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七

译《儒林传》宋【八】吕祖谦，蔡元定【沈】、陆九龄【九韶】、陆九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　　　　戴溪　　　　蔡幼学 吕祖谦，字伯恭，是尚书右丞吕好问的孙子。从他的祖父开始，家族世居婺州。祖谦的学问源自家庭，承继了中原文献的传统。他成年后跟随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学，后来又与张栻、朱熹交友，讲习探究更加精深。起初凭借恩荫入仕，后来考中进士，又考取博学宏词科。调任南外宗教，遭逢母亲丧事，居住在明招山。四方士人争相来投奔他。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当时中都任职、等待补缺的人，按惯例都补任外地添差教授，祖谦被派任严州教授。不久又召回任博士，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他在轮对时，勉励孝宗留意圣贤之学，并且说恢复大业的事情，规划应当确定，方略应当审慎。陛下正广泛招揽豪杰，共同成就功业；希望您精心加以考察，使他们明确筹划的实际内容、先后次序，让那些试图侥幸的说法不敢在您面前陈述，然后与一两位大臣确定成算，依次实行，这样大业就可以恢复了。召试馆职时，先前被召试的人通常都事先向学士院询问题目，只有祖谦不是这样；他的文章却特别典雅优美。他曾读陆九渊的文章，很喜欢，却还不认识这个人。礼部考试时，得到一份试卷，说：“这一定是江西小陆的文章。” 拆封后果然是陆九渊的试卷，众人都佩服他鉴别精确。主管台州崇道观，过了三年，任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由于修撰李焘推荐，重新修撰《徽宗实录》，书成后晋升官秩。他面见皇帝时说：“治国的根本，必须上下、内外彼此不相侵夺，然后才能安定。从前陛下因为大臣不能胜任，便兼办他们的事务；大臣也都亲自处理细务，去做有司的事情。对外直到监司、守令，他们的职权大多被上级侵夺，因而不能命令下属；所以豪强狡猾之徒轻视官府，郡县忽视省部，属官凌驾长官，卑贱之人轻慢执掌权柄的大臣。平时看不出它的祸患，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谁来指挥调度、伸缩进退呢？如果说臣下的权力太重，担心他们不能没有私心，那么有给事中、舍人负责出纳诏令，有台谏官负责纠正，有侍从官负责询问访察。假如能得到端正方直、不偏不倚的人分别担任这些职务，自然没有专擅恣意的忧虑，又何必屈尊皇帝亲自代替他们操劳呢？陛下对于身边的人，即使不费力控制，如果任其玩忽而不加考虑，他们的声势就会逐渐增长，趋附的人逐渐增多，过失罪咎逐渐积累。对内，他们害怕被陛下驱逐，便更加想方设法蒙蔽；对外，他们害怕受到公众舆论的憎恶，便更加肆意诋毁排斥别人。希望陛下虚心寻求天下士人，掌握要领来统摄万事的关键，不要因为任用某人偶有错误，就认为多数人都值得怀疑；也不要因为自以为聪明过人，就认为自己的智慧足以察知一切。” 不要在小事上过于详察，却忘记长远大计；不要忽略眼前之事，却忘记壅蔽的苗头。他又说，本朝治国的根本，有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也有相对于前代仍不完备的地方。用宽大忠厚来建立规模，用礼让节义来成就风俗，这就是所谓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然而文治值得称道，武功却没有振作；名臣接连出现，才干谋略却不够优长。所以即使在国家昌盛强大的时候，这种弊病已经显现了。正因为如此，元昊造成边患时，范仲淹、韩琦都是一时之选，却不能平定消灭祸乱，由此就可以知道功业没有成就的原因了。臣认为，今日治国的根本中，相对于前代不完备的地方，固然应当激励振作；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更应当爱护防守、扶持巩固。此前书坊有一本书叫《圣宋文海》，孝宗命临安府校正刊行。学士周必大说：‘《文海》取舍不当，恐怕难以流传后世，何不交给馆职官员选定，编成一代之书？’孝宗便把这件事交给祖谦。祖谦于是截取中兴以前的文章，推崇雅正、排斥浮华，分类编成一百五十卷进呈，赐名《皇朝文鉴》。下诏任命他为直秘阁。当时很看重职名，不是有功劳的人不能授予。中书舍人陈骙【按《宋史》误作陈揆，今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改正】驳议此事。孝宗批示说：‘馆阁的职务，以文史为先；祖谦所进呈的书，采择精审详备，对治理之道有益，所以用此来宠待他，可以立即命人撰写诏词。’陈骙不得已起草诏制。不久祖谦主管冲祐观。第二年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因病请求奉祠归乡，去世后谥号为“成”。祖谦的学问以关中、洛阳之学为宗旨，同时广泛考察各种典籍，深广得看不到边际。他心平气和，不标榜孤高奇异；当时杰出卓越的人士，都归心于他。他年轻时性情急躁，有一天诵读孔子“严于要求自己而宽于责备别人”的话，忽然觉得平日的愤怒怨恨一下子像冰融化般消散了。朱熹曾说：“像伯恭这样求学，才是真能改变气质；他所讲论筹划的，是要启发万物、成就事务。”后来他卧病在床，但任重道远的志意没有衰退。所修《读诗记》《大事记》都没有成书；考订《古周易书说》《闺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都流传于世。儿子叫延年。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阳人。生来聪颖，八岁就能作诗，每天能记诵几千字。他的父亲蔡发博览群书，号称牧堂老人，把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传授给元定，说：“这是孔子、孟子的正统传承。”元定深深体会其中的意义，长大后辨析更加精细。他听说朱熹的名声，便前往拜师。朱熹考问他的学问，大为惊异，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不应列在弟子之中。”于是与他同榻而卧，讲论各经的深奥义理，常常直到半夜。四方来求学的人，朱熹一定让他们先向元定请教、求证。太常少卿尤袤、秘书少监杨万里联名上疏向朝廷推荐他，朝廷召见他，他以有病推辞。当时韩侂胄专擅政权，设置伪学之禁，借此排空善类；台谏官顺应风势，专门肆意排斥攻击，但还不敢公开说要攻击朱熹。直到沈继祖、刘三杰任言官，才接连上疏诋毁朱熹，并牵连元定，未几被贬到道州。州县急迫地捕捉元定，元定听到命令后没有告别家人，立即上路。朱熹与跟随求学的数百人在寺院中为他饯行，座中宾客都感叹，有人流下眼泪。朱熹看顾元定与平日没有不同，于是感慨地说：“朋友相爱的情谊，以及季通不受挫折的意志，可以说两方面都实现了。”

译元定作诗说：“握手含笑相互告别，不要作儿女之态悲伤。”众人说应当慢些走，元定说：“得罪了上天，难道可以逃避上天吗？”他带着儿子沈徒步行走三千里，脚都流血了，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亲友。到了舂陵，远近前来求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有个名士恃才傲慢，嘲笑前代贤者，却也从内心敬服元定，前来拜见，行弟子礼十分恭敬。人们编成话说：“起初不敬，如今接受命令。”爱护元定的人说应当谢绝学生，元定说：“他们是因求学而来，怎么忍心拒绝？如果有祸患，也不是关门堵洞就能躲避的。”他写信教诫几个儿子说：“独自行走不愧对自己的影子，独自睡觉不愧对自己的被褥，不要因为我获罪的缘故就放松你们的志向。”一天，他对沈说：“可以谢绝宾客了，我想安静地回归造化。”过了三天便去世。韩侂胄被诛后，追赠迪功郎，赐谥号“文节”。元定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事物没有不探究的；义理能洞察其根本，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没有不精通的。古书中的奇特文辞、深奥义理，别人不能理解的，他一看就能解释。朱熹曾说：“别人读《易》这样的书很难，季通读难懂的书却很容易。”朱熹为《四书》作疏释，以及撰写《易传》《诗传》《通鉴纲目》，都与元定反复参订。朱熹编写《启蒙》一书，便让元定起草；学者尊称他为“西山先生”。他所著的书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辨》《皇极经世》《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朱熹为《八阵图说》作了序。儿子渊、沈都亲自耕作，不出仕。渊有《周易训解》。沈字仲默，年轻时跟随朱熹游学。朱熹晚年想撰写传记，还没来得及完成，便把这件事交给沈。关于《洪范》的数理，学者很久以来已经失传，只有元定独自领会了其中的心得，却来不及论述著作，说：“成就我的学说的，是沈。”沈接受父亲和老师的托付，沉潜反复研究数十年，然后成书，阐明了前代儒者没有达到的地方。他论述《洪范》的数理说：体现天地创制的，是《易》的卦象；记录天地创制的，是《洪范》的数理。数开始于一个奇数，卦象由两个偶数形成。奇数，是数得以建立的依据；偶数，是数得以运行的依据。所以二乘四得到八，是八卦的卦象；三乘三得到九，是九畴的数理。由此八乘八再乘八，八的三次方为四千九十六，卦象就完备了；九乘九再乘九，九的三次方为六千五百六十一，数理就周备了。《易》经过四位圣人而卦象已经显明，《洪范》由神禹传授而数理却没有流传下来。后来的作者不明白象数的根源，阻塞了变通的妙理，有的就把卦象直接当作数，有的反过来把数模拟成卦象，牵强附会，使自然的数理更加晦暗。沈起初跟随元定被贬往道州，跋涉数千里，经过楚、粤偏远穷僻的地方，父子相对，常常以义理自我欣悦。元定去世后，他徒步护送灵柩，准备带着遗留下来的金钱返回，但凡是按道义不能接受的，就立即辞谢推却，说：“我不忍心给先人增添负累。”他年仅三十岁，便放弃科举学业，一心以圣贤为老师，隐居在九峰。当时名卿准备推荐任用他，沈没有接受。次子陆抗，另有传。陆九龄，字子寿，抚州金溪人。父亲陆贺因为学问和品行受到乡里人的尊崇，曾采用司马氏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仪式在家中实行。九龄幼年聪颖端庄稳重，十岁丧母，悲痛损伤身体如同成年人。稍长，补为郡学弟子员。当时秦桧主持国政而无道，程氏之学的学者中，只有九龄尊崇程氏学说。过了很久，他听说新任博士学习黄老之学，不讲礼法，感慨叹息说：“这不是我所希望学习的东西。”于是回家跟随父兄更加努力地讲学。当时吏部员外郎许忻在朝廷内很有名，退居临川，很少接待宾客；一见九龄，与他交谈就十分高兴，把当代文献全都告诉他。从此九龄更加大力求学，阴阳、星历、五行、卜筮等学说无不通晓。他性情周密谨慎，不肯苟且简略；游学进入太学，司业汪应辰举荐他为学录。乾道五年考中进士，调任桂阳军教授；因父母年老，改任兴国军教授，还未赴任，湖南发生茶寇劫掠庐陵，声势震动邻近各郡。原来有义社用来防备盗寇，郡里听从众人请求，让九龄主持此事，门人多不高兴。九龄说：“文事与武备是一回事。古代有征讨时，公卿就担任将帅；比闾的长官就是五两之长。” 士人如果以此为耻，就会让豪侠武断之人专擅其事。”于是他接管此事，调度屯守防御都有法度。盗寇虽然没有到来，但郡县都依靠这件事而加以重视。他有空便和乡里的子弟练习射箭，说：“这本来就是男子的事情。”到兴国后，那里靠近大江，风俗节俭吝啬，很少有人知道求学。九龄没有因为职务清闲就放纵自己，而是劝导安抚、引领扶助士人，不满一年便使当地学风兴起；因继母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调任全州教授，还未赴任便得病去世。宝庆二年，特赠朝奉郎、直秘阁，赐谥号“文达”。九龄曾继承父亲的志向，更加修习礼学；治理家庭有法度，内宅之中严肃得如同朝廷，而待人忠诚恭敬、和乐平易，乡里人受到感化，都互相谦让友爱。他与弟弟九渊互相以师友相待，和睦而见解不同，学者称为“二陆”。广汉人张栻与九龄原本不相识，晚年通过书信讲学相约，寄托以匡正世道为重的志向。吕祖谦常称赞他说：“他的志向远大，立足于实际；遇到关键的阻碍，即使已经积累了九仞之功，也不敢因此产生一丝一毫的偏差；即使成为万夫仰望的表率，也不敢满足于只听一面之词、只看一面，而是站起来四面察看；如果没有达到至平至粹的境地，就不会停止。”弟弟九韶。九韶字子美，他的学问深厚纯粹，隐居山中，白天的言语行为，夜里一定记录下来。他家几代实行义居制度，由一人中年龄最长者担任家长，全家的事情都听从他的命令。每年更换任职，子弟分别承担家事；凡是田地、租税、收支、炊事、宾客等事务，都各有主管者。九韶把训诫的话编成韵语。每天早晨起床，家长率领众子弟拜谒先祖祠堂完毕，便击鼓诵读这些韵语，让他们列队听讲。子弟有过错，家长当着众子弟的面责备训诫；不改就鞭打；仍不改，估计不能容忍，就报告官府，把他屏弃到远方。九韶著有《梭山文集》，并制定家规，绘制州郡图。

译陆九渊，字子静。他三四岁时，问父亲天地的尽头在哪里，父亲笑而不答，于是他深思此事，以至忘了睡觉和吃饭。到了童年，举止就与普通孩子不同，见到他的人都敬重他。曾经读书读到“宇宙”二字，解释的人说：“四方上下叫作宇，古往今来叫作宙。”他忽然大为醒悟，说：“宇宙之内的事情就是我分内的事情，我分内的事情就是宇宙之内的事情。”乾道八年考中进士，到了行在，士人争相跟随他交游。他教人不使用学规，有小过错，便一语说中对方的内心，有时甚至使人流汗。有人心中有疑惑而自己不能明白，他就为其分条剖析原因，完全符合那人的内心。起初调任隆兴靖安县主簿，改任建宁崇安县主簿。因少师史浩推荐，被召入接受审察，他没有赴任。侍从官又推荐他，任国子正；他教育学生与在家时没有不同。任敕令所删定官。九渊年轻时听说靖康年间的事情，对恢复国土、报仇雪耻的道义慨然有感；到这时便访求了解勇士，与他们商议恢复的大略。因轮对，便陈述五条意见：第一，论述仇耻尚未报复，希望广泛寻求天下俊杰，共同担负论道经邦的职责；第二，论述希望皇帝达到尊德乐道的诚心；第三，论述知人的困难；第四，论述事情应当逐步推进，不可仓促；第五，论述君主不应亲自处理琐碎事务。皇帝称好。不久任将作监丞，被给事中王信驳议，诏令主管台州崇道观，回到故乡。求学者像车轮辐条汇聚一样前来，称他为象山先生。他曾对学者说：“你的耳朵自然聪敏，眼睛自然明亮，侍奉父亲自然能够尽孝，侍奉兄长自然能够敬悌；本来没有缺少什么，不必向外寻求，关键只在于自己站立起来罢了。”又说：“把这条道理讲给沉溺于利欲的人听还容易，讲给沉溺于个人意见的人听却困难。”有人劝九渊著书，他说：“求学如果真正懂得了道理，六经都只是我的注脚。”光宗即位，调任荆门军知军。百姓有诉讼，无论早晚都可以到公堂来；又让他们自己拿着诉状追赶官府，并规定期限，大家都按约前来。他随即斟酌情理裁决，多数予以劝止或宽免。案件如果涉及人伦，就让当事人自己毁掉诉状，以厚风俗；只有确实不可教训的，才依法处置。他对境内官吏的贪廉、民俗趋向善恶，都平时有所了解。有一人控告别人杀了他的儿子，九渊说：“不至于这样。”追查后，果然他的儿子平安无事。有一人控告失窃，却不知道盗窃者是谁，九渊说出两个人的姓名，命人捕来审讯；两人服罪，全部追回所盗财物，而且宽免他们的罪，使其改过自新。于是他把某处某人横暴的事告诉官吏。第二天有诉讼说遭到抢夺掠取，正是那个人，于是便加以追捕治罪。官吏大为惊异，郡中把他当作神明。申明并严格实行保伍法，盗贼一有发生，便能将其擒获，没有一个逃脱；群盗都屏息不敢妄动。荆门是次边之地而没有城墙，九渊认为该郡处在江汉之间，是四方交通会集的地方：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援助襄阳，东面防守随州、郢州的要冲，西面正当光化、夷陵的冲要。荆门坚固，四邻就有所凭恃；否则便有背后、两胁和腹心受敌的忧患。于是他向朝廷请求修筑城墙。从此百姓没有边境忧患，罢除关市官吏的盘查侦察，减轻百姓税负，商贾全部聚集而来，税收日益增加。原先使用铜钱，因靠近边境改用铁钱；禁止使用铜钱，又命令百姓贴纳。九渊说：“既然已经禁止使用铜钱，又要让他们缴纳铜钱吗？”于是全部免除。平时教军队练习射箭，郡民射中靶的也同样给予奖赏。推荐属官不限制流品。他曾说：“古代没有流品的命令，但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很严格；后世有流品的分别，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反而模糊。”每逢旱灾祈祷就下雨，政令得以施行，法令得以修明，民俗也因此改变。各部门交相推荐他，丞相周必大曾称赞荆门的政绩，认为这是亲身实行的效果。一天，他对亲近的人说：“先教授兄有志于天下，最终却没能施展抱负便去世了。” 他又对僚属和家人说自己将要去世，并祈祷下雪；第二天下了雪，于是沐浴更衣，端坐两天后去世，谥号“文安”。当初，九渊曾与朱熹在鹅湖辩论，所学多有不合。后来朱熹任南康守，九渊前去拜访；朱熹与他一起到白鹿洞，九渊为众人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讲者甚至有人流泪。朱熹认为这切中了求学者隐藏而深重的弊病。至于“无极而太极”的争论，则彼此写信往来，辩难不止。门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能够传承他的学说。薛季宣，字士龙，永嘉人，是起居舍人薛徽言的儿子。薛徽言去世时，季宣才六岁，伯父敷文阁待制薛弼收养了他。他跟随薛弼出仕游历，得以见到渡江以来的诸位老臣，听闻中兴经营治理的大略；又喜欢听老校、退伍士卒谈论，详细了解岳飞、韩世忠等将领在军中的事情。十七岁时，跟随荆南帅的征辟，掌书记室机宜文字，得以侍奉袁溉。袁溉曾跟随程颐学习，把所学全部传授给他。季宣得到袁溉的学问后，对于古代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等制度，没有不研究的。金兵尚未到来时，季宣任武昌县令。当时刘锜镇守鄂渚，季宣告诉刘锜，武昌的地势正对淮、蔡，兵力少而形势弱，应当早作准备，刘锜没有听从。等到交战时，才逐渐采用季宣的谋划。不久，汪澈宣谕荆襄，而金兵向江边进发，诏令成闵回军入援。季宣又劝汪澈说，成闵既已取得蔡州，正有破竹之势，应当临机自行决定，不要派他回来，而应让他乘胜攻下颍昌一带，使陈州、汝州直趋汴都；金人内部顾虑，必然惊恐溃败，这样可以不战而使其军队屈服。汪澈没有听从。当时江淮的官员听说金兵将到，都预先送走家属，把马系在庭院中等待；只有季宣留下家人，并与百姓约定说：“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如果有紧急情况，我和你们一起死。”

译百姓也自行奋发。县中盗贼很多，季宣以此为忧。正好有编组居民的法令，于是实行保伍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又根据地形便利合并为总，不以乡为界。设置总首、副总首统领，豪族、士族、富族都编入保伍，免除他们的身丁役，使他们出钱供给总。小规模使用各总时，必须有场地练习射箭；禁止赌博和各种杂戏，但允许以武事较量胜负；每五天轮流到公堂检阅，奖赏其中最优者。乡里设置楼橹，盗贼一发生便击鼓、举烽火，顷刻之间传遍百里。县治、白鹿矶、安乐口都设置戍守；又向宣谕司请求得到战舰十艘、铠甲三百副，罗列部署，守备计划全部确定。军队退去后，人心没有动摇。枢密使王炎向朝廷推荐他，任大理寺主簿；还未到任，他写信感谢王炎说：“现在的计划，最好以仁义纲纪为根本；至于用兵，请等十年以后再说。”当时江湖一带大旱，流民向北渡江；江边官吏又上奏说淮北百姓中有许多人归附边塞，宰相虞允文禀告皇帝派季宣巡视淮西，收纳他们以充实边境。季宣上表请求废除荒田，丈量高地低地，恢复合肥三十六圩，在黄州旧治东北设置二十二庄；按户授予房屋，按丁授予田地，牛、农具、谷种各有等级地发给，供养他们的家庭直到秋收时为止。共编为六百八十五户，分别安置在合肥、黄州之间；对归附边境的归正户，赈济并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季宣对人说：“我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合肥各圩附近一旦有警，就借此砍断栅栏，封锁江面，保卫巢湖。黄州的土地正对着蔡州冲要，各庄整治好以后，西面的道路就有屏障了。光州守臣宋端友招集北归者只得到五户，却把他们与旧户混合，虚报为一百七十户，上奏以求邀功受赏。季宣查得实际情况后弹劾他。当时宋端友是环列近臣，有人依托，难以撼动。季宣上奏后，孝宗发怒，交给大理寺审治宋端友；宋端友因忧惧而死。季宣回来后对孝宗说：“近侍之人进言，其用心不可不察。假借正道来实行邪事，伪装正直来推销谄媚；推荐任用人物，竟不是公开宣扬，而是在暗中中伤，实在出人意料。这样一来，号令虽然从宫中发出，权力却已经归于私人门户了。所以齐威王称霸，并不只在于对即墨大夫毁誉者的诛罚和奖赏，更在于惩罚散布毁誉的人。臣看近来的政事，并不是没有对即墨大夫实行诛赏，然而散布毁誉的人为什么仍然和从前一样呢？”他又说：“近日有时修筑淮河各郡的城墙，以臣所见，合肥的夯土模板刚刚立起，宦官便奉命督察，仓促之间筑成。臣经过该郡时，一夜风雨，城楼倒塌五堵，阳南城墙被冲毁了一处，而居巢仍然低矮破陋如故。” 又听说有人耗费数万巨资，却只筑成四十多丈城墙，陛下怎么会得到这种结果？不过，外在的事情还不足以说，祸患的根源尚未除去，臣深深忧虑的是，左右近侍暗中排挤正直之士，表面上却称赞他们。陛下如果仅凭他们表面的言辞就听信他们，臣恐怕会落入石显、王凤、郑注那样的奸佞之计。”他又说：“近来有时因为士大夫喜欢求名，便弃置不用他们。求名只是做臣子的学问修养所受的牵累；君主为社稷考虑，只怕士大夫不求名。假如人人都求名，畏惧义理，还有什么方向不能建立呢？”皇帝称好，遗憾得到季宣太晚，于是晋升他两级，任大理正。从此凡是奏请、论列、推荐，都得到批准。由于虞允文忌讳缺点，虞允文的儿子不喜欢他；过了七天，出任湖州知州。当时户部把历年钱粮交给各场务办理，连极细微的数目都分别隶属于各郡的经总制，州郡束手无策。季宣向朝廷说：“自从经总制立定征收额数，州县便挖空心思搜取盈余，即使有奉行法令的官吏想宽缓，也无法施展。如果再在额数之外征收一大半，郡中的调度又从哪里出？恐怕又要巧取于民，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户部责骂催逼得越急，季宣争辩得越强，台谏官也交相上疏帮助他，于是收回前令，改任常州知州；还未赴任就去世了。季宣对《诗经》《书经》《春秋》《中庸》《大学》《论语》都有训释义理，藏在家中；他的杂著名为《浪语集》。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他起初忧虑科举程文的弊病，想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写文章，于是自成一家，众人争相传诵，跟从他学习的人像云一样聚集。当时永嘉的郑伯熊、薛季宣都以学问品行闻名。郑伯熊尤其精通对古人经制、治法的讨论，傅良把他当作老师侍奉；而他得到薛季宣的学问更多。进入太学后，与张栻、吕祖谦友好。祖谦向他讲述本朝文献相承的条理次序，而主敬、集义的功夫，则更多得益于张栻。从此四方来受业的人更加多了。考中进士甲科，任泰州教授。参知政事龚茂良向朝廷推荐他，改任太学录。出任福州通判，丞相梁克家兼领帅事，把政务全交给傅良办理。傅良裁判一府的是非，完全依据义理，强横者不能实现私欲，便暗中结交言官弹劾他罢职。五年以后，再起用为桂阳军知军。光宗即位，逐渐升任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湖湘百姓没有后代而以异姓为继嗣的，官府贪图他们的财产，常常没收入官。傅良说：“断绝人的后嗣不是治政之道。”于是把财产归还，涉及二千家。调任浙西提点刑狱，任吏部员外郎。傅良治学，从三代、秦汉以下，无不研究；对一事一物必定考察到根本才停止，而对于宋太祖开创基业的根本尤其用心。到这时，他因轮对进言说：“太祖皇帝把恩泽留给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根本。熙宁以来，执掌政事的人才开始取用太祖的成法，一概加以变更。各路上供的岁额比祥符年间增加了一倍，崇宁年间重新修订并颁行上供法令，大多增加到十几倍。其他杂税，如熙宁年间以常平宽剩、禁军缺额等名目，另立项目封存，而没有规定额数。上供始于元丰，经制始于宣和，总制月桩始于绍兴，全都延续到今天成为定额。折帛、和买之类还不包括在内。茶引全都归于都茶场，盐钞全都归于榷货务，秋苗折纳的斗斛有十分之八九归于纲运，都不在州县手中；州县无从供应，便强行掠夺百姓。于是从斛面、折变、科敷、抑配、赃罚等方面搜取，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天命能否长久，在于民力宽裕还是不宽裕，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陛下应当把救济百姓穷困作为自己的责任，推行太祖尚未泯灭的恩泽，以成为万世无穷的美好福祉。”他又说，如今天下的财力都耗费在养兵上，而没有比江上军队更严重的。都统司把它称为御前军马，即使朝廷也不能知道详情；总领所把它称为大军钱粮，即使户部也不能过问。

译于是内外的形势分裂，事务的权力不统一，施行也不能专一；即使想宽减民力，也没有办法。假如都统司的兵力与从前由制置司统辖时没有不同，总领所的财赋与从前由转运司掌管时没有不同，那么内外就成为一个整体；内外成为一个整体，宽减民力才可以商议。皇帝从容地嘉奖并采纳了他的话，还慰劳他。皇帝索取他所著的书，他退下后便把《周礼说》十三篇进呈。升任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赞读。绍熙二年，任起居舍人。第二年，兼代理中书舍人。起初，光宗的妃子黄氏受到宠爱，李皇后嫉妒而杀了她。光宗听说后，又因为郊祀时遇到大风雨，便震惊恐惧而得了心病，从此阅看章疏常常不按时。傅良上奏说：“一个国家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阻塞积滞便会导致疾病。今天拖延某件事，明天阻挠某个人；如果有奸险之徒趁机谋利，那么内外的情况就不能沟通，施行赏罚的权柄就会向下转移。发展到极点，便会出现天变无人禀告、边境警报无人报告，灾祸将不可预料。”皇帝醒悟，病情也稍稍平复。经过重华宫时，以及第二年重明节时，又因病没有前往。丞相以下直到太学诸生，都竭力劝谏，皇帝不听。当时正召内侍陈源任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肯起草诏词，并且上疏说：“陛下不过重华宫，只是错误地产生了疑虑，积忧成疾，以至于此罢了。臣曾顺着陛下的心意，反复讨论这件事，私下自认为已经深切地体察陛下，陛下也已经答应了。没想到中途改变，把错误当成事实，开启无端的嫌隙；把怀疑当成真实，形成无法医治的疾病。这是陛下自己给自己招来祸患。”奏书上达后，皇帝将要听从。百官列班站立等待，皇帝走出御屏，皇后拉住皇帝使他回去。傅良快步上前牵住皇后的衣襟，皇后斥责他。傅良在庭中哭泣，皇后更加愤怒。傅良走下殿径直离去。诏令改任秘阁修撰，仍兼赞读，他不接受。宁宗即位，召任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与实录院修撰同修实录。当时诏令朱熹任在外宫观官，傅良说：“朱熹难于进用而容易退处，内批一下，满朝惊愕。臣不敢书写施行。”朱熹于是进为宝文阁待制，任地方官。御史中丞谢深甫弹劾傅良言语与行动不相顾，出任提举兴国宫。第二年，监察官交相上疏，削减官秩，罢免职务。嘉泰二年，恢复官职，起任泉州知州；辞去集英殿修撰，进为宝谟阁待制，死于家中，谥号“文节”。他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等著作，流传于世。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他写文章文思才藻英发，淳熙五年考中进士第二名，授平江节度推官，改任武昌军节度判官。少保史浩向朝廷推荐他，召他入朝而未到，改任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人多跟随他交游。参知政事龚茂良又推荐他，召任太学正，升博士。他在轮对时上奏说：“二陵之仇尚未报，故土的一半尚未收复；进言的人认为应当乘此机会，等待时机。然而机会由我们发动，为什么要等着别人来乘？时机由我们造成，为什么要等着别人来等待？并不是真正困难、真正不可能，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它看成困难、看成不可能罢了。大概说来，困难有四条，不可能有五条：放置不共戴天的仇恨，却扩大兼爱的义理，使自己变得虚弱，这是国策上的第一难；士大夫中提出奇谋秘策的，只说乘机待时；忠义果断的人，只说亲自出征、迁都；深谋远虑的人，只说巩固根本、修治自身。这是议论上的第二难；环顾群臣，交替进退，其中知道这件事的根本、可以反复讨论的人是谁？怀抱这种志向、可以策励期望的人是谁？这是人才上的第三难；议论的人只知道鉴戒五代导致乱亡，却不思考靖康年间招致祸患的原因。如今沿守旧有模式，却想驱使一世之人报答君父之仇，形势彼此抵牾，确实没有伸展手脚的地方；如果顺应时势有所增减，那么其中改张动摇所涉及的关系极其重大，这是法度上的第四难。”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军队数量多了反而会变弱，财物多了反而会匮乏；不信任官员而信任吏员，不任用人才而任用资格，不任用贤能而只按资历用人。这五件事，天下人都认为不可改变，难道不是今天实际存在的祸患吗？讲明利害，辨明虚实，裁断是非，决定废置，都在陛下如何作为罢了。”皇帝皱眉说：“我近来苦于眼疾，这个志向已经消退了，谁能担当此事呢？我只是和你谈谈罢了。”授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曾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后来都被召用，当时人称赞他用人得当。将要防备朱熹授任兵部郎官时，朱熹尚未就职，便被侍郎林栗弹劾。适正好上疏争辩说：“林栗所弹劾朱熹的罪状没有一件是真实的，只是发泄自己的私意，竟忘了这是欺罔。至于其中所说的‘道学’一词，关系到的利害并不只在朱熹一人。大概自古以来，小人残害忠良，往往都要给他们加上名目：有时说他们好名，有时说他们标新立异，有时说他们结党。近来又创设‘道学’这个名目，郑丙首先倡导，陈贾加以附和，身居要津的人彼此秘密传授这种说法；一见士大夫稍微爱好清正自修，便把‘道学’的名目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以善为名以求归附，其实是污点；把好学说成罪过，彼此指责排斥，使他们不得进用。于是贤士惶恐战栗，中等才能的人也离心离德，销声匿迹，甚至玷污自己的德行和品行，只为避开这个名目。林栗身为侍从官，没有办法把陛下的德意传达下去，反而继续采用郑丙、陈贾秘密传授的说法，把道学当作大罪，罗织文辞罪名，驱逐了一个朱熹。从此以后，善良之人遭受什么祸患会没有呢？希望陛下摧折暴横之徒，以扶助善类。”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光宗继位后，他由秘书郎出任蕲州知州，入朝任尚书左选郎官。当时皇帝因病七个月不上朝参见重华宫，大小事务全都废置不办。适正好拜见皇帝，极力说明父子之间的亲爱出于自然，外来的疑虑和私下的畏惧，难道有什么事实根据吗？如果因此上面废止定省之礼，下面的号令又发生差错，人心彼此离隔，这样能够长久吗？不久皇帝两次到重华宫，京城百姓欢喜。适又上奏说，从今以后应在皇帝过宫的日子，命宰执、侍从先到宫中问安。日后两宫圣意若有难以明说的事情，自然可以借此传达，那么责任有所归属，不能再让近习小人增删言语，制造疑惑。奏疏没有得到答复。孝宗病重时，群臣甚至哭泣拉住皇帝的衣襟请求，皇帝最终还是没有前往。适责问宰相留正说：‘皇上病得很重，父子相见应当等病好了以后，您不向下宣布，却使臣下轻率议论君父，可以吗？’

译‘还没来得及防备，孝宗就去世了。光宗不能亲自服丧，军士议论纷纷，变乱将要发生而且难以预料。’适又告诉留正说：‘皇上有病而不能主持丧礼，将用什么话向天下谢罪？如今嘉王已经长大，如果预先立为皇太子并参与决策，那么疑虑和毁谤就会消除了。’宰执采纳了他的话，一同入朝奏请立嘉王为皇太子，皇帝答应了。不久得到御批，上面有‘历事年久，想要退居闲处’的话，留正害怕而离去，人心更加动摇。知枢密院赵汝愚议定此事，得到太皇太后的许可，嘉王即皇帝位，亲自举行祭礼，百官列班庆贺，朝廷内外安定。所有表章奏疏都由赵汝愚和适裁定，临近举行仪式时取出交给仪曹郎，众人才知道他们事先参与了谋议。适升任国子司业。赵汝愚做了宰相后，论功行赏将要涉及适，适说：‘国家危急时尽忠，是臣子的职责。适有什么功劳？韩侂胄却倚仗功劳要求升迁官秩，愿望没有满足，便怨恨赵汝愚。’适把这些告诉赵汝愚说：‘韩侂胄所希望的不过是节钺，应当给他。’赵汝愚不听，适叹息说：‘祸患从这里开始了。’于是竭力请求出任外官，授任太府卿，总领淮东车马钱粮。赵汝愚被贬到衡阳时，适也被御史胡纮弹劾，降两级官，罢去主管冲佑观，差遣知衢州。他辞去职务后被起用为湖南转运判官，升任泉州知州，又被召回朝廷。入对奏道：‘治理国家以和谐为根本，处理事务以公平为最高准则。臣希望臣下忘掉个人、体念国家，平息心志，谋求报效过去并图谋将来，这样就可以了。’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话。起初，韩侂胄掌权，担心人们不依附自己，当时言路中有一批小人，创设‘伪学’的名目，几乎把天下知名士人全都贬逐了。后来韩侂胄也后悔了，所以适上奏提到此事，并且推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都授予州郡官职。从此禁令逐渐解除。授任权兵部侍郎，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召回朝廷。当时有人劝韩侂胄建立盖世功业来巩固地位，韩侂胄认为有理，将要挑起战争。适于是上奏说：‘甘心弱小、侥幸求安的国家会衰亡，改变弱势而走向强盛的国家会兴起。陛下命令大臣先筹划预算，思考报复积累的耻辱，谋求恢复祖宗基业，大概正是想改变弱势而走向强盛。臣私下认为，必须先审察清楚强弱形势，确定主张，修明实际政务，实行实际德政；弱势就可以转变为强势，并不困难。如今有人说金已经衰弱，不妨先挑起衅端，不顾日后的艰难，想要做到宣和年间不能做到、绍兴年间不敢做到的事情，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所谓实际政务，应当经营淮河附近和汉水沿岸各郡，各自设置据点，坚固地自守；敌兵到来，就使他们受阻于坚城，彼此策应，然后才可以谈进取的计划。至于各处御前大军，应当训练他们，使其足以制敌；大小臣僚，应当考察任用，使其足以成事，这些都是实际政务。所谓实际德政，如今赋税虽然很重，国家却更加贫困，像和买、折帛这一类，民间甚至有拿田租一半以上来缴纳的。何况现在想要谋求恢复，应当施加恩惠。请下诏命有关官司审察估量，哪些名目的赋税最严重地危害百姓，哪些属于过度支出的费用，适当裁减，并先减少收入的数额，确定支出的费用。上面修明实际政务，下面实行实际德政，希望能够作战而不屈服，必定胜利而没有失败。’授任权工部侍郎，韩侂胄想要登记保存他的诏书草稿，用来震动朝廷内外，于是改授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适因病坚决辞去兼任职务。后来诏令四路将领出兵，适又告诉韩侂胄，应当先防守长江，他不听。不久，各军全都失败。韩侂胄害怕了，任命丘崈为江淮宣抚使，授适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适认为三国时孙氏曾经凭借江北守卫长江，于是向朝廷请求，希望节制江北各州。金兵大举入侵时，有一天两个骑兵举旗，像是要渡江，淮民仓皇争相砍断船缆，翻船溺死的人很多，建康震动。适认为人心一旦动摇，就不能再恢复，只是劫掠敌寨是南人的长处，于是招募市井中的强悍少年和帐下愿意出战的人，共得二百人，命采石将徐纬统领他们前往。夜过半时，遇到金人藏在茅苇中，射箭即应弦倒下；箭射尽后，挥刀向前，金人都惊愕不敢进攻。天亮时，金人知道我军人数少，前来追赶，但我军已经在船中了。他又命石跋、定山一带的人劫掠敌营，俘获敌人、割取首级而归。金军解除对和州的围困，退屯瓜步城中，局势才安定下来。他又派石斌贤渡过宣化，夏侯成等人分路前往，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当时紧急军书纷至沓来，适处理事务却和平时一样，军队所需物资都由官府供应，百姓没有受到扰害。淮民渡过长江，有的停靠在船上，有的由寺院发给钱粮米谷，他们到来就像回到家一样。金兵退去后，适升任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安排屯田，于是上奏提出修筑堡坞的建议。起初，淮民遭受战乱，惊散逃亡，每天连自身都保全不了，适于是就在方圆数十里的村落中，依靠山水险要修筑堡坞，使百姓恢复生产并据守。春夏分散耕作，秋冬进入堡坞，共四十七处。又测量沿江土地，创建三座大堡：石跋用来屏蔽采石，定山用来屏蔽靖安，瓜步用来屏蔽东阳、下蜀，西面防备溧阳，东面连接仪真，紧急时彼此救援，首尾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座堡以二千户为标准，教他们练习射箭；平时驻防五百人，设一名将领；有警报时，再增募新兵，并抽调各州禁军二千人，加上堡坞内的居民，共四千五百人，合力守卫。制司每年防备秋季时，另行招募一千名敢死之士，用来劫掠敌寨、焚烧粮食。适因而说，堡坞建成有四项好处。大意是：敌人在长江北岸，共同凭借长江的险要，而我方有堡坞作为声援，敌人就不敢窥伺长江，士气自然加倍；战舰也可以谋取和州、滁州、真州、六合等城的功劳。敌人如果退逃，我方凭借堡坞的全部力量帮助追击，可以拦截在前，也可以尾随在后，必定能够制胜。这就是所说的用力少而获得的功效大。三座堡坞建成后，流民逐渐归来。但是韩侂胄杀掉了中丞雷孝友，雷孝友曾弹劾适依附韩侂胄用兵，于是适被夺去职务，奉祠闲居。后来多次升任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嘉定十六年去世，追赠光禄大夫，谥号忠定。适志向意气慷慨，向来以经世济民自负。当初韩侂胄想挑起战争时，因为适常说有重大仇恨尚未报复而器重他。但适自从被召回以后，每次上奏都一定说应当审慎后再出兵，而且坚决辞去起草诏书的职务。

译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年轻时就有文名。淳熙五年，在别头省试中考取第一。任潭州南岳庙监。绍熙初年，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授任太学录，兼实录院检讨官。正录兼任史职，从戴溪开始。升任博士，上奏说两淮应当设置农官，如同汉代的稻田使者，清查闲置田地，晓谕百姓；主管者出财，佃作者出力，主客平均分利，用作救济农业的办法。授任庆元府通判，尚未赴任，改任宗正簿。任兵部郎官。开禧年间，军队在符离溃败，戴溪于是上奏说沿边的忠义人以及湖南、湖北的盐商，都应当分别筹划安置，以消除后患。后来和议将成，知枢密院事张岩在京口督师，授戴溪参议军事。召任资善堂说书，多次升迁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景献太子命戴溪讲解《中庸》《大学》，戴溪以讲读不是詹事的职责为由推辞，担心侵犯其他官职的权限。太子说：‘讲读退朝后穿便服进行，不是正式礼仪，不必顾虑。’又命他把《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分别编成讲说进呈。代理工部尚书，授华文阁学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赠特进、端明殿学士。绍定年间，赐谥文端。戴溪长期任宫僚，因为防婉而受到知遇，在朝廷任职时提出明确的政见，多半致力于秘密事务。蔡幼学，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十八岁时参加礼部试，考取第一。当时陈傅良在太学有文名，幼学跟随他交游。每月考试的文章呈给祭酒芮烨和吕祖谦，连续被选拔，往往还排在陈傅良之前，人人都说幼学的文章超过了他的老师。孝宗听说后，因而想把他放在士人首列。当时外戚张说掌权，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都暗中依附他。幼学对策，大略说：‘陛下资质虽然聪明，但胸中所存还不宏大；志向虽然高远，但所趋向还不正；治理虽然精勤，但根本原则尚未树立。即位之初，希望太平早晚就会到来，为什么如今十年过去，风俗日益败坏，将难以扶持；纲纪日益混乱，将难以整顿；人心更加动摇，将难以收拾；官吏怠慢、士兵骄纵，财物匮乏、百姓困苦，将难以纠正和救治。’又说：‘陛下以宰相名位不正为耻，仿照近古制度改制，两个宰相一同进用，把这当作美谈。然而有人用虚名惑乱圣听，自以为建立了功业；有人用沉默来保全自身，不能坚持正道。这是指虞允文、梁克家。’又说：‘自汉武帝用兵以来，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力加重，而丞相权力减轻。卫青掌权时，公孙弘做宰相，只知苟合取容，宰相的功业荡然无存。’ 汉宣帝、汉元帝任用许氏、史氏，汉成帝任用王氏，汉哀帝任用丁氏、傅氏，往往成为始元年间的祸患。如今陛下让姨子的儿子参与兵权，此人没有一项才能值得取用，宰相却忍心同他并列，竟不感到羞耻。按他的罪名，应当排在公孙弘之上。这是指张说。’皇帝看后很不高兴，虞允文尤其厌恶他，于是他礼部试落第。任广德军教授，又调任潭州教授。执政向朝廷推荐他，皇帝答应了，并问他年纪多大，为什么取名‘幼学’？参政施师点举《孟子》中‘幼学壮行’的话回答。皇帝沉思片刻，慨然说：‘如今已经壮年，可以施行你的志向了。’授任敕令所删定官。他首先说，大耻还没有洗雪，失地还没有收复。陛下明睿神武，可以有所作为，但苟且的议论、委靡的习气，却反而能够延缓陛下想要作为的决心。孝宗高兴地说：‘你是想让朕建立规模啊。’光宗即位后，他多次升任校书郎。当时光宗因病不上朝参见重华宫，幼学上密封奏章，大略说：‘陛下的身体发肤，是寿皇赐给您的；宗庙社稷和百姓，是寿皇交给您的。从前的慈爱之情，难道不曾感动您的内心吗？怎么可以不独自作出圣断，恢复父子之间的欢乐，消除宗庙社稷的祸患？’ 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宁宗即位，下诏征求直言，幼学又上奏说：‘做君主的道理，关键有三件事：侍奉亲长、任用贤能、宽待百姓；而根本没有比讲学更重要的。近年小人谋求倾害君子，用安定和平的说法来排斥他们，所以大臣本应兴治，却因此获罪；事情稍有疑点，近臣本应尽忠，却因为违背圣旨而被斥退。如果不是圣学日日更新，求贤像唯恐来不及一样，凭什么培育天下人才？自熙宁、元丰年间开始有免役钱、常平积剩钱、无额上供钱；自大观、宣和年间开始有大礼进奉银绢、赡学籴本钱、经制钱；自绍兴年间开始有和买折帛钱、总制钱、月桩大军钱。至于茶、盐、酒榷、税契头子之类，累积增加，与祖宗时期相比，大概多了几十倍，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幼学议论列举当时政事，把根本归结到圣学，皇帝称善，准备进用他。当时韩侂胄正在掌权，指责正直之人为伪学、异论之徒，立即罢黜幼学。幼学于是竭力请求出任外官，特授提举福建常平。辞别皇帝时说：‘如今任命官员的命令，直接从宫中发出，大臣的责任于是开始减轻；谏院、门下省和经筵没有缘故就被罢黜，士人之心于是开始疑惑。难道是有人把陛下误导到这种地步吗？’韩侂胄听说后很不高兴。幼学到任后，每天讲论救荒政事。当时朱熹住在建阳，幼学每件事都向他咨询，因此被御史刘德秀弹劾罢职，奉祠闲居。起任黄州知州。有人劝韩侂胄收召天下名士，于是召幼学任吏部员外郎。入朝拜见时说：‘高宗建炎年间减免婺州和买绢、折罗的事情，曾因而告诫辅臣说：“一天能办成这样一件事，一年也不过三百六十件事罢了。”陛下免除两浙丁钱，与高宗相比没有差别；然而如今既已开始战事，各路遭受兵灾和运输军粮的艰难，江湖以南又有征调募兵、科派供应的骚扰，希望陛下只把爱惜国家根本放在心上。’升任国子司业、宗正少卿，都兼任权中书舍人。韩侂胄被诛后，他的余党仍然堵塞正直之路，幼学接连弹劾并贬逐罢黜他们，人数很多，号称称职，升任中书舍人兼侍讲。按照旧例，阁门宣赞以下的官员任职十年，才能取得路都监或钤辖的职位；韩侂胄破坏成法，通常五六年、七八年便越级授官，有的人已经授任外职，却仍通籍出入宫禁，幼学一律加以厘正。嘉定初年，他与楼钥一同主持贡举。当时正学长期受到禁锢，士人专门学习声律和字数，学问支离破碎；幼学开始选取讲义理的文章，士人的风气逐渐恢复正道。

译兼任直学士院，内制、外制诏令都写得温厚雅正，许多人称赞他。授刑部侍郎，改任吏部侍郎，仍兼原职。赵师▯被授知临安府，赵师▯推辞，按照旧例应当有不准许的诏书。幼学说：‘赵师▯靠谄媚权臣升官，三次任京兆尹，政绩狼藉，没有良好表现；诏书一定会写褒奖之语，我凭什么辞去起草诏令的职务？’于是改任的诏令被搁置，幼学兼任侍读。后来赵师▯的任命才下达，幼学授龙图阁待制、知泉州，调任建康府，又调任福州，升任福建路安抚使。他施政以宽大为主，只怕伤害百姓。福建下属州县按惯例强迫百姓买盐，按户产高低平均摊卖，称为‘产盐’；按交易契纸钱摊派，称为‘浮盐’；这些都在正常赋税之外，时间久了竟成为固定赋税。幼学竭力请求免除，没有得到答复。提举司命百姓按田产高低收藏新防子，不照办的便没收其财产。幼学说：‘欺罔百姓也可以这样做吗？’又说钱币不统一，整顿钱币没有办法，竭力请求罢职。于是升任宝谟阁直学士，提举万寿宫，召回代理兵部尚书，兼修玉牒官，不久又兼任太子詹事。在此以前，朝廷已经把岁币送入金国境内，正好金国发生变故，岁币没有送到，金国便立即以军队叩击边境索取。朝廷内外人心汹汹，都说应当赶快给他们。幼学请求入对，说：‘送交岁币的使者还没有回来，而金国侵犯的军队突然到来，难道可以不伸张大义来挫败他们的谋划吗？’于是朝廷的议论振奋起来，才下诏与金国断绝关系。幼学又请求巩固国家根本以消除外患，表明意向以安定众人的志向，公开选拔任用人才以汇合才智谋略，审察归附者以统一南北，皇帝称善。不久去世。幼学早年就以文章闻名当时，中年以后著述更加深入根本；器度资质凝重，别人无法窥见他的深浅，整天端坐，绝不妄发一言。等到辨析议论义理时，却纵横开合，气势充沛如江河决口，即使善于辩论的人也比不上他。他曾续写司马光的《公卿百官表》《年历大事记》《备忘》《辨疑》《编年政要》《列传举要》等，共一百多篇，流传于世。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