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十一

译肃宗宝应元年，太常卿杜鸿渐等说：‘周人在圜丘祭天，以远祖配享；高祖并非始封之君，不能作为太祖配享天地。’于是停止以高祖配享，改以太祖景皇帝配享。【谏议大夫黎干认为太祖不是受命之君，不宜配享上天，写成《十诘十难》加以非难，书上奏后没有得到答复。】宝应二年六月，长期干旱，有上奏政事的人认为这是高祖不应配享的过错，诏令群臣讨论。太常博士独孤及认为：‘景皇帝始封于唐，是上天所命，因此由他配享，不能改变。’宪宗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皇帝询问举行南郊祭祀是否要先占卜日期。礼官上奏说：‘自天宝以后，凡要举行郊祀，必先到太清宫朝拜，第二天祭享太庙，再第二天祭享上天，依次相沿至今，一直不再占卜日期。’皇帝听从了。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在南郊举行祭祀。后唐庄宗在南郊合祭天地，以献祖文皇帝配享。明宗在南郊举行祭祀时，一并在洛阳郊坛举行。后周太祖广顺三年九月，太常礼院上奏，制定郊祀、宗庙制度。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方位的地方，圜丘有四层，十二级台阶，每层十二级。燎坛在泰坛丙方，方圆一丈，高一丈二尺，坛上开口，门向南，门宽六尺。请有关部门修整奉行，皇帝听从了。宋朝的郊坛在都城南面的薰门外【太祖开宝九年南郊仍在洛阳郊坛举行，当时有迁都洛阳的意图，因此向西巡幸并特意举行这次礼仪。】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在圜丘合祭天地，奉宣祖配享。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在南郊合祭天地，奉太祖配享【宋初南郊四祭，以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共有七祭，分别由僖祖、顺祖、翼祖、宣祖轮流配享；太祖亲自郊祀的有四次，都以宣祖配享。太宗即位后，以宣祖、太祖轮流配享；这一年合祭天地，开始奉太祖升坛配享。】雍熙元年，听从礼仪使扈蒙的建议，以宣祖配享圜丘天，以太祖配享明堂上帝。淳化四年，听从礼仪使苏易简的建议，亲自祭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共同配享；常规的祈谷、神州、明堂祭祀以宣祖配享，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配享。真宗即位后，有关部门上奏：圜丘、雩祀、方丘请奉太宗配享，祈谷、明堂奉太祖配享，感帝、神州奉宣祖配享；亲自祭祀圜丘时，奉太祖、太宗共同配享。诏令准许。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判太常礼院孙奭说：依照礼制，冬至祭祀圜丘，有关部门代理行礼时，陪祭的天神有六百九十位。如今只有五方上帝和五方人神共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都不设神位；况且太昊、勾芒只在孟夏大雩、季秋大享时配享，现在却在冬至祭祀，恐怕不合适。于是翰林学士晁迥等议论，按照孙奭的请求，以《开宝通礼》所载神位为准；其中有增加的，依后来诏令办理。仁宗即位后，礼官制定迁移郊祀的配帝：祈谷、神州以太祖配享，雩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宗配享，感帝以宣祖配享，明堂以真宗配享；亲自祭祀郊丘时，以太祖、太宗配享。天圣二年八月，太常礼院说：南郊应举行荐告礼，希望颁下所用日期。诏令今后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太庙在同一天举行礼仪。【景祐五年，侍讲贾昌朝说：朝拜宗庙的礼仪，本来是为了告祭配享上天、享祭配祀的意义，符合旧典，应当奉行。景灵宫朝谒本来沿袭唐代太清宫的旧例，违背经典训诫，本来可以改革。希望今后在朝拜宗庙前不举行这一礼仪，等郊祀礼完毕后再到景灵宫拜谢，这样可以尊祖事天，礼仪简约而诚意达到。】皇祐五年【皇祐五年，马端临《文献通考》作景祐二年。按《礼志》记载谏官杨畋上奏论及礼院议论，都写作皇祐年间的诏书，三位圣祖共同配享；写作景祐年间是错误的。今据《礼志》辑录。】郊祀时诏令三位圣祖共同配享。嘉祐六年，礼院说：面对天地，神灵不能有两个主祭者。皇祐诏书规定三位圣祖共同配享，后来又改为轮流配享，不久又恢复共同配享，作为固定制度。虽然这是出于孝思，但很违背经典。于是下令两制官讨论，翰林学士王珪等请求依照礼官的意见办理。嘉祐七年，诏令南郊祭祀固定由太祖配享。神宗元丰元年，枢密院陈襄等说：臣等敬承圣意，认为天地合祭于圜丘不合正统礼典，诏令重新制定。臣谨按《周礼》：大司乐以圜钟为宫调，冬至在地上的圜丘演奏六变，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调，夏至在泽中的方丘演奏八变，以祭祀地祇。冬至祭祀，是因为阳气在上天开始复苏；宫调使用夹钟，是因为帝从震方而出。称为圜丘，是取其圆形来象征天；三次一变，是合于阳奇之数。夏至祭祀，是因为阴气在大地下面开始潜伏萌生；宫调使用林钟，林钟属于坤宫，是因为万物在坤地得到养育。称为方丘，是取其容纳万物的形状来象征大地。二次四变，是合于阴偶之数。又据《周礼·大宗伯》，用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在天上的神，用苍璧作为礼器；用血祭、沉貍、疈辜祭祀在地上的神，用黄琮作为礼器，都是为了顺应阴阳，辨别时令和方位，仿效天地的形状和颜色。这两种礼仪不能不有所区别。周代灭亡以后相距久远，先王的制度不再施行。汉元始年间，有人依附《周官》大司乐的说法，认为天地应当合祭，于是天地共同用一头犊牛祭祀的错误从此开始。陛下发扬五位圣人的著述，恢复历代废弃的制度。臣认为既然停止合祭，南郊、北郊就应当分别祭祀。于是诏令礼官考求此事。六年冬至，在郊外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开始停止天地合祭，也不设置皇地祇神位。【宋初郊祀礼仪只穿衮冕服，到这时考察古制，才加穿大裘，并在外面加衮冕。按：分别祭祀的主张是明确了，但方丘的仪制必须以圜丘为准；而当时圜丘礼仪仍沿袭五代，费用比唐代还多。例如百官佩带鱼袋，诸军获得赏赐，都承袭奢靡的文饰而不求礼意的实质，所以苏轼能够以府库空竭为由提出批评，而古制最终也未能恢复。】哲宗元祐七年七月诏令：冬至日在南郊，应该依照旧例设置皇地祇神位；礼仪结束后，另行讨论方泽祭祀礼仪上报。二四之变，合于阴偶之数。又据《周礼·大宗伯》，用禋祀、实柴、槱燎祭祀在天上的神，用苍璧作为礼器；用血祭、沉貍、疈辜祭祀在地上的神，用黄琮作为礼器，都是为了顺应阴阳，辨别时令和方位，仿效天地的形状和颜色。这两种礼仪不能不有所区别。周代灭亡以后相距久远，先王的制度不再施行。汉元始年间，有人依附《周官》大司乐的说法，认为天地应当合祭，于是天地共同用一头犊牛祭祀的错误从此开始。陛下发扬五位圣人的著述，恢复历代废弃的制度。臣认为既然停止合祭，南郊、北郊就应当分别祭祀。于是诏令礼官考求此事。六年冬至，在郊外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开始停止天地合祭，也不设置皇地祇神位。【宋初郊祀礼仪只穿衮冕服，到这时考察古制，才加穿大裘，并在外面加衮冕。按：分别祭祀的主张是明确了，但方丘的仪制必须以圜丘为准；而当时圜丘礼仪仍沿袭五代，费用比唐代还多，例如百官的佩袋、诸军的赏赐，都承袭奢靡的文饰而不求礼意的实质，所以苏轼得以用府库空竭为由提出批评，而古制最终也未能恢复。】哲宗元祐七年七月诏令：冬至日在南郊，应当依照旧例设置皇地祇神位；礼仪结束后，另行讨论方泽祭祀礼仪上报。

译元祐八年四月丁巳，诏令南郊合祭天地，停止礼部召集官员详细讨论。【起初诏令讨论南郊、北郊的典礼，苏轼主张合祭，赞同他的有五人；刘安世主张分祭，赞同他的有四十人。后来朝廷再次命令详细审定，刘安世又议论大意说：古人依据同类来求神。天属阳，地属阴，岁时、日月、方位、祭牲、礼器、音乐等，都各自依从所属类别。现在议论的人抛弃圣人制定的成法，冒昧采用王莽不合经典的说法，甚至引用夫妇同牢这种私亵的话，亵渎扰乱天地；又引用《昊天有成命》这首诗作为证据。臣等仔细考察，这首诗从头到尾没有合祭的文字，诗序又是后世儒者所写，也说圜丘、方泽各自歌唱这首诗。比如《潜》的诗序说‘季冬荐鱼，春献鲔’，是说冬末荐献鱼，春天献鲔鱼；《丰年》的诗序说‘秋冬报’，是说秋冬报祭；《噫嘻》的诗序说‘春夏祈谷于上帝’，是说春夏向上帝祈谷。像这些说法，不知道究竟是一次祭祀，还是两次祭祀呢？后来皇帝下旨停止讨论，刘安世的意见没有能够上奏。】绍圣元年，右正言张商英说：先帝认为天地合祭不是古制，请诏令礼部、太常寺详细讨论上报。采纳蔡京等人的议论，停止合祭。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诏令首次在圜丘暂时合祭天地。起居郎周常认为这样不对，曾布支持他的意见，于是停止合祭。高宗建炎二年，皇帝驾临扬州，在州城南门内、江都县东南修筑祭坛。这年冬至，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按：《文献通考》作合祭天地，今据《宋史》辑录。】绍兴十二年，诏令在临安府行宫东南城外修建圜坛。十三年，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共同配享。辽朝不修建郊坛、圜丘，而把祭祀山岳作为大礼。仪式是在木叶山设置天神、地祇的神位，悬挂牲畜于树上，报告并安排班次，献酒、祝告、接受福佑、饮福等。金朝的郊祀本来出自本民族的习俗，有拜天礼【端午、中元、重阳拜天，射柳每年照例举行】。太宗即位后，才告祭天地，大概是设置神位进行祭祀。天德以后，开始有南郊、北郊制度。大定、明昌年间，制度逐渐完备。南郊坛在丰宜门外、宫阙正南的巳方，圜坛三层，每层十二级台阶，各按十二辰方位设置。外墙环绕三周，四面各有三座门。坛和外墙都涂饰赤土。冬至日，在圜丘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大定十一年，首次举行郊祀，命宰臣讨论配享礼。左丞石琚说：‘两汉、魏、晋以来，都由一位祖先配享。到了唐高宗，才开始以高祖、太宗共同配享；垂拱初年，又增加高宗。宋朝也曾以三位皇帝配享。臣认为冬至亲自郊祀，应当遵循古礼。’皇帝说：‘唐、宋因为偏爱自己的亲属，不合古礼，不值得效法。现在只应当由太祖配享。’ 元朝兴起于朔漠，历代都有拜天的礼仪；衣冠崇尚质朴，祭器崇尚纯素，皇帝、皇后亲自参加，宗室亲戚协助祭祀。宪宗二年八月，开始穿着冕服在日月山拜天。十二月【《元史·祭祀志》作‘十二日’，今据本纪更正】，又采纳孔氏子孙元措的意见，合祭昊天、后土，演奏完整的乐舞，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中统二年，亲自出征北方，四月在旧桓州西北亲自祭天，以洒马奶酒作为礼仪；除皇族之外，任何人不得参加，一切都如同最初的礼制。至元十二年，因为接受尊号，在国阳告祭天地，在丽正门东南七里修建高台祭祀。此后国家有重大事情，都在南郊举行告祭。成宗即位后，才在都城南七里筑坛，派司徒谔都岱为大行皇帝请求谥号。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在南郊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派左丞相哈喇哈斯代理行礼。九年，右丞相哈喇哈斯等说：‘祭天是国家的大事。陛下虽然还不能亲自举行，但应当像宗庙、社稷祭祀那样派官员代行，每年使用冬至日。’于是命令讨论郊祀礼仪。中书省集体议论说：‘冬至在圜丘只祭昊天上帝。直到西汉元始年间，才开始合祭天地，这是王莽制定的制度，怎么可以效法！如今应遵循三代的典制，只祭昊天上帝；至于方丘礼仪，再行讨论上报。’又议论说：‘前代以祖宗配享，如今宗庙已经按时祭祀，郊祀专门祭昊天上帝为宜。’诏令准许。七月，在丽正门、文明门以南修筑郊坛，这年郊祀时省去配享神位。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在南郊举行祭祀，以太祖配享，五方帝、日月星辰陪祭。文宗至顺元年十月辛酉，开始穿大裘、衮冕，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十二月戊午，因为郊祀礼完成，皇帝到大明殿接受朝贺，并大赦天下。从世祖统一天下到文宗，共七代，南郊亲祭才得以举行。大概祭器、礼仪注释，到这时更加详细谨慎了。明太祖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进呈郊祀建议，说应当遵循古制，分开祭祀天地。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陪祭。皇帝听从了，在钟山南面修建圜丘，两层，四面设台阶，每面九级。又制定郊祀、宗庙祭祀制度，每年必须亲自祭祀，作为常制。这年在南郊举行祭祀，有关部门议定让太祖配祀，太祖谦让而不接受。二年，在圜丘祭祀上帝，以仁祖配享，神位设在第一层，面向西。七年，重新规定内壝以内东西两侧各设三坛，星辰设两坛，分别置于东西两侧；其次，东侧为太岁、五岳，西侧为风云雷雨、五镇。内壝以外，东西两侧各设二坛，东侧祭四海，西侧祭四渎；再其次祭天下神祇，东西分设。十年秋天，太祖因斋戒居处时感到阴雨，读到京房关于灾异的说法，认为人君事奉天地，如同事奉父母，不应分开居处，于是改定为合祭。就在圜丘旧制上加盖屋宇，称为大祀殿。共十二楹，中间的石台设置上帝、皇地祇的神座。每年正月中旬择日合祭，奉仁祖配享。陪祭神位设在丹墀的四坛：大明坛一座，夜明坛一座，星辰坛两座。

译内壝以外设二十坛：五岳坛五座，五镇坛五座，四海坛四座，四渎坛一座，风云雷雨坛一座，山川坛一座，太岁坛一座，天下神祇坛一座，历代帝王坛一座，共二十四坛，由大臣分别献祭。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在南郊大祀天地，奉太祖配享。成祖迁都北京后，在正阳门南面偏左修建祭坛，规制完全如同南京。仁宗洪熙元年正月丙戌，在南郊大祀天地，以太祖、太宗配享。世宗嘉靖九年，制定《明伦大典》以后，更加专心于制作礼乐之事；对于郊祀、宗庙和百神，都想斟酌古法，整顿订正旧有章制。认为大祀殿是在屋内祭祀上帝，不合祭天礼仪，天地合祭也不是专门事奉上帝。于是拿这件事询问大学士张璁，张璁说祖宗制度已经确定，不敢轻易议论。皇帝再次占卜，奉先殿太祖神位前也不吉利，于是暂时搁置了议论。适逢夏言上疏，请求举行亲蚕礼。皇帝认为古代天子亲自在南郊耕田，皇后亲自在北郊养蚕，正好与所讨论的郊祀相互对应，于是命张璁告诉夏言陈述郊祀意见。夏言因此上疏说：国家合祭天地以及让太祖、太宗共同配享，各坛设置陪祭神位；举行日期不在冬至而在孟春，这些都不符合古典。应当命群臣广泛考察《诗》《书》《礼》等经书的记载，以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人的定论，还有开国初年分祭天地的旧制，由陛下裁决，这是中兴的大业。皇帝命礼部和群臣各自陈述意见。于是礼部汇集上报群臣关于郊礼分祭、合祭的意见，众说纷纭，最终采用夏言的说法，命令改筑圜丘坛，确定分祭制度。皇帝又根据夏言的意见下谕，想在冬至、夏至两天奉太祖配享南郊、北郊，每年年初在大祀殿奉太宗配享上帝。张璁等说：‘古代郊祀与明堂处于不同地点，所以可以分别配享。如今圜丘和大祀殿同在郊坛区域，冬至的礼仪是报祭，而太宗不参加；孟春的礼仪是祈祭，而太祖不参加，实在令人不安。’皇帝说：‘万物的根本在于天，人的根本在于祖先。天只有一个，祖先也只有一个。祖先只应当由高皇帝配享。文皇帝的功德并非不能配享上天，但开天立极是高皇帝开创的。比如周朝的王业，确实是武王完成的，但配享上天时只是以后的配上帝，只以文王配享，没听说当时有人争论功德。’于是命令搁置这一议论。不久夏言又上奏说：‘二祖共同配享并非皇帝原来的命令，请求再次讨论。’ 于是礼官再次上奏议论，请求南郊专门由太祖配享，大祀殿仍奉太祖、太宗二祖共同配享，皇帝听从了。但皇帝心里始终认为共同配享不恰当。嘉靖十年正月，祈谷礼结束后，皇帝下谕：今后大报礼和祈谷礼只奉太祖配享。嘉靖十八年，把祈谷祭祀改在大内的元极宝殿举行，不设配享神位，遂成为定制【明朝初年没有祈谷礼，嘉靖十年才开始举行，到隆庆初年停止】。神宗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进呈郊礼图册，说：‘高皇帝最初制定郊礼时分祭天地，十年后最终改定为合祭，确实是因为古今情形不同，顺应时势才是适宜的，所以安排在年初举行，因为这是人的开始；在春季初期占卜日期，因为这是时令和谐；一年只举行一次，因为这是礼事的节制；建屋祭祀，因为实行方便。历代圣主相承，没有改变过。如今冬至严寒，却要在星光霜露之下举行灌祭；夏至盛暑，却要在炎热蒸腾之中奔走助祭。皇帝两次出行，既不合时令，也不合义理，这实在是错误。况且成祖重新建立天下，功劳同于开创，配享一百多年，却一旦停止，在人情上也很不安。我私下认为，应当遵循高皇帝的旧制，沿用历代圣主所实行的制度，每年只举行一次，在大祀殿合祭天地，并奉二祖共同配享。’皇帝听从了。大雩 唐肃宗乾元二年，因为长期干旱，迁移东西两市，祭祀风伯、雨师，修举雩祭，制作泥土龙，遥祭名山大川，以祈求降雨。代宗大历九年七月，长期干旱，京兆尹黎干遍祷各处祠庙。德宗贞元元年，分派朝廷大臣向群神祈祷求雨。贞元十九年，从正月一直到五月没有下雨，命令分别向山川祈祷。梁太祖开平二年，命令近处各镇依照古法举行禳灾祈祷，十天后便下了雨。乾化二年三月，降雨失期，命宰臣到魏州灵祠祈祷。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孟夏，举行雩祭，奉太宗文皇帝配享。晋高祖天福八年五月，命宰臣分别到寺观祈雨。宋朝制度规定，孟夏举行雩祭，祭祀昊天上帝，属于大祀；起初由四位祖先轮流配享，太宗时由宣祖、太祖轮流配享，真宗时由太宗配享。自宋初以来，凡遇旱灾、水涝、虫蝗或无雪，有时亲自到各寺观祈祷，甚至再度前往；有时撤去音乐、减少膳食、进用蔬菜祭品；有时分派官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岳镇、海渎；有时在南郊、北郊举行遥祭；有时祭祀五龙堂、城隍庙、九龙堂、浚沟等祠庙，甚至子夏、子张、信陵君、段干木等人的庙也祭祀；有时在各寺观设置道场；有时派内臣分别前往各州，如河中的后土庙、太宁宫，亳州的太清宫、明道宫，兖州的防真景灵宫、太极观，凤翔府的太平宫，舒州的灵仙观，江州的太平观，泗州的延祥观，都带着香和祝文，乘驿前往祈祷。真宗咸平元年，因旱灾派使者到卫州百门庙、白鹿山祈祷；二年大旱，诏令有关部门祭祀雷师、雨师。【宫中颁出李邕的祈雨方法：选择甲乙日，在东方择地筑坛，取土制作青龙；地方长官斋戒三日，到龙所在之处汲取流水，设置香案、茶果、糍饵，率领群官和乡老每日两次前往祝告祭奠；不用音乐和巫觋。雨水充足后，把龙送入水中；其余四方都照此办理，并按四方颜色装饰。大体上，日期的天干、筑坛取土的里数、器物的大小、龙的长短宽窄，都取土生成之数。诏令颁行各路。】景德三年，有关部门说，今年四月五日雩祭上帝，十三日立夏祭祀赤帝。

译按《月令》，立夏这天，天子在南郊迎接夏季；注说，迎夏就是祭祀赤帝。又说这个月举行大雩；注说《春秋左氏传》讲‘龙见而雩’，是说建巳之月阳气旺盛，通常容易干旱，万物等待雨水滋长，所以祭天祈雨。所谓龙见，是指角宿、亢宿在立夏以后黄昏时出现在东方。又按《五礼精义》说，自周代以来岁星运行的度数已有差异，如今所谓龙见有时在五月，到了这时才祈求甘雨已经晚了，请从今以后都在立夏后择日举行；如果立夏在季春，就等到改月。这样或许能使时节符合纯阳之气，典礼也符合旧史。奏请得到批准。大中祥符二年发生旱灾，派司天少监史序到北郊祭祀玄冥和五星，清理土地筑坛举行遥祭；不久雨水充足，又派官员报谢。旧制度不祈祭四海，到这时特意命令祭祀四海。神宗熙宁元年正月，皇帝亲自到寺观祈雨，同时命令在京城的官员分头祈祷，各自在本部门先斋戒三日，然后行礼。各路选派端正诚敬、修身洁净的人，分别向岳镇、海渎、名山、大川祈祷。各路神祠、灵迹、寺观，即使不在祀典之内，只要祈求有应，也一并委托州县派官员洁斋致祷。后来雨水充足，皇帝又亲临太乙宫报谢。元丰四年，详定礼文所说：‘近来诏令宗祀明堂，以配享上帝，其余陪祭的群神全部停止。如今大雩仍沿袭旧制，群神都陪祭，与诏旨相违。请在孟夏举行大雩时只祭上帝，以太宗配享，其余陪祭群神全部停止。’又请求在国都南面改筑雩坛，以严肃祭祀之事，皇帝都听从了。五年，礼部说：‘雩坛应当修建在圜丘的左边。’地点应选高处一丈，四周宽广四丈，周长十二丈，四面设台阶；坛外设三重壝墙，每重二十五步，周围墙设四门，一律依照郊坛制度。【起初大雩都由皇帝亲自祭祀；从熙宁到靖康，只由有关部门代理行礼。】南渡以后，在城西惠照院的遥祭斋宫举行雩祭上帝的礼仪。后来又在圜坛举行礼仪。孝宗时，因降雨失期，分别向天地、宗庙祈祷，并认真整修雩祭礼仪。起初沿用唐代《开元礼》，祈雨的雩坛称为特祀，不使用音乐进献。于是太常朱时敏说：‘《通典》记载，雩祭使用舞童，歌唱《云汉》诗，请使用六十四名舞童，穿黑色衣服，歌唱《云汉》诗。’诏令同意。辽朝制度规定，每年发生旱灾，只选择日期举行色克色哩仪式来祈雨。【事先设置百柱天棚，皇帝向先帝画像致祭，然后射柳。皇帝射两次，亲王、宰执依次各射一次；射中柳枝的人以衣冠作为抵押，射中柳枝的人获得冠服，不中的人则以冠服作抵押；失败的人向胜者进酒，然后各自取回冠服。第二天，又在天棚东南种植柳树，巫者用酒、醴、黍、稷祭献新种的柳树，并向它祝告。皇帝、皇后祭祀东方完毕后，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和参加礼仪的人，按等级获得赏赐。举行三天后如果下雨，便赐多啰伦穆腾马四匹、衣服四袭；如果不下雨，就用水浇灌柳树。】金世宗大定四年五月，命礼部尚书王竞到北岳祈雨，以定州长官和副长官充任亚献、终献。又在都城北郊择日遥祭岳镇海渎，由有关部门行礼，使用酒、肉脯和肉酱。过了七天仍不下雨，就祈祭大社、大稷；又过七天，祈祭宗庙；仍不下雨，便像最初一样再次向岳镇海渎祈祷。设置神座、充实尊罍，均依照通常仪式；尊罍用去掉蒂的甘瓠制作，祝版只写五岳、宗庙、社稷和御署，其他不写。过了十天仍不下雨，便迁移集市，禁止屠宰，收起伞和扇，制作土龙祈雨；雨水充足后举行报谢，把土龙投入水中。大定十六年五月发生旱灾，派使者到宁静山神处祈雨。元朝没有雩祭礼，遇到水灾、旱灾，有时派官员举行祭祀，有时命西僧祈祷。世祖至元元年四月，东平、太原、平阳发生旱灾，分别派西僧祈祷。仁宗皇庆元年十二月，派官员到社稷、岳镇、海渎祈雪。二年发生旱灾，皇帝在宫中默默祈祷，并派官员分别到各祠庙祈祷。泰定帝泰定三年，皇帝因不下雨自我责备，派使者分别祭祀名山大川和京城寺观。文宗天历二年三月，因为去年冬天没有下雪，今年春天又不下雨，命中书省和群臣分别向山川及各处祀典神灵祈祷。明太祖洪武元年发生旱灾，在滁州丰山柏子潭祈雨。二年，因为春天长久不下雨，向各位神祇祈告，设置十八坛：中央设置风云雷雨、岳镇、海渎五坛；东面设置钟山、两淮、江西、两广、海南、北山、山东、燕南、燕蓟、山川、旗纛诸神七坛；西面设置江东、两浙、福建、湖广、荆襄、河南、北河、河东、华州、山川、京都城隍六坛。中央五坛由皇帝亲自奠帛并行初献礼，其余命官员分别献祭。每坛各用犊、羊、豕一头，帛则太岁、风云雷雨用白色，其余随方位用相应颜色。笾、豆、簠、簋的规格参照社稷祭祀。孝宗弘治十七年五月，京畿和山东长期干旱，派官员祭告天寿山，分别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东海。世宗嘉靖八年，皇帝告诉礼部：‘去年冬天少雪，到了春天雨水仍不降，我应当亲自祭祀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详细上呈仪注。二月，皇帝亲自到南郊向山川祈祷，同日祭祀社稷则安排在第二天。不清理道路，穿浅色冠服；群臣中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在大祀门外，其他官员在南天门外列班陪祀。九年，皇帝想在奉先殿丹陛上举行大雩礼。夏言请求修筑雩坛。孟春举行祈谷后，从二月到四月如果雨水调和，就派官员代理举行大雩；如果雨水失期，就亲自祈祷祝告。于是便在圜丘坛外、泰元门东面修建崇雩坛，坛为一层。每逢旱灾就祈祷，并奉太祖配享。十二年，夏言等说：‘古代举行大雩祭祀，命乐正练习盛大的乐舞，舞皇舞，大概是借助声音、仪容的和谐来宣通阴阳之气。’请在三献礼完成、九次奏乐停止的时候，演奏《云门》乐舞；又命儒臣概括《云汉》诗的辞句，制作《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共同起舞并合唱；还命令一百名穿青衣、手执羽的舞童【《礼志》作‘扇’，是错误的】绕坛歌唱《云门》曲，全曲共九成。于是上奏这套仪式，规格仿照祈谷礼。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按：明代嘉靖以前，雩祭没有固定仪式，凡遇水旱，有时亲自祈祷，有时派官员祭祀郊坛、宗庙、陵寝以及社稷、山川；直到世宗才修建雩坛，确定仪制，制定乐章，但实行不久又再次更改。此后神宗万历十三年、愍帝崇祯四年又举行步行祷告，也只是暂时实行；至于常雩、旱雩的典制，最终仍未完备。】明堂

译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享，又以五方帝、五官陪祭。笾、豆、尊、罍的数量与雩祭相同。二十五年，依照旧制，将东都明堂改为乾元殿。从此直到唐朝末年，季秋大享都寄寓在圜丘举行。代宗永泰二年，在明堂举行大享，以肃宗配享。宪宗时期，以顺宗配享。穆宗时期，以宪宗配享。【三次大享及配享神位，《新唐书》《旧唐书》的纪、志都没有记载，现据马贵与《文献通考》增补。】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礼，请奉太祖武皇帝配享。” 宋朝初年沿袭唐朝制度，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礼，借南郊坛举行祭祀。太宗雍熙元年，下诏以太祖配享；淳化四年，改以宣祖配享。但皇帝从未亲自祭祀，只是命有关官员代行。真宗开始议论实行此礼，恰逢封禅岱宗、祭祀汾阴，所以也没有来得及举行。仁宗皇祐二年三月，仁宗对辅臣说：“今年冬至日应当亲自祭祀圜丘，想在季秋举行大享明堂礼。”然而自汉代以来，诸儒的议论就不一致。明堂，是发布政令的宫殿、朝见诸侯的场所，也是天子的路寝，就是今天的大庆殿。如今不应在郊外坛壝中借地祭祀，应以大庆殿作为明堂，仍命主管官署制定仪注上报。礼院请求依照《周礼》在殿内设置五室。旧礼规定，明堂中五帝的神位都设在帷幕室内；如今旁边的帷幕和上面的帐幕，宜使用青色缯帛、内衬朱色。四扇门、八扇窗，门缀赤色，窗缀白色，宜用红白缯帛装饰。诏书说：“祖宗亲自到郊外祭祀时，总是合祭天地和祖宗，并让百神陪祭。如今祭祀明堂，正值亲郊的时期，但礼官制定的礼仪祭天而不及地祇，配享而不及祖宗，不符合三朝的制度。况且把郊祭改为大享，也是为了替百姓祈求福佑【此前，宋庠建议今年应当举行郊祭，但冬至在晦日，依建隆年间的旧例，似乎应有所避忌，于是请求在季秋举行大享明堂礼，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大概这一年祭祀明堂，就是用它来代替郊祭礼】应当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共同配享，并亲自献祭五帝、神州。日神、月神、河神、海神等诸神，全部按照圜丘陪祭的数目从祀。嘉祐七年【据马氏《通考》和《玉海》作嘉祐六年，现依据《宋史》本纪及礼志辑录】七月，下诏再次在明堂举行祭祀。礼院说：“皇祐年间参照南郊百神的神位设置，不合祭祀制度，应当像隋、唐旧制那样，设置昊天上帝、五方帝的神位，以真宗配享；五人帝、五官神陪祭，全部罢除。”英宗即位后，礼官议论让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等上奏说：“三代的制度，郊祭用来祭天，以开国始封且有圣人功业的祖先配享；明堂用来祭祀五帝，以创业或继承帝位且有圣人德行的君主配享。《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宋朝的太祖，就是周朝的后稷，应当在郊祭中配享；太宗，就是周朝的文王，应当在明堂配享。这两种配享极其重要，是万世不变的制度。真宗相当于周武王，仁宗相当于周成王，虽然有配天的功劳，却没有配天的祭祀，未曾听说成王、康王为了尊奉父亲。因此废止文王配天的祭祀，改让武王、成王配享。唐中宗时期以高宗配享，明皇时期以睿宗配享，代宗时期以肃宗配享。礼官杜鸿渐、王涯等人不能推明礼制的本意，反而对这种说法随声附和，来迷惑当时的君主。此事延续到今天，已经牢不可破。希望陛下严令有关官署，广泛征求群贤意见，遵循周朝的礼典，废除唐朝那些曲解礼义的学说。”诏令台谏等官员再次详加审定上报。观文殿学士孙抃等说：“仁宗继承帝位，保有成功的德行，天下人都知道；在附祭太庙之初，却不能配享上帝，这非常不符合陛下彰明严父大孝的本意。”谏官司马光、吕诲上奏议论说，舍弃真宗而让仁宗配享，不合祭祀制度。诏令采纳孙抃等人的意见，以仁宗配享。神宗在位时举行大享，让英宗配享。元丰三年，详定所说：在南郊祭祀上帝，是按照天道侍奉上帝，所以即使配帝使用牛犊，也就是所谓“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在明堂享祀上帝，是按照人道侍奉上帝，所以即使天帝使用太牢，也就是《诗经》所说“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梁朝开始使用特牛，隋、唐沿袭这一做法。皇祐、熙宁年间使用牛犊和羊、猪，都不合礼制。请今后亲自祭祀上帝时，配帝、五方帝、五人帝各用牛、羊、猪一头。六月，诏书说：“历代以来，合宫祭祀的配享，夹杂了先儒所谓六天的学说，朕很不采纳。今后在明堂祭祀英宗皇帝，让他配享上帝，其余陪祭的群神全部罢除。”详定所又说：考察晋代挚虞的议论，明堂祭祀要备办祭品进献三牲，并陈设笾豆，礼仪都按照人事之理排列，所以配享近祖。开元、开宝礼以及现行仪注规定，明堂大享使用槀鞂席，器皿使用陶匏，与郊祭没有区别，完全不是所谓“礼同人理，配以近考”的意思。请用莞席代替槀鞂席，用蒲越制成的玉爵代替匏爵，豆、登、簋、俎、尊、罍一律使用宗庙的器物，朝廷同意了。哲宗元祐元年，在明堂举行祭祀，以神宗配享。徽宗政和三年八月，下诏在大内丙地建立明堂，将秘书省迁到宣德门东面，把原址用来建造明堂。诏书说明明堂的制度：“朕取《考工记》中相互参见的文字，得到它制作的根本；采用夏后氏扩大世室的尺度，兼取商人四阿重屋的制度，依照周人的尺度，以九尺长的筵席为标准。上圆象征天，下方象征地，四扇门合乎四时，八扇窗对应八节，五室象征五行，十二堂用来听取十二个月的朔日政事；九级台阶、四阿，每室四门，门旁夹设八窗，在同一座堂上举行享祀上帝、尊奉父亲、听政和颁布朔令等礼仪。

译这些在古代都能合乎制度，已经十分完备，应命明堂使司依照图样建造。蔡京说：“三代的制度中，世室是重屋，明堂的长度和宽度并不沿袭世室的规格。世室每间较近于方形，明堂则每间较宽。如今如果以两筵作为太室，边长一丈八尺，那么室内设置版位和礼器，已经无法容纳，按理应当扩大。现在以九尺长的筵席为尺度，大室长四筵【三丈六尺】、宽五筵【四丈五尺】，共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长三筵加四尺五寸【三丈一尺五寸】，宽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加四尺五寸。十二堂，古代没有规定长宽数目，如今也以九尺筵席为尺度加宽。明堂、玄堂各长四筵、宽五筵；左右个各长宽四筵；青阳、总章各长宽四筵，左右个各长四筵、宽三筵加四尺五寸；四阿各四筵，堂柱外的台基各一筵。堂总长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宽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蔡攸说：“明堂五门的廊庑大概使用素瓦，而明堂主体使用琉璃瓦。地面则按照朝向铺砌五色石，栏杆和柱端用铜铸成辟邪的形象，并装饰成各方所对应的颜色。八扇窗和八根柱子用青、黄、绿三色相间。堂、室的柱子、门柱和栏柱都涂丹雘。堂分三级，每级高三尺，共高一筵。庭院中种植松、梓、桧树，门上不设置防卫设施，殿角都悬挂铃铛。”诏令玄堂为避圣祖名讳，改称平朔。重和元年九月辛巳，举行明堂大享，同时祭祀五帝【礼部尚书许光凝等说：“《月令》说季秋大享上帝，解释者认为是遍祭五帝。《曲礼》说大享不必问卜，解释者认为在明堂祭五帝，不必另行选择日期。《周官》说太宰祭祀五帝时掌管百官的戒誓，解释者认为是在四郊及明堂祭祀五帝。自神宗下诏后，只让英宗配享上帝，并全部撤去陪祭群神。陛下开始实行宏大的礼制，季秋举行大享，在各室安置五帝神位，既没有让父亲配享的嫌疑，又只祭五帝，没有群神陪祭的烦杂。神宗此前贬斥六天之说，陛下后来端正五帝之制，原则是一样的。”朝廷同意了。考察这段议论，《宋史》作许光凝，马氏《通考》作孔光凝，记载的详略也略有不同，现依《宋史》作许光凝，而文字兼采《通考》，以求明白】下诏每年季秋举行大享，皇帝亲自祭祀明堂，礼仪如孟月朝献礼，罢除有关官员代行祭祀以及五使仪仗等制度。从此直到宣和末年，每年都举行亲自享祭。高宗绍兴元年，在明堂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享【礼部尚书胡直孺说：“皇祐年间拘泥于礼文，让配帝兼及真宗。如今皇上继承大统，从真宗到神宗，都是祖庙中的祖先。单独让一位升配，担心没有名分；共同配享，又几乎与祫享相同。现在参酌皇祐诏书，今后请在明堂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奉太祖、太宗配享。这样礼制专一而事务简约，或许可以专心致力于神明。”】礼成后，皇帝不接受祝贺。文武百官按仪式上表称贺。绍兴四年九月，在明堂举行祭祀，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享，并兼祭百神【此前，有关官员请求讨论郊祭、明堂、祫享的适宜做法。礼部侍郎陈与义进谏说：“我恭敬地考察皇祐诏书说：本朝自祖宗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如今祭祀明堂，正值三年一次亲郊的时期，而礼官所制定的配享不包括祖宗，应当一并配享，以符合朕恭敬侍奉祖宗的心意。太祖相当于周朝的后稷，本来应当在郊祭中配享；太宗相当于周朝的文王，本来应当在明堂配享。既然应当在郊祭中祭祀太祖，而在本应郊祭的年份举行明堂礼，就不能遗漏太祖而不祭。皇祐诏书可以作为万世不可更改的典范。大概中兴以后郊祭、明堂合祭天地并让祖宗配享的礼制，经过参照考订和推明，到这时才确定】绍兴三十一年九月，举行明堂大享，停止合祭，奉徽宗配享；在堂上祭祀五天帝、五人帝，在东厢祭祀五官神，罢除陪祭的诸神神位，采用熙宁年间的礼制。孝宗淳熙六年，根据群臣的议论，重新合祭天地，并让祖宗配享、百神陪祭，如同南郊礼。光宗接受禅让后，让高宗升配。理宗淳祐三年，采纳枢密都承旨韩祥等人的意见，在明堂让太祖、太宗、宁宗共同配享。宝祐五年，又奉高宗升配。于是明堂之礼成为一祖三宗共同配享。度宗咸淳五年，又去掉宁宗，改奉理宗与祖宗共同配享。明朝初年也没有明堂之礼。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请求恢复古礼、修建明堂，并给皇考献皇帝加尊庙号称“宗”，让他配享上帝。礼部交付群臣详议，尚书严高等说：“按功德而论，应当让太宗配享；按亲亲之情而论，应当让献皇帝配享。至于称‘宗’的说法，臣等不敢妄自议论。” 皇帝下旨命令再次详议。户部侍郎唐胄抗疏说：“大享祭祀，必须奉太宗配享，这样本朝的典礼才算完备。”皇帝大怒，把唐胄交付诏狱。严嵩于是再次让廷臣议论：让献皇帝配享上帝并侑食，让文皇帝配享孟春祈谷。皇帝采纳让献皇帝配享上帝的请求，却否决了文皇帝配享的议议。又为称“宗”的礼制，召集文武大臣在东阁议论。奏疏上呈后，皇帝因为其中没有谈及祔庙，把奏疏留在宫中不下发。于是他拟作臣下奏对的言辞，写成《明堂或问》给辅臣看，说明明堂应当以父亲配享以及应当称“宗”并祔庙的道理。当时明堂尚未建成，又迫近季秋，于是就在元极殿举行大享上帝，奉睿宗献皇帝配享。嘉靖二十一年，在南郊大祀殿旧址建造大享神御殿，每年季秋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谷。殿宇建成后，大享仍在元极殿举行，由官员代行礼仪，年年如此。隆庆元年停止了这项礼制。

译【臣】等谨慎考察：明堂之礼本于成周。自汉代儒者以来，就没有人能明确说明它的含义，所以《大戴礼》《白虎通》和蔡邕等人所说的制度各不相同。朱子说，郊祭是古礼，明堂是周制，周公根据义理创立的，因此可知后世不必强行实行。汉武帝听从方士的说法，在明堂祭祀太一、五帝，实在是受迷惑太深。唐代拘泥于《孝经》尊奉父亲的意义，配享对象反复更换。宋臣钱公辅批评这种做法，确实十分切中要害。宋朝皇祐年间在明堂实行郊祭礼，名称与实际不相符合。英宗治平以后，配享的位置专门让近祖配享，从此便成为常制。即使徽宗流离播迁，也得以参加配天的享祭，其违背礼制尤其严重。辽、金、元都没有这种制度。明朝到世宗时想要追尊生父，特意创立这种礼制，到隆庆年间又恢复废止。违背经典训诫而从事浮华文饰，以及借用礼文来厚待私人亲属，都不合乎制定礼制的本意。” 朝日、夕月 唐朝《开元礼》把祭日、祭月列为中祀。玄宗天宝三载下诏，将其提升为大祀，按四时举行祭祀。宋真宗天禧初年，太常礼院详定：秋分祭月，应在未时后三刻行礼。仁宗庆历年间，规定朝日、夕月所用的圭都长五寸，羊、猪各二头，笾豆各十二，簠、簋、俎各二。皇祐五年，规定朝日坛旧高七尺，东西长六步一尺五寸；增修后高八尺，宽四丈。按照唐代《郊祀录》，夕月坛与隋、唐制度不合；依旧制则坛太小，依唐制则坎太深，于是规定坎深三尺、宽四丈，坛高一尺、宽二丈，四面设台阶，下降进入坎中，然后登上坛。两坛都设两重坛壝，每重二十五步，增加山罍二个，笾豆十二。神宗元丰六年，礼部说：《唐王泾郊祀录》记载夕月坛方圆宽广四丈，如今只有二丈，请依制度改造。朝廷同意。高宗绍兴三年，司封员外郎郑士彦说：春分祭日、秋分祭月，祭祀礼典尚未举行，希望下诏让礼官考订。朝廷同意。此后在城外惠照院遥祭，日神的位版写“大明”，月神的位版写“夜明”，玉器使用圭璧；大明的祭币用红色，夜明的祭币用白色；礼仪如同祭祀感生帝。辽朝拜日仪式中，皇帝登上露台，设置褥席面向太阳，拜两拜，进香。閤门使、通閤门使或副使应当拜，群臣在东西两阶陪位拜两拜。皇帝登座，奏报榜文完毕，北班官员完成起居礼后，宰相以下官员通报姓名，再拜，不出班，奏报“圣躬万福”，又再拜，各自恭候。宣徽使以下横班官员与各司、閤门官员相同，面向北先行奏事，其余与教坊和群臣相同。圣宗统和元年十二月，在千龄节祭日、祭月；四年十一月，为驸马都尉萧德勤祈福而祭日、祭月。金朝的日坛称大明，在施仁门外东北、宫阙卯方，门和坛壝的制度都同方丘。夕月坛称夜明，在彰义门外西北、宫阙西方挖地成坎作为坛。春分祭日，秋分祭月，斋戒、陈设、检查牲畜器物、奠玉币、进熟等，节次都如大祀仪式。朝日用青璧，夕月用白璧，祭币都用与玉器相同的颜色；牲用羊一头、猪一头；有关官员代行三献，司徒负责行事。皇帝亲自祭日时，金朝初年使用本国礼仪；太宗天会四年正月开始在乾元殿祭日，之后接受群臣祝贺。熙宗天眷二年制定朔日、望日拜日仪式，有关官员在御殿前的台阶上设置炉案和皇帝褥席的位置，宣徽使奏请引导，皇帝到位后面向南拜，殿门外群臣按常仪陪拜。世宗大定二年因没有典故可据而停止。大定十五年，言事者说，如今正旦和万春节应命有关官员制定拜日仪式。有关官员援引汉、唐制度，认为春分祭日应升烟、奠玉，如同圜丘仪式；又考察唐《开元礼》，南向设置大明神位，天子面向北方，都没有面向南拜日的制度。如今既已奉诏在每月朔日拜日，就应遵循古制，殿前面向东方；诏令暂且仍按面向南方实行。大定十八年，皇帝在仁政殿拜日，开始实行面向东方的礼仪。章宗明昌五年，首次确定日、月的常祀。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十二月甲申，祭祀太阳。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在司天台祭日。武宗至大三年，议论实行南郊、北郊以及朝日、夕月之礼。诏令说，所需仪物命有关官署迅速准备。此后只举行了南郊礼，北郊以及朝日、夕月礼都没有实行。明太祖洪武三年，礼部说：“朝日坛应当修筑在城东门外，夕月坛应当修筑在城西门外。朝日定在春分，夕月定在秋分。星辰则附祭于月坛。”朝廷同意。其祭祀仪式与祭社稷相同，并在坛上设置太尊二个、著尊二个、山罍二个；在坛下设置象尊二个、壶尊二个、山罍二个。笾豆各十，簠簋各四。玉器都用五寸圭璧；大明的祭币用红色，夜明和星辰的祭币都用白色。大明用红色牛犊，夜明用白色牛犊，星辰用纯色牛犊。洪武二十一年，在南郊大祀殿设置日、月、星辰四坛作为陪祀，朝日、夕月、禜星的祭祀全部停止。世宗嘉靖九年，皇帝认为日、月、星辰只作为一个陪祀项目，义理上不安，于是恢复春分、秋分祭祀，仍依旧仪。朝日坛建在朝阳门外，面向西；夕月坛建在阜成门外，面向东。坛的规制有高低等差，以表示区别。朝日坛周围划地一百畆，夕月坛周围划地三十六亩。朝日坛没有陪祀，夕月坛以五星、二十八宿和周天星辰共设一坛，面向南附祭。春祭定在寅时，是为了迎接日出；秋祭定在亥时，是为了迎接月出【朝日坛在甲、丙、戊、庚、壬年，皇上穿祭服亲自祭祀；其余年份派文大臣代行。夕月坛在丑、辰、未、戌年，皇上穿皮弁亲自祭祀；其余年份派武大臣代行】大蜡【腊】

译宋朝以火德称王，把戌日定为腊日。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戊戌日为腊日，有关官员却把腊日前七日的辛卯日定为蜡祭日。博士和岘上奏议论说：“蜡是腊的别名。汉朝承火德，以戌日为腊日。腊有交接之意，新旧相接，在这一天打猎捕获禽兽，用来报答百神，享祭宗庙，并旁及五祀，以尽孝道。魏、晋沿袭这一制度。唐朝承土德，贞观年间以寅日举行蜡祭，卯日祭社宫，辰日享祭宗庙。开元年间制定礼制，三种祭祀都在腊辰举行，以符合土德。如今本朝腊日用戌日，却把辛卯日作为蜡祭日，是礼官的过错。”此事交给有关官员议论，结果采纳和岘的意见。蜡祭百神、祭祀社稷、享祭宗庙，都使用腊日。仁宗天圣三年，同知礼院陈诂说：“蜡祭共有一百九十二个神位，但祝文只记载一百八十二位，五方田畯、五方邮表畷共十位没有记载，请在祝文中增补。”庆历年间用羊、猪各二头，大明、夜明坛增加山罍为二个，笾豆十二。皇祐年间规定坛高八尺、宽四丈。嘉祐年间增加羊、猪各五头。神宗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说：“《礼记》记载八蜡，是为了记念四方年成不顺。八蜡祭并非历代都有，蜡祭独在南郊举行，只有周、隋有四郊兆坛。又据《月令》，蜡祭与息民是两种祭祀，所以隋、唐的息民祭在蜡祭之后。请将蜡祭分设为四郊四坛；哪一方年成不顺，就不在该方修坛报祭；息民祭仍安排在蜡祭之后。”此前，太常寺说：“四郊蜡祭中，如果有哪一方年成不顺，就祭祀日月；神农以下的神位则不再设置祭祀。”又据旧仪，神农、后稷都设置神位，应当把它们从坛下移到坛上；伊耆氏就是神农，坛下的伊耆氏神位应当删除。”朝廷同意。徽宗政和三年，礼局上呈新仪：腊日前一天举行蜡祭百神。四方蜡坛宽四丈、高八尺，四面设台阶，两重坛壝，每重二十五步。东方设置大明神位，西方设置夜明神位，以神农、后稷配享，配位以北为上。南、北两坛设置神农氏神位，以后稷氏配享；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以及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井泉、田畯，苍龙、朱鸟、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于莬、五鳞、五羽、五介、五毛、五邮表畷、五羸、五猫、五昆虫，都依照各自方位设置神位。中方镇星、后土、田畯设置在南方蜡坛酉阶以西；中方岳镇以下的神位设置在南方蜡坛午阶以西；伊耆氏设置在北方蜡坛卯阶以南，位次排在辰星之后。高宗绍兴十九年，有关官员检核《五礼新仪》：腊日前一天，蜡祭东方、西方列为大祀，礼料按照祭感生帝的规格；其中陪祀按照释奠文宣王的规格。陪祀南方、北方列为中祀，礼料按照祭岳镇海渎的规格；其中陪祀按照释奠武成王的规格。孝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请求四方各设一坛，祭祀各方神灵，如同政和年间的制度。此后，南蜡在圜坛举行礼仪，北蜡在余杭门外精进寺举行礼仪【元、明两代不举行八蜡祭。明代彭谨《八蜡庙记》说：“古礼天子举行大蜡祭，如今的制度只在府、州举行礼祭，王国则不举行；从京畿地区以下，只有两淮之间有这种祭祀，荆州、扬州以南没有实行。宝庆年间原本没有庙，有庙是从钧阳郭公开始的。郭公的用心仁厚啊，他善于恢复古礼。”陆氏《东蜡议》说：“八蜡神相沿在春秋两季的仲月祭祀，考察典礼，这在义理上并不恰当。蜡祭应当在十二月举行，汉代用戌日，魏代用丑日。若立春在除夕以前，就用立春日前的丑日；若立春在下一年，就用下旬的丑日，这样或许比较符合祭祀的意义】灵星 唐德宗贞元六年春二月，重新命令祭祀灵星。宋朝祭祀诸星，其中有祭灵星的礼仪。仁宗庆历年间，在立秋后的辰日祭祀灵星。灵星坛东西长一丈三尺，南北长一丈二尺。皇祐年间规定依唐制，灵星坛、寿星坛周长都为八步四尺。祭享礼用笾八、豆八，放在神位前，左右分三行重叠排列；俎二，放在笾豆外；簠簋一，放在两个俎之间；象尊二，放在坛上东南角，面向北，以西为上。徽宗政和年间的新仪改定：坛高三尺，东西长一丈三尺，南北长一丈二尺；四面设台阶，一重坛壝，周长二十五步。起初，真宗乾兴年间祭灵星，恰逢禁止屠宰牲畜，于是就在城外宰牲。到这时，敕令有关官员规定，凡祭祀所用牲畜，不避忌禁屠日。南渡以后，祭灵星仍如旧制。明太祖洪武元年，太常寺上奏：汉高帝曾命郡国建立灵星祠，唐制在立秋后的辰日祭灵星，如今拟依唐制在城南筑坛，朝廷同意。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奏请在八月望日祭灵星，派官员行礼。洪武三年停止此礼。风师、雨师及诸星等祭祀 唐玄宗天宝五载下诏说，风师、雨师长期列入常祀，只有震雷还没有列入群祀。从此以后每次祭雨师，应当把震雷与雨师设在同一坛祭祀，共用牲畜，另行设置祭器。肃宗乾元元年，首次在圜丘东面设置太一神坛，命宰相王璵代行祭祀。乾元二年，皇帝亲自祭祀九宫贵神【天宝三载，术士苏嘉庆上言，请在朝日坛东面设置九宫贵神坛。坛分三层，每层高三尺，四面设台阶；坛上按方位设置九坛，每坛高一尺五寸。东南方称招摇，正南方称轩辕，东北方称太阴，正东方称天一，中央称天符，正北方称太乙，西南方称摄提，正西方称咸池，西北方称青龙。九数与一数为阳数首尾，三在左、七在右，二、四在上，六、八在下，与遁甲相合。四孟月举行祭礼，次于昊天上帝，在太清宫、太庙之上使用牲牢、璧币，类别同于祭祀天地神祇。玄宗亲自祭祀；如果由有关官员代行，则由宰相负责】起初，九宫神的神位随四时改变方位，乾元年以后不再变动。德宗贞元二年，下诏询问：风师、雨师的祝版署名完成后，是否还应当拜祭？太常寺奏称：这本来是小祀，依礼没有皇帝亲自祭祀的文字规定。

译如今即使请求皇帝御笔署名，考察经书和典据，也没有拜祭的礼仪。诏书说：“风师、雨师是中祀，且有烈祖的成命，何况风雨对于百姓至关重要。如今礼文虽然没有规定，朕应当屈尊再拜，以表达养育万民的心意，并永远作为常制。”宪宗元和十五年，太常礼院上奏：来年正月三日，皇帝将在南郊举行祭祀；同日立春后的丑日祭祀风师。考察南郊有事时，百神陪祭，风师既属星神，按降神礼仪应当陪祭；如果没有遇到郊祭，其单独祭祀仍按常仪。文宗太和二年，监察御史舒元舆上奏：臣私下见到祭祀九宫贵神的祝版，陛下亲自署写御名，称“臣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这九位神对于天地，犹如男儿对于日月，犹如侯伯。陛下尊为天子，怎么可以对天的子男自称臣呢？诏令尚书省议论，众议都同意舒元舆的意见，于是降为中祀，祝版改称“皇帝”，不再署名。武宗会昌元年，中书门下上奏：九宫贵神主管水旱、兵荒，近年来水旱灾害接连发生，恐怕是有关官员祈祷时诚敬稍有不足。请从今以后采用大祀礼仪，由皇帝亲自署写祝版，以社稷为准，希望稍微提高对这件事的重视，以表达严肃敬意。敕旨依照奏议办理。后梁太祖乾化二年，因旱灾下诏，委托河南尹祈祷风师、雨师。宋朝制度是，仲春、仲秋祭祀九宫贵神，列为大祀；立春后的丑日祭风师，立夏后的申日祭雨师，列为中祀；立秋后的辰日祭灵星，秋分祭寿星；立冬后的亥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列为小祀。太乙、九宫神的神位在国门东郊，起初列为中祀。咸平年间改为大祀。真宗景德三年，知枢密院事王钦若请求祭祀寿星，诏令有关官员详定。有关官员请求在秋分日享祭寿星及角、亢等七宿，采用祭灵星的小祀礼仪，坛也依灵星坛的制度。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在行宫东面筑坛祭祀九宫。大中祥符二年，泽州请求建立风师、雨师庙，命礼官考订仪式并颁行。有关官员说，唐制各郡在社坛东面设置风伯坛，在西面设置雨师坛，各自稍向北数十步，坛高低低于社坛；祭祀用羊一头，笾豆各八，簠簋各二，奏请准许。仁宗景祐二年，学士承旨章得象等根据司天监于渊等人的请求，制定祭九宫、太乙的制度，依照逐年飞移方位的次序。考察郄良所传九宫之法，有飞棋立成图，每年移动一次，主管九州的灾福之事。请依照唐礼，遇到祭祀九宫时，派司天监官员一人到祠所，随着每年贵神飞棋所在的方位确定祭祀位置，并从天圣己巳年开始编入历法。太乙在第一宫，每年向前移动一位，按飞棋运行，周而复始，诏令同意。康定元年，礼官说：国家拥有天下的国号，实际本于宋；五运的次序又对应火德，应当依照兴王之地商丘的旧例，筑坛兆祭大火，以阏伯配享。建辰、建戌的月份，内廷发下祝版，由留守长官奉行祭祀。庆历四年，灵台郎王太明说，按占书，某星主管河流、长江、淮河、济水以及沟渠灌溉之事，汴口祭河渎七位神，却没有祭祀相关星辰。司天监详定认为，亢池、北河、南河、土司空不主管江、淮、济水；箕、计、奎三星专门主管津渡水渎，请把它们与东井、天津、天江、咸池、积水、天渊、天潢、水位、水府、四渎、九坎、天船、王良、罗堰等十七颗位于天河中的星一同祭祀。诏令汴口祭河时兼祭这十七星。熙宁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说，五福太乙自雍熙元年甲寅岁进入东南巽宫，应当修建东太乙宫。天圣七年己巳岁进入西南坤位，应当修建西太乙宫。如今五福太乙移入中都，请考察旧例，隆重修建祠宇，到京师迎接它。诏令在集禧观修建中太乙宫【太乙十神称为五福、君基、大游、四神、臣基、直符、民基、小游、天一、地一】。元丰详定局说：《周礼》规定在四郊筑坛祭祀五帝，四类神也同样如此。郑玄说，日月星辰运行没有固定位置，应当按照气类为它们设置方位：在东郊筑坛祭日，在西郊筑坛祭月和风师，在南郊筑坛祭司中、司命，在北郊筑坛祭雨师，各自按照气类祭祀，这叫四类。汉代制度规定，县邑通常在丙戌日于戌地祭风伯，在己丑日于丑地祭雨师，也是依从其类别。熙宁祭祀仪式在国城东北筑坛祭风师，在国城西北筑坛祭雨师，在国城西北亥地祭司中、司命，这是各自依从星位，而不依从气类。请考察旧礼，在西郊筑坛祭风师，祭日定为立春后的丑日；在北郊筑坛祭雨师，祭日定为立夏后的申日；在南郊筑坛祭司中、司命、司禄，祭日定为立冬后的亥日。筑坛的位置各自依从气类，祭祀日期各自依从星位；仍依熙宁仪，将雷师置于雨师的位置，将司民置于司中、司命、司禄的位置。又说，本朝秋分在南郊享祭寿星，坛上设置寿星一位，面向南；坛下卯阶以南设置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面向东。考察《尔雅》，寿星就是角、亢；解释者说，数起于角、亢，它们是列宿之长，所以称寿星，并不是秋分所享祭的寿星。又考察《晋天文志》，老人星一颗在弧星以南，又称南极；它出现就表示天下太平，主管长寿昌盛，通常在秋分到南郊观测。因此寿星就是老人星。请依后汉制度，在坛上设置寿星一位，祭祀老人星；坛下东方七宿不宜再设置，朝廷同意。元丰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说，祭祀九宫贵神的祝版应依会昌旧例及《开宝通礼》，书写御名而不称臣；九位贵神共同使用两具少牢，腥牲和熟牲的俎中骨体不完整，认为应当每位用一牢，共九具少牢。诏令交太常寺修订并收入祭祀仪式。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建立阳德观祭祀荧惑，又在南郊赤帝坛壝之外修建荧惑坛，命有关官员按时祭祀，增加使用圭璧，以阏伯配享，二者都面向南；五方火神等陪祭。政和新仪规定，立春日祭东太一宫，立夏日及季夏土旺日。

译祭中太一宫；立秋日祭西太一宫；立冬日祭中太一宫。又规定风坛宽二十三步，雨雷坛宽十五步，都高三尺、四面设台阶，并设一重坛壝，周长二十五步。雨雷坛共用一重坛壝；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分设四坛，各宽二十五步，共用一重坛壝。又请求风师、雨师、司中、司命使用音乐，并制定乐章，作为降神礼的开始。祭祀使用少牢，仍将牲体分解，只进献熟牲，朝廷都同意。南渡以后，祭祀寿星、风师、雨师、雷师都仍依旧制。高宗绍兴三年，太常寺说：“应天府祭祀大火，如今道路不通，应在行在设置神位。”绍兴七年五月，命令举行祭荧惑之礼。绍兴十八年，下诏选择地点修建太一宫。又诏令临安府在国城东面修筑九宫贵神坛壝，礼仪如祭祀上帝。辽圣宗统和二年，祭祀风伯。道宗清宁元年，皇帝射柳结束后，前往风师坛，再拜。金章宗明昌五年，在景风门外东南、宫阙巽方筑坛，每年在立春后的丑日祭祀风师，祭牲、祭币、进熟都依中祀仪式。又在端礼门外西南、宫阙坤方筑坛，在立夏后的申日祭祀雨师，仪式如中祀，羊、猪各一头。这一天还在雨师坛下的神位祭祀雷神，礼仪同小祀，献一次，羊一头，不用猪。祝文称：“天子谨遣臣某。”宣宗兴定元年，因久旱在东郊祭祀九宫贵神。元朝每逢兴建工程，都在太史院祭祀太岁、月将和日直。世祖至元五年，下令在二分二至及圣诞节祭祀星辰于司天台。至元七年，大司农请求在立春后的丑日于东北郊祭祀风师，在立夏后的申日于西南郊祭祀雷雨师【延祐五年才开始修建坛壝，相关仪注缺失】。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命令回回司天台祭祀荧惑【元朝祭祀仪式都由礼官拟定、由中书省确定；日、星祭祀开始在司天台举行，回回司天台于是把禜星作为职责】。成宗初即位，五月壬子日在司天台祭祀太阳、太岁、火星、土星等星；庚申日在云仙馆祭祀紫微星。大德元年，建立五福太一坛，由道士主持。仁宗即位后，在司天台禜祭五星。英宗初年，在回回司天监禜祭星辰四十昼夜。文宗至顺元年，在立冬祭祀五福十神太乙真君。至顺二年正月，下令每年四次祭祀五福太一。二月，在京城乾方修建五福太一坛【张美和说：五福太一贵神以二百二十五年运行五宫，从乾位到艮位、从艮位到巽位、从巽位到坤位、从坤位到中宫，然后又回到乾位；每宫停留四十五年，所到之宫便获得福佑；这一年在乾宫】明初将太岁、风雨雷师列入圜丘从祀，又在风师之后增设云师；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和寿星，依照唐代制度分日祭祀。太祖洪武二年，将太岁、风、云、雷、雨等诸天神合设为一坛，将各地祇合设为一坛，春秋专门祭祀。规定在惊蛰、春分日，于城南祭祀诸天神。不久又认为诸神都是阴阳一气流行所形成，彼此没有间隔，于是将两坛合为一坛，并增加四季月将的祭祀；改定祭期，和地祇一样，都在惊蛰、秋分后三日举行【坛的制度见《山川门》】。又采纳礼部尚书崔亮的奏议，每年圣寿日祭祀寿星，同日祭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均派官员行礼。洪武三年，停止祭祀寿星等神；采纳礼部奏议，在城南诸神享祀坛的正南面增建九间殿宇，于圣寿节前三日在这里祭祀周天星辰。四年，皇帝亲自祭祀周天星辰，正殿共设十坛，中间设置周天星辰神位，仪式如同朝日礼【此前洪武三年八月在西郊夕月时附带祭祀周天星辰，到这时才停止】。六年，命天下祭祀风、云、雷、雨之神。九年，重新规定山川坛制度：正殿设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七坛；东西两庑各设三坛，东庑祭京畿山川和夏、冬二季月将，西庑祭春、秋二季月将；京都城隍另设一坛，共十三坛。洪武二十一年，下敕令十三坛诸神一律停止春祭，每年八月中旬择日祭祀，并命礼部重新制定祭山川坛的仪式，和祭社稷相同。又因为星辰已经列入南郊从祀，停止禜星之祭。成祖迁都后，全部沿用旧制。世宗嘉靖八年，命令每年孟春和年末，专门祭祀太岁、月将之神，日期与享太庙相同。十年，以山川坛改设天神、地祇二坛：左边为天神坛，祭云、雨、风、雷四神；右边为地祇坛，祭岳镇、五陵、山海渎五类神祇。于仲秋中旬举行祭祀，辰、戌、丑、未年由皇帝亲祭，其余年份派大臣代理祭祀。另建太岁坛，仿照社稷坛而规模稍小：中间为太岁殿，东庑设春、秋月将二殿，西庑设夏、冬月将二殿，皇帝亲自在拜殿中祭祀。每年孟春享庙和年末祫祭之日，派官员前往祭祀。穆宗隆庆元年，因为天地神祇已经列入南、北郊从祀，停止祭祀神祇坛，只像过去一样在山川坛专门祭祀太岁、月将。【臣】等谨慎考订：郑氏《周礼》注说风师、雨师是箕星、毕星两颗星。然而箕星喜风、毕星喜雨，只是说它们的气类能够产生这样的感应，并不是说这两颗星就是风雨之神。《天文志》说东井主管水事，而《孙武书》说翼、轸、壁三宿都是风星的主星；风雨之神，难道只有箕、毕二星吗？颜师古注《汉书·郊祀志》说：“《郊祀志》既然说有二十八宿，又另有风伯、雨师，那么就知道风师、雨师不是箕星、毕星。”他驳斥郑氏之说，确实是正确的。云、雷的祭祀在经典中没有见到。《楚辞》有“云中君”，《汉书·郊祀志》记载晋地巫者祭祀“云中君”；元始年间王莽把雷公庙分设在东郊兆，汉以后便没有听说了。唐天宝年间才开始祭祀雷师，明初才开始祭祀云师。我私下认为，风、云、雷、雨都是阴阳之气流行鼓荡的表现，不能专指某一颗星作为它们的主宰；而且它们的功用相互资助，祭祀制度也不应偏废任何一项。《汉书·郊祀志》说：“天神中尊贵的叫泰一，泰一的辅佐叫五帝。”《天文志》说：“天极星中最明亮的那一颗，是泰一经常居处的地方。”《晋书》《隋书·天文志》说：“泰一星是天帝之神，主管使十六神知晓风雨、水旱、战争、饥荒、疾病、瘟疫和灾害发生在哪个国家。”

译又说：“三台星叫泰阶，泰一踩着它上下运行。”那么泰一就是星象中最尊贵的星。然而汉代既已祭祀泰一，又另行祭祀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唐、宋既已祭祀九宫泰一，唐代又另设泰一神坛，宋代又另行祭祀十神泰一。泰一不过是一颗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成两种祭祀，又为什么有时作为九神，有时作为十神。《易·乾凿度》说：“泰一取用九宫之数来运行。”郑康成注说：“泰一，是北辰之神名，向下运行于八卦之宫，每运行四宫便回到中央；中央是北辰所居之处，所以称为九宫。”这样说来，九宫只是泰一这一位神所周流的地方。唐代术士提出九宫贵神之说，于是泰一只居九神之一，又另外增加八神而成为九神。而且九宫既有星名，又有神名，不知道周天星辰都有神名呢，还是只有这九颗星有神名呢？至于十神泰一，则有“天一”“地一”之名，是汉代“三一”中的两位，并且和八神都加上“泰一”的称号。天一与泰一并列，星象却合称为“天一泰一”，这是什么意思呢？至于“君基”“臣基”“大游”“小游”等名目，在星象中又对应什么呢？大概泰一九宫之说出自研究星历、五行的人，道家一流的人又杂采这些说法加以附会增益。这些说法凭空虚构、支离荒诞，不仅是经典所没有说的，即使从原来的术数中考察，也已经混乱而失去根本了。太岁、月将的祭祀，论者说是起于元、明。然而《宋志》记载中太一宫灵贶殿中，太岁居中，太阴居西，可见宋代已经祭祀太岁。到了明代，泰一的祭祀废止，而太岁特别受到尊崇，地位在山川坛诸神祇之上。郑氏注《保章氏》说：“岁是太岁；岁星属阳，在天上向右运行；太岁属阴，在地下向左运行。”那么太岁，就是岁阴在地下的称谓。岁星虽然每年迁移到一个次位，和太岁相同，但它所对应的地支，恰好与太岁并不相同：太岁在子，岁星就在丑；太岁在丑，岁星就在子；太岁在寅，岁星就在亥。明代礼官都把岁星当作太岁，这是错误的。如果把岁星当作太岁，那么汉代已经祭祀五星，历代又将其列入圜丘从祀，怎么还能说太岁祭祀起于元代呢？太岁、月将虽然也出自阴阳家的说法，但较为端正而接近实际，略微仿效古代祭祀时令以及寒暑的遗意，与九宫泰一那种荒唐无据的说法不同。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十二 礼略 吉礼【二】方丘【附载神州、后土】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增修北郊坛。文宗太和三年，太常寺奏请在北郊祭祀皇地祇的坛旁设置一所斋宫，获准。后唐庄宗同光元年，有关官员上言：“孟冬祭祀神州地祇，请奉懿祖昭圣皇帝配享。” 宋初，方丘在宫城北面，于夏至祭祀皇地祇；另在北郊建坛，于孟冬祭祀神州地祇。真宗景德三年，因太常寺说神州坛狭窄，迁到方丘西面。四年正月，因朝拜帝王陵墓，派工部尚书王化基到汾阴后土祠【汉武帝所建的脽土祠】祭祀，采用大祀礼。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下诏第二年春天将在汾阴祭祀后土，有关官员制定礼制。四年正月，备办銮驾出京，二月到脽坛，仪式如同封禅礼。仁宗庆历年间，夏至祭祀皇地祇，使用牛犊、羊、猪各一头。皇祐初年，礼官说皇地祇坛低矮简陋，不合典礼，请依唐制扩建。五年，各坛都改建。神宗元丰四年，下诏亲自祭祀北郊，仪式全部依照南郊；皇帝有事时，由上公代理祭祀。六年，礼部、太常寺上奏亲祀仪式，全部仿照南郊；代理祭祀时只改舞名，至于官员、俎豆、乐器、圭币的数量则不完备。史官奉送祭祀册文，也和亲祀相同【元祐以后分祭、合祭的情况，详见《郊天》】。徽宗崇宁元年，礼部尚书黄裳说：南郊坛十二龛的从祀星位，都详细记载了名称；至于北郊，只列岳渎、海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类别，分别按四方设置在坛壝中，却没有列出具体名称。如今讲求并施行大礼，应该下诏让礼官考订它们的名称和神位。礼部员外郎陈暘上奏：五行之帝既然在南郊第一成从享，那么五行之神也应当在北郊第一成从祀。昆仑、神州应该列入从祀神位。又说土地之神没有比大祇更尊贵的，五岳帝次之，想把它们提升到第一成，皇帝都采纳了。政和三年，礼制局规定方坛分为两成、两道壝墙，都是取坤地之数。四年夏至，皇帝亲自到方泽祭祀皇地祇，仪式全部依照郊祀礼。此后七年间，到宣和二年为止，皇帝亲祀共四次。高宗绍兴初年，只使用酒、肉干和鹿臡，行一献礼。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说：皇地祇应当完全依照祭天仪式。又说：本朝祭祀皇地祇，把神位设在坛北面，面向南；政和年间却设在南面，面向北，命令面向北方遥祭，在经典中没有根据。应当仍然面向南，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辽代祭祀木叶山，按照本国风俗举行仪式【详见《郊天》】金海陵王天德以后，才开始有南郊、北郊的制度。大定、明昌年间，礼制逐渐完备。北郊方丘在通元门外、当关的亥方，方坛分四成，每成对应子、午、卯、酉四个正方位。台阶、方形壝墙共三重，四面各有三门。夏至日祭祀，由代理官员行三献礼。元世祖时期，每年派使者代替皇帝祭祀后土。至元五年，在太宁宫建立后土祠。十三年，又在平阳建立后土祠。成宗大德九年，礼官、博士上奏：“冬至圜丘，只祭祀昊天上帝；至于方丘祭地的礼仪，请继续议定后上报。”诏令说：“可以。”武宗至大二年，尚书省大臣和太常礼官说：“郊祀是国家的大礼，如今南郊礼已经举行，而北郊礼还没有举行。请在明年夏至祭祀北郊，并请以世祖配享。”诏令准许。三年，博士李之绍、蒋汝砺上疏说：“考察方丘礼，夏代在五月，商代在六月，周代在夏五月，方丘位于国都北面。祭神用黄琮，祭牲用黄牛犊，祭币用黄色丝帛，配享神为后稷。方丘的形制，历代虽不相同，但没有超出三成的制度。如今拟取坤数用六的意义，在都城北六里壬方，选择地势居中的地方，建方坛三成、四面设台阶，外面建三重壝墙，仍依古制。从外壝墙之外开始修治四面，使地势稍低，以符合泽居中央的意义。宫室、墙垣、器皿的颜色，都使用黄色。神州地祇以下的从祀神位，自汉以来制度不一，到唐代才因袭隋制，将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分别按其方位从祀。如今何不斟酌举行呢？”然而元代终究没有建立北郊。明初在太平门外、钟山北面建立方丘，坛分两成，每成四面设台阶，每道台阶八级。太祖洪武二年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祇，面向北；仪式只有迎神、祭后埋葬毛血，祭祀完毕将牲、帛、祝文和祭品奉送后埋葬，这些与祭祀上天不同，其余都和圜丘相同。三年，皇帝亲自祭祀方丘，以仁祖配享，并以岳镇海渎从祀，增加在方丘祭祀天下山川之神【洪武十年规定南郊合祭天地，详见《郊天》】。成祖迁都后，建立大祀殿，合祭天地，制度仿照南京。世宗嘉靖九年，在安定门外建立方泽，每年夏至祭祀，以太祖配享。神宗万历三年，张居正进呈郊祀图册，请求恢复在大祀殿合祭天地，以二祖配享，皇帝采纳了。【臣】等谨慎按语：唐、宋虽然合祭天地，却没有废止北郊；到了明代建立大祀殿，北郊于是废止。而且其制度是建屋而不筑坛，祭祀在春季而不在冬季，这是礼制的一大变化。嘉靖年间改建郊丘，古制才开始恢复。可惜中期以后，皇帝怠于亲自郊祀，因此一再传承之后，张居正终于能够以此进言，恢复合祭。后世君主如果只求安逸简便，也是因为世宗有仰慕古制的心，却没有实际行礼的行动，不能给后人树立法则。社稷 唐德宗贞元五年，国子祭酒包佶上奏：“按礼制，天子祭祀社稷使用太牢。大历年间，下敕改用少牢，社稷祭祀依《开元礼》列为中祀，沿用少牢至今没有改变。应当依礼改用太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