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九

译以符字作为凭证核验，不得让任何人漏入军中。

丙申日，任命环庆部署、忻州团练使、兼任庆州知州的任福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贺州防禦使，这是为了奖赏他在白豹城战功。不久又命令任福兼任鄜延路副都部署。

译丁酉日，将渭州都监、礼宾副使訾斌降职为内殿崇班、远处监当。经略使韩琦上言，称訾斌率领军队前往镇戎军，却在抵御敌人时表现出怯懦。查考《实录》，九月丁丑日记载泾原部署司上言，本月十七日，西夏贼寇侵犯镇戎军，本路都监刘继宗、李维、王秉、訾斌在三川寨战败，官军阵亡五千余人。等到壬午日，韩琦上奏三川诸将战败，名单中却没有訾斌的名字。如今因訾斌怯于抵御贼寇而获罪降职，大概是因为訾斌并未真正战败，恐怕泾原部署司在丁丑日所上的奏报中增入了訾斌的名字，因此不予采信。

戊戌日，下诏说：“听说各路盗贼抢劫掠夺，而官府隐瞒不报，现命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司督促巡检、县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取策略进行追捕，敢有隐瞒不报的以违反制度论处；那些懦弱不能胜任职责的，选拔其下属官员替代。”

庚子日，从内藏库调出绢一百万匹，交给三司以补助边防费用。

起初，鸿庆宫发生火灾，集贤校理胡宿请求修建火祭坛，以阏伯配享祭祀大火。礼官商议说：“阏伯配享火神接受祭祀，如同周弃配享稷神、后土配享社神一样，历经千年，已成为正规的祭祀。自祖宗以来，郊祀上帝时，大辰已在配享之列，阏伯的庙宇，每逢赦令及春秋两季，委派京城长官致祭，按次序祭祀的典礼，从未有过缺失。然而国家拥有天下，名号实际上源于宋，五运的次序，又感应火德，适宜在兴起王业之地，即商丘旧地，建立坛场，按次序祭祀大火，以阏伯配享。在建辰、建戌这两个出纳之月，由内廷降下祝版，留守长官奉祭行事，笾豆、牺牲和币帛可参照中祠的规格，虽然这不是旧有的典章，但特意展示新的礼制。”阏伯旧庙，由官府提供材料费用进行修缮，于是上报坛场的规制：高五尺，宽二丈六尺，四面设台阶，台阶宽五尺，围墙一道，四面距离坛场各二十五步。位版用黑漆朱书，写“大火位”，配位写“阏伯位”。牺牲用羊一只、猪一只，器物参照中祠标准。每年三月、九月择日，长官以下分任三献，州、县官代理太祝、奉祀。胡宿关于祭祀大火并以阏伯配享的议论，《实录》文字过于繁琐，现在依据本志记载。

癸卯日，下诏陕西、河东、河北转运使各自呈上本路地图三本，一本进呈内廷，两本送交中书、枢密院。

甲辰日，任命献呈方略的人滕希仲为泾县尉、雷子元试校书郎、成锐为太庙斋郎、李遵等十人为郊社斋皇、张恂等十人为诸州司士参军、王嘉麟为三班借职、韩杰为下班殿侍差使、李颀等三十八人为诸州文学；曾经参加南省考试落第而不愿就任文学的人，免除将来参加文解试；不符合资格的人，赐钱一万文遣散回家。并规定从今以后不得在皇帝车驾经过时献呈文字。

丁未日，下诏陕西经略司派人晓谕元昊边境的蕃汉职员、首领，能够率领部族以及以本系汉州郡来归顺的，都不按常规次序提拔晋升。

十一月壬子日初一，将六宅使、泾原钤辖、渭州知州郭志高降职为虞部员外郎，监管泾州百里镇酒税。郭志高本是文职官员，等到任渭州知州时，恰逢贼寇侵犯镇戎，他率领军队赴援却拖延不进，因此被降职。《李师中传》记载：父亲李纬任泾原都监，驻屯镇戎军。西夏贼寇十余万侵犯镇戎，李纬率领军队出战，而帅司派遣的别将郭志高，逗留不进，诸将因众寡不敌，不敢再次出战，李纬因此获罪降三级官。应当考证。

癸丑日，将泾原钤辖、供备库使李知和降职为汾州都监，秦凤都监、东头奉官、合门祗候石平监管渭州德胜寨酒税，都是因安抚副使韩琦上言他们畏缩懦弱不能胜任边防事务。

甲寅日，三门、白波发运使梁吉甫上言：“各处盗贼结伙聚集，而愿意捕盗的人多被官府牵制，不能充分发挥策略。请求从今以后招募人员，都给予文书凭证，允许他们在乡县自行纠集人员并突袭捕盗，捕获盗贼者赏赐盗贼随身之物，仍根据人数另外酬谢奖赏。”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乙卯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史张锡上言：“沿江、淮两岸的同巡检、县尉，旧制都以江流中心为界。从今以后请求让他们共同管理江、淮内的捕盗公务。”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事、太常寺丞田况升任直集贤院。

丙辰日，内廷拿出皇帝亲撰的《洪范政鉴》、《审乐要记》、《风角集占》给辅臣看，并将《风角集占》赐给陕西各路部署司。

丁巳日，录用光禄寺丞、直集贤院孙暨的儿子孙日新为郊社斋郎，因为侍御史知杂事张奎上言孙暨在真宗朝考中进士第一名，而孙日新两次参加礼部考试未中，特意录用他。

戊午日，下诏判郑州、武成节度使、同平章事的柴宗庆还朝，每年削减公用钱四百万，部使者上言柴宗庆贪婪刻薄，而且放纵下属扰民。柴宗庆依法应判处徒刑一年，特意宽恕了他的罪行。不久任命他判济州，仍命令京东转运使选拔通判一员辅佐他，柴宗庆称病不肯赴任，御史台弹劾上奏，下诏全部停发公用钱，听任他留在京师养病，病愈后再次外放任职。判济州一事，是明年三月的事，现在附记在此。御史弹劾上奏，依据朔历孙沔两次上奏弹劾柴宗庆。

译赠延州塞门寨主、内殿承制的高延德为慈州团练使，录用他的儿子三班差使、殿侍允文为右班殿直和合门祗候；代理兵马监押、右侍禁的王继元为右屯卫将军和忠州刺史，录用他的儿子遵谅为右班殿直，遵式为三班奉职，遵礼借职。又录用已故延州西路同巡检、右侍禁张圭的儿子怀暠为右侍禁，怀英为右班殿直，怀瑾为三班奉职，这都是因为他们在与西夏贼寇作战中阵亡的缘故。

译壬戌日，有一颗大星向西南方向流星坠落，发出三次如雷般的声响。

乙丑日，任命判太常寺、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学士李仲容兼任礼仪事、判太常礼院；知制诰□育、天章阁待制宋琦一并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在此之前，谢绛判礼院，提出建议说：“太常寺本是掌管礼乐的机构，如今寺中的事务都由本院执行，这在礼制上是不方便的。请求将判院改为判寺，并兼任礼仪事。那些同知院的事务，凡事先申报给判寺，然后才施行；涉及关报以及奏请检状的事项，就与判寺共同签署。”于是，朝廷开始采纳谢绛的建议。

丙寅日，调任知河中府、枢密直学士狄棐为知郑州。有一位宦官经过河中府，说将在皇帝面前援引狄棐，狄棐用其他话语回答，退下后对亲近的人说：“我本是湘潭的一个寒门士人，如今官居侍从，难道可以因年老而自毁名节吗！”

赏赐延州边境战士衲袍。

下诏让陕西都部署司考察边境的军官及城寨使臣，其中材干胆勇有名声的人，等到任期届满升迁官职时，让他们继续留任。

丁卯日，鄜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殿直狄青被任命为右侍禁、合门祗候、泾州监。狄青每次临敌，披头散发，脸上涂着铜色，出入贼军之中，敌人都溃败不敢抵挡。尹洙担任经略判官，狄青以指使的身份拜见，尹洙与他谈论军事，认为他很好，向副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说：“这是良将之才。”两人一见狄青就觉得他非同寻常，待遇非常优厚。范仲淹把《左氏春秋》传授给他，说：“将领如果不通晓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狄青于是改变志节勤奋读书，完全通晓秦、汉以来将帅的兵术，因此更加闻名。

戊辰日，降泾原都监、西染院使曹英文职为左骐骥副使，因为他策应镇戎军没有功劳。

庚午日，下诏各州府军监县镇关津，不得随意增加没有名目的税额以及搜查行人的家属。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象州防御史刘谦去世。刘谦起初担任环庆部署，夏竦上奏调任泾原，恰逢贼寇侵犯镇戎军，刘谦率兵进入贼境，攻破他们的聚落，以分散贼寇的势力。他突发急病去世，追赠永清留后。宝元二年十一月，从环庆调任泾原。康定元年八月庚戌日，提拔为象州防御使、龙神卫厢主、泾原都部署。查考西贼侵犯镇戎军是九月中的事，刘谦在八月末被提拔为象州防御使及厢主、副都部署，并不是因为镇戎军有功才被提拔的。

乙亥日，追赠镇戎军西路都巡检使、内殿承史杨保吉为深州防御使，封他的妻子赵氏为天水县君；又赐他的父亲入内供奉史守信为太子左卫率府率，母亲苏氏为襄阳郡太君，因为杨保吉与西贼作战而死。

起初，利州路转运使张宗彝说西贼从文州有路一直通到益州城下，请求在龙州清川县防守。于是，益州路铃辖司上奏请求增加龙州戍兵三五百人，选派武臣知州，每个季度酌情派遣士兵前往清川备御巡察，朝廷听从了。这是根据《会要》记载。“一直通到益州城下”，张宗彝的话也太过分了，姑且保留下来。

丙子日，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王沿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知渭州；河东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杨偕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知并州。有一位宦官参与军事，向来蛮横，前任主帅优待他。杨偕到任后，一律依法约束，命令他率领部下跟随副部署前往河外，告诫说：“遇到贼寇将要交战时，一切听从副部署的节制。”宦官不服，捧着文书申诉，杨偕斥责说：“你知道违抗主帅命令就要被斩首吗！”监军吓得出汗，不知不觉掉下了笏板，第二天称病，不久就死了，于是军政肃然整饬。

庚辰日，知制诰贾昌朝同判流内銓。起初，銓法规定县令俸钱满一万二千才推举县令。贾昌朝认为这样小县终究得不到好的县令，请求推举县令并给他们像大县一样的俸禄，朝廷听从了。《会要》记载在明年三月贾昌朝安抚河北时提出建议。

这个月，浙东军士鄂邻等人杀死巡检使张怀信，聚集兵力抢劫湖南、福建、广南各州县，逃入大海。张怀信是宦官，性情苛刻暴虐，众人称他“张列挈”，鄂邻等人积怨愤怒，于是作乱。鄂邻等人作乱，《国史》没有记载，根据富弼的奏议。《稽古录》将此事记载在九月，不知依据什么，现在从富弼的奏议。“张列挈”，根据司马光《记闻》。

增加施州通判一员。

十二月癸未日，下诏边境招讨司，战士有购买首级而冒领军功赏赐的，按军法论处。

拿出内藏库绢一百万匹交给三司助边防费用。

乙酉日，命令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淑、制诰贾昌朝、同修起居注郭�、天章阁侍讲王洙一同详定弓手、强壮的通制。又命令李淑判兵部，王洙同判。当时各路正登记乡兵上报兵部，河北强壮在籍的共二十九万三千人，河东十四万四千人。这是根据本志记载。康定年间两路强壮的人数，现在附带记载在这里。弓手另外列出。

流内銓说选人试律断案，大多是苟且逃避选限，请求从今以后只允许试一次。朝廷听从了。

丙戌日，下诏司农寺用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供给军费。自从景�

译朝廷不允许挪用常平仓的粮食，几年间积蓄有了盈余，但军粮仍然不足，所以颁布了这道诏书。

译己丑日，契丹派遣工部尚书、修国史杜防前来聘问，以回报郭稹的出使。杜防没有副使，这一点应当考证。

庚寅日，调任环庆钤辖、洛苑使高继隆担任梓夔钤辖。当时任福因白豹之战的功劳被任命为管军，高继隆嫉妒诋毁他，任福将此事上报朝廷，所以调任高继隆。

癸巳日，渭州知州王沿兼任泾原部署司事务。

下诏天下各县，凡是挖掘出飞蝗遗留的虫卵一升的【一八】，官府给予米豆三升作为奖赏。

在此之前，直秘阁赵希言上奏说：“按照礼制，天子设立七座宗庙，亲庙五座，祧庙两座。依据古制，僖祖、顺祖两位祖先应当迁出。国家在道观佛寺中，都建有别殿，供奉安放着先帝的御容，这哪里比得上每位君主设立一座庙、一座寝宫呢。或者在前面建立一座庙堂，将现在的十六间房屋作为寝宫，再建立一座祧庙，每个房间分别题写庙号，并销毁供奉御容的法器宝物金银一万八千两。”

甲午日，同判太常寺宋祁说：“周代的制度，有庙有寝，以象征君主前面有朝堂、后面有寝宫。庙中安放木主，寝中安放衣冠。到了秦代，才将寝宫移至墓侧，所以陵墓上又被称为寝殿。而宗庙中没有寝宫，大概源于此。郑康成认为周代制度设立二昭二穆，与太祖、文王、武王共为七庙，这是他一家的说法，不足以作为正统依据。荀卿、王肃等人【一九】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等级递减以二为差，那么国家七代的数目，不采用康成的说法。从僖祖到真宗，才到六代，不应当立即设立祧庙。从周、汉以来，每位皇帝各自设立宗庙。晋宋以来，多是同一殿宇不同房间。本朝以七室代替七庙，祖宗相承，实行已久，不可轻易更改。又加上祖宗时期供奉御容的法物尚少，等到历经三位圣君，加隆供奉的礼仪，而宝匣、扣黙填满了两个房间。《周礼》说‘天府掌管祖庙的守藏。’世代相传的宝物都在那里。请求另外设立储藏之所。”从此，在室内题写庙号，在宗正寺西面建立神御库。

乙未日，调任随州知州、右千牛卫上将军王德用担任曹州知州。王德用路过许州，梅询对王德用说：“道辅陷害您的人，现在死了。”王德用说：“孔中丞是履行他的职责进言，哪里是陷害我王德用的人？朝廷失去一位忠臣，可惜啊！”

起初，晁宗□等人到永兴商议边防事务，夏竦等人联合上奏说：“现在士兵与将领尚未熟悉训练，只应当持重自保，等待敌人侵犯，就趁机掩杀，大军大概不可以轻举妄动。”等到刘承宗战败【二○】，皇上再次用手诏询问出兵日期，夏竦等人于是谋划进攻和防守两种策略，派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乘驿车到京城，向皇上请求决断。己亥日，入朝在崇政殿应对。先前有诏书，韩琦升任礼部郎中，尹洙加授集贤校理。韩琦说臣因为重大计策，不等召见就奔赴京城，如果侥幸晋升官阶，将不被清议所容，推辞不接受任命。

壬寅日，韩琦说：“陕西经略安抚司与部署司，凡是处理事务，大体上相互沟通，只是经略司有判官两员，请求让经略判官兼任参详都部署司事务。”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癸卯日，殿前副都指挥使、宁远节度使鄭守忠担任安远节度使、徐州知州，马军副都指挥使、威武留后高化担任建武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歩军副都指挥使、永清留后李用和担任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鹰州防御使孙廉担任随州观察使、天雄军副都部署，馬军都虞候、高州防御使方荣担任容州观察使、歩军副都指挥使，歩军都虞候、洋州观察使、真定府副都部署刘兴担任昭武留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眉州防御使、鄜延副都部署蔣懷敏担任殿前都虞候，龙神衛四厢都指揮使、賀州防御使、環慶副都部署任福担任馬军都虞候，寧州刺史、鄜延副都部署許懷德擔任陵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孫廉、劉興都解除管軍職務，仍然下詔歩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二一】都暫不補人，等待邊將有功者再任命。秦興宗官制舊典說：管軍八位，相當於政府八公，而武並軍門乃號八披梯【二二】。祖宗選用立格至嚴，每分武舉世族及軍伍出身人，無其人則缺，故武舉世族四員常足，而軍伍四員常缺，蓋難其人而不敢廢祖宗法也。按興宗所云，其說蓋取諸此，要亦不皆如其說，今附見【二三】，當考。

下詔吏部流內銓，選人以舉主兩員為縣令，從今必須用本部官一人，才聽任施行。

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綬去世，母親尚且安好。宋綬剛得病，不處理政事，母親問他，他就說：“好多了。”又接待賓客探問，好像快要安好的樣子，希望以此減輕母親的憂慮，然而安排後事非常詳細【二四】，即使是家人也不知道。皇上臨幸他的府邸祭奠，停止上朝兩天，追贈司徒兼侍中，諡號宣獻【二五】。宋綬天性孝謹清介，言談舉止有常度。為兒童時，手不拿錢。後來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當時所崇尚。朝廷有大議論，多由他裁定。凡是評論前人文章，必定糾正其

译至于得失；对于当代人的作品【二六】，则未曾加以评议。杨亿曾称赞他的文章“深沉雄健、质朴华美，尤其擅长铺陈赋体，我比不上他”。藏书一万多卷，亲自校勘。书法尤其精妙【二七】，皇上曾取他所写的《千字文》，在他去世后，多收集他的字帖收藏在宫中。

译甲辰日，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坊州知州李丕谅被任命为崇仪使、鄜州知州；左骐骥使、鄜延路钤辖、兼任鄜州知州的张亢被任命为西上合门使，改任都钤辖，驻守延州。“改任都钤辖，驻守延州”一事，实录中没有记载，此处依据本传，应当考证。

陕西、河北、河东三路制置青白盐副使、左侍禁王文思被任命为合门祗候。起初，王文思在延州时，擅自进入西夏边境讨伐贼寇，因此获罪被剥夺职务。到了这时，韩琦上奏请求恢复他的官职。田况在《十四策》中说：范雍屡次派遣王文思率先进行侵扰掠夺，当即指的就是这件事。

乙巳日，下诏命令鄜延、泾原两路在正月上旬同时进军讨伐西夏贼寇。皇上与两府大臣共同商议，开始采用韩琦等人所谋划的进攻策略。枢密副使杜衍独自认为侥幸出兵，不是万全之策【二八】，争论了很久，皇上不听，于是杜衍请求罢免职务，皇上也不听。欧阳修的墓志铭说：大臣中甚至有想要以阻碍军务的罪名治杜衍罪的人。不知道这位大臣是谁，应当考证。

起初，晁宗□就在军中询问进攻和防守的策略，众人想要大举进攻，经略判官田京说：“敌人蓄谋已久，不容易迅速攻破。现在想要驱使不习惯作战的军队，深入敌境，与敌人的精锐锋芒争一时的胜负，这是兵家所忌讳的，出兵必定失败。”有人说：“应当与敌人讲和。”田京又说【二九】：“贼兵未曾受挫，怎么肯讲和呢？”这件事附在杜衍不愿出兵之后，更需要考证。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欧阳修上奏说：

元昊在关西叛逆，用兵以来，为国家议论政事的人很多。臣起初私下制定了三条策略来推测贼情，然而臣是迂腐的儒生，不懂用兵的大计，开始时还犹豫不决，不敢自信。如今兴兵已久，贼人的形势已经显露，正如臣平时所推测的，相差并不太远，所以臣私下认为有可以助万一的办法，谨分条陈述以闻达圣听。

关西放松防备而百姓不见兵灾已经二三十年了，起初贼人萌发叛乱之初【三○】，隐藏形迹和计谋，突然而来。当时，我们的边境驻军寡弱，城堡未完备，百姓习惯长久安定而容易惊慌，将领不是平时选拔的而胆小怯懦，让他们长驱直入，可以奋然深入，然而国威未受挫，民力未疲惫，贼人得到城池居住，不能长久坚守，掠夺后离去，可以在他们归途中邀击，这是下策，所以贼人知道而不这样做。戎狄侵犯边境，自古以来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野，打败了就逃跑，胜利了就再来，这大概是他们的常事，这是中策，所以贼人兼用这两种策略。至于假借僭越的名号来威慑众人，先攻击我们容易夺取的一两处来取悦他们的心，然后训练精锐作为长久之谋。所以他们来时，虽然胜利但不前进，不败退却自行撤退，这是为了引诱我们的军队并使之疲劳；有时攻击我们的东面，有时攻击我们的西面，忽出忽入，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军队分散防备多而不得减少休整。我们想要速攻，贼人正处新锐；坐着等待交战，他们就不来。这样相持，不过三四年，我们的军队已经衰老【三一】，民力已经疲惫，不幸又遇到水旱灾害，征调赋税不胜负担而盗贼群起，他们正可以奋起全部精锐攻击我们的困弊，这是可以的；我们不堪困顿，愤怒而出兵攻击【三二】，决于一战，他们以逸待劳，这也是可以的；庆幸我们苦于兵事，计策不知从何而出，于是请求通好【三三】，以索取每年的贿赂，估计我们困急，不得不顺从，这也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的力量一旦困顿，那么贼人的计谋没有施展不开的，这是兵法所说的不战而疲人兵的上策，而贼人现在正采用它。

如今三十万士兵在西部吃粮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种而自食其民。自古以来没有四五十万【三四】众人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顿的【三五】。臣听说元昊作为贼人，威严能使下属畏惧，恩惠能使部属效死，自从开始僭越叛乱，傲慢的书信已经送上，过了一年才出兵，一出兵则其锋芒不可抵挡。劫持蕃官，俘获我们的将帅，多有礼数而不杀害，这些凶恶的计谋所积蓄的，都不是仓促间形成的。为什么他们能用上策来疲敝我们，我们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困顿；他们做长久之计来扰乱我们，我们没有长策来制约他们呢！

训练士兵供养士卒，窥探空隙乘便行事，使用间谍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所谓营垒之外的事，君主不干预。至于对外推测贼人的计谋，对内考察国家的形势，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根据计谋制约敌人【三六】，这是朝廷的大计，所谓庙堂谋划而取胜，不可以不思考。如今贼人的计谋可以知道，就是用持久战来疲敝我们罢了，我们的形势可以考察，西部百姓已经困顿了【三七】。如果真的能丰富财物积蓄粮食，来缓解西部百姓的困苦并完善国家壮大军队，那么贼人的计谋就会受阻而庙堂谋划就能得逞了。

用兵，不过是进攻和防守罢了，然而都以财用作为强弱的标准。防守没有财用就不能持久，这不必多说。请试着说说进攻。从前秦国凭借六代的强盛资财来对付胡人，最终困顿天下而不能得志。汉朝凭借文帝、景帝的富庶国力，三次出兵才仅仅得到河南。隋唐时期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负，攻击而战胜他们的情况有，但没有一次出兵就灭掉他们的。然而秦、汉尤其强盛，他们所攻击的地方，就是现在元昊的土地。况且自从刘平陷没，贼人的锋芒炽盛锐利，未曾受挫，进攻和防守的计策，不是臣所知道的。天威所加，虽然最终期望扫尽敌人，然而临边的将领，尚未听说得到贼人的空隙，挫败其凶锋。这样进攻和防守都没有休息的期限，而财用不

译作为长久之计，臣认为不可行。四五十万人，坐着靠国家供养，然而关西地区的物资并没有增加，关东地区的物资也无法运来，搜刮细微的赋税，既然已经无益就停止了。至于卖官鬻爵和征收粮食，下面没有人响应；改变法令专卖货物，导致商旅不通。这样，这四五十万人，只能从关西百姓身上获取所需，关西百姓怎么会不困苦？困苦到极点而起来做盗贼的，只需等到水旱灾害发生罢了。对外被贼寇的谋划所疲敝，对内遭遇水旱灾害而变故多端，天下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关西的物资不能增加，必须开通漕运来输送关东的物资。漕运虽然开通，但关东的物资不充足，也就无法输送到西边去了。

译所以我认为，疏通漕运、充分利用地利、对商贾征税，这三项措施同时施行，那么财用就会充足，西部的困局就能缓解，国力得以保全，军队可以长期维持，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都听凭皇上差遣。那些琐碎的眼前小利，既不足以作为长久之计，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见效的，所以我尽管愚钝，也不敢回避迂腐之责，恳请皇上采纳这三项简便可行的建议，请陛下裁定选择。

第一是疏通漕运。我听说现在为西部边防谋划的人，都担忧漕运不通，我认为只是没有去寻求方法罢了。如今京城在汴梁，漕运不向西，人们习以为常，就认为不能向西运，不知道秦、汉、隋、唐，它们的都城在雍州，那么天下的物资，都可以运到西部。山川地形，并没有比古代有所改变，那些道路都在，古人可以通行，今人为什么不可以？汉朝初年，每年从山东漕运粮食数十万石。那时运输道路尚未修治，漕运量还少，后来武帝增修渭渠，漕运量达到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着水流设置粮仓，转运存放，关东、汾晋的粮食，都运到了渭南，运输物资最多。那些遗留的粮仓遗迹，到处都有，然而都还有三门的险阻。自从唐代裴耀卿，又在三门沿袭隋代的遗迹，在东西设置粮仓，开山十八里作为陆路运输，以避开险阻，最终逆流进入渭河。当时每年运输，不少于二三百万石。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全部漕运江、淮的米粮来充实关西。后世谈论能经营财利且善于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排在首位。如今江、淮的米粮，每年运入汴梁的有六百万石，如果真能分给关西，得到一二百万石就足够了。现在吃汴梁漕粮的士兵，戍守在外很多，有关部门不吝惜百万石粮食，分发给他们，所担忧的只是三门阻在其中罢了，现在应当疏浚治理汴渠，使每年运输不受阻碍，然后按照裴耀卿的遗迹，不畏惧十几里陆路运输的劳苦，那么河运就通了，物资就可以运到，并且能缓解关西的困境。如果古代没有方法，现在有可行的，尚且应当去做，何况古人实行过而且不远，今人实行难道会难吗？裴耀卿和刘晏最初治理漕运时，所得还少，到了他们晚年，收入十倍增加，这是可以长久实行的方法，很明显了，这就是水运的利益。我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国，不经过关东而取道南阳，经过邓、析进入武关；曹操等人起兵诛杀董卓，也想从南阳取道丹、析进入长安，这时张济也从长安出武关奔往南阳：这是自古以来用兵往来的路径。我闲暇时到南阳，询问那里的老人，说从邓州西北到永兴六七百里，现在小商贩往往走这条路。起初，汉高祖入关，他的军队有十万。能容纳十万军队通行的路，应该不是很狭窄险峻的。只是自从以洛阳为都城，行走的人都趋向关东，那条路久而久之就废弃了，现在如果能考察并疏通它，那么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州、洋州、金州、商州、均州、房州、光化沿汉水一带十一二个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并停留在南阳。从南阳用轻便的车子，让人轮流搬运，招募设置十五六个铺站的递送士兵，那么十几个州的物资，每天进入关内而不断绝。沿汉水一带，山多美木，靠近汉水的百姓仰仗这些足够还有剩余，用来制造舟车很不困难。前几天陛下深切爱惜有关部门的辛劳，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应西部使用，而道路艰难遥远，搬运超过一年，不能完成工程。至于军装输送，多苦于秋雨。边州已经寒冷，冬装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如此地步。让州县官吏远途输送到京城，转而又冒着艰难阻滞，然后才能运到西部，哪里比得上比较南阳旁边的郡县，估量道路里程，进入武关？与到京城远近相等的，以及更近的，都让它们直接输送到关西。京城的用度如果有不足，就用内库的钱赐给有关部门代替充用。其迂回曲折与直接简单，利害关系很明显，这就是陆运的利益。

第二是充分利用地利。我听说过去筹划财利的人容易成功，现在谈论财利的人难以施展手段。过去的百姓只缴纳赋税，所以不足时，就开山铸铜、煮海制盐，对酒和茶征税，征收关市税并计算舟车税，还有可以实行的方法，以苟且满足一时的需要。自从汉、魏到现在，那些方法日益增加，征收越来越细，现在向百姓征收的方法已经用尽了。过去赋税之外的征收，是为了防备有事时的使用。现在把向百姓征收的所有方法都用在无事的时候，全部耗费在冗杂的费用上了，等到突然有事，就没有可以增加的方法了。然而还有可以做的：百姓劳作并输送给官府已经很劳累，而游手好闲的人正安逸；土地出产的粮食耕作不能替代，而未开垦的土地还很多：这是百姓有剩余劳力，土地有剩余利益，这是可以做的。况且纵观前世用兵的人，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用度缺乏，赵过推行畎田人犁的方法来充足用度；赵充国攻打西羌，议论的人争着想要出击，而赵充国思考全胜的策略，能忍耐等待敌人的疲弊，甚至违背诏令罢兵而治理屯田，在极边之地种田，用游兵来防备劫掠的敌人，那么他治理屯田并不容易，还是勉强去做了。当曹操屯兵许下时，强敌四面环伺，以现在的眼光看，怀疑他早晚都在战争而没有闲暇。然而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耕种靠近许下的土地，每年得到数百万石。后来各郡国都耕种，积存粮食数百万石。隋、唐的田制尤其广泛，不可胜数。

译那种地势艰难难以耕种的情况，没有人比赵充国更擅长应对；局势紧迫来不及耕种的情况，没有人比曹操处理得更好，然而他们也都是勉力为之。他们不因方法迂缓而不进行耕种，是因为知道土地的利益广泛，可以舒缓百姓的劳苦。如今天下的土地，不耕种的很多，臣不能全部说完，请举出近处的例子：从京城以西，土地没有被开垦的不知有多少，并不是因为土地贫瘠而被抛弃，大概是因为人们不勤于农耕以及徭役沉重而逃亡罢了。长期废弃的土地，其利益是营田的数倍。现在如果督促他们勤勉耕作，并免除他们的徭役，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了。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便，议论的人正在讨论这件事。被征召为兵的人，于是抛弃了农业，借口说是教习而饮酒赌博，从家中索取钱财，不顾家中是否有，官吏不加禁止，父兄不敢责问，家家都以此为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这还算有用；如果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而遇到水旱灾荒时正好足以成为盗贼。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京西向来贫困的地方，没有山泽的丰饶，百姓只依靠努力农耕为生。而现在三口之家有一人、五口之家有两人成为游手好闲的人。总共十八个州，往少了说，还有四五万人不耕种而吃饭，这是自我消耗而加重困境。现在如果真能全部驱使他们耕种在废弃的土地上，官府借给他们种子，每年耕种的收入，按照百姓的法律与官府平分，招募熟悉耕种的官吏作为田官，优待考核最优者并诱导他们，那么百姓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了。太宗皇帝时，曾经借给陈、蔡百姓钱，让他们买牛耕种。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治理屯田。现在湖南每年向北卖出的牛，都出自京西，如果官府购买，不难得到。况且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兵，于是抛弃了他们的职业。现在幸好他们离开农业不久，还可以再驱使他们回到田亩，使他们不能结伙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祸患，这是百姓所希望的。一个男子的力量不空闲，而每年承担耕种废弃的田地一顷，让四五万人都耕种，而长期废弃的田地的利益又数倍增加，那么每年的粮食就数不胜数了。京西的田地，北有大河，南到汉水而西接关中，如果又开通水陆运输，各地积存的粮食，只等陛下诏令有关部门移用罢了。

译其三叫做对商贾征税。我听说秦朝废除王法，开启兼并之风，上层侵夺公利，下层刻剥百姓，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汉朝以来，曾想制定法令来抑制和剥夺他们的利益，然而未能成功。大概是因为治理国家的人兴办利源日益繁多，兼并者追逐利益日益巧妙，到了极端的时候，商贾坐着就能掌控国家的利源，其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兴办的利源太广了。利源广则上层难以独占，必须与下层共享，然后才能流通而不滞塞。然而现在的议论者，正想夺取商贾的利益归于公家而独占，所以夺取商贾利益的谋略越深，而国家的利益反而受损。日前有关部门屡次变更法令，法令每变更一次，一年之间损失数百万。议论者不知道利益不可独占，想要独占反而受损，只是说变法不恰当，变更不停，其损益很多。想要十分之利，都归于公家，到了亏损减少时，十中得不到三，不如与商贾共享，常能得到五成。现在为国家带来大利的，只有茶和盐罢了。茶自从变法以来，商贾不再经营，一年的损失，几年都无法弥补，各地堆积腐烂，被抛弃焚烧。日前议论者屡次说三税之法方便，有关部门已经详细考察了，现在如果真能恢复它，让商贾有利可图而通行无阻，那么上下就能相互济助了。解池的盐，堆积如山，现在适宜暂时降低价格，引诱众商来分散销售，先下令说“三年后将恢复旧价”，那么贪图利益的商贾，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了。茶生长在山中而无穷尽，盐出自水中而不枯竭，低价分散销售三年，其数量十中也不会减少一二。物品之所以贵重，是因为能为国家资助钱币。现在不分散销售而堆积起来，这是爱惜腐朽的泥土，有什么用处呢？大商贾能使货物繁盛，难道是他们亲自锱铢必较地在市场上售卖吗？必定有贩夫小商，就近分购。贩夫小商无利可图就不做，所以大商贾不吝惜分给贩夫小商利益，是依靠货物众多，虽然取利少，但货物流通速度快，积少成多。现在作为大国，拥有无穷不竭的货物，反而吝惜分给大商贾利益，宁可让它们无用，堆积成腐朽的泥土，为什么呢？所以大商贾善用其术的，不吝惜利益而引诱贩夫；大国善用其术的，不吝惜利益而引诱大商贾：这是与商贾共享利益，取少而致多的方法。至于官府，亲自做在市场上售卖的事情，这是大商贾所不做的，我认为这样做难以长久。如果真能不计较锱铢而考虑长远，那么堆积腐朽的物品分散出去而钱币流通，可以不劳而用度充足了。

我愚笨不足以知晓时事，至于坚守以抵御贼寇，有利则出击扰乱他们，凡是小便宜，希望暂且委任给边将。至于积蓄谷物和钱币，疏通漕运，不出一两年国力逐渐丰足，边兵逐渐熟练，贼寇锐气逐渐受挫，而有可乘之机，然后一举消灭他们，这是万全之计。希望陛下把小事责成将帅，谋划大计而实行，那么天下就幸运了！

丙午日，契丹国母派遣左千牛卫上将军耶律庶忠、崇禄官孙文昭，契丹主派遣崇仪节度使萧绍筠、西上阁门使维州刺史秦德昌来祝贺正旦。

丁未日，诏令开封府、京东路、京西路、河东路征集驴五万头，以备西征，这是听从陕西经略司所上的攻策。征集驴五万头，孙沔奏议或可删附。魏泰《东轩录》说：楚执中恣意做滑稽之事，戏谑无礼。庆历年间，韩魏公韩琦统帅陕西将四路进兵入平夏，以讨取元昊。军队出发有日期了，尹洙与执中有旧交，向韩公推荐他，韩公召见他，告知入界之事，执中原本不想去，于是问韩公说：“敌方的族帐没有固定，万一迁徙深远，导致我军，岂不是旷日持久吗？”韩公说：“现在大军入界，就会倍道兼程了。”执中说：“粮道岂能倍道兼程呢？”韩公说：“我已经尽数征集关中地区的驴，用来驮运粮食，驴行走速度快，可以与军队相继。万一深入而粮食耗尽，自然可以杀驴而食。”执中慢慢说：“驴子大好酬奖。”韩公怒其无礼，于是没有让他入幕。然而四路进兵，也终究无功。又按：征集驴是康定元年十二月的事，魏泰误以为是庆历年间，现在附见于此，足以说明当时不想大举进兵的，不独范仲淹一人，或许在此附范仲淹待春深方入讨的议论。

戊申日，屯田员外郎、通判河中府皮仲容器任商州知州、兼提点采铜铸铁钱事。皮仲容曾建议铸造大钱，一当十，既已下达两制及三司商议此事，认为可以权宜施行以助边费，所以有此任命。起初，韩琦安抚陕西，曾说陕西产铁很广，可铸钱兼用。这是根据韩琦家传。于是，叶清臣听从皮仲容的议论铸造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上奏说：“汉朝的五铢钱，唐朝的开元钱及本朝钱法，轻重大小，最为折中。历代更改，法令虽然精密，不能满一年，就再次改铸。议论者想用严酷的法令，革除盗铸。昔日汉朝变更钱币，因盗铸被杀死的有数十万；唐朝铸造干元及重轮干元钱，钱轻币重，严厉的刑罚不能禁止。现在禁军戍边，每月供给百钱，得到大钱才十枚，不可零用。旧钱不

译朝廷发行新钱，新钱越轻，粮食和草料的价格就越上涨。臣曾经任职湖州，有百姓触犯茶禁，缴纳一千钱，立下契约代替鞭背之刑。在京东西路，有强盗杀人，抢走破衣烂衫，价值不过几百钱。盗铸钱币的利润，不止是几倍。又有湖山险绝之处，凶恶的首领啸聚群盗，冶炼炉灶日益增多，平时就铸钱，紧急时就做强盗。民间的铜铅器具，全都用来铸造大钱，怎么能够禁止呢！”《本志》记载：战事兴起，陕西调拨的物资不足，开始采用知商州皮仲容的建议，开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的青铜，设置阜民、朱阳两座铸钱监来铸造钱币。查考《实录》，却是铸造铁钱，与《本志》记载不同，应当考证。孙沔上奏请求停止铸造大钱，应当删去并附注于此。

译将作监丞、通判仪州耿传，供备库副使、知青涧城种世衡，共同筹划陕西随军粮草。耿传是河南人。

权三司使叶清臣上言，新茶法尚未适中，请求挑选通晓财政利弊的大臣，另行商议考核校定。皇上认为政令多次变更，百姓听闻后感到迷惑，于是下诏由三司裁定，务必优待商贩，但最终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起初，明道二年，再次采用天禧年间的旧制，允许商人缴纳钱粮到京师以及淮、浙、江南、荆湖各州军换取盐，这依据《食货志》第四卷，已附在明年即明道二年年末。到了景佑二年，三司上言各路博易没有利润，于是废止，但向京师缴纳钱粮仍如旧制。这也依据《食货志》第四卷。景佑二年的诏令，实录中没有记载，现在暂且依据本志附在此处。

这一年，又下诏商人缴纳草料粮食到陕西边境，愿意接受东南盐的，增加数量给予他们。这也依据《食货志》第四卷，志书说康定元年下诏，而实录也没有记载，现在暂且附在此处。

恰逢河北谷价低廉，三司因此请求内地各州实行三税法，招募人入中，并且用东南盐代替京师实钱，诏令籴买达到二十万石为止。这依据《食货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在“加数与东南盐”下又说：河北实行三税法，也用盐代替京师所给的缗钱，就是第三卷所记载的。第三卷所记载稍详细，现在采用它。

译宋撮要本、阁本以及《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五作了修改。

【三一】“吾兵已老”中的“老”字，原作“劳”，依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上述《欧阳文忠公集》改为“老”。

译【三二】因愤怒而出兵攻打。“忿”字原作“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上述欧阳文忠公集改为“忿”。

【三三】于是请求互通使节。“求”字原作“入”，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上述欧阳文忠公集改为“求”。

【三四】四五十万。原作“四十五万”，根据上述书籍及《编年纲目》卷一一改为“四五十万”，下文说“四五十万的人，坐着依靠他人供养”，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五】不会陷入困境。“不困”二字上面原有“有”字，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五、《编年纲目》卷一一删去。

【三六】趁机谋划制服敌人。原作“困谋知敌”，根据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五改为“因谋制敌”。“知”字，宋本、宋撮要本也都作“制”。

【三七】西夏人已经陷入困境了。“西”字原作“而”，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欧阳文集卷四五改为“西”。

【三八】专卖商贾货物。“榷”字原作“权”，根据《治迹统类》卷八仁宗经制西夏要略、《编年纲目》卷一一改为“榷”。以下同此。

【三九】都可以输送到西边。“西”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撮要本以及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五补上。

【四○】每年运入汴京的。“于”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四一】经过南阳。“道”字原作“通”，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欧阳文集卷四五改为“道”。下文“经过丹、析”同此。

【四二】从长安出武关。“出”字原作“入”，根据上述书籍改为“出”。

【四三】由人用车载运并接力传送。“人”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欧阳文集卷四五补上。

【四四】冬季的服装。原作“衣服”，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和欧阳文集卷四五改为“冬服”。

【四五】转运冒着艰难阻滞。“冒”字原作“漕”，根据上述书籍改为“冒”。

【四六】与运到京师距离相等的。“与”字原本脱漏、“至”字下面原有“于”字、“远”字原作“得”，根据宋本、阁本及欧阳文集卷四五、《编年纲目》卷一一补上、删去、改正。

【四七】京师的用度有不足。“有”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本、宋撮要、阁本及上述欧阳文集、《编年纲目》补上。

【四八】汉魏。“魏”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撮要、阁本及欧阳文集卷四五补上。

【四九】用在太平无事的时候。“用”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五○】没有方法可以增加。“法”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本、宋撮、阁本及欧阳文集卷四五补上。

【五一】它的利益比营田多几倍。“利”字原作“地”，根据上述书籍改为“利”。

【五二】这是自己互相消耗而加重困境。“是”、“自”二字原本颠倒，根据上述书籍校正。

【五三】在北边做买卖的。“北”字原作“此”，根据欧阳文集卷四五改为“北”。

【五四】购买它。“买”字原作“贾”，根据宋本、宋撮、阁本及欧阳文集卷四改为“买”。

【五五】一个男子的劳力不疲惫，而每年能耕种废弃的田地一顷。宋本、宋撮、阁本及欧阳文集卷五都作“一个男子的劳力，以安逸来说，能耕种荒芜的田地一顷”。

【五六】利益又增加几倍。“利”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五七】暂时降低它的价格。“其”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本、宋撮及上述欧阳文集补上。

【五八】囤积货物的人。“蕃”字原作“蓄”，根据宋本、宋撮、阁本及欧阳集卷四改为“蕃”。

【五九】没有利益就不做。“无”字原作“为”，根据上述书籍改为“无”。

【六○】反而侵夺大商人的利益。“反”字原作“乃”，根据宋撮及欧阳集卷四改为“反”。

【六一】自己从事买卖之事。“事”字原作“市”，根据宋撮、阁本及欧阳集卷四改为“事”。

【六二】任意做出滑稽的行为。“为”字原本脱漏，根据阁本补上。宋本、宋撮本作“天资滑稽”。

【六三】关中。原作“闽中”，根据宋本、宋撮、阁本改为“关中”。

【六四】然而四路进兵。“然”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六五】历代更改。“改”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本、宋撮以及《宋史》卷二九二丁度传补上。

【六六】法令虽然精密。“虽”字下面原有“稍”字，根据上述书籍删去。

【六七】从前汉朝改变钱币。“昔”字原作“若”，根据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五商州铸大钱、《宋史》卷二九二丁度传改为“昔”。

【六八】代替鞭打背部。“代”字原作“在”，根据上述书籍改为“代”。

【六九】平时就铸钱。“则”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注：原文称“改”，但根据语境及常见校勘习惯，此处应为补字，若依原文“改”字，则可能指将其他字改为“则”，但此处仅缺字，故译为补上之意，或理解为将空缺处改为“则”字）。

【七○】挪用导致不足。“移”字原作“赋”，根据宋本、

译《宋史撮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记载，商州铸造大钱一事有改动。

【七一】“阜民”中的“民”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书籍及《宋史》卷一百八十《食货志下二》补入。

译【七二】新茶法未适中。“法”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撮要本》、阁本以及《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五“茶法”补入。

【七三】其第四卷。“第”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撮要本》阁本以及《长编纪事本末》卷四易“东南盐”补入。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三十

卷一百三十

起讫时间：起于仁宗庆历元年正月，止于当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

帝号：宋仁宗

年号：庆历元年（辛巳，1041年）

全文

春季正月辛亥日初一，皇帝在大庆殿接受朝拜。

丁巳日，太子中舍寿光人任颛担任三司勾当公事。在此之前，权三司使叶清臣请求设置推官四员，皇帝下诏推举朝臣中两位具有通判资历的人充任勾当公事。三司勾当公事这一职位从任颛开始设立。

朝廷既然采用了韩琦等人所谋划的进攻策略，便预先告诫军队出发的日期。知延州范仲淹上言说：“昨天从贼界投奔而来的山遇，曾经在西界掌管军队，他说他们的精兵才八万人，其余都是老弱，不能胜任战斗。起初，贼众深入内地，是因为官军各自凭借地域防守，既不能独自抵御贼寇锋芒，又不能合力掩杀。贼人得到这种便利，接连成为边患，他们虏掠人口、牛羊，也不曾追夺，所以安然往来，如同进入无人之境。现在延州东路合堤阞的地方，已命令朱吉与东路巡检驻军延安寨，西路也委任王信、张建侯、狄青、黄世宁在保军每日训练，并命令西路巡检刘政在德靖寨、张宗武在抚政县密布侦察骑兵，等候贼寇奔突冲击，放他们进入边界，就合力掩击。如果多路并进，并且集中兵力抵御敌人，或者攻破一处，就立刻拦截攻击其他路线。环庆路已派遣通判马端前往报告部署司，令其像鄜延路一样设防。这样，就可以乘胜攻破贼寇。现在必须命令在正月内出兵，军马粮草，动辄超过万计，进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严寒，士兵暴露僵仆，让贼人乘虚而入，伤亡必然众多。况且鄜延路已有会合的次序，不担心贼人先到达。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那种形势容易控制。又可以扰乱他们耕种的事务，纵然出兵没有大收获，也不至于有其他忧患。自从刘平陷没之后，修筑城垒，运输兵甲，积蓄粮草，调移兵马，大为攻守全胜之策，不是为了小利而行动，如果重兵不按时举发，万一有失，将用什么来接续？这必然关系到朝廷安危的忧虑，不只是边患的说法。如果从今以后贼人到来不攻击，这是臣的罪过。兵法说：‘作战之道必胜，君主说不战，坚持作战是可以的；作战之道不胜，君主说必战，不作战是可以的。’臣在九月末到达鄜延路，便派遣葛怀敏、朱观进入边界掩袭族帐，大概与现在来时的月份不同，并非先前勇敢而后胆怯。现在如果顺从朝廷旨意，不能持重王师，成为后患，即使加重责罚，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如果等到春暖举兵，不算失策。况且元昊积恶以来，想要自尊自大，必定被奸人所误导，认为朝廷太平日久，不知战斗之事，又认为边城无备，所向必破，以放纵桀骜傲慢之心，侵扰不止。现在边备逐渐整顿，估计他已经失去原本的期望。况且已下敕书招携蕃族首领【一】，臣也派人探问其情，想要传达朝廷柔远之意。使他们不僭用中国国号而修习按时进贡的礼仪，也可以俯身顺从。现在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蕃汉人民，颇相接近。希望朝廷秉持天地包容的度量，保留这一条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人到来就攻击，但暂不进行讨伐，容臣显示恩意，在岁时节令之间，或许可以招纳。如果先行攻掠，恐怕未能深入占据要害，徒然进行抄掠，损害王师体统，纵然能残害他们的妻儿，焚烧他们的聚落，像白豹那样的功劳，官军既退，戎类复居，专心报复【二】，增加他们的怨毒，边患更加滋长，没有闲暇之时。如果天兵屡次出动，不建立大功，必然被远方的人轻视。臣又最近召张亢到延州熟议，也稍愿与戎人在边界相见。臣之所以请求保留这一条路，一是惧怕春初盛寒，士气更加怯懦，二是恐隔绝情意，停兵无期【三】。如果施行臣的浅陋计策，恐怕是平定的一端，如果岁月无效【四】，就举重兵夺取绥、宥二州，选择其要害而占据，屯兵营田，作为持久之计。这样，则茶山、横山一带蕃汉人户，远离元昊贼寇，惧怕汉兵威逼，可以招降，或者就奔窜，这是去掉西贼的一臂，开拓疆域制服寇敌，没有轻举妄动的过失。”

戊午日，皇帝下诏听从范仲淹的请求。根据范仲淹的奏议，这道疏奏乃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上，《实录》将其系于今年戊午日，大概是因为这一天方才报可。戊午日，是正月八日。

范仲淹又上言说：“鄜延路进入边界，比各路最远。如果先修复城寨，却是远图。请求在二月半合兵万人，从永平寨进筑承平寨，承平寨竣工后，又择利进筑，借此牵制元昊东界军马，使他们不能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也与三路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