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译正统十三年正月，设置西厂，命官校刺探事务。当初，成祖从北平起兵，刺探宫中事务，多把建文帝的旧臣作为耳目，所以即位以后专门倚重宦官，在东安门北设置东厂，命宠信亲近的人提督。到这时，尚铭掌领东厂，又另设西厂刺探事务，任命汪直督理。从京师到天下各地交错侦察事务，即使王府也不能幸免【伏读】【《御批通鉴辑览》说：“自从永乐年间设置东厂，把缉访侦捕的职责交给宦官，本来就已经开创了坏的先例。到了宪宗信任汪直，又特意设置西厂，它的势力更加横行，并且擅自拘捕审问，调换安置近臣。当初不过是因为汪直揭发覃力明杀人一事，皇帝嘉奖他能揭发奸邪，哪里知道这正是这类人先用小忠小信来取得信任，以便造成他们的大不忠大不信。宪宗竟然落入他们的计谋，深深倚重扶持他们。从此厂卫乘机窃取权柄，日益放纵，终于导致危亡。宪宗难道能推卸开创这种先例的罪责吗？” 这条圣训光明显著，可以作为后世君主信任宦官的警戒了】十四年，增铸北司印信，所有刑狱案件都不必向本卫请示，即使是卫所下达的命令，也直接上奏请示可否，卫使不得参与。因此镇抚官职虽低，权力却日益重大。又制定隐瞒盗罪的条例：凡盗贼发生后，主管部门隐瞒不报一两次的，停发俸禄；三次的，戴罪照常捕盗；四次以上的，请示后降等任用。十五年，南京巡抚王恕说：“京城书坊刊行《大明律》以后，有人防照制定了现行律条一百零八条，不知依据从何而来。其中《兵律》规定多支廪给，《刑律》规定辱骂制使以及辱骂本管长官的条文，轻重失当，流传四方，会误导官吏守法。请追回刻板焚毁。”皇帝命令立即焚毁。有人依照这部伪律出入人罪的，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十七年，下令由司礼太监一人会同三法司堂上官在大理寺审录囚犯，称为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执行。从此成为定例，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审【案：内官会同法司审录囚犯，始于正统六年。当时命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审理行在疑狱，又敕令内官兴安、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前往南京，敕令内容也相同。】当时虽然还没有确定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但南北两地的内官已经可以参与三法司的刑狱审理。成化八年，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在两京会同审查囚犯，各省也有负责恤刑的使者。到这时，命太监怀恩会同法司审录囚犯，此后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审的制度才正式确定。凡举行大审，审录官员携带敕书，在大理寺张设黄盖，坐在三尺高的坛上；三法司分坐左右，御史、郎中以下捧着案牍站立，唯唯诺诺，小心奔走。三法司查看已有案卷是否有出入，刑罚轻重都看宦官的意思，不敢违抗。伏读《御批通鉴辑览》说：“宦官参与审录囚犯，滥觞于正统年间，体制纲纪已经衰败，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朝审、大审的制度，自永乐以来一直遵守不变，为什么到了宪宗竟然完全改变旧章，把会同审理的大典专门交给宦官，朝廷大臣于是没有办法过问，纲纪颠倒，实在太严重了。权势既然尊盛，法司只看宦官的意旨，那么他们宽纵的，一定是与他们相互勾连的人；否则，就是极其流离贫贱、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他们严惩的，一定是与他们有仇怨，或者接受了请托而想置于死地的人。国家法律还可以过问吗？九卿是朝廷重职，他们与宦官之间的尊卑次序关系到国体，竟然让这些受过刑的丑类张盖倨坐在中央，压制尚书以下的官员，使他们分列而坐，竟没有一个人敢于抗争，既令人震惊，朝班次序更不必说了】【圣训昭然垂示，可以看出君主如果给后世留下不好的谋划，灾祸将不可胜言。像英宗、宪宗二位皇帝，难道能够推卸开创这种先例的罪责吗？”十九年十月，制定盗窃三犯的定罪条例。法司认为南京有盗窃三犯，赃物达到一百贯的，应当绞死或斩首。罪虽属杂犯，但情节相当严重；三次犯盗，属于屡恶不改的人，不能依通常条例处理。若赃物不满一贯，所犯是徒刑、流刑以下的罪，即使达到三犯，按实际情节仍然较轻，应特别依照通常条例治罪。议案上报后，皇帝批准【案：盗窃三犯罪例，实录记作成化十九年之事，《刑志》列入弘治十三年，系误，现据实录改正】孝宗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说：旧制提拿人犯，所在地官府必须查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才能发遣。近来内外提拿人犯，只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难以辨别；奸人假传诏命，怎么拒绝？请仍照旧发给批文。皇帝命令恢复实行。当时有吕梁山等四人，因盗窃杀人被判死罪，遇到赦免，都御史 马文升请求免除死刑、发往边地戍守，皇帝特命依律斩首。又有知州刘槩因妖言罪被判斩刑，因为王恕争辩，得以长期监禁六年。五月，下令审录案件有错误的，以误出人罪或误入人罪论罪；收受贿赂以及任意已见的，以故意出入人罪论罪。闰五月，太常少卿李东阳说：“五刑中最轻的是笞杖刑，如今外地各司所判笞杖罪，往往把人打死。即使事情败露，也不过以因公办事为由恢复官职，却用极轻的刑罚把人置于不可复生之地；死者多的有几十人，严重的有几百人，尸骨堆满监狱，鲜血流满地面，实在令人痛心。请规定凡拷问轻罪，若当即打死，累计达到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的，除依本律治罪外，还应议处降职调任；如果谎称病死不实，还要连同治罪负责的医生。”诏令批准了。十二年正月，巡抚彭礼说：“各府、州、县预备仓的粮食，凡遇盘查，每石允许有一升耗损，三年允许有三升耗损；超过三年的，不许再计耗损。若亏折不到一百石，按通常条例定罪，并责令赔偿侵盗等项；亏折一百石以上的，从重定罪。”皇帝批准了。十三年二月，刑部上奏说：“洪武末年制定《大明律》，后来又申明《大诰》，规定有罪减等，历朝都遵照使用这一制度。

译对律文之外遗留下来的奸弊，历代圣君根据时势加以推广，形成条例。条例是用来辅助律文的，不是用来破坏律文的。然而内外巧于玩法的官吏多引用条例以便利私情，于是律文逐渐被搁置不用。”于是命令尚书白昂等会同九卿，议定增补历年审问刑狱的条例，把长久以来确实可行的二百九十七条上报。皇帝批准了。十四年，制定赎罪折收银钱的制度：按条例难以确定罪名的人犯以及有财力的妇女，杖一百应缴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以后每减少十杖，递减钞二百贯，至杖六十折银六钱。笞五十应缴钞八百贯，折银五钱；以后每减少十笞，递减钞一百五十贯，至笞二十折银二钱。笞十应缴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十七年，吏部尚书马文升说：“会同审查重囚时，因妖书惑众而获罪的很多。与其等到已经犯罪后诛杀，不如在事情发生前禁止。请敕令张榜晓谕，收藏妖书的人，允许在半个月内向官府自首；如果私下抄录，也同样治罪。”皇帝批准了。又制定诬告原审官员的定罪条例。先前成化年间议定，凡诬告原审官府的，查究属实后才逮捕审问。到这时，南京御史王良臣查访指挥周恺等人倚仗势力、贪赃受贿，周恺等便反过来诬告王良臣，诏令交南京法司逮捕拘禁并会同审讯。侍郎杨守随说：“这与旧章不合。请规定今后官吏、军民等人诉讼牵连别事、搜集原审官员过失的，立案而不予受理；所奏案件仍令审理完结，虚诈的拟罪；原审官员如果枉法断案，也要治罪。” 诏令依照所请办理。十八年二月，南京刑部上奏：“有三名囚犯不待秋时便可处决，大理寺已经审查批准并下达。法司议论说：‘在京重囚中偶有不待时处决的，审查批准后要上奏，送到刑科三次复奏；有时还要等候皇恩，继续监候，等会同审查。南京没有复奏的旧例，请等秋后审查完毕，汇总上奏决定。如果有重大案件，难以依照常例办理，再另行具奏处决。’请把这些规定著为法令。”皇帝批准了。武宗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说：“每年热审的制度在北京实行而不在南京实行，五年一次的审录制度在京城实行而在外地简略办理。如今应当通行南京，凡审查囚犯，三法司都要会同审查；外地审录也依照这个制度。”诏令批准。又命邱聚掌领东厂，重新设置西厂，任命谷大用主持【按：成化十三年设置西厂，实行数年后，大学士万安奏请撤销，皇帝批准；到这时又重新设置】二人都是刘瑾的党羽。东西两厂争相掌权，派遣巡逻卒刺探事务。这时无赖之徒乘机作奸犯科，天下人都战战兢兢地站立。三年，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将荣王府旧仓的地方改为内办事厂，命刘瑾掌领。京师称它为内行厂，虽然东西两厂也在其侦察范围之内，但它更加酷烈。并且创立条例：罪行无论轻重，一律杖责，发往极远地方戍边；有的戴枷发遣，枷锁重达一百五十斤，没过几天就死了。尚宝卿顾濬、副使姚祥等人都不能幸免，直到濒死才被贬往边地戍守。御史柴文显、汪澄因轻微罪过被处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亡的有数千人。五年，刘瑾因谋反被诛杀，西厂、内行厂一并撤销，唯独东厂照旧存在。当时冤狱很多，大学士李东阳等乘风霾之机上奏，请求释放王府逃亡校尉、窝藏主犯者及邻居的连累者；对于假借银两、伪造印信、私放债务的人，请依本律治罪，其余一概释放，不要充军。正犯已经死亡而没有儿子的，其妇女及一应家属，请免于发遣死罪；多次申诉达到三次的，请免于加罪；没有丈夫的妇女，请免于发配边军。凡犯罪者的家产，除重罪外，请免于没收入官。两京现押的囚犯，请依照热审条例上奏裁夺。文武官罚米，家贫者乞展限，仍免倍纳。各处获盗数多不无寃抑，乞令研审，无得妄希陞职免罪。从之。十年六月，诏凡侵盗部解官物，照侵盗仓库科断。十六年十二月，禁武臣滥刑。御史姚谟言，各将于所辖官军，除临阵退缩许用军法外，其余有犯只用常刑。如酷用非刑致损人命，聴抚按纠举论罪。世宗即位，因日精门灾防理寃抑，又革锦衣卫传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复谕缉事官校，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他词讼及外州县事毋得与。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夀等赍驾帖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两人相争，并列上命检成▯事例以闻。济复言，自天顺时例即如此。帝入夀言，责济以状对。二年十月，令决囚务于未刻前毕事。凡决囚前期一日，该科覆奏毕，即给驾帖取囚赴市行刑，限未刻前毕事。如有鸣鼓诉寃，许三覆奏。前封进奏，后无得辄受，违者坐罪。五年九月，申明诉寃。之例，凡民人寃抑，止许赴通政司或登闻鼓下投逓。有擅入禁门叫诉及摭拾辱骂原问官及挟制官吏者，并主使之人，俱重治其罪。六年，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三法司，以纠官邪，平狱讼；设东厰、锦衣卫，以缉盗贼，诘奸宄。自今贪官寃狱，仍责法司；其有徇情曲法，乃聴厰卫觉察。盗贼奸宄，仍责厰卫，亦必送法司拟罪。诏如议行。又勅有司：凡狱囚逮系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多寡而黜陟之。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篐、烙鐡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嬾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鞕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译七年罢官校提人之例。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又刑部尚书胡世寜请编断狱新例，命止依律文及▯治十三年所钦定者。八年，诏今后官吏犯枉法赃者，追赃入官，仍问军发遣。酷刑致死人命，虽因公，亦照例为民。其故禁、故勘者，论如律。十年，令每年热审并五年审録之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减一年。十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议鬬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请仍如条例。诏依部议，自今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拟议奏请定夺。二十二年，定制文书以印信为重，押字次之。今后盗用印信即无押字，俱坐杖流；若止犯押字，不必槩用前律。如有诈为衙门关防，俱比各衙门印信拟罪。凡盗用、弃毁、伪造，悉与同科。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言：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流应减等者亦宜如成化时钦恤枷号例暂与蠲免至六月终止，南京法司亦如之，报可【案热审始于永乐二年，止决遣轻罪命出狱聴候，寻并寛及徒流以下。成化时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踈放诸例。其例每年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防下刑部，即防同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终止，南京自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勅臣等防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防。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诏有任情妄引者重治。二十九年定制，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舎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隂阳生、医生、老人、舎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灰、运炭、运甎、纳米、纳科等项赎罪。若官吏人等例应革去职役，与军民人等审无力者，笞杖罪的决，徒流杂犯死罪各做工摆站哨了发，充仪从，情重者煎盐炒鐡。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四十三年定，坐赃不及百两产絶者免监追。穆宗隆庆二年勅：「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五年定，赃银止十两以上监久产絶或身故者热审免追释其家属。又命以大明律诸家注解折中定论，纂辑成书，参以续定事例，附列条例之后刋布中外，以明法守，并勅中外有司及今科进士各熟读之。神宗万厯二年罢嵗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又命法司定例，奉特防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絶即与开豁。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着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三年。命今后三营官军有犯，非命盗事情，湏闗白总协大臣，不许廵城御史竟自勾摄。四年勅：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两犯徒律应总徒四年者，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减等。五年勅：有司有隐匿盗情、反累失主者，参奏重治。六年诏：京城内外钱法壅滞，重困小民，今再行申饬。各地方有犯私铸及倡言阻挠者，除为首依律论死，余各问罪不贷。七年改：侵盗钱粮加侵盗边海钱粮一倍者，罪照边海事例，着为令。十二年严私行披剃之禁，凡披剃年四十以下并无度牒者，放归农，或逓还本籍，或收入里户。私防者坐以左道惑众之律。十三年命刑部尚书舒化等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凡三百八十二条，刋布中外。又申明刺字事例：凡盗贼犯徒罪以下者，不问赃数多寡，并从刺字。监守常人盗二条，据律各载刺字之文，而满贯罪至斩绞者，从无刺字之例。勅今后除各盗犯该徒罪以下刺字外，其杂犯斩绞准徒者，俱照旧免刺。十五年因御史吴时来言，令在外凶恶至于杀父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到，即时处决。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熹宗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领厰事，用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以酷虐钳中外。东厰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獧巧者乃拨充之。毎月旦，厰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

译其视中府诸处防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聴记。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厰，曰打事件。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逹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卫之法亦如厰然，须具防乃得上闻。愍帝即位，诛魏忠贤，而王体干、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等相继领厰事，告宻之风未甞息。崇祯十一年冬，以彗见停刑，其事关封疆及钱粮勦防者，诏刑部五日具狱。又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逺，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拘本妻，无妻则已，不许擅勾亲隣。如衰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法，有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十五年，御史杨仁愿极陈厰卫之害，复切言缇骑不当遣，帝为谕东厰，言所缉止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缉，并戒锦衣卫校尉之横索者。然帝倚厰卫益甚，以讫于亡。【臣】等谨案：明之刑制，太祖惩元季废弛，用重典以矫时之弊。厥后定《大明律例》，亦颇详尽。然胡蓝之狱，株连四万余人，得毋已甚乎？成祖初立，因忠正不附，大肆诛戮，吏尚深刻，盖钦恤之意渺矣。仁宣之世，颇事寛厚。英宪而后，任用中官，如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之徒，相继擅权，厰卫恣横，专事罗织，戕害善类，延及无辜。刑罚不中，皆委任非人之故也。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 刑法畧【七】赦宥【唐　五代　宋】唐制赦令，凡防赦及降者，盗者准枉法，犹徴正赃，余赃非见在及收赎之物，限内未送者，并从赦降原。诸赦前当罪不断者，若处轻为重，宜改从轻；处重为轻，即依轻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凡流配人在道，赦计程过限者，不得以赦宥【谓从上道日总计行程有□者】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内逃亡，亦不在免限，即逃者身死，所随家口仍准上法聴还。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为理者，以故入人罪论，至死者各加徒流。若事须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谓婚姻良贱赦限外蔽匿应改正防收及追见赃之类】髙祖武徳四年，帝躬録囚徒，以人因乱冐法者众，盗非劫伤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七月，以王世充、窦建徳既平，大赦天下。时赦令已下，而王、窦余党尚有逺徙者，治书侍御史孙伏伽谏曰：「今兹大赦，既云常赦不原者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更新。因何既赦除复徙之？且世充尚防寛宥，况于余党，所宜纵释。」帝从之。太宗贞观初，殿中监卢寛持私药入尚食厨，所司议当重刑，帝曰：「止是错误，不解遂赦之。」五年，帝以曹司断狱多据律令，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门下覆奏，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録状奏。自是全活者众。六年十二月，帝亲録囚徒，悯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帝嘉其诚信，悉赦之【按唐太宗纵囚之事，当世史官固称为盛徳之感，而欧阳修著论亦谓可偶一为之伏读】【御制读欧阳修纵囚论直揭太宗设诈沽誉之▯防并以正修之立言不可以辞害义仰见知人谕世允昭天下万世之成宪防识于此】十五年七月，宥周隋名臣及忠烈子孙，贞观以后流配者。武后长寿二年，有敕：“公坐流，私坐徒以上，防赦应免死罪者，皆限赦后百日内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侍御史徐有功深以为不便，乃奏曰：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寛□死之罪，已发觉者咸赦除之，是启其改过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于赦前未发觉之罪，赦后必须令其自首？今赦前之罪不自首者，还依律法论科，即国家肆▯之恩，徒自颁于天下，臣愚窃为陛下不取。天册万嵗元年九月，加尊号大赦，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言：「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逺则每嵗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冦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当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霑寛宥。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今后宜节于赦，使黎民知禁，奸吏肃清。」武后颇嘉之【按唐书武后纪，是年正月加号改元证圣大赦，九月加号改元天册万嵗大赦。刘知几此奏，通鉴系正月，通考系九月，今从通考】▯宗开元十年八月，武彊令裴景仙坐赃五千匹，事觉亡命，帝怒命集众斩之。大理寺李朝▯奏：「景仙赃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曽祖寂有建义大功，后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独存，今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逺荒。」帝许之【按此条通考系间元十八年，通典条问元十年八月，考通鉴所载年月亦与通典同，今从通典】天寳十三年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忧，皆不得离任，孝行之道所未宏，通情理之间深可哀恤。如有此类，宜并放归，仍申省计，至服满日准法处分。自今以后编入常式。」肃宗至徳二年九月，郭子仪克华隂、▯农二郡，闗东献俘百余人，敕皆斩之。监察御史李勉言：「今元恶未除，为贼所汚者半天下，闻陛下龙兴，咸思洗心以承圣化，今悉诛之，是驱之使从贼也。」 皇帝立即派人赦免了他。十二月，收复东京和西京，大赦天下；但与安禄山一同谋反的人，以及李林甫、王鉷、杨国忠的子孙，不在赦免之列。代宗大历五年三月，赦免京畿被拘押的囚犯，下令全部释放鱼朝恩的党羽，并且说：“北军将士都是我的爪牙，一律仍按旧例对待，不要使他们忧虑恐惧。”皇帝性情仁厚宽恕，常常以至德年间以来滥用刑罚的情况自我警戒。等到河洛平定后，下诏说：河北、河南任用过伪官的官吏和百姓，一概不予追问。捕获史朝义部将士的妻子儿女四百多人，也全部赦免。仆固怀恩反叛，免除了他的家属因连坐而获罪。进谏的人常常暗示皇帝政令宽松，所以朝廷缺乏肃整。皇帝笑着说：“艰难时期没有办法顾及臣下，只是刑法过于严急，有威严而没有恩惠，我不忍心这样做。”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死秦杲后到县衙自首请罪。诏令说：“为报仇而杀人，本来有常法规定；但他主动到官府自首，出于人的天性，并没有求生的念头，特依法减轻死罪，判杖一百，发配流放。元和十二年七月，诏令说：今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应在到任后任满五考，才准酌情移往较近之地；如果未满五考时遇到恩赦，则按照赦文条款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