸为距星。现在又改以鸟胸为距星。”这就是古今距星有所更换。黄道宿度自古以来并不改变，其所以出现不同，有三个原因：一是测量推算有疏密，二是天周不固定，三是距星有所更换。钦定《续通志》卷九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九十八 天文略（二） 七衡六间 春秋时期郯子讲述古代少皞氏的官制，说有司分、司至、司启、司闭：司分掌管春分、秋分，司至掌管冬至、夏至，司启掌管立春、立夏，司闭掌管立秋、立冬，这就是八节。下至周代各诸侯国，凡是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都一定记载云气和物候。后来又由此增补详细内容。一年分为中气、节气，共二十四个。《周髀算经》说七衡周围运行而有六间，用来对应六月，所以太阳在夏至时位于东井，处在最内的内衡；太阳在冬至时位于牵牛，处在最外的外衡。衡位反复运行，最终回到冬至，所以说一年是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日；一年有一个内极和一个外极。通常在夏至夜半时，北极向南游行到达的极点；冬至夜半时，北极向北游行到达的极点；冬至日在酉时向西游行到达的极点；日在卯时向东游行到达的极点。这是北极璇机四游所到的正点。正北极是璇机左旋的中心，正北方是天空的中央。太阳从左边升起，从右边落下，南北运行。因此冬至由坎卦开始，阳气在子位，太阳从巽方升起而在坤方落下；夏至由离卦开始，阴气在午位，太阳从艮方升起而在乾方落下。外衡对应冬至，内衡对应夏至，六气往复返回，都称为中气。《周髀》所说的正北极，是左旋的枢纽，即赤道极；所说的北极璇机，是右旋的枢纽，即黄道极。赤道端正，黄道一半在它里面，一半在它外面；太阳的运行因此有收敛和发散，这就是寒暑交替的原因。璇机与正北极的距离，就像内、外衡与赤道的距离。正北极处于中央，璇机环绕它运行而形成圆周；白昼黑夜运行一周，又多运行一度。把这个圆周平均分为十二宫，璇机在夜半运行到每宫的起点，就是节气；运行到每宫的中点，就是中气。中气与节气相距大约十五日，璇机环绕正北极运行，与太阳运行的收敛、发散相应。因此，北游所到的极点正值正北的子位，称为建子；此时太阳处于外衡，就是“冬至由坎开始、阳气在子位”。南游所到的极点正值正南的午位，称为建午；此时太阳处于内衡，就是“夏至由离开始、阴气在午位”。璇机在夜半所建的宫位，从子、丑、寅、卯、辰、巳六宫运行到午时，太阳便由南方收敛到北方；从午、未、申、酉、戌、亥六宫运行到子时，太阳便由北方发散到南方。这样永远不变，所以十二月建以北极璇机为根本。《宋书》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说：“月位称建，想来是以气所依据的地方命名，名称随实际情况而显现，并不是说斗柄所指。近来考察，已经与汉代相差半个星次；如果认真考察斗柄所指的节气时刻，那又有什么作用呢？”因此，月建的意义是用来表示璇机的运行。《周髀》称“从坎、从离，确实可信而有证据”。按照一年二十四节气设置衡位，太阳到达的衡位就是中气；璇机在夜半运行到一宫的中央，就是中气，其间为节气；璇机在夜半位于两宫交界处。春季正月建寅，节气叫立春，中气叫启蛰，后汉改称雨水。太阳落在第五个次衡。二月建卯，节气叫雨水，后汉改称惊蛰；中气叫春分，太阳落在中衡。三月建辰，节气叫谷雨，后汉改称清明；中气叫清明，后汉改称谷雨，太阳落在第三个次衡。夏季四月建巳，节气叫立夏，中气叫小满，太阳落在第二个次衡。五月建午，节气叫芒种，中气叫夏至，太阳到达内衡而向南发散。六月建未，节气叫小暑，中气叫大暑，太阳从第二个次衡升起。秋季七月建申，节气叫立秋，中气叫处暑，太阳从第三个次衡升起。八月建酉，节气叫白露，中气叫秋分，太阳从中衡升起。九月建戌，节气叫寒露，中气叫霜降，太阳从第五个次衡升起。冬季十月建亥，节气叫立冬，中气叫小雪，太阳从第六个次衡升起。十一月建子，节气叫大雪，中气叫冬至，太阳到达外衡而向北收敛。十二月建丑，节气叫小寒，中气叫大寒，太阳落在第六个次衡。这就是一年中璇机与衡位相应的大概情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臣】等谨按：璇机，如今《尚书》写作“璿玑”。伏生《大传》和《隋书》引用的文字都写作“璇机”。“璇”取旋转运行之义；“机”就是枢纽。衡，是以赤道为准而保持水平。黄道极和赤道极，都是天体旋转运行的枢纽。只有赤道极固定在原处而不移动，所以推步家又称它为“不动处”。贾逵、张衡、蔡邕、王蕃、陆绩都把纽星作为不动处。梁代祖暅测得纽星距离不动处一度多，元代郭守敬测得相距三度多。由于恒星存在岁差，所以接近极点的星，它们与极点的距离，古今测量也不相同。如今赤道极在句陈大星和纽星之间。黄道极在紫微垣外柱史星的东南方、上弼和少弼之间。太阳随着大气向左旋转形成昼夜；它向右旋转，则由南方收敛到北方，再由北方发散到南方，形成寒暑。左旋是昼夜形成的原因，右旋是寒暑形成的原因。黄道极也随着大气向左旋转，昼夜运行一周，又多运行一度。因此赤道极居中，黄道极环绕在它外面，昼夜旋转运行并有所移动。古人因此称它为“璇机”，大概是因为二者都是枢纽，只是有移动与不移动的区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月、二月〕 “璇”是说它会移动。太阳向左旋转，昼夜运行一周；璇机向左旋转，也应当运行一周。之所以又多运行一度，是因为太阳昼夜运行时还有向右旋的一度；如果没有这一度的减数，黄道极便会与太阳同时运行一周。减去太阳右旋的一度后，黄道极虽然向左旋转一周，但太阳还没有达到这一度，因此必须在左旋中补足被减去的一度，才形成昼夜。所以黄道极要多运行一度。冬至夜半，璇机位于正北极的下方，这是北游所到的极点；卯时，位于正北极的左方，这是东游所到的极点；午时，位于正北极的上方，这是南游所到的极点；酉时，位于正北极的右方，这是西游所到的极点。这就是璇机一天四游所到的极点。冬至夜半从正北开始，由于昼夜每天超过一度，累积九十一日多，到春分夜半时，实际上正好是东游所到的极点。如此，夏至夜半是南游所到的极点，秋分夜半是西游所到的极点。这就是北璇机一年四游所到的极点。古代冬至、夏至测量太阳的位置，所以《周髀》只列举二至，二分也就可以知道了；又交错列举冬至时的卯、酉两时，于是一昼夜四游的情况也都可以知道。吴国太常姚信《昕天论》说冬至极点低，夏至极点升高，也是因为看到了黄道极低于赤道极时，接近黄道的星随之显得升高；黄道极升高于赤道极时，接近黄道的星随之显得降低。《晋书·天文志》讥评他，是因为不理解他所说的“极”指的是黄道极。《隋书·天文志》说：“考察《虞书》所说舜在璇机玉衡旁，以齐正日、月、星辰七政，马季长首先认为机衡就是浑天仪。郑玄也说，能够转动的叫机，保持正位的叫衡，都是用玉制成的。因此王蕃说：浑天仪是羲和旧有的器具，历代相传，称为机衡。这只是根据汉代制造的浑仪，把能够旋转的部分称为机，把横向的箫管、用来观察星辰的部分称为衡。蔡邕说：悬置璇机以象征天体，以衡来观察它；转动机、窥视衡，就能知道星宿的位置。”这与《周髀》所说的北极璇机、七衡六间，所指各不相同。唐虞时代机衡的制度，《周髀》的说法较为接近。古代还没有二十四节气，大概以八节为准。应当设置五衡：内衡对应夏至，第二衡对应立夏、立秋，中衡对应春分、秋分，第四衡对应立春、立冬，外衡对应冬至日落。第四衡是春季太阳落入的位置，第二衡是夏季太阳升出的位置，第二衡是秋季太阳升出的位置，第四衡是冬季太阳升出的位置，于是四时的次序就确定了。周代末年以十二个中气为准，所以设置七衡。衡的规法由来大概已经很久了。臣等又按，《夏小正》说“启蛰系在正月”，《春秋左氏传》称“凡祭祀启蛰而郊”，襄公七年孟献子又说：“举行郊祀祭祀后稷来祈求农事，正因为如此，要在启蛰时举行郊祀，郊祀以后才耕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九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