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六十四

译以上三类书，体裁各不相同，各有取义，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书。我朝建立功业、创立法制，事事超过前代，而史书只有列圣实录，收藏在金匮石室中，似乎只是仿照宋代编年《日历》的体例；只能称为备史，还不能称为正史。至于《大明会典》屡次修订颁布，六部政体沿革损益的事项虽然都已记载，但朝廷的谋议、册诰以及臣工的论议文章没有包括在内；只能称为国家典制、各部门遵行的书，而不是史家的体例。大概本朝纪、表、志、传体的正史，经过二百多年，后来的学士大夫接承旧习、因循不改，缺漏而不加讲求，如今似乎不能不赶快筹办。比如《实录》中有《圣德总叙》，《宝训》中都是列圣深远的谋略；此外还有《御制文集》《有圣政记》《有皇明诏制》以及各家编纂的《大政记》《昭代典则》《孤树裒谈》《宪章鸿猷录》等书，再参照三朝《圣谕录》、前后《北征录》《天顺日录》《燕对宣召视草》《宸章》等记录，加以采辑润色，就可以编成《列圣大纪》。帝系宗谱有《玉牒》，分封诸侯及承袭封爵有兵曹底簿；封爵考证再参照《吾学编》、同姓异姓王侯表、内阁典铨诸表以及列卿表等，加以考订增补，就可以编成《累朝年表》。制度类的书，如《一统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明伦大典》等；各司刊布的书，如《宗藩军政条例》《会计录》《太仓考》《漕河图志》《海运编》《太学》《马政》《盐法志》等；记载四方形势的书，如《广舆图》《九边图说》《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炎徼纪闻》《殊域周咨录》等；以《实录》《会典》所载加以折衷，再参考《衍义》《补名臣经济录》以及奏议等书，并参考《吾学编》中关于天文、地理、三礼、百官、四夷、北虏的各种考述，就可以编成国家的各大志。《实录》中有后妃事迹，廷臣三品以上有小传，再增加《开国靖难功臣录》《群忠备遗录》《名臣言行录》《名臣记》《献实》《殿阁词林记》《琬琰录》《今献备遗》等书，其中关于高逸、孝节等类的事迹，再从各郡国志中采集，就可以编成国史中的列传。只是各种书籍散失浩繁，从未汇聚整理、综合概括，茫然没有统一的纲纪；因此，昭代长期空缺的典制，必须有圣明君主在上，大力加以表彰、整理和编纂，然后才能包举各种文献、统合成一部史略，刻成巨编，流传万世。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臣认为，国家正史必须以《列圣实录》为主；修撰正史的次序，应当先修国家诸大志。请将《郊》《庙礼》《乐律历》《天文》《灾祥》《五行》《藩封》《郡国》《舆服》《学较》《选举》《职官》《经籍》《艺文》《赋役》《食货》《漕运》《盐法》《屯田》《兵制》《马政》《刑法》《河渠》《四夷》等类，酌量分为二十多目，修订编成书，使朝廷的经制典法清楚可考，这实在是要务。诸志完成之日，就应恭敬编纂《列圣大纪》；其次编《后妃》及诸王、公、侯的表传；再次编名臣、良将、循吏、儒林、文林、高行、烈女的传记，凡修成一部分就立即进呈。大郡的记载从开国之初起，截止到隆庆末年。至于供进读、摘取要点的书，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编纂《日历》完成后，请求重新辑录《圣政》成书，分为四十类，从敬天到制服蛮夷，名为《皇明宝训》。列圣实录修完之日，各自都有纂成的《宝训》。近来阁臣奉旨编纂《训录类编》，也分为四十类，从创业艰难开始，到整饬武备、抵御夷人结束。已经进呈，但恐怕还不完备；应当仿照这个体例推广编成，不必等到正史完成之日，先行奏进御览，恭敬地备供皇帝在闲暇时阅读。遇到文华殿临讲的日子，儒臣便可以捧着书册进读。这样，本朝史书的各种体例就都具备了。圣祖、神宗的丰功峻德，如日月高悬而无穷无尽；明君良臣的宏大谋略和美善谋议，光照天地而永垂不朽。这难道不是我皇明伟大事业、万世永远的一大盛观吗？请交有关部门议论。兵部复议总督尚书魏学曾的奏题：达虏入侵时，管镇夷游击事、守备龚子敬带领苗兵，用火炮杀死了很多达虏。敌军一同包围了这支孤军，龚子敬陷没战死。应当赠给龚子敬都督佥事，荫封一子为正千户。他的荫子应加升二级，以后承袭的子孙止于世袭正千户，仍应建立祠堂祭祀。皇帝准奏。起用补任四川佥事王嗣羙为山西升郧阳府知府，任命马翰如为山西副使、潞安兵备。丙辰日，修理孝陵的工程完工。赏赐衷贞吉、米天球、张槚、邢隆、刘朝用、陈良弼、蒋建元、舒应龙等人，赏赐各有等差。礼部议称：凡官职与任所相称的，应当加上衔名；任职已久的，即按照新衔名行礼。只有公文往来时，由府行文到县、县申报到府；上级文书不写官吏姓名，下面也不署官衔姓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嫌隙产生，体制也能端正。皇帝准奏。兵部复议延绥巡抚的奏报：西安四卫军士从万历二十二年开始，分为两班，按照原定信地轮流逐年戍守。每班每年于三月十五日到达边地，十月初十日撤回。如果秋季防守时边境警报很多，仍可酌情调取下班军士分守各处，事情完毕立即撤回；如果按照常规进行秋防，不得一概调取。皇帝准奏。○ 铸造并颁给山西布政司清军道、淮安海防监军道各一枚关防印。戊午日，赐给三位辅臣杨梅。刑部尚书孙丕扬分条陈述节省刑罚、约束官吏的一套条例：一、原本就应当减省刑罚的四条：不得使用磨骨钉，不得一寸一寸地收紧夹棍；

译不得使用数百斤重、由三四人站立操作的立枷；不得使用带根的木板、水缸杖、生树棍；不得使用脑箍、竹签以及刺嘴、手掌、背部的刑具。二、按情理应当从重而又应减省刑罚的四条：父子兄弟相互告发的，宽免父兄的刑罚；夫妻和尊长相互告发的，宽免丈夫和尊长的刑罚；子弟替父兄诬告的，减免子弟的刑罚；妻妾替丈夫诬告的，减免妻妾的刑罚。三、为防止刑罚过重而应减省刑罚的四条：先前已经上枷、责打的，后来不得再上枷、责打；别人已经上枷、责打的，我不得再上枷、责打；已经刑罚下体的，不得再刑罚上体；已经责打输家的一方，不得再责打赢家的一方。四、为防止因案情偏听而过度刑罚的四条：不得因偏听原告或被告而加刑；不得因过度怀疑证人、佐证而加刑；不得自以为聪明而加刑；不得因恼怒对方强硬不屈而加刑。五、避开不利时令而减省刑罚的四条：早晨应当减省刑罚；严寒酷暑时应当减省刑罚；霜雪天气应当减省刑罚；节令期间应当减省刑罚。六、体察人情而减省刑罚的四条：尸亲应当减省刑罚；口吃者应当减省刑罚；救护尊长者应当减省刑罚；申诉冤枉者应当减省刑罚。七、对于值得怜悯的人减省刑罚的四条：老年人和幼年人应当减省刑罚；饥寒者应当减省刑罚；疾病初愈者应当减省刑罚；残废和重病者应当减省刑罚。八、对于情形可疑者减省刑罚的四条：官员应当减省刑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八人〕 有功名的儒生应当减省刑罚；妇女应当减省刑罚；盗贼情状暧昧不明的，应当减省刑罚。又有减省罚赎、约束官吏的一条：一、减省罪名以内的罚赎四条：不得对已经按轻罪拟定的人再加罚；不得把重罪轻判后又加罚；不得把无力赎罪改作有力赎罪；不得把轻罪赎罪改作重罪赎罪。二、减省罪名以外的罚赎四条：不得因事情已经澄清而罚富民；不得威胁贫弱者，明取有罪之人的财物；不得以罚纸、罚谷暗中收取折价；不得接受贿赂而故意放出罪犯。三、减省钱粮方面罚款的四条：不得借常例之名收取宽限钱；不得借加重征收之名收取秤头；不得染指投入柜中的钱而拆封取用；不得把额外摊派留给大户。四、减省里甲方面罚款的四条：不得明面征收会银、暗中使用里甲；不得让里长轮流出钱又再向殷实人家摊派；不得因用银过多而使经管、支应、包赔者受累；不得因用银太少而让当班人户出物。五、减省指派公费的四条：不得借迎送名义科罚；不得借来朝名义科罚；不得借士夫名义科罚；不得借截留粮饷名义科罚。六、减省指派上司费用的四条：不得借上司取用无碍银为名科罚；不得借给上司送长夫银为名科罚；不得借给上司发奖励银为名科罚；不得借给上司送寿礼、节礼为名科罚。七、减省克扣的四条：不得克扣船车的官银；不得克扣各类差役的工食银；不得克扣各行业的税银；不得向地方摊派、索取土产。八、减省纸谷方面罚款的四条：不得克扣上司的官银；仓谷抵数时不得克扣；自行处理赎罪银时，余下的谷物作为正数时不得克扣；赈济银两发入仓中却欺骗百姓时不得克扣；修理公事用银时不得借劝捐之名借贷而肥己。皇帝下诏褒奖说：“卿等所言正确。朝廷设置官员以养护百姓，岂能容许贪婪残酷的官吏在法外施行刑罚？这会伤害上天的和气。立即令各该抚按官通行张榜禁约。以后复命、考满之日，严查有无违犯禁令的情形，以此评定贤能与否，不得含糊姑息。” 己未日，大学士王锡爵上奏疏，请求面见皇帝，没有得到答复。升户科杨廷兰、礼科赵完璧为左给事中；王嘉谟任吏科右给事中。升河南副使王国为山东右参政兼佥事，整饬霸州；江西右参政张治具任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参政胡心得任广西按察使；云南副使顾云程任四川右参政，江西右布政邹墀任本省左布政使。庚申日，任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桢为户部右侍郎。任命周光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起用补任云南右参政谢诏为山西河东分守。赐户部右侍郎林应亮祭葬待遇。林应亮是福建侯官人。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知县，历任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郎中，升任常德府知府、副使、参政、按察使、布政使，长南太仆卿、总理河道副都御史、总督仓场侍郎，后回到原籍。因为儿子林如楚任南刑部主事，受到特别恩典，晋升为通议大夫。他退居林下三十多年，享年八十八岁。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去世。他起家时为清廉能干的官员，屡次升至显要官职；退居山林后安享高寿，仕宦踪迹和乡里评价两方面都没有污点。辛酉日，升江西按察使李得阳为本省右布政，副使郑继之为右参政；直隶广平府知府陈简任河南副使，福建邵武府知府周裔登任云南副使，宁国府知府萧良誉任河南副使，福建佥事余懋中任本省左参议。萧良誉改任提学。壬戌日，茂州发生地震。吏部侍郎赵用贤上奏辩白原任御史、现被听候降调的吴之彦退婚一事。起初赵用贤任简讨时，吴之彦任中书。赵用贤的女儿出生三个月时，吴之彦用二币定亲。后来赵用贤因星变弹劾辅臣张居正，使张居正成为平民；当时吴之彦任御史巡按福建，经过赵用贤家乡门前，于是便同赵用贤断绝关系，并且对他十分傲慢。赵用贤对此感到惊讶，等吴之彦出行后，探问其中缘故，才知道吴之彦出京时受到了王篆的指使。赵用贤愤怒地把先前的聘币封好退还，吴之彦的父亲收下后没有答复。直到赵用贤复出任官时，吴之彦当时任山东佥事，赵用贤经过德州，吴之彦备办书信和礼物表示悔罪，赵用贤不接受，并留下书信同他绝交。吴之彦也不再说什么。又过了一年，赵用贤以赞善身份出使封王后回乡，这才把女儿另许给蒋参议的儿子并出嫁，生了两个女儿。又过了六年，吴之彦才让儿子提出诉讼争婚。当时正是赵用贤升任吏部官员之日，也是吴之彦被吴定弹劾、听候降调之时；吴之彦又怀疑这次弹劾是赵用贤指使的。部院勘察议论，台省官员纷纷上章，各自有所偏袒。辅臣奏称：赵用贤的过错，在于轻率地断绝婚约，使人难以做人；吴之彦的过错，在于没有早日公开说明，使人难以处置。如今采取折中的意见，准许赵用贤病愈后叙用，免除对吴之彦的降调处分，这样或许能使双方都得到平衡。皇帝准奏。兵科都给事中张辅说：昨天接到经略宋应昌的两份揭帖、两封书信，内容全都涉及倭寇之事。

译揭帖陈述功劳，言辞详细；其中叙述事情始末，处置安排似乎无意于许贡。书信吐露真情，言辞简略；末尾说不采用过去的方法，怎么能取得成功，又似乎已经决意许贡。本兵固然非常有德，但昨天赠给臣的书信，也不能不使臣对宋应昌产生疑问。由此可知，公开揭帖是用来给众人看的，私下书信只是姑且试探臣，表面托言请封，实际忌讳谈许贡。沈惟敬不是正直之人，许贡也不是奇策。宋应昌第一次在平壤采用此策，第二次在王京采用，第三次在釜山采用，三次采用而三次幸免于失败。这果真是宋应昌的智慧吗？还是倭奴的愚蠢呢？倭奴丢下内地，株守海边的釜山，不能说不是倭奴的愚蠢；借今天的空话来索取日后的实际利益，也不能完全说是倭奴的愚蠢。我用许贡来愚弄倭奴，倭奴也用许贡来愚弄我。宋应昌为什么不知道变通，反而想借此退却倭奴，竟然还想凭此奏报功劳呢？今天请求册封，明天就会请求通贡。今年西北允许通贡，明年东南就会叩击宫阙。天下的事情没有全利，也没有全害，只能选择利多害少的去做。臣等私下认为，允许通贡，则中外解除戒严；但将来一旦发生变化，大众便无法再收拾，祸患来得迟而且大；断绝通贡，则战守有所准备；一旦发生变化，大众至今没有散去，祸患来得快而且小。况且日本在南，朝鲜在北，如今寒暖条件并不相同；我军处在内地，倭奴处在外部，如今主客形势并不相同；我军可以就地取粮于朝鲜，倭奴却难以从海外转运粮饷，如今饥饱条件并不相同。为什么要以盛朝的义举，甘心重蹈弱宋的覆辙呢？” 山东巡按周维翰说：臣奉命驰过鸭绿江，先到平壤，询问军情和夷情，大体了解了情况。军队有长期难以再次羁留的情势，倭奴有想离去却尚未决定的情势。军队为什么长期难以再次羁留？因为疾病的势头已经逼迫而不能久留。倭奴为什么想离去却尚未决定？因为通贡的端绪已经开启而不能收拾。自从安抚、通贡的说法渐渐兴起，军士的战斗之心就逐渐松弛；等到湿热暑气交相侵袭，疫病大作，死亡很多，军中哭声震野。每死一人，尸体就立即焚烧，各军既悲痛又怨恨。如今在途中，臣亲眼看见，路旁枕籍而卧的人气息奄奄；弯腰驼背行走的人瘦削如鬼脸，却还要作为军伍中的可用人员。臣认为军情长期难以再次羁留，原因就在这里。倭奴如果离开釜山，进入西生浦屯驻，距离朝鲜边境只有四十里。王京退兵，是因为谈判通贡而退；两个王子返回，是因为谈判通贡而回；徐一贯等接受对方八百两贿赂，是因为谈判通贡而受贿。因此平行长屯驻西生浦，挟持通贡约定而怀有觊觎之心，如今他的部将小西飞进入王京催促此事。臣因此诘问东征诸臣说：‘明旨森严，当然清楚地摆在那里，小西飞的请求究竟是为什么？’诸臣说：‘议论册封，不议论通贡，请求按照册封顺义王的旧例办理。’ 臣反驳说：‘北虏的归顺，难道只是因为册封顺义王吗？还是也因为宣府、大同的马市呢？假如断绝马市，只用封号驾驭他们，北虏肯归顺吗？’经略先把请求册封的奏稿给臣看，随后又自行搁置了。臣于是佩服经略没有拘泥于成见。小西飞的狡猾谋划不能实现，西生浦的倭酋一定会愤怒。臣认为倭奴想离去却尚未决定，原因就在这里。但现在已经接近深秋，时令逼近严寒；倭奴虽然狡猾，本性却不能耐寒，即使有小规模侵犯，势头也难以大举发展。刘綎率领的一万人足以防御，应当下令撤回其余兵马，让各军休息；等到春暖之后，早作侦察，再图谋应援。下交有关部门议论。经略宋应昌上奏说：此前，沈惟敬在七月内奉本兵尚书石星之命到倭营侦察，十月从倭营返回，石星见到他后具题，发到臣的标下听用。沈惟敬到山海关见臣，详细说倭酋平行长想请求通贡，约定六十天不进攻朝鲜，以等待回复；如今期限已到，希望请求派金行间使。平行长收兵后，臣默默考虑军前各项事务还没有准备齐全，正好借此拖延；又因为本兵向西寄来亲笔信，嘱咐臣给沈惟敬一千两银子，臣于是按数交给中军官，让沈惟敬前往。臣立即兼程赶到辽阳，连夜督促进攻之事；提督李如松也在十二月上旬到达，于是整顿率领三军，选择吉日戒备出发。恰好沈惟敬又从倭营回来，拿着消息说平行长愿意退出平壤，以大同江为界，臣姑且答应了他，把沈惟敬拘留在提督标下，不许他再进入倭营，命令他随提督一同到平壤。李如松默默听从臣的意见，只允许沈惟敬派家丁先行，约定一两天内退出平壤。当时平行长还在犹豫，家丁还没来得及回报，而我军已经逼近城下，出其不意，所以平壤就此取胜，开城也收复了。假使当时立即断绝沈惟敬的行动，公开拒绝平行长的约定，倘若他凭借声势正盛的气焰逞强，从平壤直到义州，只有五百多里，长驱席卷而来，臣恐怕我军不能飞渡鸭绿江，又怎么能取得这次胜利呢？这就是第一次通过谈判通贡的计策攻取平壤的说法。后来倭奴全部聚集到王京，据报告确实有二十多万人；我军不到四万人，经过连续转战后，士马疲劳，强弱、众寡既不相当，又遇连绵阴雨、道路泥泞、稻田积水很深，天时地利也不在我方，所以暂时休息。只是广泛传播军威，多方使用间谍，发出数万张免死帖，招出王京受胁从的人，以此瓦解叛党；修筑开城城墙，表示要长期驻守；命敢死之士夜间拿着明火、飞箭射烧龙山仓的粮食，使其积储空虚；又不断向开城一带增兵运粮，表示不久必将进攻王京的意图。于是王京的倭奴既害怕我军已经显示的威势，又不知道我方多方面的误导，便再次给沈惟敬写信，仍想请求通贡后退归。臣又考虑趁其请求通贡、进行和谈之机，施行引虎离山的计策，所以假意答应平行长的和谈，责令沈惟敬专门主持此事，以解除倭奴疑虑；发布晓谕帖说明利害，表示诚意；派两名使者带着旗牌监督他们退归，表示信用；分布将领，不许偷偷杀害零散倭兵，以表示仁德；责令他们迅速退还，王子和陪臣在途中不得滋事，以成全义理；赶快上题请求，颁发明旨晓谕，以坚定其心。于是倭奴才相信臣是认真的，于四月十九日逃出王京，不到二十天便全部到达釜山，王京以南一千多里的旧土全部收复。

译假使臣拒绝平行长的请求，只依仗攻取的胜利，倘若倭酋知道没有退路，合力死战，臣恐怕东征将永远不能停止。因此，这是第二次通过谈判通贡的计策使倭奴撤出王京的说法。后来倭奴屯驻釜山，臣多次发檄文，命大军扼守大丘、善山、南原、云峰一带；预先通知朝鲜国王，令他迅速调集全罗等道的水兵、灶船前往釜山海口。但朝鲜力量不能随心，事情难以如愿：朝鲜的兵船被倭奴隔绝，不能前来；我军将士又称缺粮、患病、饥饿，于是撤回。臣只发牌文责备沈惟敬久在倭营不归的罪过，仍命他向倭将平行长、加藤清正等晓谕，问他们为什么还盘结在釜山不归。沈惟敬却在六月二十日从釜山出发，带领倭将小西飞、平守弹及倭众三十人，前来请求通贡。当时又报告倭奴进攻晋州，想逼近全罗，臣怀疑他们表面顺从、暗中违逆，随即命李如松发兵协助防守全罗，救援晋州。另外发牌命李如松、沈惟敬和前来请求通贡的倭将立即晓谕：‘你们现在如果不放回王子、陪臣，不调回驻釜山的倭众，不让两位使者前来，这项通贡绝难准许；应当把倭将拘留，不得轻易释放。’ 到七月十二日，李如松具禀说，沈惟敬带着倭将前来入见，责问他们背约、侵犯晋州的罪过；倭将只是伏地叩头，于是派差役跟随沈惟敬持书前往，晓谕倭众赶赴釜山，事情已经办完。恰好先前派出的两名使者谢用梓、徐一贯从日本返回釜山，说已经亲自见到关白；关白极为恭敬有礼，愿意顺从天朝，并对两名使者及随从人员分别赠送赏赐。于是平行长等便送出王子、陪臣及其家眷，同两名使者供给行装，设宴饯行；七月二十日从釜山返回，众多倭奴都乘船渡海离开釜山远去，只有平行长带着少量倭众也远在海中的西生浦暂住，等待小西飞的回音。属国领土全部收复，王子、陪臣和两名使者全部归来，这就是当时通过谈判通贡的计策使倭奴撤离釜山的说法。倭酋前后虽然有请求通贡的说法，臣实际上是假借通贡来办成事情，原本没有真正答应的意思；而且如今军前马价、角□、羊发放有限，支用有定数，经管有人、登记有簿，事情完毕后造册，逐项奏报缴销，又没有拿一分一毫去取悦倭奴。只是估量军情，似乎应当如此办理，所以顺势利用时机，借空话求得事情成功罢了。我国兵马原来只有三万多人，其中大半脆弱不堪，中间又有阵亡、病故的人。至于后来调来的陈璘兵马，则留在蓟镇；而臣所征调的兵额，又都是名义上有、实际上不足。如今臣不得已，只能从出征的大军中选留一万六千人防守，其余全部遵旨撤回原镇。况且朝鲜刚刚收复，创伤残破，更难治理。臣心中认为，应当趁倭奴请求通贡之际，把倭将小西飞拘留不放，拖延几个月，使我方留守军队的部署确定，朝鲜军队训练成熟，该国修筑险要、制造器械都已完备；这样才能战守皆可，才没有后患。这也是为善后而谈通贡、消除祸患根源的说法。臣前后谈通贡的缘由，实际上是借通贡使倭奴退兵，从未轻率答应而误国。如今倭将小西飞等正在军前，是公开杀掉他们以示武威，还是应当允许他们通贡，以及臣所陈述的拖延时日以便修整防守等事，都是今日的急务，片刻也不能耽误，请迅速议覆，奏请圣旨颁发，以便遵行。癸亥日，升陕西右参政刘易从为本省按察使，任临巩兵备；福建右参政史继辰任江西按察使；刑部河南司郎中董宋儒任江西副使，直隶扬州府知府吴秀任福建副使。甲子日，升尚宝司司丞颜素为南京尚宝司卿。表彰邳州河水决口时背着父亲躲避溺水的孝子、廪生张缜，这是听从巡按李时华的请求。兵部题报朝鲜善后事宜，皇帝按照拟定意见批准，出征大军令经略酌情撤回。乙丑日，升刘东星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准许南京工部尚书朱天球、大理寺卿吴定告假。升浙江提学佥事陈应芳为福建右参议。泰宁等卫的夷人脱孙孛罗等九十六人来朝，按照惯例赐宴赏赐。丙寅日，准许工部尚书温纯回家侍养老亲。朝鲜国王李昖在三都收复、疆域重新建立之后，上表谢恩，进献地方物产。刑部审看后，原任新昌县知县宋尧化贪赃私征一案，追赃完毕，发回原籍为民。升户部贵州司郎中孙瑀为贵州副使。丁卯日，起用补任广东副使。支可大任浙江礼部仪制司郎中；徐即登任福建副使；南京文选司署郎中主事周应治任山东佥事，各自提督学政。升浙江右布政刘浑成为本省左布政使。戊辰日，经略奏请留下兵士一万六千人防守朝鲜。每月需要军饷五万多两，全部由户部、兵部支给，而朝鲜酌情帮助承担衣服、鞋、食物、米等费用。部议说：此前该国请求留下铳手五千人，粮饷由自己筹办，如今为什么增加到三倍？粮饷又从哪里出？使国内空虚、国外充实，实在不是长久之策。根据议定意见：四川兵五千人原在请求留下的数目之内，应当立即加授刘綎都督佥事衔，督率训练，钱粮由朝鲜自行办理。如果该国君臣像以前一样怠慢拖延，或者从中掣肘，就令刘綎如实具奏，四川兵直接撤回，不再替他们料理。皇帝准奏。兵部尚书石星说：用利益来诱导对方，是兵家取胜的谋略；

译给予将领临机处置的权力，是驾驭将领的微妙权术。经略宋应昌从始至终关于谈通贡、恢复朝鲜的缘由，大体上是用讨伐来显示威势，用允许通贡作为权宜，只希望取得成功，并不避讳使用欺诈计策。他派使者前往侦察、行间，并出资，这些事情臣石星确实同他共同谋划。如今科臣张辅之等怀疑他的书信、揭帖前后不同，巡按周维翰感叹时机已经错过。巡按亲自前往查核，所听所见必然真实；科臣掌管封驳，议论本来就应当如此。宋应昌的处置稍有缺失错误，或者书信、揭帖之间有矛盾，而台省诸臣不能释怀的，尤其在于通贡、册封之事，并不是在言语文字之间计较。所幸皇上的威德远播，苍天信任保佑，倭奴已经全部逃回，朝鲜已经全部收复。东征之役到此，宋应昌内心确实辛苦，而功绩也已经显著。科臣的奏疏说不应掩盖他的功劳，似乎不必苛责。只是通贡一事关系重大，言官多次提出意见，本部也曾题覆，明旨已经清楚，谁敢妄自议论？况且倭奴诡诈，就像塘报所说，六月间一面派小西飞请求通贡，一面侵犯全罗；假如不是我军前往救援，朝鲜何时能够收复就难说了。所以说不能允许通贡，不仅是鉴于过去的变诈，也要惩戒近期的反复。只是倭奴的本性本来就难以信任，即使退还王京、送回王子，迹象似乎像是听命，但册封的封号尤其不能轻易给予。况且平行长还在西生浦，关白还没有具奏表文，如今谋划仍然出于索求；按照国体和夷情，不可立即答应。应当赶快督促经略，迅速晓谕平行长率众归还巢穴，不得停留。倘若表面顺从、暗中违逆，就应当竭力剪除，防御措施一如科臣、巡按所议。如果平行长归巢，关白的奏表送到之日，再转奏并辨别真假，考察是否恭敬谨慎，然后允许题请会议，听候皇帝裁决。皇帝说：倭奴不是我朝叛臣，如今既然说畏惧威势、悔罪，朕就以大信接受其投降，岂能追究过去？但那些远夷还不知道中国的法度，怎么能在兵力留驻附近、尚未见到其真正归顺之意时，就轻易答应？你部要迅速传谕宋应昌，一心严整兵力防守，勒令倭奴全部归巢之后，才许其上表称臣、请求册封，永远成为属国；仍遵照圣旨免除其入贡，以防内地奸民勾引而生事，辜负朝廷宽待远人的盛意和不以异物为贵的本意。经略身负重任，原本奉有敕令，可以便宜行事，怎么能被议论牵制？奏疏、揭帖虽有参差，考虑到他处置战事和谈判，本来没有误计，姑且不再深究。着令他用心料理善后事宜，不要留下后悔，才允许同李如松一起回朝受赏。户部复议：河南再次遭受严重水灾，开封、归德、河南三府以及汝州所属州县，都在黄河以南，全部按照灾情严重的条例办理，不分正兑、改兑，每石折银五钱，征收解送太仓，等候发给军饷。彰德、卫辉、怀庆三府所属州县都在黄河以北，原本没有严重灾情，还能够办理征收，仍按旧例征纳本色，拨入天津、蓟州、密云等仓。皇帝准奏。朝鲜国使臣郑澈等进贡地方物产，因国难尚未平息，不敢接受宴请，恳切辞谢请求免除，按照惯例折给赏赐。泰宁等卫夷人脱孙索罗等九十八员名赴京进贡，按照惯例赐宴赏赐。赐襄府枣阳王厚爥、益府罗川王常湑祭葬待遇，按照惯例办理。升浙江副使张淳为陕西右参政。己巳日，都察院复议浙江巡按彭应参审问过的处州府龙泉县知县谢桂芳贪婪残酷一案，追赃完毕后，发回原籍为民。升福建按察使刘尚志为浙江右布政使。庚午日，兵部职方司主事曾伟芳奏称：臣私下看到倭奴接受通贡的祸害，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大都能说出来，可是当事诸臣仍然犹豫不决。难道不是说倭奴如果不接受通贡就不会离去吗？臣却说：接受通贡也会离去，不接受通贡也会离去。又难道不是说倭奴不接受通贡而离去，将来一定会再来吗？臣却说：接受通贡也会来，不接受通贡也会来。臣请借筹策来说明：平壤遭到一次重创后，倭奴已经知道占据朝鲜不能实现志愿，本来只是想掳掠之后不归。可是金帛、子女将安置在哪里？在釜山拖延数月，并不是不想离去；先前陆续把贵重财物渡海运往东方，后面的人是在慢慢殿后。何况如今大部众已经回去，只派小西飞带三十多人到王京请求通贡，平行长留下这一支等待，知道我方大军还没有撤退，他们不可能在这一天用一支箭来加害我们，这一点很明显。他们明明想回去向关白报告，卷土重来，但风候不利，正值严冬严寒，势力又不能做到。因此说不接受通贡也会离去。原本我军在平壤作战，斩杀数万人，浮尸遮蔽江面，焚烧的臭气传到十里之外，足以显示汉兵如风雷般的威势；倭奴遭到重创而离去，应当不会再来。如今却声称攻克开城、收复王京、送还王子陪臣以商议通贡，这样一来，他们又凭什么畏惧我们的威势，受到我们的震慑，因而接受我们的约束、遵守我们的盟誓呢？况且沈惟敬此前在倭营，见面便同他们讲和；咸安随即陷落，晋州也将被攻下，却想依靠这次答应通贡，希望明年不再进攻，那么催促通贡的人，正是在催促倭奴再来。所以说接受通贡也会来。既然不接受通贡，不必担心他们不离去，那么为什么还要借通贡来换取他们离去？既然接受通贡也难以保证他们不再来，那么为什么还要用重大的通贡条件诱使他们来？今天的办法，只应拒绝他们的贡请，严格防守。只是让朝鲜自己防守朝鲜容易，由中国替朝鲜防守困难；不留兵，先前的功劳就会全部丧失；想长期留下重兵，则军队疲惫、力量困乏，祸患没有结束的时候，恐怕外藩尚未稳固，内部变乱先已发生。既然如此，除非治理朝鲜国王，即使孙武、吴起、韩信、白起再生，也没有办法替朝鲜谋划。朝鲜分为八道，幅员绵延，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里；土地盛产五谷，采用火耕水耨，不借助太多力量也足够。各处都有窖藏，陈粮相互积存。自古以来凭借富强与中国抗衡，唐太宗亲自驾临两次，也不能成功。如今倭夷一进入，就像进入无人之境，难道不是因为其国君主偷惰怠慢、柔弱无能，废弛政务而不治理，才到了这个地步吗？这是李昖荒淫沉湎、自取其祸造成的。此前还有可以扶持的人叫安，如今在破败削减之后，正应当卧薪尝胆；如果仍不悔改，就在他面前摆列土木刑具、棰杖、梃、矛、戟，帮助他作战，这样可以吗？如今还不能立即谋划燕众、安置君主之后离去；臣认为应当赶快请求颁下一道敕令，专门责备国王，以失守社稷之罪相责。朝廷已经为你耗费金钱数十百万，恢复疆土，全部交给你。

译如果不赶快谋划，上天也将厌弃他；即使有天朝，又怎么能亲近依赖？如果李昖确实不能以德教化，听说他的儿子光海君珲颇能承担国家大任，便可让经略仔细察看朝鲜众人的心意是否愿意拥戴他，秘密约定朝鲜一二名沉着坚毅、有谋略的大臣，迅速行动；仍然用敕谕命国王自行退居闲处，把国家传给世子，大略仿照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旧事。新王即位后，革除旧弊，抚慰遗民，吊慰死者、问候孤儿，训练军队、积储粮食，号召各路忠义之士以及父亲被杀、儿子被戮、愿意吃倭奴肉的百姓，共同谋划。万一倭奴迫在眉睫，而一时之间朝鲜因创伤疲弱不能立即振作，就可以让众多王族分别建立据点，如田单让齐王宗族守卫莒、即墨那样，最终收复全齐。否则就舍弃海外靠近倭奴的一带，把那里交给豪杰；像汉代任用韩信、黥布、彭越三人那样，让关以东各自作战。与其敌人到来而不能防守，最终把土地丢给倭奴，不如分出我国的一部分，仍然能够保持为我国守卫的利益。人情只是不能忍心割舍，手被蜇伤却不截断，等到全身死亡。以上这些，都可以向新王陈述利害、说明祸福，让他自行处置。一地的划分、一官的设置，中国都不参与，确实只是替他们平定祸乱而已。这样一来，朝鲜未必不会乐意听从我国，天下的事情怎么会骤然不能成功？至于我国所答应留下的兵力，不应超过最初议定的五千人；每年犒赏不过数万，行军和日常粮饷全都责令朝鲜供给；也应当等到朝鲜国君臣用谦卑言辞再次请求，在朝廷哭泣请求留师，然后同他们约定说：‘如果你们能诚心发誓，坚固边防，那么可以；如果你们能屏退君王身边荒淫惑乱的人，那么可以；如果你们能拿出金帛、割让土地来礼待贤俊，那么可以；如果你们能同我国士卒和睦相处，不发生相互冲突，那么可以；如果你们每天的费用不需要中国一文钱，那么可以；否则就不可以。’而且，必须先吝惜、然后给予，给予的东西才足以显示恩德；对方也会因受到吝惜而奋发。哪里有对方还没有请求援助，我国却急忙自行留下兵一万六千人，每年耗费数十万，先去迎合他们，如同奉承骄子？那样他们只会张口承受恩惠，把依赖别人供给视为理所当然；即使给他们千万，也只会加重他们的疾病、教他们偷惰，最终对胜败有什么补益呢？所以一定要使他们自己为请求援助而忧苦，自己供给费用，然后才能知道困难；知道困难之后，才能自行防守。只有他们自行防守，之后才可以同他们共同防守。这是治理国王、办理善后的办法，是最好的规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若放弃这些而不办理，反而妄称议论通贡、妄称留下兵力，就是使中国每年被朝鲜役使。因此臣希望当事者赶快谋划。皇帝认为奏疏中推测倭奴离去和再来的情形，以及留下兵力一事必须等待朝鲜自行请求，确实正确，于是下交有关部门议行。辛未日，升云南右参政王桥为福建按察使。壬申日十月初五日，审录重囚，派尚书石星主持记录。兵科都给事中张辅说：经略宋应昌奉命东征，到现在已经超过整整一年了。根据他的奏报，他自己所夸耀的，只是报捷、叙功罢了；他所谓的倭奴，也只是畏惧威势、悔罪罢了。起初他从未公开说某日议论通贡、某日议论册封。借通贡使倭奴退兵的说法，到这个月初八日才见于宋应昌的奏疏；共同谋划借通贡的说法，到这个月十八日才再次见于本兵石星的奏疏。断绝通贡的圣旨多次下达，两人为什么擅自答应？他们托言兵道尚且诡诈，并非真正答应；既然许贡的谋划已经很久，诸臣为什么没有听说？他们托言军务贵在秘密，难以轻易泄露。譬如养痈，难道不担心腹心将要溃烂吗？倭奴请求通贡，志向在于窥伺内地，难道果真只是怀抱一纸尺一，处在穷海之外吗？倭奴屯聚，志向在于劫掠；盟约难道能使小西飞离开王京、平行长离开西生浦吗？他们拥兵挟持，我们不能答应；他们渡海离去，我们也不能驱逐。不册封、不通贡，倭奴必将在朝鲜施加毒害，祸患在今日；允许册封、允许通贡，倭奴将对中国垂涎，祸患遗留到将来。先不论是谁招致祸患，试问诸臣比较德行、估量力量，究竟如何？难道祖宗朝竟想让这个二百年来不能臣服的倭奴称臣吗？这些全都是沈惟敬倡导这种说法来误导宋应昌，而宋应昌又沉溺于这种说法来误导阁部。石星一向以忠诚著称，却没有深入察究，错误地想以自身承担此事。假如有所误失，即使死一百次又怎么赎得回来？癸酉日，起用吴文华为南京工部尚书；李涞以原官巡抚保定；改任衷贞吉为工部尚书；升胡嘉谟为大理寺卿。礼部复议东城御史李炳所题：已故锦衣卫衣中所銮舆司旗尉周臣的妻子俞氏饿死殉夫，应当建立旌表牌坊。皇帝准奏。都察院复议：湖广巡按审问过的长沙府善化县贪污滥权知县陈一鉴，追赃完毕后发回原籍为民。南京御史陈邦科题奏：治理河道的方法，不外乎疏浚、修筑堤防；奏疏中提出的办法很多，主要是开挖漕渠以分散水势。近来河身日益增高，恐怕分流后水流变缓，泥沙反而更加淤积。筑堤本来是用坚固堤岸束水来冲刷泥沙；然而徐州、邳州以南，年年加高堤岸、增厚堤身，已经不遗余力，最终却没有收到冲刷泥沙的好处，反而增添了冲决的祸害。至于扬州高庙一带直到仪真闸口，地势本来就高，加上积淤逐渐垫高，主管者不致力于疏浚扬州、仪真的浅滩，却年年增高高邮、宝应的堤岸；湖水常常蓄积到一二丈多深，于是运河堤岸就承受不住了。由此可见，治河不能专靠筑堤，冲刷泥沙也不能专靠水力，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疏浚，就是除去泥沙以清理淤积，其方法有三种。近来冬春河水干涸的时候，通常河床干浅，役夫乘机捞取浅处泥沙，泥沙因不断被捞取而减少，这是不用官钱的疏浚。官船、漕船、商船、民船往来如织，船尾都系着犁耙，乘风行驶冲刷清理，泥沙因不断受到冲刷而减少，这是不动用官役的疏浚。水碓、水磨以及靠水力自行转动的器具，如果让聪明巧匠仿照其原理制成木机，借水势翻滚冲荡，泥沙因翻滚冲荡而不再停留，这是不劳人力的疏浚。采用这三种方法，日积月累，水流入海，泥沙也随之入海，河道不用专门挑挖就会变深。水漫过堤岸，泥沙也会垫高堤岸，岸边不用加培就会增高。水冲决坑坎，泥沙也会填满坑坎，低洼处不用填筑就会变平。用这种方法疏浚黄河，黄河河身就会日渐剥落，淮河出水可以不再受阻，从而避免凤阳、泗州的危急。用这种方法疏浚扬州、仪真，扬州就不用担心河道浅涩，湖水也可以少蓄一些，从而避免运河堤岸的危险。此外，淮河必定不能不与黄河会合，所以高堰绝不能放弃；湖水涨溢必然会损坏堤岸，所以周家桥等处绝不能开决；已经废弃的旧河道必定淤满，所以老黄河、草湾等处很难再让河水流下去。交给有关部门议处。

译○甲戌日夜间四更，火星逆行进入室宿，经过〔原文疑有缺漏〕。○命左庶子兼侍读余继登暂掌翰林院印信。○乙亥日，都察院题奏：韩府、通渭王府中未支禄米的宗室谟土□突的罪状，命发往高墙禁锢。○又复议襄陵王府中尉融□而火页□、乐平王府中尉融火□卯，以及襄陵王府无名庶宗朱秋哥的罪恶。皇上将融□而火页□贬为庶人，并与秋哥一同发往闲宅。○升山东佥事王道显为云南右参议，贵州副使钱拱宸为福建右参政，分守建南；湖广左参政赵钦汤为山东按察使，分巡济南。○丙子日。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昖：先前国王率大军驱逐倭寇出境，回归旧国，上表进献方物表示感谢，朕心中深感嘉许欣悦。想到复国是重大事务，不能照常答复了事。现在特意派遣使者降谕，仍赐给国王大红蟒衣二袭、彩缎四表里，以表示朕对国王深切慰问之意。不过朕又想到，该国虽处在山海之间，却是传承国祚最久的国家。过去在先朝时尚未受到王化，也还能开拓土地、据险防守，雄视各夷。如今成为我朝按春秋之义进贡的国家，本应世世代代凭借朝廷的恩宠威灵，积蓄财力，应该更加富强。可是近来倭奴一入境，王城便不能守住，原野□日出大□□，骨庙社稷都成为废墟。追究丧败的原因，难道全是偶然造成的吗？有人说国王贪图细小的娱乐，听信、宠信群小，不顾百姓性命，不修整军备，招致侮慢、诱发盗乱，已经不是一天了，只是臣下没有人进言。前车已经覆没，后车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承蒙祖先降福，又依靠我军战胜的威势，使国王的君臣父子能够相互保全，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只是我不知道国王刚刚经历流离播迁的灾难，回去看见长满黍禾的旧宫、焚烧残毁的丘垄，以及身穿素服到郊外迎接的众人，悔恨痛苦、捶胸顿足，心中将作何感想？改变弦调、改换道路，现在有什么对策呢？朕看待国王，虽称为外藩，但除朝聘礼仪文书之外，本来没有烦劳国王出一兵一役。今天的事情，只是朕出于大义而发愤，哀怜并扶助衰微之国，本来不是国王应当拿这件事来要求朕施恩的。大军将要撤回，国王如今自行回国治理，哪怕一尺一寸的土地，朕也不干预。不能再把越境救援当作常事，使贵国倚仗它而不作防备；那样就像坐在堂屋里却把火放在脚下，灾祸很快又会殃及自身。倘若突然发生其他变故，朕也无法替国王谋划，所以预先郑重告诫，以古人卧薪尝胆的意义相互勉励。希望国王趁现在能够摆脱外侮，重新振作国家威容；抚慰创伤，招回流散百姓，扩大斥候巡逻范围，修缮城池关隘，整饬铠甲兵器，充实仓廪；不要沉溺酒色，不要荒废于游乐，不要偏听偏信、独断专任而使下情不能上达，不要施行严刑苦役而聚集民怨。这样或许在深切忧愤、洗雪耻辱之后，祖先的事业可以复兴，深仇可以报雪。这就是从今以后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在国王而不在朕。国王应当警戒、慎重，所以特此晓谕。○吏部复议：原任吏部左侍郎、现起用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赵焕，称父母年老，请求退休；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赵燿也说，自己已经蒙受朝廷酌情安排一人奉养父母的旨意。臣等对二人斟酌后认为：赵燿是长子，而且在边疆任职劳苦已久，似应暂准回乡侍奉；赵焕刚刚接受简命，而且悠闲奉养父母已经很久，似应督促他供职，以扩展他移孝作忠的心意。皇上同意了。○升南京太仆寺卿徐用简为南京太常寺卿，升云南右参政兼佥事刘玉成为湖广左参政，升湖广右参政陈文衡为山东按察使、青州兵备，四川重庆府知府王轩为贵州副使、思石兵备。○丁丑日，赐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褚鈇的父母祭葬。○赐原任南京刑部尚书陈其学、陈道基祭葬。○己卯日，任贵州左布政使钱藻为南京太仆寺卿。○升江西右参政张一坤为云南按察使，负责腾冲兵备；浙江副使丁此吕为湖广右参政。○庚辰日霜降节，派官员到九陵，并到景皇帝陵行礼。《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第二百六十四。《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第二百六十五。万历二十一年十月辛巳朔日，孟冬时享太庙，派公爵徐文璧恭敬代行。○总督仓场户部侍郎褚鈇奏称：各省、直隶自万历十四年至二十年，共欠京运银七百六十四万一千一百余两，请求严厉责令巡抚、巡按官酌情分定年限，逐年报完。皇上同意。○升云南副使陈尚伊为江西右参政，湖广副使邵伯悌补任浙江四川右布政使，王来贤升为贵州左布政使。○癸未日，恭仁康定景皇帝陵寝殿宇修缮完毕，派侍郎沈节甫行礼。○户部题奏：潞府请求索取景府遗留下来的产业，已经由道、府查明补派租税，请求开支停发俸禄的官员的俸禄，皇上同意。○升云南按察使杨归儒为四川右布政使，山东莱州府知府刘任为湖广副使，负责整饬荆西；户部浙江司署理郎中事务的主事伍可受为云南佥事，驻扎楚雄。○甲申日，因中宫千秋令节，赐三位辅臣上等美酒和珍贵膳食。○山西巡抚吕坤题奏：京城派遣主考官及同考官前往取聘，路途太远，不合旧章，交给有关部门议处。○赐女直夷人猛骨索罗、羊索罗金带、金顶大帽以及职事衣服，照例办理。○山东督抚军门的令旗以及刀枪的枪头，都从火中发出鸣响，有声音。○乙酉日，升刘綎为备倭副总兵，署理都督佥事，暂时留驻朝鲜。○丙戌日，武进、江阴等县降下大冰雹，损害五谷。○将襄陵王府凶恶淫乱的镇国中尉融□而火页□禁锢于高墙。○升贵州右参政陈洙为云南按察使。○丁亥日，改任南京户部尚书周世选为南京兵部尚书。○命山西右布政使韩取善巡抚辽东。○戊子日，这一天升陕西左参政郑国仕为贵州按察使，兼任参议，分守新镇。○己丑日，大学士王锡爵等议称：户部郎中郑材因本部侍郎李桢驳奏他所议赵、吴两家的婚姻之事，言语牵涉其父，因而愤激争辩，应拟定处罚，以维护堂官属官之间的体统。○赐户部左侍郎王之垣的父母祭葬。○宴请海西弗思木等卫进贡的夷人庄台等一百一十人，伯费甲金负责接待。○辛卯日，任郝杰为南京户部尚书。○赐原任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林应亮祭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