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二十

译任命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安置在均州；胡旦除名，流放浔州，籍没他的家产。真宗每次见辅臣入内奏对，只有对吕端肃然拱手作揖，不直呼其名。又因为吕端身材高大，官署庭院的台阶稍高，特意命梓人制作纳陛。曾召他到便殿奏对，询问军国大事和长久的制度，吕端陈述当时的急务，都有条理，真宗嘉奖并采纳，加任右仆射，监修国史。第二年患病，诏令免除每日常参，让他到中书省处理事务；他上疏请求解除职务，不准许，后来以太子太保罢职，在家休养三百天。有司说应当停发俸禄，诏令仍按原例赐给。皇帝车驾来到门前，吕端不能起身，真宗极力抚慰，吕端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司空，谥号正惠，追封妻子李氏为泾国夫人。任命他的儿子吕藩为太子中舍，吕荀为大理评事，吕蔚为千牛备身，吕蔼为殿中省进马。吕端仪表秀美，有器量，宽厚多恕，心胸开阔。虽然多次遭到排斥和退职，从不因得失介意；善于与人交往，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从不过问家事。李惟清自知枢密改任御史中丞，心里认为吕端压制了自己。等吕端免除朝见后，便弹劾常参官因病请假超过一年却仍领取俸禄的人，又唆使别人控告堂吏的过失，想借此中伤吕端。吕端说：“我正直行事，没有什么可惭愧、可畏惧的，关于风波的言论不值得忧虑。”吕端的祖父在兖州守文之乱中，全族遭到杀害；他的父亲▯方因为同郡人赵玉而得以免难，事情记载在《五代史》▯传中。赵玉的儿子赵文度有个十多岁的孙子赵绍宗，吕端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上表推荐并赐给他出身。故相冯道与吕端是乡里世交，冯道的儿子冯正之患病残废，吕端分出自己的俸禄供养他。吕端两次出使绝域，当地国家都赞叹敬重他。后来有使者前往那里，当地人每次都问吕端是否还任宰相，可见他的名声显著。景德二年，真宗听说吕端的后代不振，又录用吕蔚为奉礼郎。吕藩后来患脚病，不能入朝，连续请假多年，有司奏请停发俸禄，真宗特意下令恢复原职，分司西京，发给俸禄，让他在家养病。吕端不积蓄财产，吕藩兄弟贫困，又遇到婚嫁之事，于是抵押了住宅。真宗不时从内府拿出五百万钱赎回住宅，又另行赏赐金帛，让他们偿还旧债，并派使者查核家事。吕藩、吕荀都做到国子博士，吕蔚做到太子中舍。毕士安，字仁叟【《隆平集》作字舜举】，代州云中人。父亲又林，任观城县令，于是举家定居在那里。毕士安年少时喜好学习，侍奉继母祝氏，以孝顺闻名。祝氏说：“学习一定要寻求良师益友。”于是带他到宋地，又到郑地，使他得到杨璞、韩丕、刘锡为友。因而成为郑地人，干德四年考中进士。邠帅杨廷璋征召他入幕府，掌管文书奏章。开宝四年，任济州团练推官，专门掌管筦防，年终考核时收入有余，改任兖州观察推官。太平兴国初年，任大理寺丞，主管三门发运事务。吴越的钱俶献纳土地，朝廷选他任台州知州。他说钱氏上缴图籍时，有司都夸大赋税数目；如今湖海地区开始由天子任命的官员治理百姓，应当使他们安定整治，希望一律使用旧有籍册。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升任左赞善大夫，调任饶州，又出任干州知州。因母亲年老，希望降低任职等级以便就近奉养，改任汝州稻田务监。雍熙二年，诸王出阁，朝廷慎重选择僚属，以虞部郎中王龟从兼任陈王府记室参军，水部员外郎王素兼任韩王府记室参军，秘书丞张茂直兼任益王府记室参军。毕士安升任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太宗召见他并说：“诸王生长在宫廷，还不熟悉外面的事务，年龄渐渐长大，一定要依靠贤良之士辅佐引导，使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的道理。你们要努力。”毕士安原名士元，因为“元”字犯王讳，于是改名为士安。升任考功员外郎。端拱年间，诏令王府僚属各自献上所著文章。太宗阅览了几天，问近臣：“他们的才华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谁的品行更好？”有人以毕士安回答。皇帝说：“正合我的心意。”不久以本官任知制诰。王府请求他入内奏对，希望把他留在王府，不准许。淳化二年，召入翰林院任学士。大臣因张洎推荐他，太宗说：“张洎与毕士安相比，文辞才艺和资历固然不相上下，但品行却远在他之下。”毕士安因为父亲名叫乂林，上书请求回避。朝廷议论说“两个字的名字不必同时避讳”，不接受他的请求。淳化三年，与苏易简共同主持贡举，加任主客郎中。因病请求外任，改任右谏议大夫、颍州知州。真宗以寿王身份任开封府尹，召他为判官。真宗任皇太子时，他兼任右庶子，升任给事中。真宗即位，命他暂代开封府事务，授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当时有近臣倚仗权势强行夺取民间已经订婚的女子，她的家人到府中申诉，毕士安于是奏请归还女子。宫府中经常侍从太子而后来任外职的人，每次授予外任，都一定让毕士安告诫勉励。咸平初年，他辞去王府职务，授礼部侍郎，再任翰林学士。诏令选官校勘《三国志》和《晋书》。唐代史书中有人说两晋的事情多是鄙恶之事，不可流传，真宗把这话告诉宰相毕士安，说：“恶事用来警戒世人，善事用来劝勉后世，善恶之事，《春秋》都完备记载。”真宗认为有理，于是命令刊刻。毕士安因眼病请求解除职务，改任兵部侍郎，出任潞州知州，特意增加每月俸给。入朝任翰林侍读学士。景德初年，兼任秘书监。契丹谋划入境，毕士安首先上疏提出五件事，奉诏陈述选将、供给军粮、治理财赋的防备措施，真宗嘉奖采纳。李沆去世，毕士安升任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按《长编》记载，李沆死后中书没有宰相，皇帝想提拔三司使，寇准于是先安排有德望的人来镇守，便将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升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入宫谢恩，真宗说：“还没有呢，不久将任命你为宰相。”毕士安叩头。真宗说：“朕倚仗你来辅佐宰相，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如今正多事，需要寻找一个能与你一同进用的人，谁可以呢？”

译毕士安回答：“宰相一定要有相应的才器，才可以居于这个职位。臣愚钝衰朽，实在不足以胜任。寇准兼有忠义之才，善于决断大事，这是宰相的才具。”真宗说：“听说他喜欢刚强逞气。”毕士安又回答：“寇准为人正直方正、慷慨激昂，有大节，忘却自身而为国尽力，坚持正道，嫉恨邪恶；这些都是他一向积累的品德，朝臣中很少有人能超过他，只是他不为流俗所喜欢。如今天下百姓虽受到美德恩泽，得到安定休养，但西北地区的叛乱势力正成为边境祸患，像寇准这样的人，正是应该任用的。”真宗说：“好，应当借助你的德望来镇服他。”不到一个月，以原官与寇准一同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毕士安兼监修国史，位居寇准之上。寇准任宰相后，坚守正道，嫉恶如仇，小人每天都在想办法倾陷他。有个平民申宗古告发寇准与安王元杰私相交往，寇准惊恐，不知如何申辩，毕士安极力辨明这是诬告，把申宗古交给司法审理，查明了他的奸诈欺骗，将他斩首，寇准才得以安定。景德元年，契丹统军达兰带兵分路抢掠威虏、顺安、北平，侵犯保州，攻打定武，多次被各军击退，于是更加向东驻扎在阳城淀，继而攻打高阳，不能得逞，又转而窥伺贝州、冀州、天雄军，号称有二十万兵力。真宗坐在便殿询问平定祸患的策略，毕士安与寇准分条陈述防御备战的情况，又共同商议请求真宗亲临澶渊。毕士安说：“澶渊之行，应当在仲冬。”寇准说：“应当赶快前往，不能迟缓。”最终采用了毕士安的意见。当初，咸平六年，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与契丹交战；到这时，他替契丹上奏请求议和，大臣们没有人敢怎样，只有毕士安认为可以相信，极力劝真宗说：“羁縻关系不要断绝，逐渐答应让它成功。”真宗说敌人这样强悍，恐怕不行。毕士安保证说：“臣曾听契丹降人说，他们虽然深入我国，多次受挫而未能实现志愿，暗中想要撤退，却耻于没有名义。而且他们难道不怕别人乘虚捣毁自己的巢穴吗？这次请求大概不是虚妄的。王继忠的奏请，臣愿意承担责任。”真宗很高兴，亲自下诏给王继忠，答应他的和议请求。当时已经下诏巡幸，然而议论的人仍然喧闹不已。有两三个大臣进献前往金陵和成都的地图，毕士安立即与寇准请求入见，极力陈述不可，只坚持原来的计划。真宗整顿军队准备出行时，太白星在白天出现，流星从上台星以北划过斗魁。有人说军队不宜北行，有人说这是大臣应验了天象。毕士安恰好卧病，写信给寇准说：“我多次请求抬着病体随行，手诏却不准许。如今大计已经确定，只有你努力了。”毕士安认为自己能够以自身承担星变，成就国家大事，这是心中所愿。不久病情稍有好转，便追赶到澶渊，在行在拜见皇帝。当时已经聚集数十万军队，契丹大为震动，却仍凭借人多抢掠德清，到了澶州北部边境，被埋伏的弩箭射中，达兰战死，军众溃散逃走【按《真宗本纪》和《长编》，契丹统军达兰是在李继隆等设伏时中弩而死，时间在真宗到达澶渊之前；本传与《寇准传》都记作到达澶渊之后，记载彼此不同】。防曹利用从契丹使团回来，详细掌握了要领，又和契丹使者姚东一同来商议和议，于是确定每年赠送契丹银、绢三十万。朝廷舆论都认为过多，毕士安说：“不这样，契丹所顾惜的利益不重，和议恐怕不能长久。”等到撤兵随驾返回，便考察边境要地，选拔良将守卫并作调换：雄州用李允则，定州用马知节，镇州用孙全照，保州用杨延昭，其他所选用的人，也都各得其任。命令边塞获得境外牛马之类的东西都一律归还，开通互市，解除铁器禁令，招抚流亡，扩大储蓄粮物。不久，夏州的赵德明也叩关归附。两方面既已安定，朝廷内外大略安宁，便根据时势制定法令，依次施行。又设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以扩大选取士人。景德二年，他接连上奏七八次，请求因病免职，皇帝下优诏不准许，并派使者诚恳劝谕，他不得已再次起身处理政务。十月早朝到崇政殿时，病势突然发作，真宗步行出来亲自探视，他已经不能说话，诏令内侍窦神宝用肩舆送他回府，随后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太傅、中书令，谥号文简。命皇城使卫绍钦办理葬事，有司供给卤簿仪仗记录。其子世长任太子中舍，庆长任大理寺丞，孙子从古任将作监主簿。毕士安端正沉静，深厚文雅，有清明的见识和宽裕的气度，风采美好，善于谈吐，所到之处都以严肃正直著称。年老眼花，仍不停读书。亲手校订书籍，有时还亲自缮写，又精心研习文章书法。他曾对人说：“我做官没有显赫的功绩和名声，只是尽力自我约束检点，希望能够少犯过错罢了。”他交游从不结党求援，只有王祐、吕端对他引荐看重；王旦、寇准、杨亿与他友善，王禹偁、陈彭年都是他的门人。王禹偁是济州人，年少时因事到毕士安官舍，毕士安看出他不是普通儿童，便留他教导科举学业。王禹偁日益显达，后来考中进士得到任用，地位反而超过毕士安。等到毕士安任知制诰时，他所起草的诏命就是王禹偁撰写的。毕士安去世后，真宗对寇准等说：“毕士安是善人，侍奉朕于南府、东宫，直到后来成为宰相，修饰自身，谨慎行事，有古人的风范。突然这样去世，实在令人深切哀悼。”等王旦任宰相时，当面奏告皇帝说：“先前陛下称赞毕士安清廉谨慎如古人，在职官员听说后都感叹。”他做官做到辅相，而天下各地都没有田园和住宅；去世时丧期还没有结束，家用已经困窘，确实没有辜负陛下对他的了解。然而让他的家人借贷度日，应当有人周济他们，臣私下认为应该出自皇上的恩典，不是臣敢以私人恩惠办理的。”真宗感叹，赐白金五千两。儿子世长做到卫尉卿，庆长做到太府卿。孙子从善、从古、从厚、从诲、从简、从道、从范、从益、从周都历任官职。曾孙仲达、仲偃做到郡守。仲衍、仲游、仲愈也是其后裔。仲衍字夷仲，因父亲任阳翟主簿，考中进士，调任沈丘县令。欧阳修、吕公著推荐他，入司农寺任主簿，升任丞。吴充引荐他任中书检正，出使契丹时，在宴会上射箭连续射中靶心，众人惊异，并且赞叹他的仪容。契丹秘密派人取下他的衣服，量制成服装来赏赐。

译当时参加契丹元会，他完全能够记住朝仪的节奏和图画，回来后献上。后来钱勰出使契丹，契丹国主还问：“毕少卿担任什么官，现在在哪里？”王珪与吴充不和，因为仲衍是吴充任用的，王珪多次寻找他的罪过，想伤害他，最终没有可乘之机，只是使他长期滞留不得升迁。过了四年，仲衍才以秘阁校理、同知太常礼院的身份任官制局检讨。官制文字数以千万计，他加以区别分类，删削增补，都极尽妥当。凡是从中间参与处理的事务，必须经过仲衍才上报，其他人并不知道。高丽使者入朝进贡，诏令在上等馆舍接待。元夕与使者在东阙下宴饮，作诗歌颂圣德，神宗依韵和诗赐给他，当时认为这是恩宠。官制颁行后，皇帝亲自提拔他为起居郎，王珪扣留任命诏书，认为升迁太快，便当面争辩，皇帝连续称赞说：“这个人应当得到这样的任用。”不久突然得病，一夜之间去世，享年四十三岁。仲游，字公叔，与仲衍一同考中进士，调任寿丘、柘城主簿，罗山县令，环庆转运司干办公事。跟随高遵裕西征，运粮期限紧迫，陕西八十县负责馈运的民夫三十万人在一天之内全部集合。转运使范纯粹、李察估量完他们缴纳的赋物后再发给粮食，必定要耗费很长时间。幕僚属官商议后都不知道怎么办，便把事情推给仲游。仲游集合各县官吏，命令先拿出金帛和缗钱最多的，告诫他们不要打开门锁，共同登记姓名和数目作为抵押。预先准备了数千个容量为一斛的量器，拆除仓库墙壁，让带有多余粮食的人到来，每人从自己的粮食中量出一半缴纳，另一半自己供给，不到早晨便迅速分散完毕。第二天大军就出发了，范纯粹察看后感叹并道谢说：“没有您，几乎坏了我的事情。”元祐初年，任军器、卫尉丞，召到学士院考试，与他一同应试的有九人【按《东都事略》作召试天下文学之士十三人】，其中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人。苏轼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异，擢为第一，加任集贤校理、开封府推官，出任河东路提点刑狱。韩缜因故相身份在太原巡察，如同巡行各郡。韩缜的奴仆告发有士卒在公堂旁抢掠他的衣服，韩缜大怒，准备把士卒交司法处置。仲游说：“奴仆的衣服单薄，怎么会敢在帅府衙门抢夺，合乎人情吗？”于是把奴仆交付狱官审理，查明后士卒得以免罪。太原的铜器闻名天下，仲游却一件也不买，害怕别人认为他故意矫饰。临行时买了两把茶匙离开。韩缜说：“像公叔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真正清廉。”召回授任职方、司勋二员外郎，改任秘阁校理，知耀州。这年大旱，仲游先设法使百姓不至于饥饿，张榜告谕境内说：“本郡赈济施舍和平价买粮共有若干万硕。”其实是虚张其数。富裕人家知道已有准备，也相互劝说打开粮仓，凡来就食的百姓共有十七万九千口，没有一人离开自己的乡里。徽宗时，历任郑州、郓州知州，京南、淮南转运副使，入朝任吏部郎中。他说：“孔子庙中自颜回以下，都是朝廷授予爵位，戴正式冠冕居于正位；而子鲤、孙伋却穿乡野服装、戴幅巾来祭祀，很不相称。”诏令都追封他们为侯。仲游早年受到司马光、吕公著的知遇，又没能得到范纯仁的任用，范纯仁尤其了解他。范纯仁当政时，又恰逢仲游服母丧，所以始终没有得到丝毫升迁；但也因此被列入党籍，最终在困顿中以散秩终老，享年七十五岁。仲游写文章切合事理而有根基，不写浮夸荒诞、戏谑不庄重的言语。苏轼在馆阁任职时，常常用言语和文章规劝切责时政，仲游担心他因此遭祸，写信告诫他。司马光执政后反对王安石的做法，仲游写信给他，司马光和苏轼读到信后都悚然警醒，最终果然如仲游所担忧的那样。仲愈历任国子监丞、诸王府侍讲，知凤翔府。因兄长仲游被列入党籍，按例被废黜。徽宗说：“毕仲游受到先帝知遇，可以除去他的罪籍。”任仲愈为都官郎中，擢升秘书少监，后来去世。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父亲寇相【按《寇忠公准旌忠之碑》记载，父亲寇湘，追赠晋国公、太师、尚书令】，晋开运年间，应征入魏王府任记室参军。寇准年轻时英俊豪迈，通晓《春秋》三传。太平兴国五年，十九岁时考中进士。太宗选取士人时常亲临殿前询问，年少的人往往被黜退。有人教寇准增加年龄，他回答：“我正要取得功名，难道可以欺骗皇帝吗？”后来考中，授大理评事，任归州巴东县知县。三年后，补任大名府成安县令。每到征收赋役的期限，他从不随便发出公文，只把乡里姓名写好，张贴在县门上，百姓没有人敢超过期限。多次升任殿中丞，任郓州通判。召到学士院考试，授右正言、直史馆，任三司度支推官。改任盐铁勾院判官。太宗诏令百官陈述边事时，寇准极力陈述利害，皇帝更加器重他。擢升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曾在殿中奏事，话不合皇帝心意，皇帝愤怒起身，寇准便拉住皇帝的衣服，让皇帝重新坐下，事情决定后才退下。皇帝说：“朕得到寇准，就像文皇得到魏征一样。”淳化二年，大旱，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只有寇准说《洪范》所讲天人关系，感应如同回声和影子；大旱的征兆，大概是刑罚有不公平之处。太宗愤怒地起身进入禁中，过了一会儿召见寇准，询问刑罚不公平的情形。寇准请求召二府官员入内，然后说：“近来祖吉、王淮都轻视法令、接受贿赂，祖吉赃款少却被依法处死；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盗取主管官署的财物达千万，只被杖责，仍恢复官职，这不是不公平又是什么？”皇帝把这件事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于是皇帝严厉斥责王沔，也知道寇准是可以任用的人。随即授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任同知枢密院事。寇准与知枢密院张逊不和【按《宋宰辅编年录》说，知院、同知院的名称从这里开始；张逊与仲舒、寇准仍都兼带副使，后来有的以正官担任，有的以检校官担任，品秩与副使相同，尚未正式任命时称检校】。一天在路上行走，遇到狂人迎着马呼喊万岁，张逊唆使判左金吾王宾把这件事上报，事情记载在张逊传中。寇准因此出任青州知州。皇帝很顾念寇准，常常想起他，问左右：“寇准在青州快乐吗？”左右回答：“寇准得到好的藩镇，应该不会困苦。”过了几天皇帝就又问，左右揣摩皇帝的心意，知道他将再次召用寇准，于是回答：“陛下思念寇准从未忘记，听说寇准每天纵情饮酒，不知道他是否也思念陛下呢？”皇帝默然不语。

译第二年召回，授任参知政事。至道元年，加任给事中。当时皇帝在位已久，冯拯等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皇帝发怒斥责他们，岭南以外朝廷内外再没有人敢说这件事。寇准刚从青州召回，入朝觐见，皇帝的脚伤很重，便亲自撩起衣服给寇准看，并说：“你怎么来得这么迟？”寇准回答：“臣不是奉召不能到京师。”皇帝说：“朕的几个儿子，谁可以把国家神器托付给他？”寇准说：“陛下是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商议，也不能与近臣商议；只有陛下自己选择能够符合天下期望的人。”皇帝低头沉思很久，屏退左右说：“襄王可以吗？”寇准说：“知晓儿子没有比父亲更清楚的，圣上的思虑既然认为可以，希望立即决定。”皇帝于是任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随后立为皇太子。太子在太庙拜见祖先后返回京师，百姓拥挤在道路两旁，欢呼雀跃说：“是年轻的天子啊。”皇帝听说后不高兴，召见寇准说：“人心突然归附太子，要把我置于什么地位？”寇准拜了两拜祝贺说：“这是社稷之福。”至道二年祭祀南郊，朝廷内外官员都晋升品秩，寇准让自己喜欢的人大多得到台省清要官职，把自己厌恶的人和来不及了解的人按次序退后安排。彭惟节的官位一向在冯拯之下，冯拯改任虞部员外郎，彭惟节改任屯田员外郎；章奏列衔时彭惟节仍排在冯拯之下，寇准大怒，发堂帖告诫冯拯不要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上奏说寇准擅权，又分条上奏岭南官吏授任不公平的几件事。广东转运使康戬也说吕端、张洎、李昌龄等人都是寇准引荐的；吕端感念他的德行，张洎能够曲意奉承寇准，而李昌龄畏缩不敢与寇准抗争，所以寇准能够任凭自己的意愿扰乱制度。太宗大怒，寇准恰好在祭祀太庙时代理主持事务，皇帝召见并责问吕端等人，吕端说：“寇准性情刚强，喜欢任意行事；臣等不想多次与他争论，担心有伤国体。”于是两次拜谢请罪。等寇准入宫奏对，皇帝谈到冯拯的事，寇准为自己辩解，皇帝说：“如果在朝廷上争辩，会失去执政者的体统。”寇准仍然极力争论不止，又拿着中书省的簿册在皇帝面前争论是非，皇帝更加不悦，因而叹息说：“老鼠麻雀尚且知道人的意图，何况是人呢？”于是罢免寇准，任邓州知州。真宗即位，升任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年，调任河阳，改任同州。三年，入朝京师，行至阌乡，又调任凤翔府。皇帝巡幸大名，诏令他到行在，升任刑部，暂代开封府事务。六年，升任兵部，任三司使。皇帝很久以来想任寇准为宰相，只是担心他刚直，难以单独任用。景德元年，以毕士安任参知政事；过了一个月，又一同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以集贤殿大学士的身份位居毕士安之下。当时契丹入侵，放任游骑在深州、祁州之间抢掠，稍有不利便退去，寇准说：“这是在使我们习以为常，请训练军队、任命将领，选拔骁勇精锐据守要害来防备。”这年冬天，契丹果然大举入侵，紧急文书一夜之间送来五次，寇准不拆看，照常饮酒谈笑。第二天，同僚把这件事报告皇帝。皇帝大为惊骇，询问寇准。寇准说：“陛下若想了结此事，不过五天罢了。”于是请求皇帝亲临澶州。同僚害怕，想退下，寇准阻止他们，命令等待皇帝起驾。皇帝感到为难，想返回内宫。寇准说：“陛下一进去，臣就不能再见到您，大事就耽误了，请不要回去而应立即出发。”皇帝于是商议亲征，召集群臣询问方略。不久契丹包围瀛州，直逼贝州、魏州，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请求巡幸金陵；陈尧叟是蜀人，请求巡幸成都。皇帝询问寇准，寇准心里知道二人的谋划，便假装不知道说：“是谁替陛下谋划这件事，罪过可以诛杀。如今陛下神武，将领们协同和睦，如果皇帝亲自出征，敌人自然会逃走；否则就出奇制胜以扰乱他们的谋划，坚守城池以使他们的军队疲惫，利用劳逸形势，我们就能取得胜算。怎么能抛弃宗庙社稷，想巡幸楚、蜀等遥远地方，使所在之地的人心都溃散，导致敌人乘势深入呢？”于是请求皇帝亲临澶州。到了澶州南城，契丹军势更加盛大，众人请求停驻来观察敌军形势。寇准坚持请求说：“陛下不过黄河，民心就更加危险，敌人的气势也没有受到震慑，这不是取得威势、决定胜负的办法。况且王超率精兵屯驻中山，以扼守敌人的要害；李继隆、石保吉分列大阵，以扼守敌人的左右肘部。四方征镇前来救援的军队每天都有到达，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前进呢？”众人都害怕，寇准坚持争论，事情不能决定。他出来后在屏风间遇到高琼，对他说：“太尉受国家恩遇，今天有机会报答吗？”高琼回答：“我是武人，愿意效死。”寇准再次入内奏对，高琼跟随站在庭下。寇准厉声说：“陛下不认为臣的话对，何不试问高琼等人？”高琼立即仰头奏说：“寇准说得对。”寇准说：“时机不可失，应当催促车驾前进。”高琼立即指挥卫士推车前进。这天皇帝便渡过黄河，登上北城门楼，远近看见皇帝的车盖，踊跃欢呼，声音传到数十里外。契丹人互相对看，惊愕不已，不能列成阵势。皇帝把全部军事事务交给寇准，寇准奉诏专断处理，号令清楚严肃。敌军几千骑兵乘胜逼近城下，诏令士卒迎击，斩杀俘获大半，敌军才退去。皇帝回到行宫，留下寇准驻守城上，慢慢派人去察看寇准在做什么，发现寇准正与杨亿饮酒下棋，唱歌呼喊。皇帝高兴地说：“寇准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双方相持十多天，契丹统军达兰出来督战，被埋伏的弩箭射中额头而死。于是契丹秘密送信请求结盟，寇准没有答应，但使者仍来请求，态度更加坚决。皇帝将要答应，寇准想借机要求契丹使者称臣，并献出幽州土地。皇帝厌倦战争，只想保持羁縻关系而不使其断绝。有人诬陷寇准借战争来为自己取得声望，寇准不得已答应了和议【谨按《通鉴辑览》御批：澶州告急时，京城震惊，庸懦者束手仓皇；奸狡者谋议迁都】。

译【楚、蜀的安危取决于一呼一吸之间，寇准用镇静来稳定局势，于是众人的心安定下来；他竭力赞成亲征，于是敌人的气势受到震慑，不费一兵一箭，便在片刻之间扭转局势，可以说功劳关系到社稷。有议论者或许惋惜他没有在士卒欢呼之时决战，以确定功业并杜绝后患；这只是迂腐儒生夸夸其谈，没有通晓当时的形势。他们不知道议和的意图早已由真宗决定，寇准也不应违背君命来求取自己的功劳。况且契丹倾全国之力而来，志向不在小处，即使达兰战死，锐气稍受挫折，但精锐军队逼近城下，也不容易轻视。如果一定要强求契丹献地称臣，激变到了极点而产生变故，成败还不可知；那么适可而止，也不能说是坐失时机。】皇帝派曹利用到契丹军中商议岁币，说：“一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寇准召曹利用到帐幕，对他说：“即使有诏令，你所答应的数目超过三十万，我就杀了你。”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缔结盟约回来，河北停战，这是寇准的功劳。寇准任宰相时，任用人不按资次，同僚很不高兴。后来又要授官，同僚便让小吏拿着旧例簿册进来，寇准说：“宰相的职责是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如果只按旧例，那就只是一个小吏的职务了。” 景德二年，加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寇准很为澶渊之功自负，即使皇帝也因此非常优待他。王钦若深深嫉恨他。一天早朝时，寇准先退下，皇帝目送他离去，王钦若便进言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社稷之功吗？”皇帝说：“是。”王钦若说：“澶渊之战，陛下不以此为耻，反而说寇准有社稷之功，这是为什么？”皇帝惊愕地说：“为什么？”王钦若说：“城下订立盟约，《春秋》以此为耻；澶渊之举，就是城下之盟。以万乘之尊，什么耻辱能比这更大呢？”皇帝因此不高兴。王钦若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把钱输尽后，便拿出全部所有的钱，称为孤注。陛下就是寇准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 从此皇帝对寇准的顾念逐渐衰减。第二年，罢为刑部尚书，任陕州知州【《长编》作峡州】；于是任用王旦为宰相。皇帝对王旦说：“寇准给许多人授官，把这看成自己的恩惠，等实行时应当深深告诫他。”寇准随从皇帝封禅泰山，升任户部尚书，知天雄军。祭祀汾阴时，命他提举贝、德、博、召、滨、棣巡检捉贼公事。升任兵部尚书，入朝判尚书都省。皇帝巡幸亳州，他暂代东京留守，任枢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任三司使，因为河北每年输送的绢有缺额，催督得非常急；寇准一向厌恶林特，便多帮助转运使李士衡而阻挠林特。他详细说明在魏州时曾进献河北绢五万匹，但三司不肯接收，以至于供给不足，请求弹劾主管官吏以下人员。然而京城每年耗费绢一百万匹，寇准所帮助的才五万匹，皇帝不高兴，对王旦说：“寇准刚强易怒，还是从前的样子。”王旦说：“寇准喜欢让人感受他的恩惠，又想让人畏惧他的威势，这些都是大臣所避讳的，而寇准却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他的短处。”不久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调任永兴军。天禧元年，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当时巡检朱能倚仗内侍都知周怀政，伪造天书，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王旦，王旦说：“当初不相信天书的人是寇准。”如今所谓天书降下并颁布，皇帝命寇准上奏，寇准便跟从皇帝上奏了这份书【谨按《通鉴辑览》】【御批：准于钦若，判若冰炭，为什么偏偏对王干佑天书之事，仿效他的所作所为？一个原因是图谋自己得到进用，另一个原因是喜欢朱能一向与自己相互依附。即使陷入他的术数，也不肯回头，可见门户之害甚于陷阱；一旦陷入其中，即使想要自我防范也办不到了。】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样不对，于是授任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寇准从永兴来朝，将要发落他的门生，有人劝寇准说：“您如果到了河阳，称病坚决请求出任外官，这是上策；倘若入朝觐见，就揭发王干佑天书的欺诈虚妄之事，还可以保全一生正直的名声，这是次策；最下策就是再次进入中书做宰相。”寇准不高兴，作了一揖便起身。君子认为寇准遭祸，大概是自取的。当时又有陕州处士魏野，敬重王旦和寇准，每次赠诗都一定劝寇准说王旦已经退居了，寇准都不能采纳，见识者却推重魏野。〉三年，祭祀南郊，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当时真宗患风疾，刘太后在内预理政事，寇准请求进见，说：“皇太子是众人所寄望的，希望陛下考虑宗庙传承的大事，选择方正的大臣作为他的辅弼。丁谓、钱惟演都是佞人，不可以辅佐少主。”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寇准秘密命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奏章，请太子监国，并且想援引杨亿辅政。不久，谋划败露。〈谨按《通鉴辑览》〉 【御批：寇准秘密参与谋划大计，本应慎之又慎。东宫监国，是非常之事，只应由朝廷下诏，怎么可以由群臣陈请？寇准因周怀政的告知，才开始有这个议论。又预先让人起草表章，已经属于损害事情的成功。何况又因饮酒而泄露言语，仍然是粗疏而没有谋略。他遭到谗毁而丢官，不能说不是自取其祸。】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寇准因醉酒泄露了所谋之事，丁谓等更加恐惧，极力进谗，请求罢免寇准的政事职务。皇帝忘记了自己当初与寇准已有约定，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临近傍晚，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把任命名单给他看。晏殊说：“臣掌管外制，这不是臣的职务。”于是召见钱惟演。钱惟演到后，极力议论寇准专断放纵，请求严加责罚。皇帝问：“应当授予他什么官职？”钱惟演请求仿照王钦若的例子，授寇准太子太保。皇帝说：“授太傅。”又说：“再给他加以优厚礼遇。”钱惟演请求〉

译【封为国公。钱惟演从袖中取出一份□员册进呈】皇帝在小国名中指着“莱国”二字。当时周怀政心怀疑惧，不能自安，又担心事情败露，于是谋划杀害大臣，请求停止皇后预政，奉皇帝为太上皇，把帝位传给太子；又让客省使杨崇勋等把此事告诉寇准。丁谓说周怀政穿着便服，夜里乘坐小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议此事，第二天把情况上报。周怀政伏法，寇准又被降为太常卿、知相州，调任安州，贬为道州司马。皇帝起初并不知道这些事。后来有一天问身边的人：“我眼中很久没有看到寇准了，这是为什么？”左右没有人敢回答。皇帝驾崩时还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他受到的器重就是这样。干兴元年，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当初，丁谓出自寇准门下，做到参知政事后，对寇准非常恭谨。曾经在中书省吃羹时，羹汤弄脏了寇准的胡须，丁谓慢慢起身替他拂去。寇准笑着说：“参知政事是国家大臣，竟然替长官拂胡须吗？”丁谓非常惭愧，从此对寇准的倾陷构陷一天比一天深。等到寇准被贬，不久丁谓也被流放到南方，途经雷州。寇准派人带一只蒸羊到境界上迎接他，丁谓想见寇准，寇准拒绝了他。天圣元年，调任衡州司马。当初，太宗曾得到通天犀，命工匠制作两条带子，其中一条赐给寇准。到了这时，寇准派人从洛中取来这条带子。带子送到后，他连续几天沐浴，穿戴朝服，束好带子，面向北方拜了两拜，呼唤左右赶快设置卧具，登榻后去世。当初，张咏在成都，听说寇准入朝做宰相，对属官说：“寇公是奇才，可惜学问和术略不足罢了。”等到寇准出任陕州，张咏恰好从成都任满回来，寇准陈设了盛大的供帐，备办丰盛的接待。张咏将要离去，寇准送他到郊外，问：“您有什么话教导寇准？”张咏慢慢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回去取来《霍光传》阅读，读到“不学无术”时，笑着说：“张公是在说我啊。”寇准在雷州住了一年多，去世后，衡州的任命才送到，于是归葬西京。灵柩经过京城南面的公安县时，百姓都在道路上设祭哭泣，折下竹子插在地上，挂上纸钱。过了一个月再去看，枯竹全都长出了竹笋，众人因此为他建庙，按时祭享。寇准没有儿子，以侄子的儿子寇随为嗣子。寇准去世后，仁宗对辅臣哀叹寇准因忠而死，恢复其太子太傅官职，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后来又赐谥号“忠愍”。皇祐四年，下诏让翰林学士孙抃撰写神道碑，皇帝亲自为碑首篆书“旌忠”二字。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三百二十一 列传 宋【二十五】李沆【维】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乡人。年轻时喜好学习，器量和气度宏大深远。他的父亲李炳曾对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做到公辅。”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甲科，任将作监丞，通判潭州，升任右赞善大夫，转任著作郎。中书省召见考试，他撰写约束边将的诏书，奏呈御览后，太宗非常高兴，命他任直史馆。雍熙三年，右拾遗王化基上书自荐。太宗对宰相说：“李沆、宋湜都是好士人。”随即命中书省连同王化基一起召来考试，一并授任右补阙、知制诰。李沆的官位最低，特意把他升到上位，各赐钱一百万。又因为李沆一向贫穷，欠了别人很多钱，另赐三十万钱替他偿还。四年，他与翰林学士宋白共同主持贡举，虽然毁谤议论很多，却没有把过错归到李沆身上。升任职方员外郎，召入翰林院任学士。淳化二年，任判吏部铨，曾经侍从参加曲宴。太宗目送他离去，说：“李沆风度端庄凝重，真是贵人。”三年，授给事中、参知政事。四年，以本官身份免去职事，奉朝请。不久遭逢母丧，起复后出任升州知州，尚未赴任，改任河南府知府。真宗被立为太子后，李沆升任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诏令东宫以师傅之礼相待。真宗即位，李沆升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咸平初年，以本官身份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改任中书侍郎。契丹侵犯边境，真宗北幸，命李沆留守京师，京城秩序肃然。真宗返回时，李沆到郊外迎接，皇帝命他入座，置酒慰劳了很久。屡次加官至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真宗询问治国之道应当先做什么，李沆说：“不要任用轻浮浅薄、刚刚进用而喜欢生事的人，这是最应当先做的。”皇帝问是哪些人，他回答：“像梅询、曾致尧等就是。”后来曾致尧任温仲舒的副职，安抚陕西，上疏说温仲舒不足以与自己共事，轻率锐进的一党无不称快。李沆对此不高兴，于是改用别人做温仲舒的副职，罢免了曾致尧。皇帝曾谈到唐朝人结党难以控制，终于使王室力量衰弱，大概是奸邪难以辨别的缘故。李沆回答：“谄佞的话像忠言，奸邪的话像可信之言，至于卢杞蒙蔽德宗、李勉认为他是真正的奸邪，就是这种情况。”真宗说：“奸邪的踪迹虽然说难以辨别，时间久了自然会败露。”一天晚上，皇帝派使者带着手诏，想把刘氏立为贵妃。李沆面对使者，拿蜡烛烧掉诏书，附奏说：“只管说臣李沆认为不可以。”这件事于是搁置。马军都尉石保吉请求任使相，皇帝又询问李沆。李沆说：“赏赐和任用的典制，必须有适当的依据。石保吉因是外戚，没有攻战之功，却授予台席之职，恐怕会引起众议。” 后来皇帝再三询问，李沆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于是事情停止。皇帝因为李沆没有密奏，对他说：“人人都有密封上奏，只有你没有，这是为什么？”李沆回答：“臣身为宰相，公事就公开说，何必用密奏？臣下有密奏的，不是进谗就是谄佞，我一向厌恶这种事，怎么能跟着仿效呢？”当时李继迁长期叛乱，兵力日益强盛，有图谋夺取朔方的意图，朝廷被粮饷运输弄得困顿，朝廷内外都认为灵州是必争之地，如果失去它，沿边各郡就都无法保全。皇帝颇受疑惑，于是询问李沆。李沆说：“李继迁不死，灵州就不属于朝廷所有。不如派使者秘密召来州将，让他部署军民，空出城垒撤回。这样关右百姓就可以得到休息。”当时众议各不相同，皇帝没有立即听从李沆的话。不久灵州陷落，皇帝因此更加器重他。李沆做宰相时，王旦任参知政事。由于西北用兵，有时忙到日暮还不能吃饭，王旦叹息说：“我们怎么能安坐着就使天下达到太平，得到悠闲安逸、无事可做的日子呢？”李沆说：“稍微有些忧虑勤劳，足以作为警戒。将来四方安宁，朝廷未必就没有事情。”后来契丹讲和，王旦问情况如何。李沆说：“好是好，但是边患既然平息，恐怕君主会渐渐产生奢侈放纵之心。” 王旦没有认为他说得对。李沆又每天把四方水旱灾害和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烦扰皇帝听闻。李沆说：“君主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四方的艰难；不然血气正盛，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土木营建、兵器军备和祷告祭祀等事情就会兴起。我年老，来不及看到这一点，这是参政将来要忧虑的事。”李沆去世后，真宗因为契丹已经讲和、西夏献纳符信，于是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大规模营建宫观，搜求讲习失坠的典章，没有一天闲暇。王旦亲眼看到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想劝谏却已经参与其中，想离开而皇帝又待他优厚，于是因为李沆先见之明深远，叹息说：“李文靖真是圣人啊！”当时人们于是称他为“圣相”。当初寇准与丁谓友善，多次向李沆推荐丁谓的才能，李沆不采纳。寇准问原因，李沆说：“只看他的为人，能让他处在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宰相您将来难道能一直压制他，让他处在人下吗？”李沆笑着说：“将来你后悔时，应当想起我的话。”后来寇准被丁谓倾陷，才承认李沆的话。李沆做宰相时，接待宾客常常少言寡语。马亮与李沆同年出生，又善于同李沆的弟弟李维交谈。李维说：“外面的议论认为大兄是没有嘴的葫芦。” 李维趁机把马亮的话告诉李沆。李沆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如今朝廷士人可以登殿议论政事，可以上封论奏，完全没有阻塞隐蔽的地方；许多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大家都能看到。至于国家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每天忙到日暮还在条陈议论，关于防备抵御的办法，并不是没有详细研究。像李宗谔、赵安仁这样的士大夫，都是当时的英秀，与他们交谈尚且不能启发我的心意；其余那些有通籍资格的子弟，起身、就座、拜见、作揖，尚且慌乱失次；一到席间就必定自己谈论功劳和考绩，以求获得宠爱奖赏。这有什么可防备的，值得同他们交谈呢？如果委屈自己的心意而胡乱说话，就是世人所说的笼络遮掩。笼络遮掩的事情，我的毛病是不会做。李沆又曾说：处在重要职位上其实没有什么补益，只有把内外所陈述的有利之事【《宋史》本传作“中外所陈利害”。按《东都事略》和《续资治通鉴长编》都作“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今据此改】一概答复罢止，这也算稍微报效国家了。朝廷的防备制度，纤细周密，已经全部具备；如果顺从所陈请求而施行一件事，所造成的损害就会很多。陆象先说：庸人一扰乱，就是这样。奸险小人只图一时升进，哪里会想到使百姓受害呢？李沆做宰相时，常读《论语》。有人问他原因，李沆说：我做宰相，像《论语》中所说的节省费用、爱护人民、按时役使百姓这些圣人的话，尚且还没有能够实行；终身诵读它们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