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一

译《儒林传》宋【二】贾同　　刘颜　　高弁 孙复　　石介　　胡瑗 刘羲叟　　林槩　　李觏 何涉　　王回【向、同】　　周尧卿 贾同，字希得，青州临淄人。五代时，杨光远反叛，贾同的祖父贾崇率领乡里四百多家在愚谷山据守，使二千人得以保全。贾同起初名叫罔，字公疏，专心好学，喜爱古学，颇有时名。四十多岁时，以同进士出身任官。真宗命令改用现在这个名字。王钦若正处于显贵盛盛之时，想招致他，他坚决推辞不去，闲居八九年，才补任历城县主簿。张知白推荐他任大理评事、兖州通判。天圣初年，他上书说：“自祥符以来，进谏争辩的渠道闭塞。丁谓乘机制造符瑞来欺骗先帝，如今丁谓的奸邪已经显露，应当明白告知天下，纠正符瑞的谬误，停止宫观中的崇奉，把不急需的禁卫兵归还，收回没有名目的实际费用，使先帝免受后世非议，国家也不至于有因循失误。”又说：“寇准忠诚有节操，痛恨邪恶、排斥奸邪，自从他被贬斥以后，天下人都没有看见他的罪过，应当把他调回内地，以彰明忠与邪、善与恶的区别。”当时庄献太后临朝听政，而贾同竟这样进言，人们认为这很难做到。后来再升为殿中丞，任棣州知州，去世。刘颜等人及其门人给他谥号“存道先生”【据《宋史》本传前有胡旦传，现改入《文苑》】刘颜，字子望，彭城人。喜好古学，不专事章句，拜高弁为师。考中进士后，试任秘书省校书郎，任龙兴县知县，因犯法被免职。过了很久，授任徐州文学，居住乡里，教授学生数十至数百人，采集汉唐奏议，编成辅弼名臣的对策范本。冯元、刘筠、钱易、滕涉、蔡齐上奏推荐他的书，于是授任任城主簿。年成饥荒时，他打开大姓所积存的粮食，救活数千人。李迪任兖州、青州知州时，都征召他为属官。去世后，著有《儒术通要》《经济枢言》以及其他数十篇文章。石介看见他的书，叹息说：“只恨我没有列在他的弟子之中。”儿子刘庠另有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高弁，字公仪，濮州雷泽人。二十岁时，徒步跟随种放在终南山求学，又向柳开学习古文，与张景齐名。至道年间，他带着文章拜谒王禹偁，王禹偁认为他非同寻常。考中进士后，历任官职至侍御史。他上疏谏止修建玉清昭应宫，被降职为广济军知军。不久，以户部判官身份主持开封府进士考试，私自拆看糊名，削夺两级官阶，稍后任单州知州、邢州盐铁判官。澶州黄河决口时，他请求放松堤防，让洪水自行流泄，可以节省民力，并且能够阻止契丹向南进攻，但建议被搁置。任陕州知州时去世。高弁性情孝顺友爱，文章大多取法六经和《孟子》，喜欢谈论仁义，有《帝则》三篇，流传于世。他与李迪、贾同、陆参、朱頔、伊淳友善。石延年、刘潜都是他的门人。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考进士没有考中，退居泰山，研习《春秋》，撰写《尊王发微》十二篇，大致本于陆淳而增添了新意。自石介以下的人都以先生之礼侍奉他。他四十岁还没有娶妻，李迪知道他的贤能，便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孙复起初仍然犹豫，石介和各位弟子请求他说：“公卿不肯屈尊礼贤已经很久了，如今丞相不因先生贫贱，想把女儿托付给您，应当借此成全丞相贤明的名声。”孙复才答应。孔道辅听说孙复贤能，亲自去拜访他，石介拄着杖穿着鞋站在孙复左右侍奉，孙复上下台阶、行拜礼时便扶持他；孙复前往致谢时也是这样。石介做了学官后，对人说：“孙先生不是隐士。”于是范仲淹、富弼都说孙复有经学才华，应该任用于朝廷，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据《朱子名臣言行录》说：范仲淹在睢阳主持学校时，有个孙秀才请求交游而来拜谒，范仲淹赠给他一千钱。第二年孙生又经过睢阳拜见范仲淹，范仲淹又赠给他一千钱，因而问他为什么急切奔走道路。孙生忧戚变色说：“母亲年老，没有办法供养她，如果每天能得到一百钱，就心满意足了。”范仲淹说：“我看你的言辞神态不像乞讨之人，两年奔波劳碌所得又有多少，却荒废了许多学业。我现在补授你学职，每月可以得到三千钱来供养母亲，你能够安心学习吗？”】孙生大喜，于是范仲淹把《春秋》传授给他。孙生专心好学，昼夜不息。第二年范仲淹离开睢阳，孙生也辞别回去。后来过了十年，听说泰山下有位孙明复先生用《春秋》教授学生，道德学问高尚卓越，朝廷召他入朝，才知道就是当年请求交游的孙秀才。《宋史》没有记载这件事，附记于此】徐州人孔直温因狂妄谋划而被捕治，从他遗留的诗作中搜得孙复的诗，孙复因此被贬为虔州监税，迁任泗州，又任长水县知县、签书应天府判官事、陵州通判，尚未赴任，翰林学士赵概等十多人上言说孙复的品行可以成为世人的准则，经学足以为人师，不应当让他辅佐州县，于是留任直讲，稍后升任殿中丞。去世时，孙复与胡瑗不合，在太学中常常彼此回避。胡瑗研治经学不如孙复，但教育培养学生超过了他。孙复病重后，韩琦向仁宗进言，命他的门人祖无择到孙复家中取得著作十五万字，抄录收藏在秘阁，并特意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进士及第【据《朱子名臣言行录》说：石介还是举子时，寄居南都求学，安于贫困、刻苦学习，世上没有人能比。王渎送给他一盘饭食，石介辞谢说：“甘美脆嫩的食物当然也是我的愿望，只是早晨吃了肥甘美食，晚上便厌弃粗食，这是人的常情。”石介因此不敢接受馈赠，王渎更加敬重他。《宋史》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历任郓州、南京推官。他专心好学，有志向操守，喜好善行，憎恶邪恶，喜欢声名，遇事奋发果敢，敢于作为。御史台征召他任主簿，尚未到任，因上论赦书不应追求五代及各伪国后代之事，被罢职改任镇南掌书记。代替父亲石丙在远地任职，担任嘉州军事判官。服父丧时，在徂徕山下耕作，安葬五代未葬者七十丧，并在家中以《易》教授学生。鲁地人称他为徂徕先生。入朝任国子监直讲，跟从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太学也更加兴盛。石介作文气势充沛，曾撰《唐鉴》，用来告诫奸臣、宦官和宫女，指斥切责当时的弊病，毫不避讳。杜衍、韩琦推荐他，升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当时吕夷简被罢去宰相，夏竦已经授任枢密使，又被夺去此职，杜衍代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以及韩琦同时执政。

译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都担任谏官。石介高兴地说：“这是盛大的事情，歌颂它是我的职责，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作《庆历圣德诗》，颂扬皇帝的英明，极力称述各位正直之臣辅弼、进谏的美德。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众贤进用，就像茅草被拔起；大奸离去，就像车轴脱出。”所谓大奸，大概指夏竦。孙复说：“你的灾祸就从这里开始了。”石介出入大臣府门，招纳宾客，参与政事，很多人指指点点，他内心不安，请求出任濮州通判，尚未赴任便去世。适逢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从他的书信中搜得石介的书。夏竦对石介十分怨恨，又想借机中伤杜衍等人，便说石介是假死后向北逃往契丹，请求打开棺材验证。诏令下达京东，查访石介的生死。杜衍当时在兖州，把验棺之事告诉属官，众人都不敢回答。掌书记龚鼎臣愿意以全族担保石介确已死亡。杜衍从怀中取出奏稿给他看，说：“老夫已经为石介担保了。你年轻而见义必为，哪里能够估量呢！”提点刑狱吕居简也说：“打开棺材如果是空的，说明石介确实逃往北方，那么即使把他的妻子儿女杀戮，也不算残酷；否则，这就是国家无缘无故剖开人的坟墓，拿什么向后世交代？况且石介若已死亡，一定有亲族、门生参与送葬和收殓；如果召来询问没有不同说法，就命他们写下军令状担保，也足以回应诏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于是几百人共同担保石介已经死亡，这才免于剖开棺材【据《朱子名臣言行录》记载，此事发生在吕夷简任京东转运使时，与《宋史》记载不同】；他的子弟被拘管到其他州，过了很久才得以回来。石介家本来贫穷，妻子儿女几乎要挨冻受饿。富弼、韩琦共同分出俸禄买田，用来供养他们。有《徂徕集》流传于世。胡瑗，字翼之，泰州安陵人。他凭借经术在吴中教授学生。四十多岁时，景祐初年重新制定雅乐，诏令寻求通晓音律的人，范仲淹推荐胡瑗。胡瑗以白衣身份在崇政殿应对，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一同校定钟律，分别铸造钟、磬各一虡，以一粒黍的宽度为一分，制定尺度；律管直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周长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用大黍累积成尺，用小黍充实龠。丁度等认为这不是古制，便停止采用，授胡瑗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时，征召他任丹州推官；又以保宁节度推官身份教授湖州。胡瑗教人有方法，规章条目细密完备，并且以身作则。即使盛暑也一定穿公服坐在堂上，严格遵守师生礼节，把学生看作子弟，学生也像信任爱戴父兄一样信爱他。跟随他学习的有几百人。庆历年间，朝廷兴办太学，取用湖州的教学方法，制定为法令【据《朱子名臣言行录》说：当时正崇尚词赋，只有湖学重视经义和时务，学校中因此设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选择通达而有器局的人居住；治事斋则每人专治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因此天下人说湖学多有秀异人才，这是由于讲习有素。《本传》遗漏了此事，谨附记于此】召任诸王宫教授，他以有病推辞不去；任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身份退休。皇祐年间重新铸造太常钟磬，驿站征召胡瑗、阮逸与近臣、太常官员在秘阁议论，于是主持制作乐器之事；又以大理评事兼任太常寺主簿，胡瑗推辞没有就任。一年多后，授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器制成后，升任大理寺丞。胡瑗住在太学后，学生更加增多，太学甚至容纳不下，只好取旁边的宫舍安置他们。礼部录取的士人中，胡瑗的弟子占十分之四五。嘉祐初年，擢升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主持太学【据《朱子名臣言行录》说：仁宗在位时，胡瑗曾上书请求兴办武学，大意说：近年吴育已经建议兴办武学，但由于任用的人不合适，不久就废止了。现在国子监直讲中，梅尧臣曾注释《孙子》，深明孙复以下诸家的经义；臣曾任边地丹州推官，颇知军事。如果让武臣等兼任武学官员，每天讲《论语》，使他们懂得忠孝仁义之道；讲孙武、吴起，使他们懂得制胜御敌之术，并从武臣子孙中选取有智略的二三百人教习，那么一二十年之间必定会见成效。臣已经撰成武学规矩，进呈朝廷。当时众议认为此事困难。《宋史》没有记载，谨附记于此】不久便生病。他不能上朝，便以太常博士身份退休。学生和朝廷官员在东门外为他设宴送行，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荣耀。他去世后，诏令赙赠其家。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欧阳修出使河东时，推荐他的学术才能。试任大理评事，代理赵州军事判官。精通算术，又兼通大衍历法等各种历法，并参与修撰唐史，命他专门编修律历、天文、五行志。不久任编修官，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书成后，擢升崇文院检讨。还没有入朝谢恩，便去世。刘羲叟记忆力强，见闻广博，尤其擅长星历术数。皇祐五年，太阳在心宿时发生日食，胡瑗铸造的钟形制低矮，直声沉郁不能发出。又在陕西铸造大钱，刘羲叟说：“这就是所谓的害金再兴，与周景王所占之兆相同。”皇帝将要患心腹疾病，后来仁宗果然身体不适。又有月亮进入太微垣，他说：“后宫应当有丧事。”不久张贵妃去世。刘羲叟尚未生病时曾说：“我到秋天一定会死。”便亲自选择父亲坟墓旁的墓地，占定庚穴，把这件事告诉妻子，死后果然按照他的话安葬。著有《十三代史志》，刘氏还辑录有历法、春秋灾异等书。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亲林高任太常博士，有治理政事的名声。林槩从小聪敏机警，考中进士后，以秘书省校书郎身份任长兴县知县。年成大饥荒，富人闭门不卖粮，林槩把俸禄拿到庭院中，诱导土豪交出数千石粮食来救济饥民。任连州知州时，康定初年上密封奏章说：“古代百姓就是士兵，而现在士兵的粮食由百姓供给；古代马匹寄养在百姓家中，而现在百姓不熟习养马，这是军队和马匹的重大祸患。请仿照唐代用兵的方法，每四户抽取一户编入军籍；军队闲暇时耕作田地，穿甲即为士兵。还应命令各家都可以蓄养马匹作为私人乘骑，闲暇时由官府调集训练，这样人们熟悉武器，马匹也熟悉行列。现在行军布阵没有固定法式，临战才临时安排；将领平时没有准备，仓促间才取用；军队没有自主权，却又由官员监督侍从。像这样，即使得到古代的人才，让他们遵循今天的制度，也一定会屡战屡败。又请登记蛮族籍贯，把土著民编为士兵，在险要处设置栅寨，招募瑶人使其守卫防御。”后来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去世。著有《史论》《辨国语》。儿子林希另有传。

译李觏，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人。聪颖善辩，能写文章，参加茂才异等科考试，没有考中。因父母年老，靠教授学生来供养自己，学生常有数十至数百人。皇祐初年，范仲淹推荐他试任太学助教。他上呈《明堂定制图序》说：“《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尺度为九尺之筵，这是说堂基的长度和宽度，并不是说所立房室的数目。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这是说堂上的尺度，不是说室内的尺度。东西两边的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两边的堂各深三筵半。五室，每室三筵，这是说四堂中央有一块方十筵的地面。从东到西可以营造五室，从南到北也可以营造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的地方既作为太室，再连着建造其余各室，就不能使十二个方位各自正对相应的时辰。应当在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少的地方，各空出方二筵的地面，周围贯通，作为太庙。太室正居中央，《月令》所说的中央属土，处在太庙太室中，就是说太庙中央有太室。太庙外的堂，在子、午、卯、酉四个方位上各画出方二筵的地面，与太庙相通，作为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个太庙在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个方位上，各画出方二筵的地面，作为左个、右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大戴礼》的《盛德记》记载明堂共有九室，每室四门、八窗，共三十六门、七十二窗。八个左右之个的室，加上太室正好九室，四面各有门，门旁两侧各夹着两窗。《白虎通》说，明堂上圆下方，有八窗四门，九室十二座。四个太庙前各设一门，通向堂上，门旁两侧各夹着两窗。左右之个其实都是室，只是分布在左右，形状像夹着门，所以有“个”的名称。太庙之内以及太室，实际都是祭祀文王、配祀上帝的地方，称作庙，道理当然如此。土在四时中分别主宰各时，在五行中最为尊贵，所以天子在土所主的时节居于太室，在祭祀天地的地方行礼，以表示尊崇庄严。四个仲月各处在一季的中间，与其他月份不同，所以又在子、午、卯、酉四方取出二筵之地，借太庙之名来听取朔日政令。《周礼》只说堂基而没有说室，《大戴礼》只说室而没有说庙，考察《月令》便齐备了。不过若没有《白虎通》，也无法知道窗门的制度。聂崇义所谓秦人明堂图，其形制有十二级台阶，应当也是古代遗法。礼记外传说：‘明堂四面各有五门。’ 现在考察《明堂位》所说的明堂位置：四夷之国在南门之外，九采之国在应门之外。当时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而立；在南门之外的人面向北，以东为上；在应门之外的人也面向北，以东为上。由此可见南门之外还有应门。既然有应门，就不能没有皋门、库门、雉门等重门。明堂是四时居处之所，四面形制应当相同。南面既然有五门，其余三面也都各有五门。郑玄注《明堂位》说：“正门称为应门。”他的意思应当是把南门的名称改作应门。又看见王宫有路门，其次才有应门。如今明堂没有路门的名称，却只有应门，难道就说再没有重门，南门就是应门吗？路寝之前称为路门，其次才有应门。明堂不是路寝，只是把内门的名称改作东门、南门，其后再设应门，这对义理有什么妨害？四夷之君既然在四门之外，若外面没有重门，就会列在郊野道路之间，难道这是朝会的礼仪吗？王公平常居住的宫殿尚且设置五门来区分内外，明堂效法天、取法地，尊祖配帝，却只设一门来表示，难道合适吗？至于它建置的地点，淳于登说：“在国都南面，三里以外、七里以内，丙巳的方位。” 《玉藻》说在南门之外听取朔政，康成的注解也与此相合。既然称为明堂，就应当在国都南面；既然是事奉天神，就应当在城门之外。现在图中以九分对应九尺之筵，东西两堂共九筵，南北两堂共七筵；中央的地面从东到西共可设五室，从南到北也可设五室，每室二筵，这是取法《考工记》。一座太室、八个左右之个，共九室；每室四门、八窗，共三十六门、七十二窗，符合《戴德记》。九室、四庙，共十三个位次，这是根据《月令》。四座庙的每一面各设一门，门旁夹着两窗，这就是八窗四门，取证于《白虎通》。十二级台阶，取自《三礼图》。四面各五门，参考《明堂位》和《礼记外传》。嘉祐年间，因国子监上奏，召任海门主簿、太学说书，后来去世。李觏曾撰写《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礼论》。门人邓润甫在熙宁年间上呈他的《退居类稿》《皇祐续稿》以及后集，请求授予他的儿子参鲁官职，诏令任为郊社斋郎。何涉，字济川，南充人。何涉开始读书时，昼夜刻苦，广泛浏览古书，上至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术卜筮等，没有不学习的。他只要看过一遍，终身不会忘记。有人询问书传中的事情，他一定指出所在的卷数、册数和页码来验证，结果果然如此。考中进士后，任中部县令。范仲淹认为他非同寻常，征召他任彰武军节度推官。推官厐籍上奏，升任著作佐郎，掌管鄜延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机宜文字。当时元昊侵扰边境，军中的筹划谋画，何涉预先出力很多。元昊归顺，厐籍奉召任枢密使，想带何涉一同去，何涉请求回乡奉养父母，朝廷特意改授秘书丞，任眉州通判。何涉从嘉州任上被文彦博、厐籍推荐，召回朝廷，授任集贤校理。后来又请求回蜀，于是任汉州知州，调任合州。历任官职至尚书司封员外郎，去世，诏令抚恤其家，并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何涉性情宽厚，有操守品行，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平日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所到之处大多兴建学校，劝勉教诲学生，跟随他交游学习的人很多。即使在军中，也曾为各位将领讲《左氏春秋》，狄青等人都横置经书来听讲。著作有《治道中术》《春秋本旨》《庐江集》。

译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品行敦厚，孝顺友爱，质朴正直，平和宽恕。仓促之间也一定考察古人的作为。考中进士后，任卫真县主簿，遇到不合意的事，便称病自行免职。作《告友》说：“古人所说天下共同遵行的大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五者各自依义而行，人伦便建立起来。它们的义理废弃，人伦也随之灭亡。然而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是天性的自然；夫妇的结合，是顺应人情；君臣的相从，是顺应众人的心意。这些关系即使想自行废弃，也会受到理势的维系，怎么能够断绝呢？只有朋友这一关系，天下人无不可与之同，也无不可与之异。同异取决于自己，那么义理究竟归向哪里呢？这正是朋友之道逐渐废弃的原因。君对于臣、父对于子、夫对于妻、兄对于弟，如果有过错和恶行，必然会扰乱败坏国家。国家败亡，大家都要承受祸患，背负恶名，终身不能推辞。因此居上位者不敢不教诲，居下位者不敢不进谏。世道太平、正道施行时，人能够遵循义理而自得；世道衰败、正道微弱时，人仍然顾念义理而保全自己。偶尔有做得不如意的，也不过与众人没有区别罢了。这就是所谓理势维系，虽历经百代也可以知道。若亲情不是天性，结合不是人情，相从不是众人之心，那么人们聚集便相同，分开便相异；有善行也不足以共同荣耀，有恶行也不足以共同羞辱。大道施行时，以公和义为准则的人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再往下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很少了。因此圣人尊崇朋友之道，把它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并列，统一称为天下共同遵行的大道。圣人去世以后，这些义理更加废弛。到了今天已经亡失，人伦残缺，凭什么治理世道呢？唉！身处今天而希望恢复古代之道，太难了。姑且寻找一个肯告诉我过错、并且乐于听闻自己过错的人，与他交朋友吧。”王回退居颍川，过了很久也不肯任职。朝廷中有很多人推荐他。治平年间，任忠武军节度推官、南顿县知县，任命下达后去世。王回住在颍川时，与处士常秩友善。熙宁年间，常秩上呈他的文集，补授王回的儿子王汾为郊社斋郎。弟弟王向，字子直，写文章长于叙事。王同，字容季，性情纯厚，也擅长叙事。二人做到县主簿，都早早去世。周尧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聪敏警悟，记忆力强，以学问品行闻名。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历任连州、衡州司理参军，桂州司录，任高安、宁化二县知县，提点刑狱。杨纮进入辖境时，见有一个受过刑的人正在耕治禾苗，便上前询问缘故。那人回答：“我贫穷，是因为贪图利益替人纠正冤屈；县令不欺骗我，我却欺骗他，我还有什么可怨恨的？”杨纮到县后，把听到的情况上奏推荐他。后来任饶州通判，积累官阶至太常博士。范仲淹推荐他经学品行足以作为师表，还没来得及任用，庆历五年便去世了。起初，周尧卿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忧伤悲痛像成年人一样；见到母亲时却压抑感情，忍住悲哀，不愿使母亲伤心。母亲知道后感到惊异，对族人说：“这个孩子这样爱我，必定很懂得孝顺供养。”后来果然如母亲所说。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以薪柴为度量，以土块为枕，即使生病也不饮酒吃肉。安葬之后，有数百只慈乌衔土聚集在墓地，人们认为这是孝行感动所致。他对兄弟尤其友爱，对人简约持重，不计较得失；有人怠慢自己，他一定更加厚重地行礼，使对方感到惭愧。任官所得俸禄虽然微薄，也一定用来周济宗族和朋友。做学问不专门拘泥于传注，以考问辨析、思考探索，达到贯通为目标。他长于《毛诗》《郑诗》和《左氏春秋》。他研究《诗经》，以孔子所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曲”，以及孟子所说“解说诗的人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志意，这才算获得了诗的本旨”为依据，考察经书的旨趣，从而看出毛传、郑笺的得失。他说：“毛传想求简略，有时在义理上有所欠缺，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郑笺想求详尽，有时又远离人的性情，不能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志意。这样难道可以不加取舍吗？”他研究《春秋》，因为《左氏》记载详尽，能够了解经书为什么这样记载；至于三传之间的异同，也都有所取舍。他说：“圣人的意思，难道会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吗？”他读《庄子》和《孟子》，说：“庄周善于谈论事理，但还没有达到穷尽事理；穷尽事理，就能使好恶与圣人不相违背，孟轲正是这样。孟轲善于谈论人性，但还没有达到穷尽性理；穷尽自己的本性，就能穷尽万物的本性，能够与天地并立参赞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又说：“上天哪里说过话？性就是天道。”这正是子贡所说孔子的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的原因。“从前宰我、子贡善于辞令，冉耕、闵损、颜渊善于谈论德行。孔子说：‘对于辞命之事，我不能做到。’只是因为不说，所以说自己不能罢了。大概言语产生于内在不足。” 他的讲解和议论都像这样。有《诗说》《春秋说》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个儿子：论，任鼎州司理参军；诜，任湖州归安主簿；谥、讽、諲、说、谊。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一 〈史部，别史类，《钦定续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五百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