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二

译秋天的庄稼，几乎毫无指望。官府中的粮仓，也没有积蓄储备。如果不做筹划，百姓就会大规模流离失所，饿死的人将会很多。加上军粮断绝，临时转运漕运也来不及。臣等请求朝廷迅速下达指令，委派本路都转运使孙沔，迅速考量上述州军接下来救济饥民以及供应军粮有何步骤次序，如果难以筹划，就立即从京城通过黄河漕运米粮，前往那里接济。同时迅速考量，沿途如何组织运输船队才能不致艰难受阻，并将情况上奏朝廷。等奏章到达后，请求朝廷尽早批准施行。

译癸酉日，下诏规定：三班奉职以下官员改任文官的，只要历任官职没有贪赃犯罪的记录，即使三代祖先都不是文官，但若有亲叔伯、兄弟现任文官的，也准许改任。

甲戌日，任命太常丞、直集贤院、泾州知州尹洙为右司谏、渭州知州，兼管泾原路安抚都部署司事务。任命四方馆使、果州团练使、渭州知州张亢为引进使、并代州副都部署。（这是因为）当时郑戬统领四路军队，张亢与郑戬意见不合的缘故。不久，郑戬揭发张亢在渭州时过度使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也弹劾张亢将库银发给牙吏前往成都交易，以此谋取私利。张亢最终因此获罪被削去官职。（削去官职之事）发生在庆历四年正月。

下诏说：“从今以后，三司副使以上官员，如果不是担任边防要职而遭遇父亲丧事，都准许解职守孝至期满，并继续按月发放俸禄。武臣如果不是在军中任职而愿意解职的，也准许。”起初，进言的人请求臣僚遭遇丧事都持服守孝，于是下诏让太常礼院商议，太常礼院进言说《礼记》中记载父母之丧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又说三年之丧是人道中最重大的事情，请求不分文武品级高低，都准许守孝至期满。皇上认为武臣入仕者成分复杂，难以全部令其解职，特意裁定此事。

乙亥日，太常礼院进言：“祭祀昊天上帝应当使用苍璧，祭祀感生帝应当使用四珪有邸。近来的制度却同样使用四珪，又祭祀高禖时不设弓韣，都不符合祭祀典制，请求考核纠正。”皇上批准了奏请。本志记载这是余靖的奏议，余靖的奏议中也有此内容。

江淮制置发运使上奏说在和州捕杀了军贼王伦。王伦起初在沂州起事，想要侵犯青州，未能进入，于是转而掠夺淮南地区，所到之处无人敢抵挡。京东安抚使陈执中派遣都巡检傅永吉追击他。制置发运使徐的督率各道兵马合力攻击，王伦在历阳兵败被杀。历阳县壮丁张矩形等人获得了他的首级，徐的详细上报朝廷。

丙子日，任命给事中、参知政事王举正为礼部侍、许州知州。起初，御史台举荐屯田员外郎李徽之担任御史，王举正与李徽之因私怨相抵触而不被任用。李徽之于是诉讼王举正妻子悍勇不能制约，怎么能谋划国家大事？而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都说王举正懦弱沉默不能胜任职务，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不应该局限在兵部，希望罢免王举正，让范仲淹代替他。王举正也自己请求罢免，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李徽之，是李迪的儿子。

丁丑日，任命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任命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义大夫富弼担任枢密副使。范仲淹说：“执政大臣可以通过谏官推荐而得到吗？”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富弼直接带着任命诏书呈献给皇帝，口头陈述坚决回避的理由，并且说：“希望陛下坐薪尝胆，不忘修明政治。”皇上答应了他，于是又将任命诏书送还中书省。富弼于是请求外放任职，多次上章请求都不被允许。

戊寅日，派遣使者到陕西、河东地区检阅各军。六宅使、带御器械邓保信负责永兴军、环庆、鄜延路；左藏副使王怀政负责泾原、秦凤路；西京作坊使、带御史器械李知和负责河东路。

在此之前，韩琦、范仲淹进言：“臣等私下观察到用兵的地方，各军中如果有指挥使、员僚得力，那么不仅训练整齐，而且临阵之时，各自能够统领部下，士卒才肯效命。如果人员不太得力，那么下面的兵士，大都骄傲懒惰，不接受指挥调度，多导致退败。明显是军队气势的强弱，取决于将校。现在边防各军的人员中，很有年老患病完全不得力的人，再加上空缺的人数不少，如果不早点进行选择，恐怕将来依旧误事。臣等请求朝廷从都知、押班以及亲近的内臣中，选派熟悉边防事务的三人，其中两人前往陕西路，一人前往河东路，会同各处的经略部署司，召集管辖下的屯驻、驻泊、就粮各军人员，共同挑选。如果其中有年高、手脚沉重以及患病瘦弱不堪披甲，以及愚笨毫无精神不能统领部下的，都列名上报。其中屯驻、驻泊人员，一方面遣送赴京，另行安排，所有就粮指挥人员，就在各人名下，各自令其指射愿意管辖的厢界地方上报。仍然责令在本营听候朝廷旨意。等到挑选完毕，就根据指挥空缺的人数，在诸军十将以上，挑选曾有功劳以及武艺高强得力的人，提升一两个资级，发给凭证暂代管理，等到将来转任员外郎，再按照本资叙迁。这样可贵的是将校得人，士卒士气大增。”

范仲淹又进言：“臣私下观察到去年以来，从京城差拨禁军前往陕西边防屯戍，其中有各处乡军雇用的经贩之人，以及向南各处厢军挑选补充的，各指挥中有弱小怯懦的人，路上被人指指点点嘲笑。等到到达边防，不堪披甲、教阅，白白浪费禁军各种请受、支赐。现在又差拨兵士五千人前往秦州增派屯驻，并且陆续有各军发往边防替换。请求下诏，下达殿前、马步军司，凡是在京及畿内各军，现在都应当依次勾来本司，仔细挑选。弱小不堪披甲的人，不再令其发往边防。那些挑选出的弱小人数中，原本属于在京各司库务以及外路厢军的，

译如果愿意返回原驻地旧指挥的，一律命令送还。其中身材比原来标准小两三指，但年轻力壮、得力能干的，就不予淘汰剔除。所有年老患病的人，就按等级安排到剩余员额中。那些各指挥中年老患病、不能得力的人员，也立即淘汰剔除，另行安排。然后在原指挥下属的十将中，挑选有功绩且武艺高强的人，提升一至两级资历，暂时代行管理事务。等到正式转任定员时，按照其原有资历执行。如果原指挥下属的十将中没有可挑选的人，就在次一级的指挥中挑选，让他们暂时代行填补空缺。关键在于路上就有干练的军官统领管辖，使军队各自整齐有序，不至于像以前那样犯法作乱。其他兵士，原本驻扎在外府军队的，就委派各处长官、都监、监押，依照此法挑选起发。仍请求下令各路部署司，将去年秋后派遣去屯驻、驻泊以及今后派遣的兵士，都依照此法挑选执行完毕，随时分项列出上报朝廷。”所规定的武艺高强，必须用弓弩另外制定搏斗力量和射亲的考核标准。

译谏院知事欧阳修上言：“朝廷任命郭承佑为镇定都部署，臣自从听到这一任命，日夜思量，国家用兵已经五六年，没有取得丝毫所得，挫伤了朝廷的威势，困顿了天下的百姓。仔细思考其中的缘由，过失在哪里？祸患在于朝廷拘泥于常规旧例，不肯打破常规选拔人才。心里明知是小人，却把重任托付给他，后来即使败事，最终也不后悔。现在每当有任命拟议，有人问到大臣，就说：‘虽然知道不是人才，但除此之外没有别人。’更严重的，想要堵住别人的议论，就说：‘你试着想想还有谁可用呢？’臣也常听到这种话，每次退朝都叹息。所谓没有别人，难道是天下真的没有人吗？大概是不努力寻求罢了！现在不肯费心选择，打破常规任用，只是遵循常规旧例，轻易任用小人，宁可误了国家大计，一次误事不后悔，后来还是这样。至于葛怀敏以前在西边，天下都知道他不可用，当时议论的人只说：‘除了怀敏，没有别人，难以更换。’等到他战败身亡，尸体横陈在原野，怀敏既然不能复活，也须另求别人任用。臣认为今天任用承佑，也就像当时任用怀敏一样。况且像承佑这样平庸低贱之才，远远比不上怀敏，以前在澶州，只让他筑城，几乎酿成事变，怎么能担当这一路的重任？臣认为朝廷不是不知道承佑不是人才，议论的人不过说：‘按例应当晋升，没有别人。’这是因循守旧的说法罢了。如今契丹产生野心，祸端已经显露，朝廷内外的士人，见国家轻视外患，在北方放松武备，人人都进言，希望早作防备。忽然看到这样的任命，谁不震惊担忧？以前六符到来，朝廷忍辱求和，是因为河朔地区没有可以依仗的力量，难以迅速争战，必须委屈心意苟且求和，稍微缓解祸患。现在幸好得到这个自我解脱的计策，应当多方急切地精选将臣，先作防御准备，还恐怕来不及，怎么是因循守例任用小人的时候呢？那郭承佑，请求早日调离，给他一个不用兵的州任知州，或者召还朝廷，另给一个清闲冷门的官职。如果想记录他的功勋旧劳，优待他的皇亲身份，清闲的官职和丰厚的俸禄足以供养他，不一定让他居此要职。伏愿陛下深思国家大计，不害怕改变，那么天下就幸运了。”《实录》记载欧阳修奏章呈入，没有答复。根据八月癸亥余靖所说的，那么承佑已经罢免镇定部署，九月甲戌又改任相州知州，并非没有答复。现在删去“不报”二字。

辛巳，下诏各路犯罪的人，从今以后不得发配隶属河北沿边州军。

范仲淹、韩琦上言：“臣等私下看见陕西近来兴置营田，本意是帮助边防，以减轻百姓的劳力。除了沿边有空闲肥沃土地可以开垦外，那些内地州县的官吏，不能体察朝廷的意图，将多年贫瘠无人请求耕种的逃田，强迫邻近的人户分种，或者让他们缴纳租税。又向来百姓租种官庄土地，每亩出的租税不过一二斗，现在也强迫他们分种，每亩必须收数斗。导致贫户缴纳不上，州县追逼骚扰，没有片刻闲暇。因为百姓自从用兵以来，征敛劳役疲惫，至于自己的产业，尚且多荒废，实在没有余力再顾及营田。他们所出的租税，大多是虚报缴纳。私下看到编敕规定，不得将逃户田土强迫亲邻耕种，是恐怕害民，况且今年灾旱尤其严重，按理应当优待，不可无理烦扰，使他们更加困苦。臣等请求特别下达命令，陕西内地州军的营田，全部废除。如果原来是租种的，就让他们按旧额缴纳租税。如果原来是多年贫瘠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求耕种的，就降低税额，招引人请求耕种。以使疲惫的百姓受到恩赐，归附感激圣上的仁德。”下诏废除陕西内地州军的营田。

甲申，枢密副使任中师任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范仲淹既然辞去参知政事，愿意与韩琦轮流出行边，皇上因此把西边的事务托付给他们。而范仲淹又说河东也应当作防备，任中师曾经镇守并州，皇上就命令他出使河东。两人留在京城，只是先发文给两路罢了。

乙酉，元昊又派遣吕你如定、幸舍寮黎、罔聩□口□与邵良佐一起来，所要求的共十一件事。他想要称男而不称臣，还坚持以前的议论。

谏官欧阳修上言：“元昊再次派遣使者到朝廷，和战与否，决定在这次行动中。私下揣度朝廷的谋略，应当深思成熟的计策，臣认为这是最大的事，天下安危系于此。现在公卿士大夫中忧国的人，人人都为陛下深思远虑，只恐朝廷失策，落入戎人的奸计，众口纷纷，各有议论。一种说法是天下困顿了，不和战则力量不能支撑，稍微委屈顺从他们，可以缓解祸患。一种说法是羌人阴险狡诈，和战而不肯罢兵，那么与不和战没有区别，这是空受委屈顺从的羞辱，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一种说法是请求和战之后，不过是想退兵休息，训练士兵选拔将领，作为以后的图谋；然而以河朔的情况来看，刚和战之后，因循废弛，祸患反而更深。一种说法是即使元昊称臣，西边减少费用，但还有大可忧虑的。北敌必然揽取通和之事作为自己的功劳，有过分的要求，于是兴起兵革，这是在关西暂时平息小患，又在河北产生大患。臣忝任耳目之官，见国家有大事，”

译广泛采纳众人的议论，虽然意见有异同，但大体上都认为：达成和议很难，不和议则容易；不和议危害少，和议则危害多。然而我又不知道朝廷的意图，对此事的议论究竟如何。我看到汉、唐的旧例以及祖宗的成法，大事必须集体商议，这是因为朝廷要显示宽宏大量，不愿自我局限，谋臣们考虑公义，不敢独断专行，所以办事大多得当，众心都信服。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常常对大事保密，起初不想让人知道，等到处置失误，又怎能掩盖得住？我认为不如采纳公正宏大的议论，汇集众人的良策，等到他们的言论没有可取之处时，再采用朝廷的谋略，本来也不算晚。关于元昊请求和议这一件事，请在使者未到之前，先召集百官在朝廷上商议，必定会有长远的对策，以补救万一的疏漏。”这道奏疏在实录中记载于七月甲午日。甲午是二十九日。查考实录，在这个月的庚寅日已经记载了修请按照班列接待西夏使者的事。庚寅是二十五日。考察文意，集议的奏疏应当在前，按班列接待西夏使者的奏疏应当在后。现在将这篇奏疏移置，系于乙酉日。

译余靖上言说：“我私下看到，朝廷每当遇到契丹派遣使者来到京城、元昊差人来朝拜时，大臣们商议，只想要保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员，虽然名义上是侍从供奉之官，当时却并不知情。等到事情处理完毕，纵然有不妥当之处，也没有理由进行议论纠举。我恭敬地思考，国家设置侍从之官，是为了补救缺失，大概是希望举荐没有过失的事情，谋划没有遗漏的策略。况且《尚书》不也说吗：‘谋划要咨询卿士，咨询百姓，咨询占卜。’这是说事情有重大疑惑时，谋划要力求广泛。汉武帝征伐远方，开辟设置边郡，侍从之臣多次驳倒丞相的意见，汉代史书称赞这件事，认为是美谈。如今掌权的大臣秘密商议，外面的人不得而知，一旦考虑有所失误，就来不及补救，这是形势上令人担忧的。恳请陛下宣谕大臣，凡是关于北边敌人、西面戎狄的事情，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侍从谏诤之官，都让他们知晓，使他们陈述利害，不致泄露机密。《传》说：‘谋划要力求多，决断要力求独。’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请陛下裁度选择。”余靖的奏疏，不知其具体月日。附见于欧阳修集议西事之后。

己丑日，度支副使、户部员外郎施昌言传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起初，张存以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的身份任成德军知州，被提拔为右谏议大夫，交付转运使事务，张存推辞了。于是又恢复原官职，任成德军知州，而派遣施昌言出使。当时，议论政事的人认为滨、棣等六州的黄河可以涉水而过，应当像边境一样修筑城防，以等待契丹。诏令施昌言与内侍押班杨怀敏前往视察。杨怀敏认为应当筑城，施昌言说：“六州地域千里，况且黄河多次改道，筑城非常困难且没有好处。如今即使契丹违背盟约，应当用计谋使他们屈服，不像这样事先自我困窘，是不方便的。”朝廷认为施昌言的奏报是对的。关于筑城滨、棣六州的事，根据施昌言的传记，附见于此。施昌言在十月庚戌日改任河东转运使，传记中遗漏了此事。现在依据实录，另见于那里。

庚寅日，诏令广南转运使，对于多次犯罪且情节涉及凶恶的配军，允许酌情处斩，并将情况上报。

知保州、东染院使、封州刺史康德輿任真定府、定州路兵马钤辖。朝廷议论将要罢免郭承佑的都部署职务，但难以确定替代人选，所以暂时将军事交给康德輿。《实录》记载，郭承佑在九月甲戌日才罢免镇定都部署，调任相州。根据欧阳修论李承亮的奏疏，那么任命康德輿为钤辖时郭承佑已经罢免。又根据八月癸亥日余靖所上的奏疏，议论郭承佑坚决想要得到镇州，那么郭承佑罢免都部署，果然不等到九月。不知《实录》为何不同，现在从欧阳修、余靖的奏疏，附在此处，应当考证。

在此之前，欧阳修上言说：“我私下得知元昊派遣来的人将要到达京城，传闻管理接待的使臣须索排场，次序非常广泛。又听说刚到达，就要赐御宴并由专人管领。我知道元昊贼人这次来，意图极其不恭顺，我预料朝廷必定想要他臣服，才允许通和，这样就必须有办法挫败他，才能抑制他的骄慢，才可以商量。如今如果在礼节方面过分优厚，那么他认为我们怯懦，知道我们可以欺负，在议论之间，如何能让他屈服？如果真能得到他的真心，那么在议定之后，稍加礼节，也不算迟。仍然必须杜渐防微，常做挫抑他的计策，岂能一事未成，先亏损国家体面？那元昊一行来的人，恳请凡事减省约束，不要让他们曲意得到优厚。如果因此得到挫抑而臣服，那么我们的计策没有失误，如果他必定不臣服，那么也避免白白亏损事理。”

于是，欧阳修又说：“听说朝廷想要用殿中丞任颛馆待元昊派遣来的一行人等。我私下得知元昊这次来，全无好意，不肯称臣，索取财物太多，他的志向不小，这是想要以强权相胁迫罢了。朝廷既然不能顺从，那么对待他的来使，凡事不可过分。至于礼节的厚薄，赏赐的多少，虽然说是小事，不值得计较，但在事理体统之间，关系重大。交战双方的使者，来到大国，必须窥探将相的勇怯，观察国家的强弱。如果看到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测，必定内心担忧被斩戮，其次恐怕被拘留，使他们偶然得以生还，自认为是大幸。那么我们的虚弱形势没有暴露，强硬的论调可以坚持。如今如果就损害国家威信，过分厚待，先自我示弱，助长他们的骄心，使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欺负，那么议论更加难以契合。必定想要成就这件事，尤其需要以稳重为先，况且他们的议和未必能成，可惜白白损害事理体统。前次元昊来的人很少，朝廷只用一班行官接待他们。如今来的人逐渐增多，于是派遣朝士，如果后来的人更多，那么就必须派遣近侍了，这是他们转强，我们转弱。况且听说邵良佐前次往来那里，几乎免遭屈辱而回，那么他们虽然是羌戎，不能说没有谋略。如今他们的来使必定极力逞强言辞以图取胜，如果能够先薄待礼节以折服他们，也是挫败贼人的一种手段。那元昊来的人，恳请不再派遣官员管待，送到驿站中，不必急于询问。至于监视馈送犒劳，传达言语，一律由班行官足以办理。我预料国家如今如果不能曲意顺从他们的意图，就必须首先宠待来使，厚加礼遇，元昊不免出兵攻伐，逞其忿怒之心，同样是和谈不成，何必自我亏损事理体统？不如赶紧修治边防，以图取胜。”欧阳修虽然有这个意思，但朝廷最终没有听从。

余靖上言说：“传闻西驿负责接待的使臣

译与如定等人一同前往下铺，收买的物资过多，这不符合国家的本意。臣私下认为，朝廷包容养育西夏，恩德超过天地。元昊世代反复无常，性情如同禽兽，大概是因为从前豢养过于优厚，才导致今日如此跋扈难以制服，并非恩德不够。此前贺从勖前来，朝廷赏赐超过礼制，在贼人看来是常有的事，理应感恩。如今如定前来，却说出割让土地的言辞，又可知贼人轻视侮辱中原王朝，比从前更加严重。朝廷对待他，应当比对待贺从勖时更加减损，才符合事理。现在如果放纵他购买物品超过契丹使者，倘若这次商议未能达成一致，使者再次前来，不知再用什么礼节对待他？希望朝廷在每件事上都加以裁减，以保全大体，这才是国家的幸运。

译辛卯日，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昭逵被任命为直史馆、陕州知州。欧阳修进言说陕州是关中的要害之地，李昭逵没有治理繁剧事务的才能，不适宜派遣。于是任命提点陕西刑狱、祠部郎中王君白担任直史馆、陕州知州。王君白是王珪的九世孙。

陕州知州、刑部郎中、直史馆张沬被任命为河北转运按察使。起初，葛怀敏战败，关中地区震惊，兵力稀少不足以自我防守，朝廷商议来不及远调军队，下诏让中使在崤山、渑池之间，拦截四路返回的军队全部回来，以补充空缺。士兵们长期出塞，自认为得以活着回来，又被驱赶着去送死，人人用言语互相激怒，拔刀拉弩，甚至想要切断黄河桥梁发动叛乱。中使没有办法，骑马进入陕州，把诏书交给张沬后就离开了。官吏百姓大为惊恐，将要奔逃，张沬骑马出城，假托诏书晓谕他们，说贼寇已经出境，有诏令让各军迅速返回军营，不得有误。众人见张沬如此轻易地处理，都顺从地踏上归途，没有人敢喧哗。范仲淹经略陕西，梁适出使延州，都上奏说张沬权宜应变，消除动乱制止祸患，应当厚赏他。没有得到回复。这是根据御史台记录以及刘敞所写的张沬墓志铭。

著作佐郎邵良佐被任命为著作郎，于是赐予五品官服。这是因为他出使夏州的功劳。

癸巳日，韩琦、范仲淹一同进言：“陕西、河东沿边州军以及城寨的主兵武臣，惯例都是五年进行一次考核升迁，既然与内地劳逸不均，所以大多不愿意担任边境职务。因此将佐以下常常苦于人手缺乏，何况在战守之地，要求他们死节，如果遵循常规，将用什么来鼓励？希望让陕西、河东沿边州军以及城寨主兵武臣在任满三年的，都特别升迁一级，如果经过改官而被举荐留任再任的，满期再升迁一级，都不间隔考核。”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李元昊既然不肯称臣，如定等人到来，又有很多所要求的，两府厌恶战争，想要暂且顺从，只有韩琦认为不可以，多次在皇帝面前合对辩论。晏殊说：“众人的意见已经相同，只有韩琦独自不同。”皇帝询问韩琦，韩琦一一陈述其中的不便。皇帝说：“再审议一下。”等到到了中书省，韩琦坚持不可的态度更加坚定，晏殊变了脸色站起来。

韩琦退下后，又上奏章说：“如今西夏派遣人来议和，其祸患有三：昨天朝廷曾向契丹传达意思，想让李元昊归顺，他们的回信说：‘梁适口头陈述夏台之事，已派遣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祥、彰武军节制使王惟吉，带着诏书晓谕李元昊让他停止战争。况且他的先臣德昭，北朝曾封为夏国主，仍然允许自己设置官属，到李元昊也容许袭爵。向来派遣人进贡，每次辞见宴饮聚会，都升座于矮殿。如今两朝事同一家，如果李元昊请罪，他的封册礼遇，也应该完全像北朝一样。’臣看邵良佐在贼中的语录，却说贼人说朝廷议和，必定去问契丹。昨天李元昊先派人到保安军，说是朝廷派遣梁谏议适往北朝让本国议和，北朝也派遣耶律祥等人到本国，所以派遣贺从勖等人持书信而来结盟。这是李元昊因为契丹传达意思而来，等到与邵良佐谈话，反而不承认接受，又所要求的称号，就与契丹书中的事体相违背，这件事本来就有可疑之处。如果朝廷暂且致力于休兵，允许他不称臣，契丹听说后，必然另外索取名分，既然不能屈服，则恐怕因此为名，再次毁坏誓约，这是第一个祸患。如果只允许册封为国主，略微增加邵良佐所允许的岁赐数目，朝廷不再派遣人，只让来人带着诏书回去，恐怕贼人不符合所期望的，就说朝廷已经与他断绝关系，必定愤怒而兴兵，契丹也说阻碍了他们的来意，因此生事。这是第二个祸患。如果再派人带着诏书，晓谕封册之礼不能不同于北朝，更加优厚增加邵良佐所允许的数目，贼人既然服从，那么契丹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派遣使者来祝贺，或者过于自尊自大，或者频繁有所要求，长久则难以顺从。这是第三个祸患。朝廷起初想借助契丹来制约李元昊，事情还不可知，而三个祸患已经显现。形势不得已，那么不如选择较轻的祸患来实行。他想要称为‘吾祖’以及自称年号，又派遣使者到那里，参拜于殿上，与陪臣并列，这难道终究是便利的吗？希望暂且让中书、枢密院再三辩论驳难，使朝廷保持大体，契丹没有争端，以此议和，大概算是得策。”

谏官蔡襄进言：“李元昊起初以‘兀卒’的号为请求，等到邵良佐回来，却想要改称‘吾祖’，足以看出羌贼悖逆轻慢的意思了。‘吾祖’犹言我翁。现在即使让李元昊称臣，而上书于朝廷自称曰‘吾祖’，朝廷赐给他的诏书，也说‘吾祖’，这是什么话呢？”

余靖进言：“李元昊所派遣的如定等人，已经在紫宸殿朝见。私下听说李元昊所上书中有关‘吾祖’的称呼，如今急忙让来人朝见，臣起初顾虑朝廷的意思，厌恶苦于用兵，恐怕他们趁着秋天侵扰边境，所以勉强曲从，只说远方不值得与之争，得到他称臣，就不惜呼他为‘吾祖’。臣朝夕思考，这是西贼侮辱玩弄朝廷到了极点。古代外域称单于、可汗之类，都是中外共知。如果顺从他们的习俗，本来没有嫌疑。如今李元昊无缘无故编造这个名目，而且他称陛下为父，却让陛下呼我为祖，这不是侮辱玩弄是什么？贼人又说”

译九州十三县是它们的故土，何况灵、盐、绥、宥，都是朝廷的旧地，如果分辨疆界，仍然应当归还给国家。允许蛮族占据的地方，不胜枚举，希望陛下留心，用时间来慢慢消磨，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译欧阳修说：“我听说如定等人前来，西夏贼寇想要自称‘吾祖’，先前听说朝廷商议，已经不允许他们这样称呼。今天又听说，这个议论还没有确定，不知是真是假，我深感震惊和忧虑。况且‘吾祖’这两个字是什么话！应当立刻拒绝，道理上不容置疑，怎么会有尚未确定的说法呢？‘吾’是我；‘祖’是俗话所说的祖父。现在即使是平民百姓尚且不肯胡乱称呼别人为父亲，如果允许他们使用这个称号，那么今后诏书就必须称呼‘吾祖’，这是想让朝廷称呼西夏贼寇为我的祖父啊，不知谁敢开口？况且西夏贼寇编造这个称号的时候，本意就是为了侮辱戏弄中原，现在如果让他们称臣，这两个字尤其需要辩驳。现在从元昊以下的名称、官号，都使用本国的语言，比如蕃语‘兀卒’，汉语就是‘吾祖’，那么现在贼寇每件事都自行使用蕃礼，怎么唯独在这个称号上单独使用汉语而不称‘兀卒’呢？况且他们向我称臣却让我称呼他们为祖父，在礼节上是不合适的，所以应当在此驳斥他们是可以的。朝廷自从有西夏战事以来，处置失当，被人取笑的事情已经很多了，没有像这件事这样可笑的。我私下担心小人胡乱议论，恳请陛下拒绝而不听从。”

欧阳修又说：

我私下听说朝廷不允许贼寇自称“吾祖”，必定要让他们称臣，然后才允许议和，这是国家的大计，朝廷决策得当。这是因为陛下至圣至明，不贪图眼前的事，能够考虑到日后的忧患，由内心决断，确定了大议。然而这几天来，听说颇有一些无知的人，妄陈愚见，不考虑长远的祸患，想要急于议和。我虽然知道这必定不能迷惑圣明的陛下，但也担心万一稍微产生疑虑和阻碍，就必定会破坏已经成功的计策。我的职责在于进言规谏，按理应当辩明。自从贼寇请求议和以来，众人的议论颇有不同，大多认为朝廷如果允许贼寇不称臣，就担心契丹另外索取中原的名分，这确实是大的祸患。然而我还是认为，即使贼寇肯称臣，契丹还有邀功索报的祸患，所以称臣与不称臣，都有后患。如果不得已，那么称臣而通好，还胜过不称臣，但对于后患还是不能避免。这是有识之士、忧国之人，不愿意急于议和的原因。现在如果不允许通和，不过是担心贼寇来侵犯罢了。况且这几年西边的军队遭遇贼寇而失败，并不是贼寇都善于作战，大概是因为我们自己谋划失误。现在如果派遣范仲淹处置边防，稍微不失所宜，那么贼寇的胜负，还不可知。用他们骄横的军队，抵挡我们整齐的部队，如果我们因此获胜，那么好处不能再多了。只要做到双方不相伤害，也足以挫败贼寇的锐气。即使范仲淹不幸小败，损失也不至于像前后那些错误的作战那样。这是善于谋划之士、见识深远之人，知道不议和祸害小，而不惧怕没有议和的原因。

我认为现在不羞于屈志、急于议和的人，有五种：一是不忠于陛下的人想要急于议和，二是无知的人想要急于议和，三是奸邪的人想要急于议和，四是疲惫的士兵和懦弱的将领想要急于议和，五是陕西的百姓想要急于议和。自从用兵以来，在朝廷的人辛劳于调度运筹，在边境的人辛劳于军务，如果有想要逃避这种辛劳，苟且希望陛下屈节议和，而自己偷取眼前的安逸，日后的祸患，任由陛下独自承担。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忠之臣想要急于议和。议和而偷安，利益在眼前，议和后的巨大祸患，潜伏而未爆发。这就是我所说的无知的人想要急于议和。自从战争兴起以来，陛下忧虑勤勉于各种政务，现在小人只想要苟且议和之后，让陛下以太平无事而宽心，希望圣心懈怠政务，从而想要进献他们的奸邪谄媚，迷惑扰乱圣明的视听。大抵古今君主忧虑勤勉，是小人所不愿意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奸邪之人想要急于议和。屡战屡败的军队，不知道得到人才就能胜利，只认为贼寇来就常常失败。这就是我所说的懦将疲兵想要急于议和。这四种人都不值得听从。只有西边的百姓困乏，心意必定盼望议和，请借宣抚使之机告知朝廷并非不想议和而是贼寇尚未顺从的意思，然后深切告诫有关部门，宽缓他们的劳役就可以了。其余一切小人和无知的言论，恳请圣慈断绝而不听从，使大议不被阻碍，而善于谋划得以成功，这就是社稷的福气。

甲午日，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说：

我听说汉文帝继承高祖、惠帝太平盛世之后，亲身实行节俭，国家治理得好，百姓富足，刑罚搁置不用。当时贾谊上书谈论政事，尚且认为可以痛哭流涕，难道他过分了吗？大概是因为忧虑深思，图谋长久之计，想要大汉的基业流传千万世而无穷尽。现在陛下继承三位圣君的功业，仁德远播，天下大定，百姓安居乐业已经八十多年了，而我私下观察时事，认为可以昼夜泣血，不仅仅是痛哭流涕，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西、北两个敌人，祸患的端绪已经形成，而上下安然自得，不知道朝廷将要危险，宗庙社稷尚未安定。我现在没有时间广泛引用事例，请粗略陈述大概。我私下认为契丹占据大漠，跨越辽东，占据燕地数十郡的雄强之地，东面使高丽臣服，西面使元昊称臣，自五代以来，将近一百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盛强盛。至于典章制度、文化文物、饮食服玩之盛，都习染了汉风，所以敌人的气焰更加骄横，自以为不如以前的元魏。不像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本以夷狄自居，与中原的喜好风尚不同。近来又幸逢朝廷在西方用兵，违背约定派遣使者，索取关南的土地，以开启争端。朝廷爱惜百姓，

译他们对此隐忍不发，每年增加金币的数量，并且巩固之前的盟约，却还要谋求“献纳”的名声，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们轻视中国的情状，由此可见一斑。

译又自元昊父祖以来，蓄养奸诈的谋略，招纳亡命之徒，虽然表面上显示臣子的节操，却在内部完善军事力量。到了元昊，则喜好作乱以逞其私志，兼并甘州、凉州等地的各蕃部，以开拓疆土，自度部族强盛，所以僭越称帝、背弃恩义，向北勾结契丹，想要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不像李继迁当年只是在银州、夏州之间跳梁作乱那样。元昊连年侵犯边境，官军屡次战败，现在他趁着定川大捷的声势，却派人约定讲和，由此可知他的计谋更加深远，而事态令人担忧。议论的人有人说，昨天借助契丹传达意见的力量，必定没有什么不合的，难道没有考虑到契丹既然能让元昊罢兵，难道就不能让元昊举兵吗？况且近来元昊言辞礼节骄横傲慢，完全没有屈服顺从的意思，契丹的话，已经无法验证，也恐怕有合纵的策略，夹击困住中原。朝廷如果怜悯西边百姓的劳苦，暂时寻求让百姓休养生息，并且用金帛来引诱元昊，以对待不臣之礼来对待他。臣担心契丹听说后，认为朝廷的势力已经屈服，就会又派遣使者送信，过分地要求尊大之称，或者要求朝廷不能答应的事情。毁弃誓约，然后驱赶像犬羊一样的部众，直奔黄河，再让元昊举兵，深入侵犯关中地区，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朝廷用什么方法来抵御他们？或者西边边境称臣，专门侍奉契丹，陛下亲自率领六军，到澶渊去等待他们，就不知道现在的将帅士兵的战斗力，与真宗北征时相比如何？如果想要驻跸北京，以张扬军威，臣担心敌军从德州、博州渡河，直奔京师，那么朝廷根本之地，宗庙、宫寝、府库、粮仓、百官、六军家属所在的地方，却一点没有城防守卫的策略，陛下能率领北京的军队退回来救援吗？臣之所以说可以日夜哭泣流血，确实是担忧到了这个地步，希望陛下一旦醒悟，而急忙进行拯救。朝廷如果说现在的盟约，还可以巩固，那么前三十年的信誓，朝廷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而一旦违背了呢？他们豺狼一样的心，见到利益就行动，又怎么能推心置腹来对待他们呢？如果在事先预见，预先防备，那么功效省力而事情成功。如果变故发生在仓促之间，惊慌失措才去谋划，即使让张良、陈平再生，为陛下谋划，也来不及了。臣因此日夜思考，朝廷如果不大改纪律，就一定不能革除时弊而消除大患，臣冒昧地规划当今应该先行的七件事，分条列出献上其大概：

一曰清政本。枢密院，本是掌管军事的地方，现在所主管的多是苛细琐碎的事务。中书省公事虽然不参与，恐怕也类似这样。认为应该诏令中书、枢密院，有先例的事情著为法令，可以拟进奏的不要当面奏报，其余细微琐碎的，都可以交给有关部门，使得他们从容谋议。赐对的时候，专门讨论大事。二曰念边事。现在政府沿袭旧例，刚到中午就出去，想要稍微停留就担心引起众人猜疑，退朝后早饭刚吃完，匆忙签书就离开，哪里有空讨论边防事务呢？认为应该等到未时才出去，延长这一个时辰，以专门讨论边防。三曰擢贤才。自从承平以来，用人按照资历升迁的法度，所以遗落的贤才很多。最近中书、枢密院找一个武臣代替郭承佑，聚集商议多日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认为应该仿效祖宗旧制，在文武臣中破格提拔，以试验他们的才能。四曰备河北。自从北方敌人通好三十多年，武备全部废弛，最近傲慢书信的到来，骚动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选派转运使两人，秘密授予经略，责成他们在一定期限内，经营守御的防备，那么我们的准备就充分了。五曰固河东。前年元昊贼寇攻陷丰州，掠夺黄河外的属户几乎殆尽，麟州、府州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应该责成本道主帅估量险要、建立城堡、节省转运粮饷，作为长久之计。六曰收民心。祖宗设置内藏库，大概是防备水旱兵革之用，不是私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自从用兵以来，财用枯竭，应该稍微拿出金帛来资助边防费用，民力可以宽缓而人心安定。七曰营洛邑。现在帝都没有城墙护城河的坚固来防备非常之事，议论兴修葺则为张扬劳民，不如暗中修葺洛都作为游幸之所，每年运送太仓多余的粮食，来充实那里的粮仓，那么皇居就壮大了。

接着又陈述八件事，大概说：“当今救弊的方法，不过选择将帅，明确按察，丰富财利，抑制侥幸，进用有能力的官吏，退黜无才的官员，去除吃闲饭的人，谨慎入官的途径。然而这几件事的推行，诽谤必定随之而来。希望委任信任辅臣，听任他们处置，虽然有怨恨诽谤，决断而不怀疑。那么纲纪逐渐振兴而太平可以期待，两个敌人哪里足以成为国家的祸患呢！”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意见。范琦这篇奏疏，正史、实录都不记载。根据家传，认为范琦进入枢密院后，就上了这篇奏疏，分条列出七件事，接着又上八件事。李清臣的行状也不记载这篇奏疏，却说范琦以九件事回答天章阁之后，接着又献七件事。应当是这篇奏疏所分条列出的。然而开天章阁是九月初三日，范琦从枢密院出使陕西，确实是八月十八日，恐怕开阁时，范琦已经不在京师，行状不可信。如果刚进入枢密院，这篇奏疏就上奏，那么又恐怕太早。奏疏中说中书、枢密院聚集商议，找一个武臣代替郭承佑不能得到。而七月二十五日，康德舆初次授任镇定钤辖，按照欧阳修论李昭亮的札子，那么德舆确实是承佑的代替者。现在推测附七事疏于七月末，所称八事与行状的九件事没有不同，现在依据家传，一并附在这里。范奏议河北

译七件事，与韩同都在四年六月辛卯朔，再详细考察一下。

译八月乙未初一，封皇帝第四个女儿为宝和公主。五天后去世，追封为越国公主。她出生才三岁，她的母亲是张修媛。

丙申日，右正言、知制诰田况担任陕西宣抚副使。范仲淹请求选派近臣一同出使陕西，每件事都商议后再施行，希望没有差错失误，皇帝下诏任命田况。

天圣编敕既然已经施行，从景佑二年以来到现在，所增加的条文又有四千七百多条，丁酉日，再次命令官员删定。翰林学士□育、侍御史知杂鱼周询、权判大理寺杜曾、知谪院王素、欧阳修都担任详定官，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负责提举。不久欧阳修说杜曾曾经偷纳父亲妾室并生子，于是杜曾被外放任曹州知州，惶恐暴卒。根据《实录》，杜曾在十月丙辰日被外放任邓州知州，没有记载欧阳修有言论，现在依据本传。

戊戌日，下诏谏官每天参加内朝。

在此之前，知制诰田况说：“唐代两省从谏议大夫到拾遗、补阙共二十人，每当宰相奏事，谏官跟随而入，有缺失及时规劝纠正，实际上他们都是中书、门下省的属官。现在谏议大夫没有实际职务，从司谏、正言到知谏院都承担拾遗、补阙的职责，而朝廷要求他们进言如同谏议大夫的职务。然而地位不亲近，位次不正，在朝廷中与众人一同进退，这不是用来表彰显扬并区别其身份的方法。现在管理仓库的散官，尚且参加内朝；难道谏诤之臣，不能每天参加朝会吗？我之前在谏院，每当听说一件事，都要从各处采集询问，等到议论陈述，有时已经过时。现在如果让谏官能够参加内朝，就可以每天听闻朝廷的事情了。加上王素、欧阳修、蔡襄都以其他官职担任知谏院，居于两省的职位却不能参与其行列，在礼制上不便。请求今后让他们都列入两省的班次，以便名分体制相称，符合陛下选拔求贤的本意。”

下诏送交两制详定。学士承旨丁度等人参详：“规谏之官，号称清望之选，宴闲时研读经典，最为切近。请求今后比照直龙图阁及修起居注的先例，让他们每天参加内朝。”皇帝听从了。

田况曾经当面奏事，论及政体，皇帝颇以好名为非，意在遵守旧常。田况退下后著论呈上。其大略说：“名声是由实际产生的，不是徒然喜好就能自然到来的。尧、舜、三代的君主，不是好名的人，然而伟大的功业和美好的德行显著如日月，不能丝毫昏暗，是因为有实际的美德而如此。假如谦弱自守，不做恢弘睿智的事情，那么名声随之昏暗，即使想要好名，哪里能得到呢？当今政令宽弛，百官不修，两个敌国炽盛结盟，凌辱轻慢中国。朝廷痛惜怜悯百姓遭受杀戮掠夺，竭尽脂血，用来资助修缮防备，却仍不免被侵犯的忧虑。所以屈就讲和，作为收敛扩张、给予剥夺的手段。如果不是君臣朝夕耻愤，大有作为以遏制后患，那就更加可忧了。陛下如果担心好名而不作为，那就不是臣所敢知的了。陛下如果振奋刚健，明察听断，就有英睿之名；施行威令，震慑奸宄，就有神武之名；斥责奢侈，革除风俗，就有崇俭之名；澄清冗滥，减轻聚敛，就有广爱之名；喜欢刚直，厌恶谄媚，就有纳谏之名；致力于咨询，通达壅蔽，就有勤政之名；责求功实，抑制侥幸，就有求治之名。现在都否定而不作为，那么天下还有什么指望呢？又听说圣贤之道叫名教，忠义之训叫名节，这是群臣诸儒用来尊辅朝廷、维系人伦的大本。陛下从而否定它，那么教化衰微，节义废弛，无耻之徒争相进用，而劝善惩恶的方法不能施行，这难道是圣王率领臣下的本意吗？”

己亥日，拿出内藏库的紬绢三百万，交给三司以补助经费。这是采纳韩琦的建议。

下诏各路走马承受公事，如果不是本职，不得随意议论其他事情。

辛丑日，下诏陕西、河东经略转运司，凡是本路有策试方略以及南省特奏名授官，未到参选长史、司马、文学、助教，不计算选限的人，未到疲老，愿意进入沿边官职的，都上报姓名。这是采纳范仲淹、韩琦的奏请。

丁未日，任命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任枢密副使。富弼仍然想要坚决推辞，恰逢元昊使者辞别，群臣在紫宸殿门列班，皇帝等待富弼列入枢密院班次，才坐下，并且让宰相章得象告诉富弼说：“这是朝廷特别任用，不是因为出使北方的缘故。”富弼不得已，才接受。晏殊因为富弼是他女儿的公公，引嫌请求罢相，皇帝不允许；又请求解除枢密使职务，也不允许。

修媛张氏，宠爱日益兴盛，冠绝后宫，忽然生病，进见皇帝说：“招致灾祸的原因，是资质浅薄而宠爱过厚。希望贬降品秩为美人，或许可以消除罪责谴责。”皇帝准许了。戊申日，任命张修媛为美人。

己酉日，起居舍人、知制诰孙抃担任契丹国母生辰使，洛苑副使溤行之副之。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口之担任契丹生辰使，西头供奉官、合门只候丁亿副之。户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鱼周询担任契

译派遣出使契丹的正旦使，由合门通事舍人李惟贤担任副使。任命工部郎中李钺为契丹正旦正使，东头供奉官、合门祇候赵钺担任副使。又下诏令李惟贤暂时改名为李宝臣，李钺改名为李亿，以避契丹的避讳。

译谏官欧阳修上言：“臣见朝廷派遣孙抃等人出使契丹，臣认为朝廷刚遭受契丹的侮慢凌辱，必定能够发愤图强，每件事都挂心，凡是涉及机密要务，都应当审慎处置。等到看见孙抃等人被选中，才知道朝廷忘却了忧患，依旧因循守旧。如今西夏贼人议和，事情牵连北边的敌人，中间多次发文书给边境郡县，来询问西夏的事情办完了没有。如今专使到了那里，必定先会问到此事，在应对之间，动不动就关系到利害。一句话如果失当，造成的祸患就不轻，怎么可以让孙抃先前往！孙抃本是蜀地人，语音讹误，而且他的性格，静默自安，军国大事的谋划，未曾参与议论，凡是涉及机密事务，大多不熟悉。臣听说古代派遣使者，最号称是难得的人才，不预先教给他辞令，允许他独自应对，大概是取他临事敏捷，应变无穷。如今孙抃既然不能预先教给他言辞，那么将凭借什么来应变？如果一旦疏忽脱漏，就会取笑于远方之人。对于孙抃，臣请求不让他出使，或者担心中书省不能逆孙抃的人情，还坚守以前的议定，那就请求另外派一个言语分明、稍微知晓朝廷事务的人先前往，以不误事。况且契丹君臣颇为强悍狡黠，中原常常落入他们的计谋，不是不知道。如今想要洗雪前耻，虽然知道做不到，但对于后患，怎么能不忧虑！希望圣上仁慈，早日命令两府另行商议。”没有答复。

辛亥日，奖赏捕杀王伦的功劳，任命和州通判、都官员外郎李熙古为職方員外郎、知凤州，京东同提举都巡檢、左班殿直、合门祇候傅永吉祥礼宾副使、兼合门通事舍人，沭州巡检、三班借职宋璘为右侍禁，合门祇候，指使、散直長行郑安为三班奉职，差使、殿待李九皋为三班借职，和州編管人前西头供奉官、合门祇侯赵鼎为供奉官，和州历阳县壮丁張矩为三班奉职，陈明、尚亨都任命为三班借职，军校许千等人升迁提拔共七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兵部员外郎徐的也因功劳加官为工部郎中、直昭文馆。徐的升任工部、直馆，是在十一月己丑日，现在一并记载。徐的传记说因为杀王伦的缘故，加官为工部郎中，因为疏通滞积盐务的缘故，又加官直馆。实录都不记载，只在己丑日一并记载。现在遵从实录的记载。

谏官欧阳修上言：

臣近来因为军贼王伦等人的事情，屡次有奏论，因为看见天下空虚，完全没有武备。指出后汉、隋、唐亡国的鉴戒，都是兵乱先兴起，而盗贼接着起来，不能扑灭，于是导致祸乱横溢。又看见国家纲纪毁坏颓败，政令宽纵松弛，赏罚不确立，善恶不分辨，体制弱势危殆，令人担忧恐惧。请求朝廷讲求抵御盗贼的方法，严厉实行责罚下属的法律。又听说士大夫之中，忧国的人多有封章，都议论盗贼的事情，臣只认为朝廷看见已经形成的祸患，听到众人的言论，必定触动内心，略微知道恐惧。等到听说枢密院告诫进奏官不让外人知道事情，才认定两省厌恶苦于进言的人。又看见自从和州奏报打败王伦之后，不再讲求抵御盗贼的策略。又认定上下已经有苟且偷安的意思。却不知道前面的盗贼虽然消灭，后面的盗贼更多。如今建昌一伙四百多人，桂阳监一伙七百多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地，各有强盗不少。都建旗鸣鼓，白天进入城市，官吏逢迎，饮食宴乐。他们敢这样，是因为朝廷没有赏罚，都不值得畏惧，盗贼出没，不能禁止。臣担心上下因循守旧，一天过一天，国家政令越来越弱，盗贼威势越来越强，使得畏惧盗贼的人多，向往国家的人少，天下的形势，从此就完了。

臣私下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因为部内使臣与盗贼同坐喝酒以及巡检、县尉不肯用心，曾经有论奏，他的话很恳切。臣旧识师锡，那个人恬静长者，迟缓优柔，不肯惹事，现在还有论奏，那么天下无论贤愚都为国家担忧，唯独不担忧的是朝廷罢了。唉，古代的贤士能考虑尚未显现的机兆，如今的谋臣不认识已经显现的祸患，把祸患当作快乐，把危险当作安全。看见盗贼虽然多但有时有失败的，就产生玩忽盗贼的意思；看见进言的人多而听他们的话已经熟习，就有轻视人的心思。臣近来曾请求在便殿对答，承蒙陛下谈到盗贼的事情，忧虑表现在神色上；等到退下，看见宰相闲暇从容，天下的事情，深深令人担忧啊。如今建昌、桂阳盗贼数量不少，想他们造成的危害，尤其超过王伦，在远方更应当留意。如今从京城发兵，那么路远来不及，外地就地调拨，那么处处没有兵。请求严厉敕令大臣，鉴察这已经形成难以挽救的祸患，迅速讲求抵御盗贼的方法，颁行天下，使得四方逐渐做防备抵御，仍然早日筹划，剪除各地现有的盗贼数量。自从有盗贼以来，群臣上言的，都认为向来宽纵的法令，所以不肯用心捕捉盗贼，都请求严厉实行法令。近来看见池州官吏各罚铜五斤，才知道进言的人都不被采纳。臣认为大臣为国家谋划的，宁可厌恶忠言多，不厌恶盗贼多，竟然这样行事。臣前后上言盗贼事情的文字不少，仍然请求归类聚集，选择其中长的，讲定法制。如今大臣不肯用严厉的法令来约束官吏，大概是因为陛下不用威严刑罚责罚大臣，这是社稷安危所

译这是陛下应当处理的事务，恳请陛下留心并加以施行。

译知谏院蔡襄上言：“已派遣范仲淹宣抚陕西，近来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却还没有巡视边境的日期。我私下认为西夏贼人派遣使者入朝，言辞骄横傲慢，必定没有可以顺从的道理。推究其狡诈之心，本来就没有想要议和的意思，朝廷既然已经罢黜遣返了他们的使者，其势态必定会发动军队。况且使者还在这里，不知道议和与否，而沿边各地接连上奏说西夏贼人正在集结兵马。时节逐渐寒冷，边境战事日益兴起，国家安危的关键，就在这一次行动。范仲淹长期留在边境郡县，威名震慑敌人，如果早让他带着陛下的威势，经略处理边防事务，那么关中百姓就有休养生息的日子。如果坚守城寨，使贼人远来无法掳掠，也足以挫败贼人的锐气。边境将领虽然很多，不如朝廷选派重臣去统辖他们。重臣之中，没有比范仲淹亲自前往更合适的了。希望在西夏人还没有行动之前，尽早派遣他巡视边境，不要因延误时机而失去重大计策。”

壬子日，皇第五女去世，追封为郓国公主。她出生才两岁，母亲是御侍冯氏。

癸丑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担任陕西宣抚使。在此之前，范仲淹和任中师分路宣抚，过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出发。韩琦对皇上说：“如果贼人请求议和没有其他条件，那么这两人遥领宣抚职务就可以了。如果他们不满足所期望的条件，必定会乘着愤怒侵犯边境，应当迅速派遣范仲淹去河东，那么我正值壮年，可以备命奔走效力。任中师是资历深的大臣，不必劳烦他前往。”于是下诏让韩琦代替范仲淹宣抚陕西，而任中师最终没有前往。

欧阳修上言：“听说如定等人不久就会被放还。我私下认为这次来的议论必定不会和谐，必须顾虑骄横的贼人猖狂，因愤怒出兵导致寇乱，凡是关涉边境防备，正需要支撑抵御。看到朝廷旨意已派遣范仲淹、田况等人为宣抚使副，今天听说韩琦因为范仲淹已任参知政事，想要自己请求前往，不知是否属实。以臣的愚见，不如暂且派遣范仲淹迅速前往。韩琦与范仲淹都是国家委任的大臣，才能见识都足以信用，然而范仲淹在陕西军民中的恩德威信，尤其被众人推崇信服。如果范仲淹在外抵御寇兵，而韩琦在朝廷内部接应辅助，必定能共同成就大事，或许可以避免后来的灾难。如果陛下因为新任命范仲淹，要求他施展效力，那么就让他先完成这一件事，等到边防稍微安定，不过两三个月，就可以回朝，既然先消除了外患，就可以逐渐修治朝廷政务。现在边境战事是眼前的急务，不可迟缓，以免失去事机。希望陛下决断，催促范仲淹迅速前往，以防备不测。”

大理寺丞张子奭担任秘书丞，与右侍禁王正伦出使夏州。张子奭，是张宗礼的儿子，张齐贤的孙子。

欧阳修上言：

臣私下听说西夏贼人派来的人，议论了几天，完全没有谦逊顺从的意思。朝廷又想派遣张子奭再次前往贼人那里，还听说暂且只让他在延州等候贼人的意思，等他们来迎接，才敢前进。不知果真有此议论吗？如果确实有，大为不便。臣认为现在双方议和未决，正是各自争夺名分的时候，尤其不可自己损害国家体面。元昊既然看到朝廷议论不合，必定料想边防必须做准备，他假意用好话来迎接张子奭，使我们期望议和而稍微放松警惕，然后出其不意地进攻，张子奭或许被拘留，或许遭受虐害，成为中国万世的耻辱，那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即使不这样，让张子奭端坐在延州，不来省视询问，想回去又顾虑他们来迎接，久等却寂静无消息，进退两难，还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呢？大概元昊已经与中国三次商量，必定知道难以达成一致，张子奭前往，又没有别的未尽的议论，他们必定不急于相见。那么在臣所说的两种情况中，必定有一种发生。臣不知道朝廷认为元昊贼人是可以臣服的吗？如果有可以臣服的可能，那么自然应当用重兵压境，仍然选拔忠厚有谋略的人士，直接进入贼人之中，说服他们臣服；如果认为不可，那么何必派人？或者只是想拖延岁月，不拒绝他们，那么就只应当趁着如定回来的机会，赐予甜言蜜语，许诺丰厚的贿赂，晓谕他们如果能够谦逊顺从，就让他们与边境将领通意，等到得到实情，然后再定议，这才是不断绝他们来议和的意思。不可让天子的使臣等待贼人的命令来决定进退，万一遭到他们的拒绝，或被拘禁，那么对事情没有益处，白白损害国家威望。为现在打算，不如迅速派遣范仲淹严备边境，慢慢放如定等人回去，他们自然会为自己谋划，以求胜算。

乙卯日，监察御史蔡禀上言：“周代四时祭祀祖先的礼仪有九种，现在寺观则皇帝一年亲临两次，不曾进献祭品，不符合奉养祖先、教化百姓的意思。”皇上对辅臣说：“朕每三年祭祀一次郊庙，并将恩赏遍及天下，现在如果每年亲自举行，那么人们都会有贪图赏赐的心思。朕早晚在宫中供奉三位圣人的御容，不曾敢懈怠。”蔡禀，是蔡齐的弟弟。

下诏合门祇候中曾任知州军、提点刑狱公事的人，依照七品官例赎铜。

丙辰日，任命度支判官、司封员外郎郑骧暂代陕西转运按察使兼三门发运使，任命司封员外郎、判盐铁勾院夏安期担任京西转运按察使兼白波发运使。旧的制度，三门、白波发运使治所在河清县，议论的人认为设置使职烦杂，而且近年漕运耗费日益增加，所以让陕西、京西兼任统领。郑骧，是河南人。夏安期，是夏竦的儿子。本志记载：旧有三门、白波、黄、渭河水路各设发运使一人，判官一人。庆历三年废除发运使，其发运使事务分隶陕西、京

译西两路转运使，仍保留三门发运判官一员，由白波发运判官兼任西京河清县知县，并增设河阴发运判官，兼任孟州河阴县知县。

译丁巳日，朝廷颁发一百道空名宣头，下发给陕西宣抚使韩琦，用来预备奖赏有功人员。

戊午日，废除武学。改任武学教授、太常丞阮逸兼任国子监丞，那些愿意研习兵书的人，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听读。既然设立了武学，议论的人认为古代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裴度等人，难道曾经专门学习孙武、吴起吗？设立武学没有意义，所以急忙废除了它。这是根据张唐英的《政要》，刘敞的文集中有相关议论，应当检阅附注。熙宁五年六月又重新设置武学。

辛酉日，下诏说陕西近来有贼寇张海、郭邈山等人结伙抢劫，州县无法制服，命令左班殿直曹元诘、张宏，三班借职黎遂率领禁兵前往捕捉。查考明年三月庚辰日，颍州知州柳植，因为军队中发生贼寇在其管辖地区作乱，被降职调任黄州知州。这是因为柳植当时兼任京西安抚使的缘故。这里说陕西，恐怕有误。或者是张海等人从陕西转入京西吧，韩琦家传中的记载附在年末，可供参考。另外何郯请求不任命柳植为蔡州知州的奏议中说：柳植先前任邓州知州时，张海在境内，刚开始图谋集结，还没有非常猖獗。通判、职官建议请求进行擒捕，柳植完全不听，养成了贼寇的势力，焚烧劫掠了京西几处州县。那么张海实际上是在京西起事的。

太常礼院上言：“四季在太庙、奉慈庙、皇后庙进献祭品，酌酒献祭、升降时的乐章，各庙都有专门的歌词，只有送神的乐章是通用的。奉慈庙和皇后庙送神的乐章，请求下诏让学士重新撰写。”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永兴军知军、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路遵路生病，仍然不停止处理政务。亲手撰写奏章，请求判理西京留司御史台。皇帝下优诏不批准。等到他去世，皇帝非常哀悼，派遣官员护送灵柩返回京城。路遵路侍奉母亲孝顺，在朝廷敢于直言。死后，家中没有多余财物，范仲淹分出俸禄救济他的家人。

壬戌日，翰林侍读学士、左司郎中杨偔出任越州知州。当时元昊请求讲和但不称臣，杨偔认为连年出兵，国力日益困窘，应当暂时答应他，慢慢图谋诛灭他的计策。谏官王素、欧阳修、蔡襄多次上章弹劾：“杨偔身为从官，不想着为国家讨伐贼寇，反而帮助元昊不称臣的请求，罪当诛杀。陛下不忍心杀他，请将他外放，不适宜让他留在京城。”皇帝用他们的奏章弹劾杨偔，杨偔心中不安，所以请求外任。还没有到达越州，改任杭州知州。

癸亥日，追赠御前忠佐马军副都头朱进为�州防御使。这是因为他死于公务的缘故。

谏官余靖上言：“朝廷用金帛利诱契丹，与他们再次结盟，是为了宽惠百姓。如今报告山外的事情，是西戎借势想要趁机索取的阴谋，北敌依仗人多，必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故。在这个时候，处置和议论，动不动关系到利害，一旦失误，祸患不轻。况且现在的乡兵最接近古制，而杨偔上奏请求废除，这是议论者的不当之处。河北的将领，只有刘贻孙、王果几个人而已，近来听说刘贻孙被李昭述上奏，想要加罪于他，这是按察官的不当之处。又听说王果被郑戬征召调任永兴都监，王果熟悉河北民情，现在却把他调往关中，关中紧急，河北难道不紧急吗？却只是这样纷纷扰扰。还有刘涣任沧州知州，刺探一名逃兵，转运使认为他放纵暴虐而将他降职。郭承佑被罢免镇定部署，却坚决想要得到镇州，他如此傲慢，而朝廷丝毫不予治罪。希望威令施行而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希望陛下不把边防事务看轻而审慎裁断。”

译欧阳文忠公文集第九十九卷，论乞廷议元昊通和事状，改。

译【一二】不敢自专，阁本相同。查宋本、宋撮要本以及上述欧阳文忠公文集都作“不敢自强”。

【一三】其元昊请和一事，“请和一”三字原本没有，根据上述欧阳文忠公文集补入。

【一四】屡次在皇帝面前合对，“合”字原作“奏”，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韩魏公集卷一二家传、宋史全文卷八一改。治迹统类卷八仁宗经制夏要略作“屡次在皇帝面前合争”。

【一五】这难道终究是便利的吗，阁本相同。宋本、宋撮要本以及韩魏公集家传都作“这终究难道便利吗”。

【一六】改称我的祖先，此句之下，宋本有“我的祖先，大概是先前兀卒的名号，知道中国将要允许他称呼，就翻译为我的祖先”二十三字。

【一七】称呼我为我的祖先，原作“称呼之为祖先”，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删改补正。

【一八】不知道虚妄的，“的”字原作“灼”，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九九论元昊不可称我的祖先札子改。

【一九】臣虽然知道必定不能迷惑圣明的听闻，“虽”字原作“确”，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欧阳文集卷九九论西贼议和利害状改。

【二○】想要急于议和，“也”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各本及上述书补入。

【二一】垂留千万代而无穷尽，“者”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及韩魏公集卷一二家传补入。

【二二】向北连接契丹，想要形成鼎足对峙的态势，“北”、“鼎”二字原本颠倒，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上述韩魏公集乙正。

【二三】分条列出以献其大略，“列”字原作“略”，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治迹统类改。

【二四】应当选拔转运使二员，此句之上原本有“谓”字，根据阁本及韩魏公集家传、上述治迹统类删去。

【二五】于礼制上不便利，“礼”字原作“理”，“便”字原作“顺”，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二六】命令当日赴内朝，“令”字原作“今”，根据上述各本及编年纲目改。

【二七】不是喜好名声的人，“者”字原作“也”，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二八】诋毁辱骂无耻之徒争相进用，“奊”字原作“坏”，根据宋本、宋撮要本改。

【二九】允许他专对，“许”字原作“详”，根据阁本及欧阳文忠公文集改。

【三○】不是不知道，欧阳文忠公文集作“不可不知”。

【三一】工部郎中，“部”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补入。

【三二】论奏，原作“奏论”，根据欧阳文忠公文集乙正。下同。

【三三】罚铜五斤，欧阳文忠公文集作“只罚铜五斤”。

【三四】臣前后上言贼事的文字不少，“臣”字原本没有，根据上述书补入。

【三五】因为像定之回来，“回”字原作“面”，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三六】不可让天子使臣等待贼人的命令而进退，“天子”二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补入。

【三七】白白损害国威，“威”字原作“恩”，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

【三八】朕三年一次祭祀郊庙，“三”字原作“二”，根据上述各本改。

【三九】曹元诘，宋会要兵一一之一九相同。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都作“曹元箉”。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四十三

卷一百四十三

起讫时间：起自仁宗庆历三年九月，尽于该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

帝号：宋仁宗

年号：庆历三年（癸未，1043年）

全文

九月乙丑朔，设置开封府各处巡检各一员。又分东西二路，设置提举捉贼各一员。

湖南转运使上言桂阳监蛮猺内侵。

蛮猺，居住在山谷之间，他们的山从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绕曲折一千多里，蛮人居住其中，不从事赋税徭役，称之为猺人。起初，有吉州巫师黄捉鬼和他的兄弟数人都习得蛮法，往来于常宁，出入溪峒，引诱蛮众数百人，盗贩食盐，杀害官军，逃匿于峒中。已经招出并杀了他们，又将山下百姓迁徙到其他地方，至此，他们的党羽于是聚集五千人出