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五十四

译慈圣皇后归还政权后，司马光上疏说：“修治自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政事更重要的。”这三篇奏疏，《宋史》都失载了，现附带记录】皇帝病愈后，司马光料想皇帝一定会追尊生父，于是上奏说：“汉宣帝作为孝昭皇帝的继承人，始终没有追尊卫太子和史皇孙；光武帝继承元帝，也没有追尊钜鹿南▯君，这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后来诏令两制官员集议濮王的礼制，学士王珪等人互相观望，没有人敢先发言，只有司马光奋笔写道：“成为别人的继承人就是成为他的儿子，不能顾念私亲。濮王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称为皇伯，给予高官大国，使他享尽尊荣。”议论完成后，王珪立即命令官吏把他的手稿作为依据。奏议上报后，与大臣们的意见不同，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赵瞻极力争辩，都被斥退，司马光请求留下他们，没有获准，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贬谪【按司马光虽请求贬谪，却未曾被贬】起初，西夏派使者到延州致祭，指使高宜负责陪伴，却傲慢对待西夏使者，侮辱西夏国主，使者向朝廷申诉。司马光和吕诲请求加罪高宜，朝廷没有采纳。第二年，西夏人侵犯边境，杀掠官吏士卒，赵滋任雄州知州，专门以凶猛强悍治理边境，司马光批评这种做法不可取。这时，契丹百姓在界河捕鱼，又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认为知雄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准备替换他。司马光说，国家在戎夷归附顺服时，喜欢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他们桀骜不驯时，又反过来姑息他们。近来西部的祸患起于高宜，北部的祸患起于赵滋，当时朝廷正认为这两人贤能，所以边臣都把制造事端当作能干，不能让这种风气继续滋长。应当告诫边境官吏，若因疆场上的小事就动用箭矢刀兵相加，应当治罪。仁宗遗赐价值一百多万，司马光率同僚三次上奏说：“国家有大忧患，内外都困乏，不能专门沿用干兴年间的旧例。如果遗赐确实不能辞谢，应准许侍从官进献金钱来帮助修建山陵，但不应接受其他遗赐。”司马光于是把所得珍珠作为谏院公用经费，把黄金送给舅父，义利分明，不把它藏在家中。慈圣皇后归还政权后，有司制定格式，凡皇后有所取用，都应复奏后才供应。司马光说：“应当移文所属机构，让他们按制度供应。”随后又把数目详细列出，禀告皇后，以防伪造。曹佾没有功劳却被授为使相，两府大臣都升官。司马光说：“陛下想借此安慰母亲之心，却无故升迁授官，那么宿卫将帅和内侍小臣一定会有所企望。”不久，迁升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司马光又争辩此事，并趁机指责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还是皇子时，若不是守忠的意图是破坏大防，制造种种离间，幸赖先帝没有听信。等到陛下继承皇位，他又反复挑拨构陷，实为国家的大贼，请求在都市斩首以向天下谢罪；于是责罚守忠，任为节度副使，安置于蕲州，天下人都感到痛快。朝廷下诏刺募陕西义勇二十万人，民情惊恐骚扰，而且纪律疏略，不能使用。司马光抗言此举不对，拿这些话告诉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谅祚正桀骜不驯，假如突然听说增加二十万兵力，难道不会震恐吗？”司马光说：“用兵贵在先声，是因为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兵力，只能在一天之内欺骗他罢了。如今我们虽然增加了兵力，实际上却不能使用，不过十天，他就会知道详情，还有什么可怕的？”韩琦说：“您只看到了庆历年间乡兵被刺募为保防兵而引起忧患，如今又是这样了。只要颁下敕书、张榜，和百姓约定永不充军戍守边疆，就行了。”司马光说：“朝廷过去曾经失信，百姓不敢认为这话可靠，即使是我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有我在这里，您不用忧虑。”司马光说：“您在这里时当然可以这样；将来别人当政，借着您的先例征用这些兵，运粮、戍边都只是反掌之间的事。”韩琦默然不语，始终没有因此停止。不到十年，事情果然都如司马光所忧虑的那样。【伏读《通鉴辑览》】【御批：招集义勇，本来是希望适用，关键在于简选、训练纯熟，哪里在于编入军籍的人数多？无缘无故按户索取丁男，遍刺手背，士卒尚未得到训练，百姓却先受到惊扰，这难道是安定边疆、巩固边防的办法吗？况且纪律疏略，不能用于行军作战，即使人数多了又有什么用？即便说用兵贵在先声，却没有制胜的实际，只是徒然号称十万人，恐怕敌人听到后不但不会害怕，反而会轻视我们。韩琦一向以知兵著称，这次举措实在失当。司马光所说的，十分符合事理。韩琦还争辩而不听从，实在难免暴露出自己的短处。】王广渊授任直集贤院，司马光论说他奸邪，不可接近。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轻视张美。王广渊在仁宗时，私下与陛下结交，难道是忠臣吗？应当贬黜他，以此警戒天下。后来晋升为龙图阁直学士【据《东都事略》说：改任右谏议大夫】。神宗即位，提升他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辞谢。皇帝说：“卿有文学才能，为什么要推辞？”司马光回答说：“臣不能撰写四六文。”皇帝说：“像两汉的制诏那样写也可以。”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论奏宰相不押班而被罢免，司马光代任御史中丞。司马光说：“王陶是由于论奏宰相而被罢免的，那么中丞就不可以再任此职。” 臣希望等到宰相已经押班之后，再来就职。”皇帝答应了。于是上疏论述修养内心的要领有三项：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治理国家的要领有三项：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须守信，三是惩罚必须坚决。又说：“臣侍奉过三朝，都是把这六句话进献给朝廷。”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论说他不符合众望，皇帝没有听从。司马光调任翰林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多，君主不能全部阅览，于是撰成《通志》八卷进献。英宗很喜欢，命令在秘阁设置书局续写此书。到这时，神宗给它命名为《资治通鉴》，亲自撰写序文授给司马光，让他每天进读。朝廷下诏，将颖邸直省官四人录用为閤门祗候。司马光说：“国家初创时，只是把左右旧人作为亲信耳目，并不是平日的制度。閤门祗候对于文臣来说属于馆职，怎么可以让仆役担任呢？”西戎部将嵬名山想凭借横山的部众擒取谅祚，使其投降，朝廷下诏命边臣招纳他的部众。司马光上疏极力论说，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即使侥幸取胜，消灭一个谅祚，却产生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他一定会率领部众回来，我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对待他们。如果剩余部众还很多，向北回不去，向南又不被接纳，走投无路无处可归，一定会突袭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

译陛下难道没有看见侯景的事情吗？”皇帝没有听从，派遣将领种谔发兵迎接他们，攻取绥州，耗费六十万。西部用兵，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百官上尊号，司马光负责答复诏书，说先帝亲自举行郊祀时不接受尊号，晚年有献议者认为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契丹有尊号，唯独我们没有，于是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奉上册号。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另立大名号来加给自己。希望追述先帝本意，不接受这个名号。皇帝亲手下诏嘉奖司马光，让他好好撰写答辞，以此示告中外。执政大臣因河朔旱灾、国用不足，请求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金帛。皇帝下诏让学士议论此事，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入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省费用，应当从尊贵近臣开始，这样才可以听从。”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堂馔，当时人认为常衮自知不能胜任，所以辞去官位，不应当辞去俸禄。况且国用不足，并不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国用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搜刮百姓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而使国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他们设法夺取百姓的财物，那种祸害反而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两人争论不止。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准许的答复来回复他们。”王安石起草诏书，引用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王安石掌权后，施行新法。司马光预先上疏论述新法的利弊。在迩英殿进读至曹参代替萧何的故事时，皇帝说：“汉朝始终守着萧何的法令不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哪里只是汉朝如此？假使三代的君主始终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是可以的。汉武帝废取高帝的约束而纷纷更改，盗贼遍布天下一半地区。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令，汉朝的基业于是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不可改变。”吕惠卿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开始和暖时，把法令公布在象魏就是这种情况；有五年一变的，巡守时考察制度就是这种情况；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随世道而有轻重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说这话不对，他的意思是借此讽谏朝廷。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把法令公布在象魏，是公布旧法。诸侯改变礼制、变易音乐，天子巡守时就诛罚他们，并不是天子自己改变法令。” 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较轻的刑典，动乱的国家使用较重的刑典，这叫作刑罚随世道而有轻重，并不是改变法令。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房屋破损就修理它，若不是大毁坏，就不必重新建造。”公卿和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如果没有才能而罢免他可以，却不可以让执政大臣侵夺他的职权。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宰相用治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依靠条例，那就成了胥吏。如今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吕惠卿不能回答，便用其他话诋毁司马光。司马光又说：“平民借钱而支付利息，尚且能够逐渐侵蚀下户，何况县官凭借督责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百姓愿意借取才给，不愿意就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县官不会强迫，富民也不会强迫他们。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米价每斗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而和籴没有停止，于是成为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我担心将来的青苗法也会像这样。”皇帝说：“在仓中籴米怎么样？”司马光说：“不便利。”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西两路的漕运，把这些钱供应京师。” 司马光说：“东西两路钱币荒缺，而粮食多得散乱；如今不籴米却转运钱，是丢弃有余的东西，取得所缺的东西，农民和商人都会受害。”侍讲吴申起说：“司马光的话是至理之论。”另一天，皇帝留下司马光答对，司马光说：“陛下应当评判其中的是非。如今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正确罢了。陛下难道能只和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吗？”皇帝想任用司马光，便向王安石询问。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借劘上之名，内心却怀着迎合下属的实情；他所说的全是妨害政事的事，所交往的全是妨害政事的人，却想把他安置在左右，让他参与国政，这是消长进退的重大关键。司马光的才能哪里会妨害政事？只是他处在高位，持不同意见的人就会倚仗他来增加分量。”王安石因韩琦上疏，托病在家请求退职。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陛下任用臣，大概是察知臣狂直，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只是用俸禄官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言论，这是把天官私授给不合适的人。臣只是凭俸禄官位自取荣耀，却不能救济百姓的忧患，这是窃取名器来满足自身私利。陛下如果真能罢去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那么即使不用臣，臣所受到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 如今谈论青苗法害处的人，不过说它使使者骚扰州县，成为眼前的祸患；而臣所忧虑的，却是在十年以后，并不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于勤劳和懒惰不同；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然要向别人求助。如今出钱借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借取，使者却把借贷数量多当成功劳，一律强行摊派，担心有人拖欠，必定会让贫户和富户互相担保。贫户没有东西可以偿还，就逃散到四方；富户不能逃走，就一定会被责令代替数家偿还欠债。春天核算，秋天计算，债务辗转日益增加；贫户既已耗尽，富户也会变穷，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能够存活的人了。又把常平仓的全部钱粮都用尽，专门实行青苗法，将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又到哪里去取得资金和粮食？富裕人家已经耗尽，常平仓又已经废弛，再加上战争，接着发生饥荒，百姓中衰弱的人一定会弃尸沟壑，强壮的人一定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就是事情必然达到的结果。”司马光连续上了七八道奏章，皇帝派人告诉他说：“枢密院掌管军事，官职各有职责，不应当拿其他事情作为辞谢的理由。”司马光回答说：“臣还没有接受任命，就仍然是侍从官。”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说了。王安石起身处理政事，司马光才获准请退。【据《东都事略》说：王安石起身处理政事，青苗法最终没有罢废。】

译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往返三次，苦口婆心地开导劝说，仍然希望王安石能够自己醒悟而改正。并且说：“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那些忠信之士，在您掌权时，即使彼此抵触、令人厌恶，日后也一定会慢慢显示出他们的作用。谄媚奸佞之人，如今确实能给您顺心称意的快感，但一旦失势，必定有人出卖您来为自己求取利益。”话意是指吕惠卿。司马光面对宾客，总是指着他说：“倾覆王安石的，一定是吕惠卿。”小人本来就是因利益相合，形势倾斜、利益改变后，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过了六年，吕惠卿果然反叛，王安石上书告发他的罪行。《宋史》王安石本传没有记载，附带记在这里。】于是司马光请求离去，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派义勇戍守边境，选各军骁勇之士，招募市井中的恶少年为奇兵，调发百姓制造干糒，全部修缮城池、楼橹，关辅地区骚动不安。司马光极力说明公私困乏，不可以举事，而京兆一路都是内郡，修缮防御并非急务，宣抚使的命令都不敢执行。他说如果因军务缺乏而获罪，臣愿承担责任，于是全路唯独得以免除。调任知许州，催促他入朝觐见，他没有赴任，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官员防守归于洛阳，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后来求言诏书下达，司马光读到后，感动哭泣，本想沉默，但又不忍，于是再次陈述六件事：一是青苗法，二是免役法，三是市易法，四是边事，五是保甲法，六是水利。这些尤其是危害百姓的事情，应当先行罢除。司马光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事情见于吴充传。蔡天申任察访使，妄自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像侍奉上官一样敬畏他。一次他朝见应天院神御殿，府中唯独为他设置一个班次，表示不敢与他抗礼。司马光回头对台吏说：“把蔡寺丞领回本班。”台吏把蔡天申领来后，让他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下方，蔡天申窘迫沮丧，当天就离去了。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患上言语艰涩的疾病，担心将要死去，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里，想交给亲善的人替他上奏。官制实行后，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任命他为东宫师傅。蔡确说：“国是刚刚确定，希望稍微迟一些。”《资治通鉴》还没有完成，皇帝尤其看重这部书，认为它胜过荀悦的《汉纪》，多次催促司马光完成全书，并把颖邸的旧书赐给他。书完成后，加授资政殿学士。司马光总共居住在洛阳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是真宰相，田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儿童也都知道他是君实。皇帝去世，司马光赶赴宫阙，卫士们远远看见他，都举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都拦在道路上聚集观看，马匹走不过去，说：“您不要回洛阳，请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 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使者询问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认为应当广开言路。太皇太后下诏张榜于朝堂，但有大臣不高兴，设置六条说法：“如果暗中有所毁坏，越权犯分；或者煽动摇撼重大机密事务；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法令，对上用来侥幸求进，对下用来迷惑流俗。像这样的人，处罚而不赦免。”后来太皇太后又命人把这段话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下只要不说话就不会触犯六条，一旦进言就会落入六条之中。”于是详细论说其中情实，太皇太后改诏施行。于是上封事的人数以千计。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他经过关隘时，被留下任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沿途道人聚集呼喊说：“请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要多加保重自己，以使我们活下去。”当时天下百姓都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等着观看新政；而议论者却只说：“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道法，只是挑出细小事情略加改动，以稍稍堵塞人们的意见。”司马光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至于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立的、给天下造成祸害的法令，改掉它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迅速。况且这是太皇太后以母亲身份改变儿子的政令，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政令。”众议刚刚确定，于是罢除保甲团教，不再设置保马，废除市易法，将储存的货物全部卖掉，不收取利息，免除百姓所欠的钱款。【据《东都事略》说：百姓所欠的钱款都免除其利息。】据《宋史》本传说：“免除百姓所欠钱款”，似乎是全部免除，不只是免除利息。】京东铁钱以及茶盐的法令，都恢复旧制。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时期的旧臣中有很多奸邪巧诈的小人，将来如果有人以父子之义离间皇上，灾祸就会发生。”司马光神色严肃地说：“上天如果保佑宗庙社稷，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天下人释然说：“这就是先帝的本意。”元祐元年，司马光又患病，诏令他入朝时只行再拜礼，不必舞蹈。此时青苗、免役以及将官等法仍然存在，西戎问题的议论也还没有决定。司马光叹息说：“四种祸患还没有除去，我死也不能瞑目。”他写短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自身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愚钝的儿子，唯独国事还没有托付给人。现在把它托付给您。”于是论说免役法的五种害处，请求直接下敕罢除。各路将兵都隶属于州县，军政委托守令共同决断；废除提举常平司，把它的事务归给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边防筹划以与西戎和好为宜，认为监司多是新进的年轻人，专门务求苛刻急迫，于是命近臣在郡守中选举人才，又在通判中选举转运判官。又建立十科荐士法，这些意见全都得到采纳。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除朝觐礼，允许乘坐肩舆，每三日入省一次。司马光不敢接受，说：“见不到君主，就不能处理政事。”皇帝下诏让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答对，并且说：“不要行拜礼。”于是罢除青苗钱，恢复常平仓粜籴法。两宫虚心听取意见，辽、夏使者到来时，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又告诫边地官吏说：“中原已经任司马光为宰相，不要轻易制造事端，开启边境的嫌隙。”司马光眼见自己的言论和计划都被采纳，亲自处理各种事务，昼夜不停。宾客见他身体瘦弱，引用诸葛亮“食少事烦”的话来劝戒他。司马光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我会更加努力地做事。”病势危急后，他已不能再自觉，仍在梦中喃喃细语，但说的全都是朝廷和天下的事情。这年九月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说后悲痛不已，与皇帝一同亲临他的丧事。明堂礼仪完成后不举行庆贺，追赠太师、温国公，赐给一品礼服作为襚服，赙赠银、绢七千。下诏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他的灵柩回陕州安葬，谥号为文正，赐碑额为“忠清粹德”。市场上的人和军人都停业前往吊丧，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继前来致祭。京城和四方都为他绘制画像来祭祀。司马光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恭敬节俭、正直。在洛阳时，每次前往夏县扫墓，必定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那里。司马旦年近八十，他侍奉哥哥如同严父，保护哥哥如同婴儿。

译他从年轻到老年，说话从未有过妄言。他曾说：“我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做的事，从来没有不可当面对人说的罢了。”天下人都敬重信服他，陕、洛之间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他对外物淡泊，没有什么嗜好；对于学问则无所不通。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先上疏论说司马光诬陷、诽谤先帝，把先帝的法令全部废除。〔按：《东都事略》说：绍圣初年，章惇专擅政权，任用周秩为监察御史。周秩是小人。当司马光去世时，周秩任博士，曾议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到了这时，却说司马光改变、废除弊法，就是把先帝的政事全部废掉；附录此事以说明周秩的险诈反复，把他称作小人，确实不是诬蔑。〕章惇、蔡卞请求掘开司马光的坟墓、砍开棺材，哲宗没有答应，只下令夺去他的赠官和谥号。司马光所立的碑，章惇还不停地诋毁，于是追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徽宗即位，恢复太子太保。蔡京专擅政权，又降为正议大夫。蔡京撰写《奸党碑》，命令各郡国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匠安民应当镌刻碑文，推辞说：“我愚昧，不知道立这块碑的用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都称赞他正直，如今却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刻。”官吏发怒，想加罪于他，他于是请求只免去在碑末刻上“安民”二字，以免获罪。后世听说这件事的人都替他感到惭愧。靖康元年，恢复赠官和谥号。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庭。康，字公休，性情谨慎端正，不妄言谈笑；侍奉父母极其孝顺，学习敏捷，超过常人，广泛通晓古书，凭明经科考取上等。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时，上奏请他校阅文字。母亲去世，他悲哀过度，几乎伤害了性命。司马光居住在洛阳时，士人中跟随他学习的人，退下后与康交谈，没有不有所收获的。路上的人看见他的容貌举止，即使不认识他，也都知道他是司马氏的子弟。经韩绛推荐，任秘书省官，由正字升为校书郎。司马光去世后，康得到遗留的恩典，全部让给族人。服丧期满，召任著作佐郎，升为侍讲。他上疏说：“近年来旱灾肆虐，百姓大多艰难地寻找食物。如果再遇到一年歉收，那么公私双方都会困乏枯竭，盗贼便可能乘机而起。自古圣贤之君，并非没有遇到水旱灾害，只是有办法预先防备，所以不至于造成严重祸害。希望趁今年秋收，让州县广泛收购粮食，百姓吃剩的粮食全部归入官府。今年冬天到明年春天，让流民到有粮食的地方就食，等乡里丰收后再返回本土。”授任右正言，因为与亲属关系相妨，未能就职。他对哲宗说：“前代太平少、祸乱多，祖宗创业的艰难和积累的辛劳，应当劝皇帝及时向学，守护天下这个重器；还应劝太皇太后常常在宫禁中训导皇帝。”这些话恳切深至。在迩英殿进讲时，他说《孟子》在经书中最为醇正，陈述王道尤其明白，是应当观览的书。康自从为父亲服丧，住在丧庐中，吃粗劣食物，睡在地上，终于患了腹疾；到这时已经不能入朝拜见，皇帝赐予优厚的告假。〔按：《东都事略》作“免除直集贤院，提举崇福宫”。〕病势将危，仍然把自己应当进言的事情写成奏疏，等待上奏。四十一岁时去世，下诏追赠右谏议大夫。康为人廉洁，口中从不谈钱财。当初司马光建立神道碑，皇帝派使者赐白金二千两，康认为碑刻费用都由官府供给，辞谢不接受，派家吏到京师把白金送还。吕公著，字晦叔，性情沉静，喜好学习，以至于忘记睡觉和吃饭；见识谋虑深远，有器量。父亲吕夷简器重并认为他非同寻常，说：“将来一定会成为公卿宰辅。”因恩荫补任奉礼郎，考中进士，召试馆职而没有就任。任颍州通判，郡守欧阳修与他成为讲学的朋友。〔按：《东都事略》作“屡次升任殿中丞，任颍州通判，郡守欧阳修与他成为讲学的朋友；召试馆职，推辞不就”。〕任判吏部南曹，仁宗称赞他安于退让，赐五品服。授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他说濮安懿王正在停灵，请求接待北使时不要奏乐，停止上元节出游，废除温成庙改作祠庙，多数意见都被采纳。升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寿星观营建真宗神御殿时，公著说：“先帝已经有三座神御殿，却还不停地兴建，恐怕不合祭祀不应过于亲近的道理。”升任知制诰，三次推辞不接受，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治平元年任谏议大夫。当时英宗修建庆宁宫，营建本命殿，公著说：“京畿以及京东、京西、淮南都在闹饥荒，这难道是修建宫殿的时候吗？”王畴任枢密副使，知制诰钱公辅因封还词头而被贬，公著极力论说不应因钱公辅尽职而把他外放。〔按：《宋史》本传记载，公著升任待制在谏议营建真宗神御殿之后，侍讲作侍读；他判太常寺时的议论以及请求留用钱公辅之事都没有记载。今据《宋实录·吕公著传》和《东都事略》增补编纂。〕加授龙图阁直学士。当时正商议追尊濮王，有人想称作皇伯考，公著说：“这正是宋真宗称宋太祖的称号，怎么可以施用于濮王？” 等到下诏称亲，并且颁布濮王的讳名时，他又说：“称为亲属，就有两个父亲的嫌疑；濮王的讳名只可以在皇帝面前避讳，不应当同七庙祖先使用同一个讳名。”吕诲等人因论议濮王而被罢黜，公著说：“陛下即位以来，采纳谏言的风气还没有彰显，却屡次贬斥进言的人，凭什么向天下作出示范？”皇帝不听，于是请求补任外官。皇帝说：“学士是我所重视的人，怎么可以离开朝廷？”公著请求不止，便出任蔡州知州。神宗即位，召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不久兼任宝文阁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司马光因论事被罢免中丞，回到经筵，公著封还这项任命，说：“司马光因为尽职进言而被罢免，这就使有言论责任的官员不能尽情陈述意见。”诏令把告身直接送到阁门，公著又说：“制命不经门下省，那么封驳的职权就因我而废弃了；希望治我的罪，以端正纲纪。”皇帝晓谕他说：“调动司马光，是因为依赖他劝导学习，并不是因为他进言论事。”公著请求不止，最终解除他的银台司职务。英宗《实录》记载他转任礼部侍郎。〔按：《东都事略》增补。〕任开封府知府。当时夏秋淫雨，京师发生地震，公著上疏说：“自古以来，君主遇到灾害，有的恐惧自省以招来福祉，有的轻慢欺罔以招致祸患。”

译上下都竭尽诚意而灾异仍不消失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只有君主去除偏听独断的弊病，不以先入之言为主，才不会被邪说扰乱。佞人只怕不合君主之意，所以容易得到亲近；正人只怕不合义理，所以容易被疏远。只有先使君王端正，再使政事端正，从来没有政事端正而天下不能治理的。”礼官援用唐代旧例，请求五月在大庆殿接受朝拜，趁机上尊号。公著说：“五月举行朝会始于唐德宗，是采用术数厌胜之说，唐宪宗认为不合经义而罢除。何况尊号不是古代典制，也不能决定君主尊卑轻重。”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近臣有人请求不是统领一郡的官员不得任监司，公著说：“人才往往埋没在低级官吏中，资格限制越严，选拔就越困难。考察其才干确实可以任用，就应当破格任用；试用后没有成效，再罢免他。”又请求增加馆阁官员的选拔，以培养人才。文武官员如果平素没有罪过，应当发给俸禄，以表示朝廷始终不弃。皇帝多采用他的意见。〔按：《东都事略》辑录。〕元丰二年任御史中丞。当时王安石正在实行青苗法，公著极力进言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从没有失去人心而能够谋求治理的；也从没有能够用威势胁迫、用辩说压服百姓而取得人心的。” 从前所谓贤人，如今都认为实行这项举措不对，而主持这项议论的人却把他们一概诋毁为流俗的浮泛言论。难道从前都是贤人，如今都变成不肖之人了吗？”王安石因他的话深刻而发怒，皇帝让他举荐吕惠卿任御史。公著说：“吕惠卿固然有才，但奸邪之人不可任用。”皇帝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恼怒，诬陷说公著想利用人心的不忍，像赵鞅发动晋阳军队一样，驱逐君主身边的奸恶之人，于是贬为颍州知州。皇帝命知制诰宋敏求起草制书，明确写出他的罪状。宋敏求不肯照办，只说他的陈述失实。王安石发怒，让陈升之改写其中的话，最终施行。〔按：《宋史》本传只说王安石用恶言诬陷他，使他出任颍州知州，所载不够明晰，今谨遵《通鉴辑览》详细记载此事。恭读御批：韩琦与赵鞅所处的时代、地点不同，怎么会有发动军队以清除君主身边奸恶之事？公著……〕 〔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一定不会说出这种话。王安石诬告上奏，不用审问就知道是妄言。大概王安石既不喜欢韩琦，又恼怒公著，想借这件事同时伤害两人。神宗没有察觉，公著于是……〕 〔因而被贬，毫不奇怪小人的意图更加得逞。〕八年，彗星出现，诏令臣下直言，公著上疏说：“陛下临朝以来希望治理天下，已经很久了，可左右近臣前后都不敢说正直的话，使陛下有治理天下的心，却没有实现治理的实际，这是主持政事的大臣辜负陛下。士人的邪正、贤能与不肖，本来已经大致确定；如今却不是这样。前一天还推举某人作为天下最贤能的人，后一天却驱逐他，认为他是天下最不肖的人。对人才既然反复无常，那么对政事也必然乖谬而不审慎。古代施政，开始时不被百姓信任的也有；例如子产治理郑国，第一年百姓怨恨他，第三年百姓歌颂他。陛下垂衣拱手等待成功，至今已有七年，然而百姓的歌颂也没有比前日有所不同，陛下难道独自察觉不到吗？”起任河阳知州，召回朝廷，提举中太一宫，升任翰林学士承旨，改任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皇帝从容与他讨论治国之道，进而谈到释、老之学，公著问：“尧舜知道这种道理吗？”皇帝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吗？”公著说：“尧舜虽然知道这些，但只是把知人安民视为困难，所以才成为尧舜。”皇帝又说：“唐太宗能够用权术和智谋驾驭百姓。” 公著退下回答说：“唐太宗的德行，在于能够克制自己、听从谏言。”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不久，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人想恢复肉刑，提议选取死囚试行割鼻、断足之刑，公著说：“如果试刑而没有把人处死，那么肉刑就会实行了。”于是停止此事。元丰元年，以户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任职三年，改任正议大夫、枢密副使。四年，重新任同知枢密院事。〔据《宋史·宰辅表》增补。〕起初，夏人囚禁了自己的国主，朝廷将大举讨伐他们。公著说：“讨伐有罪之人的军队，应当先选择统帅；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不如暂不出兵。”出兵以后，秦、晋一带百姓的力量大为困乏，大臣们不敢进言，公著多次陈述这样做的危害。五年，因病请求离职，授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不久永乐城陷落，皇帝临朝叹息说：“边境百姓疲惫困乏到这种程度，只有吕公著替我说过这些。”调任扬州，加资政殿大学士。将要册立太子时，皇帝对辅臣说：“应当让吕公著、司马光担任师傅。”哲宗即位，加授银青光禄大夫，以侍读身份回朝。太皇太后派使者迎接并询问他想说什么，公著说：“先帝本意是把宽减、节省民力放在首位，而提出建议的人却把变法、侵扰百姓当作要务，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全都斥退，所以时间越久弊病越深，法令实行而百姓更加困苦。如果确实能够得到中正之士，共同研究天下的利弊，协力办理，应该并不困难。”到朝后陈述十件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修养自身、讲求学问、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减轻赋税、减少刑罚、去除奢侈、不要安逸。又请求预备设置谏官，以疏通进言的道路。授任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元祐元年，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三省同时设置后，中书省独自成为取旨之地，于是请求凡是涉及三省的事务，都应与执政大臣一同进呈取旨，然后分别执行。又因执政官通常隔几天在政事堂聚集一次，许多事情都由长官决定，同列官员不得参与；到这时才开始命名为“集”，遂成为定制。他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究神宗的本意，凡是想改革而没有来得及改革的，以及已经改革但尚未确定的事情，选择其中一二项实行，百姓都认为便利。司马光去世后，公著独自主持国政，任用的官员都是当时的人才。科举考试废除词赋，专门采用王安石的经义，又杂入佛教说法。公著开始下令禁止主考官从老、庄书中出题，禁止举子把申不害、韩非和佛书作为经义学问，允许参用古今诸儒的说法，不得专门采用王氏学说。恢复贤良方正科。右司谏贾易因论事而直率攻击、诋毁大臣，将要受到严厉处分，公著为他进言，只罢为怀州知州。退朝后对同列说：“谏官所论政事得失还不值得一提，只是皇上年纪正盛，我担心将来有人进献谄媚之说而使他受到迷惑扰乱，正要依赖左右的谏诤之臣，不能预先使君主轻视、厌恶进言的人。”

译众人没有不感叹佩服的。吐蕃首领果庄青宜结长期成为洮河一带的祸患，听说朝廷停止战争、减少戍守，便暗中与夏人结谋，重新夺取熙州、岷州。公著建议派军器丞游师雄相机晓谕诸将，不到一个月就把他活捉送到朝廷。皇帝在资善堂宴请近臣，公著于是汇集所讲书中的要语，选出明白切合治道的一百篇，进呈给皇帝，以备观览，作为辅佐圣学的文墨。元祐三年，恳切请求退职，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宋朝兴起以来，以三公身份任平章重事的宰相只有四人，而公著和他的父亲占了其中两人。下诏在东府以南为他建宅第，开设北门以方便执政官员。凡三省、枢密院的职务，都允许他总理。隔日朝见一次，因而到都堂办公；他出入不按常规，大概是特殊礼遇。第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见到辅臣，哭着说：“国家不幸，司马相公已经去世，吕司空又逝世了。”悲痛怜悯了很久。皇帝也悲伤感慨，立即到他家中临奠，赐黄金、丝帛一万，追赠太师、申国公，谥号为“正献”，亲笔题写碑首“纯诚厚德”。公著平日没有疾言厉色，面对声名、利禄和浮华毫无兴趣，简约持重而清静，这大概是天性如此。他见识谋虑深刻敏锐，器量宏大而学问精纯，遇到事情善于决断，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会因个人利害而动摇内心。他与人交往出于至诚，喜爱德行、乐于善事；见士大夫把品评人物当作心意所在，必定询问他所知道和听闻的情况，互相参验考察事实，以便上达朝廷。每次议论政事，他广泛采纳众人的长处作为长处；到了应当坚持的地方，就毅然不回头。神宗曾称赞他对待人才不欺骗，像秤量物一样公正；他尤其能够避开、远离声名踪迹，不以善于识人为自处。起初他与王安石友善，王安石博闻善辩、纵情驰说，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唯独公著凭精确的见识、简约的言辞使他折服。王安石曾说：“我的缺点和吝惜常常不能自我克制，一到长者那里便立即消散返回，所谓使人的意气消退，我在晦叔身上见到了。”又对人说：“晦叔做宰相，我们这些人可以谈论仕进了。”后来王安石得志，以为公著一定会帮助自己，但公著多次引用公议，列举他的过失，因此两人的交情最终没有维持在议论学问上。公著尤其精于言辞简约而道理完备。司马光说：“每次听晦叔讲论，便觉得自己的话太繁琐。”他受到名流敬重就是这样。绍圣元年，章惇任宰相，任用翟恩、张商英、周秩掌管言路，弹劾公著改变熙宁、元丰的法度，削去他的赠官和谥号，毁掉赐给他的碑，再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司户参军。徽宗即位，追复太子太保。蔡京专擅政权，又降为左光禄大夫，列入党籍，不久又恢复银青光禄大夫。绍兴初年，全部恢复他的赠官和谥号。有儿子希哲、希纯。希哲，字原明，因恩荫入仕。王安石执政时，准备把儿子王雱安置为讲官；因为希哲有贤能的名声，想先任用他。希哲辞谢说：“承蒙您相知已久，万一我出仕，必然免不了与您意见相同或不同；那样过去相交的情意就全没有了。”王安石于是作罢。公著任宰相时，希哲长期滞留在管理仓库的职位，于是判登闻鼓院，极力辞谢。公著叹息说：“当世的善士，我大略都收罗完了，唯独因为我的缘故，使自己的儿子不能得到试用，这是命运吗！”希哲的母亲贤明而有法度，听到公著的话，笑着说：“这也是因为他还不了解自己的儿子。”直到公著服丧期满，希哲才任兵部员外郎。范祖禹是他的妹夫，说他的经术、操行应当充任劝讲之臣；但因是姻亲兄长，不敢称誉推荐，正要离京时，私下认为已经没有嫌疑，于是诏令任他为崇政殿说书。他以修身为根本劝导君主，升任右司谏，推辞不接受。绍圣党论兴起，御史刘拯弹劾他不是通过科举进身，以秘阁校理身份出任怀州知州。中书舍人林希又说：“吕大防是由公著援引，所以提拔希哲以报答私恩。凡是吕大防一党欺骗君主、出卖国家的事，都是公著首先倡导的；而公著的罪恶，又是希哲引导造成的，怎么适合玷污华贵的官职？” 于是只保持原来的官阶。不久分司南京，居住在和州。徽宗初年，召任秘书少监，因为被曾布憎恨，改任光禄少卿。希哲极力请求外任，以直秘阁身份任曹州知州。不久遭遇崇宁党祸，被削去职务，任相州知州，调任邢州，罢官后任宫观官，寄居淮、泗一带，听说十多年后去世。儿子好问另有传。希纯，字子进，考中进士后任太常博士。元祐年间举行明堂祭祀，准备采用皇祐年间的旧例，同时祭祀天地和百神，都以祖宗配享。希纯说：“皇祐年间的礼仪，在经典中没有依据；嘉祐年间已经加以厘正，到元丰年间只以英宗配享上帝，全部停止群神从祀，这才符合严父的道理。请遵循那一制度。”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任宗正、太常、秘书丞。哲宗商议册立皇后，希纯请求考察三代婚礼，参照祖宗制度，广泛访求名门，选择德行相配的人。凡是世俗所谓勘婚的书，内容浅陋而不合经典，也一概屏弃，以防止借机附会。升任著作郎，因为避父亲的名讳没有接受，擢为起居舍人，权任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去世，希纯担心奸人乘机进说，动摇皇帝的听闻，立即上疏说：“从元祐初年起，太皇太后听政所任用的人，都素来有时望；所施行的事情，也都是人们愿意施行的。只有那些因罪过获罪的人，天天等待变故，纵横捭阖以谋求私利。如今他们一定会以更改神宗法度为说辞。臣认为，先帝的功业，万世不能掩盖；其中有几件事被小人误导，形势上虽有增减，但对于圣德本身并无损害。小人既然误导先帝，又想再误导陛下，不可不察。” 不久，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内侍梁从政、刘惟简被授任内省押班，希纯认为亲政之初就首先录用这两人，没有什么可以向天下显示的，坚持不予施行。因此宦官对他侧目而视。章惇任宰相后，出任宝文阁待制、亳州知州。谏官张商英怨恨希纯，极力攻击他，又以外亲关系为嫌疑，连续调任睦州、归州，名义上是换地方，实际上是困厄他。公著被追贬，希纯也以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居住在金州。又降为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道州。建中靖国元年，恢复待制，任瀛州知州。徽宗听说他的名声，多次称赞他。曾布忌恨希纯，趁他请求入朝觐见却还没有见到皇帝，立即以边境紧急为由催促遣送。不久改任颍州，列入崇宁党籍，去世，享年六十岁。

译范镇，字景仁，是成都华阳人。薛奎镇守蜀地，第一次见到他就喜爱他，把他安排在府舍中，让他与自己的子弟讲学。薛奎回朝时，把范镇一同带回；范镇考中进士，礼部奏报姓名时列为第一。按旧例，殿廷唱名超过三人后，礼部选出的第一名必须越过次序高声自陈，通常可以列入前列。唯独范镇不这样做，直到唱到第七十九人时才随声出列，朝廷内外都对此感到惊异。从此旧风便改变了。调任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绶延请他任国子监官，推荐为东监直讲。召试学士院，本来应当任馆阁校理，主考官却妄称他的文章失韵，补任校勘；范镇虽然愤懑，却处之安然。宰相庞籍说范镇有非凡才干，不急于求取进身，越级授任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开封府推官。升任起居舍人，知谏院。他上疏论说民田困敝，请求把祖宗以来官吏、军队的数额加以约束，斟酌取其中间作为定制；把现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作为经费，储存十分之三以备水旱等非常灾害。又说周代由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唐代由宰相分掌盐铁、度支；如今中书省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赋，各自互不相知，请让二府共同了解军政、民政大计，与三司一同制定国家财用。契丹使者到来，虚张声势地显示边疆形势，大臣们更加招募军队来塞责，每年耗费一亿千万。范镇说，防备契丹不如宽免三晋百姓；商人把粮食运到河北，在京师领取偿款，但专卖货物不能立即发给钞券，拖久了再出售，十份才得到六份的价钱。有人建议拿出内帑钱稍微提高价格收购，每年可以获得五十万缗的余利。范镇说，外府、内帑都是主管官署；如今让外府拖延商人的货款，内帑又趁人急迫而谋利，至于损害国家体面。仁宗立即停止了此事。温成皇后下葬后，太常议定礼仪，前面称作园，后来称作陵。宰相刘沆先任园陵监护使，后来任园陵使，范镇说：“我曾听说执法官玩弄法律，却没听说礼官玩弄礼制。请查问前后议礼不同的情况。”集贤校理刁约议论墓穴中随葬物品过于奢丽，吴充、鞠真卿争论礼仪，都被调出任外官，范镇上章请求留用他们。石全赟为皇后服丧，转任观察使，其他官吏全都越级升任两官，范镇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位皇后的安葬施恩，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请求追回石全赟等人的告敕。当时有诏令规定，凡是内降而不合准律令的，都允许执奏；不到一个月，大臣们就擅自废止不执行，范镇请求治中书、枢密院之罪。仁宗天性宽厚仁慈，论事的人争相激烈攻击，唯独范镇致力于援引大体；如果不关系朝廷安危和百姓疾苦，就宽略不说。陈执中任宰相时，范镇议论他没有学术，不是宰相的器度。后来陈执中的宠妾打死婢女，御史弹劾，想把陈执中驱逐。范镇说：“如今阴阳不和，财用匮乏，百姓困苦，盗贼滋长，监狱充满，陈执中应当承担这些罪责。御史却舍弃重大的责任而追究细小之事，揭露他的私生活。如果把这件事作为进退宰相的依据，就是因为一个婢女而驱逐宰相，不是用来彰明等级、辨别朝廷上下的办法。”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文彦博、富弼入相，诏令百官到郊外迎接。范镇说：“用虚礼来尊崇他们，不如用至诚来推重他们。”近来的制度规定，两制官不得到宰相家中拜访，百官不得私下求见，这是没有用真诚推重他们。希望取消郊迎，废除拜谒禁令。议论减少任子名额和每年取士的事，都是由范镇首先提出的。又请求让宗室疏远支属补任外官。当时虽未实行，到熙宁初年，终于都如他所说。仁宗在位三十五年，一直没有继嗣。嘉祐初年，仁宗突然得病，范镇上疏说：“陛下身体不适，海内人心惶惶，没有人知道应当怎么办。陛下独自把祖宗的后裔放在心上，这是为宗庙考虑，实在深远而明白。从前宋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宋太宗，这是天下最公正的做法；宋真宗因为周王去世，把宗室子弟养在宫中，这是天下最深远的考虑。” 希望以宋太祖的心意，实行宋真宗的旧例，选拔近亲中最贤能的人，以优厚的礼秩待遇，安置在左右，和他共同谋划天下大事，以系结亿万人的心。”奏章接连上了十九次，都没有得到答复。执政大臣议论说：“为什么要仿效那些沽名求进的人？”范镇写信答复：“近日天象出现变异，应当会有紧急战事。按我的道义，应当死于职守，不可以死在乱兵手下。这正是我选择死法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沽名求进的嫌疑呢？〔按：选宗室作为继嗣，是范镇首先提出的议论，司马光又写信劝他极力争取。恭读《通鉴辑览》御批：仁宗此时年纪还不大，没有皇嗣，范镇一定想援立近亲，其用意……〕 〔究竟是什么呢？况且前后奏章十九次上呈，甚至君臣相对哭泣，成什么样子？又写信给执政，说天象显示变异，一定会有紧急战事，编造荒诞之言来迷惑人心，尤其狂妄荒谬。〕授任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因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坚决推辞，执政大臣晓谕范镇。执政说：“现在已经有间言传入，办这件事十分困难。”范镇又写信给执政说：“事情应当讨论是非，不应当问难易。诸公认为今天比前一天困难，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比今天更困难呢？”他总共当面陈述三次，言辞更加恳切。范镇哭泣，皇帝也哭着说：“我知道你的忠心，你说得对。应当再等两三年。”奏章上了十九次，等待命令一百多天，胡须头发都变白了。朝廷知道不能改变他的志向，才罢去他的知谏院职务，改任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兼修起居注，后来又任知制诰。范镇虽然解除了言职，却没有一年不重申先前的议论。到这时因入朝谢恩，首先说：“陛下答应臣如今再等三年，已经到了期限，希望早日决定大计。”又借进献祫享赋来讽谏继嗣之事。韩琦于是决定谋划，册立英宗。范镇升任翰林学士。中书省议论追尊濮王，两制官和谏官都与此意见不同。诏令礼官考察详定典礼，范镇判太常寺，率领属官进言：“汉宣帝与汉昭帝是孙辈关系，光武帝对于汉平帝是祖辈关系，他们的父亲尚且可以称皇考，议论者还认为不对，说这是以小宗合并大宗的统绪。如今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父，又加尊濮王，那么错误不只是汉代两位皇帝所能相比。凡是称帝、称考、称寝庙，都不对。”

译正好起草制书时误把宰相官职升迁写错，于是改任侍读学士。第二年升任翰林学士，出任陈州知州。陈州正闹饥荒，他到任三天，擅自发放钱粮借给百姓，监司弹劾他，他立即自行检举，诏令宽免。神宗即位，恢复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按旧例，门下省封驳制书，审核省部文书奏章，纠察揭发违失和积压，都写在所授敕书中，后来才删去。范镇首先请求恢复这些文字，使官员知道自己应当守的职责。王安石把常平法改为青苗法，范镇说：“常平法起于汉代盛世，根据谷物价格的贵贱进行发放、收敛，以便利农民和商人，是最接近古制的，不能改变。青苗法实行于唐代衰世，不值得效法。况且陛下憎恶富民多取利息而少取一些，这正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差别罢了。”吕惠卿在迩英殿说：“如今预买细绢也与青苗法相类似。”范镇说：“预买也是弊法；如果府库有余，应当一并废除，怎么能拿它作为类比呢？”韩琦极力论说新法的危害，朝廷把他的奏疏送交条例司驳议。李常请求罢除青苗钱，诏令命人分析，范镇都封还诏书。诏令下达五次，范镇仍像开始一样坚持。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诏令准许，范镇再次封还诏书。皇帝把诏书直接送给司马光，不经过门下省。范镇上奏说：“由于臣无能，使陛下废弃制度，有关官署失职，请求解除臣的银台司职务。”他举荐苏轼任谏官，御史谢景温上奏使此事停止。举荐孔文仲参加制科，孔文仲在对策中议论新法不便，朝廷罢免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官职；范镇对这两件事都极力争辩，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立即上疏说：“臣的意见不能实行，已经没有脸面再站在朝廷上，请求辞去职务。臣进言青苗法却没有被听取，这是第一件应当离去的事；臣推荐苏轼、孔文仲却没有被任用，这是第二件应当离去的事。李定逃避服丧，竟然不承认母亲，破坏人伦，违背天理，却想让他担任御史；御史台因此罢止此事。陈荐在舍人院也因此罢止此事；宋敏、吕大防以及苏颂在谏院也因此罢止此事。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蒙蔽，以兴建边事为名，事情失败后却搁置不问，反而给他们治罪。帅臣李师中和御史，只因一个人说苏轼，便下令七路搜求他的过错；至于孔文仲，却遣送他回原任。以这两人相比，何况那两人，究竟谁是、谁非？难道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吗？说青苗法已有成效的，不过是每年得到一千万缗钱。这些钱不是出自天，不是出自地，也不是出自提出建议者之家，大概全都出自百姓罢了。百姓就像鱼，财物就像水。” 养活百姓却耗尽他们的财物，就像养鱼却把水抽干一样。奏疏上了五次。后来他指责王安石用喜怒作为赏罚的依据，说：“陛下有采纳谏言的资质，大臣却进献拒绝谏言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采用残害百姓的办法。臣知道这些话一旦传入，必然触怒大臣，罪责将不可测。但臣的职责是进献可否，如果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辜负陛下。”奏疏送入后，王安石大怒，拿着奏疏到来，手都发抖。他亲自起草制书极力诋毁范镇，以户部侍郎身份退休，凡是应得的恩典全部不给。范镇上表谢恩，大意说：“希望陛下汇集群臣的议论作为耳目，以除去壅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之臣作为腹心，以培养和平的福分。”天下人听说后，都认为这件事壮烈。退职后，苏轼说：“您虽然退职了，名声却更加尊重。”范镇忧伤地说：“君子能够使言论被听取、计策被采用，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使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惠，却没有智慧之名，也没有勇武之功。我独独不能参与政事，使天下承受祸害而我享有名声，我是什么心情呢？”他每天与宾客赋诗饮酒，有人劝他称病闭门，范镇说：“死生祸福，是天命，我能把天怎么样呢？”同天节时，请求随百官班次入朝祝寿，获准，后来成为定制。苏轼获罪下御史台狱，官府搜求他与范镇往来的书信，事情十分紧急，范镇仍然上书为他申辩救援。很久以后，迁居许州。哲宗即位，韩维说范镇在仁宗时曾提出建立储嗣的议论，把他十九次上疏的奏章全部呈上。授任端明殿学士，起用为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并且准备任命他为门下侍郎。范镇一向不想出仕，从孙范祖禹也劝他不要接受，于是坚决推辞，改任提举崇福宫。范祖禹请假回家探望父母，诏令赐给他龙茶，慰劳十分优厚。范镇再次请求告老，以银青光禄大夫身份再次退休，屡次加封为蜀郡公。范镇特别注意音乐，自称掌握古法，独自主张房庶关于依律制造量尺的说法。司马光认为不对，来回辩论，几乎写了数万字。起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采用王朴的三种律制。皇祐年间，又诏令胡瑗等考察订正。仁宗时，诏令范镇与刘几共同制定。范镇说：“制定乐制应先校正律管，制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鬴、斛，准备画图进呈。”又请求寻访真正的黍米来确定黄钟，而刘几立即采用李照的乐制，又增加使用四清声。奏乐制成后，诏令停止此事，赏赐更加优厚。范镇说：“这是刘几的乐制，臣参与了什么呢？”到这时，才请求采用大府的铜来铸造，过了一年制成，比李照的乐制低一个律而有奇数。皇帝和太皇太后驾临延和殿，召执政大臣一同阅视，下诏赐予嘉奖，并把乐制交给太常。范镇当时已经患病，乐器演奏三天后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忠文”。范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处十分融洽，议论仿佛出自同一人，并且约定活着时互相作传，死后互相撰写墓志铭。司马光在世时为范镇作传，佩服他的勇敢果断。范镇又为司马光墓志铭写道：“熙宁年间奸朋淫纵、险邪谄媚狡猾之徒，幸赖神宗洞察其中，文字峭拔严厉。”司马光的儿子康请苏轼书写墓志铭，苏轼说：“我并非不愿意书写，只是担心这不是三家的福分，于是改写了别的铭文。”范镇清白坦荡，待人必以诚意，恭谨节俭而谨慎沉默，从不谈论他人的过错；面对重大节义、决定重大议论时，神色温和而言语壮烈，即使在万乘君主面前也没有屈服。他坚定奉行义理，学问以六经为根本。兄长的儿子名叫百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百禄，字子功，是范镇哥哥范锴的儿子。考中进士，又考取才识兼茂科。当时正值治平年间水灾，大臣们正在议论濮王礼仪。百禄在对策中说：“如果怠慢宗庙、废止祭祀，那么水就不会滋润下行。从前汉哀帝尊奉共皇，河南、颍川发生大水；汉孝安帝尊奉德皇，京师和郡国有二十九处发生大水。这大概是大宗尊崇，小宗减杀，宗庙礼制重要，私家祭祀轻微。如今应当减杀的反而尊崇，应当轻视的反而重视，灾异就是由此而发生的。”对策列入三等，以秘书丞身份任蒙阳县知县。〔据《东都事略》增补。〕熙宁年间，提举江东利梓路刑狱，加授直集贤院。利州武守周永懿因受贿被贬，百禄请求恢复至道年间的旧例，任用文官统领军队以管辖边界，朝廷采纳了。熊本处理泸州蛮人的事务，夷族首领力量不支请求投降，副将贾昌言想杀掉他来邀功，百禄晓谕他但没有听从，便去对熊本说：“杀害投降者不吉祥，怎么能容许骄横的将领在境内横行？”熊本惊醒，立即发布檄文制止。熙宁七年，召任知谏院。当年正逢旱灾，他请求讲求当务之急，收回不便施行的法令。论及手实法时说：“编造户籍、实行手实，允许告发隐匿户口。法令虽有手实的条文，却从来没有真正实行，大概是因为让人自己申报，必然不会如实；如果又明确允许告发，人们将会彼此结仇。” 这样一来，礼义廉耻的风气就衰败了。”五路设置三十七名将领，专门督察所统率的军队，甚至允许他们征召平民来参与军谋。百禄考察其中一些人，有的凭恩泽买得职位，有的因有过失而被收用，有的没有经历过边疆事务，有的起初出身群盗；他上疏列举其中十四人的劣迹，请求仍按旧制度，由将佐专门负责教练阅兵，其余事务交给州县，许多建议得到施行。他与徐禧共同审理李士宁的案件，奏称李士宁蛊惑童男童女，导致他们图谋叛逆，按罪应处死且不得赦免。徐禧偏袒李士宁，认为他无罪，执政大臣主张贬黜徐禧，百禄则监管宿州酒务。元丰末年，入朝任司门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即位，升任中书舍人。司马光恢复差役法，担心官吏接受贿赂，想加流配之刑，百禄坚持争辩，于是作罢。元祐元年，任刑部侍郎。各郡把过去斗殴杀人而情有可悯的案件请求复审，法官说：“应当宽免。”司马光说：“杀人而不判死罪，法律就废了。”百禄说：“称为杀人当然可以；但如果制定刑罚时认为其中没有值得疑虑的地方，推究情实又认为没有值得怜悯的地方，那就不可以。如今一概依照法律判处死刑，那么两种杀人罪名从此都会被认为没有值得疑虑和怜悯的地方了。”当时又下诏规定天下的案件，如果不应当复审却擅自复审，便抵罪；有关官署因害怕请示，甚至加重处罚，造成枉法以求合乎法令。百禄说：“熙宁时的法令规定，凡是没有可疑、可怜情由而判决的案件，免予驳勘；元丰时却删去了这一条，近来又有奏劾的诏令，所以官吏都畏惧回避。”他不怕议论死刑案件，逐条列出五年中应当减免死罪的人数上报，门下省仍加以驳议；对于确实应当减免的，以及按惯例属于有司处理的案件，又退还中书省。百禄再次争辩，后来全都听从了他的请求，改任吏部侍郎。议论者想裁汰胥吏，吕大防催促先废去一半，百禄说：“废去一半，就会有很多职位无人任职，不如逐渐减少。从今以后，胥吏职位空缺便不再补充，不出几年，人数就会减少一半以上了。”吕大防没有听从。都水王孝先提议让黄河回到旧河道，吕大防有意支持，命百禄前往察看。百禄认为黄河向东流，地势高低与河势顺流向下，不能改道回去，便立即驰送奏状，并把神宗下令不得堵塞旧河道的诏令一并上奏。吕大防仍说：“黄河东流，是中国的险要屏障；如今塘泺已经毁坏，界河淤浅，黄河将要向北流了。”百禄说：“塘泺只有防备之名，并没有抵御寇敌的实际作用。即使黄河改向北流，敌人也会开始担心下游，这反而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先帝的明诏明明还在，怎么能妄自改动、动摇它呢？”吕大防于是停止了此事。不久，百禄兼任侍读，升为翰林学士，向皇帝陈述辨别邪正的标准，共二十多条，希望把这些事情作为概括性的依据来观察人情，那么邪正就能分辨了。百禄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开封府，勤于处理民事，狱中没有在押囚犯。同僚官吏想把监狱空无囚犯的情况上报，百禄说：“方圆千里的京畿没有一个在押囚犯，这是至尊的仁德，不是府尹的功劳。”不准上报。过了几个月，他又任翰林学士，被授为中书侍郎。这一年举行郊祀，议论合祭天地，礼官以《昊天有成命》为依据。百禄说：“这是三代的礼制，为什么还要重新合祭呢？《昊天有成命》这首颂诗，祭天祭地都可以歌咏它，就像春夏祈求谷物丰收时歌咏《噫嘻》，难道也只用于一次祭祀吗？”争论了很久仍不能决定，宰相说：“百禄所说的是礼经上的制度，今天实行的是权宜的制度。陛下初次举行郊祀，应当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以表示恭敬。”于是合祭天地。熙河范育请求增筑纳迷等三城，百禄说：“这些都是必然争夺的地方。既然筑城，如果敌骑不时出动，我们凭什么耕种？以后即使想放弃它们，耗费也已经太大了。”皇帝全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右仆射苏颂因拖延任命文书而被罢免，百禄因与他同在中书省也被罢免，任资政殿学士，出知河中府【按《宋史·宰辅表》，苏颂当时兼任中书侍郎，所以说百禄与苏颂同在一省】。后来调任河阳，死于河南，享年六十五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他的儿子祖述，任监颍州酒税，代理狱掾，审阅已经具备的狱案，救活了两个被判死刑的囚犯，州人认为他神异。出知巩县时，开凿南山引水流入洛水，县内不再有水患，文彦博称赞他的才能。因为父亲被列入党籍，他任监中岳庙。过了很久，任泾州通判，出知台州，上奏请求停止进贡黄甘、葛蕈。主管西京御史台时，靖康年间多有灾难，他避乱到达汝州。汝州知州赵子栎邀请他共同守城，邻近各郡全部陷落，唯独汝州保全。历任官职至朝议大夫，去世。他的从弟是祖禹。

译祖禹字淳甫，另一个字梦得，是祖锴的父亲，百禄的儿子，任太常博士【据《东都事略》增补】。祖禹幼年丧父，叔祖祖镇把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考中进士甲科，任校书郎，出知龙水县【据《东都事略》增补】。他跟随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住了十五年，不热衷于求取进用。书成之后，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当时王安石执掌国政，尤其器重他。王安石与祖禹交好，祖禹应当告知王安石的心意，却始终不去拜访。富弼退休后居住在洛阳，平素严肃刚毅，很少接待别人，唯独对祖禹十分厚待。富弼病重时，召见祖禹，把秘密奏疏交给他，大体上都是论说王安石误国以及新法的危害，言辞极其愤激切直。富弼去世后，众人都认为不可以上奏，祖禹最终还是把它上呈了。神宗去世，祖禹上疏论述丧服制度说：“先王制定礼制，君主的丧服与父亲相同，都穿斩衰三年。自汉代以来，不只是臣下没有服丧，君主也不再服三年丧。国朝外廷虽然采用按月份折算日期的制度，宫中实际实行三年服丧，君主的丧服如同古制。然而臣下仍然依照汉制，所以十二日举行小祥祭，满一年又举行小祥祭，二十四日举行大祥祭，满两年又举行大祥祭。既按日计算，又按月计算，这是没有礼制依据的做法。古代是在满两年举行大祥祭，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禫祭这个名称，并不是指丧服的颜色。如今却穿惨服三天，然后举行禫祭，这是不合经典礼制的做法。丧服已经除去，到下葬时又重新穿上，附祭入庙后立即改穿吉服，才八个月就匆忙完全除服，什么丧服都不再穿，这又是礼制没有渐次的做法。每逢朔日、望日，群臣穿朝服到殡宫朝见，这是以吉服面对丧事；君主穿着衰服在上，这是把先帝的丧服当作君主个人的丧事。这两件事都不合礼制。”哲宗即位，提拔祖禹为右正言。吕公著执政，祖禹因自己是他的女婿而有嫌疑，推辞任职，改任祠部员外郎；又推辞任著作佐郎。修撰《神宗实录》时任检讨，升为著作郎兼侍讲。神宗举行祥祭后，祖禹上疏给宣仁太后说：“如今刚开始改穿吉服，服饰器用全都焕然一新，奢侈或节俭的开端都由此产生。凡是能够动摇心志、悦人耳目的东西，不应超过旧制。皇帝的圣明禀性尚未定型，因此凡是用来训导他、成就德行的事情，举动都应当合乎法度。如今听说奉宸库取用珠宝，户部使用黄金，数量极多，恐怕会不断增加而没有止境，希望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就停止，崇尚节俭、敦厚朴实，辅助培养圣明的性情，那么学问会日益增长，圣德会日益隆盛，这就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宫中因夏季暑热暂时停止讲读，祖禹说：“陛下今天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到日后的治乱。如果好学，天下君子都愿意立于朝廷，用正直之道侍奉陛下，辅佐您的德业而达到太平；如果不学习，小人都会动起心思，专门施行邪曲谄媚的手段来窃取富贵。而且凡人的求学，没有不是在年轻时开始的，如今圣明的资质正在成长，几年以后，恐怕不能像今天这样专心，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升任起居郎，又被召试中书舍人，祖禹都没有接受。吕公著去世，召祖禹授右谏议大夫。他首先上疏论述君主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的要点，请求太皇太后每天把天下的辛劳、万民的疾苦、群臣的邪正、政事的得失讲给皇帝听，启发引导皇帝的内心，使将来众说不能迷惑他，小人不能进用。蔡京镇守蜀地，祖禹说蔡京略有才干，但不是端正贤良之士；如果让他镇守成都，回来时就应当任执政，不应当再加以提升。当时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之间创立一些制度，祖禹认为朝廷既然已经察觉王安石的法令错误，就应当恢复祖宗旧制；如果出于新旧法之间，两者同时施行、兼而保存，国家纲纪就会毁坏。升任给事中【按《东都事略》说：当时派都水监李伟分流黄河，引入孙村口，回到旧河道，以缓解下游的紧急情势。李伟于是想堵塞宗城决口，并把深州的费用移来，使黄河回到旧河道。祖禹上疏极力说明黄河没有可以堵塞的道理。后来升任给事中，仍然极力进言，认为如今治河工程并不紧迫，工费却在逐渐增加，大臣私下认为工程一定不能成功，恐怕会白白耗费国家财力和百姓力量，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意见。《宋史》本传没有记载，附在这里说明】吴中发生大水，诏令拿出米一百万斛、钱二十万缗赈济救助。谏官请求加以查验考核，祖禹把他的奏章封还，说：“国家的根本仰赖东南供给，如今一方百姓呼天诉苦，张口等待哺养，以解除朝夕之间的急难。上报灾情即使稍有过分，实际上也应当宽略对待而不追问；如果稍微施加惩罚，恐怕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进言了。”兼任国史院修撰，任礼部侍郎，论述选择监司、郡守、县令说：“祖宗把天下分为十八路，上下互相维系，轻重互相制约，设置制度的办法最为适宜。监司负责一路，守臣负责一州，令宰负责一县，都是与天子分掌土地而治理，怎么能不慎重选择呢？祖宗曾有考核官员的办法，专门考察各路监司，在中书省设置簿册来考核他们的要务。如今应当委托吏部尚书选取适合任州官的人，分别列出功劳事状上报三省，由三省召来察考；如果这个人可以任用，就按次序上表推荐。到任后，便命监司考核他的政绩，年终以后可以比较优劣并施行升降。这样监司、郡守得到合适的人选，就不用担心县令没有才能了。”听说宫中寻找乳媪，祖禹认为皇帝年仅十四岁，还不是接近女色的时候，便上疏劝皇帝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又请求宣仁太后保护皇帝的身体，言辞十分恳切。后来宣仁太后告诉祖禹，外间的议论都是虚假的。传话之后，祖禹又上疏说：“臣所说皇帝增进德行、爱护身体的事，应当常常引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身体的事，也希望因此不要忘记。如今外间的议论虽然虚假，但臣在道路上听到这些话，实在心中怀有私下的忧虑，所以不敢回避妄言的罪责。凡是事情在尚未发生时进言，确实可能被认为是过分；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那么进言还有什么益处？陛下宁可接受尚未发生之事的言论，也不要使我们有来不及进言的悔恨。”授任翰林学士【按《东都事略》改作礼部侍郎，升翰林侍读学士，知国史院事，又任翰林学士】。宣仁太后去世，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危害政事，于是上奏说：“陛下正要亲自总揽各项政务，延请会见群臣，这是国家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关键、生民休戚的端绪，也是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天命人心离合去就的时刻，怎么能不畏惧呢！先太后对社稷有大功，对百姓有大德，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而群小怨恨她的也不少，他们一定会以改变先帝的政令、驱逐先帝的臣子为借口来进行离间，不可不察。先太后因顺应天下人心而进行变革，既然改了法令，那么制定这些法令的人有罪，就应当退职；又顺从众人的意见驱逐他们，难道其中有什么憎恶之心吗？

译只要辨析是非，坚决拒绝邪说；有人用奸邪言论迷惑听闻，就交付法司依法惩处，严厉惩罚一个人来警戒众多奸恶之徒，那么就会安然无事了。这些人既然已经误害先帝，又想误害陛下，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呢？”当初，苏轼约定要一起上疏论列，看到祖禹的奏疏后，便署名一同上奏，说：“您的文章，是治理天下的文章。”最终没有再拿出自己的稿本。祖禹又说：“陛下承继六世祖宗留下的功业，应当想到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一言一动，都像祖宗在上面注视、在旁边质问，这样才可以长久享有天下的奉养。先太后以大公至正为本心，废除安石、惠卿所创立的新法，施行祖宗旧政，日夜苦心劳力，为陛下奠定太平的基础。希望陛下安静守成，恭敬自持而临御天下，虚心待人，那么群臣的邪正、万事的是非，就都会明白地呈现在圣心之中。小人的心思，专门出于私利，所以不利于公；专门出于邪曲，所以不利于正；专门喜欢变动，所以不利于安静。希望陛下把这些作为刻骨铭心的戒诫。”奏章多次上呈而没有得到答复，忽然听说宫中召来十多个内臣。祖禹说：“陛下亲政以来，四海都侧耳倾听，却没有听说您访问一位贤臣，所召来的却是先召内侍，必定会使人认为陛下偏爱亲近的旧习，希望立即下诏改正。”于是请求入对，说：“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制定新法，完全改变祖宗的政令，招引许多小人来误国，又用兵开拓边疆，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幸亏先帝觉悟，罢免驱逐了王安石、吕惠卿二人，但他们所招引的群小已经遍布朝廷内外，不能再全部驱逐。蔡确接连制造大狱，王韶创立经略熙河之举，章惇开拓五溪，沈起扰乱交阯、广西，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办西部战事，军民死伤都不少于二十万人。以至于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推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李稷、陆师闵在西川推行茶法和市易法，刘定教在河北推行保甲法，百姓都愁苦、痛恨、叹息、怨恨，家家都想着作乱。幸亏陛下与先太后起而救治，天下百姓才像解除倒悬之苦。只是过去被斥逐的人窥伺事变，妄自认为陛下并不认为修改法度是正确的；如果让他们得以来到左右，必定会进献奸邪言论。万一陛下错误听信而重新任用他们，臣恐怕国家从此不能振作。臣又论说汉、唐的灭亡，都由宦官造成。熙宁、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掌权，总领兵权，声势显赫。王中正兼管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抗，军队冻饿，死亡最多。李宪陈述再次出兵的策略，导致永乐城陷落。宋用臣兴办土木工程，没有休息的时候，又防范市井中谋取私利的行为，替国家聚集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杀，也不足以向百姓谢罪。李宪虽然已经死了，但王中正、宋用臣还在，希望陛下明察他们。当时“绍述”之论已经兴起，有人有意起用章惇，祖禹极力说章惇不可任用，皇帝没有听从，于是请求出任外官。皇帝本来还想重用他，但内外阻挠的人很多，便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言官弹劾祖禹修撰实录时诋毁诬陷，又搜取他劝阻宫中寻找乳媪一事，接连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在永州、贺州，又迁往宾化，最终在那里去世，享年五十八岁。祖禹在迩英殿讲读时，遵守经义、依据正道，进献劝谏尤其多。曾经讲《尚书》讲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话时，他拱手再诵一遍，退后站立说：“希望陛下留心听取。”皇帝点头答应了好几次，他才退下。每当讲读的前一天晚上，他一定端正衣冠，庄严得像在皇帝身边；命子弟先侍立在案前讲解其义，列举古代义理并参照当时事务，言辞简洁而恰当，义理明白。苏轼称他为讲官中的第一人。祖禹曾进献《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宗政典》六卷。其中《唐鉴》深刻阐明唐朝三百年的治乱，学者尤其称赞它。建炎二年，追复龙图阁学士。儿子是祖冲。绍兴年间，祖冲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儒林中有他的传记。钦定《续通志》第三百五十四卷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第三百五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