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六十九

译列传。唐【六十九】。李渤　　裴潾　　李中敏。李甘　　刘蕡。李渤，字濬之，是魏横野将军、申国公李发的后裔，父亲李钧任殿中侍御史，因为不能赡养母亲，在世上被废弃。李渤以此为耻，不肯出仕，专心求学，与二哥李涉一起隐居庐山。过了很久，又迁居少室山。元和初年，户部侍郎李巽、谏议大夫韦况联名上奏推荐他，诏令以右拾遗之职召用。李渤上书辞谢，说从前屠羊说，虽有三旌之位、万钟俸禄，知道这比屠羊优贵，却不能让君主任意施予；那是个卑贱的商人，尚且能够忘却自己、爱护君主。我即使想窃取荣宠来满足自己的愿望，难道不愧对屠羊说吗？”没有接受任命。洛阳县令韩愈写信招请他，李渤认为韩愈的话很好，这才离开家到东都。朝廷有不当的政事，他总是附在奏章中列举上报。元和九年，朝廷讨伐淮西，他上奏平定贼军的三种策略：一是感化，二是防守，三是交战。感化不成，仍不失为防守；防守不成，仍不失为交战。又上奏《御戎新录》，于是朝廷以著作郎之职召用他。李渤于是出仕，一年多后升任右补阙。因直言触犯权贵，被降为丹王府谘议参军，分司东都。元和十三年，上书陈说五件事：一是礼乐，二是食货，三是刑政，四是议都，五是辨仇。李渤虽然身处外任，但心里仍想着朝廷，共上奏表四十五次，升任库部员外郎。皇甫镈掌管辅政事务，搜刮百姓来补充用度；李渤奉诏前往吊唁郗士美的丧事，在路上上言：“渭南县长源乡原有四百户，如今只剩四十户；阌乡原有三千户，如今只剩一千户。其他州县大多也像这样。推究其弊端，始于把逃亡户的赋税平均摊派给留下的人；十户中有五户逃亡，未逃的五家就要分摊税赋。这就像把石头投入井中，不到泉水深处不会停止。那些聚敛之臣，剥削下民来向上邀宠，希望下诏立即禁止这种做法。估计不用三年，百姓一定会回归农业。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才可以谈论太平。”又说：“道路荒芜不修，驿马死了很多。”宪宗得到奏章后惊叹不已，立即诏令从飞龙厩调出数百匹马供京畿驿站使用。李渤因为严厉正直触犯权要的心意，于是称病辞职归去。穆宗即位，召他任考功员外郎。年终应当考核官员时，李渤从宰相以下逐一评定升降，上奏说：“宰相李俛位居文昌，正值陛下即位，被任为辅弼，国家的安危治乱全都交给他们。李俛等不陈述先王的道德来滋养君心，也不援引旧典来建立教化。况且政事的兴废，在于赏罚。李俛等没有听说奖赏一个人，使在职者有所劝勉；贬黜一个人，使尸位素餐者有所畏惧。邪正不能辨别，赏罚没有准则。陛下近来临幸骊山，宰相、学士都是您的股肱心腹，这些事情都应当知道。他们不在事前进谏，却使君主陷于过错。李俛与学士杜元颖等请求将御史大夫李绛考为中下；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曾进谏不要临幸骊山。郑覃等人进谏不要在边防打猎，做到了侍奉君主的礼节，请考为上下。崔元略应当考为上下；前次考核于翚为上下，但于翚因贪赃败露，请降为中中。大理卿许季同任用过于翚，按理应考为中下，但他近来陷害刘辟，抛弃家产归附朝廷，忠节显著，考为中中。少府监裴通职事修举，按理应考为中上。裴通因封母亲为太夫人而舍弃嫡母、追尊生母，请考为中下。奏章递入后没有得到答复。皇甫镈请求严办李渤，冯宿主持考功事务，认为考课只是核查一年中的善恶，而李渤却援引旧事来评定褒贬。况且考功郎中负责考核京官四品以下官员的黜陟原因，三品以上属于清望官，每年呈报名单，听凭内廷考核，并非有关部门可以专断。请依照旧例办理，李渤的议论于是被废止。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上表任命李渤为副使，杜元颖弹劾说李渤狂躁、沽名卖直，借召见之机与藩镇交结，不宜留在朝廷，于是出任坊州刺史。李渤上奏请求回任信州，调运税钱二百万，免除赋米二万石，废除冗余劳役一千六百人。观察使上报情况，不到一年，李渤升任江州刺史。度支使张平叔征收天下拖欠的租税，李渤上言：度支征收贞元二年流户的赋钱四百四十万，而我州可耕田二千顷，如今因旱灾死亡的有一千九百顷。若顺从度支征收这些赋税，我担心天下人会说陛下在大旱之年追征百姓三十年以前拖欠的赋税。我作为刺史，对上不能奉诏，对下又不忍百姓穷困而无处逃生，请求放还百姓归于田里。诏令免除这些追征。李渤又治理湖水，修筑七百步长的堤坝，使人们不再因涉水而生病。入朝任职方郎中，升任谏议大夫。当时敬宗常常晚朝，有一天群臣站在紫宸门外，年老多病的人几乎昏倒。李渤见宰相说：“昨天还在议论晚朝之事，今天却更加迟了，这说明谏官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意。”李渤请求出殿待罪，宦官于是呼唤仪仗，事情才停止。退下后上疏说：今天进入殿门，陛下不能按时接见群臣，群臣都在道路上跛足倚立。跛足倚立表现于外，忧虑思患就郁结于内。忧劳疲倦积累已久，灾祸一定会发生。又说左右常侍的职责是规劝讽谏，如今却因循沉默、无所作为；如果设置官职却不要求其尽职，不如罢免。没多久，充任理匦使，建议重大言事上报皇帝，次要的告知宰相，再以下的移交有关部门办理。有关部门若认为不应受理，准许再次投匦而妄加申诉者，罪加一等，以杜绝越级冒进。诏令同意。当时政权转移到近幸之臣手中，纲纪荡然无存。李渤刚强正直，不顾祸患，章奏接连不断，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天子虽然昏昧，也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升任给事中，赐金紫服。五坊的士卒夜间斗殴，打伤县民；鄠县令崔发发怒，命令属吏捉拿并拘押其中一人，原来那人是中官，便把他释放了。皇帝大怒，收捕崔发交御史台审讯。恰逢大赦并改元，崔发被押到囚犯聚集处的鸡竿下，不久几十名中官拿着棍棒乱打崔发，使他面目毁坏、牙齿折断，几乎死去。后来囚犯都被释放，崔发却没有得到赦免。李渤上疏说：“县令拖辱中官，中官殴打御史台囚犯，二人的罪相同。然而县令犯罪在大赦之前，中官犯罪在大赦之后，却不依法惩处，我担心四方夷狄听说后，会产生轻慢背叛之心。”李渤又公开说道：“先前神策军驻在幔城，京兆送进食物，牙盘不能按时送到，导致宦官更加蛮横。”皇帝询问左右近臣，他们都说：“没有这回事。”皇帝认为李渤有党羽，出任桂管观察使。后来宰相李逢吉等进见皇帝说：“崔发的母亲是已故宰相韦贯之的姐姐，年八十岁，因为忧虑崔发而成病，皇帝才免去崔发的死罪，却仍剥夺他的官职。”到文宗时，才任命崔发为怀州长史。桂州有漓水，世人说秦始皇命史禄征伐南越，开凿渠道作为漕运水道；马援讨伐征侧，又重新治理它以运输粮饷。后来江水冲毁，渠道于是废弃而变浅，每次转运粮饷，都要役使几十户人家才能渡过一艘船。李渤疏通、整治旧水道，船只航行便利。过了一年，因病回到洛阳。太和年间，召入任太子宾客，去世时五十九岁，追赠礼部尚书。李渤独守操行，不肯苟同世俗，人们都说他沽名激烈；他屡次因言获斥退，但刚强正直之性丝毫未减，守节之士都很推重他。

译裴潾本是河东闻喜人，专心求学，擅长隶书，因防地任职而出仕。元和初年，多次升任左补阙。当时两河用兵，宪宗任用宦官为馆驿使，检查出纳事务。有个叫曹进玉的宦官，尤其倚仗恩宠而傲慢，馆驿使经过时，他甚至加以拘捉侮辱。宰相李吉甫奏请罢免他。朝廷讨伐蔡州时，又任用中官统领馆驿使，裴潾进谏说：“馆驿事务，每个驿站都有专门主管的人，如果又让宫中臣官来统领，那么内廷之人就会干预外廷事务，职分就会混乱。太平大治之道，在于澄清根本、端正名分，应当堵塞侵夺职权的源头，防止越位的逐渐发生。”皇帝虽然没有采纳，却嘉奖他的忠心，升任起居舍人。皇帝喜欢方士，柳泌为皇帝炼制丹药，求取长生。皇帝服用丹药后患上躁热口渴之病，裴潾进谏说：“陛下以孝道安定宗庙，以仁德治理百姓，铲除妖邪凶恶，礼敬贤能俊杰，神功圣德，是前代所不能及的。陛下亲自实行这些，天地和宗庙一定会帮助陛下享有亿万年的长久福祚。如今方士韦山甫、柳泌等人，把炼丹术说得神乎其神，互相吹捧引荐，虚妄地声称能为陛下延年益寿。我认为有道之士，隐藏姓名、消灭踪迹，不向世俗求取什么，一定不会主动求见权贵、出卖自己的技艺。如今来到朝廷的人，自称飞炼丹药可以成神，用来诱惑权贵、收受贿赂，发表夸大的怪异言论，取得震惊流俗的效果；虚伪、穷尽情状，即使逃亡也不以为耻，像这样的情形，怎么可以相信？三牲五谷禀受五行之气，产生五种滋味，这是天地生养它们来供养人的原因，圣人节制调和它们，使人获得健康强壮。至于药剂，是用来抵御疾病的，哪里是可以经常服用的食物呢？何况金石药物猛烈，经过多年烧炼，包藏炎热而产生毒性，不容易控制。按照礼制，君主的药，臣子要先尝；父亲的药，儿子要先尝。我希望把所炼制的药剂让炼药之人服用，整整一年后再考察真假，那么自然会有明确的验证。”皇帝发怒，贬他为江陵令。穆宗即位，柳泌等人被诛杀，召裴潾入朝，升任刑部郎中。原任率府仓曹参军曲元衡用杖刑打死百姓柏公成的母亲，有关部门认为死者在罪责之外，便推究曲元衡的父亲缴纳赎金；柏公成收受仇家的贿赂而不告发，因大赦获得免罪。裴潾议论说：“杖刑，是官府可以对所属辖区的人施用的刑罚；即使辖区之外的人有罪，也必须请有关部门处理，明白不能擅自施刑。曲元衡不在官府任职，柏公成的母亲也不属他的管辖，不能因大赦免除曲元衡的罪。柏公成收取仇家的贿赂，以母亲的死获利，违背人的天性，应当处死。”诏令曲元衡流放，柏公成论处死刑。过了很久，裴潾由给事中出任汝州刺史，因为越过法令擅自杖打人，便被处死；以太子左庶子身份分司东都，升任左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改任刑部侍郎，出任华州刺史，召入任兵部侍郎，出任河南尹，又恢复原来的官职，去世后追赠户部尚书，谥号未载。史臣说：“敬潾以道义自任，尽心侍奉皇上，痛恨结党依附，不受权贵近臣控制。他曾收集古今文章，续写梁昭明太子的《文选》，自称《太和通选》，进献给皇帝。当时的文士不是与他交游的人，他都不选取，世人遗憾他过于狭隘。宪宗最终因服药而丧失天下，世人更加认为裴潾的话有先见之明。穆宗虽然诛杀了柳泌等人，后来却又逐渐受到方士迷惑。有个平民方士张皋，上疏说：‘心神清淡，血气就会调和；嗜好欲望胜过理性，疾病就会产生。古代圣贤致力于自我保养，不让外物扰乱耳目。声色败坏人的情性，和和平平自然会到来，并不是药物的功效。’唐高宗时的处士孙思邈，精通养生，他说：‘人没有缘故不要服食药物，药物有偏重的作用，会使人的脏腑之气不平。寒暑是人的祸害，调节宣泄失当，即使借助医药，也还应当格外谨慎。所以《礼记》说，医生若不是三代相传，不要服用他的药；普通士人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晚年喜好方士，多次因此患上危重疾病，陛下平素都清楚这些事，不可再重蹈覆辙，给后世留下悔恨。”皇帝认为这番话很好，下诏访求张皋，却没有找到。李中敏，字藏之，祖籍出自陇西。元和年间考中进士，性格刚强峻厉，与杜牧、李甘友善，文章、气节大体相当。沈传师任江西观察使时，征召李中敏为判官，入朝后授任侍御史。郑注诬陷构害宰相宋申锡，天下人都把这件事看在眼里。太和六年发生大旱，诏令询问造成旱灾的原因，李中敏当时任司门员外郎，上言：“从前东海郡错误杀死一个孝妇，造成大旱三年。宋申锡身为宰相，被奸人忌恨，陷入不可测的罪名，案件没有查验清楚，他含恨而死。天下士人都指斥郑注，天降灾害，大概是有原因的。桑弘羊兴办专卖获利，卜式请求把他烹杀以求降雨，何况宋申锡的冤屈天下皆知，为什么吝惜斩杀一个郑注来使忠臣的冤魂快意呢？”皇帝没有醒悟。李中敏因病请假期满，回到颍阳【旧书作洛阳】。郑注被诛杀后，朝廷以司勋员外郎召他，屡次升任谏议大夫，担任理匦使。他建议：“上书之人准备把奏章投进匦函时，有关部门先审查副本，认为有不可之处就立即退回。臣认为匦函早晨开放，日暮收入禁中，应当为臣下开辟必定能够上达的道路，扩大皇帝的听闻，纠正冤屈和积弊。如果有关部门先裁定可否，恐怕事情不重要、关系不紧密或处境穷困闭塞的人便不能自行申诉。请今后只负责引进奏章，可否受理由宫中裁决，以彰明设置匦函的本意。”诏令同意。升任给事中。仇士良凭开府仪同三司的官阶荫补他的儿子，李中敏判决说：“开府仪同三司的官阶确实应当荫及儿子，但谒者监凭什么会有儿子？” 仇士良又羞惭恼怒，因此再次弃官离去。开成末年，李中敏任婺州、杭州二州刺史【按《资治通鉴》，这是李德裕的事】。又有人因为李中敏是杨嗣复的党羽而厌恶他，出任婺州刺史。也就是说，他是由给事中出任刺史，中间从未有过弃官之事。又据《资治通鉴》记载，此事在武宗即位以后，那么李中敏历任婺州、杭州二州刺史，也不全是在开成末年】。死于任上。李中敏所亲善的李款，字言源，长庆初年考中进士，任侍御史。郑注从邠宁入朝，李款伏在殿阁下弹劾郑注内通宦官、外结朝臣，往来于内外两地，收受贿赂。皇帝没有理会，郑注后来逐渐掌权，李款被斥退离开朝廷。郑注死后，李款由仓部员外郎逐步升任江西观察使，最终任澶王傅【谨按《通鉴辑览》】。【御批：宦官荫补儿子，到明朝末年弊端达到极点，其实在这里已经开始泛滥。李中敏的一纸判词，不用多说便切中要害。那些宦官小人心怀怨恨，有志之士正应当竭力主持正义。李德裕只是因为门户之见，便动辄加以贬谪，不顾是非，不遵循法度，只以报复私人嫌怨为务，实在非常可鄙。】李甘，字和鼎。长庆末年考中进士，考取贤良方正异等，多次升任侍。

译御史郑注在宫禁中侍讲，请求任宰相，朝廷喧传将要任用他。李甘公开倡言：“宰相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应当先看德望，后看文才。郑注是什么人？如果要让他任宰相，白麻诏书一出来，我一定撕毁它。”后来白麻诏书发出，原来是任命赵儋为鄜坊节度使。李甘因此轻率放肆获罪，被贬为封州司马。但李训在宫中也憎恶郑注，因此郑注最终没有任用李甘为宰相，李甘终身处于贬谪之中。当初，河南人杨牢有至孝的品行，李甘尚未显达时，写信向河南尹推荐他，说：“您辖区内有个孝童杨牢，他的父亲杨茂卿跟随田氏府中的赵军反叛，杀死田氏，杨茂卿也死了。杨牢从洛阳奔走到常山，走了二千里，号哭着伏在叛军营垒旁，披散头发、身体瘦弱，十分令人怜悯。叛军被他的仇情感动而醒悟，把尸体还给了他。他穿着单薄的丧服，在冬月往来太行山间，冻裂皮肤，生满冻疮，含着悲哀，眼泪和血一同流下。道路上的行人和众人都为杨牢哭泣。杨牢作为一个孩子，能够践行这样的操守，却没有听说您登门慰问并把他的事迹写出来彰显，这难道符合树立风教、扶助教化的本意吗？”李甘为人处世，遇到事情慷慨激烈，大多如此。杨牢后来也考中进士。刘蕡，字去华，是幽州昌平人，客居梁、汴之间，通晓《春秋》，能谈论古代兴亡之事，谋略刚健，有浩然的救世之志。考中进士。自元和末年起，宦官更加蛮横，拥立、废黜天子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威权超过了人主。刘蕡常为此痛心疾首。太和二年，他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皇帝在朝廷上召见一百多名儒生，亲自策问他们。刘蕡回答说：“臣确实没有才能，却有端正国家、辅佐君主的办法，只是没有职位而无法施行；有冒犯圣颜、敢于进谏的心，却没有途径得以表达。臣常常想在道路上与平民商议，在市场上听商人批评，使意见能够上达皇帝，一旦使君主醒悟，即使获罪于妖言之罪，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何况如今遇到陛下询问过失、寻求良策，向内外下诏征求直言极谏，臣有幸被选中，专门承受这次询问，怎敢不尽意进言？至于皇上所忌讳的、时下所禁忌的、权贵宠臣所忌惮的、有关部门所能决定取舍的，臣愚昧不知，只希望陛下稍加宽容，不要使圣明之世有直言者被杀，这就是天下的幸运。臣听说，不应当忧虑的事情却忧虑，国家一定衰败；应当忧虑的事情却不忧虑，国家一定危险。臣认为陛下首先应当忧虑的，是宫廷内部将要发生变故，社稷将要危殆，天下将要倾覆，四海将要混乱。这四件事，都是国家已经显露的征兆，所以臣认为圣明的思虑应当先考虑它们。帝业历经艰难才建立，本来就不能轻易守成。太祖开创根基，高祖勤勉完成功业，太宗安定基业，玄宗继承并发扬光明；到了陛下，已经二百多年，其间圣明相承，扰乱接连发生，但从没有不任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够继承发扬美好功业的。哪怕一天不加思虑，也会颠覆国家重器，使宗庙蒙羞，成为万古遗恨。臣谨按《春秋》，继承前代而即位却不记载即位礼，是为了端正开端；结局一定记载终结之地，是为了端正结局。因此作为君主，所发布的一定要是正当的言论，所行走的一定是正道，所居处的一定是正位，所亲近的一定是正人。《春秋》记载阍人杀死吴王余祭，却特意写出阍人的姓名，是讥刺疏远贤士、亲近受刑之人，已经有不合君道的做法。希望陛下思念祖宗开国的勤劳，牢记《春秋》关于继承前代的告诫，明察法度的端绪，杜绝篡弑的渐变，远离掌刀锯的卑贱之人，亲近骨鲠正直之士，使辅相能够专心承担职责，使百官能够守住自己的职分。为什么却凭借五六个轻薄亲近之人，总揽天下大政？他们对外专擅陛下的命令，对内窃取陛下的权威，威势震慑朝廷，权力倾覆海内，群臣没有人敢指出他们的罪状，天子也不能控制他们的内心。祸患在宫墙之内酝酿，奸邪从帷幄之中产生，臣担心曹节、侯览会在今天重新出现，这就是宫廷将要发生变故。臣谨按《春秋》定公元年的记载，春季，周王的诏命不说正月；《春秋》认为，先君不能端正自己的结局，后君就不能端正自己的开端，所以说“定公无正月”。如今忠贤之臣得不到心腹的托付，宦官却专擅废立之权，使先帝不能端正结局，导致陛下不能端正开端。何况太子还没有册立，郊祀还没有修举，将相的职权没有归属，名分和器物的制度没有确定，这就是社稷将要危险。臣谨按《春秋》记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按《春秋》的义例，臣下相互杀害本来不应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事情关系到专擅王命。上天授予人的在于命令，君主所存立的在于号令；掌握君命却丧失它，是君主失去君道；侵夺君命而专擅它，是臣子失去臣道。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就是天下将要倾覆的原因。臣谨按《春秋》记载，晋国赵鞅凭晋阳军队叛乱进入晋国，记载他归来，是因为他能够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来安定君主，所以《春秋》称许他。如今君主的威柄日益衰落，藩镇臣下跋扈，有人或许不明白臣子的节操，带头作乱却以安定君主为名，如果不探究《春秋》的微旨；那么，起兵的人把成就奸恶说成正义，典章刑法就不会由天子掌握，征伐一定从诸侯开始，这就是海内将要混乱。过去樊哙推门而入、流泪痛哭，袁盎拦住车驾直言抗争，京房发愤而死，窦武不顾自身而最终丧命，这些事情陛下都明白。臣谨按《春秋》记载，晋国狐射姑杀死阳处父，却写作“襄公杀之”，是因为晋襄公泄露了内情。上位者泄露自己的心意，下位者就不敢尽情表达；上位者泄露事情，下位者就不敢尽量说话。所以《传》中有“促膝密谈、隐晦进言”的文字，《易》中有“损害自身、耽误成事”的警戒。如今公卿大臣不是不想替陛下进言，而是担心陛下不能采纳。皇帝忽然不采纳，必然泄露他们的言论；臣下既然进言而没有实行，就一定会遭受祸患，这恰好足以钳制直臣的嘴，增加奸臣的威势。因此，想把话说尽，就有损害自身的恐惧；想把心意完全表达，就有误害成事的忧虑，只能徘徊郁结，等待陛下醒悟，然后尽力进言。陛下为什么不在听朝之余，时常驾临便殿，召见当代贤相和老臣，询问持守变化、扶助危局的谋略，寻求安定倾危、拯救乱局的方法，堵塞阴邪之路，屏退轻薄亲狎之臣，制止侵凌逼迫的心思，恢复宫门清扫除秽的职责，告诫应当告诫的，忧虑应当忧虑的？

译既然不能治理前面的祸乱，就应当治理后面的局面；既然不能端正开端，就应当端正结局。从前秦朝灭亡，是由于对外戚防范过强；汉朝灭亡，是由于防范过弱。防范过强，奸臣害怕死亡就会伤害君主；防范过弱，强臣就会窃取权力而震慑君主。我看到敬宗没有预料到亡秦的祸患，没有在祸根萌发时剪除它。希望陛下深切忧虑亡汉的祸患，堵塞它逐渐发展的道路，那么祖宗的宏大事业就可以继承，三代五帝的久远轨迹也可以追随。臣谨按《春秋》记载梁国灭亡，却不写“攻取”，是因为梁国是自己灭亡的。因为它思虑昏乱、耳目闭塞，上面施行恶政，百姓成为盗贼，却都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最终自取灭亡。臣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是因为重视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保存百姓。如果百姓不能生存，那么社稷也不能巩固其重要地位；社稷不重要，君主就不能保有尊贵。因此治理天下，不能不知道百姓的情状。百姓是陛下的赤子，陛下应当让慈爱仁厚的人像保傅那样抚育他们，像哺乳那样供养他们，像老师那样教导他们。因此百姓对上位者，应当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他，像爱父母一样爱他。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亲近显贵宠幸之人，让他们分设官署，补授士卒和属吏，招致宾客；又凭借他们的财货，借给他们声势，大的让他们统领藩镇，小的让他们担任守令、牧守。这些人居于上位，没有清明惠民的政事，却有贪婪残暴的祸害；居于下位，没有忠诚守节的行为，却有奸诈欺骗的罪过。因此百姓对上位者，像畏惧豺狼一样畏惧他，像憎恨仇敌一样憎恨他。如今海内困穷，百姓纷纷流离失所，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鳏寡孤独不能生存，老弱病残不能得到养护。再加上国政和兵权集中在左右近臣手中，贪官聚敛财货以巩固宠幸，奸吏借机缘而玩弄法律。冤屈痛苦的声音，上达九天，下入九泉，鬼神因此怨怒，阴阳因此失调。君门相隔万里，百姓无法申诉，士人没有归依教化之处，百姓没有归依生命之主；官府混乱，百姓贫困，盗贼一起兴起，土崩瓦解的形势，危险就在早晚之间。即使不幸因此发生疫病，接着又遇到灾荒，陈胜、吴广也不会只是从秦朝兴起，赤眉、黄巾也不会只是出现在汉朝。这就是臣为陛下发愤扼腕、痛心流血的原因。到了这种地步，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又怎么能够知道呢？陛下有爱民如子的心，百姓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臣听说汉帝即位之初，改制定下七十多项政事，心意十分诚恳，声誉也非常美好；然而纲纪日益紊乱，国运日益衰败，奸邪日益强盛，百姓日益困苦，原因就在于不能选择贤明之人任用，失去了掌握权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忧劳勤勉地治理百姓，多次降下恩德诏令，四海之内没有不抬头长叹、庆幸自己重新从死亡中获得生存的。希望陛下慎终如始，以满足四方的期望。如果确实能够把国家权柄交还宰相，把兵权交还将领，去除贪臣聚敛的政务，消除奸吏借机违法的祸害，只亲近忠贤，只任用正直之士，对内宠和便僻之人一概不听从；选拔清廉谨慎的官员，选择仁慈惠民的长官，以利益使百姓勤作，以和气使百姓温暖，以孝慈教导他们，以德义引导他们；消除耳目闭塞，沟通上下情实，使万国欢悦安康、百姓休养生息，那么内心就没有不通达的，施行的政令就没有不被信服的。臣谨按《春秋》记载，齐桓公与诸侯结盟时并不记日期，唯独葵丘之盟特意记载日期，是赞美他能够公开申明天子的禁令，率领诸侯奉行王官之法，所以《春秋》完备地记载了它。既然这样，官制是五帝三王所建立的，法制是高祖、太宗所制定的。法令应当统一，官职应当正名。如今又分设外官和中官，建立南司、北司两套机构；有人在南司触犯禁令，就逃到北司；有人在外廷依法判刑，却在内廷破坏法度，法令出自多门，人人都不知如何行事。这是因为兵与农的情势不同，内外的法制也不相同。臣听说古代依据井田制来制定军赋，农闲时操练武备，按土地面积约定兵车和士卒的数目，任命将领列于公卿之中，所以兵农合一，文武同道，用来保全治理国家，遏制乱谋。太宗设置府兵，台省和军卫由文臣、武臣共同掌管；闲暇年份就收藏弓箭、努力耕作，有战事就放下农具、拿起武器，这是为了修复古代制度，并不废弃旧有事物。如今却不是这样，夏官不知道兵籍，只负责奉诏朝见；六军不掌管军事，只用来供养官阶和勋位。军队的统领合并到宦官的政务中，军事法令附属于内臣的职务。刚刚戴上武官头巾，就把文官视为仇敌；脚一踏进军门，就把农夫看作草芥。他们的谋略不足以铲除奸凶，欺诈却足以抑制或施行威福；勇力不足以镇守社稷，暴虐却足以侵害乡里。他们拘束藩镇臣下，干犯凌辱宰辅，毁坏王法，扰乱朝廷纲纪。张扬武夫的威势，在上可以压制君父，假借天子的命令，在下可以控制英豪。他们有藏奸观变的心思，却没有奉持节义、舍身赴难的情操，这难道是先王经文纬武的办法吗？臣希望陛下贯通文武之道，均衡兵农之功，端正贵贱名分，统一内外法制，恢复军卫职掌，整治各省官署，近则崇尚贞观之风，远则恢复成周制度。从京畿开始用刑法治理下属州国，从天子开始一直贯彻到诸侯，就可以制服狡猾奸邪的强势，不会有越过法度的祸患了。从前晁错替汉朝削弱诸侯，不是不知道灾祸将要到来；但忠臣的心志、壮士的节操，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臣不是不知道一旦发言就会招来灾祸、计策施行后自身会受辱，只是痛惜社稷的危险，哀怜百姓的困苦，哪里忍心姑息时下的忌讳，私自窃取陛下一次任命的宠荣呢？当时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看到了刘蕡的对策，惊叹佩服，认为超过古代的晁错、董仲舒，却畏惧宦官而不敢录取。诏书下达后，舆论喧然，都说刘蕡受了委屈。谏官、御史想上奏论列，执政者压制了他们。当时被选取的共有二十三人，所说的都是琐碎浅陋之事，通常的事务大多得到优等调任。河南府参军事李郃说：“刘蕡落第，我们这些人却登科，难道能不脸厚吗？”于是上疏认为，刘蕡的对策，自汉魏以来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有关部门认为言辞涉及攻讦、忤逆，不敢上报。自从诏书下达后，众口纷纷议论，感叹刘蕡的确刚直，甚至流下眼泪。而且陛下以直言召集天下士人，刘蕡以直言回答陛下的询问，即使有所攻讦也应容纳，即使言辞过当也应奖赏，把它写入史册，千古都将光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假如万一刘蕡不幸死去，天下一定会说陛下暗中杀害直言之士，与天下结仇。忠义之士都会害怕被诛灭，人心一旦动摇，就无法自行解脱。何况臣所作的对策远远比不上刘蕡，请求收回授予臣的名次，以表彰刘蕡的直言。臣可以逃脱苟且偷安的惭愧，朝廷也有公正的道路。陛下免除了天下人的疑惑，难道不是美事吗？”没有得到答复。令狐楚、牛僧孺任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节度使时，都上表征召刘蕡入幕府，授任秘书郎，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待他。但宦官非常嫉恨刘蕡，诬陷他有罪，贬为柳州司户参军，死去【旧书和《资治通鉴》都说他最终任节度使府御史，恐怕未经核实】。到昭宗诛杀韩全诲等人时，左拾遗罗衮上言：“刘蕡遭受贬谪，死在异乡，六十多年间，正人义士都咬牙痛恨、含泪悲泣。近来陛下被幽禁在东内，出奔西州，王室几乎丧亡。假使刘蕡当时早被任用，那么防微杜渐、消除祸乱萌芽，叛逆之节就可以消灭，哪里会有深重忧患和众多灾难延续到圣明的时代呢？”皇帝受到感动，追赠刘蕡右谏议大夫，访求他的子孙，授予官职。李郃，字子玄，后来历任贺州刺史。钦定《续通志》卷二百六十九。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七十。列传。唐【七十】。李训　　郑注　　王涯。贾餗　　舒元舆。王璠【郭行余、韩约、罗立言、李孝本、颜师邕、李贞素】。李训，字子垂，起初名仲言，字子训，是已故宰相李揆同族的孙辈。体貌魁梧，善于辩论，常常发表夸大的言论来自我标榜。考中进士，补任太学助教。被征召到河阳节度府任职，他的从父李逢吉任宰相，认为李仲言阴险而善于谋划，对他十分亲近。李仲言因武昭案件获罪，被流放象州。文宗即位，遇到赦免而返回，因母亲去世居住在东都服丧。郑注辅佐昭义节度府，仲言前去拜见郑注，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李逢吉正在留守，郁郁不乐，想着重新被任用；知道仲言与郑注友善，便交给仲言百万钱财，让他向西到京师，厚重结交郑注。郑注很高兴，通过仲言引见他去拜见王守澄。王守澄善待李仲言，立即把郑注的药术传给李仲言，又把他推荐给皇帝。仲言持有诡辩之才，言辞激昂而动听，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意。当初，宋申锡谋划诛杀王守澄没有成功，宋申锡死后宦官更加蛮横，皇帝更加愤怒羞耻，想要彻底消灭宦官一类的人。郑注暗中知道皇帝的意图，多次提出秘密计策，招引李仲言共同出力。仲言还穿着粗麻丧服，皇帝让他换上戎服，号称王山人，与郑注一起出入禁中。服丧期满后，起用为四门助教，赐绯袍银鱼袋。当时是太和八年。那年十月，升任周易博士，兼任翰林侍讲学士。当时给事中郑肃、韩佽，谏议大夫李珝、郭承嘏，中书舍人高元裕、权璩等人共同弹劾李仲言，说他是奸邪小人，天下人都知道，不应当留在皇帝左右。皇帝不听。李仲言多次进宫讲说，讲到宦官时总是感慨愤激，反复申说，以此激发皇帝的心志。皇帝见他的言论纵横有据，认为他果然可以任用，于是不再怀疑，给他的待遇无人可比。于是改名为李训。第二年秋七月，升任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他在朝中受到倚重，实际上行使宰相的职权。宦官陈弘志当时监领襄阳军训，他启奏皇帝召回陈弘志。陈弘志走到青泥驿时，李训派使者将他杖杀。又用计奏请罢免王守澄的观军容使职务，赐鸩酒令其自尽【按：旧《唐书·文宗纪》记载，李训任兵部郎中、知制诰是在太和九年七月甲子日，任宰相是在九月己巳日，杀陈弘志是在九月癸亥日；大概李训任宰相七天后，于十月辛巳日毒杀王守澄，又是在任宰相十二天之后。《纲目》与《纪》相合；新传把这件事叙述在任宰相之前，旧传叙述在任宰相之后，都是错误的。】又把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监军韦元素、河东监军王践言驱逐到岭外，已经出发的都赐死。崔潭峻此前已经死去，诏令剖开他的棺材鞭打尸体。元和年间的叛逆党羽几乎被清除殆尽。李训本来是凭借奇巧的手段求取进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