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六十五

译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人。神宗熙宁年间参加亲自主持的进士策试，考取第二名，任北京留守推官、国子直讲。元丰年间，蔡确推荐他任监察御史里行。当时相州有个富人的儿子杀人，案件审理时审刑院、大理寺都有疑问，京城流言说法官窦莘等人接受贿赂。蔡确召来几十名猜忌险恶的官吏彻底审查，窦莘等人手段残酷，没有人敢为他们申明冤屈。上官均上疏说明此事，请求诏令让自己参与审理。因这件事获罪，贬为光泽县知县；窦莘等人最终无罪，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持平。有人借巫术托神，说能给人降祸赐福，因此积累了很多财产。上官均烧毁神像，杖责巫师，把他们驱逐出境。回朝后监理都进奏院。哲宗即位，提拔为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年，恢复任监察御史。有人建议兼用诗赋取士，宰相于是想废除经义。上官均说：“经术以义理为主，所依据的是根本；诗赋以文辞为工，所追求的是末节。如今不计较根本与末节，却想沿袭诗赋的弊病，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自熙宁以来，京师各官署都有禁止谒见的规定。上官均说：“以诚意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想着竭尽忠诚；以疑心对待事物，别人就会想着苟且求免。希望除开封府、大理寺以外，其余都解除禁令，以表明通达而不疑的意思。” 于是他弹劾青苗法，认为它有惠及百姓的名声，却没有惠及百姓的实际；有眼前的利益，却造成终年的祸患，希望停止它，恢复常平仓籴粜的办法。又说官员冗滥的弊病，请求停止以纳粮补官，减少任子名额，节制持奏得名的泛滥，增加摄官的荐举，多次抑制胥吏侥幸升进，以清理入仕的源头。诏令有关部门议论此事很久，不能有所裁减，上官均于是请求面见，竭力陈述。宣仁后说：“应当从我家开始。”于是从皇后的亲属以下直到大夫，全部裁减其名额。他又说：“治理天下的办法有两种，不过是宽和猛罢了。宽厚过头就会松缓而损害义理，严猛过头就会急迫而损害恩惠。近来监司专门采取惨刻手段，郡县望风而行，忙于催促辨治，没有时间把便利百姓当作要务。陛下临朝执政，务求宽大；做官吏的又苟且简慢、纵容松弛，宽与猛两方面都失当。希望明白诏告四方，使宽厚而不放纵邪恶，严猛而不伤害恩惠，以形成中和的风气。”诏令把他的奏章下发。蔡确的弟弟蔡硕盗取借贷官钱达数万计，案件上报以后，上官均弹劾说蔡确身为宰相，却包庇邪恶、扰乱法令，应当公开判正蔡硕的罪，以此警戒百官。张璪、李清臣执掌政务，与正直之人的志趣不同，先后被弹劾罢去。监察御史张舜民议论边事，因而牵连宰相文彦博，张舜民被降职。上官均说：“风宪官的职责，允许根据传闻进言，这是为了扩大耳目。张舜民的话如果正确，就应当施行；如果不正确，也应当容纳。希望恢复张舜民的职务。”没有得到采纳。台谏官约定再次弹劾。有人弹劾上官均，说事情很小，不应当再次议论。王岩叟于是弹劾上官均反复无常；王岩叟调任他官，上官均升任殿中侍御史。内心很不安，援引义理请求离职，改任礼部员外郎。过了三年，又任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乐之战后，仗恃胜势而骄横，想要恢复旧日土地。朝廷采用赵卨的计策，放弃四座堡寨。到这时西夏又请求把兰州作为堡寨之地，上官均上疏说：“先王统治外国，借助恩惠来成就威势，必须依靠威势来施行恩惠，然后外国才会又怀服又畏惧，没有怨恨轻侮之心。如今西夏所争的兰州堡寨之地，都是控制要道的地方，轻易给予，恐怕夏人会攻打空虚之处，使熙河数郡孤立而难以守卫。如果他们接着请求熙河旧地，将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这就是给老虎添上翅膀，借给盗贼兵器，不但没有益处，只会成为祸患。不如整治军队、积储粮食，划定土地据守，使夏人明白知道朝廷的意图。”当时傅尧俞任中书侍郎，许将任左丞，韩忠彦任同知枢密院，三人议论政事多有异同，都请求罢职。上官均说：“大臣的职责，是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在朝廷之上，应当致力于协和。如果忿忿不平地争论，不顾全大局，怎么给百官作榜样？傅尧俞等人虽然有争论的过失，但事情都是出于公心，并没有明显的恶行和重大过错，希望命令他们就职。”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御史中丞苏辙等人仍然据此进言，上官均上疏大略说：“天下的事情，以是非为根本。所议论的如果正确，即使意见不同，也不妨碍它是善的；所议论的如果错误，即使意见相同，也难免是不善的。如今傅尧俞等人只是不能协和，实际上没有大过。苏辙却说许将当时已经确定了议论，后来又背弃同列的意见。臣认为，许将舍弃同列的意见而奉承圣旨，这是能够顺从并成就圣意的表现，不应反而把它说成过恶。假如一个人不忠，即使与同列协和，那也只是奸臣，并不是朝廷的利益。”许将将要被罢免时，上官均又说：“吕大防刚强自任，每有差除，同列都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许将有时与他意见不同。苏辙一向与吕大防友善，竭力排斥许将，务求一定取胜。臣恐怕纲纪法令从此败坏了。”于是又议论苏辙应当公正辨明是非，分别善恶，不应妄言，便请求罢职，出任广德军知军，改任河北东路刑狱提举。绍圣初年，朝廷召他入朝，授任左正言。当时吕大防、苏辙已经罢政，上官均一并论列吕大防、苏辙的六项罪状，又再次贬黜吕大防，史祸便由此而起。他又奏请罢除诗赋，专门依据经术选取士人。宰相章惇想要改变政事，独揽官员升降任免的大权，暗中把意见不同的吏部尚书彭汝砺调出任成都府知府，召朱服任中书舍人。上官均说彭汝砺不可以外调，朱服不可以任用。章惇大怒，调上官均任工部员外郎，不久提举京东、淮东刑狱，历任梓州、淮南转运副使，任越州知州。徽宗即位，入朝任秘书少监，升任起居郎，授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又兼任《哲宗实录》修撰，升任给事中。太学生张寅亮应诏论事获罪，被斥退。上官均说：“张寅亮虽然不懂得避忌，但他的志向并非怀有邪心。陛下既然召他前来，又因他的言论治罪，恐怕会挫伤众多士人的志气。”张寅亮因此获免。当时宰相想全部遵循熙宁、元丰年间的法度，以绍述为名来压制上官均。上官均说：“法度只应遵从正确与否，不应辨别什么是彼、什么是此。”因此与宰相不合。以龙图阁待制出任永兴军知军，调任襄州知州。崇宁初年，他因列入元祐党籍而被夺职，主管崇禧观。政和年间，恢复为集贤院修撰，提举洞霄宫。过了很久，又恢复龙图阁待制之职，退休后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宋史》在这里以下还有来之邵、叶涛二人的传记，都是品行污浊、阴险阿谀放纵，诋毁正直之人，没有善行可供记录，现一并删去。

译杨畏字子安，他的祖先是遂宁人，父亲迁居洛阳。杨畏幼年丧父，喜好学习，侍奉母亲很孝顺。考中进士后，调任成纪主簿，没有赴任。他刻苦钻研经术，把自己所著的书拿给王安石看，从此尊崇王安石的学说，认为那是领会了圣人的旨意。授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舒亶推荐他任监察御史里行。当时有一名御史中丞出任郡守，监司推荐他，杨畏说：“侍从官是否贤能，皇上平素都知道，监司却敢于妄加推荐，大概是为将来打算罢了。”请求告诫那些观望时势的人。舒亶曾有盗取学士院厨房钱财的罪行，王安礼替他申辩，杨畏上奏抗辩，认为：“可以说是过失，不能说是故意。”舒亶被罢职，杨畏因此降为宗正丞，出任提举某路刑狱。元祐初年，请求任祠禄官，回到洛阳。杨畏害怕得罪司马光，曾说：“我在夔州、峡州任官时，即使是深山里的各族人，听说任用司马光，也都互相庆贺。”司马光去世后，杨畏又说：“司马光如果懂得治道，更会成为皋陶、后稷、契那样的人；正因为他不懂得治道，所以在政事上还没有完全做到。”吕大防、刘挚任宰相，都与杨畏交好，任用他为工部员外郎，授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杨畏帮助吕大防攻击刘挚，列举十件事，并说梁焘、王岩叟、刘安世、朱光庭都是刘挚的死党，一定会替他谋划。后来梁焘等人果然出面营救刘挚，但都没有被采纳，刘挚被罢职。苏颂任宰相，杨畏又攻击苏颂，以扣留贾易的任命文书作为苏颂的罪名。苏颂被罢职后，杨畏的意图是想让苏辙任宰相。宣仁太后从外地召范纯仁任右仆射，杨畏又攻击范纯仁，没有得到答复。杨畏原本依附苏辙，知道苏辙不能任宰相后，又上疏诋毁苏辙不能任用，他这样倾轧陷害、反复无常，百官没有不侧目而视的。升任侍御史，杨畏说政事中尚未治理好的有四项：边疆、河务、役法、内外官政。当时有诏令规定，两省官员可以举荐台官，杨畏说：“御史与宰执是关系最密切的职位，宰执既然不亲自选任，却让自己的属官举荐，怎么可以呢？”太常博士朱彦因为议论皇地祇祭祀的礼仪不同，自己请求罢职，杨畏说：“朱彦依据经书申论道理，如果朱彦被罢职外调，恐怕从此人人都会观望，不敢把守职尽责作为原则。”宣仁太后去世，吕大防想任用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纯仁认为杨畏不是正直之士，不可以任用，吕大防于是改任杨畏为礼部侍郎。等到吕大防任宣仁太后山陵使时，杨畏首先背弃吕大防，称赞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和王安石的学术。哲宗信任他，于是推荐章惇、吕惠卿可以承担重任。廷试进士时，李清臣揭发杨畏有绍述的意图，考官把主张元祐政事的人列在前面；杨畏重新复核，把他们全部列在后面，把毕渐拔为第一。章惇入朝任宰相后，杨畏派亲信暗中去结交章惇，说：“杨畏从前衡量势力的轻重，于是借助吕大防、苏辙驱逐刘挚、梁焘。正想驱逐吕大防、苏辙二人时，却发现杨畏已经被罢免言官之职。杨畏的行迹在元祐，内心却在熙宁，是首先为宰相开辟道路的人。”章惇到任后，调杨畏任吏部，并把他引为自己的助手。中书侍郎李清臣、知枢密院安焘与章惇不合，杨畏又暗中依附安焘、李清臣。章惇察觉了他的心思，曾布、蔡卞又把杨畏平日的作为告诉章惇，于是以宝文阁待制出任真定府知府。天下人因此称他为“杨三变”，说他在元丰时趋附进取，在元祐时显达，在绍圣时又改变立场。不久被削去职务，任虢州知州，列入元祐党籍。后来任郢州知州，恢复集贤殿修撰，任襄州知州，调任荆南，提举洞霄宫，居住在洛阳。不久任邓州知州，再次请求任祠禄官。因言官论列其罪，被削职，主管崇禧观。蔡京任宰相后，杨畏派子侄去拜见蔡京，拿元祐末年论说苏辙不应担任重职等奏章为自己辩解。又通过蔡京党羽、河南尹薛昂向蔡京进言，于是被移出党籍。不久恢复宝文阁待制。政和二年，洛阳人到宫阙请求在嵩山举行封禅，杨畏上疏数千余言，极尽谄媚阿谀。当时正整治行装准备出发，他得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杨畏很有纵横家的学问，有才华和辩才，却多用权术谋略。他与邢恕结交，两人对功名富贵的爱好也相同。但邢恕疏漏而且常有过失，杨畏谋划却一定成功。他们最终都成为士大夫的祸害。崔台符字平反，蒲阴人。考中明法科，任大理详断官。考校试卷时，仁宗赐给他“尽美”二字。熙宁年间，文彦博推荐他任群牧判官，授河北监牧使，入朝任大理寺判官。当初，王安石制定按问并推行法令，满朝都认为不对，唯独崔台符举手加额说：“数百年来错误地使用刑名，如今才得到纠正。”王安石高兴他依附自己，所以任用他。历任知审刑院、判少府监，重新设置大理狱，授右谏议大夫，任大理卿。当时宦官石得一以在皇城侦察巡逻为名制造案件，崔台符与少卿杨汲总是迎合窥探他的意图，凡是涉及的地方都用严刑拷打罗织成罪，京城人心惶惶，以至不敢私下交谈。几年之间，被法律文书牵连而死的将近万人。官制实行后，升任刑部侍郎，官至光禄大夫。元祐初年，御史林旦、上官均揭发他的罪恶，出任潞州知州，又被降级调任相州。后来兼任监牧使，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旧制规定，武臣做到内殿崇班才开始荫及族人。崔台符说：“文官在州县判司任职，尚且允许使用荫补；武臣每五年升迁一次，从借职开始经过四十年才得以进入朝籍，轻重并不相称。” 他请求从供奉官开始就可以使用荫补，朝廷采纳了。曾经出使辽国，到达辽国朝廷时，长时间站在帐前，接待官却不赞礼引导，问其原因，回答说：“太子还没有到。”崔台符讥讽他说：“哪有君父临朝，而臣子傲慢地迟迟不到，却让使者长久站立在这里的礼制呢？”接待官害怕了，便按仪式赞礼引导。杨汲字潜，古时是泉州晋江人。考中进士后，调任赵州司法参军。州民曹浔的哥哥待他不好，哥哥的儿子也欺侮他。曹浔拿刀追赶侄子，哥哥挟着儿子逃跑。曹浔说：“哥哥不要躲避，我只是为了侄子罢了。”案件交给官吏后，哥哥的儿子说：“叔叔想欺骗我父亲，拦住他再杀死他。”官吏判曹浔谋杀兄长，杨汲说：“曹浔喊哥哥不要躲避，怎么能说是谋杀呢？”州府采纳了他的意见，复审上报，曹浔得以不死。主管开封府界常平，代理都水丞，与侯叔献推行汴水淤田法，于是分泄汴河水流，消除水涨水涝，用来灌溉西部贫瘠土地，全部变成良田。神宗嘉奖他，把淤成的田地一千亩赐给他。提举淮西刑狱，提举西路常平，修治古代芍陂，引汉水泉水灌溉田地一万顷。召入任都水监判官，任大理卿，升刑部、户部侍郎。元祐初年，以宝文阁待制出任庐州知州。崔台符被弹劾，杨汲也被削职，任黄州知州。历任襄州、越州知州。绍圣年间，恢复为户部侍郎，去世。

译吕嘉问字望之，凭借荫补入仕。熙宁初年，条例司引荐他为属官，代理户部判官，掌管各司库务。在酒坊实行连灶法，每年节省薪钱十六万缗。王安石采纳魏继宗的建议，在京城设置市易务，命吕嘉问提举。他上奏设置市易务的十三条事项，其中一条想在法律之外禁止兼并之家随意取利。神宗删去这一条，王安石坚持认为不能删。过了两年，吕嘉问连续因市易所得的羡余受到赏赐。神宗听说扰民之事，告诉王安石。王安石说：“吕嘉问奉行法令不公，因此招来怨恨。”神宗说：“免行钱所收取的都是琐碎小利，市易务又贩卖水果等物，严重损害国家体面。”王安石虚伪地辩解，为自己开脱。神宗说：“既然如此，士大夫为什么都认为不便？”王安石请求皇帝说出那些人的姓名，命吕嘉问逐条分析。旱灾持续七年，皇帝忧虑悲痛，告诉韩维、孙永召集市民询问，减免坐贾钱一千万。王安石于是拿吕嘉问的条分分析上奏说：“这些都是百姓所愿，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吕嘉问说：“朝廷之所以允许百姓交钱来免除行役，是因为人情安于安居乐业，厌恶官府追逼扰乱。议论者却想把它废除，这恐怕是不对的。现在官吏的俸禄可以说已经很丰厚了，但还不到过去从百姓所得的一半。” 市易务所收取的免行钱，也还不足以抵偿仓法增加的俸禄。由此推究到底，利弊立即就可以看清了。”起初，市易务隶属三司，吕嘉问倚仗权势凌辱三司使，薛向后来居于他之上。曾布代替薛向后，对此感到不平。神宗曾亲自写手札询问曾布，曾布向魏继宗询问。魏继宗恼怒吕嘉问掠夺自己的功劳，列举吕嘉问与最初议定的办法不同之处。曾布得到事实后详细上奏，说吕嘉问多收利息来求取赏赐，挟持官府做兼并之事。神宗将要交给曾布考察，王安石说二人有私怨。于是诏令曾布与吕惠卿共同审理。吕惠卿本来就怨恨曾布，到了三司召魏继宗和商贩询问情况，他们的供词相同，吕惠卿便威胁魏继宗，让他诬陷曾布并夸大其言语。魏继宗不肯听从，曾布说吕惠卿不能共事。神宗想听从曾布，王安石不同意。神宗于是诏告中书说：“朝廷设置市易务，本来是为了平抑物价、便利百姓，就像《周官》所说的泉府。如今反而使中等人家失去生业，应当整理确定它的制度。”曾布见神宗说：“臣每每听到陛下的德音，都希望陛下用王道治理天下；如今所做的事，渐渐接近间架税、除陌钱了。吕嘉问又请求贩卖盐、出售布帛，难道不让四方耻笑吗？”神宗点头赞同，但事情还没有决定。王安石离开职位，吕嘉问拉着他哭泣。王安石安慰他说：“我已经推荐吕惠卿了。”吕惠卿执政后，前面的案件终于定案，曾布获罪，吕嘉问也出任常州知州。第二年，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召吕嘉问任检正中书户房。王安石被罢相后，任他为江宁府知府。一年多后，转运使何琬弹劾吕嘉问营造修缮逾越法令，调任润州，又因罪被免职。过了很久，入朝任吏部郎中、光禄卿。言官接连论述市易法的祸害，已经遍及天下；本钱大约一千二百万缗，通常收取二分利息，十五年间，本息应当达到数倍，如今却仅仅收回本钱。原因是买进货物交给官府后，还没有转卖就先计算利息、领取赏赐；至于货物质量低劣，上下互相防范，亏损日益增多，只剩下虚名罢了。于是削吕嘉问三秩，贬为淮阳军知军，并把先前受赏的人全部治罪。绍圣年间，升任宝文阁待制、户部侍郎，加直学士，任开封府知府，专门依附章惇、蔡卞，杀害了许多无辜之人，焚毁案卷以灭口。曾经推荐邹浩，邹浩被贬往南方，吕嘉问因此被罢职，任怀州知州。徽宗时，多次揭发他的旧恶，直到分司南京，居住光州，安置郢州。然而他得到蔡氏的庇护，他的女婿刘逵、蹇序辰以及他的死党邓洵武为他羽翼相助，所以不久便又被起用，最后以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的身份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资政殿学士。当初，吕嘉问私下把从祖吕公弼关于新法的奏稿拿给王安石看，吕公弼因此被斥退到外地，吕氏称吕嘉问为家贼，所以不能和吕氏列在同一传记中。李南公字楚老，郑州人，考中进士后，调任浦江县令。郡中奸猾的官吏倚仗太守，不缴纳拖欠的租税，李南公逮捕并拘禁他，最终依法处置。任长沙县知县时，有个寡妇带着儿子改嫁。七年后，儿子的族人来带走儿媳，说她不是前夫的儿子所生，向官府诉讼。李南公询问儿子的年龄，族人说九岁，妇人说七岁。又问孩子的乳齿，回答说去年已经脱落。李南公说：“男孩八岁就换齿，还有什么可争的？”命令把孩子归还给儿子的族人。熙宁年间，提举京西常平，提举陕西、河北刑狱，任京西转运副使。入朝任屯田员外郎。李南公有女儿，都已经出嫁，但同胞妹妹三十岁仍未出嫁，寄居在另一个妹妹家中，被御史弹劾，罢主管崇福宫。后来任河北转运副使。在此以前，澶州知州王令图请求开通迎阳河口，使旧河道回到孙村，并设置约束使水流向东。李南公与范子奇认为可以实行，而且想在大吴以北开凿锯牙，使河流走势回到旧河道。朝廷命使者巡视，两人又改称原先的主张不对，说迎阳地势俯视京师，孙村水势也不便利，于是又被御史弹劾。诏令罚金，加直秘阁，任延安府知府。西夏人侵犯泾原，李南公出兵攻击其空虚之处，西夏人撤兵离去。升任直龙图阁，提升为宝文阁待制，任瀛州知州。授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历任永兴军、成都、真定、河南府、郑州知州，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当初，哲宗主持入庙礼，李南公负责修治奉祀之事，为迎合执政者的意旨，请求把哲宗附祀在东夹室。礼官争论而未能阻止。等到改建庙室时，他因先前的主张不当获罪，被夺去学士职。不久恢复原职，随即退休。去世，享年八十三岁。李南公做官六十年，办事能力强而精明，但反复诡诈、随波附和，没有特别的操守，有见识的人都非难他。儿子李譓。《宋史》在此以下有李南公之子李譓的附传和董必传，都没有善行可供记录，一并删去。

译虞策字经臣，杭州钱塘人。考中进士后，调任台州推官，任乌程县知县、蕲州通判。通判蒋之奇因任江淮发运使考核上计，神宗访求东南人才，让虞策应对，王安礼、李常都推荐他，于是提升为提举利州路常平，任湖南转运判官。元祐五年，召入任监察御史，升右正言，多次上书论事。西夏还没有顺从朝命，虞策说：“如今边防松弛，军备没有修整。古代善于镇静的人，警戒防备十分严密；致力于持重的人，谋略都蕴含其中。从没有粗疏冒失却自称镇静持重的。”又请求下诏，内而省、曹、寺、监，外而监司、守令，都可以根据本职陈述朝政缺失、百姓疾苦和星象变化，请求顺应天意、爱护百姓，警戒万事，思考治理国家、修养自身的方法，不要把宴饮安逸当作快乐。哲宗纳后，他上奏正始的重要言论，升任左司谏。曾肇因议论北郊之事与朝廷舆论不合，被免去礼部侍郎，出任徐州知州。虞策当时代理给事中，退还了这项任命，认为曾肇身为礼官，不应因议论礼制而获罪，皇帝没有采纳。哲宗亲政后，列举应当首先办理的五十六件事，后来大多施行。升任侍御史、起居郎、给事中，以龙图阁待制出任青州知州，改任杭州知州。经过宫阙时，留下任户部侍郎，历任刑部、户部尚书，授枢密直学士，任永兴军、成都府知府。入朝任吏部尚书，上疏请求徽宗平均节制财用。因病请求外任，加龙图阁学士，任润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左正议大夫。虞策在元祐、绍圣年间都任言官，虽然没有依附别人求取进用，也颇有两面讨好的做法，所以党争兴起时，唯独他得以免祸。弟弟虞奕。奕字纯臣，考中进士。崇宁年间，提举河北西路常平。洺州、相州发生饥荒，调任河北东路。后来西部盗贼兴起，又调任提举刑狱。当时朝廷将要派兵追捕，奕分条上奏方略，请求停止出兵不要采用，并说自己筹划讨伐盗贼，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平定。转运使张捕认为不可，宰相支持张捕的策略，几个月没有成效，最终采用奕的建议，盗贼全部投降，奕升任监察御史。皇帝亲自祭祀北郊时，燕人赵良嗣任秘书丞，陪侍祭祀，奕向他的长官禀告说：“如今亲卫不用三路人，却让外国投降者赵良嗣参加祭祀之事，可以吗？”长官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情况详细上报，没有得到答复。阳武县百姓有人受雇于富家，他的妻子美丽，富家儿子想私通她，不能得逞，便愤怒地杀死她，又贿赂她的丈夫让他不要声张。事情被发现后，府、县和大理寺都受贿枉法，奕奉诏审讯，涉案者都服罪。奕因泄露案情言语获罪，被罢职。又过了一年，恢复原职，提举河北刑狱。自从何承矩开始在边地修筑塘泺、划定界限后，后来宦官掌管其事，以屯田开拓为功，肆意侵占民田。百姓上诉，多次派使者按察处理，却都不敢替百姓主持公道。奕曲折详细地上奏，列举五条不可行之处，诏令停止屯田，加直秘阁，任淮南转运副使。入朝任开封少尹。从前大理寺、开封府审理案件得到批准，实际上是掩盖罪行；后来往往任凭私情抛弃法律，法律更加不能施行。奕说：“廷尉掌持天下公平，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法律尚且不能施行，凭什么向万国显示？请从今以后，除非情理与法律确实不相称，不得随意请求批准。”朝廷采纳了，升任光禄卿、户部侍郎。睦州发生叛乱，以龙图阁直学士任镇江府知府。盗寇平定后，论功增加两级官秩，回任户部侍郎。宦官总领内藏，官员任免全由自己决定，把户部看作属官。度支郎方讨正在整治积压的俸禄事务，中书发令让开封尹与内藏总领官一同来见，奕向宰相说：“如果计臣没有才能，应当罢免他而换用有能力的人，不能让别人侵夺他的职权；我愿自行弹劾自己不称职。”诏令因此罢免内侍，调奕任工部侍郎。袭庆府知府张漴让郡人到宫阙请求登封，东平府知府王靓以京东年年歉收、盗贼很多为由进谏，认为不应请求封禅。执政者不高兴，准备治王靓的罪，奕说：“王靓忧虑百姓、爱戴君主，正应当鼓励，怎么反而把它作为罪过呢？”王靓得以免罪。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岁，追赠龙图阁学士。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龙泉人。考中进士，跟随刘彝任广西幕府属官。任浮梁、分宁知县。黄履推荐他任御史，因服丧没有能够就任。任海州、濮州提举，梓州路刑狱。又因郑雍、顾临推荐任监察御史。哲宗亲政后，上书请求采用淳化、天禧年间诏令，增加谏官名额。又说近几年选授监司，多从寺、监丞等职位中选取，不过是知县资历，外官中没有比部使者更重要的，怎么可以轻率任用？如果这样，应当稍加限制。例如转运判官，应选择实任通判；提举刑狱，应选择实任郡守，然后考察他们的治理成绩，选拔任用。又说：自黄河向东北分流以来，百姓受到祸害。如今水流向东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止，顺势疏导，堵住北流而使其向东，利益将增加百倍。升任殿中侍御史，说先帝开拓土地，推进边防，修建四座城寨，凭高临下，扼住西戎的咽喉。元祐年间执政者弃置了它们，希望下令讨论详细情况后上奏，公开施行贬黜惩罚。史院查究《神宗实录》诬罔之事，郭知章请求贬黜惩办吕大防等人。绍圣年间恢复制科，郭知章主持考校，认为先朝既然已防止进士科，便应废除这一科。近年又重新设置，实在没有补益，于是再次废除。又请求恢复元丰年间的役法，大体上是迎合当时的风尚。升任左司员外郎，改任左司谏。曾经说：爵禄和庆赏，是用来鼓励天下善行的；刑罚和诛戮，是用来惩戒天下恶行的。希望不要宽纵大臣，使他们实行私恩、发泄私愤。忠于陛下的人一定会受到忌恨，大臣结党依附大臣，就是从根本上辜负陛下。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裁察。代理工部侍郎，任中书舍人。辽国使者萧德崇来，为西夏人请求归还河西土地，朝廷命郭知章出使答聘。郭知章说：“西夏人屡次侵犯边境，依法应当讨伐。只是因为北朝劝告讲和，才尽力宽容他们。如果他们像从前一样恭顺，自然会另有恩典，不是使者所能预先知道的。”回国尚未到达，因过去曾主张疏导黄河向东流的议论获罪，以集贤殿修撰任和州知州。徽宗即位，曾布任用他为工部侍郎，加宝文阁直学士，任太原府知府。召授刑部尚书，任开封府知府。任翰林学士，言官又论及河务之事，罢职任邓州知州。不久列入党籍，几年后恢复为显谟阁直学士。政和初年去世。刘拯字彦修，宣州南陵人。考中进士，任常熟县知县，有善政，县人称赞他。

译元丰年间任监察御史，历任江东、淮西转运判官，提举广西刑狱。绍圣初年又任御史，说元祐年间修撰先帝实录，任用司马光、苏轼的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负责此事。他们删改增减，诬蔑毁谤先帝，希望明正国典。又说苏轼贪婪鄙陋、狂妄悖逆，没有侍奉君主的道义，曾议论应判他死罪，先帝赦免了他，他却敢把怨恨愤怒表现在诏诰中，丑化诋毁并加以严重诬陷。策试馆职时，甚至涉及王莽、曹操的事情，希望正定他们的罪行以示天下。当时范祖禹等已经被贬，苏轼被贬谪英州，但刘拯仍然怒视不满。升任右正言，累次升至给事中。徽宗即位，钦圣后临朝听政，而钦慈后下葬时，大臣想采用妃子的礼仪，刘拯说：“母亲因儿子尊贵，儿子成为天子，母亲就是皇后，应当把园陵改为山陵。”又说门下侍郎韩忠彦虽然因德行被选用，但不可以开启外戚参与政事的先例。皇帝怀疑他有私心、在观望，贬任濠州知州，改任广州知州，加宝文阁待制。以吏部侍郎召回，皇帝称赞他议论钦慈后之事，升两级，迁任户部尚书。蔡京编排元祐奸党，刘拯说：“汉、唐政治失误，都是因为划分朋党。今天指称前人为党，怎么知道后人不会把今天的人指为党呢？” 不如把他们定为三等，某件事列为上等，某件事列为中等，某件事列为下等，而不要斥责他们的姓名。”蔡京很不高兴。他又说户部每月的赋税收入不足以抵偿支出，蔡京更加恼怒，调他任兵部，随即罢职任蕲州知州，调任润州。张商英入朝任宰相，召他任吏部尚书，但刘拯已经昏聩，属吏便乘机作奸，又降任工部侍郎，以枢密直学士任同州知州。当时张商英离职，侍御史洪彦升一并弹劾他，削职，提举鸿庆宫，去世。钱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进士甲科调任洪州推官，屡次任越州通判，官至校书郎。徽宗即位，提升为殿中侍御史，中丞丰稷论说他邪曲反复，不可任风宪之职，皇帝没有答复。丰稷又说：“如果一定要任用钱遹，我愿意罢免自己。”于是任提举湖北常平。崇宁初年，召任都官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弹劾曾布，援引元祐奸党之事，排挤绍圣年间的忠贤，曾布离职，钱遹升任侍御史，过了两个月，升任御史中丞。蔡京谋划夺取青唐，钱遹帮助促成此议，编排元祐党籍，钱遹认为其中遗漏很多，给事中刘逵驳斥他，降任户部侍郎。不久升任工部尚书兼侍读。一年后，以枢密直学士任颖昌府知府，言官上疏列举他的罪行，贬为滁州知州，稍后恢复为显谟阁待制、直学士，调任宣州，又任工部尚书，举荐冯澥代替自己，说冯澥志趣操守端正刚劲，可以和古人相比，曾经申明礼制，忠义凛然，士大夫都赞叹佩服。言官又上疏列举他的罪行，钱遹以待制任秀州知州，中书舍人侯绶封还了这道任命，钱遹又被夺去待制之职。过了很久，恢复原职，改任述古殿直学士，退居十五年。方腊攻陷婺州时，钱遹逃奔兰溪，被盗贼杀死，享年七十二岁。《宋史》在此以下有石豫、左肤的附传和许敦仁传，都没有事迹可供记录，一并删去。吴执中字子权，建州松溪人。考中嘉祐进士，历任州县官。他是吕惠卿同科进士的女婿，吕惠卿正当显贵兴盛之时，他却不肯依附吕惠卿来求取进用，前后三十多年没有改变。起初提举河南常平，连续调任河东、淮南、江东转运判官，提举广东刑狱。入朝任库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观初年，升任兵部侍郎。大观二年，升任御史中丞。他论列开封府、内侍省、京畿、秦凤等处违法请托之事，诏令嘉奖他得到风宪官的体统。又说开封府处理政务，大理寺审决案件，将作监营造修缮，榷货务收纳货物，都是本职应做的事，却妄自认为功劳，一年之内升官五六次，应当予以抑制减损。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只赐束帛。郑居中任知枢密院，吴执中说外戚不应处在执政之地。皇帝退还他的奏章，却说明任用郑居中的理由。当初蔡京忌恨张康国，所以引吴执中进入言路。吴执中先后弹劾刘炳兄弟、宋乔年父子，他们都是蔡京的门客。皇帝曾告诉执政者，称赞吴执中不阿附。张康国说：“这不过是在替被逐之臣安排道路罢了。”不久弹劾章果然送到，皇帝大怒，贬吴执中为滁州知州。不久调任越州。石公弼认为吴执中反复获罪，不宜任大府长官，改提举洞霄宫，以集贤殿修撰任扬州知州，加显谟阁待制，任河南府知府。经过都城时，又授任御史中丞。皇帝因星变驱逐蔡京，言官仍未停止进谏，吴执中认为进退大臣应当保全礼貌，于是替蔡京起草诏书，使蔡京没有受到重贬。厖恭孙、赵适开拓梓州路诸夷州，吴执中请求正定他们的罪行。又说八行荐举所得的人都是乡里普通人，不足以称为士，希望交给太学考察他们的道德和学业，再决定升降。所论大多施行，升任礼部尚书。张商英被罢去御史，张克公说吴执中与张商英都是通过郭天信得到进用，于是授吴执中枢密直学士，任越州知州。不久降为待制，又被夺职，死于家中。《宋史》在此以下有吴材传，没有事迹可供记录，现删去。刘昺字子防，开封东明人。起初名叫刘炳，皇帝赐名为现在的“昺”。元符末年考中进士甲科，起家任太学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哥哥刘炜精通音律。刘炜去世后，蔡京提升刘昺为大司乐，把乐正之职交给他，于是刘昺引荐蜀人魏汉津铸造九鼎，制作大晟乐。刘昺撰写《鼎书》《新乐书》，其中都是魏汉津妄自发挥自己的意见，而刘昺替他加以文饰，详情记载在《乐略》中。多次升任给事中，蔡京设置机构议定礼制，刘昺又兼领其事，任翰林学士，改任工部尚书，提举纪元历，对历法有所增删，被吴执中论列，以显谟阁直学士任陈州知州。刘昺与弟弟刘焕都任侍从官，但父母去世后没有安葬，因此获罪，被夺职罢郡，后来又因其他事情被免官。蔡京再次执政，召任户部尚书。刘昺曾替蔡京出谋划策，排挤郑居中，所以蔡京竭力援助刘昺，使他从废黜中恢复原来的官班。御史中丞俞防揭发刘昺营私牟利之事，蔡京把俞防调往其他官职。徽宗储藏三代彝器，诏令刘昺考订确定，凡是尊、爵、俎、豆、盘、匜之类，都改为遵从古制，并把所制作的器物载入祭祀礼仪，命太学生学习演习雅乐。考查试验那天，刘昺与大司成刘嗣明奏报有仙鹤飞翔在宫架之上。

译再次任翰林学士，东宫建立后，任太子宾客，又回任户部。大理寺议论户绝法时，规定如果祖父有儿子但儿子未婚而去世，就不得收养孙子作为继嗣。刘昺说：“计算一年中各路户绝所得的钱不过一万缗，即使每年损失一万缗，而天下没有绝户，难道不可以吗？”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加宣和殿学士，任河南府知府。累积官职至金紫光禄大夫，与王寀交往，事情败露。开封尹盛章主张判处死刑，部尚书范致虚替他请求，于是改为长期流放琼州，后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宋乔年字仙民，是宰相宋庠的孙子。父亲宋充国，专心求学，凭乡书参加礼部试，后来因为自认为是宰相的儿子，便停止应试。仁宗知道后，召他到学士院考试，赐进士出身，任签书河南判官、判登闻鼓院、知太常礼院。英宗附祀太庙时，议论者想把僖祖迁出，藏入夹室，宋充国请求让僖祖配祀感生帝，作为宋朝始祖，朝廷采纳了。东西两府建成后，宋充国上奏两条箴言来告诫大臣，大臣不高兴。适逢太庙祭祀前夕斋宿，他的妻子派两个妾到寺中，宋充国自行弹劾自己，罢去礼院之职，随即退休。宋充国性情刚正耿介，侍奉双亲孝顺，平日得到的物品，一定先拿到家庙祭献，才敢自己品尝。官至大中大夫，去世。宋乔年凭借父亲的荫补担任监市易，因与倡女私通并私自役使官吏获罪，丢掉官职，潦倒二十年。他的女儿嫁给蔡京的儿子蔡攸，蔡京执掌国政后，宋乔年才重新被起用。崇宁年间，提举开封县镇府界常平，改任提举京西北路刑狱，赐进士第，加集贤殿修撰，任京畿转运副使，升为显谟阁待制，任都转运使，改任开封尹，以龙图阁学士任河南府知府。蔡京罢相后，谏议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吴执中一同攻击他，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蕲州。蔡京再次任宰相后，宋乔年恢复旧官，任陈州知州。政和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谥号忠文，儿子宋升。宋升字景裕。崇宁初年，由谯县尉任敕令删定官，几年后升至殿中少监。当时宋乔年任开封尹，父子依仗蔡氏，欺凌压制士大夫，暗中结交谏官蔡居厚，使他们充当鹰犬。宋升以徽猷阁待制任陈州知州，宋乔年被贬，宋升也被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不久任应天府知府。宋乔年去世后，宋升起复为京西都转运使，负责修葺西宫和修治三山新河，升至显谟阁学士。当时徽宗商议拜谒诸陵，有司预先准备西行的事务。宋升治理宫城，东西南北广阔十六里，新建廊屋四百四十间，费用多得无法计算；油漆甚至用到灰土，人骨作为胎骨，还挖掘洛城外二十里以内的古墓，凡是衣冠、坟墓和墓兆，大多遭到暴掘。因此升任正议大夫、殿中监。不久去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延康殿学士，谥号恭敏。《宋史》在此以下有强渊明传，没有事迹可供记录，现删去。蔡居厚字宽夫，是熙宁年间御史蔡延禧的儿子。蔡延禧曾经攻击吕惠卿兄弟，以正直著名。蔡居厚考中进士，多次任职，官至吏部员外郎。大观初年，授任右正言，上奏说：“神宗创制法度，前古罕有可比。陛下继承先志，扩大声威，政事都得到举措，希望依照明白的诏令，命有司刻成定书，以明确一代的制度。”升任起居郎，进为右谏议大夫，论述东南军政的七项弊端，又说学官、书局都是重要途径，应当公开选拔真正有学问、见闻广博的人，不要让平庸之徒侥幸进用。河北、河东盗贼群起，太原、真定的守臣都因不能擒捕盗贼获罪离职。蔡居厚说：“将帅之才平时没有储备培养，所以遇到缓急便无人才可用，应当命观察使以上官员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又说：“近来在朝廷办事的人，都姑息迁就胥吏，甚至任用他们作为耳目，倚赖他们作乡间向导，宽纵他们的言辞，过分卑下屈辱，渐渐影响到侍从官。如今朝廷之上也稍稍有这种情况，希望重新严加制定制度。”改任户部侍郎，言官论说他在谏院任职时曾受宋乔年父子利用，以集贤殿修撰任秦州知州。降羌中有住在州里的逃入京师申诉，蔡居厚因失察获罪，被削职罢官。蔡京再次任宰相后，起用蔡居厚任沧州、陈州、齐州知州，加徽猷阁待制，任应天尹、河南尹。当初修建神霄宫，因选址低洼，遭道士接连诉告，调任汝州知州。过了很久，任东平府知府，又以户部侍郎召回，尚未到任，又改任青州知州，因病不能赴任。不久去世。《宋史》在此以下有刘嗣明传，没有事迹可供记录，现删去。蒋静字叔明，常州宜兴人。考中进士，调任安仁县令。当地风俗喜欢巫术，疫病流行，病人宁愿死也不肯服药。蒋静把巫师的罪行全部查究，聚集他们所供奉的淫邪偶像，得到三百尊，毁掉后投入江中。任陈留县知县时，与屯将不和，被罢职离去。徽宗初年，皇帝求言，蒋静上言多诋毁元祐年间的事情。蔡京评定为正等，提升为职方员外郎，中书舍人吴伯举封还任命书，蔡京大怒，贬黜吴伯举。第二年升任国子司业。皇帝临幸太学，命他讲解《尚书》的“无逸”篇，赐服色和金紫，升任祭酒，任中书舍人，以显谟阁待制任寿州知州，调任江宁府。茅山道士刘混康凭借方术进用，获赐“先生”称号，他的门徒倚仗势力谋取奸利，夺取百姓的芦苇场，强行买卖民宅，诉讼到了府中，官吏观望不敢审理。静因审察清楚而获罪，贬谪到睦州；又因病改任提举洞霄宫。过了九年，被召任大司成，出任洪州知州，又告老还乡，加任直学士，去世时七十一岁，追赠通议大夫。贾伟节是开封人，考中进士，逐步升任两浙转运判官。他分条上奏民间的利弊，被加任直秘阁，任江淮发运副使。蔡京破坏东南转般法，改为直达纲，贾伟节率先奉行，每年把上供物资直接运往都城，并登记催缴各道拖欠的赋负，制造大船二千四百艘。凡不是上供物资却擅自运输的，请求按违反制度论罪。花石、海错等物资的急切征运，从此兴起。他因论功升秩，随即任户部侍郎，改任刑部侍郎。一年多后，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去世。

译崔鶠字德符，雍丘人。他的父亲崔毗迁居颖州，于是成为阳翟人。考中进士，调任凤州司户参军、筠州推官。徽宗初年，因日食下诏求言，崔鶠上书，大意说：“毁誉，是朝廷的公议。所以朱崖军司户被责授，司马光的左右近臣认为他是奸邪，但天下人都说他忠诚；如今宰相章惇的左右近臣认为他忠诚，但天下人都说他奸邪。这是什么道理呢？乘机钻营险隙以窃取富贵，窥探揣摩事端以巩固权势恩宠，称为奸邪是可以的；贿赂塞满门庭，私下拜谒接连不断，暗中结交不守法度的人，秘密勾结宫禁中的人，称为奸邪是可以的；用奇技淫巧动摇君主心意，用倡优女色败坏君主德行，独自掌握赏罚，报复个人恩怨，称为奸邪是可以的；蒙蔽君主听闻，排斥正直之人，使进言者因讥刺而获罪，使直谏者因指斥而陷罪，以此堵塞天下人的言路，掩盖壅塞蒙蔽的罪过，称为奸邪是可以的。这几件事，司马光有吗？章惇有吗？司马光忠信正直宽厚，名声闻于华夏和夷狄，即使古代名臣也未必远远超过他；章惇阴险狡诈凶狠，天下士大夫都称他为‘惇贼’。贵至宰相，受到众人瞻仰，却用他的名字称呼他，又指斥他为贼，难道不是因为他辜负君主恩德，轻慢窃取国家权柄吗？” 京师有话说：“大惇小惇，祸殃及于子孙。”说的是章惇和御史中丞安惇。小人好比蝮蛇和蝎子，他们凶狠残忍、伤害他人，是出于天性，遇到机会就一定发作。天下无事时，不过是陷害忠良、摧残善类；到了紧急危疑之际，一定会有反复无常、出卖国家以及跋扈不臣的念头。近年以来，谏官不议论政事得失，御史不弹劾奸邪，门下省不驳正诏令，大家共同保持沉默，以为这是取得了计策。此前邹浩因论事获罪，大臣们拱手旁观，同列没有一个人说话，反而又一起排挤他。以股肱和耳目之臣来说，国家治乱安危都系于他们，却一概如此。陛下即使有尧舜那样的聪明，又让谁来替您进言？又让谁来替您施行呢？太阳属阳，食日的是阴。四月是阳气正盛的月份，阳气极盛、阴气极衰之时，阴气却侵扰阳气，所以日食的变异特别大。希望陛下敬畏天威，听从明白的天命，大振乾刚之道，充分辨明邪正，不违背经义，不使民心郁结，那么上天的意思就会消解了。”皇帝看后认为说得好，任命他为相州教授。后来蔡京重新掌权，登记上书言事的人，把崔鶠列为邪党，等同于免去现任官职。过了很久，调任绩溪县令，因病辞官回乡，开始居住在郏城，治理数亩地建成婆娑园，隐居十多年，无论贵贱老少，全都尊敬他、拜他为师。宣和六年起用他，任宁化军通判，召任殿中侍御史。到任后钦宗即位，他被授予右正言，上疏说：诏书命令谏臣直言论说政事得失，以求得真实情况，这说明陛下求得治理的心情十分迫切。几十年来，王公卿相都出自蔡京门下，轮流掌握政柄，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不同意见，怎么能有真实正确的言论传到陛下耳中呢？谏议大夫冯澥近来上奏说：‘士人没有不同意见，是太学兴盛的表现。’冯澥还敢说这种奸邪的话吗？王安石排斥异己，制定三经之说来选取士人，天下人随之雷同，逐渐发展到大乱，这就是没有不同意见的结果。蔡京又用学校制度控制士人，如同用军法控制士卒；一有不同意见，就连累学官。像苏轼、黄庭坚的文章，范镇、沈括的杂说，全都用严刑重赏禁止收藏，他对众多士人的禁锢也已经十分严密了。冯澥却还认为这是太学兴盛，欺罔难道还不算太过分吗？仁宗、英宗选取敦厚朴实、敢于进言的士人留给子孙，王安石却把他们视为流俗之人，一概驱逐。司马光重新起用他们，元祐年间的治理使天下安稳如泰山。等到章惇、蔡京倡导绍述之论来欺骗君主，元符年间应诏上书的人有数千人。蔡京派遣心腹考核评定这些上书者，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列为正，意见不同的列为邪。冯澥与蔡京意见相同，所以被列为正。蔡京的办法，使天下的破坏在此时达到极点，难道还忍心让余下的蛀虫再次破坏天下吗？蔡京的奸邪计谋，很像王莽，而他的党羽人数又超过王莽。希望斩杀蔡京，以向天下谢罪。他忽然得了拘挛病，不能行走，三次请求离职，于是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主管嵩山崇福宫。任命下达后，他就去世了。崔鶠一生写文章很多，常常被别人拿走，箱子里没有留下稿本。他的诗清峭雄浑深厚，很有法度。他没有儿子，女婿卫昂将他的遗文编集流传于世。张根字知常，饶州德兴人。年轻时进入太学，刚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调任临江司理参军、遂昌县令。应当改任京官秩级时，因为四位亲属都健在，希望以父母的恩典封赠祖父母，并推恩封赠妻子及母亲，于是请求退休，获得通直郎官阶，正合他的志愿。当时三十一岁，隐居十年。曾布、曾肇、邹浩以及本路使者上奏推荐他的品行义节，徽宗召他到宫廷。他对皇帝说：‘君主一天要处理万机，所依靠的只是内心。希望陛下清净心志、减少欲望，以堵塞祸乱的根源。’于是请求撤销钱塘制造局。皇帝改变态度，赞赏他，任命他为亲贤宅教授。不久任杭州通判、提举江西常平。内侍走马承受弹劾一路官员用钱的一半供给军衣，认为不合规，从转运使、郡守以下都被罢免。张根说：‘东南的军法与西北不同，这件事施行已经一百五十年了。帅臣、郡守、监司分担朝廷的忧劳，即使有罪，也应当审慎处理，怎么能凭一个小宦官的一纸文书，就使十郡官吏全部空缺呢？’诏令全部恢复原职。他又说：‘本路去年免除租赋四十万，而户部仍像原来一样责令偿还。祖宗设立发运上供额，并给本钱数百万缗，让各地广泛买粮以备使用。

译近来希望得到恩宠的人竟把这些本钱上献为羡余，所以年度开支不足，以至于变成没有名目的征敛。诏令免除所蠲免的租赋，并把买粮本钱偿还。六路洪州丢失官府锡器，拘捕审治的军吏多达千人。张根说：‘这是主管官署疏于察觉的过错。如今罗织逮捕无罪之人，责令他们交出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凭什么来招致和气？’于是停止了这起案件。大观年间入朝应对，他说：‘陛下幸而涤除繁苛、打破朋党，但士大夫因为议论不一致而观望苟且，没有人肯尽心竭力。陛下毁掉党人碑刻，取消党籍，与天下重新开始，而主管官署却仍任意因大臣的仇怨而废黜禁锢官员。治理的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您思考用来劝勉告诫他们的办法。’随即任命他为转运副使，改任淮南转运使，加任直龙图阁。他上书请求：常平法只允许收取利息，以堵塞兼并；下等户平均出纳役钱，以杜绝奸伪；市易法只收取净利，以免役使商人。虽然名义上似乎不合正道，但与商人议价时不压低价格，买十份只让他们加倍缴纳，额外的无名无数征敛已经减少了。又请求把举荐官员分为三科：一是县令，二是学官，三是县丞。曹州所属各县也分为三等，明确说某人具有什么才干，可以充任某州某官、某县县令，吏部据此注拟，那么选任县令就会较为清明，与按照通常次序硬性派差相去很远了。诏令吏部、户部共同审度此事后上报。张根又因为水灾很多，请求免除租赋，发放救活百姓的米粮，用常平米、青苗米赈济借贷给流民。诏令嘉奖并晓谕他。他将调任两浙时，推辞不肯赴任，于是写好奏疏交给驿站递送上奏。大意说：‘如今州郡没有能储存两个月的粮食，太仓没有能维持一年的积蓄，军需匮乏，边防空虚。东南水旱灾害和盗贼交替发生，西北两个国家窥伺已久，怎么能不预先筹划呢？’于是分条列举茶、盐、常平等事务的利弊，接着说：‘现今的办法，应当节省大的开支，而没有比土木工程更大的了。如今群臣获赐一座宅第，有时耗费百万。臣所统辖的二十州，一年上供的钱财三十万缗，曾经还不够供一座宅第使用。用来宠幸元勋盛德之臣，尚且担心不相称，何况是出自民间请求恩泽的人呢？’其次还有赐带，价格虽有数百缗，也一定要从数百家征敛后才能凑足。如今竟下至仆隶，使他们与公卿混杂，间隔贤者和不肖者而没有区别。如果因为他们只是供身边奔走、不愿佩黑绶，就应当另立制度，以显示等级威仪。奏疏上报后，权贵宠臣都侧目，谋划诋毁他的办法，接连进言说他交结上天，皇帝察觉后没有治他的罪。不久，他又极力陈说花石纲的弊端，更加触怒权贵宠臣，于是挑剔他所写奏牍中注语切直、草率简略之处，指为傲慢不恭，责罚他监理信州酒务。后来又说张根诋毁常平法，动摇绍述之政，再贬为濠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郴州。不久因讨伐淮地盗贼有功，获准自便，最后以朝散大夫身份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岁。张根天性极其孝顺，父亲患蛊病，戒食盐，张根便吃清淡食物。母亲喜欢吃河豚和螃蟹，母亲去世后，张根不再吃这些东西。母亲患病时，每到鸡鸣便稍稍苏醒；母亲去世后，他不忍听到鸡叫声。其子张焘自有传。【按《宋史》，此下有张根弟张朴附传。张朴依附蔡京父子，官至中书舍人，没有善行值得记录，今删去。】任谅字子谅，眉山人，迁居汝阳。九岁时父亲去世，舅舅想迫使他的母亲改嫁，任谅拉着衣服哭道：‘哪有做儿子的不能奉养母亲的呢？’母亲受到感动而作罢。任谅努力学习奋发自立，十四岁便在乡试中取得冠首，考中高第，调任河南户曹。他拿着兵书拜见枢密曾布，见面后觉得彼此不能契合，径自离去。曾布做宰相后仍想任用他，任谅写信以李德裕的事情规劝，曾布这才发怒。蒋之奇、章楶在枢密院，推荐他任编修官，曾布扣住奏章不上报，任命他为怀州教授。徽宗看见他撰写的新学碑文，说：‘是文士。’提拔他为提举防路学事，历任京西、河北、京东，改任转运判官，撰成《河北根本籍》。凡户口增减、官吏增损以及一年出纳盈余的数目，翻阅簿籍便可看见。书籍上呈朝廷后，张商英看见，说他是天下各路使者中最优秀的。任提举京东刑狱时，梁山泺的渔民惯于做盗贼，散处而没有名籍，任谅把他们编入户籍，给船刻上标记，不是这种船便不得擅自进入。其他县的土地夹杂在其中的，他凿石立为标志；盗贼发生，就督促官吏按姓名捕捉，使盗贼无处藏身。加任直秘阁，调任陕西转运副使。投降的李阿雅卜知道边地粮仓接济不上，暗中在地下挖窖藏粮，然后叛乱，给西夏统军写信说‘定边可以轻易夺取’。任谅侦知他的谋划，立即把粮食运往定边及各座城堡，并且招募人手挖掘那些粮窖，得到数十万石粮食。李阿雅卜果然入侵，因失去藏粮，七天后退去。后来他又包围观化堡，但边地储粮已经充足，李阿雅卜于是解围离开。加任徽猷阁待制、江淮发运使。蔡京破坏东南转般漕运法，改为直达纲，应募者大多是游手无赖，盗用侵吞，杂乱得无法核查，没有人敢进言。任谅入朝应对，首先论说此事，蔡京大怒。防备汴水、泗水大洪水时，泗州城只剩两板没有被淹，任谅亲自率领士卒筑堤，迁移百姓到高处，用米粮赈济，洪水退后百姓得以保全。蔡京诬陷他说有数千人被漂溺，因此获罪削去名籍，归还乡里。执政大臣有人说水灾是守臣的职责，发运使有什么罪？皇帝也知道他受了冤屈，恢复任命他为右文殿修撰、陕西都转运使。不久又恢复徽猷阁待制，升任直学士。童贯更改钱法，一定要使铁钱和铜钱等值，物价大多因此降低十分之九，诏令任谅与童贯商议，任谅说这会危害六路，于是搁置了这项计划。加任龙图阁直学士，任京兆府知府，调任渭州，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宣和七年，任提举上清宝箓宫，修撰国史。当初朝廷将要对燕地用兵，任谅说：‘中原恐怕要有忧患了。’于是写信送给宰相说：‘如今契丹的形势，灭亡已经明显可见，攻取它应当逐步用兵。出兵不能没有名义，应当另立耶律氏的制度，使他们分散成为各自的君长；这样我们有保存将亡、接续断绝的道义，他们有瓜分离裂的弱势，与邻近崛起的金国相比，形势相差万倍。’到这时，他又说郭药师一定会反叛，皇帝不听，大臣认为他是疯病发作，出任提举嵩山崇福宫。这年冬天，金人发兵到燕山，郭药师叛变投降，事情全如任谅所说，于是又起用任谅为京兆府知府。不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译周常字仲修，建州人，考中进士。因把所著《礼檀弓义》给王安石、吕惠卿二人看，两人都称许他，补任国子直讲、太常博士。他以奉养亲人为由请求任扬州教授，不到五十岁便退休。过了很久，御史中丞黄复推荐他恬淡退处，起用为太常博士，他推辞。元符初年，又重申先前的任命，同时兼任崇政殿说书，升为著作佐郎。他上疏说：‘祖宗各陵的器物服饰，务求质朴。自裕陵到宣仁后的寝宫，却施用金珠，希望收存到景灵殿，以遵循先帝遗训。’诏令把它们放入奉宸库。提拔为起居舍人。邹浩获罪，周常在讲席上议论救护他，被贬为监郴州酒务。徽宗即位，召任国子祭酒、起居郎。他从容进言：‘自古求得治理的君主，没有不把崇尚志向放在首位的。然而沉溺于富贵安逸，受谄媚蒙蔽，顺从安适便会使志向随之衰减，这一点不可不戒。’元祐年间的法度彼此各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当时因为天气炎热，命令记注官卯时漏刻正时便不要上奏政事，并把这定为法令。周常说：‘本朝的记注官大多兼任谏官，所以凡是君主的言行，都能依据所听所见议论可否。神宗皇帝时，修注官虽然不兼任谏职，也允许他们以官吏事务的身份在崇政殿、延和殿当面进言。陈述陛下在炎热的时节暂时停止接见进对，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把它写成固定法令，就一定会记入日录，流传到史官笔下，使后人看到后，将认为陛下厌倦听取进言，而忘记先帝的美意了。’这件事于是搁置。升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蔡京掌权，不能容纳他，于是以文华阁待制出任湖州知州。不久又被夺去职任，居住在婺州。恢复任集贤殿修撰，去世时六十七岁。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三百六十六 列传 宋【八十】何灌　　　　李熙靖　　　王云 谭世勣　　　梅执礼　　　程振 刘延庆 何灌字仲源，开封祥符人。通过武选考取功名，任河东从事。经略使韩缜虽然多次考察他的才能，却总是压制他，不肯给予机会。很久以后才对他说：‘你是奇才，将来应当坐我的位置。’任府州大山军巡检时，盗贼苏延福狡猾强悍，成为两边的祸患，何灌亲自斩下他的首级。贾胡疃有泉水，辽人常越过边境来取水。何灌亲自重新划定界堠，阻止他们前来。辽人愤怒而出兵侵犯，何灌迎着敌人登高射击，箭一发便射中，有的射入崖石，箭头都没入其中。敌人惊异，以为他是神人，徘徊片刻后收兵离去。三十年后，契丹萧大师与何灌谈论边防旧事，数说当年何巡检的神射，何灌说：‘就是我做的那件事。’萧大师惊惧地起身下拜。任河东将领时，与夏人相遇，铁骑前来追赶，何灌射出的箭都穿透铠甲，甚至射穿胸膛从背部穿出，接连贯穿后面的骑兵。羌人害怕而退却。任宁化军知军、丰州知州，调任熙河都监。他见童贯不下拜，童贯因此怨恨他。张康国向徽宗推荐他，召见应对，询问西北边事，何灌用笏板在御榻上比画，指着座位和衣服上的花纹说明形势。皇帝说：‘敌人已经在我的眼前了。’任提举河东刑狱，升任西上阁门使，兼领威州刺史，任沧州知州。因修治城堡有功，转任引进使。把三十万石粮食运往并州边塞的三个州，何灌说水浅不能承载船只，陆路应当使用八千辆车；沿边地区正值收获麦子的季节，希望把运输费用加价，就地买粮。奏疏上报后，得到允许。安抚使嫉恨他，弹劾说：‘城墙修筑还没有完成，却冒领赏功，夺去他升迁后的官职，并再次降级，罢免离开。’不久任岷州知州，引邈川水灌溉闲置田地一千顷，湟地人称为广利渠。调任河州，又任岷州知州，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他入朝进言：‘汉代金城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