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八十九

译甲戌日，固原靖虏、中卫官军在松山捣毁敌巢有功，赏赐宁夏巡抚周光镐和守备马跃龙。宁夏兴武营守备马梦麟、杜世威烧荒时斩获敌人首级，分别给予赏赐。乙亥日，大学士赵志皋等因万历丙戌、乙丑两科缺少题名记，请求由官员撰述。升四川左布政使余一龙为南京太仆寺卿。户部复议：屯田御史曹学程清查出抛荒、隐占的土地四千四百四十五顷，应征税银八千一百六十多两，改列入备边项目缴纳。其中土地贫瘠不堪耕种的，以及遇到灾伤的，经核实后酌情减免。皇上同意。派侯徐文炜宴请朵颜等卫的夷人失邦等七十九人。丙子日，命南北直隶提学御史和各省提学官，在所属地区访察地方人物的品行事迹，分类上报，以备正史编修。这是采纳詹事余继登的请求。丁丑日，命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樵退休。吏部尚书孙丕扬以病请求回乡，言辞十分迫切，皇上下优诏不准。礼科给事中杨天民上疏弹劾沉思孝仗恃宠幸肆意揭发他人，昧着良心留恋职位，奏疏没有得到答复。任命分守徐州游击卢继忠为分守福建南路参将，狭西都司佥书张世忠为蓟镇通津春班游击，京营佐击包节为五军四营游击。御马监右监丞吴朝犯法，判决杖刑一百，仍发往孝陵卫种菜。铸造并颁给临洮总兵关防。戊寅日，因重阳节，颁赐四位辅臣上等美酒和珍馔。协理京营戍政、右都御史沉思孝上疏辩解，杨天民弹劾他，于是称病请求退休。皇上评论后挽留他。改定浙江西部受灾地区新建等县的漕粮数额，各有差等。云南沅江卫署印指挥孙继美向上级行馈送财物，临安兵备副使李瑞将此事揭发，交巡按审问。己卯日，大学士赵志皋，廿□寺因九月十五日应当考试天下武举生，请求选考试官二人，于是列出左庶子李廷机、洗马朱国祚的姓名上请。原任礼部右侍郎黄凤翔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因母亲年老恳切辞谢，准许保留新任官衔，仍在原籍候用。直隶巡按御史马文卿弹劾沉思孝、江东之结党包庇、互相攻击诬陷他人，奏疏没有得到答复。因直隶清河、盱眙、桃源、高邮、宝应、兴化六州县遭淮水为患，该年应运解的漕粮暂准改折两年。革去浙江分守温处参将高可学、分守台金严参将黄嘉谋以及直隶沙川堡把总陈其学的职务，都是因为贪婪放纵、违法乱纪。江北巡按御史崔邦亮分条陈述治河事宜，其中说：“今天的事情，不在于勘察议论，而在于果断实行；今天的功效，不在于谋划开始，而在于考核成效。想使事情成功，必须专门责成巡河御史；御史中应当从高举、牛应元中选一人负责。因为两位大臣从前都巡按江北，对所经历的情况和应当指出的问题都熟悉，而且主张对决口处开掘，想取得地方方面的甘结。”奏疏送到工科都给事中林熙春处，廿□寺说：“派台臣巡河有三项不便，不如命科臣张企程＜▯宀十见＞限察看筹度。事情成功后，由按臣蒋春芳加敕核查钱粮；敕令诸臣同心协力，不要争夺职掌而毁坏成功、图谋规避。”户科给事中程绍说：“崔邦亮的用意在于忿争，并不是为了通盘议论。大家都是皇上的臣子，如果有利于社稷，何必分台省？说科臣主要负责勘察议论，心中没有期限而期限容易届满，那么为什么不代为请求＜▯宀十见＞限，却一定要另派一名大臣来增加纷更的议论呢？现在急于救护祖陵，不敢说对百姓和漕运完全没有妨碍，但也应当依次办理罢了。如果一定要取得士民甘结之后才办事，那就是所谓在道路旁筑房、无法决定的说法。”奏疏交工部，工部各官根据林熙春的两项意见请求，皇上答复说可以。庚辰日，大学士赵志皋等，廿□寺说：承蒙把礼部的一道奏本发下，其中复议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请求在编修正史时议论恢复建文年号。复议奏疏考订详细明白，议论正大，似乎应当准许。谨拟定票帖呈请皇上阅览。任命大理寺右少卿江东之为本寺左少卿。四川道监察御史牛应元因各部院题请进士患病的奏本太多，认为杂乱而不合体例，想制定期限，准许请假回乡省亲，交有关部门办理。原任协理京营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贾仁元去世。贾仁元是山西人，以进士身份出仕为县令，历任部曹、知府、藩臬等职，都在边地，于是以山东右布政使升任延绥巡抚，出塞剿灭敌人，因斩杀敌酋、安定百姓有功，逐级升任兵部右侍郎，荫封一子为锦衣卫百户。不久回部掌管事务，没过多久升任现职，因病请求退休，加授兵部尚书后回乡。到这时去世，按惯例赐祭并安葬。辛巳日，升河南佥事吕兆熊为山东参议、兵备开原，山东副使吴之龙为江西参政，四川参议马朝阳为陕西副使，广西按察使胡心淂为广东右布政。壬午日，宣布辽东捣毁敌巢的大捷，派公徐文璧、侯吴继爵、驸马侯拱宸到郊庙祭告，收回祭祀用的脯醢酒果，颁赐给四位辅臣。任命原任天津海防游击陈变为分守浙江台金严参将。癸未日，升山东右布政程正谊为四川左布政。乙酉日，兵部核定辽东捣毁敌巢的功劳次序，于是命总兵董一元在原有荫封子弟的基础上再升两级；总督孙矿荫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巡抚李化龙升俸两级，仍赏赐银币；分守道刘镐升职一级，并把银两分别赏给道臣梁云龙、王邦俊、郭性之，副将廿□寺官高策等。又因为本兵居中调度有功，尚书石星、侍郎李贞、佘立、该司郎中廿□寺分别赏银，数额各有差等。命毛淂祖承袭南宁伯爵位。礼科给事中杨天民请求改正革除建文年号一事，他说：国史编修，是一代的大典。

译臣曾查考嘉靖十四年，科臣杨僎因请求表彰在革除事件中死难的诸臣，请礼官夏言办理，夏言仓促间回答失当，说诸臣不应褒奖记录。第二天皇上又发议论，夏言以“文皇帝是百世不迁之宗”为说，使正直的议论不能施行，缺失的大典仍旧存在。到万历十六年，司业王祖嫡又以建文不应革除、景泰不应附录一事一并上奏。礼臣沈鲤尽心复议，最后拟定为“圣德圣政第一附录”，既然已经改正，革除建文年号一事却仍然搁置不办。难道不是始终被“百世不迁”的说法迷惑，担心保存建文年号会与“成祖”相妨碍吗？这是大错特错的。靖难之举，顺应天意、符合人心，用兵并不嫌没有名义；永乐的功勋，是改朝换代、革新事业，功劳不亚于重新建立国家。建文帝的位号有无，本来不会增加或损害成祖的功业，也如汉文帝号称太宗，虽然此前有惠帝，并不相妨。考察可知，“成祖登极后仍称建文为少帝，建文下葬时也采用天子礼制”。臣由此知道，恢复革除的年号，正是善于体察成祖的心意。英宗皇帝曾经削去景皇帝的位号，宪宗继位后不久便议论恢复；按人心考察，流传于青史，没有听说因此连累英宗，也没有听说稍微损害宪宗的孝道。为什么唯独对建文的事情疑虑不决？奏疏交给有关部门，御史牛应元又请求立即断然准行，以成全祖宗的德业，彰明圣上的孝道，使之取信于天下万世。并且说：建文从太祖那里承受统绪，如果最终仍按革除处理，就是使成祖以儿子的身份违背父亲的命令。建文在位四年，本来有四年的政事。如果把建文革除，附在洪武年号之后，不但历年不合事实，使建文时期的政绩得失被说成出自洪武，这又是使成祖以儿子的身份诬称父亲的事情。况且君主在位，如同太阳运行于天空，天下万世都明明知道，虽然想革除也无法做到。礼官范谦等复奏说：太祖在位实际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以后怎么还能重新使用洪武年号？建文既然已经背靠屏风临朝，海内外都奉行他的正朔，突然把它除去，难道是取信于后世的办法吗？只是前代改朝换位，并非没有先例。即使是失去帝位、丧失军队的君主，也只是革去他的名号而不革去年号，所以余分、闰位仍然可以相承，后世考古也有所依据。建文继承统绪，纪年颁布历法，远近华夷没有不奉行的；突然使他的名号消失而无人知晓，这在道理上似乎也不顺。所谓革除，是想让后世不再知道有建文君主。如今历经二百年、十代，没有不知道有建文君的；今天已经知道的事实无法涂抹，更何况后世？天下万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记载，想把建文纪年改作洪武的虚假年号，能做到吗？从形势上也难以掩盖。太祖把天下带来并传给建文，建文放弃天下后随即归于成祖；如今把太祖亲自授予的建文年号革除，恐怕既不是太祖留下谋划的本意，也不是成祖善于继承的心意。从情理上也有不妥。何况靖难之师被称为顺天应人之举，并没有改朝换代的劳苦；成祖承继帝位，是为了平定乱局；建文出亡，是因为逊让国位。这样名正言顺，有什么可嫌疑的？却借此遮掩修饰，造成后世纷纭的议论，在事情上也没有必要。太祖平定天下后，首先命儒臣编修《元史》，并且给元主上谥号为顺帝。成祖即位之初，称建文为少帝，在位诸臣也有不追究旧恶的诏旨。我皇上登极诏书中开列革除时期获罪的诸臣，命令各自在本乡建祠祭祀；凡其坟墓、后裔尚存者，都厚加抚恤录用。万历十六年，准许本部复议司业王祖嫡的奏疏，特意恢复《景皇帝实录》，等待编修改正。既然《元史》可以编修，为什么偏偏在当代失去真实记载？前朝君主可以上谥号，为什么却要在本朝削去他的名号？景泰帝的位号可以改正，为什么偏偏吝惜不给建文留下名号？一时因国事而死的臣子可以褒奖，为什么却遗弃他们的君主，使其在百世中湮没？希望趁这次编修之时，命史局从《高庙实录》中摘取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遗事，恢复使用建文年号，辑成《少帝本纪》，奏报皇上。诏令把建文事迹附在太祖高皇帝末年，并保存建文年号。套虏入侵，延绥、宁塞、靖安诸将王国栋等抵抗作战不力，把都河操守许相义没有上报，交巡按治罪。戊子日，调陕西副使马朝阳到四川安绵兵备任职。任命山东巡抚标下中军梁文为蓟辽总督标下右营游击。己丑日，霜降节，派侯朱继勋、宋世恩、孙承恩、柳□、木爻、木心□、勋伯杨世阶、陈如松、朱世雍、刘允正、张世恩到诸陵祭祀。派伯张元善到景皇帝陵祭祀。派都督同知陈承恩到哀冲、庄敬二太子坟祭祀。派伯费甲金宴请毛怜等卫夷人尚加秃、廿□寺等九十九人。起初，兵部因倭寇受封的事情已经办妥，议论撤回沿海水陆官兵，并发文给蓟镇将领，要求把永平防海的南兵按照天津的意见议撤。督抚报告说，蓟门与天津的冲要缓急不同；昂酋在内部窥伺，伯彦向西窥伺，不知何时会发生警报。况且各兵弃业从军，回去后没有依靠，如果一概撤回，健壮士卒十分可惜。兵部据此复议：除愿意归农者厚给路费粮饷，命令他们回乡；愿意继续充任兵员者，查明各台操练及空缺，予以补充；还没有补足的，责成新任游击李皆春用心训练，陆续补充。皇上同意。庚寅日，升大理寺左寺丞连格为本寺右少卿，四川参政朱运昌为广西按察使。协理戎政右都御史沉思孝、刑部左侍郎吕坤都因病请求退休，不准。郑世子戴堉通晓历学，采纳各家学说写成一部书，名为《律历通融》。

译他把《大统历》和《授时历》相互比较，考察过去，节气相差三日；推算未来，时刻相差九刻。有人认为《授时历》减分过于严格，失于先天；《大统历》不减分，失于后天。有人说《授时历》较为精密，《大统历》较为疏略。也有人说《授时历》未必完备，两历各有长短，应当折中采用。又有人引用洪武年间监正元统制定《大统历》的事，说以洪武甲子为历元，上推下推，没有消长法。当时监副李德芳驳斥说，这与经史不合，应当采用许衡辛巳元历和消长法。皇上说：“两种历法都难以凭信，只要检验七政交会运行度数没有差错的，就是正确的。”于是调和两家学说，酌取中间数值，编成书，名为《万年历》，派人到宫阙进献。奏疏交礼官复议，礼官说：“《大统历》由太祖制定，施行二百多年，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制度。一旦想要更新，既失去创制历法的本意，又会使华夷听闻惊骇。又考察《元史·历志》，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曾编进《万年历》，稍稍颁行之后，改用《授时历》颁行天下，《万年历》于是停止使用。这样看来，《万年历》这个名称元代已经有了。” 至于岁差的方法，上古没有记载，汉代雒下闳才知道有岁差，晋代虞喜才创立岁差法。此后历代都有关于岁差法的议论，始终没有统一的规制。元代许衡、郭守敬在四表测量日影，丝毫微小的差异都可以考察，约定六十六年相差一度。考察过去，每一百年减一；推算未来，每一百年加一。这种方法号称精密，《大统历》实际采用了它，所以岁差法本来就存在。近来有人说历法中的差误应当纠正，但究竟依据什么纠正？一是考察月令中的中星移动是否与节气相应；二是测量二至日影长短是否与时令相应；三是检验日食、月食的分秒起复是否与时刻相合。就像世子所说，把《大统历》和《授时历》相比较，节气相差三日，时刻相差九刻；如果在亥子交界，就会移动一日；在晦朔交界，就会移动一月，那么弦月、望月也应各自相差一日，但现在似乎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至于世子戴堉不以地位尊贵、生活安逸为满足，而能留心历学，广泛通晓古今，应该赐敕嘉奖，以表示褒扬尊崇。诏令同意。壬辰日，调山东副使张维新为狭西潼关兵备。任命翰林院编修黄汝良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勘察河道的科臣张企程、总河杨一魁等议论，想分泄黄河水流，使其流入淮河，并另行疏浚海口来导引黄河水。因为淮河壅塞是由于河床日益增高，河床增高又是由于海口不深；如果上游已经分流，下游水量就会日益减少，清河口没有黄河水阻塞，泗水积水自然消退，祖陵就永远可以得到保障而无忧。总漕褚鈇认为江北每年遭受大灾，百姓力量不能承担大工程，想先疏泄淮河，再慢慢议论分流淮河。工部认为导淮、分黄，形势上确实相互需要，不能偏废；应当把导淮、分黄以及奏请疏浚海口等工程逐一实施。所有工程费用酌情议定后动支，工程完毕后分别报告奖惩。皇上答复准行。癸巳日，临洮发生地震。永宁堡夜间坠落火星，形状像房屋。四川右参政吴道卿任四川按察使，负责清查军籍、屯田。吏部尚书孙丕扬称病请求退休，诏书答复说：“卿秉公持正，为朕掌管铨选，使仕途清明，怎么可以屡次以疾病辞职？” 不准。山西雁平道平刑等四界的边塞田地贫瘠，不适合播种，承佃的军士大多因为拖欠粮税而偷偷逃亡。抚臣魏允贞把此事奏报后，于是下令：抛荒土地的租粮全部免除；已经成熟的土地改列入屯田，按照规定征税。逃亡的军卒仍命令多方招抚，使营伍充实。告诫各省、直隶起解金花银两，都要按照银数填发勘合，计算路程，严格限定期限，不得有任何逾期，因为苏州知府刘鍷等委托解送而拖延。敌人侵犯宁夏枣园堡，官军抵御，斩获敌人首级十九颗。抚臣先行赏赐后才上报，仍命有关部门核查。甲午日，命侯吴继爵宴请朵颜等卫夷人孛罗等二十四人，以及泰宁等卫夷人讨阿等八人。乙未日，册封日本正使李宗城报告：倭众第二班已经全部烧毁栅栏渡海，第三班也已经离去大半，只等册使到达、受封礼仪完毕，就全部起程。兵部尚书石星认为册封之事早晚可以办成，于是分条上奏册封事宜：一、禁止多余劳役；一、禁止讹传；一、禁止妄报；一、禁止挑起事端。诏令全部答复准许。兵部复议川贵总督邢玠处置播州事务，第一项：议定五司的统辖，以杜绝侵凌。黄平、草塘、白泥、余庆、重安五司旧属播州，土官袭职更替、进贡表文都必须借用该司印信，不如把五司改隶黄平通判管理。第一项：议定安置七姓奏民，以安定流离者。自从允许七姓自行奏报以来，他们担心杨酋加害，远迁到川贵；无辜的播州百姓又害怕朝廷讨伐，有的也因此辗转迁徙。如今既拟停止剿讨，就应当分别优恤，命有司发给凭照，安置他们。第一项：增设安边府官员，以加强弹压。娄山以北、松坎以南，颇称乐土，近来因播州各司构成祸乱，人们相继逃亡迁徙；如果不设官抚慰治理，百姓将归向何处？应当把重庆府捕盗通判改为抚夷同知，移驻上述地方，听任他不时巡行，设法招抚。第一项：议论起用避居的土官，使其恢复旧业。播州土同知罗时豊与杨应龙同籍、同官，仇隙不深，因去年议论剿讨，迁驻贵竹土司；如今杨应龙已经低头听候勘查，罗时豊应当听从督抚，派官押送回故土。诏令全部采纳，并且谕告说夷人性情无常，善后处理必须详细谨慎。敕令邢玠迅速勘察处理。丙申日，大学士赵志皋等奏报：“丁此吕考察被黜，访单暗投，有的出于仇敌之口，有的得自传闻。吏部虽然据此在考核中作了批注，却从未上报朝廷。而且这个吕某颇有才名，自负意气，性情旷达不受拘束，或许会有这种行为；至于贪污违法，他未必肯做。从前被下诏狱的人，都有确实事迹可查，并不像访单那样匿名暗中投递，不能据此定罪。伏望将这个吕某直接送交法司，秉公审究。吏部尚书孙丕扬也上奏说：三年考察中，赃私狼藉、确有实据的，注为贪污，罢职为民。议论虽多，但情形涉及影响的，只按“不谨”革职，并没有逮捕审问的条文。丁此吕罪只应冠带闲住，却被捆绑押解，这不是公平的做法。请念及成法已经确定，仍按“不谨”论处罢免；至于逮捕审问一事，既然诏旨已经颁下，希望等他解到后，再敕令法司审问。后来对此请求都只以“已有旨意”答复。当时议论治河的各位大臣意见略有不同。

译治河大臣想分开黄河水流来疏导淮河，而漕运大臣认为黄家坝工程所需人力物力很大，应当暂缓。御史牛应元折中两种意见说：治水如同治病，病有确切证候，用药有缓有急。淮河、黄河的问题正是如此：起初因为开通草湾，宣泄不畅，于是黄河水流向上壅积；继而因为黄河壅积，遇到涨水便受到逼阻，于是淮河水流向下决口；不久又因淮河下决，清口出现空隙，河水乘隙向上漫溢，于是形成门限沙的态势；到沙势冲逼堤防，淮水壅积而溃决，祸患便日益扩大。现在若想采取治标办法，就像漕运大臣所说，疏导河南流，大举冲开曲防，各处溃口都使之泄水，形势便利，工程也很容易。但是清口壅塞如故，病根仍然存在。若想采取治本办法，就像治河大臣所说，分引黄河水流，使它避开淮河；虽然不动淮河工程而工程量很大，但利益长远。不过水势通塞难以确定，黄淮交会处的水势又可能造成妨碍；如果经过年月仍无效，所受水患就没有止境。科臣林熙春说：治河大臣杨一魁已经奉受重大委托，科臣张企程也已经奉特旨派遣，分黄工程的勘察议定又已经奉有明旨。治河大臣既然亲自承担重大工程，原奏所请求的费用也不过六十八万金而已。国家又何必吝惜这笔钱呢？只是减免赋税不可不议定，劝奖赏赐不可不先行，侵吞克扣不可不禁止，纪律不可不严明。希望俯允治河大臣的请求，以此鼓舞亿万人的心。工部两次具文复奏，皇上听从了。丁酉日，升山西按察使刘葵为山东右布政，浙江副使范涞为四川左参政，以南京太仆寺少卿万自约为太仆寺少卿。戊戌日，调狭西副使杨楫任山东天津兵备。《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八十九。《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九十。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庚子朔日，因孟冬时节祭享太庙，礼官请皇帝亲临致祭，诏令公徐文璧恭敬代行，派侯吴继爵、徐文炜分别在两庑献祭。颁赐四位辅臣以及讲官刘元震等人历日，赏赐各有差等。海虏入侵，甘肃参将达云、游击白泽设伏迎击，斩获虏首六百七十余级。大学士赵志皋等上奏说：今天是朔日，恭逢颁发历日，我们正和百官拜领完皇上的恩赐，来到内阁办理事务。接到三边督抚李汶、田乐的塘报：川海虏酋永邵卜等于九月九日入侵，参将达云、游击白泽等设伏迎击，斩获虏首六百七十余级。这都是皇上神武昭著、天威震赫所造成的。近来套虏入侵延绥，刚刚取得捣毁敌巢的功劳；如今海虏酋长又侵入甘肃，再次报告非同寻常的胜捷。而且捷报到达，恰逢颁发历日之时，又是“天心默默相助”、圣历无疆的征兆，谨此题奏告知并恭贺。兵科给事中刘仕瞻上奏说：八月十六日，虏寇侵犯宁塞，深入内地三百余里，大肆抢掠；当时各将领都迟疑退避敌虏，竟使他们从容停留数日后离去。至于巡抚李春光因为哭泣儿子而抱病请求退休，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怎么能甘心退避推托？又据狭西巡抚吕鸣珂报告：虏寇侵犯兰州，不过四百余骑，却突然来、突然离去。假如套虏数万人顺流渡河而下，靠什么抵挡他们？请敕令兵部告诫各边，使他们事先预防，永远保持无忧。如果不能阻止敌虏入境，却反而捣毁敌巢、挑衅生事；不能驱逐他们使其迅速出境，却借口没有造成损伤；不能禁止他们杀害我方百姓，却冒充功劳，均应依法参劾治罪。兵部具文复奏，诏令因边事重大，李春光要加意整顿，不得造成疏忽。辛丑日，孝洁肃皇后忌辰，派伯施光祖到永陵致祭。改礼部祠祭司郎中杨凤为光禄寺丞。壬寅日，任命司经局洗马朱国祚清理贴黄。升吏部考功司郎中王守素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调山西驻劄左卫按察使徐三畏驻守阳和兵备，任狭西右参议吴鸿功兼佥事，任固原兵备。工部复议治河诸臣提出的分黄导淮大工程四项：一是议定钱粮，二是议定官夫，三是议定分派委任，四是议定严肃法令；并留下科臣张企程督工，工程完毕后回朝。皇上全部听从了。癸卯日。中宫殿下的千秋令节，免除百官朝贺。镇守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昌祚称病，请求由长子沐睿承袭。皇上认为本纸不合旧式，交给有关部门核查。甲辰日，蓟辽总督孙矿请求辞去辽镇职务及捣巢荫叙之赏，皇上不准。因直隶长洲等十六州县遭受严重水灾，准许漕粮改折。工部请停止山西应解的潞▯，以减轻民力，皇上不准。惜薪司奏报柴炭短缺，经核查属于铺户拖欠上供物资，交法司治罪。乙巳日，加分守辽海道山东参议杨镐为副使，仍兼参议，这是因为他在辽左有功而奖赏。升山东佥事项德桢为四川参议兼佥事，分巡下川南道。丙午日，大学士赵志皋等上奏说：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各有主管；根据人的资历叙功升迁，也都有固定成例。皇上虚心任用人才，以诚意驾驭臣下，把分掌事务交给各司办理，把总揽裁决归于皇上独断，政体光明，朝纲振作，正是太平之治的气象。近年以来，章奏有留在宫中而不下发的，近来尤其严重。臣等查考前后尚未下发的章奏有十余本，所推举的官员有二十余人，其中有特别推举的，有再次推举的，也有按科道年例改任外职的，却都没有得到下发。推升，是因为资历俸禄相当、才干声望相称，特意选定此人充任职位，同时又提出这个空缺等待以后应当升任的人，这是推升的通常格式。至于恢复原职的人，多次上疏请求而不得准，既得不到官职，又不敢离去，进退实在两难。至于科道官推升为外官，本来并不是优厚的调任，皇上若因疑虑而阻止，就会使先例无法施行，铨选之法壅滞，吏部也难以处理。伏望将留中的章奏一律下发，使内外大小臣僚各自履行职务，以成就昭明盛治。章奏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升山西大同府知府黄嘉善为山西副使，驻左卫防备边境。免除江北遭灾州县自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一年止尚未完纳的存留钱粮，各有差等。又准许遭灾州县的漕粮改折，数额各有差等。仍清查各州县储备的赈济银两，斟酌时势，分别赈济。革去中都留守杨光梦的职务，因为贪赃败露。发太仆寺马价银一万两，赏赐甘肃镇有功的将领和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