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三十七

译兵部题参建昌游击董尧民、三屯游击宗应魁、大毛山守备刘裕民贪婪怯懦，一律革职，发回原籍。这是听从御史吴崇礼的弹劾。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因为考选即将确定，上疏论劾兵部主事汪元功、礼部主事黄汝亨二人，于是二人被改调其他部任职。汪元功起初任新建县令，黄汝亨任进贤县令，二人都负有当时的声望，主管大县，彼此友善，也很为政府所知；又因为有才干，评论人事。南昌令黄一腾在二人同被考选时，曾经对他们有所推排。凡考选时征询省、台意见，众人共同掌握以圈定名单上下，虽然都察院长官也不能独自参与其中。当时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内心支持汪元功、黄汝亨，而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心中诋毁陈治则。正在发下二人的名单时，汪若霖对他们并不友善。光禄寺丞吴正志稍稍泄露了这件事，汪元功认为汪若霖轻视自己，以为是黄一腾所为，便和黄汝亨一起诋毁黄一腾，事情于是喧闹起来。汪若霖便弹劾汪元功、黄汝亨喧嚣争竞、没有德行，吏部因此停止了原拟的名单。此前五月发生雨雹，汪若霖上疏论大臣专权，说如今上下互相援引，大小官员互相煽动，一两个沉溺躁进、无聊的士人进入内廷，根基深固，不顾外界议论，煽惑同辈，流言四处传播。做某件事就说是某个言官误导的，谈到某个人就说是某个人唆使的，大概指的就是汪元功、黄汝亨。汪元功、黄汝亨也因此疑惧，于是拟定仍授原职。言官又以挑拨激怒之罪归咎于吴正志。升潮州知府金时舒为南赣备兵参政。癸亥日，吏部会同都察院考选，适宜授任给事中的有胡应台、喻安性、刘文炳、王绍徽、顾士奇、张凤彩、周应春、张延登、刘一爌、张国儒、彭维城、何士晋、李瑾、范济世等十四人；适宜授任御史的有吕图南、黄一腾、熊廷弼、荆餋乔、王象恒、陈于庭、穆天颜、房壮丽、侯执蒲、吴亮、刘光复、李橒、邓渼、王国祯、顾慥、朱万春、何太谦、彭端吾、冯嘉会、陆梦祖、金明时、张五典、梁州彦、董绍舒、管橘、张尔基、毛堪、杨一桂、王以宁、毕懋康、韩浚、颜思忠、郑继芳、曾用升、史记事、刘蔚、刘国缙、徐鉴等三十八人；适宜授任南京给事中的有黄起龙、邓云霄、晏文辉、高节等四人；适宜授任南京御史的有傅宗皋、王霖、周达、张邦俊、张餋正、汪怀德等六人；分派到各部司任职的有翟师雍、游汉龙、秦道显、饶景晖、黄汝亨、马性惇、汪元功、魏成忠、冀述、夏禹英、洪世俊、徐如翰等十二人。兵科给事中袁懋谦上疏营救满朝荐，皇上没有答复。甲子日，礼部复议：驸马都尉万炜的父亲万汝栋，抚恤和典礼按惯例办理，赐给祭祀和安葬费用。丙寅日，命户部拨给太仆寺银十万两，交给五城御史核查灾荒实情，先以京城为重点，其次及于里八府，按照灾情轻重，一体赈济。房屋免租三个月，平籴的办法依照拟定方案实行。煮粥应从隆冬至新年办理，动用扫仓余米，实行三个月。至于外省饥民，命巡抚、巡按官依例查备义社等仓，并搜集库藏中可以动用的银两，多方赈济安抚，不要使他们空着肚子远道奔走、流离失所，以此充实朝廷爱养百姓的心意。此事听从户部的请求。兵部主事汪元功、礼部主事黄汝亨各自上疏论劾礼部主事黄一腾。南京工科以及督府等官员，以盗窃禁庭铜版所制物品的罪名，题参西安门把总李云翼、卫总施洪、盘诘官王栋、吴忠、张承荫等人，各令南京法司提审。丁卯日，祭祀先师孔子，派大学士李廷机行礼。通政使沉子木因进贡误期，题参逾期的人员和广西族目岑盛等，命巡抚、巡按官交给有关州县查究治罪。吏科都给事中陈治则以倾覆危局、构陷煽动、扰乱考选大典为由，弹劾主事黄一腾和寺丞吴正志。戊辰日，孝康敬皇后忌辰，派官员前往泰陵行礼。鲁王寿鈜在万寿节进献金鞍、鞦辔以及各色马六匹；在皇太子千秋节进献名马一匹。己巳日，吏科右给事中翁宪祥论述叙功荫袭的重大典制，应当杜绝冒滥，这是为石恂、翁裕昆上疏揭发此事。原任三边总督石茂华、南京刑部尚书翁溥，生前都已有恩荫、谥号和赠官；石恂、翁裕昆又以恩诏近来的事例请求，想把在任病故者比照军功死事者办理，所以对他们的请求加以裁定。庚午日，孝慈高皇后忌辰，派官员前往孝陵行礼。直隶巡按邓澄说：‘自夏秋之间，江河倾泻、大海翻腾，接连收到漕运报告，冲毁、卷走粮船数十艘，漂失米粮超过一万石，漕运军士溺死一百一十人，不知姓名的男女数量，还要超过这个数。天津以南闸河上下受灾尤其惨重，实际数字尚未查明。但大概已经有千里之内家破人亡、葬身鱼腹的，不再是乘机侵吞、溺失粮物而故意放任的人了。国家每年漕运四百万石，即使有沉没损失，按惯例也不减免，法令明白规定如此。但法外也有应当体恤的情形，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权衡法律。嘉靖八年议定，粮船遇风损坏漂流，允许申诉，查实复核清楚后，立即予以除豁。嘉靖二十二年议定，洪闸遭风而损失粮食，将该帮官旗应得的羡银交给损失者，限期买米上缴；如果不便买米，就按银七钱折价一石米，交该库改折。弘治二年又议定，漂流十石者，在一百石中每石减除脚米一斗，以补足原数，按两方面公平收受；漂流一百二十石者，免除一千石的晒粮数，计算每石省折米五升、耗米七升，先行支放，以补足原数。凡经查实漂流并给付补偿之外，都准许免除尖米、耗米、脚价和晒扬费用，这些都是根据实情对法律作出的权宜处理。又在天顺三年命淮、徐、临、德、济、通等处药局，遇到官军患病，供给药物调治。正德十一年又命令，对军旗身故、寄送遗骸回乡的惨况加以处置；况且京城和漕运军士都同样是国家的赤子。

译京城遭受灾害，已经承蒙皇上的慈恩，拨发十万金赈济；而漕运军旗劳苦尤其严重。京通二仓一个月发米二十四万石，如今漂失一万多石，不过是每月发米的二十多分之一，赐予免除，可以使疲困者得到苏息，鼓励他们奋力做事。皇上没有答复。辛未日，吏部题报：总督狭西徐三畏任期届满，加授太子太保。因为甘镇论功时已经加过官秩，仍在原任官职上升俸一级，以表示优厚和特别。皇太子千秋节，免除百官进献寿面。礼部左侍郎杨道宾因万寿节请求皇上临殿，获准免除。河南道御史方大美弹劾寺丞吴正志。吴正志的父亲吴达可，曾是巡按江西黄汝亨、汪元功、黄一腾所荐举的官吏。吴正志知道省中有人在说汪、黄二人的短处，多次劝汪、黄退让避嫌。适逢汪若霖驳斥二人，单独诋毁黄一腾，言辞神色都表现出来。吴正志因此责问汪若霖，汪若霖的奏疏于是上呈。方大美此前也巡按过江西，不再评论三人的长短，只责怪吴正志泄露消息，几乎扰乱考选大典。从此省中互相指摘长短，言官彼此攻击也由此开始。壬申日，加易州兵备张崇礼为河南参政，辽东兵备郝大猷为山西按察使，都照旧管理事务。癸酉日，祭祀历代帝王，派英国公张维贤、永康侯徐文炜、宁阳侯陈应诏、尚书萧大亨、赵世卿分别分献行礼。因圣节颁赐辅臣万寿金篆、金书红符等物。原任大学士沈鲤辞谢甘肃的勋赏，准许。命户部所借的边饷从太仆寺减少支取十五万两，准许动用老库银十万两，再从东西二库凑足五万两，以救济紧急需要。这是因为户部借款数额太多，太仆寺困乏。当初议论赈济时，朝廷内外都嗷嗷等待内帑拨款；当事者既然以甲辰年为例，便按惯例取用太仆寺的银两。而户部正苦于边饷，当时已经超过秋季，仍缺少春夏两季额定的边饷一百四十余万两，现存库银只有几千两。事情紧急，听闻此事，不能不向太仆寺请求。太仆寺因为已经被户部借去很多，倾尽储银也拿不出三十万两，双方相持了很久。太仆寺少卿李思孝于是上疏说：‘近来皇上因为忧念灾民，拨出本寺银十万两赈济京畿，实在是天地般盛大的德意。随后户部又以边饷为由请求，皇上又命令借本寺三十万两。负责筹饷的大臣只知道兵饷匮乏，却不知道太仆寺的饷银比兵饷更加穷困。臣查考旧档，在嘉靖、隆庆年间，老库积存达到一千余万两，算是盛况。到了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刘借用一百六十万两，东征倭寇借用五百六十余万两；二十七年为边饷借五十万两，又为征讨播州借三十三万两；三十一年又为边饷动用老库二十一万两、马价三十万两；三十二年又按年例借三十万两。臣此前在二十九年因为边饷供应不足，仓促借用一百万两。前后被计部借去的，已经有九百八十三万两。二十九年工部又因大婚大礼借三十五万两，三十一年光禄寺按年例借二万两，又借三十七万两。如今老库现存只有二十七万两，东西两库每年解送的银两，仅仅够供应各边的年例，何况各边按功次进行的赏赉也都取自这里。皇上难道会因为太仆寺困乏，就让它比计部更加贫乏吗？况且种马既然废止了改折办法，原来奉有明旨，暂时储存这些银两以供种马之用，皇上屡次加以申饬。国家在无事时尚且应当切实考虑预先防备。如今班白猖獗，长昂怀有异志，万一防备失误，发生嘉靖庚戌年的变乱，拿什么来应付？又如今各地都在灾荒之中，内有京师，外有各省直属地区，人人没有安乐生活的心情，万一有不逞之徒斩木揭竿，仓促之间想求得中等马匹也不可得，到时应当责备户部，还是责备太仆寺？臣所属不过十多个府，每年收入不过四十余万两，却每逢不足时就全部揭取而去。户部也许有节省的方法、催征的办法，却从不采取这些办法而只图方便于他人，东挪西借，这也绝不是治理财政的长远策略。’ 这份奏疏上呈后又过了很久没有下达，兵部尚书萧大亨替他请求裁量，称内可重视马政，外可帮助安定和抵御。若为调停，可以拨出十五万两，皇上又同意了。兵部的奏疏稍稍偏向太仆寺，也说计部借取资财终究不是长久之策。于是赵尚书说明所借数目，说自三十年以后，仅有一百八十一万两；至于那一百万两，是代替前一阶段的各项大费，不应计入其中。又说九边年例，嘉靖年间数额才二百四十余万两，至今增加到四百一十余万两，士马、刍粮年年增加，没有听说节省一钱、减少一粒粮食的，虚额和实在名册也无从考核。询问借饷的事，主管财政的人明显承受借款之名；询问饷银亏空的事，主管军务的人暗中消耗其实。事情紧迫，兵部仍像原来一样请求借款，皇上只命令依照前旨酌情议定罢了。甲戌日，西安府发生地震。乙亥日，因中秋节颁赐辅臣酒食。丁丑日，彗星经过房宿。因万寿圣节，命百官在午门朝贺行礼，赐辅臣寿面、长春酒，膳食品级各有差等。戊寅日，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因星象变异上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孛星出现三次；到《资治通鉴纲目》所记的时代，彗星出现十七次。

译如今彗星又出现在东井，它的灾咎究竟在哪里？臣谨按：星野中的东井属于秦地。彗尾向西南，逐渐转向西北，又指向秦地，秦地恐怕要有急变吧？如今套海的丑虏无时不在活动，虏王的嫡孙长期留在青海，各部酋长因此向谁归附尚未确定，倘若有阴谋，必将波及内地。又有土官鲁光祖势力强盛、气焰骄横，想除掉他却不能动摇，他的心志更加放纵，兵争的征兆必定会在他的部落中兴起。梁永、乐纲在三秦地区施虐，父老因此饮恨，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事。况且彗星是扫除的象征，是掌管刑罚者的职责。小人利用它，是以扫除为职责；君子利用它，是除旧布新。如今李凤在粤东如鲸吞噬，潘相在江右如毒蝮螫人，高淮在辽左如虎窥伺，马堂在河道上如鸱鸟张翼。其他如张烨、胡滨、杜茂、鲁保、沈永寿、丘乘云等人，虽然稍微知道收敛，但其所充当的扫除之役是相同的。应当趁此星变，全部撤除中官，恢复原来的职务；借此一新旧有政令，勤于政务、讲习学问，亲近贤能、远离奸邪，亲自实行二圣的典制，修行四孟之仪，恢复三朝之制，补足九列之班，平息积薪之叹，广施赐环之诏，振作台谏的气势，疏通奏章的壅塞，慎重选择节钺之臣，惩治借债将帅的风气，拿出禁藏的储备，杜绝太仆寺借款，节省大官的俸禄，减少水衡的织造，释放诏狱中的冤屈，缓解京城百姓的困苦。像这些事情，如果一旦全部清除，面貌焕然一新，那么和气就会形成，祥瑞就会出现。古语说：‘星象发生变异而能转成和气，大概原因就在这里。’臣考察《宝训》：嘉靖十一年八月辛巳日，彗星出现在井宿之间，恰逢皇帝诞辰。世宗想免除庆贺仪式，礼部尚书夏言奏道：‘礼仪完成以后，应当痛切地加以修省。’于是从二十一日起穿浅色衣服处理政务三日，九卿各自陈述意见，听候裁处。嘉靖十八年又因星变撤去天下镇守中官。如今彗星出现正逢圣节，又正值应当撤处梁永之际，是人心悬望的时候。应当命有关部门查考先朝全部撤除中官以及九卿自陈的旧例，早晚举行，或许可以使内部顺从、外部威服，即使边疆有警，也不用忧虑。’奏疏上呈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己卯日，大学士赓廷机以万寿吉庆之期、天人欢欣响应为由，请把前后奏疏中紧要的几件事，如两京急需补任的大臣、考选后等待任命的科道官、每日讲日讲和起居注、东宫侍班讲读、掌坊掌詹、庶吉士送馆、捐赈佥□等奏疏，一并发布，以响应革故鼎新的征象，彰明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实际。这一天，大学士赓廷机因为蔺州、镇雄的事情长期没有结案，又上疏说：‘臣听说苏轼说过：‘夷狄不能用中原的治理方式来治理；想求得大治，必然会导致大乱。’ 这不是书生的寻常空谈，而是万世用兵、驾驭夷狄的原则，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何况今天的天下形势怎样呢？近来边饷告急，户部请求借马价银三十万两，太仆寺和兵部接连上疏诉说困难。姑且命令从老库以及东西二库凑出十五万两给它。这区区十五万两，困难已经如此严重了。再加上各处水灾，所在之地空虚枯竭，即使想要用兵，试问四川、贵州能够自行供给军饷吗？还是从太仓取用？或者再次向太仆寺取用？还是命令其他省协助供济？这些极其贫困、饿到只求活命而无力顾及其他的百姓，连骨髓都耗尽、肌肉都枯瘦了，还能不召自来、不吃饭就作战吗？武臣喜欢惹事、贪功，瞪眼说难听话，是他们的常态。像侯国弼、张神武之流，利益在于自我封赏，他们的谋划未必可以听从，才能勇力也未必可以使用。即使有一两个兵道官，也不过是儒臣文吏，临敌应变或许不是他们的长处，那么又由谁来统领这件事呢？臣等私下看到，安定百姓的功劳不可抹杀，但罪过还可以宽赦；印已经献出，崇明已经掌管事务，军队已经撤退，道路已经畅通。即使与崇明的怨恨还没有消除，仇杀也没有完全避免，这些都可以不再追究。总的说来，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像人患了虚症，只应当休养。’ 从前贾谊讥讽绛侯、灌婴等大臣说：‘不要轻举妄动才是大事。’他所说的本来是想把匈奴单于的脖子系住，鞭打中行说的后背。然而汉文帝最终没有采用这种做法，而采用了绛侯、灌婴的意见，忍受匈奴侮辱性的文书，告谕南粤共同舍弃小过，和他们一起走正道，实在很有‘不要轻举妄动’这句话的意味。此后光武帝关闭玉门关，谢绝西域；宋朝称颂仁宗，也是以不动用兵力作为威势，这些原则都本于所谓无事而治理天下。何况国家经历多事之后，今年征讨倭寇，明年征讨播州，百姓陷于刀兵，国库因运输而枯竭，正天天寻求战争，只求找到敌人。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当时阿利已经死了，安尧臣估计印信一定已经出取，便假称从阿野那里得到印信，于是归还崇明。贵州巡抚认为真印已经取出，就可以结案，阎宗傅、安尧臣都可以赦免不问。然而四川巡抚认为安尧臣篡夺之罪绝不可赦，又上疏请求出兵，朝廷议论尚未决定。正好遇到边饷告匮，辅臣估算征讨播州时费用二百万两，如今突然从哪里取得？于是严厉责备四川将领张神武等人，其意思大概与贵州方面相同。给事中王元翰又认为，辅臣的揭帖只应向宫中机密之处报告，不可以让播州远近的人知道，请求不要发抄。于是从此有了禁止发抄的规定，同时禁止传播那些讥讽君主、沽名求直、扰乱政务、沽取名声、含有猜疑言辞、轻慢言语、排挤善良之人的文字，认为这些都不可以传布。禁止发抄的议论从此开始。壬午日，彗星经过心宿。宪宗纯皇帝忌辰，派官员到茂陵行礼。甲申日，户部尚书赵世卿说：‘国家初建时的制度，一镇屯田的收入，本来足以供给一镇的军马。偶尔从京库拨发，不过是为了补助民运不足罢了。近来功令一天比一天松弛，举劾和刺察不严格，各地主管官员习惯于把催征当作旧例，却把查核参劾视为虚文，借灾荒任意拖欠。因此边饷空虚，一年比一年严重，一个月比一个月加剧。如今宣大督臣深深了解其中弊病，想援引过去保定巡抚的事例，让隔属的主管官员每年接受参劾处罚，以警戒长期拖欠，确实是深思熟虑。既然已经经宣镇抚臣会议一致同意，应当从今年开始，准许宣大抚臣把各省、直隶应解送边粮的完欠情况查明后题参上报，交有关部门分别处分，不要因为彼此顾虑怨恨而互相包庇隐瞒，这样或许百姓和官员会知道警戒，边饷也不会空虚。皇上同意。’ 山西巡抚李景光上疏称：自从接受任职以来，他和所属司道极力节省，一丝一毫也不遗漏。

译刚满三年，储存积余的互市、纸赎等银两达到一十万七千余两，可购买米谷一十三万三千多石，足以准备四万四千余人一年的粮食。户部请求命巡按官把积存的省银如数发给岢宁、鴈门三兵备，命各管粮官按本色粮及时收买，另存一仓，名为备饷，与正饷依次陈放、支取，设立循环二簿，按季核查。皇上同意。大概边饷屡次匮乏，都是怠玩、冒滥造成的过错，所以户部提出这两件事作为准则。乙酉日，云南巡按周懋相称：‘云南每年进贡黄金五千两，每年拨发价银，前往四川、狭西等地采办。计司每年发给的实银将近三万二千两，而民间彼此贴补办理的数目也一样多。边疆赋税不多，军饷和金价都依靠矿税。自嘉靖年间开采以来，至今将近百年。十二营的军饷和五千两贡金不能减少，矿场就难以最终封闭。自去年禁止封闭搜括库藏来补足金饷以来，如今库藏已经空虚，穷民失业，逃亡之人暗中聚集，夷盗日益滋长。采纳有关部门的意见，询问百姓的情形：像石羊等二十四场使百姓疲困，确实不能不封闭；而表罗、普古、郎永、盛新、兴西、山凹、礁石、白塔、北衙、中场、明直、蒙孜共十场，确有补益，势必不能永远封闭。应当酌量按照旧例开采，以供给贡金和军饷的费用。’皇上同意。礼科都给事中邵庶等因星象变异，论说积存的污秽应当清除，皇上没有答复。礼部左侍郎杨道宾因星象变异上疏论说，被逮捕拘系。满朝荐的事情没有答复。安抚东路夷酋白洪大等人，这是听从兵部的议议。白洪大、七庆把都儿在各夷酋中比较顺服。前些年哈不慎侵犯边境，曾经讲定誓约，永远不侵犯蓟、辽，也曾劝阻班白。这时班白向南迁徙，抢掠官马和衣服，白洪大、七庆把都儿也同上边的各部一起行动。臣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创制处置，只能命令申饬并严厉告谕他们。直隶巡按乔允升弹劾宣府中路参将贾应隆、山西行都司李明宣、滴水崖守备陈尧年、助马堡守备张魁各自贪婪庸劣，革职发回原卫。张魁交给巡按提审。宁乡县土城改用折价办法征收砖石，这是听从总督马鸣銮的请求。四川巡抚标下重新设置游击，因为裁撤总督，所以应当裁撤副总兵。朝鲜国王李昖发还漂流到海上的人民，称这些人属于旅顺官兵，应由山东前往查验、收编操练；如果属于私自贩运下海，另有其他情弊，就查究处置后上报。狭西总督徐三畏、甘肃巡抚周盘题参：镇番参将王允中丧失军队、损失部众，守备甄尚贤隐瞒败情，应当交付提审；李时渐阻挡敌人却没有功劳，也一并革职。山西巡按康丕扬弹劾北楼口守备徐时聘、延绥游击赵永思贪婪残虐、违法乱纪，一律革职发回原卫。又弹劾平遥知县陈所学，革职并交付提审。升襄阳知府冯若愚为下江道副使，宝庆知府冀光祚为河南道副使。湖广巡按史学迁请求留任参议王嗣美。丙戌日，命礼部左侍郎杨道宾宴请朝鲜国陪臣。吏部左侍郎杨时乔、都察院副都御史詹沂等分别上疏，请及时批发考选结果，恐怕因外界议论而产生疑惑，导致耽误重大典制。丁亥日，镇守云南的太子太保、黔国公沐昌祚获赐少保诰命。升职方司郎中赵拱极为光禄寺少卿。命大理寺卿郑继之主持武举。己丑日，大学士赓廷机请将王锡爵、于慎行、叶向高等人的奏疏赐予批发，诏令尚未下达。这一天，狭西抚、按官员的揭帖一并到达，称梁永所奏满朝荐劫夺杠担、杀人的事情，已经详细发文通知关内、潼关二道。查得梁永派人赴京，沿途负责供应，从狭西京兆驿到河南阌乡县，所解送的马八匹、杠七擡，都安稳无恙。而满朝荐被逮捕的诏旨到达后，当地军民喧喊骚乱，梁永打开城门，射死一人，射伤一人。于是大学士赓廷机再次上疏，请免除对满朝荐的逮捕拘系，改为重重降罚，以安定秦地百姓，也使梁永得到安定，皇上没有答复。升文选司郎中耿廷柏为太常少卿，因为掌管大计，按三次选授即可升迁的惯例办理。命令释放奢世续，并赦免阎宗傅等人的罪；访求陇氏的子孙作为镇雄的后继者，并命安疆臣约束安尧臣回到本土司，听任其遥授职衔，不许冒充承袭陇氏的职务。正当贵州、四川两方面的争议长久不能决定时，朝廷已经有意休兵，而四川方面的议论却更加激烈。贵州巡按冯奕垣于是弹劾四川都司张神武贪功启衅、祸害流毒黔中，说普市、摩尼等地的奔溃都是张神武逼迫造成的。四川巡抚乔璧星上疏说：张神武带着营兵十三人进入蔺州劝谕奢世续，并没有启衅之心。奢世续不肯悔改，嫡庶内部争斗，张神武因此将他拘捕，认为只要人被擒，印信也就会一同保存。至于在这以前印信藏在镇雄、这以后阎宗傅狂妄逞强，也不是张神武所能预先知道的。如今放过篡夺叛乱的贼臣，却追究疏忽失误的将佐，是错误的。又说事情有先后，形势有轻重：在奢世续尚未被捕以前，追取印信是最急的；到阎宗傅狂妄逞强以后，擒拿惩治首恶是最急的。如今首恶都藏在镇雄，而镇雄更加放肆，那么追究镇雄的罪责又是最急的了。现在正是兵粮都已集结、对方人心离散之时，应当仗义执言，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样阎宗傅不过是一头孤立的猪，可以徒手擒拿。其意气非常锐利，像是要一决胜负。大概当时四川方面习惯于此前的余胜，将士以击破贼人相互夸耀，而贵州巡抚郭子章独自忧虑兵力穷尽、粮饷枯竭，也因为安疆臣的缘故暗中保护安尧臣，所以四川方面不服。

译自从冯奕垣上疏后，四川巡抚争辩得更加激烈，又驳斥毕节道佥事顾起淹诋毁张神武。于是四川巡按孔贞一又上疏说：臣看贵州、四川两方的议论，一方激烈，一方反驳，如果不能同心协力，即使几十年也不会有定论。大概川南土府的户籍隶属于蜀藩，而粮饷却归贵州省；贵州方面想凭借其中利益，四川方面则想端正名分。贵州认为安疆臣实际上统领各司输送供给和征调，如果把他看作不可分割的附庸；又审察时势，认为这是不可开启的祸端，所以对待安疆臣时宽待安疆臣的弟弟。这是在贵州说贵州的话，不仅几年前如此，即使几十年后也仍然如此。四川认为安尧臣只是贵州的土舍，却乘隙占据四川的芒部，驱逐四川土司，杀害四川王民，图谋四川宣抚使职位；站在四川方面，今天议论防守，明天议论作战，不愿让奢世续这个女婿篡夺陇清一族。这是在四川说四川的话，不仅几年前如此，即使几十年后也仍然如此。假如把贵州、四川两位大臣互相调换，那么四川巡抚怎样谋划贵州的事务？贵州巡抚又怎样谋划四川的事务呢？如今贵州责备四川制造事端、喜欢功名，而四川责备贵州养寇酿祸；四川责备贵州不加约束、不全力协助，贵州则责备四川不肯安静、不考虑祸患灾害。这和盗贼来到时同室操戈、涉险之时互相拿船桨攻击，有什么不同呢？放置不管，那么藩篱之内会长期桀骜不驯，国威受挫；讨伐他们，那么战争之后会惊动两省，使皇上劳心。如果安尧臣的罪确实非讨伐不可，讨伐以后又能限定日期奏报胜利，那么就应当把讨贼的权柄交给四川，责成贵州履行协力的义务，劳累一时而安定百姓，似乎还可以实行。如果四川不宜再受严重困扰，军队也不可轻易试用，那么应当特赐乾断，责成贵州巡抚，仿照土司承袭职务的惯例，起送安尧臣到部，核查他的功劳、赦免他的罪过；或者让他自己陈述平定播州的旧日劳绩，授予官爵，无论土官还是流官，都由朝廷决定其任免；镇雄各司的安置也随着我们的进退而定，这样可以自行安定，不同的议论也可以不再发生。奏疏下发兵部，兵部也认为军队不可动，但对于安尧臣是否应当驱逐、镇雄是否应当改土归流，仍然推让而不敢议定。政府的意向是召安尧臣入朝，但安尧臣必定不会来，因此有遥授的议论。后来阎宗傅投降安尧臣，请求避开贵州总督，于是请求撤军，和政府的意见相合。《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三十七。《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三十八。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初一辛卯日，大学士廷机上疏，说明这篇奏疏是明为参政姜士昌的奏疏而发的。姜士昌以江西参政的身份奉表入朝祝贺，事情办完后，便说国家政事和人才关系到世道安危，不是小事。去年二沈离职，忠臣和邪臣一同罢免，没有一个人受到辨别，使浑浊的泾水和清澈的渭水混为一流，后来也没有可以惩戒或劝勉的依据。他又说，叶向高和王锡爵之间，实际是王锡爵在主导。如今叶向高离职而王锡爵又回来，那么叶向高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离开。当王锡爵掌权时，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正人君子，全都[原文疑误：“一斤不复”]不能再被起用。如今王锡爵虽然痛切地自我洗涤改过，[原文疑误：“孔万无出理”]恐怕万万没有可以申辩的道理。他又说，《诗经》以《关雎》开篇，是取其广泛求取贤才而不伤害善人；《尚书》以《秦誓》结尾，是取其喜爱贤能而保全百姓。古今谈论清廉的宰相，一定称道唐代的杨绾、杜黄裳。然而这两位贤臣都推举贤人、爱护士人，只怕来不及；王安石任用他们，却驱逐诸贤，最终给宋朝带来祸患。这番话大概是在规劝廷机。廷机于是上疏说：士大夫的精神如果不用在声色货利上，就必然用在国家事务上。臣多次见到有人把臣比作王安石。王安石想开疆拓土，先聚集钱财作为用兵的资本，创立青苗法、均输法等制度。王安石任用实行新法的人，斥退不实行新法的人，于是小人进用，君子退处，最终给宋朝留下了祸患。这是因为王安石不通晓世务而喜好纷更，又性情忿戾，一心求胜。自古以来，沽名钓誉、败坏风俗而对国家没有益处的人很多，但说到祸国败名，只有王安石一人。拿一个王安石来概括后世的人，难道是通行的公论吗？如今臣不敢自比杨绾、杜黄裳，却相信自己一定不会成为王安石。况且阁中所处理的事务，不过是办理本来就该办理的事情罢了。至于人才的起用，哪里只是不能干预皇上的权力，也从未听说臣干预过吏部的事务。因为当时的政局本来就是这样，不亲身经历便不知道。臣平日诵读“无偏无党”的话，认为必须不预先参与任何一件事，才能承当天下的事务；必须不偏私任何一个人，才能容纳天下的人。如果张口妄加评论，说某人应当起用、某人应当升迁，借此向上分取皇上的恩德，向下招揽权势，那么臣没有这样的胆量。如果只是羡慕那种不止于口头说出的风气，絮絮叨叨地用空话向天下士人献媚，那么臣也没有这样的舌头。臣之所以受到怀疑，正是因为这两点。希望皇上俯察并采纳姜士昌的直言，命令吏部把天下遗落未用的人才依次起用，使山林中不再有隐藏的羽毛，水泽中不再有潜藏的鱼鳞；这样不仅能彰显皇上的圣德圣政，也能使臣的职守和内心在天下人面前得到说明。当时皇上还没有恼怒姜士昌，但姜士昌在奏疏中多次以“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作为给辅臣的劝诫，间或引用徐阶、王家屏来赞美辅臣，又把邹元标再次被禁锢在南曹视为辅臣的罪过。大学士赓因此认为这篇奏疏专门是针对自己而发的。又上疏说：“臣在病中得到江西参政姜士昌的揭帖，娓娓道来数千言，大意是说，天下建言的忠义之士被摈弃已经很久，不能发挥作用，明眼人为当今世道感到惋惜。十多年来，辅臣有意摧折他们，这是辅臣的罪过。他又说，皇上本来没有不用诸臣的心意，实在是辅臣决定不用诸臣的策略。如果说进退人才的权力由臣专擅，能够做而不肯做，那是多么严厉地看待和责备当今的辅臣啊。臣入京六年来，绝没有听说吏部因进退人才之事向内阁通报，往往是在票拟时才看到，由此可知内阁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